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金融領域,早已風起雲湧。面對巨大的市場和越來越多的湧入者,從原平安信保、陸金所轄下P2P小額信貸業務、平安直通貸款整合而來僅僅一年的時間,平安普惠在非銀行類的個貸市場中份額已遙遙領先。
從平安普惠的個貸產品來看,申請便捷、放款迅速是主打的特色,其新產品i貸2.0更是標榜“全線上操作,放款最快僅需3分鐘”。在極速放款之下,要保持業務的優質,強大的風控體系就成了“必備品”。近日平安普惠首席風控官林允禎接受第一財經專訪,講述了產品背後的風控邏輯。
“信任”和“風控”並不矛盾
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國內個人貸款余額約為28萬億元,其中96%由銀行系提供。其余4%的市場份額由1.5萬家互聯網金融公司和分散的小貸公司占據,平均每家市場主體的貸款余額只有1億,而發展僅1年的平安普惠以獨占6%遙遙領先。尤其近期,其月均新增貸款達200億元。
成功的首要元素便是穩健領先的風險管理。在平安普惠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趙容奭口中,風險管理是公司業務的根本。
那平安普惠的風控模型是怎樣運作的?
“基於我們在中國過去10多年的消費信貸經驗,現在我們已經積累起來400多萬客戶的金融數據。他們的行為數據、輪廓數據我們都做了分析。基於此,我們建立起了一個非常可靠的風控模型。基於風控模型,輔以先進的科學技術,比如通過手機,客戶就可以申請貸款。”林允禎表示。
據她介紹,在10年前平安的消費信貸業務起步時,借鑒了香港、韓國和日本等國家的風控模型。在積累了數據之後,就嘗試建立自己的評分模型、定價模型、審批模型。再加上從平安集團層面獲得的大數據,以及一些人臉識別、微表情等高新科技,進一步提升了風控管理能力和水平。
從平安普惠的產品,尤其是無抵押和純線上貸款產品的特性來看,主打的是便捷快速和“信任”。
就“信任”和“風控”如何找到平衡點,林允禎稱,她認為信任和風險管理並沒有沖突和矛盾。她表示,平安普惠的風險管理流程的出發點並非風險控制,而是管理風險。“通過比較恰當、合適的風險管理方法和機制來管理風險,我們對每個個體進行綜合評估,根據評估的結果決定可以給多少金額的貸款以及合理的定價。我們的目標不是將損失降到最低,而是在風險和收益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所以才能夠有這種信任。”
據林允禎表示,目前平安普惠的壞賬率大約在5%。“這個水平比市場平均水平好得多。”
還沒有可比的競爭對手
消費信貸市場,有傳統的銀行早就盤踞其中,也有互聯網公司攻城掠地。但林允禎稱,目前來看,平安普惠還沒有一個很恰當的可比競爭對手,因為他們和傳統的銀行和新興的互聯網金融公司並不一樣。
“如果銀行和普惠在風控方面進行比較,那我們的流程、規則、決策,大部分都是由機器完成的。” 林允禎表示,在處理一單申請所投入的人力和每天可處理的申請量方面,銀行無法與平安普惠進行比較。“我們不需要讓客戶提供大量的紙質材料或是信息。只要客戶進行授權,我們就可以獲取他的大數據信息,同時我們還有一套模型,可以在沒有人工幹預的情況下快速做出一筆貸款決策。”
而和互聯網金融公司相比,林允禎認為平安普惠生來就有金融“DNA”,是從金融的DNA環境當中生長起來的。
“不管是互聯網金融還是金融科技,這些本質還是消費信貸的業務。在這個行業,並非擁有了所有的技術就可以成功。核心的風險管理概念、流程,風控的文化、經驗才應該是起點和基礎。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們從傳統的模式起步,現在我們正在向互聯網金融的行業轉型。而很多的互聯網金融公司,並不是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她稱。
2016年中國經濟在挑戰中平穩增長,據國家統計局和央行數據,2016年四季度GDP增長達到6.7%,狹義貨幣供應(M1)增速加快,2016年達到21.4%,而廣義貨幣供應(M2)則增速放緩,2016年增長11.3%。在此大經濟背景下,個人購房貸款加速擴張。
