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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板退市制度應更徹底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2-24/100360347.html

 被市場寄以厚望的創業板退市新規已然臨近。近日深交所公開透露,在完善創業板退市制度 方面將採取多項措施。但美中不足的是,新的退市制度中規定,「創業板公司退市後,一律平移到代辦股份轉讓系統進行轉讓」。這一條看似平常的規定很可能讓退 市新規的市場威力大打折扣,甚至淪為空談。

  筆者強烈建議深交所應當將創業板退市公司一退到底,不再平移至代辦股份轉讓系統(即通俗說的老三板)掛牌。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退市新規中已擬定「退市整理期」制度,專門設立「退市整理板」讓中小股東有足夠的時間拋售即將退市公司的股票,那些不願意撤離的投資者恐怕都是自願「刀頭舐血」的賭徒。在此情況下,再將退市公司平移至代辦股份轉讓系統沒有任何必要。

  第二、退市公司直接恢復上市的希望可能讓三板市場再度瘋狂。根據證監會的有關規定,退市公司「在重新符合上市條件並具有持續經營能力的,可以直 接向交易所提出其向社會公眾發行的股票再次上市交易的申請」。該綠色通道的存在,給利益相關方提供了足夠的空間。相對於主板退市公司,創業板退市公司都具 有「小盤、績優」概念,從目前的四五元炒到十元以上恐怕是大概率事件。因此,將退市公司平移到代辦股份轉讓系統,不僅不利於創業板上市公司股價的理性回 歸,還可能增加代辦股份轉讓系統被投機者惡炒的風險。

  第三、地方政府仍有機會力保退市公司「僵而不死」,上市公司破產清算制度無法啟動。自退市制度建立以來,滬深兩市共有42家公司退市後平移至代 辦股份轉讓系統。雖然其中的絕大部分公司已完全喪失持續經營能力且嚴重資不抵債,但十多年來沒有一家公司最終走向破產清算。究其因,主要是地方政府把退市 公司當做殼資源,不希望這些公司徹底破產。按照中國的司法慣例,企業破產清算以後將啟動破產責任追究機制。若創業板公司一退到底,則可能讓地方政府動用司 法資源,讓少數問題嚴重的退市公司走向破產清算,並對相關責任人和責任機構進行追責,這對完善中國投資者保護制度將起到莫大的促進作用。在「綠大地」造假 案被輕判問題上,證券監管部門與地方政府,有著同樣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四、在創業板開業前後,監管部門有關領導曾反覆強調創業板公司不許借殼、一退到底。證監會一位副主席在2009年11月接受中國政府網專訪時 明確表態,「創業板市場上市的公司可以直接退市。現在主板上市公司退市是強制平移到代辦股份轉讓系統,也叫老三板。很多人為了賭這個公司還能回到主板上市 就去買,造成很多問題。我們不希望創業板再出現這樣的問題。」目前「不准借殼」這一漏洞已經在退市新規中得以彌補,但「直接退市」這一承諾卻食言了,這是 低估了市場的記憶力!

  第五、按照主板的退市規則,主板公司連續三年虧損之後最多僅有13個月左右的暫停上市時間,若在此期間內仍不具備恢復上市條件,就只有退市一條 路。但現實是,很多2006年前後就暫停上市的公司仍在不停地「借殼重組」,如ST炎黃、ST嘉瑞等,它們護身符是《上市規則》第14.2.13條最後一 句很不起眼的話,「本所要求公司提供補充材料的,公司應當在本所規定期限內提供有關材料。公司補充材料期間不計入本所作出有關決定的期限內」。它們花了五 六年的時間仍沒有完成材料補充工作,可見交易所的「耐心」多麼寬廣!

  2007年初,深交所為了完善優勝劣汰機制,提高中小企業板上市公司質量,專門制定了《中小企業板股票暫停上市、終止上市特別規定》,在主板退 市規則的基礎上增加了多項退市條件,但當前的現實是一大批中小板上市公司繼續賣殼重組,至今沒有一家退市,《特別規定》形同虛設。我們希望這次能夠來一次 真的,哪怕就這一次!

  作者供職於一家中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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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合會主席:人流、物流、金流應更緊密匯整 李大壯推台港合作 擴大中國商機

2013-06-17  TWM
 
 

 

「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成立三年多來,主席李大壯致力推動港台經貿交流與合作;面對中國可觀的商機,他認為,台港應在人流、物流、金流層面加強合作,把中國效益放大。

撰文‧賴琬莉

「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主席李大壯,今年已經在位第四年,但他鮮少提及他的家世背景,其實李大壯出身世家望族,他的祖父張學銘是張作霖二子、張學良同父同母的胞弟,換言之,他是民國初年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曾孫。

「我本名張實,幼時父母離異,五歲跟著媽媽到香港投靠經商的外祖父,從母姓,改名鄭大壯,後來母親再嫁,繼父姓李,所以又更名為李大壯。」他用最精簡的方式,一口氣說完自己的出身背景。

