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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宁:中国运动鞋寻找下一个驱动力--《三联生活周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4077750100gvt2.html
 三联生活周刊:从在美国耐克老家创建设计中心,到签约伊辛巴 耶娃、巴朗·戴维斯这些一线体育明星,李宁这两年的品牌国际化显然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这些品牌投入需要持续的财务资源。我记得,去年我采访你的时候,你曾 经说财务资源不足是中国品牌推广的一个重要掣肘。现在,财务状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吗?

张志勇:现有的资本市场跟 我们的董事会其实还是给了管理层很大的空间。在中国的上市公司里,李宁公司的净利润率是很低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PE(市盈率),PE我们是最高的。 Netprofit(净利润)最低,但是投资者还是给我们最高的PE。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明其实中国公司的财务资源是不够用的。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大的投入?我们一定要想到中国今天的成长,是消费者给你的机会更大,还是你自己的能力更大。坦率说,是中国市场给的机会更大。

 

体育用品是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如果你每年的净利润回到10%以上,对股东来说是开心死了的一件事情,但 是中国基本上有很多公司达到20%,甚至比这还要高,这是机会给的,它并不完全是能力。而你将来一定要走到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中去,这个大的全球市 场中,你在产品创新、公司组织能力竞争,在人力方面,需要做很多持续的超前的投入。我们中国企业其实这方面投入少,所以净利润高,但往往出危机你就来不及 了,被竞争对手一下子打下去了,因为提前没有把资源放到那些方面做投入。

 

 

三联生活周刊:不可忽视的是,这些投入恰好是在全球经济危机的低谷时期,制鞋业又是备受冲击的制造业之一,我注意到一个消息,台湾地区裕元已经关闭了将近一半在大陆的鞋业加工厂。

 

张志勇:这也是我们下决心要做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产业驱动力发生根本的改变往往都是危机带来的。金融危机前后,中国体育用品成长的驱动力跟将来的驱动力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我 认为这个变化就在于中国过去主要是“分销”和“通路”驱动,不管是中国品牌,还是耐克、阿迪达斯,你只要开到店就有生意。你发现过去几年,哪个品牌不开大 量的店?全球品牌前6位在中国总共开了超过3.4万家店。去各个省会城市看看,很多地方都变成体育用品一条街,每个品牌都有五六个店,五六个品牌在那儿就 是几十家店铺。

但你发现,从去年下半年起发生转变了。有几个现象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是超大城市一线消费者购买体育用品最主流的通路——中国的百货商城,开始大量压缩体育区了。这说明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平效”的降低。“平 效”就是销售金额除以面积,每平方米产出多少,零售是最敏感的,当零售端发觉每平方米产出比不上其他产品时,自然要压缩这个,扩充其他“平效”更高的。第 二是一些全国性的大零售商和地区零售商开始关闭,从去年经济危机到现在已经关了很多了,因为每万人拥有的店数在“通路和渠道竞争”的几年里已经过度饱和 了。据我看,在浙江、江苏、广东这些省份,基本上不可能开店了,可能还得关一些店了。

 

 

三联生活周刊:那以你的观察,中国运动品牌下一个驱动力在哪儿?

张志勇:我想接着反过来举 个例子。不知道你注意没有,为什么中国品牌在二、三线城市能活,在超大一线城市活不下去?如果从价格维度切入看,最直接的是房租太高。租金成本太高,人工 成本太高,产出没那么高,自然就开不了零售店。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一直说,100平方米零售店,租给阿迪达斯是100万元,不可能因为租给你改为80 万元了,你把100平方米的店乘以100个SKU(库存量单位),你接着比什么?比谁价格高,价格不高你是活不下去的。这个价格的背后是什么?品牌竞争力 和产品竞争力。这是中国品牌活不下去的原因。

 

过去为什么说中国那么多品牌都如此快速地成长?没有其他奥秘,就是“分销”。原来消费者买不到,有店他就买了,多一个店就多一份生意。现在产品多了,店多了,我们就要在消费者选择和产品之间建立联系。耐克为什么要做篮球?阿迪达斯为什么要做足球?每个品牌都有自己领先的一个运动项目,这个定位清楚以后,体育品牌才能和消费者建立一个连接,这是根本原因。

因为驱动力的改变,回到品牌创新和产品创新上来,没有好的创意和设计,没有一流的全球性人才储备,是肯定做不下去的。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李宁要在美国创建设计中心,还要开设品牌形象店的原因?但我想,对中国鞋子来说,旧的驱动力并没有完全消失,城市化在让更多的农村和乡镇成为新城市,价格因素似乎还没到完全抛弃和忽视的时候。李宁的美国设计师们能考虑到这点吗?

李嘉铭:这不矛盾。Winchinabutbeinglobal,想赢得中国,你必须是一个国际化的组织。

我们设计中心的创意总监艾 伦是从耐克过来的,他在耐克有过多个销售出色的设计产品。我为什么选择艾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非常关注商业化的实现。我曾问过他一个问题,什么是检验一 个设计师的好标准?他的回答我印象深刻,他说,如果我给你1000块钱目标价格的鞋设计,很平庸的设计师都能设计出很好的来,因为可以使用各种好材料、好 工艺,有很多卖点。如果只许卖400块钱,通过一种简洁的线条、简单工艺,只在最关键处使用好材料,按照400块钱的目标价格设计出来,这才是好设计师。 这是我们公司以后应该招的设计师。

 

 

三联生活周刊:李宁为什么会把这个设计中心选在波特兰?贴身耐克是因为那里的人才储备吗?

张志勇:这只是一方面。我 们服装设计中心选在香港地区,鞋的设计中心在美国,为什么这样布局?我相信我们将来要走国际市场,无非是两个大方向。一个是做供应链匹配,香港地区无疑是 运动品牌供应链的衔接之地,另一个是做大市场,比如说全球市场前三位——美国,欧洲,日本。那为什么在美国?相对说,美国这个市场虽然竞争激烈,但是比欧 洲和日本还是要容易一点。因为它的“通路”相对容易一点,美国的零售商相对比较商业化,他们的模式是品牌商直接跟零售商进行交易。你到欧洲和日本就不一样 了,中间还有一个批发商,在日本打开市场还要讲关系,“关系”这个事情比商业化的难度高得多了。

另外,全球鞋业的产业集群 是很清楚的,主要就是三个地方:意大利,美国东海岸的波士顿和西海岸的波特兰。产业链集中在这几个地方,行业内新的材料、新的信息每天都会汇集到这里,它 们的优势是中国国内无法比拟的。最终选在波特兰,还有一个时差原因,波特兰和北京相差15个小时,这能为两地争取到4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时间,如果在美国东 部就不行了,完全黑白颠倒了。

 

 

三联生活周刊:《俄勒冈州人报》称“李宁把红旗插在了耐克的后院”,对李宁来说,需要适应水土吗?如何使两种文化在最终产品上达成一致?

张志勇:有一些法律上的麻 烦很具体,但需要我们去面对,比如外籍员工的保险,这类东西跟中国很多都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文化,你需要给他,还是不需要给他,并没有对错之说, 而是涉及公司海外机构的定位。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基础的,因为别人都会看,你到底是怎么做这个事情的,你的手法是什么样的。

李嘉铭:刚开始确实有一些 问题。具体从设计上说,在我们最新的选样会上,零售商会有这样的反映,这批产品很好,但是不像李宁的。它们的确是出自我们这些来自耐克、匡威的设计师之 手。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允许这个情况出现,但最终挑战是怎么把这批国外设计师带来的全新东西和过去20年中国品牌积累下来的东西整合在一起。我们已经 开始尝试,比如波特兰和北京设计师的“轮训”,李宁目前有10个左右设计师在美国,48个设计师在中国,这些设计师一年分4批,每批去对方工作地点体验一 个完整的设计季。今年我们刚刚完成一轮中国设计师来美国,从明年开始,会让美国设计师去中国做一个设计季。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了解,贴身耐克,李宁能学到些什么?

李嘉铭:李宁公司从耐克能 学到的更多是流程上的,而不是设计本身。当然,回到鞋的专业,耐克做得最好的是材料运用,这在设计师中是有共识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外销体系的材料供应 商和内销体系的材料供应商是不一样的。很多非常高端的好的材料供应商是不能够供应给内销体系的,要向耐克学习,去挖掘这些材料供应商。

另外,我们来GIC以后,发现国内设计师在色彩运用上还是有缺陷的,我们现在已经在美国设计师指导下,开始更新色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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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瑞:研发营销双轮驱动

http://www.p5w.net/newfortune/fmgs/201010/t3242760.htm

  有别于华润医药的并购路线,民企恒瑞医药的成长路径是典型的内生式增长。一方面,恒瑞侧重研发,视研发为立命之本;另一方面,强调营销的重要 性,打造了专业化营销体系。凭借研发与营销双轮驱动的商业模式,恒瑞医药创造了10年10倍的增长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讲,恒瑞的成长路径与辉瑞几分神似。 不过,恒瑞从成立到现在,走的主要是仿制药技术路线,这虽然是现实条件下的最优选择,但从国际经验看,要真正做大做强,还需专利药的支撑。因此,恒瑞的成 长之路,也许才刚刚开始。

   自1990年以来,在孙飘扬的带领下,由昔日灌装红药水的苏北小药厂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抗肿瘤药 研究和生产基地。2000年上市以来,到2009年的9年间,其营收收入由48471万元上升至302896万元,净利润由6527万元增加至66573 万元,复合增长率分别为22.6%和29.4%。
恒瑞的成长脉络非常清晰:初期主营仿制药,依赖成本、营销优势打下基础;中期领先同行一步,加大研发力度,渐向创仿企业转型;未来将以仿制药国际化为切入口,向创新药转型。
从战略层面看,恒瑞能在竞争激烈的仿制药行业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其抓住了医药行业发展的真谛:研发和营销。在国内药企研发投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恒瑞在 选择大品种用药市场为仿制方向的基础上,通过长期高力度的投入,构建了丰富的产品群,打造出众多重磅药物;同时,通过营销体系建设,对用药单位(医院)进 行了有效覆盖,极大地促进了处方药的销售。正是研发与营销双轮驱动、互为支撑的商业模式,托起了恒瑞的成长。
 左手研发,不断推出重磅药物
选定大品种用药市场为主攻方向
   十几年来,恒瑞医药持续做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即选择了大品种用药作为公司产品的主攻方向。年报显示,恒瑞目前的主营业务是化学仿制药的生产和销 售,包括抗肿瘤药、抗感染药、手术用药(麻醉镇痛药)等,其中抗肿瘤药是公司的核心业务,贡献了大部分收入和利润(图1)。


这一产品结构,与时下国内用药结构高度相关。公开资料显示,在化学药各系统用药份额统计 中,全身用抗感染药物一直以较明显的优势雄居榜首,其次是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药物,两者占比超过四成,市场容量巨大(图2)。尽管抗感染药物市场更为庞 大,但由于技术门槛较低、竞争激烈,以致盈利水平相对低下,而抗肿瘤药物市场则由于技术门槛更高,呈现出竞争更少、盈利更高的状况。


事实上,恒瑞医药的主营业务在历史上几经变动,不仅在用药品种间调整,同时经历了一个从初 期的低附加值产品逐渐升级到现在以高毛利率抗肿瘤药为主的过程(图3)。年报显示,2000年底,恒瑞综合毛利率53.23%,净利率13.52%,此后 一路上扬,2009年底达到惊人的82.71%和22.89%。同时,公司2001年ROE仅11.45%,2009年底达到28.61%(表1)。

  构建丰富产品群,培育重磅药
  研发是医药企业的生命 线,国外医药巨头的经验无不表明,研发是构建持续增长和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但由于研发投入大、周期长且结果不确定的风险,国内医药企业往往在研发方面投入 不足,以致中国尚无真正医药巨头可言。从新药的研究与开发来看,开发一种新药,一般耗时10年左右,在西方发达国家耗资约需10-15亿美元,中国至少也 要2-5亿元,但中国实际投入仅1000-2000万元。新药研制投入严重不足,直接导致新药的创新研制能力及制剂水平低下,创新药物很少。目前,中国生 产的化学药品97%都是仿制药。
恒瑞医药注重研发投入,走上从仿制到创仿再到创新的技术升级路径。这可从孙飘扬新官上任伊始说起。1990 年,恒瑞医药还只是一个账面利润仅8万元的作坊式小厂,产品单一、老化,步履维艰,时年32岁的孙飘扬临危受命,针对企业产品技术含量小、附加值低的现 状,以开发新药为突破口,成立医药研究所,并在产品结构上做文章。1991-1996年,恒瑞开发了二十几个新产品,其中5个被评为国家级重点产品,一些 原料药也打入了欧美市场,1996年销售收入突破亿元大关。
自此,恒瑞对研发愈加重视。为解决高级研发人才缺失这一中国制药企业普遍的生存 “软肋”,恒瑞医药先后在连云港、上海和美国建立三大研究中心,目前拥有研究人员300余名,其中150余名博士、硕士及海归人士(表2)。目前,恒瑞的 研究中心已被评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重大新药创制”孵化器基地,并建立了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2009年,恒瑞医药被国家科技部、国资委确定为第 三批创新型试点企业。


不仅如此,恒瑞医药更是利用外脑,先后与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研究所、药物研究所、中国药科大学等联合创建5家创新实验室;与4位院士、20多位教授、博士“牵手”开发新药;近年来还与上海医科院、北京医工所、天津药研所等十几家科研机构签定了开发协议。
另外,恒瑞还与一些国外的中小型制药公司进行优势互补型的技术合作。在新药仿创中,国际一些中型公司技术先进,只是碍于动物实验等费用昂贵,加上缺乏高层次化学人才而不能进行深度研发,恒瑞却有着这方面的人才集群和实验便利。
财报数据显示,自2006年以来,恒瑞研发费用大幅增长,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一直在8%以上,2008年公司全部研发经费的投入达到了2亿元,占销售收入 的8.4%,2009年进一步达到9.2%,不仅比国内平均水平高出4个百分点,而且接近了国际中型制药企业的水准(表3)。


十几年致力于创新药研究,使得恒瑞跻身国内研发实力一流的药企。截至目前,恒瑞医药在抗肿瘤、抗生素、心血管、免疫药物等领域的创新上形成了梯队化的成果,合成了几千个新化合物,申请了40多项发明专利,其中5项世界专利。
“研发一个、成功一个”的研发能力,还帮助恒瑞医药构建了丰富的产品群,并培育出一大批重磅药物(表4),孙飘扬也被业界戏称为“福将”。


研发能力也直接影响到产品的竞争力。目前,恒瑞的  抗肿瘤用药国内市场份额第一,麻醉用药市场份额第二。抗肿瘤药具有较高的行业壁垒,市场集中度较高,根据16个重点城市样本医院的用药数据,前十大抗肿瘤 药企业占据了超过50%的市场份额,其中恒瑞医药以11.43%的份额位居榜首,成为国内唯一有能力和外企抗衡的企业。
恒瑞的经验证明,在中国制药业的竞争中,谁能占领研发的制高点,率先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谁就能掌握市场主导权。恒瑞医药突出重围的发展轨迹,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化学制药的希望。

