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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茶座】當你所悲憫的人比你還掙錢

中國文人墨客的傳統，是見到辛苦勞作的百姓，都要悲憫一番的。寒冬臘月賣炭的老翁，正午鋤禾的農夫，風波中捕魚的漁人，在文人的詩句中，都是值得同情的可憐人。自然，農業社會，勞力的價格並不高，商業也不發達，賣苦力的人，收入和境遇，確實比吟風弄月的文人們要差不少。文人從高處俯視，發些眾生辛苦的感嘆，也頗合情理。

需要辛苦勞作的行業，現代社會也不少。在寫字樓吹空調的上班族，或是各色文藝青年小清新們，也是頗流行關懷“弱勢群體”的。在朋友圈里發張寒夜里的環衛工人，或是清晨的早點小販的圖片，配上一些雞湯文字，即刻可獲點贊無數。

其實清晨早起賣力的人，不只是早點小販。NBA籃球明星科比，也曾說過“你知道洛杉磯淩晨4點是什麽樣子嗎？我知道”的金句。然而並沒有人去悲憫每天淩晨三四點就要開始高強度訓練的科比，只有羨慕膜拜而已。看來，幾點起床和勞動強度如何，並非小清新們是否投以悲憫的關鍵，只是收入而已。

那麽，如果小清新們發現賣勞力的小販，經濟收入也並不差，甚至可能勝過自己，不知又該作何感想？媒體近日報道，山東臨沂有一個村子，村民們在上海經營早餐煎餅，每個攤位年利潤25萬，多位村民已經在上海買房等等。

記者是這樣算的：按每個煎餅賣5塊錢、成本1塊錢計算，每天至少賣出200個煎餅，每月毛利為2.4萬元，一年毛利為28.8萬元。一個家庭有三個攤位，一年毛利86.4萬，扣去三個攤位每月租金一萬，一年凈利近75萬。而2014年上海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7710元，瞠乎其後。

當然，這個收入的計算，可能有誇大之嫌。記者還說“整個上海市區90%的煎餅攤”，都來自這個村子，不知有沒有經過調查？但城市中辛苦勞作的人，或賣早餐，或販肉菜，或送快遞，或搬磚砌墻，或替人打掃家居，每月所獲，高於不少寫字樓中的白領，乃至在城中買房置業，也早已不是新鮮事。

有個段子說，上海陸家嘴地鐵口有賣水果的小販，去高檔寫字樓上班的小白領每天都會買上一袋水果。幾年之後，因為租金上漲，小白領搬到更遙遠的郊區；小販在陸家嘴地鐵口買房置業了。這反映了某種真實。

悲憫同情，往往基於某種優越感。維系優越感的，往往是更高的收入或社會地位等。但當你驀然發現，你所悲憫的“弱勢群體”收入比你還高，那種滋味不好受。農民工起薪高於應屆大學生起薪，已不是新聞。互聯網正在摧毀大量傳統白領職位，但體力活的行情卻一年年看漲。公司文員辭職當月嫂，大學生回爐學技工，這樣的新聞越來越多。

中國傳統有看不起做體力活的心理，“君子不器”“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在商業社會，消費者用錢投票，這種心態遲早要扭正過來。

除了悲憫，快手背後還有這些賺錢的生意

蕭良善 2016-06-10 10:16

文｜蕭良善

你們都看了這篇吧？《殘酷底層物語:一個視頻軟件的中國農村》

至少在我的朋友圈里，高潮不斷。逼得我出來打臉，請大家準備好護具。

作者霍啟明，據說是南京大學歷史學碩士，他悲憫地寫道：

但是悲哀的是，就算是最紅的搬磚小偉，坐擁100多萬多粉絲，但是他在大眾視野內的曝光度幾乎為零，能掌握的資源能力幾乎為零。他的影響力還是在那一百萬的鄉村粉絲中打轉，並不會對主流世界產生一絲波瀾，更不會像papi醬一樣獲得千萬投資，成為媒體寵兒。我不知道得知殘酷真相的小偉，會是怎樣的絕望。

搬磚小偉會絕望嗎？哈哈哈哈，他笑還來不及呢！

請大家看下搬磚小偉的簡介，註意那兩個微信號：

嗯，就是做微商，第一個賣假鞋：

第二個賣假表。

火到什麽程度呢？微信好友已經加到上限。

不能確定這兩個號是搬磚小偉本人在做，還只是他給人打廣告。反正按照目前的價碼，搬磚小偉肯定是賺的盆滿缽滿。

再看個吉林財經大學大一女生的例子，去年用3個月賺了10萬，被媒體當成創業故事宣傳：

一開始，郭曉慧並沒有想到，閑來無事拍點小視頻上傳，也能賺到錢。直到她的粉絲超過5萬的時候，一個化妝品微商私信她，希望能在她的“快手”平臺上做廣告，“我拿著他們的產品自己拍一段視頻，在我的‘快手’里掛一周，吸引粉絲購買。”這次廣告，郭曉慧賺到了600元錢。

