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經濟下行、估值偏高 但A股仍將走牛

本文為海通證券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在中國經濟論壇上發表的觀點，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要點提示：

■配置性需求增大和對改革等樂觀預期助推牛市。目前中國家庭的資產配置中，房地產配置占68%，顯然過高了，而權益類產品的配置只有3%多，只有美國家庭的10%。A股主板在被冷落多年之後，再度成為主流資金的追逐目標，這就像從2000年開始中國家庭在資產配置上不斷追逐房地產一樣，一旦起步，就將延續下去。

■如果仔細分析中國股市20多年來的走勢，會發現經濟政策對股市影響要比經濟周期對股市影響大，因為政策通常是逆周期的，它更能與投資者預期保持一致。

■既然監管層的多目標管理責任不會放棄，既然作為新興市場，A股總體高估的格局難以改變，那麽，今後股市的波動也將在“絕對高估與相對低估之間”，其總體估值偏高的現象不會消失，股指在“絕對低估”的逗留時間往往很短暫，這或許也構成股市在今後將維持牛市的一大理由。如果你認同監管政策不會改變趨勢，那麽，就應該認識到趨勢的長期性，它不會因短暫的波動而改變方向。

大部分投資者總是喜歡用經濟向好、股價便宜作為看好股市的理由，而悲觀論者也同樣以否認這兩點作為看空的理由。一般而言，利益偏向會導致分析的不客觀，即所謂的屁股決定腦袋。但即便拋開利益紛爭，也不能確保你的邏輯能令人信服地解釋趨勢發生的因果關系。因此，選擇具有更強解釋力的邏輯，總比死搬硬套通俗邏輯好。自2012年至今，筆者在看淡經濟，看淡貴金屬、大宗商品和房地產價格的同時，始終堅信會有越來越多的資金流向金融資產交易市場，從而有利於債券和股票的估值提升。

估值偏高是事實 經濟下行難逆轉

大家一般都喜歡用市盈率高低來衡量股價水平的高低，那麽，創業板70多倍的市盈率應該屬於過高了吧，因為中國創業板市盈率水平差不多是美國納斯達克的3倍。其實，A股主板的估值水平同樣也不像大家所公認的那樣便宜。根據Wind數據，截至2014年12月16日，深圳主板的市盈率為27.1倍。盡管滬深300的市盈率只有11.7倍、上證A股的市盈率為13.1倍，但滬深A股主板市盈率的中位數為43.2。而根據彭博數據，美國道瓊斯指數和標普500指數對應的市盈率中位數分別為17倍和19.3倍。假如30倍以上的市盈率可以定義為偏高的話，則主板中有60%的股票市盈率高於30倍。這還沒有考慮市場利率水平，利率越低，則估值水平可以越高，反之也然。如美國的利率接近於零，中國市場利率起碼在5%以上。

中位數比平均數更能客觀反映股票的總體估值水平，這就像在一個貧富差距大的社會里，大家經常抱怨自己收入被統計局平均之後“提高”了一樣，而中位數則會告訴你所處的收入地位。統計表明，A股市值規模500億元以上的上市公司只有103家，只占到A股上市公司總數的3.97%，但它們在2014年共實現A股市值增量71366.6億元，占增量總額的53.58%，這些大市值股票權重大但市盈率低，所以其他股票被平均之後，市盈率也就低了；而美股的市盈率分布比較均勻，故平均市盈率水平和市盈率的中位數就比較接近。

有人會辯解：盡管股市估值水平是不那麽便宜，但中國經濟還是向好，房地產行業有望重新回暖。中國經濟真的有那麽好嗎？半年前與半年後的股價當然是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有哪個經濟指標可以反映這半年內有戲劇性的變化呢？

我還是比較相信電量這一指標，因為這個數字比較真實，不會造假。2014年全社會用電量同比增長3.8%，低於2013年3.7個百分點，這也是自2003年有這一數字公布以來的新低，當然也低於次貸危機時的增速。如果說工業用電量增速的降低可以理解為經濟轉型，那麽，城鄉居民生活用電量增速只有2.2%，要知道過去10多年來，我們居民的用電量一直是以15%、10%、8%左右的增速遞減的，且進城農民工的數量也在不斷減少，從2010年的新增1200多萬，到2013年只新增600多萬。因此，用電量增速的降低，是否意味著城鎮化進程的放緩呢？當然，官方強調是因為去年夏天不熱、空調少用的因素，但我看到的卻是2014年大家電消費額負增長的因素，其中空調倒是唯一保持增長的大家電。

