「我是歌手」創下收視佳績的同時，也引來網友筆戰，討論賽制是否不公。

看在台灣知名節目製作人眼裡，看到歌手認真的態度，觀眾從中得到滿足，收穫就十分豐碩。

只是未來台灣是否還能繼續產出這樣征服兩岸的歌手，恐怕有待觀察。

撰文‧孫蓉萍

大陸湖南衛視「我是歌手」歌唱比賽，不僅內容引起兩岸人民熱烈討論，比賽結果出爐後，賽制也引起爭論。例如，不是只由評審決定分數，更有五百位觀眾參與投票，讓人覺得愛國情緒會主導比賽結果。

賽制引起比賽不公爭論

「超級偶像Super Idol」、「百萬大歌星」等綜藝節目的製作人薛聖棻，對於製作選秀節目很有心得。他認為，「我是歌手」製作單位把觀眾請來現場，而且客觀地取樣，依男女、職業、年齡層等區分，已經先排除某人粉絲霸占場子，導致結果一面倒的可能性；五百人的規模，可說已具參考價值。

他說：「素人選秀時，歌手是用他的技巧去爭取大多數評審的認可，這是技術的檢定考試。但是職業歌手參加選秀比賽，其實是在詮釋這首歌，用這首歌說故事。觀眾在意的是，他留下多少讓大家念念不忘的歌曲表現；歌迷其實就是想聽他唱歌，用歌聲說故事，並且透過網路百看不厭，名次其實只是其次。」常擔任選秀節目評審的音樂創作人黃國倫認為，素人選秀需要有專業評審，因為他們才能看到素人的潛力與未來性，由觀眾來評斷，可能有很多遺珠之憾；但是一位歌手在市場上紅不紅，事實上是由消費者決定的。所以由職業歌手參賽的「我是歌手」，比賽結果由觀眾決定，「無可厚非而且言之成理，」並且「這個節目用觀眾的眼睛檢視歌手，以前觀眾沒有這個權力，所以這個方法很有趣。」黃國倫說：「這五百人就像是濃縮的小市場，也可以說是市場在決定這些人的去留。觀眾其實不十分在乎歌手的基本功，歌手在舞台上，可以讓大家一起揮手來贏得群眾，也可以用有共鳴的歌來贏得群眾，甚至做伏地挺身！觀眾或許不確定歌手的音準，但他絕對知道自己high不high、喜不喜歡、爽不爽，有沒有引起共鳴。」因此，這五百位觀眾選出來的，是不是一位真正的歌王並不重要，因為唱歌認真就能感動人，每個人都有兩把刷子，只是看那天狀況好不好；況且，得到「歌王」的稱號，也不表示消費者就都會去買他的唱片。

也有人質疑雙人組合與單一歌手競爭，是否不公平？薛聖棻認為，如果原本就是一個團體，卻為了參加比賽而刻意拆散，反而很尷尬。黃國倫則認為，「兩人天生就有優勢，容易互動、擦出火花。」而且一開始節目的遊戲規則就是接受團體參賽，大家也就沒話說。

至於「羽泉」中的胡海泉身兼主持人是否恰當？薛聖棻認為，主持又要唱歌，反而有雙重壓力，更何況他的主持還常被吐槽。對於有人質疑評審制度不夠透明，薛聖棻因為製作選秀節目的經驗豐富，所以一開始就會非常小心設計賽制，不讓人有任何黑箱操作的聯想，投票後會立刻公布結果，避免造成誤解。不過他笑說：「即使如此，還是會被罵不公平，因為有些粉絲支持的人沒拿冠軍！」任何賽制都會引起各種不同的反應。

事實上有沒有內幕、公不公平都不是重點，因為大家都是贏家！歌手因此聲名大譟，商演活動接不完，觀眾更從中得到感動。

雖然「我是歌手」節目呈現方式是購買韓國的版權，但它的紅火，台灣也與有榮焉。薛聖棻說：「一九九○年代，台灣流行音樂在全亞洲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當時的流行歌曲都是經典，演唱的歌手也成為『我是歌手』節目中重點邀請對象。現在大陸許多製作人約四十歲上下，他們是看台灣綜藝節目、聽台灣流行音樂長大的；對他們來說，這是非常可貴的娛樂資源。現在他們能主導節目，就會把記憶資料庫中的資源取出來。」要製作出好節目 首先要具備的是能力台灣長年來，培育出流行音樂的軟實力，也創造出周杰倫、蔡依林等超級明星。儘管預算規模不如對岸，薛聖棻認為不必妄自菲薄，就像「我是歌手」版權來自韓國、「中國好聲音」則出自荷蘭，這兩國也不見得是超級大國。「我在淡江大學教書時，看到許多非常優秀的同學，即使讀商學系，對傳播工作卻很有想法，也有很強的表達力。」他認為，能用低預算製作出好節目，才真正厲害，首先要具備的應該是能力。

