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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水泥偷卖同行股 郭文叁倒腾14亿作壁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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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牛自述:我是怎麼倒騰iPhon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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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徐,男,31歲,山東人,1998年來京打拚。從給老闆當馬仔賣手機做起,到2006年在中關村某知名電子城租下了第一個手機銷售櫃檯,直至現在擁有一個60平方米的屬於自己的攤位……從從業年份上看,他的職業生涯幾乎與中國移動(微博)通信業崛起和迅猛發展同步,他是中國千百萬手機經銷商裡普通但具有代表性的一員。

  小徐說,與蘋果結緣,是從2007年底開始的……

  ●2000人裡真果粉不到100人

   說起1月13日正式發售蘋果iPhone 4S當天的情形,小徐仍然記憶猶新:「我像往常一樣,頭天下午打電話給道兒上的朋友,預訂了十幾個『黃牛』,在銀行關門之前提了準備第二天去收貨用的20 萬現金,就踏踏實實回家了。」誰承想事情並不像小徐預計的那麼簡單,精心撒下的『魚餌』沒有換來如期的收穫。

  13日凌晨1點,小徐睡不著,他決定到西單大悅城——他「撒下」「黃牛」的地方看看。大悅城門前廣場裡三層外三層的陣勢與凌晨寂靜的長安街形成鮮明反差,小徐看著他雇來的在寒風中凍得瑟瑟發抖的十幾個「黃牛」動了惻隱之心,跑到附近一家24小時營業的麥當勞(微博)給他們買來了夜宵。

   小徐說,這些雇來的「黃牛」大都是社會最底層的人,生活非常艱辛,排一宿隊買到一台只能掙50元。蘋果公司有限購政策,每人只能買2台,也就是說,他們 在接近零下10攝氏度的天氣裡凍7、8個小時,最多能掙100塊錢。但這錢也不是每個「黃牛」都可以掙到的,只有排進隊伍的才有希望把錢裝進自己口袋。

  「黃牛」的工作直接影響到小徐的「收成」,由於那天警備迅速升級市場監管過於森嚴,他雇的十幾個「黃牛」只有3個比較機靈的衝進人群的最核心部位,其他都被三道警戒線嚴嚴實實地攔在圈外……

  「那天夜裡感覺大悅城門前聚集了一萬多人,真正是『果粉』的,2000人裡不會超過100個,畢竟許多人寧願多加三五百元也不願意去受那一晚上的罪。」小徐保守估計道。

   帶去的20萬現金小徐還是在13號一早換成了20多台蘋果iPhone 4S,只不過比計劃的數量要少,因為除了從自己雇來的「黃牛」手裡拿到的那6台機器外,其他都是出高價購買的。「每台又加價50到100元。」小徐無奈地 說,「其實我不算拿得多的,有同行帶了至少80萬現金。」

  ●舶來的「搖錢樹」

  在2007年之前,小徐賣得最多的是諾基亞(微博)和三星(微博)手機。「這兩個品牌都有自己特定的供貨渠道,價格也相對透明,新款機器利潤高些,老款基本屬於薄利多銷。」小徐說。

  到了2007年,時不時就會有顧客到小徐的櫃檯找蘋果手機,那時還是iPhone一代產品,小徐非常好奇,就托朋友從國外帶了2台。當iPhone擺在面前,有著多年銷售經驗的小徐頓時意識到這會是一款非常暢銷的產品,雖然它沒有藍牙,不能發當時比較時尚的彩信。

  「那時,平均每天能賣2台,出貨量雖然比不上諾基亞和三星,但是利潤卻相當高。一台至少能賺500—1000元。」小徐回憶道。「那時iPhone還沒有進入中國市場,國內很難找到蘋果產品,iPhone手機都是託人從國外帶回來的。這是我銷售蘋果產品最早的進貨途徑。雖然我知道做水貨國家不允許,但是當年根本沒有其他合法渠道。」

  小徐說,來找蘋果手機的客人多數打扮前衛,均屬時尚中人。雖然蘋果手機存在諸多問題,比如電池待機時間短,菜單不符合國人的使用習慣……但是果粉們對這些問題相當地包容。

  同期,還有一款問得比較多的手機是黑莓(微博),但是由於黑莓絕大多數是從歐美國家流入中國市場的二手貨、翻新機,手機質量差,返修率高,所以黑莓的回頭客非常少。而蘋果一代產品的質量過關,產品返修率只有1%,也給小徐省去不少麻煩。

