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是一種顛覆傳統的新型生產關系。安德森勾畫的未來一定是“中心化”被邊緣,“自由組織”取代“結構化”。那影響這種關系變化的原因究竟是什麽?有自由開放的互聯網精神,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互聯網所覆蓋的“人性”使然。
脫不花妹妹上周在百度世界CBG(用戶消費業務群組)論壇中,談到羅振宇曾跟她說的一席話:“你看不慣現在90後年輕人喜歡的東西,一點關系都沒有,因為你會死的呀。” 張朝陽也曾在互聯網大會上提到:“當今的互聯網形態是一幫50多歲的CEO領導著40多歲的高管,指揮著30多歲的員工,給十幾歲的孩子做產品。”是啊,網絡世界儼然已經被他們占據了,與其說這個世界是我們的,不如說是他們的。
從臉萌到節操精選,再到一茬茬崛起的90後CEO,70、80後這些“老年”人是該擡頭看天了,90後們已經產生了一種破壞式的創新驅動力。百度副總裁王湛同樣是在百度世界CBG論壇上對90後的喜好提煉了五個字:“呆萌賤壞怪”,概括總結了這樣一些調調的東西非常容易在90後群體中流行,受到他們的追捧和歡迎。所以,王湛提出現在做的產品和服務,要想著怎麽能夠和90後、00後一起愉快的玩耍。怎麽樣才能和90後一起愉快的玩耍呢?首先要了解他們。於是,在百度世界上,CBG聯合百度數據研究中心發布了一份《百度90後洞察報告》。加之筆者鉆研社群經濟以來,發現90後的一些群體特性和社群經濟的模式很切合,姑且從社群和大數據的角度談一談90後這個群體。
打倒權威,摧而不毀,其實90後也不是不靠譜
凱文凱利在《失控》中描繪過一種組織結構形式,那個世界就像天然世界一樣,很快就會擁有自治力、適應力以及創造力,也隨之失去我們的控制,但卻是個最美好的結局。KK所說的正是一種社群經濟的形態,要完成這麽一種“失控的美好”,就必須先解構過去有控制力的等級體系,分配體系等規則。
60、70一代所處的社會規則是金字塔式的管理方式,誰的年齡越大,經驗越豐富,資源越豐富就有可能占據管理的頂層,並掌握事情絕對的決策權,操盤整個事情的全過程,如若出現領導決策失誤,項目就會蒙受巨大的損失。
而90後一代正在讓管理變得扁平化和自由化,比如在網絡神劇《萬萬沒想到》的幕後班底萬合天宜里,90%的員工是90後,CCO叫獸易小星也提到他們的管理是非常扁平和自由。沒有辦公區的隔板,沒有老板的封閉辦公室,也沒有條條框框“一本正經”的制度。
90後不願意盲目聽從領導的安排,更希望靠自己的能力去摧毀一切不合情理的,去拼盡一切,只為他們願意為之奮鬥的。90後一代正在吞噬、解構固有的制度,但等級和權威被解構掉之後,群體結構也並非沒了規則和秩序,90後會根據貢獻值,用文化標簽、興趣喜好,構建一種全新的“秩序”。
在貼吧、豆瓣等一些90後比較密集的興趣部落中,就體現了“秩序”約束力。以貼吧為例,11年的貼吧文化發展過程中,粉絲的黏性絲毫不見削弱,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貼吧里有一種隱序的力量在維系。比如在“爸爸去哪兒”吧里,會根據粉絲的活躍度進行“等級”區分,也會根據各自擅長,擔綱一些關鍵性的分工角色。貼吧成員之間也會有一種虛擬的“等級權威”秩序存在,但這種新型“秩序”完全是建立在互聯網開放、協作的精神上的。從理論上看,未來這種失控的秩序,會逐漸向公司組織,社會分工層面延伸,完成網絡向現實世界里的自然過渡。
個體革命:自由引導90後的人民
