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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稅改央地分成初定：增值稅歸中央 房產稅歸地方

稅制改革核心問題之一——中央和地方的稅收分成，正在漸漸明確。

據經濟觀察報報道，未來稅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將流轉稅，主要是增值稅收入大幅上劃中央；而直接稅特別是房地產相關稅收，將會下劃為地方稅。

以房地產稅來說，改革思路的設計將會統籌考慮稅收與收費等因素，合理設置房地產建設、交易和保有環節的稅負水平，在保障基本居住需求的基礎上，將城鄉個人住房及工商業房地產全部納入征稅範圍，按房地產評估價值確定計稅依據。

其中，對個人住房實行幅度比例稅率，並授權省級政府在幅度內確定本地區適用稅率。實行納稅人自行申報、稅務部門核實稅收的征管模式；對工商業房地產按評估價值征收房地產稅，實行全國統一的比例稅率，促進工商業節約集約使用土地。

改革後，房地產稅將逐步成為地方政府持續穩定的財政收入來源和縣(市)級主體稅種，促進建立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

在中國現行的稅制中，涉及房地產的稅種共有10種，包括營業稅、企業所得稅、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城市房地產稅、印花稅、土地增值稅、契稅、耕地占用稅等，此外還有相當數量的涉房地產收費和政府性基金。

財政部認為，現行房地產稅制已不能適應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對各類房地產統一開征房產稅，統籌推進相關稅費改革，有利於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逐步培育地方主體稅種，推進地方政府治理方式的轉型，調節收入和財富分配，促進社會公平。

華爾街見聞網站此前提到，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要加快實施房地產稅，理順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關系。

樓繼偉提到，要加快推進房地產稅，使之成為地方財政持續穩定的收入來源。總的方向是，在保障基本居住需求的基礎上，對城鄉個人住房和工商業房地產統籌考慮稅收與收費等因素，合理設置建設、交易、保有環節稅負，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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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林業局：今年央地將聯辦6個國家級林業重點展會

國家林業局新聞發言人程紅11日宣布，今年，國家林業局將與有關省(區)人民政府陸續舉辦6個國家級林業重點展會，通過會展經濟，帶動林業產業快速健康發展。

程紅表示，近年來，我國林業會展經濟快速發展，在促進全國林產品大市場的形成，提高林產品社會影響力，拉動林業產業結構性調整和拓寬就業渠道、促進農民增收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國家林業局當日召開的“2016年國家級林業重點展會新聞發布會”上，國家林業局農村林業改革發展司巡視員、全國木材行業管理辦公室主任付貴介紹，這6個林產品交易博覽會是2016中國中部家具產業博覽會、第4屆中國(東北亞)森林博覽會、第13屆中國林產品交易會、第9屆中國義烏國際森林產品博覽會、第12屆海峽兩岸林業博覽會暨投資貿易洽談會、2016中國--東盟博覽會林產品及木制品展。

“這6個展會都是經國務院清理後、同意保留的展會。”付貴介紹，今年的展會綠色主題更加突出，生態林產品更加豐富，產品質量、科技含量、品牌價值大幅提高，綠色生產和綠色消費的引導力更加充沛。同時，各展會普遍運用市場機制進行招商招展、舉辦各項配套活動，“企業唱戲”的主體地位更加顯著，市場化程度更高。

林業產業橫跨一、二、三產業，產業鏈條長、涵蓋範圍廣、就業容量大，涉及100多萬家企業及數億農民，是現階段最適合農民增收致富的產業，也是國家實施扶貧攻堅戰略的重要抓手。

付貴介紹，新世紀以來，我國林業產業保持了年均20%以上的驚人發展速度。2015年，全國林業產業總產值達到5.81萬億元。

新聞發布會上，伊春市副市長張野告訴記者，2014年舉辦的第三屆伊春森博會有來自俄羅斯、韓國、日本、巴基斯坦、港臺地區及全國各地的600余家企業、2000多名中外客商參展，國內23個省、市、自治區的來賓1200余人參會。簽訂產業合作項目12項，總簽約額達9.9億元，展會現場參觀購物20余萬人次，現場交易額近1億元，貿易訂單近4.6億元，為以森林食品為主的林產品走向東北亞廣闊市場搭建了重要的商貿平臺。

