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7-7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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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罷迪生創建(113)截至今年三月止的業績,簡直令我目瞪口呆。這隻零售股,並非我喜歡的股票,但過去我真的認為它是保守的。我欣賞迪生創建善於控制成本,令毛利率高達五成,淨現金達港幣十億元,以及股東資本上升,但僅此而已。失去品牌專營權 我發現今年,該集團有五成經營利潤是來自「集團從成衣/配飾分銷專營權的終止/到期所得」,去年亦有四成五。亦即是說,迪生創建把今年從內地Tommy Hilfiger及去年Polo Ralph Lauren的專營權終止所得的款項,當成是經營利潤,而翻開整份業績報告,只在附錄三以一句半句提到。我想知道迪生創建(1)為何會失去了著名品牌的經 營權?(2)為何把所得款項當成收入,而非劃分為非經常性收支,是否他們不想這樣做?假如他們真的這樣做,我認為迪生的銷售成績未如理想。另一條問題是: 為何迪生創建投資了三點四七億港元(相等於股東資本的15%)屬於「垃圾債券」的美元債務證券?玩財技一定不是迪生管理層的專長,你們是否已經忘記了這些 產品在金融海嘯帶來的影響?其聯營公司銷售額為人民幣七千八百萬(利潤為二千萬港元),除非早前已刊登了通告,為何在資產負債表中沒有全面的解釋? 盈利將大幅下降 迪生創建於香港有五十七間分店,營業額達十八點四億,佔總營業額五成四。但內地二百七十一間分店,只有七點二一億營業額,僅佔二成一。我假設這情況與總銷售面積有關,但由於情況異常,迪生應該詳細解釋一下。 我會小心其新的業務,例如在Harvey Nichols內的Beauty Bazaar、American Eagle Outfitters,以及在太古廣場新開的Harvey Nichols,這些新業務帶點冒險性,可能會帶來利潤,又可能不會,但我只會看今天我能看到的。 扣除專營權終止所得,來年盈利一定大幅下降,加上租金上升、西武百貨結業、太古廣場的Harvey Nichols旗艦店開幕等等,將導致開支大增,最少四個月無收入。 或許這解釋了為何迪生創建現金達十億,每股盈利有九毫三,但卻把股息由每股四毫九減至今年三毫三。現時股價六元,已是其賬面價值,現金佔一半,約六倍市盈 率,息率九釐。但不要做傻佬,迪生創建失去了部分品牌的專營權,要賺到三億四千七百萬盈利,我懷疑這至少需要好幾年。 這股票不是我杯茶,多謝。 祝君好運! 艾薩 Tony Measor的好友及舊同事,本身是特許會計師,有逾三十年投資實戰經驗,現於力寶證券負責管理私人客戶的投資戶口,並在Quamnet撰寫艾薩日誌。其 管理的環球投資組合,在91-00年間增長達十四倍。讀者對港股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郵本刊,中英亦可。[email protected] |
1.打工的圈子,談的是閒話,賺的是工資想的是明天。(短線交易者,只關注近幾天的股票走勢)
2.生意的圈子,談的是項目,賺的是利潤想的是下一年。(中線投資者,關注一個波段的股票走勢)
3.事業的圈子,談的是機會,賺的是財富想的是未來。(長線投資者,關注一隻股票的生命週期,伴它從小到大)。
現實生活中的常識,用到股票投資中同樣管用,你進入哪個圈子就會得到相應的回報。選擇股票就應選擇那些,企業管理者把工作當事業來做的人,這個很重要。
「靈感」這個詞通常是指人們在思考的過程中,受到一些精神上的刺激而出現豁然開朗、精神亢奮的衝動狀態。
但是,「靈感」也意味著呼吸。
用詩意的說法就是,當你思考的時候,整個人和空氣融為一體,你似乎能感受到你在呼吸一種新鮮空氣。
但是,我想說的是,當你吸進一些新鮮空氣後,不要忘了呼出。
有人看了數百個的TED演講,就為了尋找靈感。
那些企業家每隔幾小時就瀏覽下科技新聞,就為了尋找靈感。
音樂家,作家,藝術家,還有其他所有人,大家都一樣在蒐集所有存在世界上的靈感。
看,看,看,找,找,找。不知不覺地,我們吸進了很多空氣。
然而,大多數還是會覺得不知足,感覺沒什麼都靈感。他們依舊在尋找更多的能夠真正激發自己的。
想知道為什麼嗎?