我們常常聽身邊的人抱怨,工作是看得到頭的,沒有挑戰,沒有激情,只有日複一日的重複。不可否認,70、80後一代人都活的比較糾結,內心里常常在各種選擇中徘徊。90前的人們往往遵循的是一種崗位角色觀,是一種群體里的“層級分工”。當公務員,還是考研究生,是國企分配,還是下海經商,這種“鐵飯碗”的後遺癥,一直影響到現在80後一代。
但是真正的網絡原住民90後崛起後,這種觀念才逐漸模糊起來。90後更為灑脫,關於自己的職業導向和發展方向有自己明確的打算,一份工作喜歡就做,不喜歡就離開。在《百度90後洞察報告》顯示,在90後的職業規劃里要麽是職場求職,要麽是自主創業,而後者的比例達到了40.9%,選擇“鐵飯碗”公務員的僅占6.43%。
在這個報告中,傳統評價里的“眼高手低”被重新定義為“興趣至上”。對於跳槽,90後比80後有著更果斷的抉擇:96.15%的人會在條件允許情況下選擇“另謀他就”。這些我們70、80後曾經恪守、堅持、守衛的“穩定工作”,在90後眼里根本就不屑一顧。“一份工作幹一輩子”在他們看來是無趣和不可能的事,或許“穩定”對於他們真正的要義是個體崛起,並不是一個單位一個組織所能給予的。
還好,我們處在一個美好的時代。整個社會大環境也在對90後提供各種各樣的支持。資金方面,知名創投機構IDG推出90後創業基金,用以支持90後一代的創業;產品方面,百度、騰訊等互聯網公司在設計產品的角度也更加迎合90後一代,百度貼吧、文庫、移動遊戲等產品的設計都是在不斷發掘迎合90後人群的特征。團隊方面,像阿里在組建團隊上,也更願意不拘一格降人才,對90後產品經理尤為珍視,給予90後更大的舞臺。
全民小時代到來
社群經濟的終極形態會是部落化,就像一個個小時代。三五成群,七八組隊,玩社群,搞眾籌,組織的邊界越來越淡化,只要興趣所向,意願相投,就能協作起來做事情。現在BAT大佬們都在利用技術和市場優勢為90後的孩子們開發各種好玩的產品,去調動他們的胃口,刺激他們的體驗。
但事實上,我們對90後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麽了解。很多90後對我們這些70、80後老家夥們做出來的東西已經無感了。百度90後洞察報告顯示,消費觀方面,原來大部分90後只要自己喜歡,對是否名牌、廣告等完全無感;在就業觀方面,對於就職單位的選擇,個人興趣高高淩駕於發展空間和薪資水平之上。對於90後,我們發現很多對他們“非主流、腦殘粉、貪圖安逸、生活混亂”的標簽化評判都是一種誤讀。
比如身為90後的郭列創造了“臉萌”,三五個年輕人湊到一起,朝著自己有興趣的方向努力,竟也能爬上App Store的排行前列。這些自命不凡的90後,會用一種我們看不懂的價值標桿和導向,在他們的小時代里,做讓他們幸福,讓他們烎的事情。只要他們喜歡,只要能生存下去,只要有所挑戰,或許就是最好的。
“小而美”正是社群經濟自運轉的最佳狀態。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自發地、源於熱愛地實現自由人與自由人的聯合。而90後一代正在勇敢地挑起重擔,來撐起屬於他們的美好未來。百度CBG提到了未來的產品開發乃至商業模式,都需要和90後一起愉快的玩耍。對此,我不能同意得更多。
子弟重來無一騎 頭顱將去值千金
SENSE隨筆150108
臺灣原住民的獵頭文化
掌門執筆:天花亂說系列15
〈陳第的遊記〉
1603年明朝福建人 陳第跟隨水師追剿倭寇,抵達臺灣. 他留下的遊記《東番記》報道:「(原住民)性好勇喜鬥,疾力相殺傷. 所斬首,剔肉存骨,懸之門. 其門懸骷髏多者, 稱壯士. 」 這是首篇針對臺灣原住民獵頭文化的人類學田野調查報告.
《東番記》也留意到原住民存在著性別分工現象:女性負責耕作, 以燒墾方式種植作物, 不事系統灌溉. 男性負責狩獵, 在 “男性會所”內共同起居生活, 專註教習狩獵和交戰技能.**** 看來陳第頗具當人類學家的天份.