張野說，第四屆中國(東北亞)森林博覽會將於2016年7月17日至20日，在伊春匯源國際會展中心舉行。他說，今年的展會突出東北亞地域特色，屆時將有周邊國家眾多知名林產品加工、商貿企業參展參會，形成獨具東北亞產品特色的品牌盛會。

中國林產品交易會(中國林交會)創辦於2003年，由國家林業局和山東省政府共同主辦，是全國第一個國家級林業重點展會。菏澤市副市長任仲義介紹，中國林交會於每年9月19日在菏澤定期舉辦，迄今已成功舉辦12屆，已累計簽訂內外資合同與協議金額，分別為876億元和21億美元，現場交易額14億元，近5000家林業企業、貿易商、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參展。他介紹，今年的展會還增加了“特色經濟林高峰論壇”，“互聯網+林產品”高峰論壇等系列活動，以進一步增強林交會的吸引力和影響力。

浙江省義烏市委常委、副市長周麗水介紹，中國義烏國際森林產品博覽會自2008年以來已成功舉辦8屆，現已成為全球第一大林業綜合展會。2015年第8屆義烏森博會采購商、參觀者40.32萬人次，實現成交額47.18億元，為林產品走向世界搭建了重要的貿易平臺。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今年的第9屆中國義烏國際森林產品博覽會同樣把“互聯網+”作為重要內容。周麗水表示，博覽會將吸引全國電商企業參與森博會采購，促進森林產品線上線下融合發展;舉辦第2屆中國林業電子商務高峰論壇，交流探討林業電子商務發展與產業轉型、互聯網時代林業產業轉型升級面臨的問題與對策;大力推廣移動互聯網信息平臺建設，廣泛開展微營銷，運用微博、微信等新媒體推廣展會。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三明)林業博覽會暨投資貿易洽談會籌委會有關負責人介紹，今年的博覽會進一步突出對臺交流合作。圍繞臺灣產業轉移和臺商投資熱點，結合三明資源優勢，舉辦海峽兩岸生物醫藥產業對接交流活動、海峽兩岸林業電子商務發展論壇等活動。同時將舉辦三明林權交易中心啟動儀式，擴大林權抵押貸款，促進森林資源資本化，為林業生產經營提供社會化、專業化服務。

江西省贛州市副市長黃金龍介紹，隨著家具產業不斷發展壯大，南康已打造成了名副其實的中部家具產業集群，是中國最大的實木家具生產基地，在全國有30%以上市場份額。2016中國(贛州)第三屆家具產業博覽會將在南康區舉辦。

中國-東盟博覽會秘書處副秘書長黃媛告訴記者，中國-東盟博覽會已成功舉辦12屆，建立了將政治外交、經貿、人文融為一體的全方位合作模式，成為中國-東盟共同合作的公認平臺。

2016年國家級林業重點展會新聞發布會現場。攝影/章軻

林業產業橫跨一、二、三產業，產業鏈條長、涵蓋範圍廣、就業容量大。攝影/章軻

央地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詳解

8月24日，國務院發布《國務院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開始啃財稅改革中這塊“最難啃的骨頭”——央地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

自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來，央地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最大的動作將在今年展開，國防、國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率先啟動。

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意見》對中央與地方如何劃分財政事權，及如何劃分支出責任給出了原則性的意見，並亮出改革時間表路線圖，即2016年先從國防、國家安全等領域著手，2017~2018年深入到複雜的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2019~2020年基本完成主要領域改革。然而，這項改革本質上是行政體制改革，牽涉方方面面，異常複雜艱難，最後改革效果還有待觀察。

中央地方基本定下權責

所謂財政事權，是一級政府應承擔的、運用財政資金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任務和職責，支出責任是政府履行財政事權的支出義務和保障。簡單來說，即誰該做什麽事，以及誰來承擔做事所需要花的錢。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和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逐漸明確，特別是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改革，初步構建了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體系框架。

不過，問題也隨之而來，一句話概括為：現行的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還存在不同程度的不清晰、不合理、不規範等問題。

這主要表現在：政府職能定位不清，一些本可由市場調節或社會提供的事務，財政包攬過多，同時一些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承擔不夠;央地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盡合理，一些本應由中央直接負責的事務交給地方承擔，一些應由地方負責的事務，中央承擔過多，地方沒有擔負起相應的支出責任;中央和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不少職責交叉重疊，共同承擔的事項較多等。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和以前向地方下放事權不同，這次《意見》一大特點是，中央決定了財政事權劃分，事權上收中央很明顯，而且劃分領域較之前更明晰。

