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比黃金投資這個話題更能激起兩極化的投資討論了。最近黃金價格的大幅下跌已經激起了,對黃金投資存在根深蒂固理念的兩個陣型的激烈爭論:一方認為金價被過分高估了,黃金缺乏製造收入的能力,也缺乏資本升值的能力;另一方則認為,其他人重新開始欣賞黃金只是時間的問題——畢竟在面對幾乎所有可能影響投資組合多樣化的經濟問題,黃金具有對抗這些問題的能力。
然而,搞清楚金價大跌背後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也是同樣有趣的一件事情。最近的金價波動可以歸結到一個動因,這個動因在其它一些地方已經過時了。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動因是西方以市場為基礎的系統,逐步擴大的一個現象的基礎——該系統在一段不尋常的長時期內,一直依靠人造的定價模式運行。
大部分人對黃金問題的描述,是最為人熟悉的一個動因。在流動性日益增加的生態系統中,在一個越來越多央行激進地擴張它們的資產負債表規模的世界裡,投資者把爭相投資黃金,作為對沖可確定風險(通脹風險)的途徑,同時也是作為應對巨大不確定性引起的不安的途徑(包括之前經濟系統出現意料之外的崩潰)。
價格上漲帶來了更大的價格上漲,價格上漲的幅度已經大幅背離現貨黃金供求關係的基本面了——直到一些無關重要的新聞揭開了這種市場運作模式的假象。
雖然更低的通脹預期和股市走高在金價下跌中起了一些影響,但導致金價大跌的真正因素應該是,歐盟可能會迫使塞浦路斯出售其黃金儲備的市場傳言。其實這涉及的只有很小量黃金(價值不到10億美元),但是,塞浦路斯可能出售黃金突然引起了投資者的擔憂——擔心其它歐元經濟體也會倣傚,這將對黃金的市場供應形成巨大的衝擊(特別是意大利持有價值130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
這個簡單的投資者意識的改變足以令金價在不到一週內下跌15%。從那時候開始,黃金就一直掙紮在重新建立價格底部,現在金價大概能維持在約1345美元以上。
從公司的角度上看,試想一下,潛在的動因可以被看作一個強大的品牌效應,在該效應下,商品的價值已經完全背離了商品的內在屬性——因此,這種效應使得該商品的價格極為容易受到傳統思維轉變的影響(經濟學家一般會把這種現象稱為穩定的非均衡)。
在過去幾年,導致蘋果和facebook股價連續上漲的類似的動因也已經過時了。
在穩定地上漲至超過700美元以後,蘋果股價出現了戲劇性的大跌。現在蘋果股價只有400美元多一點。為什麼呢?基本是因為,蘋果的品牌效應最終導致投資者無視了蘋果的競爭對手正在努力趕追的事實,過分推高了蘋果股價。
在facebook的例子中,對facebook名字的廣泛認知和相關的宣傳,說服了投資者對facebook IPO進行超額認購,把facebook的估值定在38美元/股的高價。facebook股價掛牌後只上漲了一段很短的時間,之後一直跌至最低20美元/股以下,因為大量的專業人士無法接受其基本面和估值所存在的巨大和明顯的背離。現在facebook的股價為26美元。
當然,這些都是著名的具體例子;在某種程度上說,這種見解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們證明了一個事實——金融市場可能高估或低估資產的價值。然而今天央行為了追求更高的經濟增長和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在金融市場和經濟基本面之間嵌入了巨大的楔子,我們認為,黃金市場還給出了更多的啟示。
央行堅定和不斷重複的資產購買承諾,已經不僅僅是推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在資產價格處於高位的時候,繼續增加投資組合的風險。央行的行為還壓制了市場的波動,降低了市場的相關性,並製造了市場穩定的假象——然而,這些假象都存在在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中,這個生態系統的特徵是,主權信用存在不同尋常的波動,監管規則在不斷改變,存在大規模的尾部風險,經濟急需增長和創造就業的新模式,強調創新卻容忍日益令人擔憂的貧富分化。
總的來說,今天的全球經濟已經處於一個穩定的非均衡之中。 因為預期西方央行和能力強大的政治系統將能帶來更高的經濟增長,市場的表現已經遠遠超出經濟基本面的表現。如果最終高增長不能兌現,投資者的擔心可能要遠大於今天對黃金內在價值的擔心。
4大全球性變革/4大全球性實驗=1個非常規的市場