李大壯不僅家世顯赫,也活躍港台政商界,他是香港新大中集團主席,還掛名過中國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商會總會理事、YPO(青年總裁協會)北亞區主席等頭銜,與台灣商界熟悉,一位YPO會員的台灣企業家表示:「李大壯兩岸政商關係都不錯,常到台北與企業家球敘。」

規畫大中華生活圈旅遊

二○一○年四月,香港特區政府成立「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與同年五月成立的台灣「台港經濟文化合作策進會」對口,這是港台首次建立起制度化的交流平台。

在此平台之下,香港同步成立「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商合會)」,與台灣的「經濟合作委員會(經合會)」展開交流;港台相關的經貿、投資和旅遊等領域,就由商合會與經合會負責。

兩岸三地政商關係深厚的李大壯,毫無疑問成為接手「商合會」的不二人選。他出任商合會主席三年多來,商合會及經合會除了輪流在香港或台灣舉辦年度會議,也大力促進投資便利化,期望在港台資企業的投資限制能降低,台灣工業銀行策略長駱怡君表示:「李先生兩岸人緣好,商合會非常積極推動港台的合作事務。」對今年邁入第四年的商合會目標,李大壯認為可以從人流、物流及資金流三方面努力。人流部分,他認為港台在旅遊業合作仍有相當寬廣的發展空間,「我已經向新任旅發局主席林建岳建議,由香港旅發局建立一個聯合兩岸四地(中港台及澳門)的旅遊業合作平台,加強港台合作。」林建岳同時也是商合會的成員。

據統計,中國赴香港「個人遊」在○三年七月實施後,過去九年多中國訪港旅客屢創新高,一二年陸客訪港逾三四九一萬人次,較一一年上升二四.二%,占整體訪港旅客逾七成。至一二年十二月,中國「個人遊」赴港旅客人次累計已超過一億人次。

中國旅遊研究院的最新數據推算,至二○年,中國大陸出境旅客人次可望達到一.七億人次;而根據現時赴港旅客占中國大陸出境旅客人次的比率預測,屆時訪港陸客更可達七千五百萬人次。

「雖然這些數字只是推算預測,卻實實在在反映中國出境旅遊的潛在經濟效益,針對這塊大餅,香港與台灣之間不該只有單純的競爭關係,相反的,雙方可以共同合作。」李大壯表示,如果兩岸四地能合作,建構相關制度接連四地,建立完整的產業鏈,提供更完善的旅遊服務,一定可帶來更高的經濟效益。例如,規畫「一程多站」的旅遊行程,透過港、台、澳門各自的特色路線擴大觀光吸引力,也能讓中國旅客的消費力雨露均霑。

加強互信 創造投資機會至於物流,香港一直以來奉行自由企業和自由貿易的經濟政策,不設進口關稅,吸引很多國際企業來港營商。回歸十六年迄今為止,香港依然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轉口港,據特區政府統計,一二年,六二%的轉口貨物原產地為中國,而五四%則以中國為目的地。

此外,○九年十二月動工的港珠澳大橋,預計將在一六年完成,屆時將大大減少旅客和貨物往來香港、珠三角西部的成本和時間。

李大壯強調,大橋完工後,珠三角西部將進入「距離香港三小時車程」的範圍內,形同為香港創造新的經濟腹地,透過香港的轉運能力加上台灣的企業活力,應能有效擴大中國市場商機大餅。

在資金流方面,香港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之一,亦是重要的國際金融及銀行中心。以市值計算,截至一二年底,香港是亞洲第二大和全球第六大證券市場。香港交易所共有一五四七家公司上市,其中一七九家公司在創業板掛牌。香港股市總市值達二.八兆美元,香港也是亞洲第二大私募基金中心,一二年底管理的基金總額約占整個地區的一八%。

據台灣經濟部投審會資料,一二年台灣核准了二七九個來自香港公司的投資項目,總值三.六億美元。與此同時,台灣核准六十四個台灣公司到香港的投資項目,總值二.九億美元,李大壯認為,「香港和台灣應建立更緊密的投資往來,為雙方創造更多機遇。」李大壯期望透過「商合會」的平台,繼續為促進香港與台灣的商貿合作出力,並將推動香港和台灣能簽訂類似CEPA(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或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等更緊密合作協定,加強兩地合作的互信。

李大壯

出生:1959年

現職:「香港-台灣商貿合作委員會」主席、新大中集團主席經歷:設備代理商、YPO(青年總裁協會)北亞區主席學歷:英國倫敦修己斯美術學院

家庭:已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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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國發院:應更關註短期政策問題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54845.html