〈Ripon的手稿〉
1623年在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ereenigh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服役的瑞士人Elie Ripon上尉以首批歐洲殖民者的身份抵達臺灣. 親歷頭顱不保之兇險,他有幸歸老故鄉. 對學界來說,更幸運的是他的手稿塵封小閣四百年竟然重見天日, 內中滿涵珍貴的文化人類學資訊.
手稿記載了一件當時令上尉萬分震撼和大惑不解的事情:
抵臺不久的某天,他帶著數十名手下乘艇前往林地伐木, 猝然間遭到數百名原住民戰士伏擊. 荷蘭人到該處伐木已有數天,接觸過的人都很友善, 於是不虞有他,沒有隨身攜帶足夠武器. 還好察覺得早,尚可狼狽逃回岸邊,涉水登艇. 大批戰士尾隨掩殺, 幸得艇上有火槍手開火掩護,眾人才保得著性命.
原住民從未見過這麼犀利和震耳的火器, 一時間大為驚恐,紛紛走避. 奇怪的是在岸邊淺水,三名走避不及的荷蘭人伏屍之處, 戰士們卻無懼火網,前僕後繼, 只為爭奪身軀,割取其頭顱!
數年後, 他熟習了當地文化,方才明白箇中底蘊. 原住民伏擊敵人,割取首級的戰爭形式, 原來從屬於一種高度儀式性的「獵頭文化」. *** 勝方帶著首級回到村落,在廣場中舉行盛大慶典, 狂歡痛飲, 通宵達旦,最多可持續十四天. 其間“碩果纍纍”的戰士備受尊崇, 十四天內無人敢與他直面攀談! 男人當真是 “死要面” 的物種.
再者, 獵頭不單只為了榮譽, 也是一種男性成年儀式,**** 獵不到頭,不算是男人, 這才夠嚴厲呢!
〈邵式柏的學理〉
人類學家 邵式柏John Stepherd專長研究十七世紀臺灣平埔族原住民 西拉雅人的社會文化. 他的學理獨到之處, 是將獵頭行為放置在社會「性別分工」的背境脈絡中進行解讀.***** 在西拉雅人的世界觀中, 世間萬物若不落入男性的範疇,當必落入女性的範疇. 反映在一生當中,男女大部分時間是分開居住的. 男人絕不從事耕作,耕作是女人的事務; 同理,女人也絕不從事狩獵和戰爭.
男童從4歲開始即離開母親懷抱,住進「男性會所」過著集體生活.*** 男性社會按照年齡層級, 即輩份分割, 組合成權力階梯, 以髮式和衣著嚴格區分,**** 長幼有序,地位井然. 男人們閒日聚集在中央廣場,緊密鍛鍊狩獵和作戰技能; 有事之時,或出獵鹿,或出戰鬥. 而“獵頭”乃是戰爭的最高境界儀式部分.***
男人到了21歲獲準結婚, 但不準與妻子共同生活,只能在晚上伺機相會. 理論上, 懷孕是 “非男非女, 亦男亦女”的危險狀態, 為了恢復安全,妻子有孕, 由最高女祭司(尪姨) 強制墮胎!***** 女祭司是靈媒,掌控神聖生活,男人不得擔任. 實踐上, 這種消除戰士個人家庭心態的行逕, 是用來維繫集體戰鬥氣慨的極端做法.
男人(有命的話)直到42歲正式退休, 這才離開會所過家庭生活,生兒育女. 這種男性會所和年齡層級組織普遍存在於南島語系社會, 曾被大宗師 馬林諾斯基的田野報告詳加描述.
上述是村落的內部社會生活形式; 另一方面,「村落戰爭」則是西拉雅人的外部社會生活形式,或者說是“村際”生活形式. 兩種形式互為表裡, 緊密關聯, 合起來構成「獵頭文化」.