普華永道今日發布《銀行業快訊:2016年中國銀行業回顧與展望》(下稱《報告》),以截至2017年3月31日之前發布2016年全年業績的27家A股和H股上市銀行作為分析樣本,並按照銀監會的機構分類,將它們按照四大類進行劃分。27家銀行包括了6家大型商業銀行、7家股份制商業銀行、9家城市商業銀行,以及5家農村商業銀行。
《報告》顯示,27家上市銀行2016年凈利潤整體仍保持增長。然而在經濟下行和利率不斷走低的環境下,上市銀行在凈息差收窄和撥備增加對盈利的雙重壓力下,通過擴大規模和提高中間業務收入等手段來抵禦盈利的壓力。總體上看,信貸資產質量及撥備的覆蓋仍然承受壓力。
擴大資產規模、拓展中間業務是驅動力
由於各自特征不同,各類銀行在利潤增長方面遇到的挑戰各有不同。其中,大行的凈利息收入普遍負增長,手續費收入增長也乏力,導致稅前利潤接近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值得註意的是,2016年建行、農行和中行稅前利潤負增長幅度較2015年更甚,而凈利潤增速卻成倍增長。普華永道中國金融合夥人姚文平解釋稱:“大型商業銀行因投資購買包括國債、地方政府債和鐵道債等債券包含國家稅收優惠,使得投資稅收相較2015年有大幅節省,幅度達到10%以上,這成為稅前、後利潤增速顯示兩極化的最大因素。”
股份行和城商行在資產減值撥備前仍能實現營業利潤相對較快的增長,但一些銀行,尤其是股份行的凈利潤卻只能維持低增長或接近零增長。可見撥備對這些銀行的利潤影響十分明顯。農商行的凈利潤波動性較大且表現各異,體現了地域經濟差異對於盈利能力的影響依舊較大。
2016年,因凈息差收窄與資產減值損失增加,上市銀行凈利潤構成受到雙重壓力。其中,受利率市場化影響,2016年凈利差和凈息差持續向下。縱觀近幾年,上市銀行生息資產收益率和付息負債的付息率變化基本保持向下趨勢不變。在此大環境下,上市銀行擴大資產規模、拓展中間業務是維持利潤穩定增長的兩大重要驅動力。
《報告》顯示,27家上市銀行2016年總資產138.81萬億元,大行和股份行總資產增速分別為11.1%和18.93%,較2015年有所上升。值得註意的是,在收入結構上,所有上市銀行的手續費收入占利息及手續費收入的比重在2016年均有所上升。尤其是股份行,手續費和傭金收入和其他非利息收入的占比加在一起,已接近營業收入的三分之一。大行的其他非利息收入占比變化最大,由2015年的6.24%上升至10.39%,上漲幅度高達66.5%。
就資產負債結構而言,各家上市銀行延續了2015年的部署,繼續調整資產結構。普遍擴大了證券投資組合,並減少持有同業資產。雖然客戶貸款及墊款仍然在生息資產中占最大比例,但是投資類占比顯著攀升。其中,城商行投資占比上調幅度最大,從2015年的39.07%上升至2016年的46.19%,增速達到48.87%;其次是股份行,投資占資產比例從29.54%上升至32.5%,增速30.87%。在負債端,同業存單作為一種新型負債業務,是2016年增長最快的負債類別之一。
信貸資產質量仍然是關註的焦點,27 家上市銀行的不良貸款額和不良貸款率繼續“雙升”。2016年末不良貸款余額11541.11億元,較2015年年末增加16.80%;2016 末不良貸款率1.67%,較2015年末增加0.06個百分點。其中,農商行和大行不良貸款率上漲較少。
2016年上市銀行的整體信貸風險得到一定的控制,與各家銀行積極以重組、核銷與轉讓等多種方式降低不良貸款余額密不可分。通過觀察貸款減值準備中的準備金核銷與轉出變動情況可見,《報告》中已披露年報的27家上市銀行2016年核銷與轉出準備金規模達5153.01億元,較2015年同期增加26.17%。顯示上市銀行運用核銷與轉出的方式來消化不良貸款的程度有所提升。
尋找盈利與合規的平衡點
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下稱“IFRS9”)發布後的第三年,“中國版IFRS9”也在近期正式落地。“中國版IFRS9”主要涵蓋“金融工具的分類和計量”、“金融資產減值”、“套期會計”、“金融資產轉移”四大塊內容。
據歐洲銀行業的調研結果顯示,86%的銀行預計減值最多增加30%,75%的銀行預計新減值要求將會增加利潤波動性,而79%的銀行預計資本充足率下降最多75個基點。