人大國發院:應更關註短期政策問題

一財網 章軻 2016-02-28 07:20:00

“對於政策層面,短期問題往往更為緊迫、也更為重要。”曹遠征分析說,如果不能解決短期問題,任由宏觀經濟和金融形勢持續惡化,甚至演變為全面的動蕩和危機,那麽,所有的中長期設想都將變得毫無意義。

2月27日,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下稱“人大國發院”)就後SDR時期中國宏觀政策框架調整提出多項建議,呼籲把物價穩定、金融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顯性目標,將宏觀經濟政策框架調整的戰略定位在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層次,並將轉變國債發行模式和方式,推動債券市場的大發展和大開放作為突破口。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在當日召開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作主旨報告時表示,當前,需要重新定位增長、就業、宏觀經濟與金融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目標及其相互關系;重新考量各種政策工具及其匹配和組合原則;重構政策傳導機制。

“過去一年多的時間,人民銀行研究局也在研究宏觀調控政策框架的重構。”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陸磊表示,“當前的宏觀調控框架‘軟弱無力’,需要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和金融穩定的前提下做出調整。”

國發院2015年12月入選全國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建設試點單位。

政策框架無法適應新常態

“在我國現有的宏觀經濟政策框架中,增長和就業是首要目標,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是次要目標。”曹遠征說,為了實現增長和就業目標,宏觀政策調控主要針對出口和投資,通過鼓勵出口增長來拉動投資增長,或者直接推動投資增長。

他說,而為了更有效地刺激出口增長和投資增長,政策層面傾向於替代市場機制或扭曲市場機制,在政策組合中往往是以非市場化的、具有結構效應的財政政策為主導,作為輔助性的貨幣政策也是以非市場化的數量型工具為主。

曹遠征舉例說,改革以來,政府設定了一系列的發展目標,但是總量擴張始終是最重要的目標。在長期增長導向下,宏觀經濟政策首先必須服務於結構調整、產業變遷和制度變化等長期戰略規劃,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總體上定位於供給層面的目標。

他說,發改委、財政部和央行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三駕馬車”,相對的關系和地位並不是平行的。發改委提出的國民經濟和產業發展規劃具有宏觀引導和統籌協調功能,從總體上界定了財政、貨幣和金融層面的政策著力點和政策實施方向。這決定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體性質,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指向短期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而是指向長期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政策。

人大國發院的研究顯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雖然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力度不斷加大,調控方式不斷轉變,但是產出缺口卻不斷加大,實際GDP增速的下滑領先於潛在GDP增速的下滑。此後,雖然政策刺激力度加碼,在產出缺口迅速下降、並由正轉負的過程中,各類物價指數和貿易失衡規模都是先擴張、後收縮,但是政策效果卻依然沒有顯露。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在長期增長導向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短期需求管理方面存在的問題。”曹遠征說,在以工業化為主要動力來源的經濟增長模式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調控中對高GDP增長速度具有強烈偏好。通過加速推進工業化進程來實現整體經濟的增長,直接導致我國供給結構的失衡。

“這樣的政策框架已經無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特征以及大調整、大變革和大開放戰略的要求。”曹遠征分析說,世界經濟再平衡使得我國出現全面的產能過剩,並帶來通貨緊縮、通緊-債務效應和去杠桿壓力。各種因素交織在一起,我國宏觀經濟的短期波動風險急劇加大。這就凸顯了宏觀經濟短期穩定性的重要意義。

他說,另外,通貨緊縮不僅使得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難以奏效,而且與債務問題、去杠桿壓力以及新常態下的其他變化結合在一起,使得我國宏觀經濟和金融的內生風險急劇上升,“這凸顯了物價穩定性和金融穩定性的重要意義。”

人大國發院的研究發現,世界經濟再平衡過程與我國國內經濟再平衡過程的相互交織,結構調整過程在短期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創造性破壞效應”,也要求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從生產導向和長期導向轉變為消費導向和短期導向。

曹遠征認為,面對經濟新常態下的種種深刻變化,過去一段時間所出現的宏觀調控效果下降和強政策刺激帶來嚴重後遺癥的問題,並不是政策松緊程度、具體工具選擇和傳導機制方面的問題,而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整體性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由人大國發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等智庫和學術機構聯合編寫的《新常態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挑戰與思考》總報告和多篇分報告已經完成,並呈交決策部門。

多位參與報告編寫的專家表示,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中國所需要考慮的政策再定位,不只是政策松緊程度或政策刺激力度的簡單調整,也不只是政策工具的調整和政策傳導渠道的完善,而是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整體性調整。

應更關註短期政策問題

“宏觀經濟政策層面在考慮是否能夠創造出更多產出,即關註所謂的經濟增長的同時,應該更加關註經濟增長的成本與質量,應該更加關註增長的結果能否轉化為家庭消費的增長和社會福利的提高。”上述總報告稱。

