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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後的台灣餐桌，也能繼續嘗到本土野生海鮮滋味？

專家與第一線保育人員呼籲，科學護漁、支持執法、培養海洋公民精神，這三件事不能再等！

撰文•何欣潔

四面環海的台灣，竟出現主要漁獲量歸零的警訊！

同樣身為漁業重鎮、民眾一樣愛吃海鮮，為何阿拉斯加的漁業得以生生不息，台灣卻面臨無魚可吃的窘境，對於過度捕撈危機幾乎束手無策？想要年年有野生海魚可吃，海洋政策不能再空轉。

今年二月掛牌上路的「海洋事務委員會」，已改善過往各海洋主管機關權責不一的困境，新官上任，應盡速落實科學護漁、支持前線執法，民眾也該扛起「海洋公民責任」，讓台灣海洋恢復生機。

解方一 憑科學數據說服漁民進行海洋基礎調查 捕撈限額不再「喊樂透」許多專家都想索取完整的台灣海洋資料，作為研究與倡議的工具，但與主管機關交涉的經驗，令所有人灰心不已。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邵廣昭向《今周刊》抱怨，「拒絕我們的理由千奇百怪，從研究成果尚未發表、敏感保育物種不能公開、資料的智慧財產權有爭 議，甚至是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怎麼說就是不願公布詳細的漁業統計資料。」目前學者據以研究的漁業資料，多數是由漁民自行填寫，雖然仍能觀察到大致的 變化趨勢，卻與真實情形有所出入，更缺乏完整持續的海洋經濟基礎統計資料，要用來制定有效的漁業政策時，捉襟見肘。

缺乏科學根據的禁捕政策，讓保護區的捕撈限額數字形同「喊樂透」，一點也無法讓漁民服氣，遑論誠心遵守休漁規定。

一名東北角的漁會總幹事透露，漁業署數字亂喊，「早就被漁民看破手腳。」以近年來熱門料理「飛魚卵」為例，根據經驗，過往飛魚卵的產量多落在六百到一千噸 左右，漁業署卻訂出年捕三百噸的限量政策，讓漁民紛紛質疑：「為什麼是三百噸，不是五百噸、七百噸？有確實調查飛魚族群數量嗎？如果沒有，要人乖乖遵守保 護區、休漁規定，很困難。」台灣少數成功的保育魚種，每日限捕二○九公斤的東港櫻花蝦，就是科學護漁的最佳案例。被稱為「櫻花蝦之父」的水試所前研究員陳 守仁，精準計算櫻花蝦的最適漁獲量，才讓漁民服氣，「漁民對大海最熟悉，要說服他們，就是要拿出專業數據！」解方二 前線執法有後盾升級漁船監控設備 官方態度更有魄力浩瀚無邊的海洋，最容易成為執法死角，阿拉斯加為了解決非法捕撈的問題，要求每一艘漁船都必須裝設VMS（漁船監控）系統、讓觀察員隨船 監督，甚至規定「騷擾觀察員」者必須負刑事責任。

對照台灣沿近海漁船多數未強制裝設VMS系統、執法人員必須承受恐嚇與民代「關切」壓力，連巡邏船隻都要向民間租借的窘境，漁業保育成果不如阿拉斯加，並不令人意外。

「人家上了外太空，我們卻還在殺豬公！」曾經遠赴挪威、美國阿拉斯加考察的共生藻協會理事陳盡川，發出了無奈的評論。

「很多同仁都有守護海洋、和漁民溝通的熱忱，只要長官、社會願意添購必要設備，重點是支持我們嚴格執法，態度不要搖擺不定，民代不要太『關心』，前線士氣就不會被打擊！我們相信，海洋保育還是大有可為。」保七總隊第七大隊南方四島小隊長蕭再泉信心滿滿地說。

解方三 推動餐桌上的革命公民意識抬頭 發揮「抵制魚翅」精神自二○一三年「洪仲丘事件」開始，「公民覺醒」就是台灣社會最夯的口號，是否也能成為守護海洋的力量？

海洋公民基金會理事吳雙澤樂觀地舉例，以社會運動方式拯救海洋，台灣人早已有成功的小革命經驗：「就是現在年輕人婚宴時，幾乎都強力抵制魚翅！」而觀察阿 拉斯加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以健全的商業模式支撐生態保育的理念，消費者願意多花錢購買永續認證的漁獲，也抵制來路不明的水產品。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及大氣總署資料顯示，即使在嚴格的捕撈限制之下，阿拉斯加漁業仍為當地帶來一年近十九億美元的收入。