市場規模遠不如中國的情況下，政府如果能加速政策的開放，也對軟實力的發展有益。例如電影或體育性節目常見的商業置入性行銷，台灣遲至去年才通過草案，有條件鬆綁；而且，等到法案真正開始執行，企業可能都已經選擇到大陸立足了。

台灣民眾對於決賽結果不滿，並引發不公爭議，黃國倫認為這個節目就是一場精心設計的實境秀，「綜藝節目就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就這麼過了一生，認真就輸了。」不過，對於台灣如何繼續發揮軟實力的優勢，需要各界認真思考。

財政給付的教育經費，能否通過民辦學校用到留守兒童身上？

◎ 本刊記者 藍方 文lanfang.blog.caixin.com 這是一所位於河南省開封市尉氏縣南郊鄉鎮的九年制民辦學校，運營費用完全依賴學生繳費。王建（化名）一家從1999年開始經營這一事業，如今難以為繼。

“如果依然拿不到生均公用經費，學校最多還能再撐三年。 ”王建一家對學校的未來十分悲觀。

王家在五年前貸款翻修了校舍，但學校的條件仍十分簡陋，甚至沒有一扇正式的大門。雖是寄宿，校園里卻沒有澡堂，食堂也在修建中。操場上堆滿紅 磚和水泥，孩子們只能坐在塑料布搭就的棚子里吃飯。學校運營一年的結餘不過十幾萬。 “付利息都不夠，更別說收回投資了。 ”10分鐘的路程外，就是當地的公立初中。該校教學樓翻建一新，還鋪上了塑膠跑道。

王家期望獲得的“生均公用經費” ，即在義務教育階段，政府財政對學校按人頭發放的日常運營費用補貼。在現有政策框架下，這筆財政補貼僅向公立學校和受政府“委托”的民辦學校發放。

但關於“委托”卻無明確規則，全國僅有極少數民辦學校得到政府撥款。

近年來，農村留守兒童的教育問題 逐漸成為中國的現實社會問題，尤其面對大批留守兒童上學的寄宿需求，農村公立學校無法滿足。因此，在河南、河北、安徽等人口輸出大省，農村出現了大量民辦寄宿學校。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調研發現，這些以接收留守兒童為主體的民辦校，已構成中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民辦教育的中堅力量。據財新記者瞭解，在一些縣市，就讀民辦學校的農村學生，比例甚至在20%以上。

但這些承擔了義務教育公共服務職能的民辦學校中，只有極少數獲得了相應的財政投入。這意味著，政府在不斷向農村基礎教育傾斜財政投入之時，大量留守兒童卻被排除在免費教育之外。

面對飛漲的物價和高企的人力成本，民辦校發展舉步維艱。從2005年開始，河南一些農村民辦校的校長們要求平等獲得“兩免一補” （財政對義務教育階段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免雜費和補助寄宿生生活費）和生均公用經費。歧視性的規定和不具操作性的政策，一直是他們這一訴求的障礙。

民辦校曾有春天

上世紀90年代末及2004年前後，是中原地區農村民辦校的兩個重要時點。一是“普九” （普及九年制義務教育）帶來的財政壓力，讓地方政府主動向民間資本拋出橄欖枝； 二是民辦教育的政策激勵，讓一些投資者看到機遇。彼時的民辦學校，相較公立學校也不乏優勢。

中國義務教育階段的公立學校主要有三項支出：教師工資、公用經費（用于維持學校日常運轉） 、校舍維修改造費用。教師工資一般由縣級財政統一發放 ；在義務教育全面免費之前，公用經費主要是靠學生交納的學雜費維持 ；校舍維修改造在稅費改革前主要靠農民集資承擔，在稅費改革後，改由中央和地方每年安排應急性的“危房改造資金”支付。

“教師的工資都經常發不起，更不用說其他的財政投入了。 ”王建認為，當時的公辦和民辦學校沒有什麼區別，除了出資方不同，學校的運營都是學費在支持。民辦學校要自行負擔教師工資部分，收費略高于公立學校。辦學之初，王家的初中每學期收360元，公立學校收340元。

但民辦校不拖欠教師工資，老師上課反而比公辦教師認真，甚至還有不少公辦教師辦理停薪留職後，到民辦學校教課。與此同時，民辦學校普遍建立了與學生成績掛鈎的績效考核制度， “在我這兒幹不好就得走人，在公立學校教好教壞都一樣，是個鐵飯碗。 ”王建說。

市場機制下，民辦校對家長需求的反應也更為靈敏。面對農村地區越來越多的留守兒童，民辦學校無一例外地提供寄宿，並根據家長和孩子的需求不斷調整服務內容，例如增加免費洗衣、洗頭、剪指甲、往返接送等諸多項目。

當地幾乎沒有公辦的寄宿制學校。

開封市教育局有關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這主要是因為平原地區人口稠密、居住集中，國家沒有推廣寄宿制學校，公立學校就無“住宿費”的收費項目，也沒有生活老師的人員編制。