〈歐陽泰的史識〉
歷史學家 歐陽泰Tonio Andrade專長研究 荷治時期(1623-1662年)臺灣史. 他指出村落是西拉雅人的最高政治實體, 而村落戰爭則是一種 霍布斯式的 “每條村對每條村的戰爭”, 反映出自然生態系統中, 村落與村落間意識到生存空間而進行的 “身份認同”鬥爭.****
戰爭多以突襲和伏擊方式進行, 尤以月黑風高為佳時節. 戰況每陷於狂暴, 男女老幼,滿門俱滅, 寸草不生,個頭不留. 殘酷的外部戰爭壓力催生出嚴苛的內部生活形式, 就像古希臘的斯巴達人一樣. 戰爭形式甚至決定了村落布局, 外圍多築有短牆或密植竹林; 內籠甬道狹窄,以利扼守; 中央廣場寬闊,方便集結.
村際即是戰國, 村落之間合縱連橫,遠交近攻, 諸多狡詐,不一而足. 更且發展出複雜精緻的外交習俗, 舉例:求和的一方必須向勝方獻上豬隻和自村製作最精美的長矛數支.
獵頭作為一種行之久遠的文化習俗, 自必有其存續的道理, 按照生態主義人類學的觀點, 制度必然是對生態條件的調適.
根據VOC遺留下來的檔案資料推算, 荷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總人口約10萬人, 密度每平方公里3人, 就算最肥沃的西部平原也不過5人. 比起其他南島語系地區平均密度20人(最密地區可達50人.), 臺灣人口狀況顯得十分從容, 遠遠未達到生態條件容許的極限.
那時平野滿是梅花鹿, 大群者數量動輒過千. 蛋白質分配充足, 居民生活素質頗高, 歐洲人眼中的原住民身軀高大, 體質健康, 迥異於大陸居民.
這種罕見的高質生活, 成立條件是人口受到極其有力的制約, 方法就是獵頭文化. (包括強制墮胎.)
結論: 獵頭是好的. 如想國民體質強健, 理應推行獵頭. 但是獵頭文化有一項難以克服的困境, 那就是….. “獵人頭者, 人亦獵其頭.”
如此“盛世”, 卻因十世紀荷蘭人和漢人的到來曳然而止, 詳情且看下回分解.
以上學理出自
《福爾摩沙如何變成臺灣府?How Taiwan Became Chinese?》(2007) 歐陽泰Tonio Andrade
(新華社/圖)
2017年2月,《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送審稿)》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這部送審稿,是中國第一部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網絡使用和權益保障的行政法規。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今年1月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31億。其中,19歲以下的青少年網民達到1.7億,約占全體網民的23.4%。
隨著青少年網民越來越多,如何在這些互聯網“原住民”聚集的網絡空間創新社會治理,成為目前法律界和互聯網行業關註的焦點。
為此,南方周末采訪了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部長王鋒。他所在的部門,曾參與《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規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王鋒今年43歲,江蘇盱眙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專業博士,1999年進入團中央工作至今。
南方周末:過去社會治理的經驗大多來自線下,但現在年輕人的生活都搬到線上了。你如何看待網絡空間社會治理這個新命題?
王鋒:如果以前把網絡看成一個溝通和交流工具的話,現在的青少年、特別是“90後”和“00後”是把網絡當成生活必需品,他們自幼觸網,是互聯網的“原住民”。網絡空間治理的決策者大多屬於中途觸網的互聯網“移民”,對“原住民”要加強研究和理解,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這些原住民跟網絡隔離開來。他們的生活一直是“在線”狀態。所以社會治理也需要註重網絡空間的治理,同時創新社會治理的模式。
以防止沈迷網絡為例。法律規定中小學校周邊不能有網吧,網吧也不能讓未成年人進入。但現在未成年人都在家里或者用手機上網,玩遊戲也不必一定要到網吧。如何在網絡空間里,防止未成年人沈迷網絡,就需要創新治理辦法。
線上空間和線下空間的治理,實際上是環環相扣的。很多網上問題是現實矛盾的反映;解決網下問題,也需要借助互聯網力量。比如現在公安部和“寶貝回家”等社會組織、高德地圖等企業合力開展“打拐”專項行動,尋找、解救被拐孩子的速度大幅度提高,這在過去是很難做到的。
很多網下問題,也會在網上重新發酵。比如一些孩子實施校園欺淩行為後,會把相關的視頻傳到網上,演變成“網絡欺淩”,這種二次傷害比一次傷害更大。
對於共青團這樣的群團組織來說,我們要做的是學網、懂網、用網,協助黨委政府以及相關部門提高在互聯網時代的社會治理能力。
南方周末:對於如何在互聯網原住民的網絡空間里創新社會治理,你有什麽具體建議?