家電消費對應的是居民住房投資和消費，2014年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12億平方米，比2013年少銷售1億平方米。而對中國而言，由於計劃生育的實施，人口紅利的拐點已經出現，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峰值在2010年已經達到74.5%的高點，到2013年這一占比已經降至72.8%，預計到2020年這一占比將會降至70%以下。而25-44歲青年人口的總數也會在2015年左右達到頂峰，此後開始下降。從美日韓等國經驗看，伴隨著25-44歲人口見頂，地產銷量也會出現拐點，筆者可以斷定2013年房地產的銷售面積就已經達到峰值了。

其實，我們更應該關註決定經濟增速的長期因素，如人口老齡化將帶來的高儲蓄率不可持續問題。比如中國投資高增長主要依靠高儲蓄，而投資占比過高問題，也幾乎是世界獨有的。如2014年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占GDP比重為78.9%，而歐美及日本這一比重均在20%以下。假如今後6年名義我國GDP增速平均降至8%，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平均降至13%，則到2020年，中國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將超過GDP總額，這就不可理喻了。因此，高投資不可持續，在今後儲蓄率不斷下降的背景下，經濟增速的支撐位恐怕要回落到6%-6.5%之間，投資增速也會接近GDP增速的水平，尤其是房地產投資在固定資產投資中的占比還會不斷下降。

配置性需求增大和對改革等樂觀預期助推牛市

自2012年之後，實物資產投資的高收益不再，而目前中國家庭的資產配置中，房地產配置占68%，顯然過高了，而權益類產品的配置只有3%多些，幾乎只有美國家庭的10%。從總量看，盡管2014年A股的市值有了大幅增長，年末達到37萬億，但占GDP比重（證券化率）也不過58%，而美國為120%，一般發達國家也都在100%以上。但中國房地產總市值占GDP比重雖然得不到一個準確的數據，但估計在300%-400%之間，大約是美國的一倍左右，顯然是過高了。

再從企業的債務結構看，中國企業的負債額占GDP比重估計為130%，而美國不到80%。2014年國企的債務增長超過10%，大約為66萬多億元，占企業總債務80%，國企債務龐大是中國企業債務占GDP比重高居全球榜首的根源。如此高的債務水平，勢必形成巨大的償債壓力，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目前銀行的平均放貸利率為7%，民間利率更高，故實業投資意願下降在情理之中。

所以，目前社會資金的脫實向虛，從實業和房地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看似不正常，其實是合理的。因為經濟連續下行，在資金成本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實體經濟缺乏賺錢項目，而實物資產如煤礦、鐵礦、油井等又在折價，房地產交易的活躍度也在下降，過去幾年盛行的這些投資模式都在賠本。

從2001年至2011年，居民投資實物資產中的黃金可以獲得高回報，但從2012年至今，投資黃金則是虧本買賣。熱錢總是流向能賺錢的領域，故從2012年之後，信托產品、銀行理財產品、創業板和中小板股票都逐一受到大資金的青睞。這一進程目前似乎有了加快跡象，尤其是A股主板在被冷落多年之後，再度成為主流資金的追逐目標，這就像從2000年開始中國家庭在資產配置上不斷追逐房地產一樣，一旦起步，就將延續下去。

如果仔細分析中國股市20多年來的走勢，會發現經濟政策對股市影響要比經濟周期對股市影響大，因為政策通常是逆周期的，它更能與投資者預期保持一致。實際上這輪美國股市的上漲並創新高，也是在美國持續推出量化寬松政策的過程中發生的，美國的標普和道瓊斯指數就是在經濟回落的過程中見底回升的。股市原本就是經濟的晴雨表，是快於實體經濟的變化而變化的，教科書上說是提前經濟周期6-18個月。所以，對於把經濟下行當作股市的利空看待，似乎又重新回到到散戶思維中了。

隨著經濟的下行和高負債下社會信用風險的增大，相信財政和貨幣政策的進一步放寬是可以期待的，2015年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是防通縮。此外，投資者也對經濟改革賦予更好的預期。對於此輪經濟改革看好的最根本理由在於，再不改革已經沒有退路了，屬於倒逼式改革。而中國與西方國家相比，所擁有的最大一塊資源，就是幾十萬億元的國有資產。如果說過去2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與土地升值高度相關，那麽今後10年中國要化解債務問題和經濟結構調整，估計會與國企改革和國有資本的運作高度相關了。