隨後，郭曉慧的粉絲量不斷上漲，她的身價也一路飆升：10萬粉絲時，一個廣告1200元；20萬粉絲時，廣告費1700元......80萬粉絲時，郭曉慧發一個廣告的費用，達到4500元。

“聯系我做廣告的，主要是一些微商，經營的是美容美體、零食之類的產品。”郭曉慧說，目前，她不出三天就能接一單廣告，一個月接單10多個，為了接廣告，她開了一個專門的業務聯絡微信號，3000多個廣告商加她為好友，甚至有一家減肥產品經銷商成了郭曉慧的固定客戶，無論發不發廣告，每個月都會支付給她1萬元，“這相當於把我買斷了，減肥產品我以後只為他們家做廣告。”不僅如此，還有傳媒公司找到郭曉慧，邀請她參演微電影。

就是這樣，兩個月之間，郭曉慧收入10多萬元，不僅解決了自己的學費和生活費，每個月她還會給媽媽寄5萬元，剩下的就存下來，攢起自己的小金庫。

再看快手上很火的主播「二驢的」，粉絲500多萬，是霍文所說的「最紅的搬磚小偉」的5倍。他曾經吹噓，接一條廣告18萬，一天禮物進賬2萬。

你還以為搬磚小偉苦中作樂嗎？

做觀眾，就別入戲太深了，人家搬個磚就能博取你同情，只能證明你剛玩快手，新手入門。

其實也不是霍文作者一個人的問題，很多人都沒看懂快手。不然為何快手大媽會成為微博熱點？這麽明顯的炒作、拉關註，很多人竟然以為是脅迫，還要求警方調查…

二人供述，“食用奇特物品”的視頻是二人通過“快手”直播平臺共同策劃的，目的是為了吸引網民關註。如今這位吃各種奇怪物品的大媽粉絲數量已經超過26萬，而6月2日她才只有11萬粉絲

你們真有愛心，就別關註，別理她，她自然就不鬧騰了。不然走了河北大媽，會再來個山東大媽。

為什麽快手主播要這麽拼？拼到瘋狂？就是為了流量，就是為了錢。

在外界關註到快手主播之前，他們已經找到了變現渠道，那就是廣告。

作為一個超級APP，短視頻的王者，中國手機流量消耗最大的的APP（根據聯通沃指數統計，再次打臉霍文），快手官方迄今還沒有進行任何商業化。

但早就有人發現了快手的平臺價值 —— 微商。

他們很早就給快手主播身上投廣告。微商們靈活又實際，只要有利可圖就會做，只要廣告證明有效就會跟風投放。

現在，快手比較紅的主播，幾乎沒有不接微商廣告的。別說百萬粉絲的快手網紅，連幾千粉絲的都有人投，以致於很多快手用戶開始抱怨了。

即便如此，快手仍然是一片草莽之地，主要還是網紅個人接單，價格比較隨意，交易也沒什麽合同可言，基本是微信、支付寶發完了事。糾紛也難免，微博一搜大堆。

從廣告來看，快手主播和微信公號沒有多大不同，玩的都是廣告植入。對於微商來說，快手的廣告效果更為精準。

當然，微商精準也意味著，大型品牌廣告主的不屑。快手主播們很難像微信大號那樣受到青睞，從而展現出很火爆的樣子，比如咪蒙。

雖然快手節目看起來low，但流量無所謂low不low，只看有沒有效。連P2P都入場了，借貸寶就大規模投放二驢的等當紅主播，效果肯定是有的，因為都引發了爭議。

快手主播們活的很滋潤。他們通過掛貼紙字幕，口播、實物展示，甚至完全定制視頻，以收取不同價碼的廣告費。

不過，這種廣告視頻，主播們一般事後會刪，不願意長期留存，怕影響形象。因此，如果要去打廣告，最好說明廣告留存時間。從這點來說，快手主播不如微信大號，大號很少事後刪文。

因為快手這種「搞笑內容+微商廣告」的玩法火爆，對於參與雙方來說都有利可圖，又滋生了一個地下產業，刷粉。要粉有粉，要播放量有量，形成了一個產業鏈。

快手站方會打擊刷粉行為，但應該作用有限。站方對於主播的廣告行為，更是非常縱容，據一位做快手廣告投放的朋友說。

這也可以理解，外部廣告的介入，反而刺激了主播們更加大力去做勁爆內容，去拉關註，從而吸引更多用戶。即便是僵屍粉，也會推高app的註冊用戶數據，讓其更漂亮。

快手發展到現在，主播們已經不止微商廣告這條出路。像頂級的主播，已經開始走明星路線，比如天佑。號稱快手第一網紅，已經被挖至YY。

2015年08月12日在南京舉辦了第一次粉絲見面會。10月份正式成立天佑傳媒。2015年12月15日參加年度盛典,成為最佳男MC第一名。連續兩屆最佳男MC， 並在年底發行自己的單曲《未來》。2016年3月初，天佑推出《你沒那麽愛我》

一些中介開始介入，為這些主播們統一接單。

但更有一些演藝經紀公司介入，開始簽約（圈養）網紅，希望讓他們變成公眾明星，獲取更大的價值。（怕是又要打霍文的臉了）。

據說，快手站方也有這樣的打算，希望做演藝經紀，包裝紅人。

現在，除了上述兩個渠道，快手主播們可能又多了一個變現渠道——直播禮物。

隨著直播風潮起，快手站方也開始進行直播，但快手做的相對保守，需要個人申請，通過率不高。而且快手app，也沒有專門的直播界面或者入口，是作為普通視頻處理，只是上面有標註live。

即便是這樣，快手主播門已經看到了直播的錢景。目前，快手貼吧一個熱點話題就是，怎樣才能獲得直播資格？有人在賣了...