梳理時間軸,H股上市銀行及“A+H”上市銀行自2018年1月1日起需要施行新準則,其他A股上市銀行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余非上市銀行自2021年初起施行新準則,鼓勵有能力的銀行提前施行。銀行業實施IFRS9進入倒計時。
2016年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的推出,對銀行業的影響深刻而深遠,綜合考慮七大方面加強逆周期調節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範,不僅將宏觀審慎資本充足率納入考核體系,也從考核狹義信貸轉向對廣義信貸的關註,將利率定價行為作為重要考核因素。
《報告》指出,由於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的出臺,未來銀行資本金將成為核心約束,高資本消耗業務面臨較大的壓力。廣義信貸增速考核讓“大資管”資產配置模式可能面臨制約,銀行業未來的盈利能力或將面臨挑戰,且資產配置的發展模式可能受到約束。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穩定局局長陸磊撰文指出,以宏觀審慎管理制度建設為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的主要抓手,通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以治標。建立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以治本。全面提高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體系健康性以遏制道德風險。
普華永道金融業主管合夥人梁國威表示,銀行業未來在宏觀審慎評估體系的要求下,會被一定程度制約盈利和業務活動,在不良資產上升的影響下則需要開源,因此找到盈利與合規的平衡點是2017年的首要任務。“零售銀行已經受到沖擊,影響了業務和利潤,把握金融科技的發展機遇,借助科技實現渠道轉型、推動金融創新。對於銀行業近期展開的專項治理,將有助於銀行專註本業,也讓經營風險能夠更好的得以體現,有利於銀行業更好的服務實體經濟。”
安徽省淮北市,一座計劃在2017年年底前關井的煤礦。安徽省計劃至2020年,關閉煤礦21對,退出產能3183萬噸/年,分流安置7萬多名礦工。(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10日26日《南方周末》)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供需關系的轉變使煤價猛漲,過去幾年“過得淒涼”的煤炭企業突然迎來了屬於他們的好日子。
“現在不是擔心去產能的任務完不成,而是有些地方去產能的熱情高漲,怎麽能在保供應的情況下有序地去產能。”
如何促進產業的現代化,在市場上建立更高質量的平衡,也是本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題中應有之義。
進入10月份之後,北方的天氣一天天轉涼。放在往年,山西晉中市和順縣百珍新村的王振華已經開始清洗暖氣,到洗煤廠拉炭,準備過冬了。但在今年,村幹部很早就在大喇叭里廣播,村子要集體安裝燃氣,集體供熱,不允許私自燒煤。
兩個月前,和順縣一家國營煤礦發生了一次礦難。四天後,晉中市要求全市露天煤礦和非煤礦山、和順縣全部煤礦停產、停建整頓。
過去兩年,去產能是煤炭行業的主題。山西省先後退出產能2325萬噸和2265萬噸,均位於全國各省份的前列。不過,相比於大同、長治、陽泉等煤炭大市,晉中的煤炭產能並不算多,也一直沒有分到去產能的任務。
如今來到煤炭去產能第二個年頭的冬天,煤炭使用高峰如期而至,晉中此次的煤礦關停之舉卻被國家發改委點了名。
“個別地方存在非理性停產,因為發生煤礦事故就關停所有煤礦,這種做法不科學,尤其是在迎峰度冬的情況下,更不應該采取這種辦法。”在10月11日舉行的深化推進煤電運直購直銷中長期合同座談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說,此前已經約談了晉中市。