民辦學校的孩子24小時呆在校園里，更便於接受高強度的應試訓練。相較農村公立小學師資的匱乏和管理的薄弱，民辦小學的學生考試成績往往勝一籌。財新記者走訪的多個民辦校，都看到了來自縣里初高中頒發的“優質生源基地”牌匾。

隨著近年一些進城務工的家長對“素質教育”的重視，分數之外，民辦學校也各打特色牌。如尉氏縣農村的一所“雙語學校” ，高薪聘請老師，將舞蹈、武術作為招生特色。

在開封市杞縣邢口鎮，一所民辦小學校長不無得意地告訴財新記者，她辦校的18年間，已經“打敗”了五所公立學校。一方面是她的民辦校吸納了絕大部分留守兒童生源，另一方面源於教育部門調整公立學校布局的因素，和她同一區域的公立學校撤並為一所，但翻建一新的三層教學樓里，也僅有不到50個學生就讀。 “以市場為導向，靈活管理，優勝劣汰，這就是我們的優勢。 ”

政策寒流

在政府對義務教育增加投入後，民辦校的優勢地位消失了。

2005年，開封地區開始落實“一費制” 。所謂“一費制” ，是2004年前後，全國各地為了整治義務教育亂收費，在嚴格核定雜費、課本費和作業本費的基礎上，確定一個收費總額，一次性向學生收取。在那以後，鎮上公立學校的學雜費降到了100余元一學期，王家的初中學費卻因物價上漲等因素，當時為 500多元。

王建回憶，2005年以前，學校的招生規模穩定在1100-1200人，2005年的第一個學期，一下子就走了四五百人，只剩下了700多個學生。

學校開會討論對策。 “狠抓質量，加強管教。 ”以“優質教育”為招牌，王家的初中闖過了第一道門檻。

隨後的打擊，則是“兩免一補”政策的實施。中國政府從2001年開始試點該項政策，2005年將受益對象擴大到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的農村貧困學生，2006年、2007年又從西部地區擴展到全部農村地區。在該政策下，農村學生入學不再繳納學雜費，課本由財政出資統一採購，貧困生住宿享有生活補貼。

公辦學校開始免費就讀，民辦學校卻無任何優惠。河南省商丘市虞城縣文博學校校長李汝燦介紹，在“兩免一補”落地之前，整個商丘農村地區有四五百所民辦中小學，但2005年前後，只剩下100多所。文博學校通過設立獎學金的方式期望渡過難關。對於成績好的學生，收300元學費，發260元的獎學金。即便如此，學校還是流失了20%的學生。

民辦學校遭遇重創，幸存的學校本身具有較強實力，但招生規模均有所緊縮，依靠留守兒童對於寄宿的剛性需求繼續生存。然而，生育高峰已過，農村出生人口呈減少之勢，加之城市流動兒童受教育政策的不斷調整，越來越多的孩子跟隨父母一同進城，留給民辦學校的生源越來越少。2008年開始，王家的初中不得不增加小學，招收三年及以上的學生 ； 2012年，又著手招錄小學一年級的學生。

學校運營的成本越來越高。面對增長乏力的學費標準，學校校長面臨兩難：要麼虧損經營、勉強維繫，要麼委屈學生、降低標準。

爭取平等經費

最早受到“兩免一補”衝擊的虞城縣民辦校的校長們，也成為了最早為教育經費奔走的群體。 “心裡不平衡。 ”李汝燦談起維權的出發點， “這是對學生、又不是對學校的惠民政策。憑什麼因為學生選擇了民辦學校，就被剝奪了獲得政

府補貼的權利？”

2005年開始，商丘的一些民辦校校長逐漸聯合起來，逐級上訪，質詢為何民辦學校的學生無權享受“兩免一補” 。

得到的回複，多是“上面沒有政策” 。

此時，中央的政策對他們的吁求並不利。2006年出台的《全國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免收學雜費的實施管理辦法》里明確，享受學雜費免除政策的僅是在農村地區（含鎮）義務教育階段“公辦學校”就讀的學生。2007年，河南省下發的《關於做好2007年春季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工作的通知》與中央保持一致口徑，也僅包括公立學校。

在民辦校校長們看來，這些規定都是對民辦學校的歧視。尤其在2007年河南省的政策下發前，一部分曾享受過“兩免一補”的民辦學校學生也被取消了資格，引起校長們普遍不滿。

大規模的維權行動從2007年開始。

全程參與校長們維權的北京律師田坤回憶，人最多的時候，有30多個來自河南各地的校長到北京，找律師、找媒體。

學界則通過研討會等形式聲援，大量媒體跟進報道，一時聲勢浩大。

很快，2007年下半年，河南下發《河南省農村義務教育兩免一補實施方案》 ，對此前的表述做了補充，提出農村義務教育民辦學校免收學雜費的問題， “凡經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按照國家規定的權限批准正式設立並承擔義務教育任務的農村民辦學校” ，由各省轄市、縣（市、區）按相關法律規定“結合實際情況”制定。

