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市場傳聞央行對境外金融機構正常存款準備金率的消息不脛而走，1月18日上午央行官網祭出這一重磅政策。央行表示，這是對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進一步完善。同時，央行金融研究所專家近日發表署名文章談存款準備金政策改革的思路，進一步釋放了未來中國央行存款準備金政策調整的可能性。

旨在進一步完善存準制度

央行官網顯示，2014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銀發〔2014〕387號文，規定將境外金融機構在境內金融機構存放納入存款準備金交付範圍，存款準備金率暫定為零。經過一年多的準備工作，相關技術條件已經具備，中國人民銀行決定，自2016年1月25日起，對境外金融機構在境內金融機構存放執行正常存款準備金率政策。境外金融機構不包括境外央行(貨幣當局)和其他官方儲備管理機構、國際金融組織、主權財富基金等境外央行類機構。

對此，央行表示，對境外金融機構境內存放執行正常存款準備金率，是對我國存款準備金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這一措施不會影響境內人民幣流動性，中國人民銀行將綜合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

央行表示，對境外金融機構境內存放執行正常存款準備金率，建立了對跨境人民幣資金流動進行逆周期調節的長效機制，是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的一項重要措施，有助於抑制跨境人民幣資金流動的順周期行為，引導境外金融機構加強人民幣流動性管理，促進境外金融機構穩健經營，防範宏觀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將繼續穩步支持人民幣跨境使用，促進貿易和投資的便利化，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健康發展。

改革存準政策必要性具備

對此，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長紀敏等近日在央行主管的《中國金融》雜誌撰文談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改革思路。文章認為，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進以及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等新興金融業態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金融業務將脫離存款準備金政策管理的範疇，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有效性將逐步減弱。而且，隨著我國基礎貨幣投放機制的轉變以及貨幣政策調控框架的轉型，存款準備金政策功能也將會有所調整，以更好地適應新形勢下貨幣政策調控的新要求。

文章指出，進一步改革存款準備金制度的必要性體現為：隨著宏觀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我國存款準備金政策賴以生存的基礎已發生了較大改變。首先，貨幣供應量與宏觀經濟相關性趨於弱化。1995~2006年，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與GDP、CPI的增長相關系數達0.78，且較為穩定。2006年之後，由於我國利率市場化步伐加快，金融創新增多，金融脫媒日益明顯，加之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貨幣供應量波動較大，與GDP、CPI的相關性顯著下降。

其次，貨幣政策對沖壓力減弱。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隨著國際環境的變化以及我國經濟結構的持續調整，國際收支趨於平衡。而且，隨著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推進以及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的穩步提升，貨幣政策的主動性和獨立性增強，被動對沖外匯持續流入的壓力減弱。

再次，新常態下宏觀投資環境發生顯著變化。長期以來，投資拉動型增長模式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導致近年來投資的邊際產出效應遞減。傳統增長模式下，存款準備金政策可以有效調節市場流動性，以滿足規模巨大的投資需求。然而，隨著投資邊際效應的下降，大規模的投資需求降低，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巨斧”效應已難以適應新常態下的投資要求。

最後，價格調控的有效性上升。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深入推進，利率彈性增加，貨幣政策利率傳導的有效性增強，貨幣政策的價格型調控體系初見雛形，未來貨幣政策調控也將更多地依賴於公開市場操作、常備借貸便利等政策工具。

與此同時，我國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的負面效應已有所顯現。一方面，隨著互聯網金融等新興金融業態的發展，越來越多的金融業務脫離存款準備金政策管理的範疇。較高的存款準備金率無疑加劇了行業間的不公平競爭，因此為規避存款準備金政策的監管，部分存款類金融機構大力發展同業業務、理財產品等金融產品，導致影子銀行一度爆發式增長，增加金融體系風險。另一方面，過高的存款準備金率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銀行資產結構調整的靈活性，使得資金在債市和貸款市場之間難以自由流動，抑制了利率政策向銀行貸款利率的有效傳導。紀敏等的實證研究表明，存款準備金約束阻礙了利率政策向銀行貸款利率傳導，存款準備金越高，利率政策向銀行貸款利率的傳導效果就越差;馬駿等的模擬分析也表明，在降息背景下，相較於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10%的體制，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20%的體制下的政策利率傳導效率會平均損失8%左右。

存準政策改革的方向

對於存款準備金政策的改革思路，紀敏等指出：我國存款準備金政策將由外匯對沖工具轉為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下的正常化工具，並隨著貨幣政策逐步轉向價格型調控向宏觀審慎工具過渡。所以，未來存款準備金政策的作用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為價格型調控提供穩定的貨幣環境。

順應國際收支格局的變化以及國內金融改革創新，我國的存款準備金政策將逐步回歸常態，而這也將有利於貨幣政策向價格型調控轉型。發達經濟體的經驗表明，價格型調控框架下存款準備金政策會逐步弱化，其作用主要體現為以可預見的法定準備金來維護貨幣市場穩定，同時配合其他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利率。

二是加強存款準備金宏觀審慎管理。

與傳統的數量管制不同，宏觀審慎管理政策主要通過限制借款人和貸款人的借貸行為，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次貸危機以後，為完善宏觀審慎管理制度框架，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央銀行進一步優化了存款準備金制度，提出了差別準備金率動態調整機制，將貨幣信貸和流動性管理的總量調節與宏觀審慎政策相結合，以此引導和激勵金融機構保持穩健經營和調整信貸投放。實踐證明，相關政策在遏制銀行業金融機構無序放貸沖動，控制流動性總量和激勵金融機構提高資本水平，以及改善資產質量、增強風險防範能力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是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的無息準備金管理。

危機以來，為有效應對跨境資本流動，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加大了資本流動的宏觀審慎管理力度，其中無息準備金制度就是一項重要的政策工具。隨著我國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的提高，為進一步規範我國外匯市場發展，在借鑒韓國、智利等外匯宏觀審慎管理經驗的基礎上，針對金融機構代客遠期結售匯存在的問題，中央銀行推出了無息準備金制度。雖然該制度實施範圍有限，但卻為管理資本流動提供了新方向。未來可以加強無息準備金管理在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管理的可行性研究，實現“有管理的資本項目可兌換”。

四是發揮存款準備金制度的政策導向作用。

隨著存款準備金政策的不斷創新與完善，其政策導向功能也日益明顯。2004年以來，針對部分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和資產質量下降等問題，中央銀行借鑒風險狀況區別對待的國際經驗，制定了差別存款準備金率制度。而且，還通過縣域新增存款用於當地、“三農”事業部考核等方式，發揮存款準備金正向激勵和激勵相容的調控理念。2014年以來，中央銀行進一步加大存款準備金政策的導向性作用，多次定向下調縣域金融機構和小微、涉農貸款占比較高的非縣域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加大對相關薄弱環節的政策支持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