除非你真正應用到工作中,否則沒有什麼是真正鼓舞人心的。(「工作」,這意味著你在生活
中的輸出部分,無論是創意,企業或個人。)
換句話說,你的工作,本身就是靈感。
您可能會通過聽到的和看到的得到一個新的點子。
但是,只有當你真正停下來,從一個新的角度認真思考的時候,你才能真正把想法變成現實。
這才是大家尋找的真正的靈感!
靈感並不僅僅是接收信息。更重要的,靈感是毫無保留地運用你所接收到的所有靈感。
有很多人認為,只要他們平時多看書,多聽演講,多認識朋友,那麼總有一天他們會突然得到靈感。
但是,不斷尋找靈感,鼓舞人心的是反的。
您必須暫停你的信息輸入,專注於您的信息輸出。
對於每一個渺小的靈感,盡力去真正把它運用到你的生活裡,嘗試去使用它,然後放大它。
這時,你會感受到你一直在尋找的靈感。
一吸,一呼,再吸,再呼,終於,你發現你感受到了久違的呼吸,久違的
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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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選擇,你喜歡男主管或女主管? 《商業週刊》與東方快線,針對一千名職場上班族進行「職場兩性溝通」網路調查,結果發現: 一、近七成上班族希望直屬主管是男性;僅三成上班族希望直屬主管是女性。 二、逾六成上班族認為,跟女主管溝通困難,因女性主管情緒化(七三%),囉嗦(四八.七%),聽不進意見(三一.三%)。 三、仍有六成以上女性想擔任管理職,其中有一成想擔任執行長。 調查結果顯示,多數上班族仍偏好男性擔任直屬主管,而不偏好女主管。偏愛男主管的原因有:講話有重點、決策效率高,這些原因的相反面,剛好是討厭女主管的原因。至於偏愛女主管的上班族,偏好原因的相反面,也是討厭男主管的因素。意思是,對不同性別主管的偏好,其實是一體兩面。 東方快線行銷副總監李釧如分析,過去職場以男主管為主,溝通方式單一,金融海嘯後,上班族更換工作增加,女主管比重提高,而服務業態漸受重視,溝通方式開始多元,如果無法理解因性別特質造成的溝通差別,無形中將成為職場障礙。 《哈佛商業評論》曾舉勤業眾信(Deloitte LLP)會計師事務所為例,有一次,他們動用七位資深主管爭取一個重量級客戶,但最後落選。他們分析後發現,在最後一場簡報上,與會決策成員一半是女性,但團隊仍然照表操課,把數字、目標、策略分析清楚,也表達團隊承諾。過程中,客戶沒有過分刁難,也沒特別熱絡,行禮如儀到結束。但最後他們落選理由是:「有說服力,但很平常,沒有感到貼心,」結論是,男性可以被「說之以理」,但女性可能需要被「動之以情」,而不僅是看數字說話。 這顯示,連經驗豐富的合夥人都會馬失前蹄,忽略男女不同的溝通偏好。 面子人愛表現,裡子人重情感 究竟男女溝通特質有什麼不同? 喬治城大學社會語言學教授坦南(Barbara Tannan),是第一位提出男女溝通有別的學者。她指出男性的溝通特質傾向個人主義——好表現、重面子,溝通形式傾向「報告式溝通」(report talk),稱為「面子人」,擅長在大庭廣眾下發表意見;女性的溝通特質傾向群體整合,溝通形式傾向「情感式溝通」(rapport talk),稱為「裡子人」——看重人緣、在意相處感覺。 男女溝通差異是先天和後天因素造成。 《哈佛商業評論》就提及,男性大腦的灰質比女性多六.五倍,灰質有處理獨特任務資訊的能力;而女性大腦的白質比男性多將近十倍,白質有傳遞訊息的功能。因此造成男性在處理資訊邏輯本身的工作表現優異;女性資訊串聯、溝通整合能力相對展現優勢。換言之,男性特別專注於任務執行、完成;女性擅長同時協調整合多方任務結果,確保任務往既定方向邁進。 後天教養也有影響。從小,男生玩騎馬打仗,被要求主動表現和競爭;女生玩扮家家酒,被要求配合、重視和諧;男女生從小在二分的教養下學習應對進退。總括來看,男性重視「事」,女性較重視「人」。 【延伸閱讀】職場兩性溝通調查 Q1:上班族,喜歡男主管還是女主管? 32.3%希望主管是女性68.7%希望主管是男性 Q2:男女主管特質,哪些討喜、哪些難搞? ●討喜 女主管:1.關心部屬,心思細膩(58.8%) 2.樂於傾聽部屬意見(52.9%)3.重視相處氣氛的和諧(50.5%) 男主管:1.講重點,不囉嗦(63.1%) 2.獨立判斷下決策(51.1%) 3.指令明確(50.3%) ●難搞 女主管:1.太敏感、容易情緒化(73%)2.囉嗦,細節太多(48.7%)3.一意孤行,聽不進意見(31.3%) 男主管:1.自我中心,缺乏同理心(55.3%)2.一意孤行,聽不進意見(54.5%)3.沒有耐心(37.2%) 註:資料蒐集時間為2014/5,有效樣本1,000份;抽樣方式是依東方快線消費者資料庫,針對台灣地區25歲以上的白領上班族、主管之年齡、居住地區比率配額抽樣;採網路調查,在95%信賴水準下,抽樣誤差±2.85%。 整理:夏嘉翎 |