曹遠征說,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框架調整的戰略定位應該包括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針對短期中已經顯露的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提升和強化維持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能力;第二層次是針對中期的問題,特別是在較長時期持續存在的結構調整、去庫存、去產能以及去杠桿等問題,提升應對這些問題相互疊加後可能帶來的負面沖擊,應對大調整、大變革和大開放戰略可能帶來的“創造性破壞效應”;第三個層次是針對長期將會出現的均衡、開放和市場化的經濟體系,構建高效的、可持續的和動態一致的宏觀經濟調控模式和政策框架。

總報告認為,調整需要遵循如下總體原則:首先是政策目標定位。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性問題凸顯,物價穩定、金融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應該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顯性目標。其次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對分工與定位。財政政策應該減少對市場主導型結構調整路徑的直接介入,更多地針對結構調整期必然出現的短期陣痛,為社會福利提供托底;宏觀經濟經濟和金融穩定性的實現應該更多地依靠貨幣政策。

而對於政策的操作方式和傳導機制。曹遠征認為,應遵循市場化、可預期的操作模式,避免自身成為宏觀經濟和金融波動的來源;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圍繞市場機制的作用方向去傳導其意圖和影響。

“對於政策層面,短期問題往往更為緊迫、也更為重要。”曹遠征分析說,如果不能解決短期問題,任由宏觀經濟和金融形勢持續惡化,甚至演變為全面的動蕩和危機,那麽,所有的中長期設想都將變得毫無意義。

他認為,就短期而言,我國最大的宏觀經濟波動風險來自去產能與去杠桿的交互作用。所以,政策層面需要在推進去產能的過程中避免過快的去杠桿,或者說,要在穩住杠桿的同時推進去產能過程。

人大國發院還建議,在未來的宏觀調控中應該強調短期需求管理的重要性,調控的著力點應該逐步從外需和投資轉向居民消費;財政層面在配合新常態下的結構調整的同時,應該重視和強化財政因素在金融發展和金融穩定性等問題上的重要性;貨幣層面應該更加關註貨幣穩定性和金融穩定性;在整體金融發展維度下完善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以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為突破口推動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

目標孰先孰後仍存爭議

“宏觀經濟學教科書所說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應該是外生、可調控、靈活的政策變量,變成內生性的了,就是你必須配合,你必須出錢。”陸磊說,“所以,首先在政策制定和執行環節當中就要問一個問題,你是能夠靈活的、可自由伸縮調節的工具來配合或者甚至支撐這種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嗎?所以,宏觀經濟政策框架應該做相應的一些變化。”

“對於當前的宏觀調控框架怎麽評價?我說得可能尖銳一些,是‘軟弱無力’。我可能尖銳一些。”陸磊舉例說,去產能、去杠桿,這兩個交織在一起可能遇到很多問題。2002-2014年,企業杠桿率尤其高,政府杠桿率相對低,居民杠桿率相對適中,“企業杠桿率能去嗎?你自然而然地發現如果比較強勢去杠桿,會不會出現債務鏈的問題和金融層面不穩定呢?如果不去,會不會形成僵屍企業拖累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並且出現曾經在90年代困擾韓國和日本的僵屍銀行的問題呢?”

“有很好的目標,但是在具體的操作和執行中會遇到很多子目標之間的牽扯。於是,會影響宏觀調控最後的決定。”陸磊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財新智庫首席經濟學家何帆也在論壇上表示,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和金融穩定性是宏觀政策決策者面臨的三難選擇,“這三個目標都很重要,但是選擇其中任何一個目標都有可能和其他兩個目標出現沖突。”

何帆認為,需要把已有的政策重新打包,形成一個政策組合。“這個政策組合里頭,必須要有足夠的王牌能夠向市場釋放出來明確的信號,能夠提振市場的信心。”他解釋說,在2013年年底的三中全會報告,就列出來200多項改革措施,里面很多都不只是“大王”、“小王”。如果把那些兌現的話,林毅夫的預言很可能是對的,就是中國還能保持8%的經濟增長速度。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師祝寶良認為,“把增長目標和就業目標往後放一放,把價格穩定和國際收支,再加上結構性指標,作為未來調控的主要目標。這可能是一個主要的思路。”

“不僅是短期的國際政策協調,還要推動全球治理的變革。”對外經貿大學校長助理丁誌傑說。

不過,對於“經濟增長目標”放一放的說法,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表示,當前或今後一個時期有兩個最重要的指標,一是經濟增長,保持在適度的合理區間之內;二是國際收支平衡和人民幣匯率保持基本穩定。“這兩個指標有了,方方面面的問題可能就不會引起比較大的關註,會使整個操作變得相對容易一些。”

宗良認為,在這兩個目標下,需要穩步推進“三去”,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把握總供給和總需求合理平衡;從整體上保持資本流動、貨幣政策和匯率合理協調以及國際政策的協調。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在論壇上表示,中長期問題主要是體制問題,短期的經濟應對主要是政策調整問題,但在這方面,過去“梳理得不是很夠”。