2008年，當“兩免一補”擴展到城市地區時，國務院的政策口徑也做出了調整，明確“在接受政府委托、承擔義務教育任務的民辦學校就讀的學生，按照當地公辦學校免除學雜費標準，享受補助” 。教育部對此進行擴展解釋，表示“農村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就讀的學生也應享受免除學雜費政策” 。

政策調整後，河南各地的民辦學校陸續領到了學雜費免除的補貼。最早維權的虞城縣的民辦校，在2007年即拿到補貼。開封市則在2009年才出台相關規 定。補貼標準多按照“一費制”時期的學雜費標準制定，開封市的標準是小學每期45元、初中60元。這筆經費根據學校提供的花名冊，直接發給學生或家長。

李汝燦回憶，爭取到“兩免一補”的平等待遇後，校長們“消停”了一年。

但隨後又發現不對勁——財政撥給公立學校的資金，遠遠不止幾十塊錢的學雜費補貼。

按照2005年底《關於深化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改革的通知》的部署，在全面免除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的同時，要提高預算內生均公用經費撥款標準。在這一改革啓動前，農村地區義務教育公用經費投入不足已是不爭現實。隨著改革的推進，過去學校運營的開銷中由學生繳納學雜費所承擔的部分由政府補齊，同時財政還為進一步提高農村教育的軟硬件水平埋單。

前一部分的費用，僅是幾十塊錢的學雜費補貼 ；加上後一部分的費用，河南省在2012年核定的標準已是小學每人每年530元、初中730元。

在校長們看來，不管是“兩免一補”還是“生均經費” ，是“政府給孩子的錢，不管孩子在哪兒讀書都應該有” 。儲朝暉亦指出，義務教育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事業，並建立相應的經費保障機制，每個適齡兒童都依法享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民辦校權責

不過，與校長們的理解並不同的是，對於生均公用經費， 《農村中小學公用經費支出管理暫行辦法》曾規定，政策所指的“農村中小學”是公立義務教育階段學校。

“如果民辦學校也是政府出錢，還如何體現它的民辦特徵？和公立學校又有什麼區別？”開封市教育局的有關負 責人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民辦學校本身就是為了補充政府財力不足而舉辦，民辦學校若是財政給錢， “民辦

的責任在哪裡？”

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教授曾曉東認為，地方政府部門這樣的看法有一定道理， “否則說政府財政預算中包括了民辦學校的支出，確實說不通。 ”民辦學校是否有權利獲得生均經費， 《民辦教育促進法》其實已經有所規定：政府委托民辦學校承擔義務教育任務，應當按照委托協議撥付相應的教育經費。

至於何為委托， 《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對此僅有粗略的表述，即“縣級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實施義務教育的需要，可以與民辦學校簽訂協 議，委托其承擔部分義務教育任務。 ”此外，還要求受委托的民辦學校向協議 就讀的學生收取的費用， “不得高于當地同級同類公辦學校的收費標準” 。

在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看來，這一關於“委托”的規定已淪為 文字遊戲。 “政府給了民辦學校辦學許可，允許他們招收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生，這還不是委托？”熊丙奇認為，頒發合法的辦學許可證，即是完成了委托的程序。

財新記者在杞縣教育局採訪時，民辦教育的相關負責人表示並未聽說過 “委托”的概念，也不知相應程序。開封市教育局有關負責人解釋，經行政許可成立合法的民辦學校只是第一步， “委托”還要簽訂相應的委托協議。

他舉例，如一些城市為了應對流動兒童入學需求，求助一些民辦學校幫政府解決義務教育的問題，政府可和這些學校簽訂協議，撥付公用經費。不過，作為人口輸出地，該負責人認為開封暫時還沒有“委托”辦學的需求。

政府的另一層擔憂，則是這筆錢若直接撥付給民辦學校，最終有可能進校長的“腰包” 。

該負責人解釋，民辦學校的定價空間較大，經費補貼給學校，難以保證學校就會降低學費以惠及學生。

財新記者在採訪中亦發現，絕大多數民辦校的校長對於辦學的個人收益都難以給出明確答案。多位校長以學校為家，和老師學生同吃住。對於盈收則表示， “賺了又投進學校的改擴建” ，具體的賬目並不清晰，個人收支與學校賬目混同乃是普遍現象。

在開封市教育局上述負責人看來，政府已為所有學齡兒童提供了免費的義務教育，但家長們選擇他們滿意的民辦教育，實際上是放棄了自己的權利。這部分被“放棄”的經費，便均攤到剩下的孩子身上，進一步用于提高薄弱校的教育水平。 “去民辦校的孩子得到想要的教育 ；留在公辦校的孩子也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然而，在不少民辦校長看來，將經費大量投入不能滿足家長需求的公辦學校，無疑是資源的浪費。他們表示百思不得其解，政府為何不能將財政資源開放給效率更高的民辦學校， “法律規定公辦民辦一視同仁，但為何民辦學校就是後娘養的？