這些看起來很俗，都是為了錢。

但從人文角度來說，快手可能是偉大的，這個平臺為草根提供了巨大的機會。

微博、微信始終需要非常強的文圖創作能力，只有頂尖一小撮人才能玩好，這些人基本都受過良好教育。

快手不一樣，快手門檻更低，不需要你會寫，也不用你長得好，甚至都不要你會說，只要你能搞笑，或者你有任何一項能吸引註意力的技能，就可以。

想想，一個草根，甚至是一個農村大媽，都在這平臺獲得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粉絲。發一條廣告就能賺幾千甚至幾萬，比他們正常一月賺的還多，這也是人生的巨大際遇，互聯網時代帶來的福音。

這麽一個平等的時代，你能不努力嗎？

本文來自 知乎專欄「不宜公開」，你們不說，我就來扒。用數據探秘：互聯網前沿、營銷、廣告、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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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憫與兩難：難民潮中的默克爾

“我今年80歲了。我要給德國選擇黨(AfD)投一票。”漢堡一位退休老人馬塞爾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我不反對難民。不反對幫助難民。但是默克爾做出讓難民進入德國的決定時，她沒有問德國人就自己做出決定，對此我不同意。”

自2015年9月4日德國向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正式打開邊界以來已有一年之久，據德國駐華大使館給出的數據，在此期間德國共接收了大約150萬名難民。

但是，這場“難民危機”令默克爾的總理之位受到了來自全德的挑戰。正如馬塞爾所說，他投給右翼的德國選擇黨甚至並非因為同意他們的政治主張，他就是不滿大量實際上並非難民的人進入德國，並因此遷怒於執政黨。

在2017年的大選年來臨之前，默克爾領導的基民盟(CDU)在先後舉行的5場重要地方選舉中一場都沒贏。而類似於馬塞爾的看法和行動，正是德國選民用選票來懲罰默克爾“難民政策”的直接表現。

對此，人們不禁提出三個關鍵疑問：為何步步為營積累了十年政治資本之後，默克爾卻將她的政治生涯押在了難民危機之上?在內憂外患之下，默克爾能否連任第四個任期?德國真的會落入極右翼崛起造成的政治陷阱麽?

默克爾的連任不無壓力

什麽觸動了默克爾

時光回溯到2015年7月，當時最困擾默克爾的還是希臘新一輪債務談判和烏克蘭危機，彼時“英國退歐”還被視為英國一小撮人的無病呻吟，而敘利亞難民們還沒親切地管她叫“默克爾媽媽” 。

而正是那時候，默克爾在一次公民對話中對一名正在德國申請避難卻擔憂會被遣返的13歲女孩沙維爾(Sahwil)說：“不能事先對能否留下來做承諾，只能盡快加緊審批。”

“如果說你們全都可以從非洲過來，那麽你們會一下全都過來。”默克爾說，“但我們應付不了這種局面。”

然而就在一個月間，一些事情觸動了默克爾。

2015年8月底，默克爾對難民的態度出現了180度的轉變，她親自前往柏林的難民接收點，同一名19歲的敘利亞青年拍下了那張廣為媒體轉載的“自拍照”。8月31日，默克爾宣布向滯留在西巴爾幹和東歐國家沿線的難民打開大門，並說出了“我們能辦到”的標誌性話語。9月4日，德國向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正式打開邊界。從那時開始，難民以每日1萬人的速度湧入德國。

美國《時代周刊》將默克爾選為2015年的年度人物，不少人還認為默克爾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這位執政十年卻鮮有“遠景式”政策的德國總理，一下成了蜚聲國際舞臺的歷史性人物。

德國政界此前一致認為，默克爾可以穩坐總理一職，這恰恰和她務實的“遠大政治工程”相關，而當在很多問題上與選民意見相左時，她選擇做一個“所有德國民眾的總理”。然而，當難民危機沒有顯現出任何國內政治利好時，默克爾卻賭上了她的政治生涯。

隨後，包括默克爾及她的幕僚長阿爾特梅爾(Peter Altmaier)在內，都將這一舉動解釋為一個理性的政治選擇。

2015年10月，混亂的難民登記、移民融入困難以及巴黎出現的恐襲事件令風向在德國乃至全球迅速逆轉。在2015年10月6日從印度返回柏林的飛機上，逐漸感到民眾壓力的默克爾向隨行的德國記者解釋了她的初衷。