  右手营销,构建强大的营销体系
  营销能力是评判药企竞争力的又一要素。国内仿制药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恒瑞的产品虽然具备一定优势,但能占据国内抗肿瘤药市场的头把交椅,强大的销售网络功不可没。
恒瑞销售策略的核心是“进口替代”,开发和国外制药公司几乎同质的产品,然后以价格优势抢占市场份额。恒瑞医药2000人左右的专业化销售队伍,将市场营销与学术推广、信息化建设有机结合,将公司肿瘤药物与麻醉药物成功推至细分领域龙头地位。
恒瑞的营销具有三大特色。首先是学术营销。当下,学术营销渐成医药市场营销热点。所谓学术营销,就是以处方药产品特性和临床价值为核心,提炼富有竞争力 的产品卖点,通过多渠道与目标受众(医生为主)沟通,实现客户价值最大化(提高处方水平,优化治疗方案),最终实现产品推广销售和营造品牌忠诚的营销模 式。分析外国制药巨头成长史,莫不如是。
受创新产品的支持,恒瑞的学术营销开展得有声有色,经常与各地医药协会组织开办学术会议。仅2009 年,恒瑞医药围绕抗肿瘤药、高血压药物、造影剂、麻醉药等主题在全国开展了近百次学术活动。同时,在全国各地独家赞助多个健康论坛和医疗会议。恒瑞的学术 营销,既加强了公共关系平台建设,进一步塑造企业的良好形象,又推动了新产品的销售迅速上量。
其次产品分类营销,提高营销专业化程度。为了在 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主动权,恒瑞将销售分为三大块:江苏恒瑞医药销售有限公司、连云港新晨医药有限公司和连云港华晨医药有限公司,三个分公司分工明确, 销售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分别成为抗肿瘤药为主、手术用药以及OTC药品专业销售队伍(表5)。为了即将上市的新药,恒瑞也在筹建专利药销售团队。


再次是销售网络全面覆盖。目前恒瑞的销售网络遍及全国各地,主要大中城市设立的办事处达 80余个,共有170多个销售网点,构筑了以“重点城市为基础辐射周边,从中心城市渗透到县城”的销售网络。同时,恒瑞在国内医疗体系中人脉颇广,与全国 400多家三甲医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关系,公司的处方药销售不断放量,归功于对终端市场主要是医院市场的开拓。一个重要的佐证,是自上市以来,恒 瑞医药销售费用率呈逐年递增态势,由2000年的23.06%提升至2009年的44.42%(图4)。


高投入打造了营销的优势,也使得恒瑞的人均销售额在国内医药企业中排名居前。2009年恒瑞医药人均销售额为151.5万元,普遍高于其他处方药制造企业(表6)。

  未来空间取决于国际化与创新药转型
  恒瑞医药的产业升级路线中,研发与营销双轮驱动的商业模式发挥了巨大作用,帮助恒瑞成为国内化学药的标杆和抗肿瘤药的龙头。可以说,国内仿制药业务成就了恒瑞医药曾经的辉煌,但现在仿制药业态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国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严格。中国目前的专利法不保护1993年之前申请的专利,因此恒瑞能在赛洛菲-安万特的抗肿瘤药多西他赛和奥沙利铂全 球专利到期之前,合法仿制在国内销售,今后这种情况将不复存在,只能仿制国外到期的专利药,市场逐步走向规范化。另一方面,首仿已不再是“杀手锏”。过去 中国申报首仿的二类新药可以享受8年的行政保护期,一旦获批就是国内独家产品;现在二类新药只能获得更高的定价权,不再享受独家品种的优势,竞争更加激 烈。恒瑞以前依靠首仿打天下的模式,威力将会大大削弱,很难再现与外资一起独霸市场的局面。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参照国际医药市场各阶段竞争格局,恒瑞医药敲定了未来的战略方向:仿制药国际化(进入更为广阔的海外市场)和发展创新专利药(利用专利垄断提高市场份额)。
据全球领先的医药资讯提供商IMS的数据,全球仿制药市场容量超过2000亿美元,近十年来仿制药外包业务向亚洲等低成本地区转移的趋势明显,如印度南 星制药和瑞迪博士的快速崛起即是明证。但因多种原因,中国仿制药国际化的进程明显落后于印度,近五年才开始有公司开展这方面的业务,如海正药业和华海药 业,因此,仿制药国际化对国内企业而言市场容量巨大。同时,向创新型药企转型也是恒瑞的核心战略。目前,国内做创新专利药的时机已经成熟,不仅人才储备丰 富,更重要的是鼓励医药创新已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
发展创新专利药和进军海外仿制药市场,是恒瑞的战略方向,也是其未来能否持续增长的引擎。 事实上,恒瑞的这种产业升级和当年日本的武田制药(Takeda)的发展历程非常类似,在率先实现仿制药国际化和日本国内专利药上市之后,武田的创新药逐 步进入全球市场,成长为世界前十五位的大型制药公司(表7)。


事实上,恒瑞的创新药研发始于2000年,当年成立上海恒瑞,2006年建立美国恒瑞。目前,恒瑞创新药产品线已包括两个即将上市的国家一类新药—艾瑞昔布与卡曲沙星,在美做一期临床的抗糖尿病药物瑞格列汀等。
不过,发展创新专利药和进军海外仿制药市场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一方面,创新专利药存在较高风险。一个创新药从临床前研究到申请临床到Ⅰ、Ⅱ、Ⅲ期临 床,再到获批上市、正式上市是一项系统工程,可能会持续几年甚至十数年,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有可能前功尽废。目前国际医药巨头在创新专利药上正遭遇的困 境是最好的例证。
另一方面,面临专利诉讼风险。未来几年是世界专利药到期的高峰时期,仿制药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不过,更多的仿制药也必然带 来更多的知识产权纠纷,跨国公司必然会对仿制企业进行遏制。虽然恒瑞医药在与法国赛诺菲-安万特的诉讼中大获全胜,但诉讼事件仍给公司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而近期恒瑞又发生了“质量门”事件,可以说,恒瑞医药“成长的烦恼”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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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驱动土地升值 北京“拆迁富翁”批量造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2/623860.html

这里以前是个村,现在只剩不到30户。”小李(化名)坐在新买的轿车里,神采飞扬地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顺着小李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眼前一片瓦砾,只有少数几间平房矗立在瓦砾堆里,“我们村大概100多户,今年4月份大部分都搬走了,剩下不走的各有各的理由。”

小李是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七棵树村的普通村民。自从拆迁以后,小李一家感觉一下子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们村大概平均每户能补到300万元吧,有三 四家补到了1000多万,当然也有补偿少的。”小李掰着手指头算道,“我们家补的算普通的,三口人能回购两套100多平方米的房,买这辆车十几万,还能剩 100多万吧,反正够花了。”和买豪华车四处炫耀的村民相比,小李的做法比较低调,买辆普通车在周边小区拉“黑活”。

不断攀升的房价和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北京周边的村落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造富神话。2009年北京大望京村拆迁,让大望京村一年新增了600多辆小汽车。随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孙河、崔各庄、豆各庄、东坝、三间房、将台乡……也轮番全面展开了拆迁腾退工作。

根据政府原定计划,2010年朝阳区将完成土地储备区域和定向安置房所在地块的房屋拆迁腾退工作,以及10余万农民的转居转工。

批量制造的“新中产”?

东坝某村的阿萍(化名)依旧还在给别人当保姆,但细算起来,阿萍已经可以算是“千万富翁”了。

由于家里宅基地的面积比较大,阿萍一家分到了600多万拆迁款,两个儿子年满18岁,按照当地的拆迁腾退标准,45岁村民可回购267平方米住 房,18岁以上不满45岁村民可回购167平方米住房。“50平方米以内回购价每平方米4500元,50平方米以上回购价每平方米8000元。”阿萍全家 可回购三套超过100平方米的房子。

而目前位于同区域的商品房奥林匹克花园均价卖到每平方米27000元左右,首开常青藤已经均价卖到28000元/平方米左右。据估算,阿萍回购的房 子转眼间就能升值到每平方米20000元左右。一次拆迁,让原本依靠给人当保姆糊口的阿萍转瞬富了起来,仅房子估价和剩余补偿款就身家超千万。

阿萍的另一个同乡选择了另一种“不要回迁房、纯经济补偿”的方式,按拆迁面积每平方米1.2万元补偿,两个大院子最后拿到了补偿款930万元。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要房子。回购的房子分三种户型,一居50多平方米,二居70多平方米,三居100多平方米。现在家家三四套房子,多的五六套房 子。”当地腾退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补偿款来说,每户由于宅基地面积不同和家庭人口状况不同,补偿款从100万到数百万不等,一半以上的村民拿到 的大概是200万~500万补偿款。”

东坝地区位于北京东部五环外区域,属于城乡接合部。由于北京CBD概念热炒,位于CBD延长线的东坝房价也水涨船高。多年前,这里的村民就早已经告 别了种植、养殖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村民都以盖房收租为生,被冠以 “瓦片经济”村。现在,村子没了,村民却在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

在距离东坝不远的姚家园汽车城,近期买车的大部分都是东坝村民。买车的档次也高低不一,从几万元的吉利到近百万元的英菲尼迪。据说也有人买了奔驰、宝马。按照村民们的说法,好车的标准是30多万的广州本田,高配。稍差也得是十五六万的车。

融入城市的速度和隐忧

事实上,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的大兴区、通州区等地,几年来已经诞生了不少“拆迁富翁”。

作为北京市两个城乡一体化试点村之一的朝阳区大望京村,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已完成全村1692户村民拆迁腾退协议的签订,以及25万多平方米房屋的拆除。政府为此付出了43亿元的安置款,主要用于征地补偿、腾退村民补偿安置和农民转工转居。

另外,北京丰台区金融办介绍说,今年他们启动了八个北京重点村城市化工程,拆迁资金200多亿。

快速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当然也带来了不少隐忧。最主要的是“转工转居”后的村民生活来源问题。

“虽然村民目前分配的金额不少,但由于习惯了以前靠收租生活的村民,以后要想办法自谋出路。村民上楼后水电费、物业费各项开销,再加上村民不会理 财,‘坐吃山空’最后将成为最大的问题。”一位腾退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也有不少村民一拿到大笔补偿金额就随意挥霍,造成了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

农民转为居民后,社会保障和收入来源一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实际问题和难点。大望京村在拆迁腾退后,征地补偿返回村集体经济,同时取得规划绿地的养护 权,并给大望京村5万平方米底商实物补偿,组织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让产权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发展村级股份制经济,保障村集体组织成员长期得实惠。”

由于不少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还在试验阶段,因此,每个乡和地区的补偿办法都不尽相同。“一乡一策”在拆迁腾退的过程中十分普遍,大部分《腾退办法》都由当地乡人民政府自行编纂。

并非所有的村民都接受产权变股权的模式,东坝地区也有不少村子提出了所谓的“分家底”方式:将村里的公有财产和集体土地,得到政府补偿后,按照人头数现金分配。“按照这种方式,转居后村民还能拿到几万元的家底钱。”上述腾退办公室工作人员解释。

将成最大片人口密集区

“这里未来的规划主要是打造一个大型居住区,面积将超过望京和回龙观。”相关知情人士透露。

作为在199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就确立的北京十大边缘居住集团,东坝边缘集团是其中最晚被开发的一个。根据东坝边缘集团控制性规划,其范围 包括东坝乡全部,平房乡的平房村、石各庄村,将台乡的北岗子村,金盏乡的北马房村。规划建设用地范围控制在五环路以东、亮马河北路和东坝路以南、金盏东路 以西、姚家园路以北的区域内。

在北京市规划委的网站上有大量关于东坝地区项目建设的信息,大多由北京首开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泰地产等国企开发,还有一些企业有些陌生。据有关媒体报道,东坝90%以上的项目开发商为北京市国有房地产企业或国企控股的房地产公司。

此外,在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即将入市”地块目录显示,未来即将入市的地块中,东坝边缘集团南区超过51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项目是其中最大的一宗地。

作为北京最后一处边缘居住集团,东坝除了原有的“保障房”使命,还有新的任务。东坝商务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跃荣曾公开表示,建成后的东坝北区将集高端商业娱乐、总部商务办公和国际交流服务功能于一体,并依托机场吸引知名航空公司总部和服务机构在此设办事处。

“村民的土地经过‘七通一平’后,将归入北京土地储备中心,最后将公开挂牌招投标,拿地的将是各大上市和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看来,村民的补偿款也许很高,但在整个土地的利益链条中,村民获得的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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閃存驅動器的新生

http://magazine.cyzone.cn/articles/201207/2617.html

文|Jodi Helmer

在愛荷華州立大學就讀時,道格·斯汀斯查(Doug Stienstra)想送給女朋友一個可愛的閃存驅動器作為生日禮物,但他很快就發現找到這樣一份禮物的難度超乎想像。他在實體商場及互聯網上苦苦搜尋, 最終失落地發現,那些稍稍別緻點兒的閃存驅動器缺乏讓人怦然心動的誘惑力,價格還虛高。因此他決定自己動手,從玩具店購買了一個毛絨絨的手指型玩偶後,將 它與一個標準的USB驅動器粘合到一起。這個禮物讓人愛不釋手。

現年23歲的斯汀斯查回憶道:「她的朋友都非常喜歡這款閃存驅動器,紛紛央求我也為她們做一個。我知道機會來了。」

2010年,他利用校園企業家搖籃BELL機構,創建了一家企業,銷售手型毛絨閃存驅動器,該公司現在被他命名為Flash Pals(最初的名字為「數據寶貝」)。這些驅動器以各種各樣的動物為造型,斯汀斯查將銷售所得的部分收入捐助給野生動物保護機構。這不僅從一個方面反映 出了他對野生動物的鍾愛,也表露了他成為企業公民的願景:「能夠基於我的愛好和追求,構建商業模式,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生意最初是怎樣的?

創業起 步階段,斯汀斯查憑藉出色的商業計劃書以及上門推銷的成果,贏得了一筆2500美元的現金獎勵。在註冊商標、通用產品條形碼及構建網站後,他用剩餘的錢生 產出了640個產品。斯汀斯查不僅通過自身官方網站,還在eBay以及愛荷華的一些禮品商場和書店出售產品,每個售價20美元。

最開始他在自己的房間用膠水粘合玩偶和閃存驅動器,完成產品生產。「通常我需要好幾個小時才能夠組裝好一個產品。但當我對產品進行市場測試時,發現它真的很受歡迎。所以我就堅持下來了。」

如何得到資本青睞的?

去年春天,斯汀斯查大學畢業。他搬遷至德克薩斯州的藝術之城奧斯汀,在奧斯汀社區學院(ACC)的一個小型企業課堂接受培訓,並從中尋求資金,以擴大自己的企業。去年年底,借助首批啟動資金生產的產品幾乎售賣一空。不經意間已經成為創業者的斯汀斯查,此時意識到自己必須轉變商業模式,才能為企業贏得穩定的發展空間。

ACC管理學教授、企業家斯科特·戈耶特(Scott Goyette)為其提供了一筆5000美元的資金。斯汀斯查開始從中國市場採購原材料(產品的生產依然在美國完成),這讓其能夠以較少的資金生產出更多 的產品。他仍然在網絡平台及本地商場銷售閃存驅動器(現在的售價為每個29.95美元),並且著手擴展銷售渠道,與國際性的零售商洽談供銷合同。

戈耶特評價道:「當我第一次見到他的商業計劃書並且獲悉銷售數據後,我就知道道格在幹一件有前途的事情。這個創意及其簡約的設計擁有十分顯著的市場前景。」

未來有何打算?