  ●獨特營銷帶來豐厚利潤

  與其他品牌手機不同,蘋果沒有自己的進貨渠道。總代理、一級代理、二級代理們統統沒有,被層層「剝皮」的現象也就不存在。「只要能搞到貨賣出去,賺到的都是自己的。雖然辛苦點,但利潤大,我還是願意做。」小徐坦言。

   如今蘋果手機出到了第5代,小徐的進貨方式也不再單一化並且「與時俱進」。他會和每個普通消費者一樣,在蘋果官網上下單預訂,一個人訂購的數量有限,他 就花錢買身份證號;他自己也做過黃牛,去發售地點排隊整宿苦等;他還通過關係聯繫運營商,加價購買國行裸機;他也去蘋果專賣店用市價購買新機;回收禮品 機、中獎手機都成為他的進貨渠道。

  只要有貨就不愁賣,蘋果公司的無代理商制和飢餓營銷策略讓小徐這些「早起的鳥兒們」賺取了豐厚的利潤回報,同時也是造成市場混亂的根源之一。

  ●翻新機 made in中關村

  儘管小徐絞盡腦汁運用各種手段搞到蘋果手機貨源,但是中國的消費市場似乎像個大胃王,總也喂不飽。

  蘋果手機產品越出越多,有了iPhone 4S就要淘汰iPhone 4,於是新的生財之道滋生開來。翻新機並不是繼蘋果之後才出現的新玩意,早在蘋果問世之前,它就已經存在了,但是因為蘋果,翻新機的「角色」被「演繹」到了極致,利潤也被推到了巔峰。

  翻新機通常是把用過的二手機器換上新外殼。小徐說,有良心的經銷商在賣手機時會告訴買家這個是翻新機,會出現哪些問題,賣出去了就是「周瑜打黃蓋」,某些無良商人幹脆當新機賣,蒙一個算一個,騙取高額利潤。

   當蘋果二代產品問世之時,就已經有人在打一代的翻新主意了。「iPhone一代做翻新,外殼比較貴,單一套外殼要400—500元。二代和三代產品的外 殼價格就降下來了,大約200元,到了iPhone 4,由於外殼加了中框,價格又升上去了,至少500元。」小徐說,「一台八成新的iPhone 4回收價格在3000元左右,加上外殼翻新成本,做好了一台能賺三五百元,趕上賣10台諾基亞了。」

  光靠回收的舊手機,還遠遠滿足不了市場需求。小徐說,回收來的舊機器只佔翻新機市場份額的30%—40%,另外的60%—70%翻新機主板來自深圳。

  這似乎是一條極其隱秘又眾所周知的翻新機主板供貨渠道。小徐透露:「我基本每次進貨量是100個。打開包裝箱,我能聞到主板剛下生產線的那種特有的氣味。這些主板都是新的,從來沒有被使用過。

  我親手給它們裝上外殼,工作台就是我家的飯桌。」

   組裝一台iPhone 4翻新機,工具只需要一個鑷子和一把螺絲刀,組裝耗時大約30分鐘。小徐說,由於iPhone 產品在不斷改進,組裝工序也變得越來越簡化,早先的產品還需要用502膠水粘貼。小徐透露,中關村是北京最大的蘋果翻新機製造基地,許多經銷商都租民房, 雇工人加班加點「生產」iPhone 翻新機。

  如果連主板都是新的,那麼翻新機就更加難以識別。對於如何辨別翻新機,小徐告訴記者,其實辦法很簡單,只要看產品的激活日期即可。另外,細心的消費者從產品的外觀與材質以及配件,也能分辨出來。

  目前,蘋果產品新機的返修率在5%—10%,但是iPhone 4翻新機的返修率要高達40%。翻新機存在諸多質量隱患,小到無振動、屏幕按鍵失靈;大到產品爆炸造成人身傷害。消費者不要圖一時便宜,衝動購買。

  ●蘋果的中國隱患

  雖然蘋果讓小徐嘗到了太多甜頭,但是作為一名資深手機經銷商,對蘋果小徐也有自己的看法。

  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蘋果產品的售後服務跟不上,蘋果產品越賣越多,售後問題將成為比銷售更重要的事情。「一台機器不便宜,壞了卻沒處修理,這是個事兒。」小徐說。