1. 第一個變革來自於幫助經濟增長轉向更真實、更具包容性的增長(inclusive growth,包容性增長倡導機會平等的增長,最基本的含義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經濟增長成果)。2. 其次,從央行干預創造金融穩定向經濟發展帶來更持久的結構性穩定;3. 第三,從中美連線以及金融分割的歐元區向全新的地區及全球經濟安排變革,這將重新帶來激勵因素,或者至少減少當前的衝突。4. 第四,從愈發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與政治癱瘓轉向機構、政治和社會革新。
1、中國:新領導層正是試圖將經濟模式從日漸難以為繼的重商主義模式向內需拉動模式轉變,而且他們試圖在維持高增長的情況下做到這一點。2、歐洲:政府(在歐洲央行的幫助下)試圖在經濟衰退、高失業率(尤其是年輕人)、理論分歧和政治緊張局勢下完善一個不完美的經濟聯盟。3、日本:安倍新政府開啟了戰後歷史上最大膽的經濟實驗,安倍的「三板斧」包括高度非傳統的貨幣政策、激進的財政擴張和(尚待啟動)的基礎性結構改革。4、美國:美聯儲試圖通過部分和不完善的措施來創造經濟增長和就業,而且美聯儲要在其他政府機構都因國會不作為而癱瘓的情況下單槍匹馬做到這一點。
不要再等了,是時候調整投資組合了,因為不確定性將引發波動。
對實施重大投資策略轉變而言,8月通常被認識是不好的月份。因為太多的交易員在休假,交易量處於季度性的低迷,流動性可能是散落的。然而,這個8月,存在充分的理由——投資者不妨重新考慮在秋天才重新調整投資組合的傳統觀點。
對市場來說,未來幾個月肯定是特別複雜和波動的,因為來自美國、歐洲、日本和中東的不確定性都會爆發。
在美國,美聯儲預期將在9月的政策會議上釋放信號——希望縮減其對市場和經濟提供特殊支持。在決定是否和削減多少850億美元/月的資產購置規模上,在把政策組合中更多的相對側重點放在政策前瞻指引上,央行官員可能還會提供更多為什麼這樣做的細節。特別的,在正面原因(因為經濟獲得在可持續的基礎上的改善)和負面原因(因為擔憂抵押品市場損害,以及長期依賴這些實驗性的貨幣政策可能出現的意外後果)之間找到平衡點。
這兩點對市場的影響是很不一樣的,特別是對新興市場。受到美聯儲QE的驅動,一直作為大規模私營部門資本流動的接收端,新興市場需要發出經濟增長前景穩固的具有公信力的信號。不然,經濟前景和不穩定的資本外流都會增加內部政策失去控制力和政策組合失衡的風險,在一些國家,這個現象已經變得很明顯。
9月可能會帶來下一任美聯儲主席的消息。因為伯南克預期將在明年1月第二個任期結束時離任,市場將謹慎地評估央行政策連續性的範圍——特別是在投資者一次又一次地依賴「美聯儲看跌期權」來從萎靡的經濟基本面中折現出很高的資產價格。
接著,還有高度兩極分化的美國國會。當國會從夏天的休會期回歸,法律制定者將不能長期避開兩個重要的立法領域:馬上到來的是維持政府正常運作所必需的;另一個是避免未來幾個月發生技術性主權債務違約所必需的。在這兩個立法領域中,已經出現了嘈雜的政治博弈;但這些博弈很少和所立法律本身的價值有關,更多與國會不尋常的兩極化的政治部署有關。
整個大西洋沿岸的情況都充滿了不確定性。因為德國大選在9月舉行,沒有幾個人希望破壞現任總理默克爾即將到手的大選勝利,幾個國家和地區的政策措施已經被叫停了。這個夏天的間歇期已經降低了政策的分歧;但這將以增加秋天的政策議程為代價,這些制定政策的官員過去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在沒有危機的情況下,他們是不願意主動作出及時的政策決定的。
歐洲的不確定性超過了關於強勁歐元區的「四條腿」的討論——也就是用更緊密財政、銀行和政治一體化來增強貨幣聯盟。歐洲官員還要面對三個棘手救助計劃審核的複雜政治決定(塞浦路斯、希臘和葡萄牙)。在每個國家案例中,它們都需要找到方法增加可用資金和降低負債負擔。
在日本,推遲公佈「第三支箭」正在損害日本央行在首相安倍晉三要求下實施的政策軸心。通過最近日本股票市場的拋售和日元的表現判斷,市場正在發出信號——如果非常規的貨幣和財政刺激不能很快地配合結構性改革,日本的政策實驗將出現倒退。
鑑於縮減QE規模對新興市場不成比例的損害,我們應該預期,在9月俄羅斯G20峰會和10年初IMF和世行在華盛頓的年度會議前,這些將點燃在多邊層面上的一些緊張局勢。
還有中東。敘利亞內戰悲劇的地區性影響現在正在被埃及局勢的發展所擴大。雖然埃及的局勢並沒有敘利亞嚴重,但埃及也缺乏制度上和政治上必需的支點,來快速地重拾穩定。
不論你看哪裡,在夏天即將結束的時候,一系列的不確定性因素不斷累積。這些不確定性包含了一些不是緩慢的全球經濟內源性復甦所能容易解決的,而且所有這些因素都指向了秋天大量的市場波動。
PIMCO總裁Mohamed El-Erian在接受BI採訪時回答了美國債務上限疑雲的四大關鍵問題。包括債務上限慘劇對美國經濟、股市和債市的影響,以及美國信譽受損是否會釀成比五年前雷曼倒閉更嚴重的危機。
美國債務上限慘劇對美國經濟意味著什麼?