斯汀斯查已經從自己的目標人群中見證了這一前景,十多歲到二十多歲的女性群體很喜歡這一產品,但他希望拓展更廣泛的客戶群。他正在考慮做出一個品牌化的閃存驅動器,印上各個學校的吉祥物,或者將產品打造成募捐用品,供應給動物園或非盈利性的野生動物保護機構。譯|文岳


閃存 驅動器 驅動 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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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業績早知道的幾點個人經驗 數據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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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參加雪球公開課 跟中能興業 趙總學習了上市公司業績早知道的幾種方法,受益頗多,還看到了@天天靜心課 [哈哈]。 藉著趙總總結的方法,也談一下我的幾個小經驗:
  1、從上市公司報表公佈的時間不同獲得業績,這點我有所體會比較深的有2點,一個是港股和A股,比如中國建築和中海外發展(00688)以及中國建築國際 (03311),一般來說香港公司會比中國建築母公司先公佈,中海外和中建國際正好分別代表了中國建築的房地產業績的大部分和建築業績的小部分,管中窺 豹,可以大致看出中國建築的業績情況。
    另外一個就是重組股,由於重組需要的時間很長,一般1年以上,很多重組股在這段時間的業績變化很大,如何獲得最新的業績情況,很多時候可以從上市公司的報 表中看到,比如11年的st光華(恆逸石化),重組時候公佈了一個業績,但1年過去後,PTA價格發生很大變化,正好這個時候榮盛石化上市了,由於恆逸石 化和榮盛石化互為持股,因此從榮盛石化的業績可以基本推算出恆逸石化的業績,按照當時榮盛石化的估值,st光華低估嚴重,後來也漲了1倍多。
   目前還有一個重組股就是st力陽(廈門宏發),目前還沒有重組成功,但距離發佈重組聲明已經1年了,公司最新業績如何? 這點就可以看$建發股份(SH600153)$的年報和半年報,裡面有很明確的廈門宏發的淨利潤情況。
2、趙總說,公司董事長有的時候會大嘴說出一些消息,但董事長相對來說,訓練有素,加上上市公司的規定,一般不會亂說。 上市公司網站一般也不會提前披露一些信息,個人有個小經驗:
  一是看集團公司和上市公司下面子公司的網站。 一般來說,在年中或者年底的時候,集團公司,尤其是國企,會披露一些集團公司的發展情況,以及重點子公司的年度業績完成情況,比如在總結大會上表揚上市公 司業績完成好,超額完成百分之多少等等,舉兩個網站新興際華集團,中材集團等。
  二是在微博等社交網絡上關注上市公司的一些管理者或者公司內部的人,從高管在平時的留言中發現一些上市公司年終業績的情況,比如某高管激勵下屬說今年業績做的好,獎金肯定少不了等等。

3、 我在昨天課堂上和大家一起討論的,看一些行業網站,行業網站很多時候會提前說一下行業的盈利情況和納稅的增減情況。

4、找產品相近的公司,例如浙江醫藥和新和成,考慮兩者在成本和毛利率的差異,以及長短單的情況,基本可以推算出另外一家公司的業績。

拋磚引玉,幾點小經驗,供大家參考。
上市 公司 業績 知道 的幾 幾點 個人 經驗 數據 驅動力 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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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實戰十八年 練就領導企業的能耐 和泰蘇純興 用微革命驅動六十年老店

2013-01-14  TWM
 
 

 

過去兩年,和泰汽車總經理蘇純興交出漂亮的接班成績單,市占率創新高、穩坐市占第一名。這一役,他不僅為自己打拚,更肩負長輩交付的使命。到底他如何帶領一家六十年歷史的老企業,再創巔峰?他的致勝之道為何?

撰文‧許瓊文

根據交通部數據所資料統計,二○一二年台灣汽車市場新登錄的總輛數約為三十六萬多輛,比去年小幅衰退三.三%,在各家車廠普遍小幅衰退情況下,代理銷售豐田(TOYOTA)、凌志(LEXUS)、日野(HINO)汽車的和泰汽車卻逆勢成長,市占率回到三三.八%,創下○五年來的新高,更連續第十一年穩坐市占第一,創下每股盈餘十三元的佳績。

從數字看來,和泰汽車總經理蘇純興接班上任兩年來,可以說是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但是,競爭對手、自家的經銷商也都瞪大眼睛,在看他要如何帶領這家六十年的老企業,不但持續保持市占第一,還要不斷進步。

保持第一 換血提升戰力蘇純興接手父親蘇燕輝立下的基業,看似幸運,卻也伴隨更大的壓力。對這位四十七歲的年輕總經理來說,不僅要維持市占第一的地位不墜,更要帶領上千人的集團,往下一個階段邁進。

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的蘇純興,經過十八年從基層做起的實戰經驗,擁有完整的學經歷,他現在要把過去累積的所學,透過內部的「微革命」,重新體現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以及重新定義「第一」。

在進入蘇純興辦公室採訪前,他在聽取外派日本受訓的員工進行述職報告。這是和泰一直以來培育人才的方式之一,蘇純興早年也接受過這樣的訓練;如今,他的身分已經不同以往了。

蘇純興走到辦公室門口迎接記者,他中氣十足、笑容爽朗,帶點美式口音的語氣,與原本期待「中規中矩」的日系企業氛圍不同,感受得到這位年輕的總經理,正在從自身做起,帶領整個企業更加年輕、有活力。

和泰在○九年底,為使人事年輕化,進行過一次年資的全面結算,同時也減輕企業的財務包袱;蘇純興上任後,任命五位副總、協理級的本部長,年紀皆在五十歲上下,讓一級主管的平均年紀大幅下降了至少八歲。

但是,這些都只是量變而已,才比蘇純興大一歲的管理本部長謝富來說,「現在要進行的是『質變』。」進行質變 引進美式作風所謂的「質變」,從蘇純興身上就可以看到。在他接任後的兩年,尾牙活動顛覆了以往邀請藝人演唱的戲碼,反而是由總經理帶領所有高階主管,變裝埃及豔后、超人等造形出場亮相,成為年度尾牙的最高潮。

蘇純興哈哈大笑地說,「他們叫我扮什麼,我就扮什麼,大家開心就好。」充分展現出他親和力的一面,公司任何活動、大小事,只要他時間允許,幾乎不會拒絕。

不只如此,蘇純興希望能夠調和日系企業過去重視位階、長幼的企業氛圍,他會直接稱呼謝富來的英文名字(Fred),也希望大家能效法美商企業,直呼他的英文名字(Justin),而非「總經理」的稱謂。

為拉近高階主管與基層員工的距離,蘇純興上任後,一定會與新進員工進行面談,而且很充分地告知員工,公司正在推動事務背後的原因,「我不是要帶他們喊口號而已。」他說。

其實,接手一家第一名的企業,大可以承襲過去的作法,保守穩健就好。但是,對蘇純興而言,並不是要大刀闊斧地全面改革,而是選擇一種從細微調整、潛移默化的「微改革」模式。

蘇純興上任二年以來,一點也不輕鬆,和泰面臨金融風暴後的緩復甦,且又遇上全球召回的危機事件。他自己形容就像是當紅的清宮連續劇「步步驚心」一樣,「好像每兩、三個月就會有一個狀況發生,最近的勞退問題也會直接對車市產生影響。」回歸根本 精簡績效指標面對多變的外在環境,蘇純興的第一步,就是從「回歸基本」開始。他說,過去和泰總是不斷地追求業績,在與經銷商的互動上,多半是以業績作為衡量標準。現在,他要把數十年前所制定的績效標準,重新調整更新。

看似口號式的說法,蘇純興卻付諸實踐。因此,他重新檢視經銷商的KPI(績效指標管理),發現許多規定已經不符合現在的時空背景,卻仍在沿用,使得經銷商為了滿足這六十多項績效指標,徒具形式,結果完全沒有達到效果。

舉例來說,過去為了要求第一線業務做到售後服務,在交車後的三十天內,提醒客戶回原廠做定期保養。但是,有些車主可能忙碌,或許三十天內的駕駛公里數也還未達保養的標準,沒辦法準時回廠。

業務員為了要追上回廠定期保養的比率,會用各種方式達標,造成車輛未真正達到保養標準就回廠保養;或是因為不斷打擾客戶,造成客訴,甚至有客人懷疑是不是車子有問題,業務員才會不斷要求把車子送回原廠,反而失去原本美意。

蘇純興與業務員討論後,將這個指標放寬到三十天前後,甚至到六十天內皆可。如此一來,不但業務員不必為了回廠定期保養的業績數字煩惱,也更能貼近客戶的需求,給予適當的服務。

重新檢視績效指標的作法,看似與經銷商站在對立端,負責豐田汽車北區銷售的北都汽車總經理許志寬觀察,「一開始蘇總的作法,會讓我們以為要制衡經銷商。」但事實上和泰是與經銷商成為夥伴關係,而非上下游的品牌商與銷售業務端的關係。

除了重新制定經銷商的績效指標,蘇純興上任後對內部做了一個大工程,就是投入「員工滿意度大調查」,並且列為與業績同等重要的指標。

「我們過去都不斷在數字上追求第一,但是沒有想過我們的員工是不快樂。」蘇純興看到了追求業績背後的隱憂。

整合標語 省成本、求效率蘇純興發現,在調查中,員工的身心狀態「覺得累」的比率偏高,且不只是中高階主管,連基層員工也都如此。「過去比較Top Down(由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不太會去注意這個部分;現在時代不一樣,要用比較平行的態度對待員工。」他強調。

因此,從人力的配置做調整,包括經銷商的後勤行政單位,要給予第一線銷售人員更多支持;增加電話客服人員的員額,並提供全員健康檢查的員工福利等。

蘇純興從問題的根本去詮釋檢討,即使無法立竿見影,也持之以恆地推動。

蘇純興經過長達十八年基層實戰的磨練,才正式接班。過去在各個部門輪調、歷練,成為他今日領導全公司的能耐。

追求創新的同時,蘇純興仍不忘講求效率、降低成本。例如一輛車上原本有將近二十至三十張警告標語,而和泰代理的十多輛不同車款,每年至少印十二萬張不同款式的標語。

在和泰服務超過二十八年的國都汽車總經理劉源森透露,蘇純興上任後,整合所有不同車款新車上的警告標語貼紙。

蘇純興將警告標語及操作說明全部整編,只需適用各種車種的一至三種款式,每年至少可以節省九百多萬元新台幣的印刷費用。

「像操作說明,經銷商必須負擔部分印刷費,但和泰把省下的費用回饋給經銷商,大家都滿意。」劉源森說。

因為誠實面對,需要勇氣,有勇氣才能改變。蘇純興不斷地提到「誠實」面對,透露出這個接班人,越是成功也越謙卑的態度,以及誠懇地調整企業內部缺失,進行緩慢的變革調整。而事實證明,蘇純興正帶領和泰走在康莊大道上。

蘇純興

出生:1966年

現職:和泰汽車總經理

經歷:國瑞副總經理、和泰財務部經理、和泰LEXUS部協理、和泰資深副總經理學歷: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碩士成績:上任兩年,帶領和泰股價歷史新高,2012年EPS超過13元

和泰汽車

成立時間:1955年5月資本額:5,461,791,840元主要業務:代理豐田、凌志、日野汽車近3年獲利:2010年獲利32.78億元,EPS6元;2011年獲利48.54億元,EPS8.89元;2012年獲利65.86億元,EPS12.06元

基層 實戰 十八 八年 練就 領導 企業 能耐 和泰 泰蘇 蘇純 純興 用微 革命 驅動 六十 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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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億長城與百億江淮 數據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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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城汽車無疑是目前國內最成功的的自主汽車品牌,公司瞄準市場需求空間大的細分領域,通過聚焦皮卡、SUV 和轎車三大品類,不斷推出明星車型,完善經銷網絡,已經成為皮卡和SUV兩個細分領域成為國內銷量第一。公司股票從08年開始也是一路長牛,市值增長超過50倍,目前按照A/H股票市值來算已經超過千億。

將江淮汽車與長城汽車放在一起比較,初看起來似乎不是很適合,長城汽車的主要利潤來源是乘用車,尤其是SUV,而江淮汽車主要的營收與利潤均來自商用車中,其中輕卡與MPV是盈利的主要來源。長城汽車最近5年的毛利率和淨利潤一直較高,淨利潤保持快速增長,而江淮汽車毛利率與淨利率較低,淨利潤波動較大。但從另外一方面來看,兩者又具有相當可比性與相似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1、                自主品牌的代表企業,政策支持和市場爆發的明顯受益者。

發展自主品牌汽車是中國汽車產業的核心目標,只有掌握了自主知識產權的品牌,才能獲得產業的高附加值,擁有可持續發展的行業未來。發展壯大中國自主知識產權的汽車品牌是中國汽車行業發展的戰略目標,更是中國製造業和產業升級的目標。目前發展壯大自主品牌已經成為政府、產業和民間百姓的共識,從最近的一系列動向來看,未來進一步出台更多的扶持政策是確定性事件,長城和江淮都是明顯受益的企業。同時隨著多年的學習和實踐,自主品牌的技術、品牌影響力、經銷商網絡等均得到了明顯的提升,而二、三、四線城市需求的爆發也為自主品牌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

2、                商用車領域的競爭優勢明顯。

兩者均是從商用車起家,逐步擴展到乘用車。長城汽車已經很好的完成了這種轉變,而江淮正處在轉變的拐點。長城汽車從皮卡起家,連續14年保持國內銷量第一。江淮的輕卡與瑞風MPV以優異的性價比在國內銷量領先,輕卡市場份額逐步提升,同時通過提升輕卡高端車型的比例和瑞風二代和暢提升商用車的盈利能力。

3、                出口市場有力的競爭者。

長城汽車與江淮汽車是自主品牌出口的代表企業,兩者全面佈局出口市場,產品出口多個國家,從整車出口到國外建廠,長城與江淮都走在國內企業的前列,雖然江淮最近兩年面臨國外增加關稅帶來銷量的下降,但通過公司不斷完善的市場佈局,從長遠來看,其出口市場的前景依然非常廣闊。

4、                以優異的性價比切入乘用車市場

長城汽車通過精準的市場定位與優異的性價比已經成為細分領域的龍頭,其明星車型C30、H6、M4的旺銷不斷提升單車的盈利能力與淨利潤。江淮的乘用車雖然走了一些彎路,但從12年開始逐步走向正軌,目前正處在盈利的拐點。其A級車和悅月均銷量已經接近1萬輛,瑞風S5的推出切入了乘用車銷量增速最快的10萬元左右的SUV市場。同時通過聚焦和悅和瑞風兩大品牌,不斷推出新車型來增強兩大細分領域的競爭力。

