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接觸到這些人之前,我一度對在硅谷工作的很多來自中國的工程師有點偏見。很多人經常埋怨自己的社交圈子窄,但你在各種各樣的聚會、創業競賽和其
他活動上又看不到他們;經常在微博上感時傷生痛訴碼農淒苦身世,也不見真正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動力。自己中國人小圈子的聚會主題是Google還是微軟的
福利好下班早,對中國的創業環境和科技公司,他們越來越陌生直至一無所知,國內有創業者過來做一些交流活動,帶著點兒好奇心去看了,回來就奚落人家土。
當然,不排除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中國背景的創業者當中,很多人也曾經是這芸芸碼農當中的一員—在他們經歷了5年至7年的等待拿到了綠卡甚至成為美國公民之後,終於可以心無旁騖地在這片叫硅谷的地方幹點有「硅谷精神」的事兒了。
可即便是那些從大公司裡走出來的華人創業者,他們的創業的起步年齡已經幾乎是36歲、37歲甚至40歲以上。而硅谷平均的創業者年齡已經降到了27歲
以下。況且,來自中國的工程師背景的創業者們始終沒能真正解決語言和溝通的問題—早年中國英語教育對口語和文化訓練的欠缺讓他們與1980年代後期出生且
赴美深造留在當地的年輕一代中國人相比,在語言上更具劣勢,這導致在一個創始團隊中他們只能扮演技術角色,而無法充當那個走在台前很
presentable地演示產品、與投資人和媒體溝通,被放在聚光燈下的人。
更重要的是人脈—在一家大公司裡做工程師並不能建立太多的人脈。我最近接觸到的一個40多歲的中國創業者跟我聊Instagram被收購的事。他最大
的一個感慨是:「Instagram如果要是我們三個中國人在做的話,絕對做不到10億美元。不是因為別的,因為我們在2004年的時候根本不可能認識扎
克伯格,我們也沒法在聚會上認識投資人Ben Horowitz,即使認識了,我們也不可能跟他談的那麼好。」
可是回國創業呢?他笑了,離開那麼多年了,回不去了,回國創業的一畢業就回去了,沒考慮綠卡的事。再說中國市場已經完全不熟悉了,一把年紀了,輸不起嘛。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代中國人在硅谷的宿命。但我相信情況正在改變:這些1985年之後出生的傢伙們從小看美劇,參加字幕組的小孩兒英文流利得足以應付
各種情境的溝通。他們基本上讀的都是計算機科學和工程管理,還有不少人輔修了設計類課程,這意味著他們的知識結構會賦予更全面的產品感覺,而不僅僅是一個
寫代碼的。你能在各種活動和場合見到他們像模像樣地拿著瓶啤酒跟各種人交談,通過各種人認識另外的各種人。而且,他們幾乎都好像不睡覺,時間管理的效率極
高。
比起他們的前輩將近40歲才開始趟創業的渾水,這些20歲出頭的小孩兒已經收到了很多來自學長和其他人邀請他們擔任一家新創公司的Co-
founder—當然這可能在簽證上有點麻煩。不過這些傢伙們對於拿綠卡這件事好像也不是都那麼在意。他們才不想為了一個身份委屈自己好幾年呢。
為一個近距離觀察硅谷的中國人,最近有幾件事覺得很不錯:其一是,最近這批從Y Combinator孵化畢業的60多家公司裡,有兩家公司的技術合夥人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工程師,分別是做汽車修理與服務的平台Your Mechanic和人物搜索引擎Ark。其二是有一些更成熟的第一代華人移民的創業公司漸成規模,甚至有被一些投資人認為是下一個顛覆性的idea。其三 是最近接觸到的一些在斯坦福和伯克利還在讀書的中國留學生,他們基本都出生在1986年至1989年間,但我覺得至少對創業這件事,他們的準備已經挺充分 了。
在沒有接觸到這些人之前,我一度對在硅谷工作的很多來自中國的工程師有點偏見。很多人經常埋怨自己的社交圈子窄,但你在各種各樣的聚會、創業競賽和 其他活動上又看不到他們;經常在微博上感時傷生痛訴碼農淒苦身世,也不見真正脫胎換骨重新做人的動力。自己中國人小圈子的聚會主題是Google還是微軟 的福利好下班早,對中國的創業環境和科技公司,他們越來越陌生直至一無所知,國內有創業者過來做一些交流活動,帶著點兒好奇心去看了,回來就奚落人家土。