  採訪接近尾聲,小徐接了個電話:iPhone 4S, 8台白色,2台黑色,明天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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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百家CEO張亨德:一個折騰的“富二代”如何倒騰跨境短租平臺?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903/145381.html

這是一個關於“折騰”的富二代和他的創業故事。
 

\富二代,不知道什麽時候開始變得更像一個“貶義詞”,好像從來不適合拿來描述一個年青人,因為你會聯想出一系列諸如懶惰、奢侈、毫無進取心等等這樣的字眼和這三個字切合。所以,“富不過三代”也是中國人常掛在口頭上的千年思路。

王思聰的出現多少讓人覺得“富二代”身上也有很好玩可愛的地方,實際上這只是在消除誤解。那些家境殷實的少年,如果自己品性端正且願意學習,一般來說,見識確實能超過那些出身一般的人。我並沒有刻意地去區隔兩者的區別,只不過在個人的發展過程中,“富二代”們確實占據了很多先天優勢。

張亨德的父母和舅舅早年創辦的“偉業顧問”如今已成為身名顯赫的“我愛我家集團”,這個擁有如此令人艷羨出身的少年也曾在20多歲就任我愛我家集團高管。但這個生性“折騰”的他,卻選擇逃出家族生意範疇,選擇自己創業,從“富二代”走向“創一代”的轉變。

第一次見張亨德是在黑馬大賽上,他作為嘉賓出現,為現場參賽的選手做點評,表現謙遜踏實,確實和人們以往對於“富家子弟”的認知有所區別。在隨後約采訪過程中,張也隨時保持著風度,和我采訪過得其他創業者,並無二致。

生而好動,不安穩的青春期

聊起童年,張亨德侃侃而談,其年少時豐富的經歷也確實令人好奇之心乍起。

張亨德的成長過程應該是和“我愛我家集團”的成長一起完成的,身在一個經商的家族,他也“開竅”得特別早。13歲,大多這個年紀的孩子還在糾結於做不完的課堂作業和買不完的變形金剛時,張亨德已和小夥伴開始做起了“生意“。幾個“小朋友“在中關村倒騰二手電腦配件和學生喜歡的自行車配件,在自己的網站(當時的紅客聯盟)和論壇上賣,神奇的是,在北京的方莊和崇文區一代還略有名氣。在90年代,每個月能掙到2000多塊零花錢,還因此上了中學生日報。張亨德開玩笑道,”那時候的馬雲,還沒有淘寶“。

和大多數精力過剩,卻找不到合適出口的青春期少年一樣。高中的張亨德叛逆好動,在學校到處惹是生非,經常和同齡人打架,被學校列為重點觀察對象。張亨德自己說“後來,我意識到,為人出頭打架解決不了什麽問題,無休無止,只是一腔熱血沒用到對的點兒上,我需要一次改變“。於是,高中沒畢業的他,選擇進入中國人民解放軍東海艦隊服役。

“在部隊的日子,我開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在部隊里,流過汗,流過血,再能打在部隊里都不算什麽,當時我們的部隊負責臺海範圍,一直很緊張。每天半夜要緊急集合,然後負重5公里拉練,並且經常2周洗不了澡,偶爾一次還是拿露天的冷水洗。這讓我這種小時候養尊處優的孩子身上長了很多凍瘡,皮膚也糙的厲害慢慢的,自己也習慣了軍旅生涯,從新兵蛋子到後來自己帶兵訓練,準備打仗,到最後退伍前得到東海艦隊的嘉獎並獲得國家“優秀士兵”勛章,一切就這樣過來了。“

退伍時的他還不滿19歲,在家人的幫助下,張亨德被安排到一家大連房地產公司做業務員。由於他年齡小、涉世不深,不懂得做房地產行業的技巧,因此業績不佳。在短短四個月的時間里,他曾一度懷疑自己的能力,對未來也感到十分渺茫。此時的他萌生了重返校園的念頭,於是他又開始了出國留學的準備。

令我覺得好玩的事情是,百度搜索“張亨德“三個字,第一個搜索結果居然是張在申請留學成功後被新東方引為成功案例的文章。張亨德順利考上了美國密西根大學羅斯商學院並完成學業。

回國後的張亨德進入一家投行跨國並購組工作,隨後在偉業我愛我家集團負責並監管三亞、麗江等多地的旅遊地產項目。因為工作的機緣,張亨德和Wimdu(愛日租母公司)團隊很早就熟悉,目睹了他們的興衰變遷,一直到後來wimdu退出中國市場。