阿拉斯加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從小培養「從餐桌保護海洋」的海洋公民文化，減少漁獲捕撈量，並不必然使漁民收入降低。

亦即，除了嚴格執法之外，「消費者學著了解海洋，搞清楚現在什麼魚該吃、什麼魚不該吃，建立永續漁業的良性循環，才能確保台灣年年有魚。」邵廣昭語重心長地說。

讓海洋永續發展，政府與社會大眾，都有必要加把勁！

同樣護漁，一個被毆、一個受保障——兩國海洋永續政策與環境比較台灣 美國阿拉斯加州部分巡邏艦艇須租用 執法設備 巡邏艦艇、直升機人工登記、雷達掃描 漁船監測系統 每艘漁船配備VMS（漁船監控）系統執法人員常被民眾恐嚇或民代關切，甚至遭暴力毆打 執法情形 每艘漁船配置觀察員監督，騷擾、威脅觀察員可判處六個月徒刑或罰款13萬美元不夠了解海洋生態，常因追求美味而吃下族群瀕危魚類 消費者意識 漁業教育從小做起，消費者支持永續漁法認證產品

整理：何欣潔

二○一五年，中國的新《環保法》通過後，第一樁環境公益訴訟案勝訴。福建南平市一群非法挖礦造成二十八．三三畝林地被破壞的人，被判要立刻清除機械設備，還要種樹恢復被毀壞的山林，這樁案子判決結果，被視為中國環保運動一場重要的勝利。

根據法院判決書指出，○八年七月，被告人謝某、倪某、鄭某，在未經批准狀況下，從李某手中購得南平市延平區葫蘆山砂基洋恒興石材廠礦山的採礦權，三被告人在未辦理採礦許可延期手續和未取得占用林地許可證情況下，開採礦石並擴大塘口，將棄土和廢石向山下傾倒，共造成十九．四四畝林地原有植被嚴重破壞。

非法挖礦，破壞植被總體環境惡化，釀生態災難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南平市中級人民法院判令：四被告五個月內清除礦山工棚、機械設備、石料和棄石，恢復被破壞的二十八．三三畝林地功能，補種林木，並撫育管護三年。如不能在指定期限內恢復林地植被，則共同賠償生態環境修復費用一一○．一九萬元人民幣；共同賠償生態環境受到損害至恢復原狀期間服務功能損失一二七萬元人民幣，用於原地生態修復或異地公共生態修復。

在判決當中，最令環保團體振奮的，莫過於法院要求被告共同支付在訴訟過程中所支出的評估費、律師費，以及為訴訟支出的其他合理費用，共計十六．五萬餘元人民幣。中國森林保育至此跨前一大步。

中國森林消失原因，與馬來西亞不同。在馬來西亞，森林消失主要肇因於伐木業的侵蝕、盜採猖獗；但對中國來說，森林消失是總體環境惡化的冰山一角，農地開墾、工廠進駐，種種像南平案般的汙染是更大因素。

森林損耗，全球第六奇特野生動物，均瀕臨絕種根據Global Forest Watch統計，○一至一二年間，中國森林的損耗面積高達六一一．三萬公頃，排名全球第六。影響所及就如常到中國進行自然生態觀察的荒野基金會董事長徐仁修所說：「中國有很多奇特的野生動物，都瀕臨絕種，像西藏的金絲猴、雲南的白眉長臂猿……。」環境公益訴訟制度逐漸成熟，才有南平案的勝利，這背後是十年來許多先行者的開拓與犧牲所換來的。

現任綠色營的理事賴芸便是先行者之一。○二年的某一天，他習慣性地上網看看各論壇的帖子，突然有一張照片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照片上是一輛藍色四輪農用拖拉機，頂棚上赫然豎立著一塊紅紙黑字標語的大牌子，在屏南街道巡迴宣傳著一個令當地村民充滿希望的口號：「榕屏化工廠被國家環保總局定為違法企業。」側面寫著：「堅決擁護國家環保總局的決定。」看到這張照片的賴芸隨即打電話給帖子的主人：屏南「村醫」張長建。

接到電話的張長建十分驚喜，「因為這個事件在互聯網發布之後，並沒有得到很多人的關注。」他口中的「這個事件」，正是後來中國環保運動與公益訴訟史上重要的案件，發生在福建屏南的「榕屏化工」汙染案。

屏南縣位於福建省東北方，是一處偏遠寧靜的小山城，不但有鴛鴦獼猴的自然保護區，同時也是中國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居民多以務農為生。但自一九九二年開始，福州市為了轉移汙染企業，以「支持落後地區發展經濟」為名，將許多鉻鹽生產企業轉移到屏南縣的溪坪村，稱為福建榕屏聯營化工廠。