盡管本人始終認為，改革有助於化解風險，但難以在短期內解決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諸多問題。但投資者往往不會對改革前景進行量化分析，且在改革推進的早中期（2014―2017年）總是比改革後期（2018-2020年）要樂觀。這就像中國球迷對中國足球比賽前景的預期變化一樣，在上半場的前20分鐘，大家對於換帥之後的中國隊獲勝預期肯定高於下半場的後20分鐘。

從長期看，無論是經濟上行還是下行，政策基本都會對沖掉現實中的利好或利空。如果政府所采取的針對利空的對沖力度超預期，則又構成利好。美國的QE政策超預期，最終使得美國經濟複蘇，股市則提前反映了投資者的樂觀預期。而“中國政策工具箱里的儲備還很多”，這意味著在經濟下行過程中，中國政府更有實力和可能性讓政策超預期。

企業盈利增長有望逐步與GDP增長脫鉤

中國已經步入從增量經濟發展模式到存量經濟主導的發展模式階段，即經濟增速放緩但還必須實現充分就業。長期以來，美國經濟增速遠低於中國，但股市的表現遠好於中國，其原因就在於企業的盈利能力強，其平均利潤率遠超GDP增速。而這幾年中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估計在5%-6%之間，低於GDP的增速。如2014年世界500強中，美國企業的平均利潤率為9.33%，中國企業僅為5.1%。

不過，中國企業的盈利改善是可期的。首先，從長期看，融資成本有望下降。中國企業的盈利水平低下有諸多原因，其中銀行擠占企業利潤是主因。如中國企業聯合會發布的2014中國企業500強報告顯示，17家銀行企業凈利潤總額1.23萬億元，占500強企業凈利潤51%。這是500強企業中銀行業利潤總額首次超過其余483家企業的總和。因此，從今後看，銀行的息差收入將繼續減少，估計2015年銀行的盈利增速將進一步下降，而得益方應該是企業和儲戶。

其次，中國企業盈利的改善將通過去杠桿來實現。去杠桿的形式多樣，如破產重組、並購、資產證券化等，尤其是國企改革方面。國有資產通過轉讓，可以將目前的債務負擔變為公共資源。盡管中國不會複制西方國家私有化的模式，但德國、英國和法國的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推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政府減輕債務壓力，並引發了股市牛市，還是值得借鑒的。

第三是來自產業結構調整和原材料成本的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趨緩等因素。2014年已經呈現出企業盈利增速與GDP增速“脫鉤”的跡象，即企業盈利增速不再隨GDP增速下行而下降，如果能夠持續下去的話，這對於資本市場應該是利好。2015年人民幣貶值的壓力將加大，這對於出口導向型企業而言，應該是有利的。

但不可否認的是，眼下中國企業面臨的負面因素會更多些，這一方面可以迫使企業轉型升級，如三大產業中服務業比重上升，先進制造業在制造業中的占比提升等。另一方面，這些不利因素可以用各種寬松工具來“對沖”，相信中國企業的未來前景還是看好。畢竟中國目前高負債下的經濟回落與歐洲、日本這些高福利發達國家的衰落是不可同日而語。

估值偏高與定價錯誤現象將長期存在　　

記得1993年年初，筆者曾在《中國證券報》頭版發表了未來股市的六大趨勢展望，當初預言高估的市盈率會不斷走低，A股與B股會接軌，隨著股票存量規模的擴大，投資者不再恐懼新股發行和市場擴容……如今看來，當初過於理想化了。迄今為止，個人投資者仍然主導市場，平均交易量占全市場的80%以上，A、B股價差仍然很大。A股估值偏高的原因，主要是證券市場的發行管制導致股票供給偏少，去年股權和債權融資占社會融資總額的比重只有17%，而美國一般要占80%以上。此外，監管部門兼有維護市場穩定的職責，經常在股市低迷時暫停股票發行，即便今後推行註冊制，估計發行規模也難隨意擴大。