王鋒:首先是避免青少年受到暴力、色情等違法有害信息的侵蝕,其次是提高他們的網絡素養,學會正確使用網絡和防止沈迷網絡。同時還要積極治理網絡空間涉及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比如網上的兒童色情信息,現在的打擊力度還需要進一步加大,應該嚴管、嚴打。
對於未成年人在網絡空間的嚴重不良行為,比如網絡欺淩等,應當在獨立的少年司法體系內,堅持寬容但不縱容的原則,完善替代刑罰的保護處分措施,比如完善司法訓誡、改革收容教養、發展專門教育等,不能簡單按照針對成年人的懲戒模式“小兒酌減”。
南方周末:你們青少年權益部,如何利用互聯網來改進工作?
王鋒:互聯網給了我們一個創新社會治理的機會。群團組織的根在基層。網絡打破地域和空間的阻隔,可以有效發現基層社會治理的線索,可以實現全國範圍內的整體聯動。運用“互聯網+”思維來創新青少年權益工作,是未來我們的主要著力點。
目前,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依托“青年之聲”,建立了“青少年維權在線”網絡平臺,和各地的“12355青少年服務臺”實現了線上線下的有效對接。
我們在全國動員了6700多位公益律師和心理咨詢師在平臺註冊,同時把1400多個團縣委和很多學校的微信公號接入後臺,實現了全團維權服務資源的共建共享。
平臺在日常運作時,采用“分診”方式,簡單的咨詢直接答複,複雜的、評估認為需要跟進的,由值守團隊安排當地註冊律師和心理咨詢師進行對接。利用互聯網平臺,偏遠地區的孩子受到侵害時,也能得到及時、專業的幫助和服務。
南方周末:你們在利用互聯網開展權益工作時,有沒有一些經驗和教訓總結?
王鋒:我們的“青少年維權在線”現在的量還不大,主要就是擔心一旦放開,無法保證咨詢答複的質量。
通過互聯網來做維權,需要慢慢探索。畢竟法律援助、心理咨詢需要面對面、需要長時段,如果僅僅看重網絡的便捷,會忽視救助幫扶的質量問題。所以,我們也會註重對平臺註冊的律師和心理咨詢師進行未成年人保護的業務培訓。
我們感到最大的挑戰在於,12355青少年服務臺、青少年維權在線等平臺是發現青少年權益受到侵害的很好的渠道,但是對這些事件的介入幹預、跟蹤幫扶等需要政府、社會、家庭各方資源的整合與協作,專業性要求也非常高,目前在這方面還有待加強。
(新華社/圖)
2017年2月,《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條例(送審稿)》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這部送審稿,是中國第一部專門針對未成年人網絡使用和權益保障的行政法規。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今年1月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達7.31億。其中,19歲以下的青少年網民達到1.7億,約占全體網民的23.4%。
隨著青少年網民越來越多,如何在這些互聯網“原住民”聚集的網絡空間創新社會治理,成為目前法律界和互聯網行業關註的焦點。
為此,南方周末采訪了共青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部長王鋒。他所在的部門,曾參與《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規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王鋒今年43歲,江蘇盱眙人,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政治學專業博士,1999年進入團中央工作至今。
南方周末:過去社會治理的經驗大多來自線下,但現在年輕人的生活都搬到線上了。你如何看待網絡空間社會治理這個新命題?