依然疲軟的美國經濟復甦最不想看到的是執政者自掘墳墓。而如果國會不能及時上調債務上限,這就是美國經濟復甦的墳墓。
到危機關頭,政治家們才會恢復理智。我們已經分析了無法避免債務上限可能出現的結果,本質內容是:層疊性的金融市場紊亂、經濟重回衰退、高失業率及全球經濟和金融不穩定。
這對市場、股票和美債意味著什麼?
我們必須非常小心地區分可能出現的巨大政治災難的不同階段(儘管不太可能發生)。
首先是10月17日,美國財長Lew已經詳細給出美國資金耗盡的時間。隨著該日期的迫近,股票和其他風險市場很可能進一步承壓。
但10月17日不太可能成為「真正的」大限。財政部依然有現金在手,支出和收入依舊具有彈性。他們或依然有能力在不拖延還債的情況下撐到10月底。
風險資產將很可能承受更重壓力,並對美國政府的每次暗示做出反應。同時,包括重要的債券回購在內的正常市場操作都將受制於更多壓力。
隨後的幾個月,美國財政部將被迫進入一種非常微妙且具有挑戰性的階段,即優先償付部分債務或直接延遲一些償付。無論哪一種,官方都可能最大限度保護美國的十足信用。當政府猛烈削減其他支出承諾時,股票會因擔憂經濟衰退而重挫,同時國債很可能有出彩表現。
如果該過程持續,美國可能債務違約,但記住,我們認為這一可能性非常低。不過政治意願,而非金融穩定的缺失也會造成相同結果:即這個世界很可能面臨經濟大蕭條。
幸運的是,當共和黨意識到以債務上限為人質可能對這一代及未來幾代人產生災難性影響時,那麼災難是可以,應該、也很可能得以避免。
美國的信譽對世界其他國家有什麼影響?
除了對本土經濟產生災難性影響,美國在全球的經濟地位也將遭受重擊。
其他國家很可能尋求建立一個新的全球金融體系,替代以美元為中心的體系。這將破壞我們從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中收穫的實質性利益及影響。
最終,除了損害我們的經濟利益外,還將損害美國全球政治地位和國家安全利益。
情況可能比五年前雷曼無序違約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更壞嗎?
是的,遠更為糟糕。國會越快意識到這點,美國迴避這一可避免歷史性災害的可能性越高。
無論是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普遍令人失望,還是東歐和中東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級,今年股市都不為所動,屢創新高,為什麽金融市場表現得好像世界盡在它們掌握一樣?