德國人也許希望能夠回到難民危機之前的舊時光，可惜覆水難收。

默克爾的態度很堅定，她說只要她還做總理，德國就不能成為一個蓄意將尚處於危機之中的難民趕走的國家。德國當然可以關閉邊境，然而大量難民站在鐵絲網前的畫面將非常難看。在德國的一檔電視節目上，默克爾談到難民問題時，防備之心有所放松，不再那麽拘於詞句，發言也比往常更有激情，德國人似乎看到了一個不同於往常的默克爾。

在難民問題上，默克爾幾次罕見地流露真情。因此遭受批評時，她表示，“如果我們現在要對面臨緊急情況時所展現的友善面孔而抱歉的話，那這就不是我的國家。”而當匈牙利總理歐爾班(Orbán)在一場歐盟峰會上揶揄默克爾“德國遲早要把鐵絲網架起來”時，默克爾轉向歐爾班說，“我在鐵絲網後已經住得久到不想讓那段噩夢重現。”

默克爾所指的，是她年輕時被柏林墻隔阻的那段時光。

與默克爾接近的人們都相信，除了政治訴求之外，默克爾在難民問題上的堅定立場有著更深的個人緣由：她的家庭和宗教背景。來自東德的默克爾，身上體現著客觀、節儉、保守的特質，同時她也是一名受過良好教育的教徒。一位接近默克爾的人士解釋，她從小被這樣教導：如果有陌生人在雨中站在你的門前，你讓他進來並給予幫助，而當你讓他們進來了，就不要沖他們扮鬼臉。

這樣的教誨在默克爾最近的話中還能找到一些影子：“人們從2000公里以外來投奔我們，而你接納了他們卻說，你在這就不能友好點兒嗎?”

關於默克爾記憶的柏林墻

難民政策的紕漏

阿爾特梅爾在接受《明鏡周刊》采訪時解釋道，從默克爾的角度來看，為了避免去年夏天出現人道主義災難，她“別無選擇”，只好打開邊界。

年近八旬的漢堡商人瓊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難民並沒有影響他的生活，他也沒對難民抱怨。然而他質疑這種“別無選擇”的說法，亦不贊同開放政策的混亂執行方式，德國政府現在甚至連具體有多少難民進入自己國家都不清楚。

瓊戈的不滿也正代表了德國公民與默克爾之間的錯位。默克爾對她所在黨派乃至德國民眾不願跟隨她的腳步深表失望，而德國公眾從最初並不反感默克爾的開放政策，已經演變為無法接受該政策在控制難民湧入等諸多方面並沒有詳細部署。

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Michael Clauss)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默克爾及其政府的難民政策的確有失誤之處。去年德國接收了150萬難民，“這是始料未及的，之前很多人都沒有進行登記備案，德國方面也沒有做好準備。”

不僅是政府，德國公眾同樣因此而措手不及。在德國生活多年並在漢堡大學任職的郭晨波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難民在漢堡的出現，對她的具體生活沒有過多影響，但是心里多少會有些忐忑。另外，漢堡人對突如其來的多元文化也更加小心翼翼，擇言不慎可能會被劃到極右翼派別里去。她表示，對於大多數知識分子而言，這等於會被社會邊緣化。

與此同時，郭晨波稱，漢堡各個區都有自己的民間組織，這些組織並沒有阻止建立難民營，而是倡導建立分散型的小型難民營，這樣更適合難民迅速融入當地社會。郭晨波表示，如此，難民的居住條件也會得到改善，同時減輕某些難民所在區里學校和幼兒園的負擔，並盡量降低形成類似巴黎或者比利時郊區的大型貧民區的可能。後者完全與當地主流社會形成分水嶺，這種邊緣化居民區內的居民對主流社會或者西方普世價值觀可能存在敵對情緒，容易由仇恨或者絕望而轉化為恐怖襲擊事件，這種邊緣化居民區的出現正是大多數漢堡人擔心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孩童時期就曾在二戰中見識到戰爭殘酷一面的馬塞爾對於來到德國的敘利亞難民中80%都是年輕男人的情況感到不解。

馬塞爾對記者說：“每天我去漢堡政府辦事都會看到年輕的男性難民排著長隊拿著各種文件等著領錢。我問他們，為什麽你們不留在敘利亞為了家庭而戰鬥呢?”

馬塞爾表示，“現在敘利亞男人跑到這來要錢，我對此感到非常生氣，他們不是難民。”

相比馬塞爾的抱怨，更大的擔憂則在於，登記備案的缺失令恐怖組織借“門戶開放政策”渾水摸魚地潛入德國。

令歐盟難堪的是，歐洲刑警組織今年還特地指出，這種擔憂是不存在的，因為僅有不到0.01%的恐怖嫌犯具有難民身份。而隨後的7月，德國在一周內接連發生了維爾茨堡火車砍人、慕尼黑槍殺案、安斯巴赫炸彈案等暴力事件，其中兩起事件均有難民參與。一位家住慕尼黑不願透露姓名的德國教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頗為嘲諷地表示，“這個0.01%的數據是根據什麽算出來的，難道恐怖嫌犯會主動實名註冊他的難民身份麽?”