根據建廠資料顯示，該廠是「亞洲最大的氯酸鉀生產基地，經濟效益十分可觀。」但自九四年開始營運後，卻成為周邊居民無止境的噩夢：廠區直接排放大量廢水、廢氣、廢渣，導致溪水嚴重汙染、河流魚蝦絕跡，農民也發現，工廠周邊的山坡農田、菜地、水果開始枯萎、變異，終至無法收成。

工廠廢水，汙染山林農地無法收成，居民提訴訟村裡的醫生張長建發覺不對勁，「我當時覺得這情況實在太可怕了，如果不趕快加以阻止，後果真的不堪設想！」他開始協助居民，向化工廠與各級單位提出陳情，他的小小診所成了居民的集散地，來討論訴訟策略與進度的居民不絕於途。

二○○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賴芸踏上尋訪屏南的旅程，並引介廈門綠色營的支持與聲援。○四年八月，由廈門大學綠野協會組織、全國七所大學學生組成的廈門大學生綠色營，到屏南進行為期二十天的環境考察。

雖然面對警察、當地學校領導與地方政府的盤問、「關心」與干擾，綠色營最後仍成功交出一份五十多頁的專題調查和訪談報告，遞交到國家環保總局。「屏南立縣兩百年來，第一次迎來這麼多天之驕子。你住進農家寒舍，打地鋪、自煮飯菜，彷彿又讓我們看到當年下鄉的知青。」這是當地居民劉仙斌寫給綠色營的信，文字背後，滿是農民對綠色營真誠的感謝。

○五年四月，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確認被告榕屏化工有限公司造成環境汙染損害，但僅要求賠償原告山場林木、果樹、毛竹和農田等損失人民幣二十四．九七萬元，並限期清除堆積於廠內的及傾倒於後山的工業廢渣，至於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則予以駁回。原、被告均表示不服，同時上訴，○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大致維持了原有判決。

屏南案引起中國環保界與法律界注目，更被《法制日報》社、中華律師協會、清華大學法學院、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等單位共同評選為「二○○五年中國十大影響性訴訟案件」之一，為當年十大影響訴訟中，唯一一起環境訴訟案。

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教授江平這麼點評，「這個案子很具有典型意義，也極具現實意義。在環境受到損害時，運用司法程序啟動賠償制度，在現階段要廣泛推廣仍具有相當難度。」新《環保法》，醞釀十年若損害環境，法律適時制裁○五年三月，自然之友創辦人梁從誡，以全國政協委員身分，在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正式提交《關於盡快建立健全環保公益訴訟制度的提案》，呼籲當局盡速著手建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

身為提案人的梁從誡，不但是全國政協委員、知名環保人士，更是民初思想家梁啟超的孫子、建築師梁思成與林徽因的兒子，被譽為「中國民間環保第一人」，在他帶頭的努力下，各地前仆後繼的奮戰與倡議聲浪中，一五年，新《環保法》通過。同樣位於福建的南平案，成為新法下第一個勝訴案例。

從屏南案到南平案的十年之間，汙染受害者的眼前總算出現一線光明。

「過去我所做的一切並不後悔，也盡力了。如今看到南平案的勝訴，只能說環境公益訴訟的環境，真的有所改善吧！」張長建不無感慨地說。作為環境運動的「先行者」，張長建長期以來面臨警告、毆打、恐嚇，他也因為投入環保運動後，被刁難、吊銷村醫執照，至今仍為回復自身工作權而準備上訪申訴。

在可以預期的未來，環境公益訴訟將會是中國環保工作的重要出口。尤其是綠色營、自然之友等機構，長期以來更培養不少年輕尖兵。「從綠色營離開之後的小夥伴，確實有一部分投入環境公益訴訟這一塊。」綠色營自然教育指導老師張冬茜表示。

就像徐仁修掛在嘴邊的口頭禪：「我常常說，只要讓孩子愛上自然，等他長大以後，就不會放任環境受到破壞而坐視不管。」隨著新《環保法》通過，綠色營、新中國之友等投入，正讓中國的環保種子慢慢開花，奮力與各地的汙染企業角力，讓好不容易「富起來」的中國，能找回大口呼吸、安心喝水、綠意盎然的環境。