對於具體的宏觀經濟政策措施,毛振華認為,“要堅持降杠桿,降杠桿是必須的,不降杠桿就不能去產能”,“改革要為企業降低負擔”,同時,和城鎮化發展結合在一起,適時推出土地制度改革,獲得土地產權的農民可以把土地賣掉,政府要管的就是土地性質,農地還是農地,可以進行集約化經營,這是非常重要的選擇。農民拿了這些地以後可以賣掉,也可以再去買。這既解決了投資問題,也解決了需求問題。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6年一季度)報告會現場。攝影/章軻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原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攝影/章軻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局長陸磊。攝影/章軻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財新智庫首席經濟學家何帆。攝影/章軻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師祝寶良。攝影/章軻

對外經貿大學校長助理丁誌傑。攝影/章軻

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攝影/章軻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聯席所長毛振華。攝影/章軻

編輯:劉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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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財政部“唱多”人民幣:中長期穩定 但匯率應更透明

2016年以來,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和匯率改革仍在持續。在這一關鍵節點,長期認為人民幣被低估、中國有匯率操縱嫌疑的美國財政部,在當地時間10月14日發布了最新的半年度匯率政策報告,該旗艦報告每年都於4月和10月發布。《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了本份總計43頁的報告,“中國”二字被提及60次,“人民幣”則被提及13次,足見中國經濟的全球重要性。

值得註意的是,美國財政部此次並未指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並轉述了中國的承諾和聲明——“基於經濟基本面,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基礎。支持人民幣穩定的主要因素是:高凈儲蓄率、較大規模的經常賬戶順差,高於全球均值的GDP增速。”

不過,美國財政部也提及,中國仍然對美國有明顯的貿易順差,這就強調了推進再平衡改革的重要性。同時,“市場仍然對於中國對於匯率釋放的信號高度敏感,這也突出了加強匯率機制透明度、加強溝通的重要性。”

(全球經常賬戶失衡狀況。來自美國財政部)

五大貿易國未被指 “匯率操縱”

對於美國財政部而言,其半年度報告的主要目的在於根據對其和主要貿易夥伴之間的雙邊貿易順差或逆差情況,來判斷貿易夥伴國是否開展了不公平匯率政策。簡而言之,如果一國貨幣被低估,那麽其在外貿出口方面可能會存在優勢。

所幸, 中國、日本、韓國、德國、瑞士這幾個美國的主要貿易國此次均未被“點名”。此外,美國財政部預計,2015年8月到2016年8月,中國拋售了超過57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規模仍然較大,但“中國對外匯市場的幹預主要是為了避免人民幣快速貶值,快速貶值會對中國和全球經濟產生副作用。”

(中國外匯市場幹預情況。來自美國財政部)

就在2015年4月,美國財政部仍認為人民幣匯率被“大幅低估”;此外,在今年4月,報告強調,中、日、韓、德在與美國的貿易中可能追求了能導致不公平競爭優勢的外匯政策,並將這些國家和地區列入“最新觀察名單”(Monitoring List),主要是因它們與美國存在龐大的貿易順差。

今年,美國財政部首次實施國會同年通過的一項貿易法案的條款,該法案授權財政部使用新辦法,解決可能存在的不公平外匯操作。美國近年來一直呼籲那些有經常賬順差的國家和地區采取更多措施,推動疲弱的國內需求。

根據新法案的評估標準,多個美國貿易夥伴因觸及三項標準中的兩項而被列入新的監控名單。新法律規定的三個條件是:1)與美國存在顯著雙邊貿易順差;2)實質性經常項目盈余;3)進行持續的單邊外匯幹預。若有哪個經濟體滿足三項標準中的兩項,就會被列入“觀察名單”,並維持一年;若滿足三項,美國總統需要啟動“增強型雙邊介入”。

不過,美國財政部還是提及,中國與美國的雙邊貿易順差較大,滿足了三項中的一項。“這也強調了中國需要進一步推進結構性改革,要推動中國經濟實現向家庭消費的再平衡增長模式,並實行有利於消費的財政刺激來提振需求”。

但該順差在2015年占GDP的3%,而其在2016年上半年已降至GDP的2.4%,低於“觀察名單”的標準。

(中國經常賬戶順差的具體構成。來自美國財政部)

人民幣中長期穩定

一般而言,預測一國貨幣的中長期趨勢,主要是看該國的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狀況。如果照此框架來判斷人民幣的中長期趨勢,那麽結果可能並不像當前的市場人士那般值得擔憂。

報告提及,“盡管近期人民幣存在下行壓力,但自2005年12月以來,人民幣仍對美元升值了21%,按照實際貿易加權匯率,升值幅度為38%。中國強調了人民幣將繼續成為強勢貨幣。”