但是張亨德卻認定這個市場的巨大潛力,在2012年張亨德收購了這家被母公司剝離的公司,並把Wimdu的房源拓展負責人也是wimdu亞洲的創始人之一阮智敏先生發展為新公司的聯合創始人。此時的他還在香港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但未完成學業就休學創業。

海外短租平臺,住百家的一站式旅遊模式
 

\從母公司剝離後,住百家繼承了Wimdu在亞太區的5000多套短租房源。相比於Wimdu的國際化,住百家將目前人群定位在中國國內旅客的出境遊,幫助他們實現零障礙出境。

住百家定位於為中國大陸出境遊自由行人群提供高品質的住宿和特色旅遊產品,具體而言是面向三類中高端客戶:高學歷、高品位的家庭出遊者,崇尚個性化、追求新奇體驗的年輕小資群體以及渴望深度體驗高品質旅遊產品的城市精英群體。因此,相較於同類平臺,住百家的客單價較高,據張亨德透露“一般客單價便宜要五六千,貴的差不多七八萬”。

與Wimdu和Airbnb等純粹的平臺模式不同(搭建一個市場平臺,提供網站基礎設施和運行規則,在商品端輕運營),住百家的模式是“住宿+旅遊”在商品端的介入更深入。在張亨德看來,短租不僅僅是解決遊客的住宿問題,還可以帶動跟遊客需求相關的其他行業發展。遊客入住住百家的短租房解決住宿的需求後,還會有出行或者體驗本地生活的需求(比如品嘗當地美食、深度體驗當地的風俗文化等),因此住百家順勢推出“地道旅遊”業務,整合當地的交通服務提供商和特色旅遊資源分別解決遊客交通出行和體驗特色旅遊的需求,從而打造一站式特色旅遊服務平臺。

目前,住百家已經覆蓋港臺、美、英、澳、泰、新加坡等地區,提供市區公寓、度假別墅、當地民宿、遊學定制等四大類數千套房源。

聚焦深耕,做重度垂直

平臺模式的理念是讓市場自然選擇出高質量的商品和優質供應商,但在住百家的模式下,住百家則自己承當了商品供應商的角色。國內短租市場的一大問題是線下體驗不可控,所以途家選擇了重資產、重服務、強力掌控房源的路徑。住百家在這點上與途家有許多共通之處,但是又比途家的模式更“輕”些。

在繼承了Windu的房源之後,住百家第一件做得是精簡房源。根據房東普通話能力、接待內地旅客的成功率、響應速度,房屋實際情況是否與網站顯示照片相符、整潔程度、交通便利程度等條件制定新的篩選標準,最後只保留了500多套合作房源。

其次,住百家根據中國人的出行習慣開發新的房源。除了參照上述標準,按照每月新增 100 套的速度開發新的房源外,還針對中國用戶偏好旅遊的地區,重點開辟新的房源,比如新晉的泰國,臺灣和美國。

住百家還針對出境用戶的需求,在文化體驗環節加入了更多的設計,讓用戶和房東有互動和交集。中國人可以通過住百家住到外國人的家中,由當地人做向導,體會當地的民風民情。在某些場景下,也能通過定制團隊為用戶尋找和打造特定體驗的住房。

所以,在我看來,住百家的邏輯可以簡單闡述為:1、聚焦客戶群:中高端出境遊用戶;2、在客群聚焦的基礎上,聚焦資源,做重度垂直;3、依靠資源聚焦,打造特殊化的體驗;4、最後,將體驗轉化為口碑,成為一項可持續的聲音。

在去年住百家相繼拿到多為天使投資人總共數百萬元人民幣的投資之後(包括國內著名基金合夥人、某騰訊高管、到到網前CEO、某國內知名OTA副總裁),今年8月,住百家又獲得了聯想之星百萬美元A輪投資。

短租旅行市場被很多人看好,整個產業鏈條還沒有完全形成之前,住百家成熟的團隊有可能讓張亨德這個“折騰”的富二代,完成成功“創一代”的轉變。


票據產業鏈大起底:他們一天就可以倒騰幾個億

廣發銀行9.3億元票據案日前被證實後,今年以來頻發的票據風波所涉資金已超百億,讓原本不為普通人所知的票據市場引起廣泛關註。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發現,除基層銀行員工造假外,其中一些案件都與隱身於票據市場的中介不無幹系。