在一些學者看來，化解這一問題最為理想的路徑，無疑是實行“學券”制度，將政府對教育的投入直接補貼到人頭，由市場為學生及家長提供多元選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副部長貢森介紹，他正在研究的一個課題，即是考慮多項民生補貼的“一卡化” ，例如教育補貼只能在學生到學校就學時才能刷卡兌現，以確保補貼的專款專用。

但曾曉東認為，在當前中國的社會環境實行學券制仍不現實。她指出，非完美市場下，純粹的市場化運營將會導致教育標準的失控。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在學前教育階段，幼兒園對家長偏好極度迎合的結果，便是普遍的幼兒園小學化，從教育學的角度來看，對兒童成長危害極大。

在她看來，更為現實的路徑，是儘快建立起“委托”的渠道和規則，為政府資金向多元教育的開放提供通道， “既能保證資金的安全，又能適應老百姓的需求。 ”這些規則，包括合同簽訂的程序、規範，學校資質的審查、非營利會計準則的建立等等。

正是此種規則的缺失，當前教育經費的下發在模棱兩可的“委托”下，具有非常大的隨意性。2011年，商丘市的一些校長向中紀委寫信，認為教育局不向民辦學校全額撥付生均經費乃是“挪用”行為。

由此向教育局施壓，最終獲得了生均經費的全額撥付。李汝燦介紹，經費下撥後，教育局會定期查台賬，不允許資金被用作發工資、搞基建，允許為學生降低學費、修繕校舍、補充運營，管理較為嚴格。

在開封市，校長們的維權策略相對保守，持續上訪的結果也只有幾十塊錢的免除雜費補貼。

面對累累負債，王建對學校的下一步非常迷茫。 “這麼多年的心血，不辦了，不甘心 ；辦下去，就是賠錢維繫。 ”他感嘆， “騎虎難下！”

一套自欺欺人的總統選舉經費上限規範，讓候選人被迫在違法與說謊之間做出抉擇。

但多數選民對這樣的亂象視若無睹，彷彿早已習慣了眼前的虛假世界。

撰文•鄭閔聲

一位稱職的總統，應該具備哪些條件？這個問題沒有絕對標準答案，不過，想必多數選民都能認同，誠實、守法，是國家元首最基本的要求。但你大概不知道，虛有 其表的總統競選經費上限規定，讓有志角逐中華民國總統的政治精英，只能被迫在違法與說謊之間抉擇，沒有其他替代選項。

現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替同一組正、副總統候選人競選經費訂出最高金額限制；這項數字也是候選人收受競選經費捐贈的上限。最高金額的計算方式，是 由全國人口七○％乘以二十元後，再加上一億元。以二○一二年總統大選為例，每組候選人的法定競選經費上限約四．二四億元。

為什麼說這些規定虛有其表？因為就算候選人接受捐贈或開支金額超過法定上限，法律也沒有任何罰則；也就是說，經費上限只是「道德規範」，沒有任何強制力。 同樣以一二年大選為例，國民黨候選人馬英九、吳敦義申報的支出是四．四億元，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蘇嘉全則是七．一億元，兩陣營同時違法，卻不必承擔後 果。

鼓勵造假？

超過法定上限 行政機關無稽查能力儘管根據《今周刊》委託台灣指標調查研究公司進行民調，有六四％的民眾認為，四．二四億元的選舉經費足以當選總統；但是，從一四年台北 市長選戰的經費規模，就足以證明，法定經費上限與實際選舉需求差距太遠，即使政府祭出罰則，也無法達到約束效果。

一四年的首都市長之爭，無黨籍的柯文哲雖強調「小成本選戰」，不辦大型造勢晚會、不濫買電視廣告，選後結算的支出仍高達一．三億元，大約是法定總統競選經 費的三分之一。然而，台北市的人口大約只有全國九分之一，假定人均開支需求相同，總統大選至少需要十億元資金；更何況首都市長選戰終究只是地方選舉，經費 需求無法與全國性選舉相提並論。

事實上，歷屆民選總統主要候選人事後公布的競選花費，幾乎都曾被懷疑有低報狀況。例如馬英九一二年連任後申報的競選經費︵四億四千萬元︶，幾乎等於法定上 限，就被對手質疑「比一九九四年陳定南選台灣省長(四億五六○○萬元)還少，有可能嗎？」直到最近，柯文哲仍持續挑戰上屆總統大選經費有申報不實之嫌。無 論真相為何，民選總統連任之後，就立即陷入「信者恆信、不信者恆不信」的口水戰當中，絕非國家之福。

「沒人相信選總統用這點錢就夠了，門檻反而像是鼓勵候選人造假，行政機關也毫無稽查能力。」立委李俊俋指出，就算總統候選人「個人支出」符合法定門檻，這 些錢也不等於所有開銷，因為法律規定政黨捐助候選人的資金不列入競選經費，企業或個人「自發性」替候選人辦活動、買廣告也不算競選支出。