“現在不是擔心去產能的任務完不成,而是有些地方去產能的熱情高漲,怎麽能在保供應的情況下有序地去產能。”連維良說。
晉中市煤炭工業局一位內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被約談後,煤炭局就召開了緊急會議,工作人員也奔赴各個煤礦協調複工,“有的人連十一假期都沒休息”。目前,該市的大部分礦場已經複工。不過,礦難事故發生地和順縣內,絕大部分的煤礦仍然處於停產整頓的狀態。
這一次全村被要求集體安裝供熱,在王振華看來,除了環保的問題之外,也正是與煤礦關閉、煤炭供應不足有一定的關系。在進入煤炭去產能的第二個年頭之後,“保供穩價”成為了煤炭業的一個高頻詞。
在多個省份傳出提前超額完成任務的捷報之後,黑龍江省則表示為保障冬季煤炭供給,將下調今年的去產能目標。
“2015年之前,煤礦虧得都比較多,那個時候煤礦太多了,煤價也低,基本上產一噸煤就要虧一筆錢。”年近五十的李鋒在山西呂梁販煤已經有十個年頭,他見證了這幾年煤價“N字形”的波動。如今,煤價再次沖上波峰,連他也沒有想到,煤炭企業的好日子會來得這麽快。
李峰有自己的車隊,也跟鐵路上的關系很好,他主要的生意就是通過拉煤卡車或綠皮火車將山西的煤賣到山東。2015年是他生意場上最後的高光時刻,那個時候,每個月他能往山東發三萬多噸煤,煤源也很充足,只要給關系好的煤老板打個電話,礦上就會把煤給配好,他要做的就是找好客戶和運煤車。
李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那個時候煤價比較低,買主們也願意在路上花錢,地方遠的買主為了優先拿到煤,每噸煤在運價上會加上幾塊錢。雖然煤老板們不怎麽賺錢,但是這些販煤的人還是賺了不少。
不過,從去年開始,形勢慢慢發生了轉變,煤價逐漸上升,煤源越來越少,以前關系好的煤老板們也不再積極配煤,他每個月發往山東的煤也從3萬噸驟降到1萬噸。“現在誰手上有煤,誰就是大爺。好多人給我打電話找煤,說沒有煤,競爭太激烈了。”李鋒說。
根據2017年年初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發布的《中國煤炭工業改革發展年度報告》(2016年度),2016年末,中國煤炭價格指數達到160點,與年初相比增長了38.1%。此外,秦皇島港5500大卡市場動力煤平倉價是639元/噸,比年初回升269元/噸,增長72.7%;山西焦肥精煤綜合售價為1489元/噸,比年初回升了920元/噸,增長161.7%。
在2016年,整個煤炭行業的主題就是“去產能”。當年2月份,國務院發布《關於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明確用3至5年的時間煤炭行業退出5億噸產能的目標;兩個月後,國家發改委、能源局、煤監局等部委又發布《關於進一步規範和改善煤炭生產經營秩序的通知》,對煤炭去產能做了更詳細的規定;煤炭行業在全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去產能熱潮。
隨即,全國多個省份公布了當年的去產能目標計劃,山西、陜西、貴州等煤炭大省當年去產能的實際情況都超過了2000萬噸,比如,山西退出2325萬噸,陜西退出2934萬噸,河南退出2388萬噸,貴州則是2107萬噸,當年的去產能任務超額完成。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全國規模以上的煤炭企業原煤產量為33.64億噸,同比下降了9.4%,從當年的4月份開始,全國煤炭形勢也由嚴重的供大於求逐漸轉為了供需基本平衡。
到了2017年,煤炭去產能的政策繼續落實,不過與去年2.5億噸的目標相比,今年的目標只有1.5億噸。但是,根據各省公布的去產能目標以及近期的調整,2017年的去產能目標也很有可能超額完成。
進入10月份,多個省份調整了去產能目標。比如,山西省政府近期發文,稱2017年新增關閉9家煤礦,比原定1740萬噸的目標增加了525萬噸;江西省也於近期對外稱,調整煤炭去產能的目標,根據2016年國家下達給江西省的煤炭去產能任務,江西在“十三五”期間要關閉煤礦283處、退出產能1868萬噸,新目標確定後,江西在“十三五”期間實際將關閉煤礦437處、退出產能2635萬噸。