(人民幣匯率自2005年來的變動——REER為實際有效匯率,NEER為名義有效匯率。來自美國財政部)

“中國也強調,基於經濟基本面,人民幣沒有大幅貶值基礎。主要支持人民幣穩定的因素是高凈儲蓄率,較大規模的經常賬戶順差,GDP增速高於全球均值,貿易仍然較為強勁。”

報告稱,2016年上半年,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為1030億美元,占GDP的2%,2015年下半年為GDP的2.7%,經常賬戶下降也歸功於服務逆差加大,以及商品貿易順差的下降。

就匯率走勢而言,麥格理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胡偉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預計年內人民幣將維持在6.7的水平;富達國際基金經理馬磊近期對記者表示,“中國需要保持人民幣的穩定,這符合中國國情。中國不是一個小經濟體,不能通過將貨幣貶值20%來進行有效刺激。在經歷一段時間的貶值糾偏後,當前人民幣正不斷接近其公允價值。”

渣打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丁爽此前也對記者稱,數據顯示,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市場份額不斷擴大,從2014年的12.3%升至13.8%,“我們認為這就是中國競爭力不斷加強的證據,制造商不斷向制造業的上遊延伸,從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機械和電子。”渣打預計,美元/人民幣在2016年料為6.67,2017年則為6.66。

匯率機制應更透明

縱觀整份報告,此前對人民幣匯率意見較多的美國,此次僅提出一個主要建議——匯率機制更透明,加強匯率市場溝通。

“中國的匯率機制管理和目標應更透明,並遵守G20公報中‘避免競爭性貶值’的承諾,不以貶值促進出口,這將會進一步強化中國匯率機制的信用(credibility)。”

其實,美國財政部已經部分肯定了中國央行在市場溝通方面的成效。“2016年2月以來,中國央行加強了匯率政策的市場溝通,這也是因為‘8·11匯改’導致人民幣一次性貶值導致了全球市場波動。”其表示,在2016年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中國承諾繼續推動市場化匯率改革,允許匯率靈活雙邊波動。“市場目前仍然對於匯率變動十分敏感,因此進一步強化溝通和透明度至關重要。”

就此而言,興業證券首席經濟學魯政委認為,在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後,匯率更靈活、更市場化的趨勢已經十分明確。報告也稱,中國央行已表明了其維持人民幣匯率靈活的意願,中間價定價機制基於“上一日收盤價+CFETS一籃子貨幣”。

(CFETS指數走勢。來自美國財政部)

事實同樣證明,中國正在朝著更為市場化的方向前進。10月13日,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價報6.7296,連續第7天下調,而這也是在英鎊暴跌、美元被動升值的背景下發生的市場化波動,可見央行已經進一步放手給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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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根資本回應減持樂視網:投資已獲合理回報  賈躍亭應更專註上市公司

重要股東大宗交易減持1909萬股,樂視網股價連續下挫。此前短暫得到平穩的樂視,再次回到風暴的中心。

鑫根資本在3月1日的大宗交易減持,令外界對樂視當前的危機,充滿了種種猜疑。而鑫根基金與賈躍亭、樂視的關系,也受到市場高度關註。3月8日,鑫根資本創始人曾強接受第一財經等媒體采訪,對是否減持樂視網、與賈躍亭及樂視的關系等作出回應,並對樂視目前面臨的困境提出看法。

“鑫根資本支持樂視三大戰略升級。”曾強稱,退出取決於基金期限、與投資者關系,以及鑫根投資的未來布局等多方面因素。他認為,作為大股東,賈躍亭需要對上市公司更為專註。要想走出困境,樂視未來必須更加專註,先做好上市公司,並與供應商、股東、政府等建立良好的生態。

減持獲得合理回報

發生3月1日的大宗交易減持,讓近期風波不斷的樂視,以及鑫根資本備受關註。

根據深交所披露信息,兩筆大宗交易折價5%,拋售1909.46萬股樂視網股票,總成交金額約6.4億元。減持數量、減持席位等種種跡象,都指向樂視網重要股東鑫根基金。3月4日,鑫根基金在其官方微信中表示,涉及上市公司披露信息,將由上市公司依法披露,鑫根資本不就其持倉動態做任何披露或表態。

鑫根基金進一步解釋稱,通常而言,減持有三方面原因:基金已經到期,必須按時清倉;已為基金持有人帶來符合預期的收益;基金合夥人根據市場情況進行集體決策。

2015年10月30日,深圳市鑫根下一代顛覆性技術並購基金壹號投資合夥企業(下稱“鑫根基金”)以32億元的對價,從賈躍亭手中接盤樂視網近1億元股票。轉讓完成後,鑫根基金持有樂視網5.39%的股份。從2016年二季度,鑫根基金開始減持,截至去年9月底,累計減持2995萬股。