此外，由於A股是交易活躍的散戶主導的市場，從過去20多年的交易歷史看，A股的平均年換手率水平確實名列全球前茅；A股兩融業務開展時間也不長，但2014年的交易量占比已經超過14%，這一比例在全球資本市場上也是屈指可數的。這可以解釋A股高估值的部分原因，如小市值股票的流動性超好，流動性好對股價有正向提升作用。而在機構投資者主導的成熟市場，小盤股往往不會得到分析師和機構的青睞，流動性很差，估值就會偏低。目前，A股仍未被納入MSCI新興市場指數；可以預期，中國未來10年仍將是個人投資者主導的市場（目前QFII加RQFII占A股的市值僅3%，而我國臺灣地區的QFII已經接近30%）。由於個人投資者的知識結構和投資理念普遍存在缺陷，加之資本市場的融資管制存在，這就導致估值偏高和估值扭曲的現象長期存在。

對境內公募基金和QFII投資者而言，其擁有股市定價權的時期大約只有在2003-2007年，這恰恰是它們規模高成長期，之後機構投資者的市值占比就沒有顯著上升，交易額一直維持在15%左右。據說2014年個人投資者的交易額占比進一步上升至85%，這對於機構投資者而言既是機會又是挑戰。機會來自於由於市場定價錯誤產生的套利空間很大，而目前滬港通、股指期貨和股票期權等工具也為套利提供了便利；而挑戰則是機構如何來適應散戶的投資理念和操作思維，而且，這樣的散戶思維還將長期延續下去。

監管政策只能平滑而不會改變趨勢

由於主板市場在過去近三個月內出現了巨大漲幅，顯然超出了包括管理層在內的大部分人的預期，而且這又導致了市場的杠桿率陡增、利率水平上升和流動性風險加大，故抑制市場過多投機行為是必然的選擇。對於“一行三會”為主的監管者而言，眼下正面臨多重艱難的選擇：1、既要阻止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向資本市場，又要防止資本市場過於低迷而難以提高直接融資比例；2、既要抑制散戶市場的過度投機和盲目投機行為，又要維持市場穩定，防止市場大起大落對中小投資者造成的傷害；3、既要防止銀行、保險等金融機構卷入高杠桿融資的風險中去，又希望各類養老基金、企業年金等社會保障基金能夠利用資本市場獲得好回報。這正是中國股市處於新興市場的典型特征，政府不放心市場的自我修複能力，而投資者也總是看著政府的臉色做投資決策，經常會感到無所適從。

實際上，監管政策的變化不用過於關註，因為從歷史看，監管政策只能平緩趨勢，卻不能改變趨勢。這些政策會短期內讓市場回歸理性，讓曲線收斂，但難以改變市場的長期趨勢。例如，對券商兩融業務的檢查和違規處理，其本意是防範風險、打壓投機，讓市場更健康地發展。因此，監管者的用意與投資者的長期利益應該是一致的，但大部分投資者都解讀為監管者要將股市打下去。

A股市場的新股認購會聚集巨量資金，這會導致回購利率的上升，進而迫使央行在公開市場釋放流動性。而且，A股的持續火爆也導致了貨幣市場流動性的緊張，與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的目標相悖，這也是央行、銀監會等監管部門不願看到的現象。因此，限制銀行資金流入股市也是必然之舉，但這也同樣不會改變市場趨勢。就如2004年開始國務院就出臺多項舉措來抑制房價漲幅過快、過大一樣，2004年之後，房價依然長期保持上漲趨勢。

既然監管層的多目標管理責任不會放棄，既然作為新興市場，A股總體高估的格局難以改變，那麽，今後股市的波動也將在“絕對高估與相對低估之間”，其總體估值偏高的現象不會消失，股指在“絕對低估”的逗留時間往往很短暫，過去25年來的市場特征也已經充分印證了這一點，這或許也構成股市在今後將維持牛市的一大理由吧。如果你認同監管政策不會改變趨勢的話，那麽，就應該認識到趨勢的長期性，它不會因短暫的波動而改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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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用藥：適用廣、用量高、耗錢多“神藥”將走下神壇？

號稱“什麽都能治”的輔助用藥是歷史遺留產物，後來又契合了“以藥養醫”的利益訴求。

一項針對北京地區的調查發現，門診腫瘤患者中70%以上的處方金額都花在輔助用藥上。醫院自控乏力終將引發政府行政幹預。

2015年9月11日，國家衛計委主管的《健康報》微信平臺發出一則消息：北京有醫療機構接到了北京市醫管局的通知，將部分藥物確定為“輔助用藥”管理，要求醫療機構在使用中註意用量。