當然,不排除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中國背景的創業者當中,很多人也曾經是這芸芸碼農當中的一員—在他們經歷了5年至7年的等待拿到了綠卡甚至成為美國公民之後,終於可以心無旁騖地在這片叫硅谷的地方幹點有「硅谷精神」的事兒了。
可即便是那些從大公司裡走出來的華人創業者,他們的創業的起步年齡已經幾乎是36歲、37歲甚至40歲以上。而硅谷平均的創業者年齡已經降到了27 歲以下。況且,來自中國的工程師背景的創業者們始終沒能真正解決語言和溝通的問題—早年中國英語教育對口語和文化訓練的欠缺讓他們與1980年代後期出生 且赴美深造留在當地的年輕一代中國人相比,在語言上更具劣勢,這導致在一個創始團隊中他們只能扮演技術角色,而無法充當那個走在台前很 presentable地演示產品、與投資人和媒體溝通,被放在聚光燈下的人。
更重要的是人脈—在一家大公司裡做工程師並不能建立太多的人脈。我最近接觸到的一個40多歲的中國創業者跟我聊Instagram被收購的事。他最 大的一個感慨是:「Instagram如果要是我們三個中國人在做的話,絕對做不到10億美元。不是因為別的,因為我們在2004年的時候根本不可能認識 扎克伯格,我們也沒法在聚會上認識投資人Ben Horowitz,即使認識了,我們也不可能跟他談的那麼好。」
可是回國創業呢?他笑了,離開那麼多年了,回不去了,回國創業的一畢業就回去了,沒考慮綠卡的事。再說中國市場已經完全不熟悉了,一把年紀了,輸不起嘛。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代中國人在硅谷的宿命。但我相信情況正在改變:這些1985年之後出生的傢伙們從小看美劇,參加字幕組的小孩兒英文流利得足以應 付各種情境的溝通。他們基本上讀的都是計算機科學和工程管理,還有不少人輔修了設計類課程,這意味著他們的知識結構會賦予更全面的產品感覺,而不僅僅是一 個寫代碼的。你能在各種活動和場合見到他們像模像樣地拿著瓶啤酒跟各種人交談,通過各種人認識另外的各種人。而且,他們幾乎都好像不睡覺,時間管理的效率 極高。
比起他們的前輩將近40歲才開始趟創業的渾水,這些20歲出頭的小孩兒已經收到了很多來自學長和其他人邀請他們擔任一家新創公司的Co- founder—當然這可能在簽證上有點麻煩。不過這些傢伙們對於拿綠卡這件事好像也不是都那麼在意。他們才不想為了一個身份委屈自己好幾年呢。
Jan.7th,1985
封面文章:Japan's Autocratic Managers
日本企業管理倍受美國高官們欣賞的一個特點是它們的集體規則,然而,越來越多的日本人開始推崇一種類似美國的風格——一人制(one man)。下文通過幾個例子描述了這一轉變。
Boss of Bosses
Ichiro Isoda,71歲,住友銀行董事長。在美國大選結束後的第二天,他發表聲明,督促里根著手處理美國的預算和貿易赤字問題,大多數日企高管是不會這麼專橫的。住友銀行是住友集團的主要成員之一,這一集團還擁有日本電氣公司。1982年,Isoda解僱了AsahiBreweries(朝日啤酒)的管理層,前不久又替換了馬自達汽車公司的總裁(Kohei Matsuda是該公司的總裁,同時也是創始人的孫子),這事最令人不快。兩年後,他將馬自達四分之一的股權賣給了亨利福特二世。1977年他上任伊始,住友銀行無人敢於承擔責任,貸款委員會經常批準有疑問的企業貸款,最終又無力挽救它們。Isoda將銀行重組為六個部門,賦予每一位部長無限制的權威,他承諾不會因決策錯誤而懲罰他們,但是會因優柔寡斷而處罰。
Drink to Me Only