票販子一般都隨身攜帶驗票儀

以年初發生的39億元票據大案及此次的廣發銀行案為例,多名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業內人士表示,這兩起票據案都有一個共同點,都是因為票據中介(又稱“票販子”)或與銀行有著長期經營起來的“良好”關系,或是操控了小銀行的同業賬戶,導致在回購到期之前,票據資金被中介挪用至股市或其他投資渠道,最終因為出現虧損無法堵漏釀成大案。

更值得關註的是,票販子可以出現在票據貼現及轉貼現的任何一個環節中,通過買票賣票的利差或者撮合銀行之間交易來獲取利益,且不受到監管。換句話說,只要他們自身不夠自律,就能找機會從票據業務中套取資金挪作他用。

“往往在有巨大利息誘惑的時候(股票暴漲)或業務有巨大虧損的時候(錯配業務虧損),缺乏風險意識的民間票販子就會想套出資金,賺取更多的錢或彌補窟窿,最終造成了這樣的票據案。”一名資深票販子張總(化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為了堵上“漏洞”,央行與銀監會今年以來接連發出通知,加強票據業務的監管。此外,已經曝光的票據案都是操作風險較高的紙票,一些銀行已暫停紙票業務,僅支持更為透明且更易受到監管的電票業務。央行近年來也一直大力推廣電票,以期從根本上堵住票據市場的風險。

票販子套取資金很常見

一個偶然的機會,在老家經營餐館的張總2010年開始轉行幹起了票據中介。“當時一年普普通通就可以賺到七八百萬元。”張總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真是個體力活兒,每天都是打電話、掃樓、派傳單、找百度推廣。”

商票樣張

銀票樣張

票據中介最需要解決的就是票源,為此,剛入行的張總除了會從大一點的“票販子”那討一些他們不願做的小面額票據,還通過各種關系找到銀行客戶經理,說服他們給自己介紹票據業務,並返點給他們。久而久之,張總的票源和合作的銀行越來越多,業務量開始猛增,“2013年時,高峰期一天可以有20多個億的交易量。那時,一筆1000萬元的交易差不多能賺20~30BP(基點)的利差,利潤有2萬多元。”他說。

類似張總這樣的票販子不少,雖然缺乏監管,但他們本身很註重信用,憑借與銀行多年打交道建立起來的“良好”關系,交易量越來越大。“這個圈子有很多不規範的灰色地帶,但‘灰有灰道’,尤其註重信用。”張總說。

但也因為這種“良好”關系,使得一些票販子開始“打擦邊球”,利用票據買賣的時間差,將資金套出來,博取其他市場的短期高額利潤。

“雖然這些無良中介畢竟是少數,但從我們的經驗看,這種做法並不少見。”張總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些票販子在與銀行長期打交道過程中,控制和承包了某些小城商行、農商行、村鎮銀行和農信社的同業賬戶、公章等,並租給更小的票販子使用,“資金想劃給誰就劃給誰,一旦做票賺不了大錢,就有可能挪用資金到風險和收益更高的領域,比如去炒股和做短拆過橋。更常見的是,他們將資金套出來對票據業務‘擴大再生產’,賺取更多的利差。”

“對他們來說,反正錢是銀行的錢。”張總感慨。

事實上,票據案之所以今年以來頻頻發生,很可能與去年年中的股災有一定的關系。雖未經監管部門證實,但已有多家媒體從知情人士處獲悉,近日曝光的廣發銀行9.3億元票據案,以及年初的農業銀行39億元票據案,都是因為無良票據中介在回購到期之前將票據資金挪用至了股市。去年6月股災前,票據市場生意極為火爆,不少資金借道票據進入市場。但在暴跌中,通過票據套利進行場外配資的風險非常大,資金鏈出現斷裂。而銀行承兌匯票期限多為半年,當到了兌付期還無法補上漏洞時,票據大案最終便浮出了水面。

8億本錢三個月賺了1.5億

票據市場之所以能吸引不少票販子,離不開暴利的誘惑。事實上,一條鮮活而狡猾的票據產業鏈就藏在銀行季報、年報“買入返售”科目下的枯燥數據之中。

“2008~2010年的時候最賺錢。我一個朋友,2010年從銀行套出來8億元,三個月就賺了1.5億元。因為那時市場參與者少,發現這個賺錢方法的人還比較少,再加上地域之間票據的利差相差很大,那時一買一賣之間賺取300~500BP的利差很正常,當時甚至有些小地產商都轉行做起了票據。”張總說。