值得註意的是,在多個省份傳出提前超額完成任務的捷報之後,黑龍江省則表示為保障冬季煤炭供給,經請示全國鋼鐵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和實現脫困發展部際聯席辦公室同意,將下調今年的去產能目標,調整後的目標是76萬噸,僅為原目標的四分之一。
2017年4月15日,山西省太原市,昔日煤炭“華爾街”白家莊礦,如今已成“空巢”。(視覺中國/圖)
多個煤炭上市公司發布了本年度第三季度業績報告,可謂捷報頻傳。
在去產能的大勢所趨之下,中國的煤炭行業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
晉中市煤炭工業局一位內部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幾年前,在煤炭工業局的門口有時會聚集煤企的上訪員工,這些員工最主要的訴求是自己收入待遇太低,希望提高收入。“那個時候,大部分煤炭企業都虧。”該內部人士說。
但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供需關系的轉變使煤價猛漲,過去幾年“過得淒涼”的煤炭企業突然迎來了屬於他們的好日子。
日前,多個煤炭上市公司發布了本年度第三季度業績報告,可謂捷報頻傳。10月24日,山西焦煤西山煤電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西山煤電)發布第三季度業績報告,年初至當季,西山煤電的營業收入為210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62.28%,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13.7億元,同比增幅高達576.64%。
10月11日晚間,安徽恒源煤電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恒源煤電)披露了2017年前三季度業績預增公告,預計2017年1月1日至9月30日實現凈利潤為9.5億元左右,與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711.97%左右。
甘肅靖遠煤電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三季度報告也顯示,報告期內,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達到3.71億,同比增加210%;中煤能源預計今年前三季歸屬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增長150%-190%;陜西黑貓也預計前三季度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約1.5億元至1.8億元,同比增長111%至154%。
上述上市公司在解釋業績變動的原因時,都將功勞歸於煤炭行業的去產能,以及煤炭產品價格的大幅度增長。
根據《中國煤炭工業改革發展年度報告》(2016年度)公布的數據,2016年前11個月,全國規模以上煤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2.06萬億元,同比下降4%。但利潤總額為850億元,同比增長156.9%。此外,根據中國煤炭工業協會統計的90家大型煤炭企業(產量占全國的68%)的運營情況,這90家企業在2016年1—5月份虧損40.65億元,6月份後利潤實現正增長。而去產能的大潮正是從2016年5月份開始全面開啟。
2017年8月份,和順縣的礦難事故因為瞞報、拘留所謂“造謠者”而備受關註。事故發生後,晉中市要求全市露天煤礦和非煤礦山以及和順縣全部煤礦停產停建進行整頓。
在等待多年之後,煤炭行業終於進入了新的紅利期,山西本地的煤老板們也渴望能在這個大潮之中分得一杯羹。根據李鋒向南方周末記者的描述,在山西呂梁,不少煤老板們正開足馬力,快速出煤,將過去兩年虧掉的錢給賺回來。