撰文 / 《報導者》何欣潔

你知不知道，一百多年前，香港曾經有一個為本地居民提供新鮮牛奶的牧場？牧場的遺址位處薄扶林置富花園附近的一片山谷，鄰近居民叫那裡「置富山谷」。一九八三年，牧場關閉後，其布局和原貌完好無缺地保留下來，裡面還孕育出珍貴古樹和一些瀕危物種。然而，這片蘊藏珍貴歷史和自然寶藏的土地，卻被「盲搶地」的梁振英政府盯上，可能快將消失於推土機前，變成一幢幢樓房。

朱凱廸競選立法會時，以「城鄉共生」、「復興農耕」作為政綱，不少人說他癡人說夢，認為香港作為一個高廈林立的國際大都會，並沒有農耕的條件。然而，香港曾經是個自給自足的城市，不論是肉類、蔬果、白米，抑或是新鮮牛奶，都是「本土製造」。

人跡罕至別有洞天

談到牛奶，就當然要有養牛的牧場。置富花園有一條街叫利牧徑，之所以得此名，就是一百三十年前，置富附近的一片山谷是一個牧場。牧場一九八三年關閉後一直空置，有市民在山谷進行了實地勘察和研究，不單尋獲昔日牛奶公司的相關文獻及歷史檔案，更發現山谷具有極高生態價值，乃瀕危物種短腳角蟾、易危物種小棘蛙及六十種遷徙鳥的棲息地，山谷內也有至少三十五棵古樹。可是，這片蘊藏珍貴歷史和自然寶藏的土地，被梁振英政府列入住宅用地項目。政府兩年前宣布計劃重建香港仔華富邨，建議在區內劃出五幅用地安置居民，其中兩幅圍繞置富山谷，和毗鄰的雞籠灣綠化地帶。若推土機一到，置富山谷的一切都會煙消雲散。為保住山谷，置富花園居民協會及南區綠化地改劃關注組上年向城規會提出申請，將置富山谷一幅約三點四公頃的住宅用地，改劃為生態古蹟公園。

乳牛牧場遠東最大

南區綠化地改劃關注組召集人仇志澄（Steve），廿一年前被薄扶林一帶的樹林環境所吸引，搬到置富花園居住。平日愛好行山的他，一直誤以為置富後方的一片山谷只是一片普通山林，直至有日與行山友閒聊，才得悉山谷的前身是牛奶公司牧場，於是他聯合一眾置富街坊，跟着這點線索追尋下去，果然發現該處別有洞天。Steve形容牛奶公司的遺址保存完整，用作儲藏象草的草廬、儲存牛奶的小屋、養牛的牛房、斜角石級、牛糞池、石砌豬欄、水槽等設施，猶如被凍結在一個世紀前的時光。熟讀歷史文獻的Steve像個說書人般，把牧場的歷史娓娓道來：「唔好以為依家牛奶係必需品，其實飲牛奶都有段古o架。」話說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一支二百五十盎司的牛奶賣兩毫半，即是高級公務員日薪的十分之一，並不是人人負擔得起。如果不想付錢，你就只能在英國或荷蘭海運乳牛到港，然後在自己的花園飼養。蘇格蘭醫生白文遜（Patrick Manson）是傳染病的權威，曾獲諾貝爾醫學獎，由歐洲遠道來港工作的他，實在不習慣沒有牛奶喝的日子，更認為牛奶供應的重要性僅次於食水，於是一八八六年他決定在薄扶林開設牛奶公司牧場，並購入八十頭英國及澳洲乳牛，用以生產牛奶，乳類飲品才開始在香港普及。到二戰前高峰期，牧場養牛更逾千頭，成為當時遠東地區最大的乳牛牧場。Steve認為，牧場的存在是重要的歷史見證，標誌着香港最早期的工業發展。「難得香港有個保存得咁好嘅牧場，點解唔開放佢俾大家重溫歷史，而要剷咗佢用嚟起屋？」

古樹群生氣勢不凡

置富山谷不僅收藏了香港歷史的碎片，更孕育了不少稀有珍貴物種。有生態專家說，該處生態價值極高，甚至媲美大埔滘自然護理區。同是廿多年置富居民、自稱「植物人」的Joe是樹藝師，機緣巧合之下認識Steve，兩人一拍即合，多次結伴到置富山谷進行勘察。Joe憶述第一次進入山谷，即時被古樹群的氣勢震懾：「我相信嗰度嘅古樹密度係全香港最高。我做咗三十幾年樹木調查，從未見過密度咁高嘅古樹群。我最多最多都係見過兩棵古樹喺一個地盤出現，但呢度有三十幾棵。」記者曾親訪置富山谷，最令人難忘的一幕，是看見古樹的盤根與牧場的古蹟互相交纏，偌大蒼翠的樹木群長於古老石牆之上，恍似在訴說着城市與自然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Joe又分享說，有一晚他與Steve等一行幾人夜探山谷，突然聽到一種奇特的動物叫聲，循着聲音搜索，竟在河溪邊發現了瀕危的短腳角蟾。值得一提的，是短腳角蟾為香港原生物種，一旦在香港絕跡，即意味在全世界絕跡。另外，關注組提出的申請書提到，山谷不單有多達三十五棵達古樹標準的細葉榕，還有八棵受保護的廣東紫薇。除了短腳角蟾，生物專家也在山谷發現了易危物種小棘蛙及六十種遷徙鳥的蹤跡。