5、                面臨下游需求的快速增長與上游原材料的大幅走低。

在乘用車領域,SUV憑藉其造型、空間、廣泛的適用場合等優勢逐漸取得了消費者的認可,銷量增速遠超轎車。目前在乘用車銷量中佔比已經接近15%,結合中國消費者的購車愛好與我國幅員遼闊的現狀,SUV的佔比依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間。長城汽車在12年通過其明星車型H6旺銷,極大的提升了品牌影響力與淨利潤,僅H6單車貢獻的淨利潤超過10億元。江淮瑞風S5的推出雖然不具備H6的市場時機以及長城的品牌影響力,很難複製H6的成功。但憑藉其更加時尚的外形、優異動力系統、豐富電子配置以及較高的性價比,依然會成為快速增長市場的有力競爭者。同時目前上游的鋼材、橡膠、改性塑料等原材料由於產能過剩,價格相比12年大幅走低,能夠有效的提升汽車公司的毛利率,結合江淮極低市銷率,對淨利潤的改善將非常明顯。

6、                持續投入核心部件的研發、不斷推出高端車型。

從兩企業的最近幾年投入來看,均為汽車整車及核心零部件研發,主要包括乘用車系列平台產品研發、自動變速器、 發動機等研發以及新能源汽車研發。目的是掌握汽車產業的核心技術,保證公司新產品的不斷推出,持續滿足消費者需求。同時兩企業響應國家號召,持續投入汽車節能、環保、安全的關鍵技術,並獲得了政府在政策、採購和資金的大力支持。

在高端車型方面,長城汽車不斷強化SUV領域的競爭優勢,推出定位高端市場的城市型SUV哈弗H8,基於全新混動技術平台設計的全路況SUV哈弗H7;採用全新的外觀和內飾設計城市運動風格哈弗H6運動版。搭載4D20B 渦輪增壓發動機的高端皮卡風駿6。

江淮汽車的高端化包括MPV領域瑞風和暢,定位高端城市物流運輸的高端輕卡帥鈴。帥鈴採用德國博世電控高壓共軌、低噪聲齒輪等多項先進技術,同時納威司達合作生產發動機也會進一步提升帥鈴的競爭力。在多功能商用車領域,江淮推出了對標歐洲先進產品、面向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同時開發星銳系列。其主要面嚮應用日益廣泛的改造車與城市物流用車。在乘用車領域,瑞風S5的推出將會進一步提升乘用車的單車價格與盈利能力。和悅系列後續推出的小型SUV和悅S3也會增強江淮在小型SUV領域的競爭力。

綜合來看,長城汽車通過精準的定位、優秀的產品質量與成本控制,在SUV市場快速增長的時期實現了銷量的快速增長,盈利飛速增長的市場奇蹟。其在SUV領域的市場競爭力依然在不斷增強,但千億的股票市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未來良好的發展前景,未來的發展一方面要密切國內和國際市場變化情況,同時需要觀察公司核心競爭力的提升狀況。江淮汽車正處長商用車市場優勢的逐漸提升,乘用車盈利拐點的階段,通過逐步提升商用車的盈利能力,依託乘用車明星車型有效打開低端SUV的市場,以及其超低市銷率,江淮汽車盈利能力具有很強的爆發力。後續需要密切觀察國內商用車的市場變化以及公司的瑞風、和悅兩大產品線的銷量情況來觀察公司的利潤變化情況。
千億 長城 與百 百億 江淮 數據 驅動力 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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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微:憤怒,是我創業初始的驅動力

http://www.yicai.com/news/2013/05/2710422.html

以下為土豆網創始人王微在新加坡國立大學innovFest 2013主題演講實錄(中文版),英文版見此

非常感謝大家。我通常是不太情願在學校組織的這種活動上發言的,特別是這麼優秀的大學,因為我以前喜歡逃課而不是上課。我擔心會給你們樹立一個不好的榜樣。

幾天前我剛過四十週歲生日。當我很小的時候,我常常會想到老人,比如說18歲以上的人,他們的生活該是多麼了無生趣,暮氣沉沉。然而,我18歲之後每次過生日都會非常驚喜地發現,憂態還不錯,生活竟然還是磨礪與樂趣兼具。就在幾天前,我還看到了新浪微博上一條消息稱:聯合國剛剛將任何未滿44歲的人定義為「青年」。我鬆了一口氣。我還是個青年——官方的,聯合國都這麼說了!當然,或許這又是一個微博上流傳的讓人信以為真的故事,但在40歲時能重生為青年,感覺還是很不錯的。

所以,我今天不是以老人的身份來到這裡,而是以青年人面對青年人的方式,和大家分享幾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是關於憤怒。

我的父親出生在獨立前的新加坡。我的祖父在20世紀初來到這片土地安家。家裡傳說,我的祖父當時在殖民署警察部隊工作,是那裡唯一的中國官員,而他的副業是從老家偷渡人口。你可以說是人口賊賣,但應該算是有益的那種吧。在他三十來歲的時候,就突然毫無徵兆地去世了。此後在戰爭期間,為了逃避日本人,我的祖母帶著全家人回到了福州的老村子。在逃亡的路上,她失去了所有的財產,並且被迫把兩個孩子送了人。其實她也並沒有真正從日本人那裡逃脫,而後來又被困在中國一直到她去世,在動盪的年份裡飽經人世滄桑。在我的記憶中,祖母雖然上了年紀,但她依然美麗、聰穎——以及充滿深深的憤怒。

父親在大陸長大。他幹得很不錯,成為了一個受人尊敬的醫生。然而在我小時候,我記得他同樣擁有深深的憤怒,主要源於錯失的機會,失去的自由。他的夢想是去環遊世界,探索群山,在科羅拉多河游泳。而現實生活中,他唯一一次難忘的游泳卻是為了逃避紅衛兵的追趕而游過了一條河。現在的他己近八十,行走不便,當他終於看到了科羅拉多河時,也不能再游。

所以,這種憤怒的情感存在於我幼時的意識裡,並伴隨著我的成長。如果你認識那時的我,你或許看不出來,那麼小的一個孩子還能如此充滿憤怒。那時的我對學校憤怒,對教育憤怒,對一切相關的東西部充滿反感和仇恨。這種感情推動了我很多年:離開中國,到達美國。離開美國,到達法國。離開法國,再回到中國。嘗試,失賊,再去嘗試。

即便如此,我還是幸運的。我擁有了父親不曾有過的探索機會,而我祖父在我這個歲數,就已經去世多年了。

對我來說,憤怒沒有使我成為籠子裡的團獸,不斷地撓心,而是成為了不懈的推動力。成立土豆也是源於憤怒,因為才華的無法施展而憤怒。優秀的作品無法讓更多人看到,太多人沉溺於那些讓大腦麻木的電視節目。創新,努力創業,克服一個個無法避免的障礙,跌倒,爬起來,接著前行,接著主導,這些對於任何人來說這些都是困難的。憤怒,給了我初始的驅動力並旦支持著我在創辦土豆的最初幾年裡奮進。

對於聽眾裡的一些未來的創業家,我希望你們和我一樣,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原動力。我也希望你們的原動力是一種相對更為積極但依然行之有效的情緒。

第二個我想和你們分享的故事是關於時機。

有時我會被問到這樣的問題:創業的最佳時機是什麼?在學校?畢業後?工作幾年後?工作很多年後?市場上升的時候?蕭條的時候?技術非常早的時候?很早?有些早?或差不多正好早?

在05年初期我開始做土豆的時候,按照大多數標準衡量,時機是比較差的。我們是第一家,是在YouTube之前,所以沒有可比較的美國先例。那時中國的網絡產業還在消化泡沫年間產生的余量,幾乎沒有這方面的新風險投資。中國經濟正處黃金五年,所以錢和人才都在傳統產業中打拚,要設法找到志趣相投的人才非常難。因此在一段時間內,土豆並沒有一個幸運的開端。我們設法融到了50萬美元,而放棄了公司30%的股權。當時我覺得還不錯。

隨後,互聯網產業開始迅速蓬勃起來。2005年年底的時候,風險投資開始重回網絡行業,一開始涓涓細流,但迅速變成了濤濤江水。僅僅在我們第一輪融資6個月之後,土豆的估值翻了20倍,而且在此之後不斷地增加。寬帶的拓張使得視頻瀏覽迅速變為了重要的網上活動。用戶數量差不多以每月5到10倍的速度增長。現在看來,在早一些的時間成立土豆,時機還是不錯的,我們能夠先期積累品牌和觀眾,並從新的局面中受益。

接著,不可避免地,情況又出現了反覆。金融危機,網絡視頻監管加強,中國互聯網股票的繁榮和蕭條。一會兒說時機好,一會兒說時機壞。一會兒說時機非常好,一會兒又說對不起,時機很不好。時機這個詞被像雜技演員一樣扔來扔去。

其實,對於一個年輕的創業企業來說,並沒有所謂的好時機或壞時機。上萬的經濟學家每天辛苦地分析那些大的趨勢和小的波動。上百萬的股票交易者都期盼著能在合適的時機買進或拋出股票或者指數基金。就像一個好菜塢大佬曾說的:「沒有人知道任何事情。」時間,就像上帝一樣,以一種神秘的方式運行。時機無法預測。

如果你得了這種病:因為某個想法而整夜無法入眠,吃飯的時候會錯把餐叉放進杯子而非盤子裡,像只激動的鸚鵡一樣對願意聽你想法的人喋喋不休,抑或是你己守護一個秘密太久,無法再隱瞞。那麼,這就是最佳時機。

時機由你的內心決定。

這就是我要分享的兩個故事。

20年前的我還年輕,內心充滿憤怒,也就是所謂的「憤青」。現在我沒有那麼憤怒了,並且無論我或者聯合國怎麼一廂情願,事實是我己不再年輕。孔子曾說過:「四十不惑。」或許吧。

其實我更喜歡關於孔子的另一個名言。當孔子讓他的弟子說出個人的夢想時,他最喜歡曾點的回答:「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我不覺得這句話有什麼高深的哲理。只是作為一位長者,孔子欣賞曾點身上所具有的年輕和恬淡。

大概6周前,我又開始了一項新的事業:一個動畫電影公司。我們的計劃是製作出高質量的動畫電影,主要的受眾是家庭,尤其是華人世界的家庭。建立新的東西,完成它,甚至最終讓它消逝,然後重新再來,這就是保持年輕活力的方式,長久以來一貫如此。

所以,對於你們中間那些即將踏上漫漫征程的創造者,我祝願你們能夠擁有長久的年輕和活力。謝謝。

王微 憤怒 是我 創業 初始 驅動力 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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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雙輪”驅動變速

2013-11-11  NCW
 
 

 

在多邊和區域雙邊“雙輪驅動”的中國貿易戰略中,區域雙邊的“輪子”明顯

加快轉速

◎ 本刊記者 于海榮 文yuhairong.blog.caixin.com 將于本月舉行的中歐領導人峰會,中歐雙方爭取正式宣佈啓動中歐投資協定(BIT)談判,此項共識在10月24日第四次中歐經貿高層對話上達成。同樣在10月下旬,第十輪中美雙邊投資協定談判在美國華盛頓舉行,這是雙方採用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方式的首輪實質性談判。

目前,對國際經貿問題,中國官方的公開表態仍將多邊視為主渠道,但近期一系列舉動都顯示,在多邊和區域雙邊“ 雙輪驅動”的戰略中,區域雙邊的“輪子”明顯加快了轉速。

此前(9月30日), 中國政府正式宣佈參加有23個世貿組織(WTO)成員參與的服務貿易協定(TISA)談判。

自9月以來,包括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內的多位高層官員屢次強調,要打造中國- 東盟自貿區升級版。

對外經貿大學WTO 研究院副院長屠新泉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在多邊貿易體系進展緩慢的同時,中國政府開始力推雙邊、區域貿易安排,除了順應區域合作升溫這一國際趨勢,也有再度以開放促改革的考量。

政府重新認識到對外開放的重要性、緊迫性固然值得肯定。屠新泉稱,樂見一切開放的成果, 但考慮到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和實際情況,區域、雙邊合作的推進要有章法。他說,應該先從周邊,如中國- 東盟自貿區、中日韓自貿區等入手,不宜急於參與一些並未達到要求的貿易安排。

順國際趨勢改變策略

中國此前的開放以融入多邊貿易體系為主,標誌性事件是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由此產生的開放紅利,帶動了中國本世紀前十年的高速增長。

世易時移,2008年以來,多邊貿易體系遭遇巨大挑戰。多哈回合談判舉步維艱,幾度中止,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轉向區域、雙邊合作。

根據WTO 的統計, 截至2000年,向其通報的自由貿易協定(FTA)有86 個,2007年達到159個,今年1月,這一數字飆升至546個,其中354個已實施。

3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加了20個以上FTA,歐盟、墨西哥、智利、韓國、印度簽訂的FTA 涉及80個以上國家或地區。

亞洲開發銀行的統計也大致相似:亞洲地區的自貿協定從2002年的70個,增加到2013年1月的257個。相比而言,中國在這方面的進展並不快。截至目前,中國已簽署12個貿易協定,正在談判的有7個。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5月發佈的《新形勢下對外開放的戰略布局》測算稱,2011年美國、歐盟、韓國、墨西哥與其自由貿易協定伙伴的貿易額占比分別為37%、27%、35% 和73%,而中國這一比例為24%,剔除港澳台地區後僅為11%,與中國當前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完全不相符。

中國國際貿易學會中美歐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何偉文對財新記者稱,對中國而言,在堅持多邊體系是主渠道的同時,也得順應大趨勢。

何偉文分析認為,現行多邊貿易規則是烏拉圭回合達成的,距今已近20 年。在這期間,生產全球化、貿易全球化、金融全球化、投資全球化迅猛發展,迫切需要建立新的國際經濟規則。由於多哈回合進展緩慢,新規則的制定平台已經轉向了區域和雙邊貿易安排。

參與區域、雙邊合作符合中國發展的需要。何偉文稱,從外部看,發達國家紛紛轉向區域貿易談判,中國如果不積極參與,不僅會失去參與新規則制定的機會,而且區域、雙邊貿易安排減少了參與方之間的壁壘,對未參與方會有貿易轉移,造成福利損失;從內部看,中國正在醞釀中的新一輪改革也需要開放來倒逼,“ 過去的經驗是開放後國內規則也要相應修改”。

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中國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任巴里· 諾頓(Barry Naughton)也對財新記者表示,近期包括上海自貿區建設在內的一系列政策顯示,李克強相信,新的國際政策能夠幫助推動國內改革,他向國內的經濟參與者釋放出了一個信號,即中國將不得不面對來自外部的、不可控的變革壓力,不能只是抗拒改革,而是要順應改革趨勢。

區域、雙邊加速

今年以來,中國對區域、雙邊合作的態度明顯積極起來。中國先後與瑞士、冰島簽署自貿協定;中日韓自貿區、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係(RCEP) 已正式展開談判;中韓自貿區結束模式談判,將進 入出價和要價談判階段;9月30日中國政府正式宣佈參加服務貿易協定談判;中國與東盟關於打造中國- 東盟自由貿易區升級版的討論也熱度不減。