對難民議題的反思還令歷史沈渣再次泛出水面：難民遣返一直是西方政治的棘手議題，以往誰都不希望被媒體拍到把可憐巴巴的難民塞上飛機遣返的畫面。

瓊戈頗為氣憤地指出，滯留在德國的55萬難民數量還是被推測出的，難道一個國家不應當確切知道滯留難民的數量嗎?

德國移民難民局在回答德國議會中左翼黨黨團的質詢時稱，目前難民申請被拒簽後依然生活在德國的難民將近53萬，其中有3/4在德國已經生活了超過六年，其中最多的是來自於土耳其(77600)，隨後是來自科索沃(68549)以及塞爾維亞(50817)。目前包括基社盟(CSU)的高級別政客在內的政界人士都指出要盡快修改德國遣返法律，而德國警察界則指出有些人權組織在系統性地妨礙難民遣返。

德國的一處難民安置點

“可怕”的德國選擇黨

在比較政治學上有一個較為成熟的理論，即當西歐的一些大黨在激烈的公共爭論中引入保守觀點卻又從該立場後退時，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則盡收漁人之利，頗有“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意味。

具體而言，當CSU呼籲關閉邊界卻一直無法令默克爾政府滿足其要求後，極右翼便有了可乘之機，這也是德國選擇黨在2015年6月至2016年9月間民調支持率從4%上升到12%的重要原因。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最近的一份報告《德國政治中心比看起來要穩健》也贊同這種觀點。報告提出，如果CDU早就同意CSU此前對於邊境控制的要求，那麽保守派選民就會持續支持CSU/CDU聯盟，而不會被德國選擇黨分票。

然而在實施中，默克爾持續抵制來自於CSU的要求。上述報告指出，大黨還在為如何應對難民而爭論不休時，德國選擇黨使用了他們反對建制的一貫言論，並使用了保守派對於法律的要求來反對CSU/CDU和社民黨(SPD)，提出了一個清晰的保守政策，以及如何快速降低難民數量的具體方法。

此前就有專家提出，在五次地方選舉中可以明顯看到的是，德國選擇黨不僅僅從CDU和SPD兩大政黨手中搶奪票源，德國選擇黨基本上可以從所有的既有黨派中分票。

上述報告也證實了這種看法，並以德國選擇黨從德國自由民主黨(FDP)的手中分票作為案例。作為左翼黨派，FDP通常吸引更加介意經濟話題的自由派選民。而將自己定義為經濟上的自由派、政治上是保守派的德國選擇黨，成功從FDP手中分到了不少富裕卻又保守的選民的選票。

然而，乘虛而入的德國選擇黨真的如此可怕麽?

正如上文指出，德國選擇黨的興起與否，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其他黨派的走向。譬如在科隆性侵案出現後，CSU/CDU和SPD在加強融入法等方面迅速達成共識，因而雖然科隆性侵案影響惡劣，德國選擇黨在選票方面並沒有太多獲利。

除了德國選擇黨本身黨內混亂導致不少德國選民離去之外，德國選擇黨的弱點還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缺乏穩定的媒體背書，缺乏穩定的黨派結構，同時缺乏黨內領導人之間的協同。

瓊戈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指出，在柏林的地方選舉中，德國的左翼黨也同樣獲勝，如果說左翼黨的訴求對於德國知識分子來說還能夠理解的話，德國選擇黨的訴求就顯得非常“可怕”了。

不過，幸運的是，與西歐成熟的極右翼政黨法國國家陣線黨(FN)等相比，德國選擇黨目前尚缺乏議程設置能力，至少現在還是如此。柯慕賢也對記者指出，德國以往就出現過類似的黨派，但現在已然難覓其蹤。

在設立之初，德國選擇黨原本是為了反對歐元，後來歐元問題得到妥善解決之後，其地位就開始下降。難民潮問題出現之後，該黨人氣又有所回升。柯慕賢表示，“所以也不好說難民問題結束之後，這個黨還是否存在。”

確實，在德國選擇黨之前，德國的右翼民粹黨派從未如此接近德國的政治權力中心。在20世紀90年代同樣反移民的右翼民粹政黨德國共和黨(Die Republikaner)在移民潮下降後迅速銷聲匿跡，該黨一度在1992年民調中獲得10%支持率，但在1994年迅速下降至2%。

柯慕賢還指出：“隨著難民問題逐漸得到解決、危機得到平息，整體的政治情況也會平靜下來。”

默克爾比你想的強大

柯慕賢表示，德國已經對難民政策進行調整，難民數量已下降，7月份數據顯示，德國接收的難民數量為1500人，降到了難民危機之前的水平。

“我們的任務是快速處理避難申請程序，確定誰能留下來、誰需要遣返。另外一個任務就是幫助難民融入德國社會，幫他們找工作。”他強調，德國政府已經加大了警力投入，對到達德國尋求避難的難民進行身份核查，只接收那些真正由於國家戰亂而安全受到威脅的難民。