另類規劃專家襄助

這是香港首次有居民組織向城規會遞交改劃土地用途的申請，及向古物諮詢委員會提出評級申請，作為組織者的Steve坦言過程並不容易。一來政府一直予以冷淡態度，即使他們召開記者會，政府也是不聞不問；二來他們只是一般市民，要憑一己之力做好搜集數據、撰寫專業分析、作出評估、給予建議、整理龐大資料等工作有一定的難度，不過幸得生態學家、保育建築的專家、歷史學家、攝影師等街坊朋友的協助，整份報告書最終得以完成。候任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立法會議員姚松炎也是置富人，對於置富居民入紙城規會一事，姚一直鼎力相助：「置富山谷不單只係香港嘅寶藏，更加係世界嘅珍貴遺產，所以必須要保護。」早於去年，姚已就房屋署關於華富邨重建的文件，初步制定出一個替代方案：「當時我透過我自己嘅學術研究同專業經驗，分析出只要用區內嘅棕土就已經足夠重建華富邨，而且可以俾居民原地安置。」其後，姚松炎在地區發表方案，獲居民熱烈支持，於是便拿着民意授權約見房屋署高級官員：「當時有十個官員一齊見，清楚咁樣交代咗替代方案，但係佢哋就話唔關佢哋事，因為依家其他部門做緊可行性研究，所以唔關佢哋事。咁我約其他嘅部門，佢哋都話唔關佢哋事。」

部門卸責閉門立諫

政府部門互相卸責，姚在無可奈何之下建議關注組居民去信城規會修改土地用途，及向古物古蹟辦事處遞交牛奶公司牧場古蹟評級申請。九月五日，姚松炎成功當選立法會議員，他透露當選後第一件事就是就該議題約見運輸及房屋局長和房屋署署長，惟兩邊都拒絕與他見面。姚批評政府不願意聆聽民意，閉門立諫：「之前原本係想同政府直接展開討論，一段咁珍貴嘅地段應該要保育係人都會同意，又有替代方案，而且居民都同意，又可以增加到一定數量嘅居屋，其實係三贏。政府拒絕與民間溝通，連候任立法會議員嘅約見都全面拒絕，一種拒絕與民共議嘅態度，其實係會導致香港撕裂。」姚認為保育置富山谷有三重意義，第一，不論是古蹟還是古樹都是寶藏，它們不屬於這一代人，若這一代執意剷除這些寶藏，下一代人就要承受苦果；第二，山谷的生物多樣性高，當國際各界都在談生態保育，香港不應反其道而行；第三，保留綠化地帶能有效紓緩熱島效應，減少惡劣天氣及傳染病的傳播，改善城市人的生活。該申請現時正作公眾諮詢，諮詢期將於本月十七日結束。關注組成員連日來都有到處收集市民簽名，冀收集民意並向政府上達。

置富山谷今昔

一八八六年，牛奶公司牧場落成，最高峰時飼養逾千隻牛，並於薄扶林山頭放牧。其後，政府開始發展薄扶林一帶，華富邨、置富花園等住宅相繼落成，直至一九八三年，牧場關閉，原址一直空置。至今，牧場已被植被覆蓋，隱沒於山林間。

保育與發展不能共存？

關注組召集人 Steve人同自然應該天人合一，和諧相處，人類應該取之有道。

關注組成員 Danny屋可以重建，但珍貴資源一旦消失就唔可以重建。

關注組成員 Joe人一定要尊重大自然，樹木比人類早於地球上生活，人類唔尊重佢，就要承受苦果。

關注組成員 梁先生人唔好以為自己係萬物之靈就大晒，咁只會搞到地球愈嚟愈差。

姚松炎人同自然共生相繫，一直都係人類自己分咗條線離開自然。你試諗吓你可唔可以喺冇咗自己嘅環境生存？人冇可能同大自然脫離，繼續破壞生態，子孫就會滅絕。

撰文：張馨文、黃偉恆攝影：翁少陽攝錄：鄒潔珊[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