由於治療病種多、適用科室廣和用量奇高，輔助用藥被行業內稱為“神藥”。神藥之“神”，就在於這種藥“似乎什麽病都能治”，其中大部分藥品為營養補充劑和中藥註射劑。

此前，限制輔助用藥規則的制定者是各醫院，醫管局介入意味著行政力量將進一步限制輔助用藥使用，“神藥”將“不再神奇”，甚至面臨“消亡”危機。

消息在微信上病毒式傳播。9月12日，藥招網發表關於此事的第二篇報道。此後，醫藥經濟報、健康界等專業媒體紛紛跟進。

不過，到9月23日再次點開這則消息，人們看到的是“該內容已被發布者刪除”。對於媒體言之鑿鑿的“輔助用藥目錄”，北京市醫管局給南方周末記者的回應是：“從未有過類似文件”。

但更多人認為，此事也許並不是“烏龍”。

“就算北京市醫管局暫未直接對外說公布，但這件事情一定在辦。”某經手該選題的記者說。而在醫藥領域人士看來，“此事已在行業內引起巨大反響”。湖南省兒童醫院副院長李愛勤對此事的評價是：“北京的做法事出有因，理由充分，文件依據存在。”

南方周末記者看到，早在2015年8月5日雲南省衛計委下發的《關於開展臨床合理用藥問卷調查的通知（附輔助用藥目錄）》，列出長達四頁的輔助用藥名單，也印證了媒體所說“多地衛生部門都在制定重點監控的輔助用藥目錄”。

“似乎有人在故意釋放信息，試探政府、企業和醫院等各方的態度，也可以看出政府對媒體報道的重視以及回應速度的加快。所有這些都足以說明，該項政策確實牽動多方利益。”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劉鵬說。

“針對藥事管理，北京下半年會出一些具體的意見，歡迎關註。”對於未來是否會跟進制定相關目錄，北京市醫管局回應稱。

2000“選”21

種種跡象表明，“輔助用藥”將是未來政策調控的重點。

2015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關於完善公立醫院藥品集中采購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提出要“重點跟蹤監控輔助用藥、醫院超常使用的藥品”。

同年2月，國家衛計委副主任馬曉偉在全國合理用藥工作現場會上的講話中也表示：“臨床用藥政策將在改革中受到很大影響，大家必須提早起步，做好應對藥物政策變革的準備。”

對輔助用藥的改革，無疑就是“藥物政策變革”的一部分。但北京市的新聞一出，行業內最大的疑惑仍是：“中國神藥”到底是什麽？

李愛勤尋遍相關的文件制度，發現對“輔助治療用藥”並無官方的定義：“在一個大型三甲醫院，藥品品種多的有1500-2000個，甚至更多。到底依據什麽將21種藥品列為輔助治療用藥？”

此前多年，“輔助用藥是什麽”的決定權一直在醫院。劉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國內醫院一般都會依據美國國立醫學圖書館PubMed2011年關於輔助用藥的解釋，並且參照其他同類型醫院的經驗界定“是什麽”的問題。

但PubMed對輔助用藥定義也頗為模糊，即“有助於增加主要治療藥物”和“有助於疾病或功能紊亂的預防和治療”的藥品。

“但誰主誰輔的問題都難以說清，又怎麽能說清誰優誰劣呢？”前述新聞發出後，李愛勤發表文章質疑。

對輔助用藥定義模糊，不是今天才有。“多少年了，一直是這樣，不明不白的管著。”北京市某三甲醫院負責人說。

對醫院自控“不滿意”

限制“神藥”的政策也由來已久，此前的“關卡”是醫院等級評審。2013年開始，若輔助用藥進入醫院藥物采購金額的前十名，醫院將失去參與評審資格。

但將什麽藥列入目錄的決定權在醫院自己。平光制藥集團市場總監藺想成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用藥改革大背景下，北京市三甲醫院要求各科室用藥比從30%-40%縮減到20%左右，輔助用藥是縮減重點。

北京某三甲醫院以價格和療效為標準，將輔助用藥分為三類，療效確切、價格相對低廉是一類，臨床有效、價格稍高的是二類，臨床應用廣泛且價格昂貴的是三類。然後再根據醫生等級，給予不同的處方權。