當然,賺錢的不只是票據中介,市場那麽紅火的直接原因便是參與的各方都有利可圖。

以下是最簡單的貼現操作流程:A公司向B公司購買商品,以100萬元價款、6個月期限為例,A沒有足夠現金,或者不想立刻支付現金,可以向甲銀行申請貸款額度,銀行審批下來後,幫A開票給B,為避免A拿著票據直接去貼現,甲銀行會將票據寄給B公司。6個月後票據到期時,B公司向甲銀行或乙銀行申請托收兌付100萬元現金。

整個過程中,每個當事方都可以獲得一定的利益。A首先要向甲銀行申請貸款額度,並預先存保證金到A在甲銀行開設的賬戶中,一般保證金比例是50%,在上述案例中,即A要先存50萬元的保證金。如此,甲銀行就相當於獲得了一筆50萬元的存款。此外,甲銀行還要先向A收取開票手續費,一般是票據面額的萬分之五,在上述案例中,即為500元手續費,此為銀行中間業務收入的一種。

“這正是銀行願意給企業開票和承兌的重要原因,一是可以派生出存款,二是創收了中間業務收入。不過,這50%的敞口,甲銀行先要做授信調查,確信A的資產可以覆蓋。”張總說。

相對於貸款,銀行會鼓勵企業開票,因為這可以限制貸款用途,銀票一定要有收款人和真實的貿易背景,需要提供A與B的貿易合同、單據、發票等,銀行至少可以從形式上保證銀票資金用途是合規的。

而對於A公司來說,可以不必立刻支付100萬元現金給B公司,減輕了現金流壓力;其存在甲銀行中的保證金,也能收到甲銀行的利息。

此外,B公司如果持有到期再找銀行兌付,可以拿到100萬元現金。如果B想提早拿到現金,提前貼現或者賣給C票據中介,則要損失一部分利息。而C無論是選擇持有到期還是再轉賣,都可以賺取利差。

監管效果初顯

“2008~2010年還能賺不少,那時票販子還不多,銀行貼現也不積極。後來大家都看到賺錢的機會,一窩蜂而上。現在呢,小票頂多能賺20~30BP的利差,大票更慘,利差只有一兩個BP。現在做一筆1億元的交易,利潤也可能只有幾千元,基本沒什麽賺頭。”張總說。

去年,張總也離開了這個行業。“我有個香港朋友,前段時間還說給我2個億,讓我幫他做票據投資,不要多的,只要每年給他10%的收益就行。我拒絕了,幹這行真的太累,我現在看到飛機就要吐。”

張總在業務高峰期的時候,手機響個不停,他加入了50多個QQ群和微信群,這些群從早到晚不停地發出買票和賣票信息,撮合交易。因為經常要“打飛的”運送票據,票販子在圈子里有很多非常形象的自我調侃式別稱,比如“人肉快遞”、“空中飛人”、“航空公司金卡客戶”。

“那時我每天早上六七點起床,還在刷牙呢,電話就進來了,都是談哪里有票,什麽價格的。我每天要打幾百個電話,找票、賣票,長此以往,耳朵都要耳鳴。一般趕在上午與對方把價格談攏,然後馬上訂機票,下午或晚上的飛機飛到對方城市,當天把票賣給對方,然後坐第二天的飛機回來。”他說。

“我還是國內所有航空公司的金卡客戶。”張總笑道,“你去看看每天最晚的一班航班,或者最晚的一趟高鐵,上面肯定有很多身背票據和驗票儀的同行。”

不過,接二連三的票據案已經引起了監管層的重視。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發現,多家銀行已暗中收緊票據業務,在真實貿易背景審核、授信額度和審核上更加嚴格,也開始拒絕與票販子合作。

央行2016年第二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票據承兌業務小幅下降。上半年,企業累計簽發商業匯票9.4萬億元,同比下降16.7%;期末商業匯票未到期金額為9.8萬億元,同比下降9.2%。

如今,張總的一些“老票友”,有些早已賺夠了身家,紛紛轉行。“手握重金,什麽不能幹。有些去做高端禮品了,有些去玩古董藝術品了,有些去找機構做股權投資了。”張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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