全球最大債券基金之一PIMCO的前任CEO、德國安聯集團(Allianz)首席經濟顧問Mohamed El-Erian認為,這些驚人的上漲忽視了一些歷史關聯,比如股市和政府債券的表現有長期的關聯。事實上,多種金融資產時而會表現得不穩定,那是一種非常態的表現。
從政策面看,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正在由一致行動的單軌系統轉入多軌系統。歐洲央行要加大貨幣寬松,美聯儲又要逐步結束寬松。這些因素會讓第四季度全球經濟受到多個領域深層次的不確定性影響。
到底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有哪些主要源頭?華爾街見聞總結El-Erian的觀點如下:
1、地緣政治沖突不斷升級。
這類沖突正接近轉折點,會給全球經濟帶來嚴重的系統幹擾。值得一提的是烏克蘭的這類沖突,雖然目前烏克蘭內部達成停火協議,但俄羅斯和西方還未找到徹底緩和緊張的方法。
2、歐洲經濟複蘇越來越疲弱。
如果歐盟成員國政府未能有效推行結構改革、增強財政靈活性,歐洲央行即使發力寬松,也難以扛起推動經濟複蘇的政策重擔,面臨批評和政治壓力。
3、美聯儲撤除QE使金融動蕩和貧富差距加大的風險增加。加上美國國會11月選舉,形勢會更複雜。
如果共和黨繼續主導眾議院,除非白宮與國會最終找到合作的方法,否則身為民主黨人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今後推行政策可能仍有很大限制。
4、日本私人部門對“安倍經濟學”的耐心面臨考驗。
為重振長期滯脹的經濟,日本政府采取了貨幣寬松、財政刺激和結構改革三方面結合的戰略,也就是我們平時常說的“三只箭”,它們統稱“安倍經濟學”。
如果“第三只箭”——結構改革未能落到實處,投資者的避險情緒會再次升溫,這也會影響日本政府刺激增長、擺脫通縮威脅的努力。
5、巴西、印度、中國等有系統重要性的新興經濟體也有很大不確定性。
巴西10月的總統大選將決定今後這個國家會不會走上持續發展的道路。印度的問題在於,新當選的印度總理莫迪會不會果斷地推行經濟改革。如果希望避免硬著陸風險,中國也必須減少金融風險。
6、大量持現的企業開始慢慢放開荷包,問題是會不會最終增加廠房、設備和人員方面的投資。這些是支持全球經濟的關鍵。
El-Erian指出,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大多忽視了以上問題,他們相信央行會穩定提供支持,對貨幣政策成功將政策驅動的增長轉變為真正的增長有信心。今後幾個月,金融市場的樂觀情緒泛濫可能會得到證實,但更有可能事實是,投資者設想的前景太過美好,過於樂觀。(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周三,英國金融時報報道,PIMCO前CEO Mohamed El-Erian也加入到P2P領域,公司名為Payoff,El-Erian是主要投資人。目前,諸多大佬湧入P2P領域,包括前摩根士丹利CEO John Mack、前美國財長Lawrence Summers。
全球最大債券基金之一PIMCO前任CEO Mohamed El-Erian也加入到了P2P領域,公司名為Payoff。
據英國金融時報,Payoff獲得了1200萬美元投資,El-Erian是主要投資人(anchor investor)。這是El-Erian離開PIMCO後的首筆風險投資。
兩年前,El-Erian在他女兒戲劇課上和Scott Saunders相識。Saunders是Payoff公司的創始人兼CEO。此前Saunders是金融科技公司Walz的投資人。Payoff還聘請了Galen Buckwalter,Buckwalter負責在Payoff平臺上加入心理測試。此前Buckwalter是在線約會網站eHarmony的科研專家。
Saunders表示,希望幫助借款人以比銀行和信用卡公司更低的利率獲得再融資資金。Payoff計劃通過行為科學擴大業務,並在貸款審批過程中采用新技術獲取重要的網上數據。
El-Erian表示,Payoff團隊陣容強大,公司致力於更好地理解為什麽人們債務狀況變糟,之後Payoff幫助他們更快地重獲經濟活力。這包括那些使用信用卡額度較多的人,信用卡利率高達20%多,這讓借款人財務狀況緊張。
Payoff位於Costa Mesa,離PIMCO總部加州Newport Beach不遠。
目前,許多P2P公司連接個人貸款者與個人借款者,Payoff與之不同,Payoff的貸款發放者為獲得認證的投資者。P2P貸款發放方與專業投資者合作的方式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評,認為這有悖P2P初衷。
P2P領域為直接貸款,旨在通過新科技讓網上貸款比傳統銀行貸款更為有效便捷。目前,傳統銀行受嚴厲的監管束縛,IT系統也較為過時。許多大佬都加入到了P2P行業,包括前摩根士丹利CEO John Mack,前美國財長Lawrence Summers,他們都在P2P領頭羊公司Lending Club的董事會上擁有席位。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Lending Club計劃於今年晚些時候IPO。