Keizo Saji,65歲,三得利公司(一家啤酒公司)董事會主席兼總裁。他是日本最和藹可親的統治者,寫了兩本有關酒的書,創立了東京最好的藝術館,熱愛美食、高爾夫、繪畫和熱鬧的群體活動。在公司裡,沒有人敢教他要做什麼。一次,應公司高管的要求,美國以投資銀行家為其找到了一家成熟的白酒公司,適合作為收購對象。在所有人都覺得順理成章之時,Saji一直沒有簽署最後的文件,這件事也因此泡湯。更多的情況下,當別人提出建議時,他總會問五次「why」,問到最後,建議者覺得都被看透到骨髓了。公司是Saji的父親創立的,它因美國軍隊的飢渴而繁榮,他利用公司來追求一些業餘愛好,比如生物醫學、雜誌等。他的想像力吸引了許多年輕人才,今年,文科學生們評選三得利作為他們最希望為之效力的公司。
Mother Stalin
HisaoTsubouchi,70歲,與妻子Sumiko共同擁有Kurushimadock集團。其1983年的收入達33億美元,旗下囊括多個造船廠,是日本最大的造船公司,其員工卻很少,只有300名經理人每月直接向他匯報。他的策略是接管困難企業,並想方設法恢復其效率,其收購Sasebo Heavy Industries就是一個例子。
Chain Gang
IsaoNakauchi,62歲,Daiei公司(大榮公司,日本最大的連鎖零售商)首席執行官,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專制者。他的傲慢無禮使得公司的管理團隊流動速度跟公司存貨相當。不止對公司員工態度惡劣,他還對合作夥伴指手畫腳。他從小孤獨成長,父親是大阪的一名藥劑師,從小教育他不要依賴任何人。戰爭期間,他通過以高於法定價的價格銷售青黴素而暴富,這一行為使他的哥哥和一些其他同夥被逮捕,而他從這一事件中得到的經驗卻是:要賺錢,就必須承擔風險。
他從一家藥店開始,建立了一個包括160家大型超市的帝國,類似彭尼公司。現在他準備開設一些叫做Au Printemps Japon的門店,以合理的價格銷售高檔歐洲時裝。這聽起來是個不錯的概念,但是他太心急了,不久前在銀座開了一家店,僅僅因其主要競爭對手Seiji Tsutsumi也在那開了家店。1984年,銷售收入58億美元,淨利潤卻是負的5100萬美元,他說十年之內這些門店必然盈利,但聽者頗有微詞。
Rail Lord
YoshiakiTsutsumi,50歲,是日本依然沿襲的最接近封建專制的人物,他是日本最大的地主之一。他繼承了父親在一家地產發展公司的股權,因此間接持有了Seibu 鐵路公司40%的股權。新年伊始,Seibu鐵路公司的500名高官們被迫5點起床,為老闆的父親送葬。在Yoshiaki看來,員工就像奴隸,他們隨時會被解僱或降級,他們只配在員工食堂而非特殊的高管餐廳就餐,經理們還要輪流為他父親的陵墓守夜。作為一個管理者,他又是盡責的,經常沿途監督鐵路建設,對後來買下的一家棒球俱樂部的佈置也親力親為。
Graveyard Shift
KazuoInamori,52歲,東瓷公司總裁。25年間,他將這家公司帶向了蜚聲國內國外的高度,佔有了計算機集成芯片和其他電子設備所需瓷器市場的70%。員工形容這家公司簡直就是軍隊,每天向長官問好,列隊接受長官檢閱。他自認為是一名不算苛刻、強勢但溫和的領導者,但外人看來,沒有人比他更脾氣暴躁、思想開闊。他的員工不可能長大,即使工作了25年,學會的也只是拚命幹活和服從命令。
The Big Chill
SeiuemonInaba,59歲,發那科公司(世界最大的數字控制機器製造商)首席執行官。員工不許在上班時間在走廊或街道遊蕩,每天穿鮮豔的黃色制服,郵件交流取代面對面交流。自31歲執掌公司起,他便開始建立自己的威信,但他與其他獨裁者不同,他並沒有伸展到自己不擅長的領域。
Mr. Hurry-up
TakamiTakahashi,56歲,Minebea(美蓓亞,世界最大的微型滾珠軸承製造商,同時也是測量儀器、汽車、私人電腦鍵盤製造商)公司總裁。他是個急性子,對於公司的發展也太過心急,在過去5年購買了7家公司,這在收購還不太流行的日本是非比尋常的。
Security,NotSake
Makoto Iida,51歲,Secom(西科姆,一傢俬人報警服務公司)公司主席。從小父親對他要求嚴格,每天向他們灌輸商業理念,而他開版日本第一家安保服務公司的行為也被父親認為是蠻幹,幸好後來他成功了。對待員工,他像父親對待自己一樣要求嚴格,並樹立了U型管理模式,及自己設計新理念,然後交由下屬精煉,再反饋給他並批准。