“如果只為了盈利,我們可以高價退出,但我們投資樂視,不只是以盈利為目標,而會兼顧創業者的感受和基金的收益。”曾強表示,如果只是為了盈利,鑫根基金在樂視網股價58元時就已退出。其投資策略是,公司“上路”後,會適時地退出,“但我們不會做虧本的買賣”。

最近半年來,樂視網股價持續下跌,但總體而言,鑫根基金的這筆投資仍然獲得了豐厚回報。按照減持時間測算,鑫根基金此前兩次減持時,樂視網股價介於43元—60元左右,相較於當初32元/股的受讓價,鑫根基金回報頗為豐厚。

盡管如此,樂視網持續下跌的股價,也對鑫根基金產生了不利影響。經過3月3日、3月4日持續下跌,樂視網股價已逼近鑫根基金最初的持股成本,而3月4日盤中一度跌至31元附近,已擊穿鑫根基金接盤成本價。由於前期減持獲利豐厚,雖然不至於總體虧損,但對鑫根基金來說,下跌的股價無疑是不利因素。

“投資當然是以盈利為目的,同時也願意推動這些公司進步,進進出出是很正常的商業決定。”曾強表示,除了上述退出的四個條件,包括樂視生態在內,是否退出,取決於基金的期限、與基金投資人的關系等因素,作為一個基金管理人,我們有盈利的目的,同時我們也希望能夠促進社會的發展。”

幫樂視融資數億美元

2016年底,樂視危機公開之後,賈躍亭曾聲稱“樂視網不存在第二大股東”,恰臨樂視危機再度發酵之際,鑫根資本再次減持,讓外界對鑫根基金與賈躍亭、樂視的關系及前景,充滿了種種猜疑。

“我們與賈躍亭、樂視管理團隊的溝通、關系,都還挺順暢,與樂視的合作遠遠沒有結束,現在只走了四分之一的路程。”曾強說,無論是否減持,不代表鑫根基金不看好樂視生態的整體發展。相反,旗下公司一直與樂視全生態保持合作,除了投資樂視網,還扮演了樂視投資顧問的角色。

曾強還稱,作為股東,鑫根資本支持樂視三大戰略升級,將與樂視風雨同舟。3月5日,鑫根資本在其官方微博稱,“幾天前,在鑫根資本幫助下,樂視北美實現了數億美元的現金融資,其中數千萬美元已經到賬。”

而所謂樂視三大戰略升級,是賈躍亭2016年11月提出的樂視的核心價值觀不變,顛覆精神不會變,生態戰略更不會改變;戰略實現節奏將會調整、經營策略會進一步優化、組織變革即將開啟等未來三大方向。

曾強並稱,鑫根資本對於樂視的投資,並不僅僅局限在樂視網。2016年3月,樂視網下屬全資子公司聯合鑫根資本,設立深圳市樂視鑫根並購基金投資管理企業(有限合夥),發起設立總規模100億元的並購基金,一期規模約48億元,2016年11月該基金一期48億元已完成募集。

對於鑫根資本與賈躍亭的齟齬,曾強將其解釋為,賈躍亭尚未能理解雙方合作的價值。“我們是在樂視最困難的時候進去的,給樂視帶來的不僅是資金,還是資源整合者之一。”曾強稱,鑫根資本給樂視帶來的最大價值,是其生態、品牌、外部關系等全方位的改善,而這些遠遠超過了資金本身的價值。“但到現在為止,老賈都不一定能體會到這一點。”

樂視業務必須專註

3月8日早間,樂視網發布早間公告稱,公司引入戰投事項進展順利,但賈躍亭所持樂視網部分股權及樂視影業股權轉讓交割時間有所順延,但融創中國實際控制人孫宏斌,已經進入樂視影業及樂視致新董事會。

對賈躍亭本人的角色、樂視的公司治理,以及解決目前危機的出路,曾強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賈躍亭的戰略布局、他的敬業精神、對團隊的感召力、對未來的洞知、對產品追求的執著等都是相當值得敬佩的。” 曾強說,作為大股東,賈總應與二股東、三股東等小股東,保持全生態的互利合作、相互監督、相互信任。

曾強認為,作為CEO,對上市公司的專註和管理,賈躍亭的投入應該是100%甚至120%。樂視未來必須建立投資人、職業創業者、職業經理人三者之間的良性生態。

“對賈躍亭來講,他是三位一體的,既是創業者,又是大股東,還是CEO。歐美的很多公司,CEO都是外部請來的專業人士。” 曾強表示,樂視要想做好,賈躍亭首先應將主要精力放在上市公司上。

這也關涉到樂視能否走出當下的困境。按照賈躍亭此前的布局,樂視的生態鏈包含電視、體育、手機、汽車等七大子生態。但隨著樂視危機不斷發酵,樂視汽車、樂視手機等子生態,已經成為其巨大的負累。情況相對較好的電視、體育板塊,也並未產生利潤、現金流支撐,而樂視體育更是風波不斷。