王鋒:如果以前把網絡看成一個溝通和交流工具的話,現在的青少年、特別是“90後”和“00後”是把網絡當成生活必需品,他們自幼觸網,是互聯網的“原住民”。網絡空間治理的決策者大多屬於中途觸網的互聯網“移民”,對“原住民”要加強研究和理解,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這些原住民跟網絡隔離開來。他們的生活一直是“在線”狀態。所以社會治理也需要註重網絡空間的治理,同時創新社會治理的模式。
以防止沈迷網絡為例。法律規定中小學校周邊不能有網吧,網吧也不能讓未成年人進入。但現在未成年人都在家里或者用手機上網,玩遊戲也不必一定要到網吧。如何在網絡空間里,防止未成年人沈迷網絡,就需要創新治理辦法。
線上空間和線下空間的治理,實際上是環環相扣的。很多網上問題是現實矛盾的反映;解決網下問題,也需要借助互聯網力量。比如現在公安部和“寶貝回家”等社會組織、高德地圖等企業合力開展“打拐”專項行動,尋找、解救被拐孩子的速度大幅度提高,這在過去是很難做到的。
很多網下問題,也會在網上重新發酵。比如一些孩子實施校園欺淩行為後,會把相關的視頻傳到網上,演變成“網絡欺淩”,這種二次傷害比一次傷害更大。
對於共青團這樣的群團組織來說,我們要做的是學網、懂網、用網,協助黨委政府以及相關部門提高在互聯網時代的社會治理能力。
南方周末:對於如何在互聯網原住民的網絡空間里創新社會治理,你有什麽具體建議?
王鋒:首先是避免青少年受到暴力、色情等違法有害信息的侵蝕,其次是提高他們的網絡素養,學會正確使用網絡和防止沈迷網絡。同時還要積極治理網絡空間涉及未成年人的違法犯罪行為。比如網上的兒童色情信息,現在的打擊力度還需要進一步加大,應該嚴管、嚴打。
對於未成年人在網絡空間的嚴重不良行為,比如網絡欺淩等,應當在獨立的少年司法體系內,堅持寬容但不縱容的原則,完善替代刑罰的保護處分措施,比如完善司法訓誡、改革收容教養、發展專門教育等,不能簡單按照針對成年人的懲戒模式“小兒酌減”。
南方周末:你們青少年權益部,如何利用互聯網來改進工作?
王鋒:互聯網給了我們一個創新社會治理的機會。群團組織的根在基層。網絡打破地域和空間的阻隔,可以有效發現基層社會治理的線索,可以實現全國範圍內的整體聯動。運用“互聯網+”思維來創新青少年權益工作,是未來我們的主要著力點。
目前,團中央維護青少年權益部依托“青年之聲”,建立了“青少年維權在線”網絡平臺,和各地的“12355青少年服務臺”實現了線上線下的有效對接。
我們在全國動員了6700多位公益律師和心理咨詢師在平臺註冊,同時把1400多個團縣委和很多學校的微信公號接入後臺,實現了全團維權服務資源的共建共享。
平臺在日常運作時,采用“分診”方式,簡單的咨詢直接答複,複雜的、評估認為需要跟進的,由值守團隊安排當地註冊律師和心理咨詢師進行對接。利用互聯網平臺,偏遠地區的孩子受到侵害時,也能得到及時、專業的幫助和服務。
南方周末:你們在利用互聯網開展權益工作時,有沒有一些經驗和教訓總結?