各種民調顯示，由於移民進入德國的數字已經下降，德國人的憂慮轉移到“難民融入”上。然而融入之路談何容易?而更重要的難題是：幾乎每天都能在德國媒體上看到的涉及難民的案件，將在多大程度上阻擋默克爾的連任之路?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在其報告中指出，只要德國目前現有政黨可以在包括歐盟、移民和融入問題上達成較為保守的共識，德國選擇黨的支持率就一定會下降，因而德國的政治中心要比看起來穩定得多。

專家們也傾向於認為，默克爾在柏林地方選舉後的講話中悄悄改變了同民眾溝通的方式，這是一個松動的跡象。默克爾表示：“如果時間可以倒流，我情願回到許多年前，能讓德國更好地為應對2015年的情況作準備。”

然而與不少記者交談過的德國人一樣，郭晨波也並不認為默克爾的這句話是在道歉。“默克爾這里指的更可能是，多年前簽訂《都柏林協定》時很多事情就應該說清、理順，並非在為自己的難民政策道歉。”這點在9月的維也納峰會上即可以看到，默克爾的政策並沒有變化。

《都柏林協定》在1997年生效，2003年有了《都柏林第二公約》，這些都在默克爾當選總理之前由當時德國“紅綠聯盟”參與推進的，而默克爾上臺則是在2005年11月。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而言，無論默克爾道歉與否，在她的此番講話之後，所有的德國媒體和德國問題專家都斷定默克爾將要尋求她的第四任期。

“在總理人選這件事情上，可以說德國人沒有其他‘選擇’。”在談論德國選擇黨對德國政壇的沖擊時，瓊戈還跟記者玩起了文字遊戲。

今年CDU與CSU黨內人士所組織的一系列針對默克爾的“反叛”行為均以失敗告終。聯盟中也幾乎沒有可以取代默克爾的人選，德高望重的德國財長朔伊布勒勉強算得上一位，然而74歲的他年事已高。而SPD的候選人加布里爾的支持率與默克爾相比，遠不能望其項背。

默克爾仍然拒絕回答是否要參加2017年的選舉，而上一次謀求連任時她足足提前了2年就將想法公之於眾。現實問題在於，默克爾尚不確定是否能夠在兩個重要時間節點前得到來自CSU的支持。

按照時間點計算，默克爾最有可能宣布其參選計劃的時機就在12月份CDU黨內大會或者是2017年年初的CSU大會上，而目前，默克爾連CSU大會的邀請信也還沒得到。

CSU負責人澤霍費爾(Horst Seehofer)在難民危機中將同默克爾的分歧公開化。此外，澤霍費爾一直堅持要求默克爾在難民接收人數上設置一年20萬人的上限，這也是換得其對默克爾連任背書的最重要條件。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湧入德國的大致相當於其總人口1.8%的150萬難民，終將對德國社會造成深遠影響，難民所帶來的政治波動將長久與社會共存。

徐小平：時勢造就英雄，格局成就偉大，創造者要心懷對人類命運的悲憫

真格基金 2016-10-20 11:11

本文由微信公號真格基金（ID:zhenfund）授權i黑馬發布。

我前兩天去上海出差，深夜抵達機場。在過去我需要請朋友、找熟人開車來接機，但現在下飛機以後叫個易到專車，馬上就可以聯系到附近的司機。網約專車的創新，已經徹底改變了人們的出行方式。清晨在上海街頭，我看到六七輛黃色的 ofo 自行車，還有幾輛紅色的 MoBike 自行車。

這兩家公司都在短短一年內從無到有，進一步改變了我們的出行，而它們的估值都達到了幾億美金。在上海這一個城市就投放了無數量輛自行車。真格也參與投資了 ofo，我相信明年滿大街都能看到他們的黃色單車，成為城市獨特的一景。

如此年輕的公司已經在改變上海人的交通方式，讓人們的生活更加便利。這就是發生在我們眼前所謂“資本寒冬”中激動人心的故事。

創業創新及其催生的新經濟崛起，正在中國形成一股嶄新而豐厚的改革開放紅利，對經濟發展形成了巨大的推動力量。盡管對於新商業模式和新現象的政策監管出現過一些糾結和調整，但創業創新的實踐總體上得到了社會和政府的全力擁抱，在未來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飛越。

創業創新對中國社會有什麽意義？我想從中美高校創業創新對比來說明問題。有學者對斯坦福、MIT、清華這三所學校的經濟影響力進行了衡量與對比。如果把大學校友所創立公司的年收入都加起來，測算顯示：斯坦福校友每年創造 2.7 萬億美金的收入，相當於全球第十大經濟體；MIT 每年創造 1.8 萬億美金的收入，相當於全球第十一大經濟體。

清華大學每年創造 500 億美金的收入，相當於全球第七十大經濟體。2016 年全球第十大經濟體是加拿大，第十一大經濟體是韓國。第七十大經濟體是哪個國家呢？危地馬拉！一聽就是很危險的地方。