諸多進展中,最具信號意義的當屬中美雙邊投資協定步入實質階段,以及即將啓動的中歐投資協定談判。

7月初結束的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中,中國同意與美國進行投資協定的實質性談判。雙方同意,該投資協定將對包括准入環節的投資各個階段提供國民待遇,並以“ 負面清單”模式為談判基礎。這不僅意味著中國將繼續堅持對外開放,同時也會推動國內的外資管理體制、金融體制、司法體制行政審批制度等多方面改革。

10月21日至25日,第十輪中美投資協定談判,也是進入實質性談判後舉行的首輪談判,在美國華盛頓舉行。此前九輪談判初步討論了核心議題和雙方各自關注問題,以及對範本條款作出技術性澄清。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今年上半年,中國實際使用美資(不含美國通過自由港對華投資)金額16.0億美元,同比增長21.5% ;截至2013年6月底,美對華實際投入717.9億美元。同期中國企業在美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的流量和存量分別達到21.8億美元和115.9億美元,流量同比增速高達290%。

公開信息顯示,目前雙方的分歧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市場准入,即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問題;二是公平競爭問題,主要涉及中國國有企業及競爭中性問題;三是權益保障,主要涉及金融服務、稅收以及補償標準等問題。

即將啓動的中歐雙邊投資協定談判,是《里斯本條約》將外國直接投資(FDI)劃歸歐盟管轄後,歐盟第一次獨立的投資協定談判,將統一現存26個歐盟成員與中國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

歐盟委員會貿易委員德古赫特(De Gucht)表示,歐方希望以負面清單和准入前國民待遇原則基礎,與中國談判。

歐盟是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但雙方投資量並不大。歐盟對外直接投資中,僅有2.1% 流向中國,中國對歐盟的投資也僅為歐盟FDI 的2.2%。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今年以來,中國對歐 投資增幅達到108.1%,僅次于美國。

歐盟希望,通過談判減少在華投資障礙從而增進雙邊投資;完善歐盟在華投資保護以及中國在歐投資保護;提高歐盟在華投資者待遇的法律確定性;改善歐盟對華投資的市場准入,解決強制合資企業等重要問題。

另一值得關注的信號,中國對TPP 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9月的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表示,像TPP、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定)等,中國都是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這是中國領導人首次在國際會議上正面提及TPP。

10月剛結束對北京訪問的美國駐亞太經合組織(APEC)資深官員王曉岷(Robert Wang), 近期對財新記者稱,中國對TPP 態度發生轉變,盡管沒有官員稱中國要加入TPP,但也沒再聽到類似一年前那種“TPP 是圍堵中國的政策”的負面說法。

何偉文也稱,中國過去對TPP 是有對立情緒的,現在則是一種包容的態度,目前國內的兩種主流意見,一是認為對TPP 要觀察、研究和交流;另一種則認為中國應該儘快加入。

爭議路徑選擇

中國應積極參與區域和雙邊經貿合作,已經成為共識,但在實現路徑上,研究者的觀點並不一致,主要分歧點在於,中國是否應該儘快加入TPP。

TPP 最早由新加坡、新西蘭、智利、文萊發起,2008年美國加入後成為主導,旨在打造“ 下一代貿易協定”。目前已有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12個成員,近期美國官員多次表態稱,預計談判將在今年結束。

與傳統的貿易協定主要集中在關稅 和非關稅壁壘等邊境上開放不同,TPP 更多地集中在邊境內,除了市場准入,還在勞工標準、環境保護、政府採購、國有企業競爭中性、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提出較高要求。

支持中國儘快加入TPP 的一方認為,TPP 代表了未來國際經濟新規則的發展方向,如果在新規則的制定過程中缺席,未來中國將再次陷入被動接受的境地,代價慘重。盡管中國目前可能與TPP 的要求有較大差距,但這正是中國未來改革的方向,可以將參加TPP 談 判作為提升自身實力、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過程。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金中夏主持的課題組,對TPP 成員和中國在不同議題上的態度賦值評分,認為中國參與TPP 談判的機會和空間是存在的。

從總體打分賦值來看,越南和馬來西亞在整體難度方面要大於中國或與中國相近,“中國應儘快提出加入TPP 談判”。

其研究認為,中國“ 最難接受”可能為農產品市場准入中的“ 大米”、知識產權領域的“ 互聯網自由與執行”以及環境與勞動條款中的“ 勞工標準”三個議題。在這些議題上,中國與其他國家形成意見同盟的可能性較高,比如日本在“ 大米”領域,越南、文萊、馬來西亞等國在“ 互聯網自由與執行”和“ 勞工標準”等議題的談判上都存在很大困難。

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陳炳才也撰文稱, 由於TPP 的高標準,不僅中國不能完全適應,越南、馬來西亞也未必能適應,日本的農業也不能完全適應。因此,TPP 最終還是要在適應中提高。中國要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TPP,推動國內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只有參與其中,才能爭取談判的話語權和規則制定權。

屠新泉並不贊同這一觀點。“ 中國現在很難加入TPP。” 他稱,TPP 談 判接近尾聲,現在加入已經來不及,另外,TPP 的很多要求並非開放問題,而是涉及國內改革,中國差距較大,需要時間趕上。“ 對外開放的推進要有章法,應該先從東盟、中日韓自貿區這些周邊國家入手”。

何偉文也認為,中國參與區域、雙邊一體化,應以產業鏈為基礎。目前亞洲、北美、歐洲全球三大產業鏈中,亞洲產業鏈的分工60% 以上集中在內部,對北美的依賴度只有9%。中國的對外貿易中,亞洲占據四成左右的份額,高于歐美市場30% 左右的比重,“ 中國的區域、雙邊合作應從周邊做起”。

暫時不加入TPP 並不意味著對其不關注。“ 無論是打造中國- 東盟自貿區升級版, 推進RCEP, 還是國內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都要認真研究TPP、TTIP,瞭解其動向,吸收其中符合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需要的前瞻性做法”。

近期上海自貿區和中美雙邊投資協 定談判中採用的准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方式,即與TPP 一致,被視為國際投資規則發展的新趨勢。

目前亞太地區多種貿易協定同時推進。何偉文認為,由於中國與東盟、日韓的貿易額是美國與東盟、日韓貿易額的兩倍以上,且增速也高出不少,相對美國,中國的吸引力更高,如果能將周邊的貿易協定做好,未來亞洲貿易協定的整合中,TPP 和RCEP 應該是平等的,可以交流、合作、整合、共贏。

本刊特派紐約記者陳沁對此文亦有貢獻


經貿 雙輪 驅動 變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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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連載】跟德魯克學營銷07:需求驅動型創新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3/1127/56648.html

i黑馬導讀】作為一個營銷人員,如果你渴望像凱澤,甚至是愛因斯坦那樣在創新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就,那麼請你遵循德魯克的建議吧。需求驅動型創新必須包含縝密的分析、系統的方法以及艱苦的努力。遵守這些規則,很多營銷人員都取得了非凡的業績。

需求驅動型創新是指為實現預定目標而有目的地開展工作。有的時候你需要一個解決方案,而這個方案經常涉及到創新,即涉及到一些新的、不同的事物,無論是產品創新還是某個流程的創新,都是如此。創新目標源自現實需要,這個現實需要可能是為瞭解決一個困難,為了滿足市場上的某個客戶需求,也可能為了應付一個難題等等。德魯克把創新目標分為5類:

1.實現營銷目標所需要的新產品或新服務。

2.因技術發展導致現有產品或服務被淘汰而不得不開發的新產品或新服務。

3.為實現營銷目標,或因為預料到未來的技術發展,而對產品進行的局部改進。

4.為了實現營銷目標而在原有流程的基礎上做出的改進,或者開啟的新流程。

5.其他配套業務所需的創新和改進。

創新實踐

要實現創新目標,需要有一套系統性的工作方案。德魯克將這個工作方案稱為創新實踐,並認為這個方案必須包含縝密的分析、系統的方法以及艱苦的努力。此外,他還寫到,正如其他領域的工作方案一樣,只有堅定不移地執行,才能讓紙面上的方案落到實處,才能在創新方面做得非常優秀。這種艱苦的努力與系統的方法一樣,都是至關重要的,比才能、智慧和知識重要得多。

系統性創新的多個方法

德魯克認為,雖然創新必須以系統性的方式完成,但具體操作起來,有很多不同的方法。英語中有一句老話是「Thereismorethanonewaytoskinacat」,從字面意思來看,是「剝貓皮的方法不止一種」,換言之,此路不通,自有他法,任何事情都不是只有一個解決之道。根據歷史學家的觀點,一開始,可能是用狗作為比喻對象的,但在犬類愛好者看來很有冒犯性,後來改成了貓,也有可能是用鯰魚作為比喻對象。無論比喻對象是什麼,這句話所表達的核心意思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要進行系統性的創新,有很多有效的方法可以用。具體情況不同,最佳的方法也不同。有一個很有趣的插曲。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問德魯克:「你是否有能力用創新的方法解決問題?」德魯克回答說能否成功解決一個問題,不在於你對該行業瞭解多少,而在於你的無知。無知者無畏,無畏者敢於創新。為了證明這一點,德魯克講了下面這個故事。

哈得孫河上的幽靈船隊

許多年前,我還在西點軍校唸書的時候,哈得孫河上漂浮著一排排封存不用的貨船,數量足有數百艘之多。每艘船看上去都一模一樣,長度大約400——500英呎,明顯都是廢棄了的,遠遠望去,這些貨船宛如沉睡的巨人一般。有人告訴我,這些船叫「自由輪」(LibertyShip),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應付緊急之需而建造的。德魯克為了闡述自己的觀點,就講了一個關於這些貨船的故事。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英國運送成千上萬噸物資的大批商船被德國潛艇擊沉,一時間導致大西洋運輸系統陷入癱瘓。英國人迫切需要保障物資與軍火供應,以便維持民眾生計以及支撐對德戰爭。為了彌補折損的商船,英國人採取的一個應對措施就是設計了一批造價相對低廉的新型貨船。這些貨船是基本款的,只設計了簡單的儲藏、運輸功能,壽命只有5年,幾乎沒人認為這些船能持續到戰爭結束。此外,這些貨船航速緩慢,船體龐大,效率低下。然而,這種貨船的一個最重要的優點就是,與之前的貨船相比,它所需要的建造時間大大縮短,從開建到完工,只需要8個月左右就行。這種船的設計本身就代表著一個非常重大的創新,但德魯克想要談的是其他方面的創新。

當時,要造船,需要有熟練的技工,即便這種大大簡化的船隻也不例外。當時,英國舉國捲入了對德戰爭,根本不具備製造貨船所需的人力、船廠和生產設備。因此,英國人便把目光轉向了美國人,美國當時還沒有參戰,希望由美國製造這種新型貨船。不幸的是,美國在建造商業船隻方面的歷史並不算悠久,在之前的10年裡,美國只建造了兩艘遠洋貨船。但英國的需求是如此之迫切,雖然美國的歷史成就並不顯眼也無所謂了。英國人希望美國在英國的幫助下用一年時間把船造出來。由於當時大部分發達國家要麼都處在戰爭狀態,要麼位於敵人陣營,英國人似乎沒有其他選擇。

因為需求迫切,所以當他們在美國搜尋潛在的生產廠家時,自然不會將搜尋範圍侷限於專業的造船廠。他們聯絡的眾多實業家中,有一個人是很有合作希望的,這個人就是亨利·凱澤(HenryKaiser)。凱澤對造船所知甚少,對如何建造貨船更是一無所知,但他非常出名的一點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強。他仔細檢查了英國的設計方案,然後就開始著手了。他的成功與其說得益於英國人的幫助和技術,還不如說得益於他自己的無知。

因為他沒有任何熟練的造船工人可用,凱澤便自己思索如何做。他提出了一套獨特的美國式解決方案。他重新設計了裝配流程,採用預製組件,這樣一來工人就不必費心費力地去弄清楚細枝末節的技術問題了。此外,他引進了美國的裝配線技術。英國人知道,考慮到精密度的要求高,必須採用特製機器來精準地切割金屬。但凱澤不知道這一點,況且他也沒有什麼專業的特製機器可用。結果,他再次完成了一項重大創新。他告訴手下的工人用氧炔焊炬切割金屬。這樣一來,相較於傳統的英國方法,成本就低了許多,速度也更快了。因為無知,凱澤後來又完成了一項重大創新:用銲接替代鉚接,這樣也降低了成本,加快了速度。每艘船的建造時間不到一年,後來甚至不到8個月,到最後,凱澤按照自己的方案去建造,居然只用了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完成了。這可不是打字錯誤!這個從來沒有造過船的美國人居然只用一個月左右的時間就根據英國人的設計方案把船造好了!最後他把造船時間縮短到了幾週,而且為了提高宣傳效果,他只用了四天半的時間就造了一艘自由輪。

哦,瞧瞧這些美國人多麼瘋狂啊!

凱澤因為對造船技術一無所知,所以敢於大膽創新,最終在大幅縮短所需時間的前提下建造了將近1500艘自由輪,而且建造成本是外國造船廠之前造價的1/4。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創新啊!美國其他造船廠立即採用了他的方法建造這些船隻。有趣的是,雖然在建造這些貨船時沒打算讓它們能持久使用,但有很多船隻仍然在使用。至少在1975年德魯克講這個故事的時候有很多還在使用中。

德魯克還強調指出他和亨利·凱澤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凱澤對建造商船一無所知,但憑藉著自己的無知無畏進行了大膽創新,而不是依靠自己積累的有關這個行業的知識。德魯克也經常研究一些他不熟悉的情形,在這些情形中,德魯克幾乎沒有任何背景知識。但正因為沒有背景知識,德魯克才敢於大膽創新,總是能獨闢蹊徑地提出一些令人大受啟發的問題,這些問題總是能啟發客戶制訂出有效的方案,把問題解決掉,所以,那些向德魯克諮詢過的人經常對此感到很詫異。

當然,德魯克還認識到成功的創新之路上並非只有一個戰略。雖然要創新必須有一套系統性的方法,但德魯克知道創新方法不具有普適性,創新者在面臨新情形時,必須把這個情形仔細研究一遍。在造船過程中,凱澤有意無意地運用了一些德魯克所說的系統方法。接下來,讓我們看一下。

左腦型解決方案

多年以來,在軍事系統中,參謀人員一直都在學習運用左腦思維。這種思維方式不僅極其有利於整理、分析複雜問題,進而制訂出具有創新性和邏輯性的解決方案,而且非常有利於說服他人相信創新方案的可行性。曾經,我只知道這種思維方式是一所軍事學院在19世紀發現的,但後來我發現哈佛大學也採用、教授這種思維方式,而且除了軍事領域之外,其他一些領域,比如律師、醫護等領域的人在面臨複雜的問題時,也採用一種非常相似的思維方式去分析問題,進而得出符合邏輯的結論。