王鋒:我們的“青少年維權在線”現在的量還不大,主要就是擔心一旦放開,無法保證咨詢答複的質量。
通過互聯網來做維權,需要慢慢探索。畢竟法律援助、心理咨詢需要面對面、需要長時段,如果僅僅看重網絡的便捷,會忽視救助幫扶的質量問題。所以,我們也會註重對平臺註冊的律師和心理咨詢師進行未成年人保護的業務培訓。
我們感到最大的挑戰在於,12355青少年服務臺、青少年維權在線等平臺是發現青少年權益受到侵害的很好的渠道,但是對這些事件的介入幹預、跟蹤幫扶等需要政府、社會、家庭各方資源的整合與協作,專業性要求也非常高,目前在這方面還有待加強。
《奇葩說》讓奇葩一詞再次變異。
來源 | 吳懟懟(ID:esnql520)
作者 | 吳懟懟
1
馬東可能是60後里最懂90後、00後的大叔,他一直以此自詡。這也是為什麽《奇葩說》從誕生之初,就能讓這一代互聯網原住民產生認同感並形成“代際”優越感的原因。
第一季《奇葩說》,每期節目開頭動畫中都會強調:“四十歲以上人士,請在90後陪同下觀看”。這種抖機靈式的自我調侃決定了節目初期定位。“90後馬東”率領團隊,試圖突破上一代人的沈悶枯燥,表達新一代年輕人存在感和話語權的心理訴求,而後聚攏起一批對“奇葩”概念有特殊認知的文化娛樂消費群體。
“奇葩”一詞,經歷了至少兩個回合的基因突變。奇葩本意是指奇特而美麗的花朵,常用來形容不同尋常的優秀文藝作品或者出眾的人物,是作為教科書里的褒義詞出現的。第一次微小變異,讓它成為了“不落世俗、有個性”的代名詞。現在,它更多是對異類的諷刺用語,這個語義雖然還沒被詞典收錄,但早已在網絡環境中被廣泛使用。
《奇葩說》讓奇葩一詞再次變異,它開始成為包容多元觀點的一種“消費符號”。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各個領域和圈層關系呈現出巨大代溝和溝通無能,碎片化的社交網絡切割了中國年輕人的生活,他們看起來並沒有因為享受到紅利而愉悅,反而焦慮層出不窮,而年長一輩的人們因為越來越不懂年輕人而焦慮。
既然是植根於中國的文化背景與社會結構,隨著社會變遷,“職場關系”、“夥伴關系”、“男女關系”、“家庭關系”等也都發生了漸變。在人情社會中,這些變化,不管是外力因素還是內在因素,都離不開“情”字——親情、愛情、友情等情感的羈絆。
但這樣的總結未免簡單粗暴。對中國式關系的經典概括是費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論,它原本是用來描述鄉土社會的概念,“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紮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是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每一個人在某一時間某一個地點所動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雖然已經包含了血緣親屬關系、地緣關系等,但說實話,費孝通的這個理論也挺模糊的。也正是因為這種模糊,恰恰說明了學者的嚴謹和克制,以及中國式關系的複雜多變。
就像《奇葩說》,辯論了四季,近百個辯題,除了少數腦洞題以外,大多其實都是圍繞各類情感,圍繞“中國式關系”展開的。在堅守底線基礎上,節目有價值傾向,但從沒有標準答案。
伴隨奇葩這個詞的意義叠代,《奇葩說》本身也在升級,現在看到的是它的4.0版本。相比前面三季,在放肆表達的表面下,第四季的《奇葩說》更著力探討青年人真正的思想困局,金句少了,更多是想要為90後、00後帶去少一些戾氣的解決方式參考。
2
我們常說這個時代是一個感官主義主導的視覺文化時代。圖片、聲音和影像都是誘餌,尤其是影像,統帥了受眾。以此維度觀之,奇葩說是感官主義主導下的互聯網理性狂歡,關於狂歡,此前我專門有一篇文章解讀:走心走腎、嚴肅辯論,《奇葩說》其實是一場都市中產的敘事狂歡。
這里,我想站在受眾角度,談一談奇葩說是如何通過解構中國式關系,讓節目受眾達到虛擬性參與,並引起個體自身紛繁複雜的觀點和行為的。
我蠻贊同武大新傳院孔鈺欽從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入手分析。她說,在辯手或主持人、嘉賓結合自身經歷進行觀點闡述時,其實某種程度上就是在用“故事”的鋪陳去影響受眾的選擇和判斷。不同的故事,可能對受眾產生的有意識、無意識的影響也就不同,也就產生了千差萬別的觀點、視角和立場。在這個多元的意見碰撞場中,受眾會從中找到所謂“自己”的影子。