誠實被罰？

曾因照實申報 陳定南被裁罰四十萬元至此已能確認，總統競選經費上限不僅無規範意義，不食人間煙火的最高金額，只是迫使候選人違法，甚至有誘使人謊報的可能，形同陷國家未來元首於不義。我們不得不問，如此詭異的制度，究竟從何而來？

故事得從一九九四年台灣省長民選說起。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在一九八三年制定競選經費上限條文，超支者將處以罰鍰。九四年省長選舉，法定經費上限為 一億四九八○萬二千元，以過半得票當選的宋楚瑜，選後申報經費與法定上限一模一樣；落敗的民進黨候選人陳定南，則申報四億五六○○餘萬元，遭裁罰四十萬 元。

即使是民主化剛起步的年代，也少有人相信坐擁國家機器與黨產奧援的宋楚瑜，花費只有對手的三分之一。這起被輿論視為「獎勵偽善、懲罰誠實」的事件，讓社會首次意識到競選經費限額的不合理。

隔年，行政院為因應首次民選總統，研擬《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草案，處理到競選經費上限條文時，為避免民選總統一上任就面臨超支經費被處罰，或為了合法而造假，雖然仍制定上限，但決定不立罰則。只要候選人誠實申報，超支也不處罰。

然而，行政、立法兩院協商出的經費公式，從一開始就只有宣示性意義。九六年總統大選的法定經費是三億零四百萬元，甚至比陳定南競選省長的開銷還少；「誠實申報」等於違法，也就成了一路延續的現象，所有主要候選人幾乎都在違法競選。

「設定選舉經費上限，是民主化過程中為落實公平政治競爭，不讓擁有黨產優勢的國民黨得以藉強大財力鞏固統治權，但卻沒阻斷政黨捐贈候選人這個後門；超出選舉經費上限也沒有罰則，一切規範都只是假象。」中研院社會所兼任研究員瞿海源分析。

中研院法研所助研究員蘇彥圖認為，《總統副總統選罷法》雖修補了「獎勵偽善」的法律漏洞，卻沒有處理不符合現實的「經費上限」造成的違法與造假問題，也未 回應社會對政治獻金公開透明的期望；甚至○四年《政治獻金法》立法後，《總統副總統選罷法》政治獻金相關條文並未修正，因此出現總統候選人收取政治獻金的 規定較其他選舉嚴苛，違法卻無相應罰則的荒謬。

重視誠信！

超過六成民眾期望修法調整「這就像個寓言故事，有個醉漢在燈光下彎著腰焦急地尋找失落的鑰匙，一位路人好心地問：『你確定是掉在這裡嗎？』醉漢卻說：『我 不知道，只是這裡有光比較好找。』」蘇彥圖說，整套有關競選經費的法令，就是政府用最方便的手段，營造出「有管理機制」的假象。

這套虛假無效的法規該如何修改？根據台灣指標調查研究公司民調，當受訪者得知現行總統競選經費上限不敷候選人使用，但超支也不會受罰後，有二八．九％支持 放寬上限並對超支者開罰；二二％則認為應直接開罰，總計超過六成民眾期望修法；主張維持現狀者為二一％。但對未誠實申報競選經費者，有四五．四％主張加重 罰鍰，更有三九．三％認為應比照韓國法令，由法院宣判當選無效，可見民眾重視國家元首的誠信。

「談到修改制度，要先回答，該不該設競選經費上限？用意是什麼？上限多少才算合理？」蘇彥圖分析，競選經費上限是為避免富人利用金錢發揮政治影響力，破壞 了票票等值的民主設計；但過度管控也有限縮人民自由參政的疑慮，因此世界各國並沒有一致的標準。例如，美國最高法院曾宣判競選經費上限違反《憲法》保障的 言論自由，但日本與多數歐洲國家仍設競選經費上限。

師法他國！

美國採即時揭露資訊 日韓罰則嚴峻蘇彥圖指出，設競選經費上限的另一項目的，是候選人資金來源透明化，杜絕枱面下利益輸送；但上限與透明並不能畫上等號，因為獻金就像流水，會 自行找出滲透方式，「相對於美國採取即時揭露資訊，台灣的事後申報多了『修改』的空間；從過去幾年的政治獻金裁罰案件也能發現，監察院幾乎沒有獨立核對查 帳的能力。」他說。

以政府預算支應選舉開銷的「公費選舉」，是學界認為最能杜絕不當政商關係，並維持平等參政權的方式。台灣選後發放每票三十元的補助款，就是參考公費選舉精神。然而選後發放意味著錢極可能不是用在選舉上，反而成為政治人物的「私房錢」。