每年的國際書展,是台灣出版界的大事,我們公司通常會有數十個攤位,遍布展場的各個角落展出,從展前的布展、現場的展出,一直到展後的撤展,都是一個浩大的工程,要動員龐大的人力,小心翼翼,才能順利完成。 還記得國際書展的前三年,我身為城邦的總經理,從書展前的規畫開始,我就參與,仔細討論工作流程的每一個細節。前一天開始布展、運書、搬書、上架,更是親力親為。書展開始,我更在現場為讀者解說、介紹、親自賣書,在整個書展的過程,我無役不與。 一直到三、四年之後,書展作業已逐漸上軌道,我才逐漸撤出,不再參與,讓直接主管負責督導。 這是我的原則:我永遠在現場、在意外、在困難、在複雜、在新生事務的現場,只要我不確定我的團隊能順利熟練的完成工作,那我一定會在現場,和他們一起共度困難,和他們一起共同尋找解決方案。 白手起家的創業者通常是現場主義者,因為創業的過程通常是老闆自己先做出來,再交給員工來做,任何事一定是老闆在現場,身先士卒解決困難。「現場原理」是公司草創過程的必然道理,只不過這個真理在公司創業有成,稍具規模後,就開始質變。 現代企業通常是層級組織,從最底層的第一現場員工到最高決策者,通常要歷經三、四層,因此訊息向上層層轉達,而上級的決策指令也向下層層轉達,導致行為者與決策者不在同一個現場,難免出現誤差,解決問題最有效的「現場原理」從此不復存在。 我是創業者,我深知「現場原理」的重要,因此不論層級多高,我永遠保持在現場的原則。組織中只要遭遇複雜的事、困難的事、意外的事,或者過去從未發生過的事,這些事我的團隊處理起來有一定的難度、也有一定的風險,那我就會到達現場,和他們一起工作、一起尋找解決方案。我的到來,通常會激勵他們的工作士氣,也會使他們信心倍增,讓問題更快速解決。 現場永遠是發生問題的地方,也是解決問題的地方,現場擁有最完整的訊息,這些訊息隱含解決問題的方法,只不過公司的組織越大,決策的主管就離現場越遠,而離現場越遠,決策錯誤的可能性也越大! 我維持了一項習慣,一段時間一定要找基層的工作者聊聊天,了解一下他們的工作實況,也看看他們有什麼困難,這可以幫助我了解全公司的實況,也讓我保持著永遠在現場的感覺。 主管不可以關著門做決策,要永遠保持在現場。 何飛鵬部落格:feipengho.pixnet.net/blog 何飛鵬粉絲團:www.facebook.com/hofeipe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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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才三年的沛星,靠著幫企業精準投放廣告,去年至今營收翻六倍,Ikea、雅詩蘭黛都是它客戶。 廣告追著我們眼球跑的時代,真的來臨了! 十一月三日,包括曾投資Google、YouTube等網站的矽谷知名創投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日本最大創投集富亞洲(JAFCO Asia)、聯發科創投等五家機構宣布,將投資沛星互動科技(以下簡稱沛星)新台幣七億五千萬元。 沛星主要業務是「廣告需求方平台」(Demand Side Platform,簡稱DSP,見小辭典),協助企業精準投放廣告。在台灣提供類似服務的業者逾十家,成立十年的老牌廣告公司,或有法國版Google之稱的線上廣告公司Criteo都是對手。 電通安吉斯集團旗下數位媒體代理商安布思沛(iProspect)總經理蔡秀麗形容,DSP競爭者眾,沛星成立三年卻後來居上,去年至今營收增六倍,關鍵 在於早同業一步看見「跨螢幕」趨勢,「很多業者P C 到mobile(手機)轉不過去,都被洗下來了。」蔡秀麗說。 使用沛星服務的企業,其目標消費者在電腦看過一則化妝品廣告,接著打開手機,只要〇.一秒,人工智慧程式便再次投放一樣的廣告,快到讓人無法警覺,立即勾起購買欲。
顛覆!不賣廣告版位