受眾有意識的參與和無意識的虛構性參與都會更多更強。比如受眾在觀看《奇葩說》時,選擇立場進行實時投票時,受眾立場的改變或者搖擺,也就是節目中的“跑票”形式,某種程度上就是人格結構中“矛盾”的具體化。心理層面的虛構性參與導致了行為層面上投票、評論互動的有意識參與。
嘉賓和選手身份的特殊性,更加刺激了受眾的參與。6月9日這期,高曉松回歸了,蔡康永說這會激發他的鬥誌。如果說蔡康永是感性的人文關懷,那麽高曉松便是與其對立的理性關懷。
在《曉說》和《曉松奇談》中,高曉松更多是點評歷史,但坐在辯論隊隊長位置和嘉賓位置的高曉松,可以不留情面地點評選手,也可以毫無保留地表達他對肖驍從蛇精男成長為辯手的誇贊,以此展現有血性的一面。對肖驍來說,在奇葩說的經歷勝過了他讀四年大學,對高曉松來說,修煉成網紅的路上,《奇葩說》承擔了與《曉說》完全不一樣的功能。
高曉松作為嘉賓參與的第四季第一期辯題是“親戚總不把自己當外人,該不該jue(北方話,就是不給面子,冷面拒絕)他”,回顧《奇葩說》整四季,家庭關系題還有”催婚是愛是變態”、“婚禮真的有必要嗎”等等。
我一些朋友是從第四季開始接觸《奇葩說》的,最近他們開始回追,把前面三季也看了。他們和我說,好像每個話題都能戳到當下或曾經產生的困惑。
比如朋友關系方面,“好朋友的戀人出軌,你要不要告訴好朋友”、“跟蠢人交朋友你是不是傻”;最難的兩性關系,“分手要不要當面說”、“‘生男生女’找對象到底該不該差不多得了”、“女生該不該主動追男生”;自我對抗但似乎永遠沒有答案方面,“我沒有上進心,有錯嗎”、生活的暴擊真他喵的值得感激嗎”,這些在奇葩說都有過討論。
那奇葩說有給他們困惑的答案嘛,並沒有。個體的邏輯總是會有漏洞的,辯論的鋒芒、價值的上升,最終提供的是一種“模糊”的平衡。這也印證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人格結構中本我、自我、超我之間的矛盾沖突。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你願意把觀點分享給你所處的矛盾關系另一方,你的世界會少些混沌和暴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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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文化理論家約翰·菲斯克提出過,“大眾文本應該是‘生產者式的’。”
所謂“生產者式的”文本,是指讀者可以對其輕松解讀,同時又具有讓讀者獨立生產意義的開放性。“生產者式文本”的其中一個特點在於,它自身就已經包含了與它的偏好相悖的聲音,盡管它試圖壓抑它們。
第四季有一期辯題是“我奮鬥的城市空氣質量越來越差,我要不要離開她”。臧鴻飛說,我們就是迷失在了對欲望的執著中……“幸福的前提是健康,我必須要健康。”肖驍卻說,很多時候我們都是在被不舒服的環境壓迫著,也正是因為這種不舒服,才練就了我們的一身鎧甲。
正是類似上述這樣的“生產者式文本”,觀點的多元化與相對性,讓受眾能在節目中體驗到參與和解讀意義的樂趣。《奇葩說》聰明的一點在於它決定勝負的規則——不以哪方支持票數高而以票數變化數量決定,最大限度保持節目的矛盾性和多義性。
一個內容產品應該是被用戶消費並且達成某種滿足的:認知需要(獲得信息、知識和理解),情感需要(情緒的、愉悅的或美感的體驗),個人整合需要(加強可信度、信心、穩固性和社會地位),社會整合需要(加強與家人、朋友等的接觸),舒緩壓力需要(逃避和轉移註意力)。
《奇葩說》辯論方式的選擇和社會性議題設置,滿足了上述大部分需要,也避免了一些娛樂節目一味娛樂過後帶來的空虛。
《奇葩說》對處於關系焦慮中的一代互聯網原住民來說,就好比美國新聞工作者普利策解讀新聞記者對於社會意義的比喻一樣:倘若一個國家是一條航行在大海上的船,那麽新聞記者就是船頭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無際的海面上觀察一切,審視海上的不測風雲和淺灘暗礁,及時發出警告。”
《奇葩說》闡釋信息的複雜、觀點的靈活和世界的多元,但選擇權和行動仍舊在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