左腦思維包括界定問題、蒐集與當前問題相關的情景因素、制訂多個潛在的解決方案(暫時不管這個方案是否具有創新性)、分析各種潛在方案的優缺點、根據分析結果制訂最佳的創新方案或解決方案,最終敲定採取哪種創新方案或解決方案。多年以來,我一直使用這個方法解決業務難題——在我遇見德魯克之前就已經在用了。這種思維方式明顯符合德魯克的思維方式以及他有時無意識地推薦的系統性方法。我之所以說「無意識地推薦」,是因為德魯克認為把問題想清楚、研究透,比任何一個方法都要好。結合前文提到的「自由輪」的例子,我們可以更加清楚他的思想如何幫助人們找到非常有效的方法。接下來就是這樣的案例分析。

界定問題

你只有知道問題是什麼,才能解決問題。這句話不是德魯克提出的,而是我提出來的,我們在第11章研究德魯克的戰略觀時會再次提到這句話。通過這句話,我想強調的是要運用左腦思維制訂問題的解決方案,首先你必須明確問題是什麼。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想清楚這個問題,你就解決了要努力達成什麼目標的問題。德魯克認為凱澤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在面臨諸多限制的情況下建造英國人設計的貨船。

分析與研究

凱澤面臨的問題直接涉及到諸多相關因素,即所謂的情景因素(situationalfactor)。因此,他必須蒐集他所需要的一切信息。凱澤要知道他缺少什麼、擁有什麼資源以及可以利用什麼資源。凱澤對此進行了研究,做了詳細分析,最終決定把亨利·福特的裝配線引入造船過程中。

備選的行動方案

在這個階段,凱澤必須制訂多個備選的行動方案。一個選擇就是想出一套新策略。也許他可以在世界範圍內的中立國尋找造船專家,並給他們提供很高的薪酬。也許他還可以設計出新的金屬切割機器,然後利用他自己的方式快速把這種切割機器製造出來。大概也是這個時候,亞洲專家也面臨著一個難題:修建長達717英里的緬甸公路。這條公路蜿蜒於崇山峻嶺。為了修建這條公路,亞洲人採取的解決方案完全不同於凱澤採取的美國式方案,因為亞洲20萬勞工採取每週7天、每天24小時的輪班工作方式。請注意,這個方法雖然在修建緬甸公路的問題上行得通,但在美國斷然是行不通的,因為美國找不到那麼多的勞工。不同的情況有不同的利弊因素,進而會導致不同的行動方案。

所有的方案都是兼有利弊。凱澤的方案並非萬無一失,也涉及到很大風險。在建造第一艘貨船之前,他已經投入了數百萬美元。他採用的很多方法之前都沒有人採用過,而且可以說很多方法的創新性真的很大。據報導,由於新的裝配工需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培訓才能完成在高空的鋼絲上完成裝配任務,凱澤最後索性僱用了一批芭蕾舞演員完成這項任務。

分析、結論和決策

在分析過程中,創新者要比較各個方案之間的優點與缺點。有些方案几乎沒有什麼缺點,但也沒有什麼大的優點。無論什麼情況,創新者都需要仔細想清楚問題,並記錄下自己的想法。這樣一來,在向他人解釋最終決定的時候,也會增加說服力。

我相信凱澤肯定也曾經向他的經理們、工人們以及董事會解釋行動方案。他肯定把一切細節解釋得清清楚楚,最終得出一個讓大家信服的結論,即雖然他的方案存在風險,但要建造英國人設計出來的貨船,他的方案是最有效的。

右腦型解決方案

右腦型解決方案是指在對問題一無所知的前提下提出諸多新穎的假設,往往也能有效地解決問題,也具有一定的系統性。但與左腦型解決方案那種結構非常明顯、邏輯性很強的特徵不同的是,右腦型解決方案沒有有意識的、具有順序性和邏輯性的步驟,一切都在自發狀態下形成。善於運用右腦型解決方案的人被稱為右腦型天才,其中最有名的一個便是美國發明家愛迪生。要知道,他只上過3個月的小學,幾乎沒有受過多少正規的教育,但他發明了電燈泡、有聲電影、留聲機等眾多「高科技」產品。他至少坐擁1093項美國專利以及多項外國專利。根據他的助手介紹,愛迪生的右腦型解決方案是進入一個黑暗的房間,在那裡坐著,有時候一坐就是幾個小時,直到想出一些眉目才出來。在房間裡,他可以放飛自己卓越的想像力,這種方法幾乎從來沒有失敗過。

乘上光束旅行

另外一個運用右腦型解決方案非常成功的人就是相對論的提出者愛因斯坦。人們可能會認為要提出像相對論這樣非常複雜的理論肯定需要數十位身著白大褂的科學家在黑板上進行成千上萬次演算,或者利用複雜的計算機程序開展了大量高精尖的工作,或者在實驗室進行了大量實驗之後才能提出來,即便當時愛因斯坦能接觸到今天的技術,科學家也要利用計算機做大量的工作。但愛因斯坦解釋說,他在提出相對論這個理念的過程中,只是閉上眼睛,想像自己坐上了光束,把自己設想成一名和光波同行的觀測者,想像光波的形狀。一年夏天,愛因斯坦還在小山上做起了白日夢,他夢見自己乘著光束,到達了遙遠的宇宙極端。這次旅行讓愛因斯坦覺得宇宙應該是呈曲線狀的,從而進一步得出論斷:先前的「設想」存在不合理性,空間可能本來就是彎曲的,從而誕生了相對論和近代物理學。

怪夢與創新

做夢也能讓人們產生靈感,促使人們制訂出有效的右腦型解決方案。19世紀40年代,艾利司·哈維(EliasHowe)對縫紉機一無所知,也不知道先人們已經為發明效率高於人工的縫紉機苦苦奮鬥了100多年。事實上,哈維當時才20多歲,但他很痴迷於用機器來替代人工完成重複性的工作,希望能加快工作進度。不知由於什麼原因,他開始對如何使用機器做縫紉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心想如果可以同時從兩頭用線,那麼縫紉速度就會加快許多。問題是,標準的針都是從針尾部把線穿入,這種針只適合手工操作,而不能用到機器上。他在這個問題上苦苦掙紮了好久之後,有一天夜裡做了一個奇怪的夢,第二天早上仍然記得夢的內容。在夢中,他身處一個荒島,被一群食人魚追趕,這些魚的武器是一種看上去奇形怪狀的矛。每根矛都被系在一根繩子上,但不是像捕鯨用的叉子那樣系在叉子的桿上,而是系在了矛頭上的一個孔裡。當哈維第二天早上醒來之後,他忽然有了靈感,並根據夢中的情景發明了彎嘴針,解決了關於縫紉機針的難題。這樣一來,在他的縫紉機中,使用彎嘴針穿住一根線,用滑梭帶著另外一根線來迴環繞,這就是現在我們所說的雙線連鎖縫紉法。很快,這個創新就永遠地改變了傳統縫紉法。

系統性創新的可為與不可為

無論是用左腦思維,還是用右腦思維,系統性創新都是有一些規則的。德魯克提出了5件「可為」之事和3件「不可為」之事。5件「可為」之事如下:

1.先著眼於自己享有哪些機遇,而不是面臨哪些障礙。

2.多看、多問、多聽。無論你使用左腦思維,還是用右腦思維,都不僅要看數據,還要多請教。多問問題,多傾聽別人的想法。

3.堅持簡單化原則。你的創新應該每次只解決一個問題。不然事情就會亂作一團。

4.從小處著手,而不是大處。思考一下如何利用好少量的資金、人力和有限的市場。

5.瞄準領軍地位。誰也無法預測你的創新將來是流於平庸還是能征服世界。但如果你從一開始就沒瞄準領軍地位,你的創新也不可能有什麼大的成就。

現在,我們來看看德魯克所說的3件「不可為」之事。

1.不要自作聰明。德魯克的意思是,要儘量把事情簡化,不要耍小聰明。現在的一些所謂高科技東西上面的使用說明往往寫得錯綜複雜,每當我勞神費力地「破解」這些說明時,都會想起德魯克的這句話。要知道,德魯克提倡的是「簡單化」原則。

2.不要一次就想做出太多創新。在建造「自由輪」的過程中,亨利·凱澤的確完成了很多創新,但每一次他都是針對某個具體的問題進行創新的,而沒有企圖通過一項創新就解決所有難題。

3.不要試圖為瞭解決未來的問題而創新,要為解決當下的問題而創新。最終會取得什麼樣的效果,會有多少優點都是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能見分曉,但至少你的創新從一開始就要對解決現實問題有一定的意義。

作為一個營銷人員,如果你渴望像凱澤,甚至是愛因斯坦那樣在創新方面取得非凡的成就,那麼請你遵循德魯克的建議吧。需求驅動型創新必須包含縝密的分析、系統的方法以及艱苦的努力。遵守這些規則,很多營銷人員都取得了非凡的業績。這是需求驅動型創新。然而,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的那樣,還有一類以能力為基礎的創新,叫供給驅動型創新,同樣包含縝密的分析、系統的方法以及艱苦的努力,而且這種創新也能幫助創新者在營銷領域取得巨大的成就。

書摘 連載 德魯克 德魯 營銷 07 需求 驅動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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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連載】跟德魯克學營銷08:供給驅動型創新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3/1128/56670.html

i黑馬】導讀德魯克認為創新就是設計並開發某種尚不為人所知、尚不存在的新事物,是從經濟角度對現有的、已知的元素進行的新的配置。因此,與不善於創新的人相比,創新者有一個重大特點,即能夠從系統性的角度去審視在別人看來是互不相關的、孤立的元素。

「二戰」期間,世界上的橡膠主要源自西南太平洋地區,而當時這一地區正處在日本的控制之下。為瞭解決這個窘境,美國便迫不及待地探索如何製造合成橡膠或橡膠替代品。1943年,通用電氣公司工程師詹姆斯·賴特(JamesWright)正打算通過把硼酸和硅油混合起來製造一種新型的合成橡膠,結果卻在無意之間製造出了一種前所未見的新產品。這個新產品具有一些非常奇特的屬性。如果你將其從手中扔向地面,那麼它就會反彈到更高的高度,而且這種材料質地柔軟,具有很好的可塑性、抗腐蝕性和延展性,將其拉伸到數倍於正常長度都不會斷裂,而且一旦接觸到任何印刷品,輕微施加一些壓力,這種材料就能複製印刷品上面的圖案。雖然這種材料具有很多奇特屬性,但唯一的問題就是,它並不是橡膠的替代品。

詹姆斯·賴特沒有對這種新材料給予應有的重視,而是繼續向其他具有挑戰性的工程發起了攻堅戰。通用電氣公司對這些奇特屬性很感興趣,但沒有圍繞這種材料展開創新,沒有將其開發成一種市場前景廣闊的產品。幸運的是,該公司並沒有拋棄這種材料。

過了幾年,一個本來不大可能創新成功的人卻在無意之間撞見了這種新材料。關於他的身份流傳著多種說法,有人說他是一位失業的營銷顧問,有人說他是一位失業的廣告公司經理,也有人說他是一位四處遊蕩的銷售員。但無論如何,人們可以肯定的一點是,這個人叫彼特·霍奇森(PeterHodgson)。一天晚上,霍奇森應邀參加一個宴會,主人為了活躍氣氛,就拿出了這種新材料供客人娛樂。在這場晚宴上,霍奇森看到了通用電氣公司的工程師們錯過的場景。他看到很多成年人都樂此不疲地玩兒這種材料製成的玩具,對它的奇特屬性充滿了興趣。他非常肯定孩子們在玩兒這種玩具時會更高興。他看到了一個更大的兒童玩具市場,甚至這種玩具有可能老少皆宜。霍奇森後來打聽到了這種材料的來源以及專利權所有者。通用電氣公司將這種材料的專利權轉讓給了霍奇森。發明這種材料的是通用電氣公司,但給它重新命名的卻是霍奇森。這個新名字就是:橡皮泥(SillyPutty)。

過了50年,用橡皮泥製作的玩具已經賣出了數百萬件。有一次,我到中國為一些MBA學員講授美國的營銷實踐。這些學員都不會講英語,而我為了讓他們領略美國的營銷智慧,特意隨身帶了一些橡皮泥玩具。我從公文包裡把這些玩具拿出來,還沒來得及介紹,學員們就不約而同地說:「橡皮泥。」此時此景,無論霍奇森原來是否是一名失業人員,他的創新成就都是無須贅言的,學員們看到橡皮泥那一剎那的一致反應就是最好的證明。這種極具開發潛質的新型材料原本無用武之地,是霍奇森的創新眼光發現了它的價值。這種創新體現了供給驅動型創新的原則。

兩大創新類型

創新有兩大類:第一類是我們在第7章探討過的需求驅動型創新,第二類便是我們在這章探討的供給驅動型創新。關於如何控制創新、如何鼓勵創新,也存在兩種觀點。不同的情況下,適用不同的創新模式,凸顯出不同的創新原則。德魯克認識到,兩類創新具有一些共同點,比如兩者都需要創新者做一些有組織的、系統性的以及理性的工作。

我對供給驅動型創新的定義就是創新者利用產品的奇特屬性,使該產品的原定用途從屬於實際的、通常也是出人意料的用途。橡皮泥的故事同時體現了需求驅動型創新和供給驅動型創新,但需求驅動型創新沒有把橡皮泥變成一種暢銷產品。在第一種情況下,詹姆斯·賴特的目標非常明確:一定要製造出一種合成橡膠!雖然在這方面他失敗了,但由於其技術背景和經驗,他肯定有能力在這種新材料身上發現一些奇特屬性,並圍繞這些屬性進行創新,也許創新的結果不是兒童玩具,也許不是橡皮泥。但由於戰爭迫切需要找到合成橡膠,由於自己的任務不允許在這種新材料上面花費太多功夫,而且戰爭結束後他也沒有對這種材料進行嚴謹的邏輯分析,所以他沒有在這種材料上取得成功的創新。但他原本是有這種可能的。如今,這種用於製作玩具的新材料已經成為了工業設計者的新寵,甚至在製造阿波羅8號時也派上了用場。

我們探討的第二個創新者霍奇森只是參加了一個晚宴。作為一個具有銷售背景的前廣告公司經理,霍奇森也有能力通過自己的工作經驗利用好這種材料在當天晚上展示出的奇特屬性。他所做的就是抓住機遇開發出了這種新材料的潛力,提出了橡皮泥的理念。我不知道他在參加那次晚宴之前是否想到過會發生這種事情。有人說他去參加那次晚宴就是為了看一看這種材料展示的性能,也有人說他在看到這種材料之前就知道了它的存在,對這些說法,我非常懷疑。他沒有當即就決定利用這種材料製造贏利空間大,且國際知名的玩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的確把供給驅動型創新的原則應用到了實踐中,圍繞著這種新材料的奇特屬性成功地進行了創新。

新知識未必是最具可靠性或可預見性的創新源泉

一家以經營塑料製品為主的公司建立了一個新部門。為了經營這個部門,該公司僱用了一位在業內首屈一指的科學家。這位科學家坐擁多項發明成果,取得了多個重大發現,其中還曾經因為一個發明而獲得過大獎,並被授予「年度塑料行業達人」的稱號。他的研究資金非常充裕,而且公司給他配備了一個小團隊和一個實驗室。他不承擔某項具體的研究任務,只要是在公司的業務範圍內,他對什麼感興趣,就可以研究什麼。該公司領導者原本的想法是,他肯定能自然而然地提出一兩個給公司帶來競爭優勢的創新成果,並引領公司製造出新產品。因為在整個過程中公司並沒有給這位科學家制定具體目標,所以這種情況就是供給驅動型創新的嘗試。然而,嘗試了5年之後的結果卻是,這個部門被關閉,這位科學家也被解僱了。並不是因為這位科學家取得的創新成果不重要,也不是因為創新成果的數量太少,無法讓人看到贏利前景,而是這個部門雖然有潛力,但在這5年內卻沒有提出一項成功的、能給企業帶來重大競爭優勢的創新成果。

