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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的黃仁宇困境 彭博商業週刊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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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權力為中心而非以市場為中心分配資源,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頑疾

不論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經濟的上層和下層之間都缺少了順暢傳導的制度紐帶


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曾把秦漢以來的中國社會結構比作「潛水艇夾肉麵包」(submarine sandwich):「上面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即是文官集團。下面也是一塊長面包,大而無當,此即是成千上萬的農民。」其中,上面的文官集團高高在上,人員龐大,既得不到下面的足夠信息,也無力去執行任何新的改革措施;下面由大量農民組成,這些農民經營規模小,但人數眾多,無組織,沒有任何進化的動力;上與下之間依靠「尊卑男女老幼」三個基本組織原則聯繫。換言之為「文化精華或是施政方針或者科舉考試的要點」,「沒有一個涉及經濟、法制和人權」。因此,中層是斷裂的,或者說是無力的,上面的改革到不了底層,或者受阻,或者到底層就變了樣,從而難以實現「數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ment)和經濟方面的突破,使中國處於一種循環發展甚至停滯不前的境況。

相對而言,英國光榮革命後,通過改組高層結構、整頓低層結構、重訂上下之間的聯繫,促進了資產與人力的加速交換,實現了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推動了經濟高速發展。「從政治的角度來看,則以上的安排使一切數目化,這個國家也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這就是黃仁宇先生心目中理想的現代化經濟管理體系。

歷史總是驚人相似。黃仁宇先生剖析的歷史片段已經遠去,但其深邃的思想依然值得咀嚼回味。

撫今追昔,當下的中國經濟又何嘗不是一塊難以「數目字管理」的「潛水艇夾肉麵包」?破解「黃仁宇困境」,對打造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實現全體國民的「中國夢」,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從宏觀層面看,上面是「看得見手」的政府,下面則是「看不見手」的市場。強政府弱市場,對於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國家,帶有一定的必然性。但長期存在而得不到解決,恐怕就是大問題了。眼前的例子,宏觀經濟總量的數據看上去很美,但宏觀經濟的回暖沒有釋放市場活力,沒有給企業帶來春天。相反,企業利潤持續下滑,市場信心也隨之陷入漫長寒冬。截至目前,中國的上證指數仍在2000-2500點間徘徊,這與屢創新高的歐美金融市場形成強烈反差。

從產業層面看,上面是產能過剩的製造業,下面則是供不應求的服務業。產業結構不合理,一定會出現過剩和不足並存的景象。根據IMF的測算,中國的實際產能利用率已經從危機前的80%降至2012年的60%。進一步看,閒置的產能大部分集中於製造業尤其是出口製造業。以盛極一時的光伏產業為例,中國在2012年的產能幾乎相當於全球需求總量的1.5倍。但在製造業產能過剩的同時,企業競爭力不強的境況並沒有改變,醫療、教育、金融等服務業依舊存在嚴重的產能不足,看病難、上學難、融資難等問題日益凸顯。

從企業層面看,上面是養尊處優的壟斷國企,下面則是步履蹣跚的中小民企。國強民弱,有歷史的慣性,也有政策引導的因素。國進民退的情況時有發生,國有企業被當作「第二財政」,充當著宏觀調控的工具。2012年中國有多達79家企業入選《財富》全球500強,但其中的民營企業只有5家,另外74家全部是壟斷性國有企業。大型國企和國有銀行不僅佔據著最為核心的投資領域,還享受著最為優厚的政策和融資支持,弱勢的民企只能望洋興嘆。

從個體層面看,上面是日益固化的權貴階層,下面則是負擔沉重的底層民眾。權貴資本主義或裙帶資本主義,是東亞國家的一個鮮明特點。中國能否走出或避免這一問題,頗費腦筋。以權力為中心而非以市場為中心分配資源,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頑疾。不管基尼係數是統計局公佈的0.474,還是學者調查的0.61,甚至更高,其實都不重要。根本問題是收入和財富佔有差距過大,而且這種差距不合理。公平條件下合理的收入差距不僅無害,反而有益,但依附於特權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則完全相反,這不僅會蠶食經濟的效率,還會嚴重威脅社會的安定。

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的上層和下層面包之間都缺少了順暢傳導和流動的制度紐帶,即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要想打通這個紐帶,實現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核心是加快市場化改革,出路是改組高層結構、整頓低層結構、重訂上下之間的聯繫。

首先,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管住「看得見的手」,放開「看不見的手」,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發揮市場的基礎作用,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實現「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的激勵相容,促進政府導向的粗放式發展向市場導向的集約式發展轉變。以GDP為綱的政績考核方式直接導致了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增長「錦標賽」,這種不顧效率和後果的粗放式發展雖然能帶來GDP,但嚴重損害了企業的盈利能力,加大了企業經營的風險。只有轉變政府職能,為市場健康運行保駕護航,才能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才能調動企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從而實現國民經濟集約式發展。

其次,放鬆管制引導資源流向。加快推動服務業改革,實現服務業與製造業融合發展。製造業與服務業之間的斷層同樣源自市場制度的扭曲,一方面,政府對出口和投資主導型增長的追求使資本被過度的引入製造業,造成過度投資(overinvestment)和錯誤投資(misinvestment),從而產生「潮湧現象」;另一方面,政府對金融、醫療和教育等服務業的管制阻礙了私人資本向這些投資不足領域的流動。因此,未來必須疏堵結合,引導資本向服務業轉移,一方面通過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製造業轉型升級,提高製造類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通過發展消費性服務業擴大內需,拓寬就業渠道。

再次,公平公正對待各種所有制形式的企業。重新定位國有企業,加快國企市場化改革,保障國有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的公平競爭,構建雙方新型競爭合作關係。過去三十年是對外開放,未來三十年要對內開放。一方面,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進國有企業的管理基金化、股權多元化、資產證券化,實現國有企業向公共企業方向的轉變;另一方面,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

最後,打破束縛人的自由和發展的藩籬。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為人們自由遷徙、安居樂業,創造公平的制度環境。打破特權,構建「上」「下」之間互動機制,避免階層固化,才能真正治本。比如,打破城市居民的特權,使城市和農村人口享受同樣的社會保障;打破政府官員的特權,清理以權謀私的「灰色收入」;創造公平就業環境,給「窮二代」、「農二代」實現「中國夢」插上「隱形的翅膀」。

歷史上,文官和農民兩層面包的融合靠的是科舉制度改革。時至今日,中國經濟社會的脫節已不只是文官和農民這麼簡單,真正的融合也不是某一項孤立的制度所能解決。只有通過多層次、全方位的改革,改組高層結構、整頓低層結構、重訂上下之間的聯繫,建立一套「扁平化」的市場經濟制度體系,才能使中國經濟真正實現由大到強的蛻變。

撰文/管清友(民生證券研究院副院長、高級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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