但另一方面,由於資本、環保等環節出問題,許多民營煤礦仍然舉步維艱。在晉中市,有一家年產量達到120萬噸的煤礦正急著出手轉讓,價格在8億元以上,該煤礦的高管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銀行斷了貸款,老板的資金周轉出了問題。
“現在煤價高,煤礦效益還可以,老板把這個價錢掛出去之後,河北、河南的不少同行來打聽煤礦的事情。若放在兩年前,肯定不值這個價。”該高管說。
山西省發改委宏觀研究院前院長李霆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相比較來說,國有煤礦在產能、環保、安全系數和資源利用率上,都要好於私營煤礦,政府扶持國營煤礦的發展也是可以理解的。
山西晉中市一家正在轉手的民營煤礦,目前仍在停產過程中。(南方周末記者 王偉凱/圖)
在各省去產能的具體方案中,不少地方所關閉的煤礦的產能,要遠高於國務院標準。
李霆從山西省發改委宏觀研究院院長的位置上退休之後,一直關註著山西的經濟發展。在這一輪煤炭去產能的大潮開啟之後,讓他感覺不公平的是,山西本地不少產能達到120萬噸的煤礦也被關停了,而別的省份產能30萬噸的煤礦仍在穩定地運行。看著那些年產量一百萬噸的煤礦被關閉,他覺得很可惜。
“什麽是‘去產能’?”李霆反問,“‘去產能’完整的稱呼是去除落後產能,消除過剩產能,並不只是單純地關閉煤礦。”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去產能的這兩年,他一直想看有沒有要被關閉的煤企出來擺事實講道理,宣稱自己的煤礦雖小,但不是落後產能。不過,他並沒有發現有人站出來。
根據去年2月份國務院出臺的《關於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國家對不同省份的落後產能做出了不同的要求。納入2017年或2018年去產能範圍的是:晉陜蒙寧等4個地區30萬噸/年以下(不含30萬噸/年),冀遼吉黑蘇皖魯豫甘青新等11個地區15萬噸/年以下(不含15萬噸/年),其他地區9萬噸/年及以下(含9萬噸/年)的煤礦。
這也意味著年產20萬噸的煤礦在河北、黑龍江等地不屬於落後產能,但是在山西、內蒙古就屬於落後產能了。而在各省去產能的具體方案中,不少地方所關閉的煤礦的產能,要遠高於上述標準。比如,山西省公布的今年第一批要退出的煤礦名單中,就有年產能達到330萬噸、260萬噸和150萬噸的大煤礦;陜西省今年退出的名單中也有產能達到420萬噸的煤礦。
這種不均衡的去產能要求,跟全國煤炭開發總體布局有著直接關系。根據公開資料,目前中國煤炭開發的總體布局是壓縮東部、限制中部和東北、優化西部。有序推進陜北、神東、黃隴、新疆大型煤炭基地建設。14個大型煤炭基地的產量將達到37.4億噸,占全國煤炭產量的95%以上。到了2020年,北京、吉林、江蘇的礦井將逐步退出,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廣西、重慶、四川煤礦也會加快關閉退出。
不過,多位煤炭行業內部人士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均表示,過去兩年的去產能,其中有不少上榜煤礦是已經不具備產能、準備停工停產的煤礦,這其中也包括那些幾百萬噸產能的大型煤礦。也有行業內部人士表示,有一些被關停的在產小型煤礦,核準的產能是30萬噸,但往往會超負荷運行,實際的產能要遠高於30萬噸。
李霆早年在擔任山西省發改委宏觀研究院院長時,曾多次對山西的煤炭行業把脈就診。李霆坦言,在去產能之前,山西的煤炭行業亂象叢生,私挖私運的現象普遍存在,這一方面使得煤炭的價格始終難以提升,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
李霆看著山西本省的大型煤礦被關閉依然有些遺憾。他認為,煤炭行業是一個傳統行業,但不一定就是落後行業,他對於有些地方運動式的去產能做法有些擔憂。他建議應該更加明確落後產能的標準,從施工設備、安全系數、資源開采率等多個角度來界定,“不能僅僅以產能多少為標準,為了去產能而去產能”。
去產能之後,供需變化帶來價格反轉,使地方政府去產能的熱情也不斷高漲,由被動去產能轉向主動去產能。