根據《意見》，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分為三部分，即中央履行的財政事權、地方履行的財政事權和中央和地方共同財政事權。

從具體事務領域來看，國防、外交、國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國防公路、國界河湖治理、全國性重大傳染病防治、全國性大通道、全國性戰略性自然資源使用和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將確定或上劃為中央的財政事權。

社會治安、市政交通、農村公路、城鄉社區事務等受益範圍地域性強、信息較為複雜且主要與當地居民密切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確定為地方的財政事權。

另外，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發、公共文化、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就業、糧食安全、跨省(區、市)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和環境保護與治理等體現中央戰略意圖、跨省(區、市)且具有地域管理信息優勢的基本公共服務，確定為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並明確各承擔主體的職責。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由於央地事權劃分需要其他領域相關配套改革同步，相關條件不成熟，因此《意見》提出建立財政事權劃分動態調整機制。如條件成熟，將全國範圍內環境質量監測和對全國生態具有基礎性、戰略性作用的生態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逐步上劃為中央的財政事權。

在央地事權劃分相對清楚後，支出責任也有了相應劃分。

即中央的財政事權由中央承擔支出責任，地方的財政事權由地方承擔支出責任。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區分情況劃分支出責任。

此前如國家安全、邊防公路等中央事權，讓地方承擔部分支出責任，此次《意見》明確，屬於中央的財政事權，應當由中央財政安排經費，中央各職能部門和直屬機構不得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資金。

挑戰重重

在楊誌勇看來，這個《意見》對劃分央地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只是開了個頭”，後面具體實施方案的制定落實則挑戰重重，比如財政事權劃分動態調整機制的規則如何制定?如何保證地方積極性?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也直言了這項改革的艱難。在今年全國兩會上答記者問時，他提及這項改革“涉及國家治理，也不是財政部一家能夠解決，需要大家合力”，以及“這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工程，而且是一個頂層設計、各方面配合、協同推進的過程，也是漸進的過程。有的國家花了兩百多年的時間，才逐步把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逐漸合理化，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經濟研究部部長徐洪才告訴本報記者，在經濟下行背景下，中央和地方日子都不好過，中央帶頭，今年改革就最先觸及屬於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國防、國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隨後再涉及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擔的事權等領域。

胡怡建告訴本報記者，目前方案比較容易確定，但推進難度非常大。目前央地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最難的部分是兩方共享部分，雖然《方案》有大致的領域劃分，但涉及到下面具體項目如何劃分、資金如何分配則非常複雜，容易產生爭議。

此次《意見》提出，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劃分爭議由中央裁定，已明確屬於省以下的財政事權劃分爭議由省級政府裁定。

另外，在保障和配套措施中，《意見》稱，加強與教育、社會保障、醫療衛生相關改革的協同配套，完善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和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及時推動相關部門職責調整。

央地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將啟 首選國防、外交等領域

財稅改革重頭戲——中央與地方間財政關系調整，邁出重要一步。

8月24日，中國政府網正式披露《國務院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勾勒出2016年~2020年央地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改革路線圖， 今年將率先在國防、國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啟動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中央與地方財政關系經歷了從高度集中的統收統支到“分竈吃飯”、包幹制，再到分稅制財政體制的變化，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逐漸明確，特別是1994年實施的分稅制改革，初步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下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體系框架。

但是，新的形勢下，現行的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還不同程度存在不清晰、不合理、不規範等問題，

《意見》將之歸納為：政府職能定位不清，一些本可由市場調節或社會提供的事務，財政包攬過多，同時一些本應由政府承擔的基本公共服務，財政承擔不夠;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盡合理，一些本應由中央直接負責的事務交給地方承擔，一些宜由地方負責的事務，中央承擔過多，地方沒有擔負起相應的支出責任;不少中央和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職責交叉重疊，共同承擔的事項較多;省以下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不盡規範;有的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缺乏法律依據，法治化、規範化程度不高。

《意見》稱，這種狀況不利於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不利於政府有效提供基本公共服務，與建立健全現代財政制度、推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不相適應，必須積極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