只賣消費者跨平台目光 「一開始,我們只能做到一秒、〇.五秒……,後來每天、每天挑戰,就像考試解題一樣,最後才達到〇.一秒,」沛星互動科技創辦人暨執行長游直翰說。 這種讓廣告在對的時間、地點,跟著消費者眼球跑的技術,全亞洲只有沛星能做到。 目前,沛星客戶逾五百家,遍布日本、東南亞、印度,不乏宜家家居(lkea)、雅詩蘭黛等品牌。 沛星能贏,勝在它改變廣告業多年的邏輯:它讓企業主買的不是固定的廣告版位,而是消費者。 過去企業下廣告,偏好傳統媒體,近年則開始往數位媒體轉移,購買網站廣告版位,在固定時間曝光,吸引消費者。 但他們怱略了,台灣逾二五%的消費者擁有至少四種終端裝置,使用行為越來越複雜,像早上通勤時間是手機使用高峰,晚上則是電視或電腦,未來還可能有智慧手表、汽車等,消費者的目光,早就不只停留在一種裝置上。 當廣告業人才以行銷與業務為主,競爭的是創意時,沛星創始團隊成員卻有五到十年的人工智慧研究背景,公司逾五成員工是工程師、近三成博士學歷。游直翰則從事人工智慧研究十五年。就讀史丹佛大學碩士班時,師承有「Google無人車之父」稱號的特倫(Sebastian Thrun),投入自動駕駛系統開發,之後繼續攻讀哈佛博上班。 哈佛畢業後,他和沛 星技術長蘇家永湊足新 台幣一百五十萬元,投入遊戲開發,但三年內推出的三款遊戲、五款人工智慧運算平台,全都失敗、無人埋單。
創新!預測購物行為
讓上班族逛網拍交易激增 直到他發現,許多做電腦遊戲的廠商,因為趨勢往手機轉移,轉型太慢,流失消費者,因此看到商機,成立沛星,決定把人工智慧運用在廣告業,開發跨螢幕解決方案,才終於打中市場。 游直翰帶領沛星用新崛起的技術,做跨界生意,一炮而紅。 「與其說它是一家做D S P 的廣告公司,倒不如說它是一家科技公司。」宏盟媒體集團數位行銷總經理陳宗斯觀察。 你或許有這樣的經驗。當你還在用電腦搜尋旅遊資訊,點進訂房網站準備訂飯店,卻因為工作,不得已停止動作,但下一分鐘,你拿起手機點開App,卻發現螢幕跳出同樣的訂房網站廣告,甚至,打開平板、登入臉書,都有廣告提醒你,訂房之餘,還可以到哪些店家消費……。
為了預測消費者需求與行 為,沛星的工程師每天只做一件事:不斷修改演算法,讓程式自動分析、學習消費者行為,做到比消費者還了解自己。要做到這點,沛星在全球十一個國家成立據點,分析從十億支裝置蒐集來的數據。
沛星把大多數支出投入研 發,不像台灣多數業者向國外廠商買現成軟體。成立三年,累積跨國消費者行為資料,變成同業最難超越的競爭門檻。 台灣網購女裝龍頭品牌OB 嚴選(以下簡稱OB)面對各國平價服飾競爭,便找上沛星合作。透過沛星的人工智慧系統分析,可以得知,OB的消費者常在上班時間,用手機、平板逛拍賣,下 班回家,則改用電腦購物。因此,系統自動找出曾透過手機、平板兩種裝置,點選同一則O B廣告的人,選在晚上,於電腦瀏覽的網站上投放廣告,讓消費者馬上看到促銷訊息,點選購買。 以OB和沛星合作的迪士尼系列服飾廣告為例,三小時內完成點選廣告、下單購買的訂單量,是十二小時下單量的十倍,大幅帶動商品銷售速度。 創業三年就贏得國際資金青睞,游直翰卻坦承,這是他過去六年來,歷經八次失敗,唯一的成功經驗。當別人把他的失敗看成挫折,但若沒有定在市場前面的勇氣,他也不會看到,把人工智慧用在廣告業的可能性。或許,有時及早從失敗中得到收穫,也是另一種成功。 |
資料圖:李竹 (CFP/圖)
2月23日晚,英諾天使基金創始合夥人李竹,在清華大學推出的《創業導引——與創業名家面對面》學分課上,提到了他眼中的當下三大創業風口:文化創意、智能科技、共享經濟。
李竹1989年畢業於清華大學計算機系,是清華校友TMT協會會長。畢業後多次創業,2013年發起成立英諾天使基金,目前基金總規模16億元。英諾倡導合投,這也是矽谷流行模式。
李竹認為,以電影、電視劇、綜藝、動漫、遊戲、演出和出版為代表的文化創意領域,是當下一個創業風口。
一是日韓市場已經證明過,人均GDP超過7000美元之後,文化創意市場毫無例外迎來爆發。典型代表是日本動漫產業和韓國綜娛產業。而中國人均GDP正好在7500美元左右,龐大的中產階級群體已經形成,對文化創意的需求開始爆發。
二是大量有著內容生產能力的人才開始創業。比如傳媒離職潮,為內容創造市場提供了大量人力資源。
在李竹看來,以消費機器人、工業機器人、醫療機器人和3D打印人體器官等為代表的智能科技領域,是當下又一個巨大創業風口。
“智能科技的核心是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數字世界和現實世界正在相互融合滲透,這將催生一個巨大創業市場。”李竹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以低成本、深度連接和可持續為特征的共享經濟,是李竹認為的第三個創業風口。在他看來,未來是物權共享的時代,使用權的價值將超過所有權。而創業的核心正是利用已有的資源創新。