在煤炭業去產能進入到第二個年頭的冬季,“保供給,穩煤價”成為了一個頻頻出現的熱詞。2016年12月份,國家發改委發布的《能源發展“十三五”規劃》也明確表示,到2020年,我國的煤炭消費總量控制在41億噸以內,而國內的煤炭生產總量為39億噸,再加上每年2.5億噸左右的進口煤炭,十三五期間,我國的煤炭市場在總體上基本處於供需平衡的局面。
對於產煤大省山西來說,這一輪的去產能,對於優化山西煤炭企業的結構有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但在去產能之後,供需變化帶來價格反轉,使地方政府去產能的熱情也不斷高漲,由被動去產能轉向主動去產能。2017年8月,發改委對外公布數據顯示,全國上半年共退出煤炭產能1.11億噸,完成全年任務的74%。加上去年的2.9億噸,累計退出煤炭產能超過4億噸,占“十三五”8億噸目標任務的50%。
居高不下的煤價,給下遊企業增加了成本壓力。2017年3月份,寧夏回族自治區就曾發生7家電力企業“聯名上書”經信委,要求降低煤價的事情。7個月後,當再次回顧那次“聯名上書”事件時,一位聯名電力企業中層領導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當時自治區經信委做了斡旋之後,事情得到暫時解決,但是隨著煤炭價格的不斷上漲,煤企與電企之間仍然劍拔弩張。
在上述直購直銷中長期合同座談會上,連維良直言,煤炭行業要持續穩定的健康發展,就不能要短期的高煤價,“短期的高煤價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毀前程”。事實上,在今年,發改委多次強調要有節奏、有計劃地去產能。
9月21日,國家發改委發布了《關於做好煤電油氣運保障工作的通知》,強調要加快推進煤炭優質產能釋放,各產煤地區要組織指導煤炭生產企業不得以簡單停產方式開展或應對執法檢查;9月27日,中國煤炭工業協會也發布《關於進一步做好今冬明春煤炭供應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努力穩定煤炭市場價格。
從9月底開始,包括神華、中煤、大同煤礦、陽煤集團、晉煤集團等在內的多家知名煤企宣布將市場煤的價格下調10元/噸。
但是,多位業內人士認為,10元/噸的降價對於煤炭價格的影響微乎其微,隨著冬季迎來用煤高峰,煤價很有可能繼續上漲。
針對這樣微妙的供求關系,李霆的建議是,允許備用煤礦的存在,以防煤炭供給出現嚴重不足。
面對居高不下的煤價,國家發改委則在繼續推動直購直銷、中長期協議措施的落實。所謂直購直銷就是煤電生產企業直接簽訂合同,不通過中間環節。而中長期協議則是簽訂一個較長時間的供應協議,協議價保持恒定不變。
不過,連維良也直言,解決煤炭保供和降價,治本的措施就是增加產能。
(應受訪者要求,李峰和王振華為化名)
百億級殘疾人就業保障金(下稱殘保金)在降低企業負擔大浪潮下接連調整。
繼去年擴大小微企業免征範圍和設定征收標準3倍上限後,近日財政部發文稱,為了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自2018年4月1日起,將殘保金征收標準上限,由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3倍降低至2倍。這將讓工資高於當地平均工資兩倍以上的未足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企業直接受益。
研究殘保金的上海財經大學曾軍平副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殘保金制度還有進一步調整空間。殘保金征收目的在於保障殘疾人就業,因此殘保金應該對安排殘疾人就業多的企業獎勵,並對不安排殘疾人就業多征殘保金,以此來促進殘疾人就業。
減負基調下密集調整
所謂殘保金,是為保障殘疾人權益,由未按規定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和民辦非企業單位繳納的資金。以此倒逼企業按不得低於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比例來安排殘疾人就業。