Jan.21st,1985
封面文章:The War Between the Gettys
講的是60年代世界首富保羅蓋蒂的後人爭奪其遺產的故事,個人覺得這文章沒什麼意義,找了下這位首富的生平介紹,還挺好玩的,文章有點長,鏈接如下:http://www.docin.com/p-412039472.html
蓋蒂曾連續20年保持美國首富地位,一生充滿神秘和矛盾的色彩,這裡貼一下他的創業史。
三、保羅·蓋蒂的創業史
1、白手起家
終於掌握大量資金的母親鬆開了緊緊掌握在手中的資金給兒子以援助
Mar.2nd,1985
封面文章:WhyU.S. Stocks Are on the Move Again
為什麼美國股票的牛市又要來了?
經歷了連續刷新記錄的交易日後,紐交所成交量突破了1億股,上漲個股超過下跌個股的連續天數已突破幾十年來之最,道瓊斯工業指數屢創新高,已接近1300點。本文主要分析了這一現象的各種可能原因。
點燃這場狂熱的許多條件其實一年前已經具備,比如公司稅後利潤的增長、生產率的提高等。但不久前還有分析師擔心通脹壓力、聯邦赤字和利率高企。去年的晚些時候,這些焦慮漸漸褪去,因為利率和通脹始終在低位溫和運行,消費者開始對未來的通脹壓力不再那麼擔憂。
一月,市場又帶來了更多令人鼓舞的消息,比如生產率增速加快,去年第四季度增長強勁等。華爾街分析師們對於未來的市場走向有著不同的預測,但歸根結底,這些都由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和國內國外投資者們如何看待它決定。至少,有關通貨膨脹的基本面是良好的,石油價格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並未像以往一樣,由於工廠擴大生產的刺激而出現暴漲。
股票漸漸成為了一種安全的選擇,因為通脹率很穩定,名義利率下滑,固定收益類投資的實際回報漸趨萎縮。此外,上市公司的利潤可能高於它們報表列示的值,因為銷售存貨的利潤下降,折舊額超過重置成本。報告利潤增幅為14.4%,而經過存貨和折舊效應調整的利潤增幅達31.2%。而在通脹高企的年份,情況正好相反:收入被人為抬高,因為存貨的價值隨市場價格上升而上升,折舊沖銷卻沒有反應真實的重置成本。
豐厚的利潤還能帶來更大的利好:公司可以增加股利發放,從而使股票更具吸引力。如果發放股利後仍有大量現金,公司可以進行股票回購(Elaine:巴菲特最近一直在建議蘋果那麼做,不過和這裡的原因不一樣)。市場的另一道強心劑是散戶的回歸。受益於401k計劃,公眾可投資的財富額急劇膨脹。一些華爾街的看多人士將目光移向歷史上曾出現的投資者積極參與市場的時期,比如1966年,如果要使通脹調整後的道瓊斯指數達到那個時期的水平,道指須站上3000點。
什麼力量將會使這一切戛然而止呢?華爾街的看空者們給出了一些理論。有人認為,去年十一二月許多人賣出了套牢的股票以抵稅,市場反應過度,而今年一月僅僅是正常的反彈。還有人認為,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導致了過剩的流動性,在公司紛紛擴大生產並大量舉債之時,聯儲政策很可能出現逆轉。對於聯邦赤字的擔憂和里根毫無削減預算之意的失望也是一大負面因素。看多者們反駁,赤字問題迫在眉睫,政府必然有所行動。
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每股利潤,而是市盈率,是投資者願意為一隻股票的單位盈利支付的價格。高盛使用了一種所謂的「股利貼現模型」(沒想到這模型那時候還那麼不知名。。。),基於對公司盈利增長的預期,並按長期國債利率貼現後加總,獲得公司的合理估值。模型顯示,當前股市比債市高估了15%-20%,但是當時長期利率呈現下降趨勢,這部分抵消了股票與債券的估值差距。投資者對低利率和高公司盈利增長率的預期將把股價推向無法想像的高度,而模型告訴我們,股價不應該再大幅上漲或者下跌了。
封面文章:China after Marx:Open forBusiness?