德魯克的研究結果能解釋所發生的一切。他發現新知識,尤其是以科學為基礎的新知識,未必就是最具可靠性或可預見性的創新源泉。這並不是說需求驅動型創新不重要,也不是說應該忽略這種創新方式,但有證據表明,如果創新主要是供給驅動型創新,主要建立在創新者的能力與覺悟之上,而且創新方式正確,供給驅動型創新比需求驅動型創新成功的概率更大。當結果出人意料時,無論這種結果是好還是壞,供給驅動型創新的成功概率總是更大。不幸的是,在很多情況下,營銷決策者總是忽略這些出人意料的結果,實際上就等於錯過了可能帶來巨大成功的潛在創新機遇。在橡皮泥創新的案例中,雖然通用電氣公司的高管們沒有進一步圍繞橡皮泥的奇特屬性進行創新是情有可原的,畢竟他們考慮到戰爭的迫切需求,亟須製造人工橡膠,但他們至少沒有毀滅這種暫時沒有用武之地的新材料,他們將這種材料的專利權轉讓給了霍奇森,至少他們在這個過程中賺到了一筆錢。有的人甚至完全拋棄了具有創新潛能的產品,將大好的創新機遇拱手送給了競爭對手。

梅西百貨著力降低家電銷量

「二戰」結束之後,梅西百貨的家電銷量突然開始莫名其妙地大幅提升。不僅銷量增加了,而且家電的利潤空間也遠遠超出了時裝的利潤空間。時裝是梅西百貨原來的主打產品。與時裝不同的是,家電銷售過程中幾乎沒有退貨和扒竊的情況。此外,進店購買家電的客戶常常會順帶購買時裝以及其他商品。我們可能會認為梅西百貨會對這種意外的成功拍手相慶,然後會進一步利用好這個勢頭。然而,這個零售經驗豐富的百貨公司非但沒有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創新機遇,反而竭盡所能地打消這個意外的成功。

因為梅西百貨嘗遍一切方法之後也沒有提高時裝商品銷售額在總銷售額中的比重,它便開展了一場著力降低家電銷量的運動。很顯然,當人們面對這種出乎意料的成功時,應該接受它,利用好它,而不是竭力打消它。面對同樣的情景,梅西百貨的另一個競爭——布魯明戴爾百貨店的做法卻比較明智。它不僅進一步增加家電銷量,還特意建立了一個家電事業部,開闢了一個全新的家電市場。但它的步伐並沒有就此停止。接下來,它還研究了家電銷量大增背後的客戶群,並針對這個客戶群的需求開發了其他產品。之前,布魯明戴爾百貨店充其量只能算是美國排行第四的零售店,但由於以這些出乎意料的成功為基礎進行了成功的創新,它的地位強勢提升到了第二名。

直到20年後新的管理層接手梅西百貨,它的情況才算有所好轉。但梅西百貨一開始為什麼要絞盡腦汁地降低家電銷量呢?答案很簡單。當時,零售行業的每個人都知道這樣一個教條,即在一個經營良好的零售店中,時裝銷量佔總銷量的70%才算合理,但在當時的梅西百貨,家電銷量在總銷量中的比重居然高達60%!必須結束這種局面!梅西百貨的董事長得出一個結論,即如果時裝銷量提不上去,那就必須降低家電銷量。因此他就開始著手做這種事情了。董事長先生,您這種思想真是「先進」啊!

如何應對出乎意料的成功?

在決定如何應對出乎意料的結果之前,德魯克建議管理層在邂逅出乎意料的成功時先問自己以下4個問題:

1.如果我們利用這個成功,對我們會意味著什麼呢?也就是說,如果以這次出乎意料的成功為契機進行創新,那麼短期的成本與收益如何呢?

2.它能把我們引向何方?有人通過在塑料軟管上鑽出一些滴水孔而發明了自動噴灌系統,結果這個發明者發現訂單主要來自家禽養殖場,而不是來自家庭或園丁。他調查發現,這些養殖場把這種自動噴灌系統用作廉價的空調器。他沒有拒絕養殖場這一重要客戶群,反而迅速利用這個趨勢,開闢了一個新市場。

3.如果我們要將其轉化為機遇,需要做什麼?換句話講,如果把出乎意料的成功轉化為一種可贏利的產品或系統,公司一般需要採取哪些措施?

4.我們如何能做到?如果去做,採取什麼方案?需要哪些資源?成本是什麼?時機如何?這項投資大致的結果會如何?

如何應對出乎意料的失敗?

出乎意料的失敗與出乎意料的成功同樣重要。營銷主管通常不會去分析、調查出乎意料的結果背後的原因,而是常常歸因於「不理性的客戶」。德魯克指出,福特汽車公司之所以能從埃德塞爾牌汽車(Edsel)的慘敗中涅重生,是因為它進行了深刻的調查。埃德塞是福特在進行了廣泛的營銷調查之後,根據「正確」的社會經濟理論確定客戶群的。20世紀40年代,威廉·勞埃德·沃納(WilliamLloydWarner)的理論根據消費者的收入狀況將市場細分為低收入群、中低收入人群、中高收入人群、高收入人群。福特公司對這次慘敗進行調查後發現,以消費習慣為基礎的市場細分方法可能更合理、更重要。據此,該公司開發了雷鳥系列(Thunderbird)。這是福特公司自推出T型車以來最成功的一款。

但福特公司創新的步伐並沒有就此打住,幾年之後,它再次運用同樣的創新策略扭轉敗局。20世紀50年代晚期,大量外國品牌的經濟型小轎車紛紛湧進美國市場,為了應對這一形勢,美國三大汽車製造商——福特公司、普利茅斯公司與雪佛蘭公司分別推出了各自品牌的小轎車:福特獵鷹(FordFalcon)、普利茅斯勇士(PlymouthValiant)、雪佛蘭科維爾(ChevroletCorvair)。雖然一開始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銷量逐漸呈現出下降趨勢。福特公司再一次進行了市場調查,發現雖然獵鷹的銷量一直在下降,但消費者對於某些配置的需求卻呈現上升趨勢。這些深受客戶歡迎的配置具有運動型轎車的配置特色,比如包括斗式座椅、軟包儀表板等。福特公司再一次成功地利用了這些出乎意料的調查結果,及時調整了產品線,推出了福特野馬(Mustang)系列,結果大獲成功。

德魯克不喜歡「分析」這個詞。他說大公司在面臨出乎意料的失敗時往往做了太多的「分析」,結果反而解決不了問題。相反,他推薦多做「調查」,並在調查過程中多提出一些問題,多傾聽別人的反饋。他希望營銷者在決策過程中不要依賴人人都知道的事情,比如梅西百貨能夠實現良性運營的原因,或者福特埃德塞遭遇失敗的原因,現在已經成為眾人皆知的事情了,如果營銷者在失敗面前不根據自身情況去調查,而一味套用這些常識性的事實,那麼其注定不會扭轉敗局。

出乎意料的外部事件

德魯克還發現出乎意料的外部事件也可能帶來創新。約瑟夫·科斯曼(JosephCossman)就是多次成功利用外部事件成功創新的企業家。他一次又一次地對失敗的產品進行創新,經常重新包裝,給人一種眼前一亮的感覺,讓人們覺得這些產品是全新的、先進的產品。他正是通過多次推出自己的「新產品」而積累財富的。幾乎在每一種情況下,他都通過外部事件進行創新。

他第一個非常成功的創新成果是「科斯曼螞蟻農場」(CossmanAntFarm),其實只是一個螞蟻籠子。其實,螞蟻農場在世紀之交就已經出現了,但在科斯曼之前,名字不叫螞蟻農場,而且知名度也不高。之前的製造者在製造它的時候,使用的材料是木頭和玻璃,主要用途是課堂教學。教師們在使用之前也必須根據使用說明選擇合適的土壤和螞蟻來建立螞蟻王國,學生可以透過玻璃觀察螞蟻活動。由於這種螞蟻籠子有一部分製造材料是易碎的玻璃,因此具有潛在的危險性。因此,兒童在觀察螞蟻活動的時候,必須有成年人在旁邊盯著。這時候,它不算真正意義上的玩具,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種教育產品或者教學工具。

科斯曼仔細研究了這個教學工具,發現自從它出現以來,可用的製造材料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如果用透明塑料來製造的話,潛在危險就徹底沒有了,兒童在玩的時候也可以不用成年人在旁邊特意盯著了。這樣的話,螞蟻王國就不僅僅是一種教學工具了,而是名副其實的益智玩具,每個孩子都會值得擁有,也會喜歡上它。用新型的塑料替代原來的木頭和玻璃,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創新,這種創新是以創新者的能力為基礎的,帶來了出乎意料的成功。除了在製造材料上進行創新之外,科斯曼還做了以下幾個方面的創新:

1.將螞蟻籠子命名為「螞蟻農場」。

2.使用價格較為低廉的塑料和更簡單的製造方法,降低螞蟻農場的價格。

3.出售螞蟻農場時附帶一份「購買憑證」,客戶購買之後,將其寄給科斯曼,科斯曼會給客戶寄過去25只活螞蟻,這樣買家就不需要自己找螞蟻了。

4.重新定位成益智的個人玩具。

5.使用新的銷售渠道。

科斯曼的創新帶來的結果可謂是非常可觀的,螞蟻農場的銷量很快就突破了100萬個。他本人也很快變得全國有名了。他甚至把生意做到了白宮:卡羅琳·肯尼迪從他那裡買了一個螞蟻農場。就是通過這種方式,他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外部事件成功地進行了創新。

有一年,美國出現了土豆供應過剩的情況,這是非常出人意料的。科斯曼花了500美元購買了土豆槍的專利和生產設備。這種玩具槍可以射出土豆,其原來的發明者製造了10萬把玩具槍,但只賣出了1萬把。他向種植土豆的農民承諾會幫他們擺脫由土豆滯銷引發的經濟困難,因此獲得了他們的支持,得到了5噸價格低廉的土豆,並開展促銷活動。《洛杉磯時報》報導說他在6個月內賣了200萬把玩具槍。

然而,由於我跟科斯曼有交情,他告訴我說真實銷量不到200萬,而是85萬。但對於一個僱員不到12人的公司而言,這種業績也是非常可觀的。

還有一次,科斯曼利用別人清倉處理的機會一口氣買下了1萬條裝飾用的人造寶石鏈子。每條鏈子上面都有7塊人造寶石,看起來非常漂亮,但科斯曼卻犯難了,因為他賣不出去。就在一籌莫展之際,一位接受催眠的女士回想起了自己童年時的情景。然後,催眠師又做了一件神奇的事情:他讓這位女士回想前世,而這位女士還真回想起來了!這位美國女士回想起她的前世是在愛爾蘭度過的,而且是上個世紀的事情,她的名字叫布里代·墨菲(BideyMurphy)。一時間,對催眠的興趣迅速蔓延至全國。

科斯曼總是對新點子很感興趣,便參加了一個催眠培訓課程。他聽到催眠師說:「要誘導一個人進入恍惚狀態,就必須先找一個小物體,用來吸引其注意力,只要能吸引注意力,任何物體都可以。」

科斯曼便問:「人造寶石怎麼樣呢?」催眠師答道:「當然可以。」科斯曼對我說他突然之間意識到自己那7萬塊人造寶石終於找到用武之地了。科斯曼同催眠師定了一個協議,讓催眠師把催眠信息以及其他信息錄製到黑膠唱片上(當時還沒有磁帶),然後印刷一些相關材料,放在一起銷售。為了引誘人們購買,科斯曼免費贈送一塊「催眠寶石」。就這樣,他變廢為寶,化劣勢為優勢,成功地賣出了幾萬套,賺了100多萬美元。作為成年人,我也成為了他的客戶。

最後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科斯曼是如何運用供給驅動型創新原則的。為開拓副業,一家製造專業潛水設備的公司決定製造並銷售一種潛水帽。潛水帽通過一條軟管與一個塑料材質的氣球連接起來,潛水者背負重物之後潛入水下,水面上的孩子通過擠壓塑料球,可以把空氣擠到潛水帽裡。但有一個問題,即塑料不適合用來製作氣球,因為只要擠壓10下,氣球就會破裂,這個潛水玩具也就壞掉了。

科斯曼花了幾百美元買下了這種潛水玩具的專利權和生產設備。為瞭解決問題,很多營銷者只是把塑料氣球換成橡膠氣球,僅此而已。這算不上真正的創新,只是糾正錯誤而已。但科斯曼認為,這套潛水玩具已經給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了,自然而然會對其銷售工作產生不良的影響。因此,他前往當地一個大學,向一位化學系教授請教是否存在一種普通的、無害的化學物質可以幫助人在水下移動。他得到的答案是:「當然,碳酸氫鈉顆粒即可。」於是,科斯曼摒棄了潛水帽、軟管、氣球,而是讓潛水者的腳部戴上橡膠蹼,並通過原來連接軟管的地方向腳蹼內部放入一些碳酸氫鈉顆粒。他的新產品真的能幫助人在水下游泳。科斯曼將其稱為「蛙人」,他的新型潛水裝備賣了幾十萬套。但緊接著他又注意到一些出乎意料的問題:帶著這種名叫「蛙人」的潛水設備容易吸引魚類的注意力。很快,科斯曼又借題發揮,將其宣傳為難得的捕魚利器,可以用其來吸引魚類,結果在國際上又暢銷一把。

創新的成功

如同需求驅動型創新一樣,如果供給驅動型創新的方式是正確的,一樣能成功。在講述一個事物的時候,雖然我們大部分情況下都會先給出一個定義,但我認為如果現在我們知道德魯克對創新的定義,會非常有利於我們理解德魯克所說的話以及為什麼德魯克強調創新方案必須包含縝密的分析、系統的方法以及艱苦的努力,同時,我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給我們提出的建議。德魯克認為創新就是設計並開發某種尚不為人所知、尚不存在的新事物,是從經濟角度對現有的、已知的元素進行新的配置。他概括指出,創新可以把很多現有的、離散的、效用很小的元素重新整合起來,形成一個強大的系統。因此,與不善於創新的人相比,創新者有一個重大特點,即能夠從系統性的角度去審視在別人看來是互不相關的、孤立的元素。

要想確定哪些領域的創新能夠創造最大的機遇,德魯克建議創新者在著手創新之前先問自己3個問題:

1.對於已經具有現實可能性的事情,還需要做些什麼事情才能使其成為現實?

2.能否採取一個小步驟就改善我們的經濟效益?

3.能否通過小小的改變來提高資源的整體利用效能?