根據《意見》，此次改革堅持財政事權由中央決定。即明確中央在財政事權確認和劃分上的決定權，適度加強中央政府承擔基本公共服務的職責和能力，維護中央權威。要切實落實地方政府在中央授權範圍內履行財政事權的責任，最大限度減少中央對微觀事務的直接管理，發揮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加強區域內事務管理的優勢，調動和保護地方幹事創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在具體劃分央地事權和支出責任原則上，《意見》綜合考慮基本公共服務受益範圍、政府職能和行政效率、實現權責利相統一、激勵地方政府主動作為、做到支出責任與財政事權相適應。

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劃分方面，《意見》稱，要適度加強中央的財政事權，逐步將國防、外交、國家安全、出入境管理、國防公路、國界河湖治理、全國性重大傳染病防治、全國性大通道、全國性戰略性自然資源使用和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確定或上劃為中央的財政事權。

同時，保障地方履行財政事權。要逐步將社會治安、市政交通、農村公路、城鄉社區事務等受益範圍地域性強、信息較為複雜且主要與當地居民密切相關的基本公共服務確定為地方的財政事權。

另外，減少並規範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要逐步將義務教育、高等教育、科技研發、公共文化、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和公共衛生、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就業、糧食安全、跨省(區、市)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和環境保護與治理等體現中央戰略意圖、跨省(區、市)且具有地域管理信息優勢的基本公共服務確定為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並明確各承擔主體的職責。

此外，建立財政事權劃分動態調整機制。比如，在條件成熟時，將全國範圍內環境質量監測和對全國生態具有基礎性、戰略性作用的生態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逐步上劃為中央的財政事權。

在完善中央與地方支出責任劃分方面，《意見》稱，中央的財政事權由中央承擔支出責任，地方的財政事權由地方承擔支出責任。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區分情況劃分支出責任。

比如，基本養老保險、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義務教育等，可以研究制定全國統一標準，並由中央與地方按比例或以中央為主承擔支出責任。

另外，《意見》還提出，加快省以下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

此次《意見》還給出了相應的保障和配套措施，比如，明確政府間財政事權劃分爭議的處理，完善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和對地方轉移支付制度等。

《意見》給出了改革的時間表：

2016年有關部門要按照《意見》要求，研究制定相關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改革具體實施方案。選取國防、國家安全、外交、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率先啟動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同時，部署推進省以下相關領域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

2017年~2018年，爭取在教育、醫療衛生、環境保護、交通運輸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取得突破性進展。

2019—2020年，基本完成主要領域改革，形成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的清晰框架。

財政部釋疑：央地劃分“事權”為何目前僅推“財政事權”

相關條件不具備，讓此前中央與地方劃分“事權”，退一步變為劃分“財政事權”。

8月24日，國務院印發了《關於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這是國務院第一次比較系統提出從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即政府公共權力縱向配置角度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文件。

業內人士發現，這份《意見》在事權劃分上與之前口徑有所不同，即此前表述均為中央與地方劃分"事權",而現在表述為中央與地方劃分“財政事權”，多了“財政”二字。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包括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系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等作為中央事權;部分社會保障、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等作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逐步理順事權關系;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地方事權。

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了《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方案》)，延續上述表述，即合理劃分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2014年10月，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解讀《方案》時稱，也同樣是中央與地方劃分“事權”這一表述。

不過，最終出臺的頂層設計方案的《意見》卻對此統一表述為“財政事權”。比如，適度加強中央的財政事權;保障地方履行財政事權;減少並規範中央與地方共同財政事權。

為何之前的“事權”劃分突變為“財政事權”劃分?兩者之間的差別是什麽?

對此，8月25日，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就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答記者問，給出了解釋。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稱，政府間事權劃分不僅涉及行政權劃分，還涉及立法、司法等廣義公共服務部門，是“大事權”的概念。我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推進法治化還需要一個過程，短期內全面推進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的條件尚不成熟。因此選擇了從財政事權入手。

為何選擇從財政事權入手?上述負責人給出三點理由。

一是從財政事權劃分入手推進改革具備一定的基礎。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財政收入規模擴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能力和保障水平也不斷提高，加上政府職能的加快轉變，劃分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的條件已經初步具備。新修訂的《預算法》頒布實施，也為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奠定了法律基礎。