“樂視做汽車,也許有可能做成。”曾強說,樂視汽車要想成功,必須要邁過三道坎:能否解決資金需求,而這一需求將高達一、兩百億元規模;能否在重要技術領域實現自身獨立突破,並獲得第三方認可; 能否解決安全、成本控制等各種綜合問題。

在曾強看來,樂視要應專註於建立生態2.0。而究其含義,一方面是樂視生態鏈的各個業務板塊,要有先後輕重的主次順序,另一方面要建立互信、友善的外部關系。

“又要做電視,又要坐汽車,還要做手機,次序是什麽?我的建議是,先把上市公司做好,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曾強說,樂視的當務之急,是要做到專註,將電視業務做透。從外部市場來看,今年將是大型電視爆發元年,專註於電視業務,本身可以產生很大利潤,並能帶來附加值。因此,樂視眼下應當專註於電視業務。而下一步,鑫根資本將幫助樂視,在生態上更加專註升級,資金上實現開源節流。

2016年底,樂視危機爆發後,供應商紛紛追討欠款,部分上市公司、新三板公司還通過公告的形式,公開披露樂視拖欠的債務,部分公司還曾向法院起訴。曾強稱,樂視必須與股東、供應鏈、金融機構等,建立友善的關系。“要像華為一樣,讓所有的供應商都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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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tag 應更顯眼

1 : GS(14)@2011-10-09 22:39:08

如題
2 : abbychau(1)@2011-10-23 19:00:40

直接發投票吧, 下次就刪貼了
3 : GS(14)@2011-10-23 22:03:18

2樓提及
直接發投票吧, 下次就刪貼了

下次開投票,其實都無人投
4 : abbychau(1)@2011-10-23 22:33:34

無人投即係無咩同感, 又唔想反對咁
5 : GS(14)@2011-10-23 22:37:57

4樓提及
無人投即係無咩同感, 又唔想反對咁


咁就如果1星期無人回應就刪啦,其實我懷疑緊是咪有人唔知呢個功能...

最少可唔可以發貼時set埋tag咁,另外我會加教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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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潮文:工程造價應更透明

1 : GS(14)@2017-05-19 05:26:50

近期有媒體以房屋署維修項目單價清單比較私樓維修造價,並聘請專業人士為3個住宅維修項目作估價,發現捲入2.63億元圍標案的沙田翠湖花園維修工程,根據2013年天書估價只值1.09億,差距逾1.5億;其餘兩個項目的中標價亦比天書估價高出不多於2,100萬。香港測量師學會工料測量組因應事件,在他們的臉書專頁和香港01發表文章回應,指出各持份者均有責任以專業角度處理,以得出合理維修造價。私人樓宇維修工程分五大部分,包括:(1)涉及大廈結構安全而需要進行維護的工作、(2)法例要求的維護工程、(3)改善原來老化設備、(4)更新節能設備、及(5)改善居住環境的優化工程。亦提出工程造價受多項因素影響,例如:不同維修的工程範圍、質量要求、工期工序、施工方法、施工環境、甚至物業位置等,以劃一單價未必能反映合理造價。近年,香港多了陰謀論卻少了信任,加上貪污風氣重臨,天價管理開支與大廈維修圍標屢見不鮮,加上政府無力處理,都令小市民對樓宇維修信心盡失。香港測量師學會自2012年發表了樓宇維修工程費用指標後,就一直未有更新有關資料;屋宇署《樓宇維修全書》的數據,自2001年起十多年都沒有更新,兩者均缺乏延續性;房協及市建局的獨立估價沒有分項價格,只有與顧問公司估價相差的百分比,而利比(RLB)每季建築成本報告中的「Common Unit Rates in Hong Kong」亦只列出19項工程物料造價比較,參考價值非常有限。小市民要取得工程的實際合理造價,難於登天。這種資訊不對稱加上建築成本狂升,令市民對專業人士存有合理懷疑。筆者非常尊重測量師的專業知識、意見和判斷。不過,今天市民的教育水平和要求都大幅提高,病人面對醫護人員尚且有知情權、決定權、保密權和申訴權,市民要求樓宇維修提高透明度亦屬合理。測量師應該在合理情況下,主動向小業主解釋各項工程的要求、規格、理據和潛在變數,並盡力解答小業主一切疑問,以重拾小業主的信任。香港測量師學會亦應該參考俗稱「天書」的房屋署物業維修項目價格清單,建立適切並按季更新的私樓版「天書」,以公開形式為市面上常見的物業類別,提供較切合實際的樓宇維修工程項目造價,協助市民以專業角度處理樓宇維修,減少因評估價格過低而出現的超支情況,重拾公眾對於樓宇維修行業的信心。地產小子
http://www.propertykids.blogspot.hk本欄逢周四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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