P2P領域的龍頭企業為Lending Club和Prosper,絕大多數貸款資金來自大型機構投資者,如對沖基金、財富管理公司,而非個別散戶投資者。這兩家企業的貸款余額達到70億美元。盡管70億美元仍然是零售貸款市場的一小部分,但貸款規模增長迅速。不過,一些人擔心,P2P市場助長了影子銀行,如果該領域沒有足夠的監管,隨著它規模的不斷壯大,可能帶來相關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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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為PIMCO前CEO 和聯席首席投資官、安聯首席經濟顧問Mohamed A. El-Erian,文章原載於project-syndicate,華爾街見聞整理編譯)
當考慮全球經濟和市場前景時,我對全世界投資者集體性下註這三大基礎性事件感到震驚:世界經濟實現更快更具包容性的增長,主要央行避免了錯誤的貨幣政策,沒有大的市場意外發生。這樣三個結果無疑是投資者想要看到的,然而現實是,它們的不確定性都很大。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基於它們進行下註卻不進行對沖可能會導致投資者過度承擔風險。
賭註的第一組成部分——世界經濟實現更具包容性的增長, 該部分假設了美國經濟會持續複蘇,在工資強勁增長的刺激下,美國今年GDP會實現3%的增長。賭註還假設了中國經濟增速會穩定在6.5-7%,從而使其影子銀行系統過度使用杠桿的風險得以逐漸消除,哪怕是在中國經濟增長引擎繼續由出口和政府投資轉向國內消費和私人投資的背景下。
另一個更具不確定性的假設是,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得以脫離低增長的泥潭,並且避免陷入通縮,因為通縮將使家庭和企業延遲消費計劃,從而拖累本就疲軟的經濟。最後,它還假設尼日利亞、委內瑞拉,尤其是俄羅斯等產油國能抵擋得住原油暴跌給其經濟帶來的巨大沖擊。
這些均是大膽的假設,因為實現這些需要相當大規模的經濟再創造,遠超總需求再平衡和縮減過重債務的範疇。美國和中國的經濟是大幅好於其他主要經濟體,但這些經濟體卻需要找到實現經濟增長的全新引擎,尤其是在苦苦掙紮的歐元區諸國、日本和部分新興市場國家。此外,歐元區一體化需進一步深化。
但歐元區的改革之路十分艱難——區域內政治分裂加劇、地緣政治局勢日益緊張。在此背景下,全球經濟走向更高、更具包容性的增長遠遠不能得到保證。
賭註的第二組成部分——央行避免了錯誤的貨幣政策,同樣希望渺茫。這部分的基本假設是,全球主要央行,尤其是發達國家央行,為抑制金融市場波動性和保持經濟穩定所采取的未經測試的、非傳統的貨幣政策可以為政府爭取到足夠多的時間,去制定和推行一個更加可持續和全面的應對之策。
央行這種試驗性的貨幣政策導致金融資產價格脫離了它們的基本面。此舉背後的期待是借市場估值更加快速的上漲刺激消費(通過“財富效應”,住戶感到財富增加從而傾向於增加開支)和投資(通過“動物精神”,刺激企業家投資新廠房、設備和增加雇傭的意願)。
問題在於,當前發達國家的經濟和貨幣政策結構表現出不尋常的“分化”。如果貨幣政策無法隨著基本面變化進行調整,美元將成為避險資金的去處。但是歷史數據顯示,一國貨幣如此急劇的上漲本身就會造成經濟和金融的不穩定。
賭註的最後一部分根植於這樣一個信念——市場不會過度承擔風險。但是,在全球央行長期實施抑制波動性的貨幣政策的情況下,投資者相信自己是安全的。這一信念導致了部分金融行業過度承擔風險。
由於中介機構變得不願意持有在金融動蕩時期不受歡迎的證券,市場調整可能會來的既突然又劇烈,擾亂金融系統的有序運作。到目前為止,各國央行都願意並且尚能確保這樣的時期是暫時的和可逆的。但他們繼續這樣做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當市場對貨幣政策產生了過度的信心從而加大杠桿之時。
實際上,央行們自己也沒有快速、可持續和能實現包容性增長的貨幣政策工具可供實施。最好的做法也只能是延長時間;它們還需其他經濟政策制定者提供一個目的地。一條沒有終點的路所能做的僅是,在崩潰之前,能延伸多遠就延伸多遠。
近年來,金融風險的性質已經發生了演變和遷移;以前那些因銀行不負責任以及支付和結算系統面臨威脅而產生的問題已經被非銀行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所取代。在監管體系不進行相應的轉變的情況下,一些宏觀審慎政策的潛在效果也被削弱了。
以上一切都不是為了說明市場和全球經濟的前景必然是可怕的; 相反,其中也蘊含著可轉變為相當可觀和持久的收益機會。但全球投資者的集體性押註確實凸顯了更加負責任和全面兼顧的政策的必要性。否則,經濟產出將會像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在2010年說的那樣,持續表現為“高度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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