二是從財政事權劃分入手推進改革可以從根本上破解改革發展面臨的諸多緊迫難題。當前，中央與地方收入劃分需要進一步理順、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需要進一步清理整合、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大力推進，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需要進一步提高，這些都需要以明確政府的財政事權劃分並相應界定各級政府的支出責任為前提，從財政事權劃分入手推進改革可以起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

三是從財政事權劃分入手推進改革可以為全面推進事權劃分改革奠定基礎和創造條件。事權劃分改革涉及面廣、難度大，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成熟市場國家的事權劃分經歷了數百年的逐步演進。財政事權是政府事權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合理劃分財政事權入手破冰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改革，先局部後整體，既抓住了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這一政府核心職責，又能夠為全面推進事權劃分改革積累經驗、趟出路子。

的確，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樓繼偉在談到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時表示，這是一個很大的系統工程，而且是一個頂層設計、各方面配合、協同推進的過程，也是漸進的過程。有的國家花了兩百多年的時間，才逐步把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逐漸合理化，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一蹴而就。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表示，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是一個系統工程。《意見》只是開了一個頭，而且強調的是“財政事權”的劃分。按照政府做事直接花不花錢，事權可以分為“財政事權”和“非財政事權”。政府規制的許多事更多需要動用的是社會資源，而不是政府財力。這個問題當然也很重要，但一個文件不能解決所有事。《意見》聚焦更為引人註目的“財政事權”，回應的是財政體制改革問題。

增值稅央地五五分 中央增收1780億元全部返地方

財政部副部長劉昆31日表示，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後，增值稅收入中央與地方劃分比例由此前75：25變成50：50，預計今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加1780億元，全部用於對地方的稅收返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總量不會變。

受國務院委托，劉昆31日向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作了關於提請審議2016年中央預算調整方案草案的議案的說明。

今年5月1日起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的同時，我國實施了調整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過渡方案，主要有四項內容：一是以2014年為基數核定中央返還和地方上繳基數;二是所有行業企業繳納的增值稅均納入中央和地方共享範圍，中央分享增值稅的50%，地方按稅收繳納地分享增值稅的50%;三是中央上劃收入通過稅收返還方式給地方，確保地方既有財力不變;四是中央集中的收入增量通過均衡性轉移支付分配給地方，主要用於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

劉昆介紹，這一調整方案給中央和地方財政預算收支結構帶來一些變化，以2014年5-12月收入為基數算賬，預計2016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加1780億元，全部用於對地方的稅收返還，相應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增加1780億元。

由此對2016年中央預算做出技術性調整，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由70570億元調整為72350億元，增加1780億元，全部為中央從地方上劃稅收收入增加;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由85885億元調整為87665億元，增加1780億元，全部為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增加。

劉昆強調，此次調整全國財政預算收支總額、重點支出規模及赤字不變，中央和地方預算僅在收支結構上有一些變化。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應因上劃中央而減少1780億元，但因中央新增對地方稅收返還增加1780億元，兩者相抵，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總量不變。

根據預算法，預算執行中需要增加預算總支出的，要編制預算調整方案，提請本級人大常委會審查批準。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廖曉軍在此次會議上做了關於該議案的審查結果報告，認為國務院提請審議的這一議案符合預算法等法律規定，有利於實施營改增改革試點工作，建議本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批準該調整方案。

此外，全國人大財經委也提出，國務院要積極做好全面推開營改增改革試點工作，針對新情況不斷完善應對預案，及時處理出現的問題，確保實現改革目標;同時要確保過渡期內中央與地方增值稅收入劃分方案平穩運行，並抓緊時間做好正式方案的研究制定工作。考慮到當前地方財政面臨的壓力，預算調整方案經批準後，稅收返還資金要及早下達地方，支持地方順利完成今年預算。

央地合推跨省補充耕地，指標交易有望年底實現

自去年1月中央提出探索補充耕地國家統籌後，相關部委和地方政府正在積極推進這一工作，今年年底有望實現補充耕地節余指標跨省交易。

簡單理解，所謂跨省占補平衡，即耕地後備資源匱乏的A省市可以通過資金等交易方式，向後備耕地資源豐富的B省購買相應的補充耕地指標。這樣，建設占用耕地的占補平衡在總量上得以實現。