清華大學是美國公認的高校排行榜里全球排名第一的工程類大學。但是學生老師創辦的企業所創造的經濟影響力，和斯坦福、MIT 比起來，竟然相差著六十個國家。這個差距是和中國的經濟體量不相匹配的，也是和中國的教育水平不相符的。

盡管這個統計結果可以爭議，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中國的創業創新實際蘊含著巨大的爆發力。如果清華、北大這樣的高校能夠達到 MIT、斯坦福的水平，相當於中國經濟長出了一個韓國和加拿大，這里的潛力，是不可估量的。

斯坦福，MIT 是如此。普林斯頓，哈佛的畢業生也不差。哈佛的比爾蓋茨、紮克伯格創造了微軟和 Facebook，市值加起來近 8000 億美元；普林斯頓的貝索斯創造了亞馬遜，市值 4000 億，這些公司改變了全球經濟版圖。而我們反觀國內的頂尖大學，清華最有名的創業者是張朝陽，北大出了個李彥宏，當然還出了個俞敏洪，以及真格基金。複旦有郭廣昌、陳天橋，上海交大當然也有很多很好的公司。

他們都是了不起的創業者，但從企業的高科技創新力和全球影響力的角度來看，還有巨大的發展空間。有人說我們還是有騰訊、阿里這種偉世界級的大公司啊，不錯，但看看這些公司的境外用戶和收入，依然是微不足道的，這說明中國公司離征服世界還有距離。

但這就是我們的機會所在，我的信心和激情都來自於此：我相信我們跟發達經濟體有多大差異，我們就有多少潛力；中國創業者有多少激情和夢想，中國就有多大創造價值、創造財富的未來。巨大的夢想和機會，巨大的未被滿足的需求和巨大的市場空間，這是這個時代的中國年輕人特有的機會。

要充分地釋放中國創業者的激情，激發他們的想像力和能力，給他們創造更好的創業創新環境，必須要繼續拆除一些障礙，我總結為“三知障礙”。第一是認知障礙，是指對創造財富以及創業者的態度。

最近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科學家，發表了一篇演講，批評這是一個人人只想著掙錢的時代。其實，追求財富與追求道德並不沖突。創造財富實際就是承擔社會責任的最佳途徑之一。除了坑蒙拐騙與貪汙腐敗，金錢是社會對創造價值者的激勵和回饋。一個創業者或企業家，只有當他創造了社會價值，提供了優質的服務和產品，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便利，給社會文明帶來進步，他才有可能獲得財富。

所以，與其說人人都在想著掙錢，不如說，這是一個人人都在夢想創造價值的時代。如果一個科學家，把他的科技成果變成抗癌藥或機器人，成為億萬富翁，有什麽不好的呢？但另一種觀點可能批評這種人不務正業，不搞學術而去從商，他是一個商人而不是一個學者。商人比學者難道就低人一等嗎？新東方成功之後，我太太跟我說：去北大搞個教授頭銜吧。我說：我是新東方老師，這個頭銜足夠了！

對商業的鄙視、對金錢的誤解，對民營私企這些改革開放新事物的低看，在人們內心深處，在潛意識里面，還在阻擋我們放開想象的翅膀，這是無形的價值觀枷鎖，是阻擋中國創業創新事業的認知障礙。

第二點，我稱之為行知障礙，也就是創業者的執行能力。怎麽找合夥人、怎麽談股份、怎麽做營銷、怎麽建品牌……萬一一個合夥人不合作，你怎麽解決他，員工不努力你怎麽激勵他？這些事情聽起來難，做起來更難。真格基金投資了很多公司，見過了太多因為行知能力不足而失敗的悲壯故事。

一個想法變成一項技術再變成一個產品是個漫長的過程，有些科技人才可能掌握了技術，但是沒有對於商業、金融、營銷、公關的知識以及對於人性敏銳的觀察力，離成功的距離仍然遙遠。這就是真格基金存在的意義，我們與青年創業者分享豐富的經驗，為他們指出前進路上的陷阱，指明迷路時的方向。

最後一點是政"知"，其實也就是政府政策的大環境。1996 年我回國創業時，中國剛開始進入深度的改革開放，但對創業者來說仍然有很多困難和不確定性。當時有個新聞是某地的科技工作人員業余時間做項目賺了幾萬元人民幣，被抓起來判了幾年刑，我們當時聽到之後心情低落，想不通一個人用智慧才華換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有什麽錯？還有比如進行工商註冊：以前要求多個人一起才能註冊公司，不允許一個人註冊，而且要求有註冊資本。但是我沒錢才創業啊，有錢我不就去做投資了，對吧。如果我要去借錢，也不行，屬於虛假註資……

創業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政府在創業政策上越來越開放，越來越鼓勵和便利創業者，這也是我作為投資人所觀察到的情況。我們的創業政策環境越來越好，雖然還可以更好。

最近國務院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讓無數科技學者感到歡欣鼓舞。新政策鼓勵科研人員將科研成果轉化為商業應用並從中獲得相應的回報。科研成果轉化自此在法律上有了明確的依據，大多數高校高校對此的態度由過去的"不鼓勵、不支持、不反對"轉化為"明確不反對"……當然我希望看到有一天這種態度變成明確支持，明確鼓勵，明確贊同。