2015年5月25日,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長宋建國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辦理“京A”機動車號牌、受賄2390萬元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開審。(CFP/圖)
一邊是普通公眾中簽率越來越低的公開搖號;一邊卻是圍繞著北京車牌的尋租腐敗。北京購車搖號政策的一個看似細小的制度漏洞:幾類京A車牌重新啟用由車管所領導依據相關單位或個人的“工作需要”酌情審批,為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長宋建國等人打開尋租的方便之門。
2016年2月21日,新華社報道稱,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下稱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長宋建國涉嫌受賄一案作出裁定,駁回宋建國對一審法院判決的上訴,維持原判。至此,宋建國受賄罪罪名成立,依法被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2016年4月初,宋建國的辯護人,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趙運恒律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律師曾三次書面申請要求二審開庭審理,但法院並未接受。
北京是中國第一個實施購買小客車上牌需搖號的城市。2011年1月,該政策實施之初,中簽率為1∶10.6,即大概11個人中有1人能搖到車牌。最近一次,2016年2月底,已變為665人中,才有1人能搖到牌照。
一邊是普通公眾中簽率越來越低的公開搖號;一邊卻是圍繞著北京車牌的各種觸目驚心的尋租腐敗。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即為宋建國窩案。
在這起窩案中,受賄者除宋建國外,他的兒子、秘書、司機、副手等多人涉及其中。一個看似細微的制度漏洞,為設租者打開了方便之門。車牌的尋租價格,有的高達40萬元一副,有的則幾千元,有的甚至分文不取。
而直接或間接從這些人手里“購買”車牌者,有人是因為“搖號”不中,有人是純粹為了面子好看,有人則是為了轉手牟利。他們中亦不乏被司法機關以行賄罪論處者,最高錄得有期徒刑長達九年六個月。
幾類京A車牌的審批須依據什麽條件,只有一個模糊的規定:“黨政機關、國家部委,以及其他單位或個人因工作需要辦理審批號牌的,須遵守本規定”,但什麽是“因工作需要”,未作具體說明。
宋建國,曾用名宋寶林,1954年11月生於北京。1977年,時年23歲的宋建國參加公安工作。他先後擔任北京市公安局豐臺分局鐵匠營派出所民警、豐臺分局預審科預審員、蒲黃榆派出所所長、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務總公司總經理、北京市公安局保安管理處處長、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長等職務。2006年10月,52歲的宋建國調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長。
北京市交管局的職能之一,是管理、發放小汽車牌照。
北京市從1994年8月開始啟用、換發“九二式車牌”,彼時只有京A、京B、京C三個號段的牌照。隨著私人擁有的小汽車增多,這些牌照迅速飽和。
重新啟用牌照成為慣例,一些辦理了轉出、報廢手續的車輛牌照可重新啟用。由於京A牌照較多的使用者是中央國家部委和北京市直機關,所以重新啟用後的京A牌照,並沒有公開發放讓普通購車者選取,而是由北京市交管局及下轄的車管所領導“酌情”審批。
司法文件顯示,北京市交管局內部規定,交管局局長可以審批京A8開頭的車牌,副局長可以審批京A車牌,車管所所長可以審批京A帶一個字母的車牌。