部委調研

5月31日，自然資源部副部長曹衛星就跨省域補充耕地國家統籌實施工作在浙江省杭州市開展集中調研。今年3月，國辦印發《跨省域補充耕地國家統籌管理辦法》（下稱《辦法》），為跨省統籌占補平衡提供了具體操作規範。《辦法》稱，堅持耕地占補平衡縣域自行平衡為主、省域內調劑為輔、國家適度統籌為補充，明確補充耕地國家統籌實施範圍，合理控制補充耕地國家統籌實施規模。

據《四川日報》5月2日報道，四川省年底有望實現補充耕地節余指標跨省交易，目前正加緊開展交易需求摸底、耕地質量核查等基礎性工作。

四川省國土資源廳相關負責人介紹，四川省補充耕地資源較為豐富，初步統計，目前各地已上報約8萬畝補充耕地指標交易需求，將積極爭取省內特別是貧困地區補充耕地節余指標申報納入國家統籌，承擔補充耕地任務。

此前，四川於2013年啟動補充耕地跨市州易地交易，目前已完成跨市州易地交易80余批次，面積18萬余畝，涉及資金32億余元。

曹衛星強調，要堅持“三位一體”落實耕地占補平衡。要落實好補充耕地任務，不僅要增加耕地數量，更要考慮提高耕地質量、保護改善生態環境。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洪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過去地方在占補平衡過程中時常存在占優補劣、占多補少問題，在實行跨省統籌占補平衡時如何避免這些問題，也對監管部門提出了新課題。

“肯定要加強監管，不能讓它處於失控的狀態，除了數量問題，補充耕地的質量更為重要。”廖洪樂稱。

按照上述《辦法》，相關部門將利用國土資源遙感監測“一張圖”和綜合監管平臺等手段對國家統籌新增耕地進行監管。

雙方都獲益

我國之所以要實行耕地占補平衡政策，保護耕地質量和數量是根本目的。

“十二五”期間，我國建設占用耕地1710萬畝，補充耕地2561萬畝，補充耕地中有1415萬畝建成高標準農田，落實了占一補一、質量有提升。

實行占補平衡要求地方擁有一定的耕地後備資源，但我國東部沿海、轄區面積較小的直轄市和個別省份，耕地後備資源已近枯竭，落實耕地占補平衡困難，個別省市出現了難以足額落實耕地占補平衡的情況。

原國土部2017年匯總結果顯示，全國耕地後備資源總面積8029.15萬畝。從區域分布看，耕地後備資源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其中新疆、黑龍江、河南、雲南、甘肅等5個省份後備資源面積占到全國近一半，而經濟發展較快的東部11個省份之和僅占到全國15.4%。

“這反映出，經過多年持續開發利用，經濟發展快的地區後備資源稀缺甚至枯竭，在省域內實現占補平衡越來越難。”一位原國土部官員稱。

除了缺少後備資源，經濟發達地區近年來補充耕地成本也越來越高。統計數據顯示，北京市2011~2013年共補充耕地4.17萬畝，畝均成本3年增長了一倍多。

東部耕地後備資源近乎枯竭，補充耕地成本愈加高昂，這種現狀下，跨省統籌成為大勢所趨。

廖洪樂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一些東部發達地區發展較快，用地需求始終存在，但耕地後備資源較少，靠自身難以解決占補平衡問題，所以對跨省占補平衡存在一定需求。

“這個政策對雙方都有益處，一方面發達地區解決了用地需求問題，另一方面欠發達地區可以通過指標交易來分享土地收益，進而解決當地貧困問題和發展問題。”廖洪樂稱。

上述《辦法》規定，跨省域補充耕地資金，全部用於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支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中，一部分安排給承擔國家統籌補充耕地任務的省份，優先用於高標準農田建設等補充耕地任務；其余部分由中央財政統一安排使用。

“要深刻認識實施跨省域補充耕地國家統籌的重要意義和作用。”曹衛星也表示，國務院建立跨省域補充耕地國家統籌機制，一方面，有效解決了保護耕地與保障發展的矛盾，在堅持耕地保護面積不減少、產能不降低的同時，有利於保障經濟建設合理用地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曹衛星稱，另一方面，充分發揮土地政策作用，在當前國家脫貧攻堅關鍵期、鄉村振興戰略啟動期，通過實施補充耕地指標跨省域有償調劑，建立經濟發達地區和資源豐富地區資金、資源互補機制和“以工補農、以城帶鄉”的資金轉移渠道，籌集資金用於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