中國的後馬克思時代:商業開放?
近來興起了一股中國熱。自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後,中國一直在開放中,然而,中國與「資本家的天堂」還相距甚遠。中國的政策是否能堅持下去是投資者擔心的問題之一,此外,即使是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掌權,多層官僚制度仍能挫敗改革或者降低執行力。對於那些願意付學費,忍受官腔,賭中國將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公司來說,他們的回報可能是可觀的。19世紀以來,外國商人們便驚詫於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隨著改革帶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消費品市場將更加擴大。工業產品的市場更具前景,中國今年大力削減進口的策略使得外匯儲備激增至190億美元,正好可以用來購買外國工業品。
一些錯過了台灣、新加坡及其他亞洲新興經濟體投資機會的製造商們將中國視作第二次機會,但是,外商直接投資於中國的比例還是很小的,投入中國現金的很大一部分來源於27家在南海作業的石油公司。如果沒有重大變故,在中國投資製造業顯然比進行石油開發更具前景。
IBM在北京建立了一家附屬公司,波音在中國建立了一個銷售分部,受益於這些大型投資,中美間貿易重新開始上升。日本和歐洲在中國是被動投資者,他們更熱愛貿易。日本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西歐僅次於香港和美國,排名第四。
許多投資者在中國遇到了麻煩,石油公司首當其衝。它們被引誘去開採離岸石油,然後被迫為非熟練的中國工人支付相當於加利福尼亞熟練工人的工資,工人又將拿到的工資的很大一部分上交政府。在對待一些時髦的合資酒店上,政府採用了相同的把戲。美國投資者負責投資、興建,十年之後則由中國政府接管。在製造業項目上,中國已經開始開出更合理的條款了。Foxboro持有了一家價值1000萬美元的合資公司49%的股權,對於其中方合作者的毫無商業頭腦表示無奈,花了很長時間勸說他們保持精簡的員工數和儘量控制費用支出。American Motors進入中國也頗費周折。漫長的談判加一個極其低效的國有企業合作者,1984年提前完成生產目標後,竟然因為沒有充足的鋼鐵和電供應而不得不關停,最後,它也放棄掙紮了。
無奈的同時,美國公司也看到了效率能帶來的可觀利潤。但中國高企的成本又把他們嚇怕了:在北京,僱傭一名經理人需要付出25萬美元的年薪;公寓月租金為6000美元,而且必須提前一年支付;吃飯的開支是在美國的兩倍;由於辦公空間的緊缺,許多公司不得不與酒店簽訂租約,而酒店正趁機瘋狂提價。
更嚴重的問題是,如何將他們獲得的利潤轉移出來。以AMC為例,除非出口,否則一分錢利潤都不能帶回國內。問題的解決只能依靠中國體制漸漸接受以利潤為中心的觀念。危險在於,毫無經驗的中國人會把市場經濟弄糟。無效率的工廠、通貨膨脹、一些缺乏教育的共產黨官員們都是危險的來源。也許最可喜的是,中國重新湧現出了一批懂商業的人物,比如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的董事長徐兆龍。一群曾經的上海資本家成為了外國公司尋求官場之道的顧問。比如MIT畢業生,現為上海愛國建築公司總經理的陳武青。
大家依然對中國政策的持續性表示擔憂,因此最好謹慎行事。
Feb.4th,1985