無論是社會觀念和還是政府政策，中國創業生態正在經歷全面的改善和升級。上個月我去北大演講，有一個學生站起來說，大學生以往的職業選擇鄙視鏈是去投行的瞧不起去咨詢公司的，去咨詢公司的瞧不起四大的，四大的瞧不起做快銷的。他問創業者在鄙視鏈的什麽位置？

在我回國加入新東方的 90 年代，創業者絕對是在鄙視鏈的最底層。但現在，情況已經大不相同。真格基金和零點調查做了一個創業者調研，84%的創業者都表示即使創業失敗也是值得的，64%的創業者認為即使創業失敗再去就業的優勢也非常明顯。最有意思的是創業者在創業後異性緣大幅度增長。可見創業者已經到了職業鄙視鏈的最高端。

職業鄙視鏈在過去這幾年發生的大逆轉，背後實際上是整個社會的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而且這是一種不可逆轉的、意義極為深遠的變化。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民間，其實我們正在做一件事，就是中國站在新起點上，中國青年人正站在如同三十多年前改革開放那樣的重大節點上。

我們現在有一個嶄新的時代，嶄新的機會，機會永遠不會過時，過時的只有你的想法和猶豫。創業對個體來說，相當於一次偉大的解放實驗，一次偉大的個人命運的革命。創業創新使得每個人都能通過勇敢頑強的奮鬥，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里，成為這個時代的英雄。

2006 年紐約時報的著名評論人 Thomas Friedman, 對於中國當時建立“創新國家”的新戰略表示質疑，他在一篇評論里寫道：“你知道，總是說英國掌控了 19 世紀，美國掌控了 20 世紀，而中國將要成為21世紀的霸主。我們完了。抱歉，我可沒準備好把 21 世紀交給中國。”

而十年之後，紐約時報的科技記者 Paul Mozur 發表文章指出，“中國走在移動科技的前沿，而不是矽谷”。而中國不僅僅只在移動科技這一個領域搶占了先機。美國白宮這個月發布的數據顯示，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研究論文發表數量，中國已經超越了美國，而且這些是高質量、為學界所引用的論文，說明在這個未來註定會影響人類命運的領域中，中國的學者和科研人員有著遠大的抱負和突破性潛力。

最後我想講一點我最近讀書的心得體會。我讀 Elon Musk 傳記，我發現 80 年代末, 我和 Elon 前後腳來到了加拿大的 Saskatchewan。我所在的城市叫 Saskatoon，有 18 萬人，他去的外公住過的城市叫 Swift Current，才 8 千人。比起來，我所在的地方真是個大城市。Saskatchewan 是個農業省份，一般人不會去那兒，除了我和 Elon這種不一般的人。當時 Elon 才 18 歲，而我已經 32 歲。2002 年 Elon Musk 把第二個創業公司 Paypal 賣掉，賺了 1.7 億美金。緊接著他就把 1 億美金投入了 SpaceX，7000 萬投入了特斯拉，1000 萬投入了 SolarCity。

2006 年新東方上市的時候，我其實也處在一個相似的狀態，手上握著很多足以創辦 SpaceX 的錢，但我卻沒有像 Elon 那樣做出一個特斯拉，或是一個 SpaceX 。我自己會反省，這是為什麽？當時我覺得，可能是中國政策不允許吧。其實這是一種自我欺騙的借口。我覺得主要問題在於我和 Elon 不同的思想觀念和精神意識。

Elon Musk 他想要做的就是改變世界、改變人類命運的事，為人類文明的延續和人類智慧的啟蒙做出貢獻。而對我來說，談到能源短缺、氣候變暖等等這些世界性的問題，我往往會覺得離我很遠。我在做的事業的確在改變著青年人的命運，我並不妄自菲薄。但就從精神意識和價值追求的角度，我是在為困頓的學生代言，而 Elon 在替困窘的人類擔憂。

兩種追求，也許談不上誰對誰錯，或者，它們反映了中美兩國的經濟社會發展階段。但如果中國真的要走向世界前沿，中國創業者如果真的要締造世界級的公司，我們就不僅僅要有對優質產品和服務的追求，對金錢與成功的追求，我們更應該要有對人類整體命運的悲憫和擔憂，要有對人類文明在歷史長河乃至浩瀚宇宙中的位置更加深邃和超前的思考。唯有我們的精神高度上升到了這里，我們才能在創業創新的銀河系里，與世界最璀璨的明星爭輝。

中國的創新創業的事業已經取得了偉大的成就。圍繞創業創新，我們需要社會對此的認知升級、創業者對創業的行知升級和政府對創業政策的政知升級，但可能我們最需要的還不僅是這些。

在人工智能必將代替大部分人類工作，生命科學必將極大延長人類壽命的黎明時刻，我們要有對人類文明和人類命運的整體思考和關註。中國創新需要新思想的註入以及新的精神力量的激發，從而為我們的創業創新事業帶來新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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