罰則部分，同樣實施總統直選的韓國，對於政治獻金申報不實的罰則最為嚴峻，《公職選舉暨選舉舞弊防止法》規定，包括總統在內的候選人，競選經費若超過公告 限額的兩百分之一，或是競選總幹事、會計負責人受有期徒刑宣告，候選人當選無效。日本《政治獻金法》則規定，若不實申報或收受非法獻金被法院判決有罪，未 來五年將被剝奪選舉及被選舉權。

李俊俋也認為，在強化行政部門稽查能力的前提下，適度放寬或取消不合理的競選經費上限，才能讓總統候選人不必面對違法或造假的兩難；對於申報不實者雖不必 一味強調嚴懲，但至少要有具體可行的罰則，才能建立良好的政治獻金文化，日本的「未來褫奪公權」制，就是可以我們可以借鏡的方向。

「扭曲的競選經費制度，造就了偽善、沒有社會正義感的政治人物，嚴重傷害了台灣的民主化發展。」瞿海源認為，人民的疏離與冷漠，是虛假的競選經費上限、二十年來始終未能改變的主因。

四年一度的總統大選又將到來，面對自欺欺人的荒謬法令，你還能沉默嗎？

揭開選舉經費5大假象

假象 1 只用這點錢 哪選得上總統？

額度上限規定不符合競選需求，讓候選人只能選擇誠實申報卻違法，或說謊低報，但超支經費也沒有罰則。

歷屆民選總統主要候選人申報選舉經費狀況選舉年分/上限 候選人 收入

（億元） 支出

（億元）

2008/4億元 馬英九、蕭萬長 6.77 6.39 謝長廷、蘇貞昌 4.40 4.27 2012/4.24億元 馬英九、吳敦義 4.46 4.44 蔡英文、蘇嘉全 7.56 7.09 資料來源：中選會、監察院假象 2別人買單的 都不算競選經費競選經費規定未包含政黨捐助候選人、私人與企業出資舉辦活動或買廣告等方式，規範形同虛設，收受超額捐贈也無罰則。

假象 3能捐給總統的錢

比捐給議員的還少

個人最多只能捐助總統候選人2萬元，捐助其他候選人卻能到10萬元；企業捐總統30萬元，其他候選人100萬元。

假象 4隨便報 政府也查不到只看格式、單據，從來沒有總統候選人被查出低報競選經費遭罰。

假象 5補助 不是花在選舉上名義上為競選經費補助，卻在選舉結束後才支付，錢不一定是用在選舉上。

選總統 4.2億不夠？！——《今周刊》「總統大選競選經費」民調６成民眾竟覺得 選總統4.2億夠用！

目前法律有規定總統選舉候選人的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例如2012年候選人依法最多只能用4億2400萬元，而且包括候選人自備、政黨捐贈、後援會贊助、政治獻金等。你覺得4億2000多萬元對競選正副總統來說，是否夠用？ 單位：％

很夠用 34%

還算夠用 26.4

有點不夠用 5.8

很不夠用 14.8

不知道/未回答 19

６成民眾贊成修法改變

法律雖有規定總統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但多數候選人都會超過且未被處罰。你認為是否有必要修改法律去改變這種情形？

單位：％

超過競選經費要加重處罰 22 放寬競選經費的最高金額 6 放寬競選經費最高金額，但是有超過就加重處罰 28.9 不用修法，維持現況 21 不知道/無意見/未回答 18.3 取消對競選經費的限制 3.8 ４成５民眾認為未誠實申報應加重罰款若總統選舉候選人未誠實申報競選經費帳目，或競選經費開銷超過規定，有人說應加重罰款，也有人說應規定當選無效。你比 較贊成哪種說法？ 單位：％應該加重罰款 45.4% 應該規定當選無效 39.3 看情況的輕重而定 1.2 不知道/無意見/未回答 14.1 註：本調查是由台灣指標調查在5月11至12日進行，採分層隨機抽樣方式完訪1004人，在信任水準95%時的抽樣誤差最大值為正負3.1%。

一紙計畫聲明稿，為台灣頂尖大學合併開第一槍，為提高排名、拿更多資金補助背後，有目標的經營，才是關鍵。

你的母校還在嗎？

日前，台灣科技大學與政治大學一紙計畫將合併的聲明稿，震撼高等教育現場。

據了解，雙方已經啟動「院長級」會議溝通，若兩校「合併」，將是台灣頂尖大學第一宗。擁有近九十年歷史（從中央黨務學校時期算起）的政大，光校友就超過百萬人以上，本身是中山大學管理學院專任教授、也是政大校友的林東清笑言：「我的母校不見了！」企業購併有成敗要件，那學校呢？對於教企業購併的教授來說，當自己服務的大學「合併」了，他們是如何評估這些案子的成敗機率？

論執行：難度比企業還高

15年合併案至今仍無共識「如果從企業購併角度來看，為了提高競爭力、排名和降低成本，學校（企業）合併兩者目的其實是一樣的，」林東清說。然而，這些學校合併成功機率，難度卻遠比企業高。「企業有市場決定競爭力，只要股東通過就能成行；但高教沒有自由市場，需要所有利害關係人（包括教授、行政人員和學生等）有共識，才能走下去，」一位台大商學院老師分析。