封面文章:The Great PlasticCard Fight Begins
信用卡之戰拉開帷幕
許多美國公司認為金融的未來是由信用卡組成的。一些大型美國公司都在這一領域上投下賭注,作為它們最終的戰略武器,其中,45歲的花旗CEO John Reed就是最主要的信仰者之一。
Reed籌劃了一整套信用卡發展計劃,去年可能在推廣上花費了1.5至2億美元,其中一部分用於萬事達和維薩,剩下的則用於發展所有權歸自己的信用卡——Diner Club和Carte Blanche(主要用於旅行和飯店)和Choice(一種新開發的已擁有100萬使用者的卡片)。Reed的這些動作都是他將花旗發展成為第一家全國性銀行的戰略的一部分。
也許信用卡的力量沒有Reed想像的那麼強大,但是它確實能帶來巨大的收益,尤其在銀行處在困難的階段。對於貸款,它們只收取10.75%的利息,而對於信用卡透支額則收取13%至22%的利息,外加17美元的年費。
擁有1500萬發卡量的美國運通幾乎壟斷了所謂的旅行和娛樂市場,但它依然為大規模投入的花旗和其他正在試驗信用卡小技巧的大公司(比如西爾斯)而煩惱。快速進步的科技和銀行的去監管化模糊了人們對於金融未來走向的認知,幾乎所有公司都認為模仿西爾斯的做法是合理的,於是,信用卡領域硝煙四起,持卡人倒是能漁翁得利。
Reed的如意算盤是,通過信用卡的發行,為花旗建立一個強大的全國性消費者客戶群體,進而進行交叉銷售,向他們發放按揭貸款、學生貸款、壽險,甚至股票、債券。更重要的是,Reed企圖通過這種手段吸收存款。總而言之,他是為了相盡方設法規避對商業銀行跨州經營的限制。對於高端客戶,花旗專為其推出了「聲譽」卡。
花旗的首要任務就是,勸說人們不要使用萬事達卡,雖然後者已經使人們堅信,離開萬事達寸步難行,成功控制了旅行和娛樂市場。花旗的任務達成之日似乎遙遙無期,去年甚至採取了直接郵寄的營銷方式,人們發現,花旗不僅希望為他們服務,甚至希望為他們付費。這種激勵無疑有一定的效用,但人們總不禁要問,如果激勵取消會不會恢復原狀呢?
下圖是關於市場上最流行的幾種卡的對比:
公司市場也是美國運通計劃下一步開發的目標,這震驚了每一個人,當中最大的功臣要數42歲的執行委員會主席Louis V. Gerstner。1978年,Gerstner離開麥肯錫,加入美國運通,當時分析師普遍認為美國運通的信用卡業務已發展至成熟階段。但Gerstner上台後,發卡量保持了年均25%的增長記錄,因為他發掘了女性客戶、剛畢業的大學生客戶、零售商店客戶等,當然,這是以部分犧牲公司綠卡的聲譽為代價的。現在,他開始在公司市場發力,目前只向小企業售賣了200萬張,未來的目標客戶直指財富五百強公司。
花旗在與美國運通競爭公司市場的同時,正在通過Choice試驗是否能通過郵寄的方式吸存。去年,Choice的賬戶餘額達7億美元,它的推廣在允許州外銀行吸收零售存款的丹佛大獲成功,但對其吸存數很難做出一個準確的測定。花旗能通過Choice將其業務基地擴展至馬里蘭州和華盛頓以外,創造可觀的規模效應收益。
許多其他銀行發出了反對之聲,因為沒有人能夠在外人入侵的環境中獲利。而如果花旗能夠繼續打破銀行的區域性經營管制,大多數公司可能將很快敲開花旗的大門。
銀行家們認為西爾斯正在測試的正是類似Choice的全功能貸記/借記卡,它也能在ATM上使用,但要在全國範圍發行必定遇阻,因為競爭者們可能抵制對手發行的信用卡。
在技術將強者篩選出來以前,在Reed的偉大實驗結果揭曉之前,消費者們必須投出自己的票。而最後的贏家,必然是那些在結果還未明了之前敢於下注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