自從2015年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和中國殘疾人聯合會頒布《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規範殘保金征收使用管理以來,殘保金已經在4年里有過3次調整。
隨著近些年經濟增速放緩,企業減稅降費呼聲越來越高。
關註殘保金的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溫嬌秀曾告訴第一財經,按照職工平均工資來繳納殘保金給用人單位帶來較大負擔。
她舉例,比如2014年,每少安排1名殘疾人就業,北京市的用人單位需繳納殘保金41712元,天津市的用人單位需要繳納51120元;當年全國31個省份中,殘保金計算基數最高的是江蘇省,其用人單位每少安排1名殘疾人就業,需要繳納的殘保金高達57985元。
對此,國家實施的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的一組合拳中,就涉及殘保金。
財政部發文稱自2017年4月1日開始,擴大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免征範圍。將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免征範圍,由自工商註冊登記之日起3年內,在職職工總數20人(含)以下小微企業,調整為在職職工總數30人(含)以下的企業。同時首次設置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標準上限。用人單位在職職工年平均工資未超過當地社會平均工資3倍以上的,按當地社會平均工資3倍計征殘疾人就業保障金。
2018年4月1日,財政部再發文將上述3倍上限降至2倍。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近些年工人平均工資增長較快,殘保金總體收入也快速增長,並伴有大量結余。
根據財政部數據,2010年至2014年殘保金收入從162億元增長至284億元,結余資金也從約104億元增至212億元。
保障就業而非為了收入
作為社會弱勢群體,殘疾人由於自身發展能力受到限制,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情況下很容易陷入貧困和被邊緣化狀態。在這種背景下殘疾人就業問題尤為重要,這不僅意味著收入增加,也是他們融入社會實現自身價值的關鍵。
隨著2007年殘保金制度逐步推開,殘保金在促進就業方面的威力逐步顯現。一個最明顯的數據是用人單位按比例安排殘疾人就業人數(下稱按比例就業)和占比的攀升。
根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公布數據,2016年城鄉持證殘疾人就業人數為896.1萬人,其中按比例就業66.9萬人,成為農業種養加、靈活就業外最主要渠道。
在當前降低企業稅負背景下,殘保金繳費負擔降低而引起用人單位的“逆向選擇”問題也值得關註。
曾軍平告訴第一財經,目前存在的一種現象是一部分用人單位出於各種原因寧願繳納殘保金也不願意安排殘疾人就業,繳納“殘保金”反而成為其拒絕接納殘疾人就業的“正當理由”。這也是近些年殘保金制度小幅調整的原因之一。
有專家認為,由於殘疾人事業預算經費定的過低、支出範圍缺乏靈活性、就業失業覆蓋面較為狹窄導致了結余資金過高。而結余資金過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殘保金並未充分用於殘疾人就業失業發展,這顯然不利於殘保金對殘疾人就業促進作用的發揮。
專家建議優化殘保金支出結構和使用效率,擴大殘保金適用範圍和覆蓋面,讓更多人的殘疾人參與到康複訓練、職業教育與培訓活動中來,享受殘保金帶來的政策性福利。並加強對殘保金使用的監督。
曾軍平認為,殘保金使用也應該多用於獎勵那些安排殘疾人就業多的用人單位,進一步鼓勵他們接納殘疾人就業。同時加強征管,確保那些沒有安排或沒有足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用人單位足額繳納殘保金,體現制度的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