這幾類京A車牌的審批須依據什麽條件,在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的《關於啟用報廢機動車號牌號碼審批程序管理規定》里,只有一個模糊的規定:“黨政機關、國家部委,以及其他單位或個人因工作需要辦理審批號牌的,須遵守本規定。”但什麽是“因工作需要”,未作具體說明。
根據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牌證科科長的證言,車管所辦理來自交管局審批的京A車牌,一般流程是:內部審批單從交管局傳到車管所辦公室,然後由車管所辦公室交給牌證科科長辦理。內部審批單上一般都會有分管車管所的副局長的簽字;如果是局長宋建國審批的車牌,還會有宋建國秘書王飛的簽字。
2011年1月,北京市開始實施“小客車數量調控政策”,即俗稱的購車搖號政策。申購小客車需通過抽簽搖號,才能取得車牌。
參與搖號的人群越來越多,指標卻越來越少,因而中簽率屢創新低。
2012年11月,多位從宋建國秘書王飛手中“購買”了車牌的人,被公安機關監視居住、刑事拘留。
2012年12月,58歲的宋建國被免去北京市交管局局長職務。
12月6日,有新華社下轄媒體刊載消息稱,宋建國“因涉嫌違紀,正在接受紀檢部門的調查”,原因是,“涉嫌利用職務之便,在購車搖號工作中,存在徇私舞弊行為”。
同日,北京市公安局開設在新浪網的官方微博,連發三條辟謠微博,稱“此消息不實”。
一年多之後,紀委調查來了。
2014年5月底,宋建國被北京市紀檢部門調查。6月,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反貪局羈押、逮捕了多名涉案人員。同年9月,宋建國被檢察院正式逮捕。
檢方指控,宋建國在2004年至2014年4月間,利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長、北京市交管局局長的職務便利,為他人在辦理京A牌照、辦理戶口、駕校恢複營業等事宜上提供幫助,索取、非法收受了各項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2390.688萬元。
司法材料顯示,向宋建國輸送利益以求獲得京A牌照的人包括商人譚峰、北京新月聯合汽車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劉長青、總經理劉長江,北京馬橋神龍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北京榮華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張勝,,以及盤古氏投資有限公司實際控制人郭文貴。他們獲得車牌的時間,有的在2011年搖號政策實施之前,有的在搖號政策之後。
2015年11月,北京市一中院判決宋建國犯受賄罪,處無期徒刑,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判決書中特別寫道,宋建國“利用職權為他人牟利的相關事項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
隨後,宋建國提出上訴。
北京高院的二審裁定書中,雖然未再寫出宋建國造成了“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並認為,“鑒於其(宋建國)在庭審中對指控事件不持異議,且在案大部分贓款、物已被追繳,對其可酌予從輕處罰”,但依然做出了維持無期徒刑的裁定。
對於這一結果,宋建國表示不服,提出要繼續申訴。他的家屬和律師也表示會申訴。
宋建國的兒子、秘書,兩個司機,以及副手,均卷入這場醜聞中,成為北京車牌販賣者。車牌的尋租價格,有的高達40萬元一副,有的則幾千元,有的分文不取。
圍繞著北京車牌尋租的,不僅僅是宋建國一人,他的兒子、秘書,兩個司機,以及副手,均卷入這場醜聞中。
宋喆,宋建國之子,現年34歲,大學文化,曾為北京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案發前,宋喆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刑偵總隊六支隊五中隊中隊長。
2009年3月至2013年1月,宋喆收受60萬元,通過其父宋建國等人審批,幫助他人辦理了兩副京A牌照。
司法材料顯示,這兩副耗資60萬元購得的車牌,後來一副掛在一輛勞斯萊斯汽車上,一副掛在奔馳S600上。