如果醫院已經自控輔助用藥使用，為何仍要動用行政力量？

“可見公立醫院自我控制的做法收效不明顯。”劉鵬說，如果這個政策屬實，可能說明醫管局對目前公立醫院用藥情況效果“不太滿意”。

不太滿意的原因部分來自醫院管理體制本身。

北京市恒和醫院醫務部副主任趙國臣曾在公立醫院藥劑科工作多年，他認為更深層次原因，在於輔助用藥背後的利益。

李愛勤曾在自己的文章中稱，在治療用藥和輔助治療用藥的使用上，有一種說法是“副官奪了主官的權”：輔助用藥極少能夠進入到相關領域的治療指南。但一項針對北京地區的調查發現，門診腫瘤患者中70%以上的處方金額都花在了輔助用藥上，而輔助用藥中許多藥品都在基本醫療保險目錄中。

劉鵬坦言，輔助用藥是“缺醫少藥背景下遺留的產物”，後來又契合了醫療機構“以藥養醫”的利益訴求。

在同一條利益鏈上的藥品營銷也向輔助用藥傾斜。藺想成解釋說：“中國藥品營銷有兩個邏輯，一個是疾病治療邏輯，另一個是以藥養醫邏輯。前者註重細分市場選擇與藥品差異化，後者註重醫保、安全、價格空間、多適應癥等。”而輔助用藥風行無疑屬於後者。

“曲線救國”救得了嗎？

用行政力量控制輔助用藥的使用也許是無奈之舉。

全國合理用藥工作現場會上，馬曉偉也提到控制輔助用藥的原因：“無序的市場化就醫模式，造成病人湧向大城市大醫院就醫局面，導致醫療秩序難以保障、醫療費用難以控制、國家財政難以負擔。”

“國家肯定意識到，現在醫療費用的上漲，尤其在癌癥方面，輔助用藥占比過高，已經需要一些行政幹預。”趙國臣認為，行政幹預，短期效果明顯，建立長效機制才是根本。

有媒體判斷，在醫藥行政部門出臺輔助用藥目錄後，下一步社保局將會要介入，從醫保支付的角度來繼續施壓。

“為什麽不能將輔助用藥定為一個動態的概念呢？”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問。在他看來，通過限制、調整輔助用藥名單，來節約醫保開支，甚至調整某些藥品的使用，用“曲線救國”的方式讓醫保目錄更加合理，也許是政策實施的目的之一。

目前一些醫院嘗試用淘汰和輪換機制控藥：定期抽查處方，處罰不合理使用輔助用藥的醫生，將對連續兩個月用量增長超過30%的輔助用藥自動上調級別。

但要達到“曲線救國”，問題仍有很多。首先，是必須制定一份高質量的輔助用藥目錄。

廣州某三甲醫院臨床大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雲南省發出的輔助用藥名單中，也有臨床上常用的特殊用途藥物。

比如，奧美拉唑常在胃部手術後用於抑制胃酸分泌；烏司他丁註射劑多用於抑制重癥感染手術後的病人體內劇烈的術後反應；血必凈註射液用於止血“還是蠻給力的”。

“判斷是否輔助用藥，需要大量的證據，而國家掌握著資源以及大量的數據分析。”趙國臣認為，與國家曾名制定目錄相比，此前由一個醫院，甚至某個科室判斷輔助用藥更容易出現偏差。

另一個問題，是改革要面臨來自各方的壓力。

醫生們並不贊成醫管部門下發輔助用藥目錄的做法。“醫學畢竟是一門科學，政策如果能決定的話，那就用政策來治病吧。”這是北京某三甲醫院宣傳中心工作人員的原話。

佑安醫院藥劑科職員對輔助用藥的反應是“醫院抓過一段時間”，“抓”的形式則是“主任要求在每周會上點評處方的時候多關註”。

對於為何要刪掉9月11日的報道，業內的一種解釋是：公開輔助用藥涉及的產品會給相關藥企產生較大影響，企業已經在積極希望消除影響。

蘋果首部自制劇曝光：自家高管任主演 將走暗黑風格

蘋果首部自制劇曝光：自家高管任主演 將走暗黑風格

一財網 一財網綜合 2016-02-14 10:39:00

蘋果已開始制作首部自制電視劇，這部電視劇名為《Vital Signs》，共有6集，而主演包括近期加入蘋果的高管、說唱藝人Dr-D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