單想執行面就面臨三個難關。一，若台科大和政大真想合併，現在前者由技職司管轄、後者由高教司管轄，政策勢必需要修改才過關；其次，改變校名就是問題。

最後，私人企業合併不外乎為了提高競爭力、降低成本，合併後可以大刀闊斧削減重複人力，但對國立大學而言，「總不可能資遣公務人員吧！要降低成本根本不可能。」林東清表示，這是大學合併效益難顯的原因。

「想像力大於執行力；萬一不小心沒執行好，只會變成第二流、甚至第三流（學校）；要不就是很輕的合併，例如互相選課等等而已，沒辦法真正做到資源整合。」林東清觀察，以陽明大學與交通大學合併一案為例，就談了超過十五年，至今依然沒有定局，從決定校名到校友共識，都困難重重。

過去，合併國立大學也有成功案例，如屏東教育大學與屏東商業技術學院合併，改名為屏東大學，但原因多是中南部缺乏生源（學生數），且同為規模較小學校。

「樂觀其成，但執行面很困難！」我們訪問十位左右教授，他們也都給予類似評估。

論綜效：未必有助競爭力

無具體策略只能美化排名

執行難度高，本就是企業合併必經的過程。關鍵點是，校園追求合併的「綜效」思考：拿到更多教育部的經費贊助，是否是對學生、對所有利害關係人是最好的綜效？

時間拉回到二○一一年，教育部為鼓勵發展國際一流大學，提出「五年五百億」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台大拿了三十億元經費，以社會人文科學聞名的政大只有三億元。看似是經費差距，但五年下來，成了「台成清交」獨大局面。

翻開二○一五年台灣高等學院在英國高等教育機構QS的亞洲大學排名。台、成、清、交都在四十名內，台科大第四十五名，政大在百名之外，對於政大校長周行一而言，當然心急如焚。

「國際排名中有一塊比較的是論文數，而理工科系產出論文數多，排名自然往前。」一位政大商學院老師指出，不是政大沒競爭力，其見長的是社會人文學科，但缺乏如台成清交等醫學、理工學院等資源。因此，就購併術語來說，要求完整性以提高競爭力，政大自然找上互補性強的台科大，「也符合企業購併所希冀，希望提升競爭力。」玩味的是，明年「後頂大計畫」啟動，針對未來五年高教發展，教育部提出五年近千億元預算構想，新增「研究基地」、「大學合併聯盟」等預算。教育部希冀未來七年，要推八到十二所公立大學合併，其中鼓勵合併與退場經費就達八十億元，約是全台國小營養午餐補助預算的兩倍。這就是為何此刻大學急著喊出「合併」聲音關鍵：先併先贏！

但，這對校園長期經營真的是好事嗎？

現在，歐洲大學也興起大學合併風潮，例如倫敦大學學院合併了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歐洲地區已有近百件大學合併案。《金融時報》直指，除製造出「超級大學」外，只是「在排名榜單上數字好看一點。」另以美國為例，包含麻省理工學院、哈佛等名校皆以特色見長，也無合併風起。

如果，現在各所大學的合併行動只是為了更多資金補助，這就像是企業為了帳面數字更漂亮，而去做合併，希望吸引股市資金青睞。然而，合併永遠都只是手段，並非目的。

最終，我們的校園要思考的是，我們到底想走到哪裡去，可成為頂尖的策略是什麼？若想不清楚這點，這些合併行為，只會淪為無意義的行動，造成內部龐大溝通成本，還可能讓大家的母校失去特色，從一流變二流！

【延伸閱讀】你的母校正和誰「相親中」？—目前研議合併的大專院校

●北部

學校：政治大學

合併對象：台灣科技大學

目前進度：兩校發聯合聲明研議合併

學校：台灣師範大學

合併對象：台灣科技大學

目前進度：傾向合作不合併

學校：台灣大學

合併對象：台北教育大學

目前進度：沒有明確時間表

學校：陽明大學

合併對象：交通大學

目前進度：已談逾15年，未定

學校：清華大學

合併對象：新竹教育大學

目前進度：研議中

●中部

學校：台中教育大學

合併對象：勤益科技大學

目前進度：研議併為台中大學，未定

●南部

學校：成功大學

合併對象：台南藝術大學

目前進度：南藝大反對，待議

學校：台南大學

合併對象：台南護理專科學校目前進度：4年前提規畫，未定

學校：中山大學

合併對象：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目前進度：研議中

學校：高雄科技大學

合併對象：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或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目前進度：研議中

●東部

學校：台東大學

合併對象：台東專科學校

目前進度：研議中

註：教育部政策為萬人學生數以下國立大學朝「公公併」進行；萬人以下大專院校約占6成4比率

資料來源：教育部

整理：黃亞琪

撰文者黃亞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