此外,宋喆還涉及其他犯罪事項,檢方指控其收受好處費共計1200余萬元。
2015年,北京市一中院一審,判處宋喆犯貪汙罪,處有期徒刑10年;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4年。兩項決定執行有期徒刑20年,並處罰金200萬元。
宋喆提出上訴。一位知情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宋喆的二審,目前尚未宣判。
王飛是宋建國之秘書,現年約43歲,中專畢業。他在1993年成為一名交警。2007年前後,他當上了宋的秘書,並擔任北京市交管局秘書科副科長、科長等職。
在車牌尋租的生意鏈中,王飛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包括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京豐分所所長、交管局車管所牌證科科長等人的證言均指出,宋建國交代要辦理的京A車牌,都是由王飛簽字,具體聯系辦理的。
2016年2月18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發布的月度通報信息顯示,王飛利用職權,違規為請托人員辦理了29副車牌,從中收受382萬元。北京市一中院一審判處王飛受賄罪成立,處有期徒刑十四年,並沒收個人財產500萬元。
現年51歲的楊常明,早在1995年就開始擔任宋建國的司機。隨後宋建國職務升遷、調動,楊始終跟隨左右。
2009年8月至2012年8月,楊常明幫助他人辦理了十幾副京A車牌和1副京C車牌。有的車牌,楊常明沒有收錢;有的,一副只收了8000塊;有的每副收5萬元。總計,楊常明收受了好處費43.8萬元。
2014年6月,楊常明被司法機關羈押,當月被逮捕。2015年5月,北京市一中院一審判處楊常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並處罰金人民幣6萬元。
楊常明隨後上訴,2015年10月,北京市高院二審,改判其有期徒刑四年。
生於1986年的管某,初中文化,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臨時工。2006年至2012年,管某負責為宋建國的辦公室和休息室打掃衛生,以及收發報刊信件。
從2010年開始,管某也“兼職”成為了宋建國的代班司機。2012年,管某接受別人的委托,找到時任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長張惠民審批,然後找到車管所副所長宋海燕,違規辦下一副京A車牌,並收了請托者5萬元現金。
為此,2013年5月,管某因涉嫌“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同年10月被逮捕。
2014年10月,北京市西城區法院判處管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沒收了其5萬元所得,並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再罰金五千元。
給管某審批的張惠民亦涉入弊案。
檢方指控,張惠民利用職務之便,向多人索賄、受賄226萬元,其中違規審批、辦理京A車牌,收受12萬元好處費。
2015年,北京市一中院一審判決,張惠民受賄罪成立,處有期徒刑7年。
此外,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副所長宋海燕,也因為他人辦理京A車牌提供便利,收取現金及購物卡總計二十多萬元,經一審、二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李伯根/圖)
至少有7位購買京A牌照者,被以行賄罪追責。其中獲刑最高者為有期徒刑九年半,最輕者以“緩刑”得免。而這7人,行賄的對象均是宋建國的秘書王飛。
賣車牌者,被以受賄罪,或利用影響力受賄罪論處。買車牌者,也有多人被司法追責。
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司法材料顯示,至少有7位購買京A牌照者,被以行賄罪追責。其中獲刑最高者為有期徒刑九年半,最輕者以“緩刑”得免。而這7人,行賄的對象均是宋建國的秘書王飛。
其中現年43歲的陳牧,在2010年至2012年間,向王飛行賄85萬元,違規辦理了4塊京A車牌。其中兩副京A8的車牌,一副40萬,一副30萬。2010年7、8月間,陳牧還與小他一歲的余峰,送給王飛35萬元,違規辦理了另一塊京A8牌照。
2012年11月,陳牧因涉嫌犯窩藏、包庇罪被羈押。次月,因買賣國家機關證件被公安機關勞教一年。
然而,勞教期未滿,情況即突變。2013年6月,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反貪局介入。陳牧因涉嫌犯行賄罪被羈押,同年7月被逮捕。余峰也是在2012年11月,因涉嫌犯窩藏、包庇罪被羈押;次月,取保候審。2013年6月,余峰同樣因涉嫌犯行賄罪被羈押,7月被逮捕。
2014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判處陳牧、余峰犯行賄罪,分別處以有期徒刑七年半、三年半。
程雷、李翼翔的情形,與陳牧、余峰類似。
現年37歲的程雷,在2009年至2012年,先後給王飛104萬元,違規辦理了9副京A車牌。2012年這一年,程雷又與小他9歲的李翼翔一道,送給王飛61萬元,違規辦理了4副車牌。程雷、李翼翔將車牌轉手他人,其中程獲利18萬元,李獲利3萬元。
2012年11月,程雷、李翼翔,先是因涉嫌犯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被監視居住,隨後被刑事拘留。12月,因買賣國家機關證件,兩人均被公安部門處以勞教一年。
2013年6月,程雷以因涉嫌犯行賄罪被刑拘,7月被逮捕。李翼翔亦因涉嫌犯行賄罪,7月被刑拘,隨後被逮捕。北京市檢察院第一分院,指控兩人均犯行賄罪、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公訴。
2014年12月,法院一審判決認為,涉案的汽車牌照不屬於國家機關證件,故兩人犯買賣國家機關證件罪不能成立;但是行賄罪名成立,程雷被判處有期徒刑九年六個月;李翼翔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
程雷不服提起上訴。2015年6月,北京市高院二審維持原判。
王如寧,現年37歲,在2009年至2012年,先後送給王飛37萬元,幫人違規辦理了3副京A車牌。王如寧後來自述,這三塊車牌,他收了請托者約53.5萬元。
2013年11月,王如寧因涉嫌犯行賄罪被羈押,同年12月被逮捕。2014年12月,北京市一中院一審判處他犯行賄罪,處有期徒刑四年。王如寧不服上訴。2015年3月,北京市高院二審維持了原判。
白曉冬,現年42歲,原本是一名出租車司機,早在1994年,因為一起交通違章罰款,就認識了當時還是交通警察的王飛,兩人後來成為好友。2011年至2012年,白曉冬通過已是宋建國秘書的王飛,違規辦理了4副京A車牌,為此,先後四次送給王飛42萬元。
白曉冬也是在2012年12月案發,彼時,他的罪名是窩藏、轉移贓物,為此被公安勞教一年。同樣是在2013年6月,北京市檢察院一分院反貪局介入。白曉冬因涉嫌犯行賄罪被羈押,7月被逮捕。
2014年12月,白曉東被北京市一中院判處行賄罪,處有期徒刑4年。
相比上述6位購買車牌者,現年37歲的遲某,則要“幸運”不少。王飛說,他是在2009年,通過宋建國認識的遲某。之後,宋建國還單獨交代王飛,如果遲某找其要號牌,不用提前向他匯報。
2011年至2012年,遲某通過王飛,違規辦理了兩副京A牌照。為此,遲某先後兩次給予王飛10萬元。
2014年6月,遲某同樣因涉嫌行賄罪被羈押,7月被逮捕,不過當年10月,被取保候審。2015年4月,北京市一中院判處被告人遲某犯行賄罪,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無罰金。
甚至,王飛的中專同學,現年43歲的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京朝分所警長宋某,因介紹秦某向王飛行賄8萬元,違規辦理2副車牌,一審被北京市一中院判處犯介紹賄賂罪,處有期徒刑二年。
至於直接向宋建國輸送利益獲得車牌者,郭文貴早已因涉多重大案,遠遁海外。北京新月聯合汽車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劉長青,則在2016年1月,被北京市政協常委會以他“違法犯罪”為由,撤銷了北京市政協委員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