在第7章中,我們討論了凱澤的案例,他在造船過程中引入了汽車裝配線技術,結果這個小小的步驟給整個流程帶來了極大的改觀。艾利司·哈維通過改變用線方式,帶來了縫紉技術的大變革。我們還討論了福特以生活方式為基礎劃分市場,相繼推出了雷鳥系列和野馬系列,我們還討論了科斯曼通過變換螞蟻農場的製作材料為該產品帶來了極大的改觀,通過用土豆作為玩具槍的發射物,不僅緩解了土豆滯銷的局面,還提高了玩具槍的銷量,他用廉價的人造珠寶來吸引注意力,用常見的碳酸氫鈉顆粒做製造潛水工具的材料等等,在所有這些案例中,創新者尋找的都是一些小的、容易的解決方案。

德魯克認為,所有業務的基礎就是營銷和創新。創新是營銷的關鍵部分,所有自稱為營銷者的人必須掌握好創新。


書摘 連載 德魯克 德魯 營銷 08 供給 驅動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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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驅動美國消費增長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3719

美國消費者支出在2013年坐上了增長的「飛機」,實際消費支出去年加速上漲,增長2.5%,高於2012年2.2%的增速。

美國家庭把錢都花在了哪裡?摩根士丹利對超過100個類別的消費者支出進行了深度研究,發現耐用消費品(設計壽命三年以上的消費品)的增長最為強勁,尤其是奢侈品。

經濟學家Ellen Zentner寫道:

對私人飛機、休閒船支和其他休閒車輛的支出自去年4月來不斷升高。2013年8.5%的增速翻番了2012年(4.0%)的增速。

電視、行李箱和個人電腦也是去年的大贏家。Zentner發現,珠寶和手錶的支出也創下2004年以來最快增速。

在非耐用品中,與住房相關的產品支出增長最快。而服務板塊,投資組合管理、投資建議以及飛機旅行上的支出名列前茅。

研究結果反映了美國經濟復甦的兩條軌道:由於去年股市和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有錢人非常願意並且有能力消費。而工薪家庭則由於年初更高稅收的打擊,減少了支出。

Zentner說:

我們預計2014年工資將會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復甦而增長,這種一邊倒的消費情況將會慢慢改善。

下圖為2013年美國各類產品消費的增長率列表:

奢侈品 奢侈 驅動 美國 消費 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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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隨筆140228 驅動力Drive 掌門天地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4/02/28/sense%E9%9A%A8%E7%AD%86140228-%E9%A9%85%E5%8B%95%E5%8A%9Bdrive/

SENSE隨筆140228
驅動力Drive:為何不化分毫就能打造鉅萬創意企業?
Thomas供稿

假設今天你開發一套全新的電子百科全書,有以下兩個方案供你選擇,你認為那一個會成功?
A)由微軟公司投資,聘請專業程式工程師製作、學術專家編緝、高級管理人員營運,再以CD-Rom形式於市場發售。
B)沒有公司投資,只在網上公開招募志趣相投的寫手提供文稿及編輯,所有寫手全以志願形式投稿,然後製成品免費供網上瀏覽。

一般想法都會認為A方案較為容易成功,可是歷史卻告訴我們相反的結果。 其實兩個方案均曾經實踐過,A方案就是Microsoft Encarta。它在1996年誕生,經過十多年慘淡經營後,默默無聞地於2009年結束,連筆者也忘記自己曾經擁有過這軟件。而B方案便是維基百科Wikipedia了,截至2013年9月,它已經擁有4百多萬篇文章,超過一億多位瀏覽者了。為何投入重資的微軟不能成功,而沒有投資的維基百科卻大獲成功?如果金錢回報並非最有效的驅動力,什麼才能驅使人創造優秀的東西呢?

首先,我們要了解現代工商業運作系統的由來,才能理解它對人類行為的預設及限制。自從工業革命開展,大量農業人口湧到城市的工廠工作。工廠的運作模式是分工和流水作業,從而大量生產。 每個工人所做的工作不斷重複兼且十分沉悶,久而久之令人失去動力,導致生產效率低落。 為了確保工廠的生產力,美國工程師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於1900年提出「科學管理方法」, 主張運用「獎賞與懲罰carrots and sticks對工人的生產行為進行控制。一邊用獎賞刺激工人的工作動力,一邊用懲罰加大工人怠惰的成本。這套管理方法沿用至今,但隨著產業改變,由工業轉向服務業及創意業,這套方法的有效性已經飽受質疑。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Drive》一書的作者Daniel Pink綜合了各種心理學的理論和實驗試圖找出原因。

為了探討外在獎賞是否能夠提升生產力,心理學家Edward Deci在1969年設計了一個實驗。 他找來一批大學生,分A、B兩組,然後各自在三天中進行一個名叫Soma Puzzle的遊戲(如下圖)。
遊戲要求玩家跟據示意圖的模樣把不同型狀的積木拼合成不同的組合,每完成一個組合,玩家就向工作人員示意紀錄下來。實驗者會在玩遊戲期間加入一個小息環節,然後透過一面單向玻璃觀察受試者在這段「自由時段」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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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的重點就在於,觀察受試者會否把 “自由時段”增撥入 “遊戲時間”,以了解獎賞能否鼓勵人們對事物的興趣。 第一天,兩組分別按常規進行遊戲。而第二天,實驗者就只向A組表示,每完成一個組合便會獲得$1美金獎賞。到了第三天,實驗者會停止對A組受試者的獎賞。結果發現,雖然A組在第二天知道有獎賞後增加了在「自由時段」玩遊戲的時間,但是當獎賞在第三天停止後,他們的興趣甚至比第一天也明顯降低了。至於B組,即使在完全沒有獎賞下,也逐漸自發地提高對遊戲的興趣。
Edward Deci總結道:「當金錢被用作為某活動的外在獎賞,受試者便會喪失對該活動的內在興趣…沒有人會預料到獎賞居然會帶來負面效果。」

那為何獎賞反而對鼓勵活動有害呢?心理學家Sam Glucksherg在1960年的實驗提供了一個解釋。這個實驗要求受試者提供方案解決一個「洋燭難題」,受試
者要運用下圖中的物件(一盒釘子、火柴及洋燭)去讓洋燭燃點著並固定在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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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上一個實驗,分有獎賞組與沒有獎賞組進行。實驗結果發現,有提供獎賞的一組比沒有的一組花了更多時間去解決難題。 為何金錢獎賞沒有刺激更有效的解決難題行為,反而減低了效率呢?心理學家解釋,這個實驗的重點在於受試者要克服「功能固著functional fixation」的問題,受試者要「跳出思考的常規think out of the box」才會發現載著釘子的盒子是可以用來乘載著洋燭的(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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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可以分為兩類:「規則性的」algorithmic 和「探索性的」heuristic
。以上實驗就是一件「探索的」工作,它沒有特定答案,它要求受試者透過不同方式的嘗試,「發現」新的答案。而獎賞制度會導致人們把注意力收窄,因而放棄很多探索其他可能性的機會,令創造力大減,反而讓人不能把探索性工作做好

我們現時所採用的管理系統是從工廠生產模式延伸過來的,工廠的工作是「規則性的」而且不斷重複,採用獎賞制度的確能夠提高生產力。 可是在發展科技、學術、服務及藝術等需要探索及創新的時候,設立獎賞制度反而抑制了創造力,從而令生產力不升反跌。***

既然設立獎賞制度並不是最有效的方法,那什麼才是最有效的驅動力?Daniel Pink研究數間迅速掘起的公司,發現他們的成功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公司開放足夠的自主性autonomy給員工自由發揮。
以一家電腦軟件公司Atlassian為例,他們每星期安排一整天自由時間讓員工自由工作,他們可以隨意地研究任何問題。由於公司讓員工有極大自主性,公司規模超速増長。由2002開始以$10,000信用卡債起家,七年間現已是每年生意額過億的企業。

除了自主性外,個人追求「精通」Mastery一件事物的心態也是驅動力的關鍵,西點軍校形容這是一種在不想下苦功的日子裏仍然繼續下苦功的態度。 精通也是一種「漸近線」asymptote的態度,是一種無論做得多好也永遠覺得自己只是處於接近完美的態度,正如很多一流運動員永遠認為自己尚有進步的空間。 武術家 李小龍曾被曾問到他是否天下第一,他回應道:「我不認為自己是天下第一,就算今天是,明天也會有人超過我,所以我會不停鍛鍊自己。」

最後,一個人的內在「目的」決定了他對一件事情能否全力以赴。 歷史上很多偉大的科學家都是在無償下工作的,好像發表演化論的達爾文及華萊士,他們對生物學的貢獻完全是基於對知識的追求。 華萊士甚至要常常靠兼職來賺取研究費用。要完成一件創新及不平凡的事情,當中一定有很多嘗試甚至失敗,而且是全無回報的。 沒有對該事物超出常人的熱忱是不會成功的,真正成功的人一定是甘願付出代價也要去完成這事情的人,縱有金錢回報,也只是次要動因而已。

SENSE 隨筆 140228 驅動力 驅動 Drive 掌門 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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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偏見,什麼驅動了樓價的增長? 西峰

http://xueqiu.com/1025819408/28599241
所有的房地產市場都是區域市場。

以整體看待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方式,其實模糊了各地的差異,而能給出有實際意義的判斷是非常有限的。因此,要理解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在區域上就要區分。既要意識到整體房價的宏觀因素,也要注意到影響噹地房價更加重要的區域條件。在時間上則要分清影響房價的長期因素和短期擾動。

在這篇文章中,我主要談推動房價的長期因素。其中最主要的大致包括:經濟增長、利率、土地供應、人口流動以及城市格局。其中經濟增長和利率可以算是影響房價的宏觀因素。地方土地供應、人口流動以及城市格局是影響房價的區域條件。

先談宏觀因素。

1、經濟增長帶來房價上漲動力

中國房價的普遍性上漲大概開始於1999年。有些城市開始的早一些,有些城市開始的晚一些。房價上漲的主要動力一是經濟持續增長帶來的收入和財富增加,二是住房市場的形成給了土地和住房資源流動的可能。

其後,中國每年都保持GDP8%以上的實際增長,而含通脹在內的GDP復合名義增長率,大約在14%左右。到2013年底,中國GDP增至 56.9萬億元,比1999年的8.97萬億,足足增長6.3倍,而同期居民收入增長也有4倍多。因此在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房價上漲有了最基本的驅動力。

2、低利率帶來的置業興旺

中國是實施利率雙軌制的國家。居民和企業存款利息不高,但是貸款很難。大量廉價的貸款主要是向國企傾斜。而其他中小企業和個人很難獲得國有銀行提供的貸款。從這幾年溫州民間貸款的利息來看,民間私下黑市的借款利息要比官方的報價高出近2倍。

唯一的例外就是房貸。這幾乎是個人唯一可以輕鬆獲得的大額低息貸款。從過去10年房貸的基準利息來看,多數年份只在6%上下,只有一年多時間突破7%。不少購房者還曾申請到7折和8.5折的貸款,而公積金貸款也會進一步降低購房者的利息負擔。因此,在按揭低息的政策下,購房者貸款的熱情被大大鼓勵了。如果考慮到過去10年多數年份有著不小的通貨膨脹率,購房者實際享受的是近乎零的利息,而相應引發的購房熱情也就可以理解了。

經濟增長和利率雖然各地略有差異,但是整體上來看還是全局性的,具體到各地的樓市情況,則並不能簡單適用。容易發現,許多GDP多年高增長的地方房價其實不算太高。而房價絕對值最高北京、上海,已經連續多年GDP增長排名墊底。

因此,接下來應該說說影響房價的區域因素了。

3、土地供應的影響

許多人會認為在中國土地的供應者只有政府,因此政府模仿香港而實施的飢餓供地,是房價上漲的主要動力。這話對,也不對。實際上,要區分著看。

中國實行城市土地國有,因此城市土地供應者只有政府,這沒錯。但地方政府賣地,多數看的是眼前,看的是總額。早在2003年土地招牌掛之前,各地土地出讓其實非常無序,甚至不少區縣都有權出讓土地。各地競爭的結果就是土地供應氾濫,地價幾乎一文不名。典型的就是珠三角以及散佈各地各種名目的園區。

飢餓供地學起來不難,但真的要實施,有幾個條件:

1、當地長官需有點長遠眼光(許多地方市長任期只有兩三年,要求他們有長遠意識不賣地不出政績不容易);

2、歷史負擔小,過去沒有大量出讓土地留存至今影響噹下的土地市場(這個主要看前任留下的政治遺產)

3、有財力進行土地儲備(雖然可以依靠銀行,但是持續這個工作對很多城市也有難度)

4、人口要流入(一、二線城市可以滿足,其他多數都出局)

所以目前來看,多數地方政府很難在地價和土地出讓金總額之間保持平衡。越是發展滯後的地方,土地出讓往往越是寬裕。要讓土地供應持續保持在短缺的狀態,能做到的城市並不多。

但是如果做到了,房價上漲就在供應方面有了較為堅實的可能性。

4、人口流入

人口流入是影響樓市需求方面的重要因素。

一個人去到一個城市居住和生活,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他對那個地方的偏好。一個人口持續流入的城市是興旺的象徵,反之人口持續流出的城市,則容易缺乏就業機會和商業市場,未來發展堪憂。

過去幾年,許多媒體喜歡報導逃離「北上廣」(北京、上海和廣州)的消息。認為高昂的樓價、擁擠的交通和巨大的工作和生活壓力,已經促使大量人口離開這些中心城市。這些報導未必虛假,但是可能只是真相的一面。對這些千萬人口的城市來說,找到一些離開的例子不會太難。但同時也要看到同期有更多的人湧入這些城市。只看到下車人數而忽略上車人數顯然是片面的。

5、城市格局

影響城市格局的因素包括交通、基建、產業、地理、城市規劃、氣候特點等等,這些因素對於城市發展和房價的影響許多著作都有提及。因此我暫不做贅述。我這裡特別要提的是兩點,即城市的行政級別和產業結構對於房價的影響。

5.1城市的行政級別

城市級別算是最有中國特色的影響房價的因素了。

大城市一般擁有規模上的優勢。大量人口積聚也使得公共設施、就業機會、分工和合作更具效率。不過大城市的形成一般是源於市場選擇的結果。而在中國,城市的發展還會強烈受到城市行政級別影響,這個算是影響房價的特色部分了。

5.2城市的產業結構

城市的產業結構是另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因素。

所謂城市的產業結構就是一個城市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發展情況。我們通過觀察三個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情況來瞭解城市的產業結構。

第一產業主要是農業,第二產業主要是工業和建築業,第三產業則是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對於中國來說,第一產業早就不是主體了,大部分城市的GDP以第二和第三產業為主。

但其中還有區別。簡單的說,在其他因素相仿的情況下,第三產業比重高的城市房價容易提升。以華東為例,上海周邊如無錫、蘇州、南京、杭州等城市,其人均GDP都接近或大幅超過了上海,但其房價大致只有上海的一半。究其原因,這些城市產業結構還是以工業為主,服務業相對較低。

作為世界工廠,中國的工業創造的增加值是相當高的。但是工業通常是資本密集型產業,工人被替代性強,工人工資增長容易受限。因此工業發達的城市容易有高產值、高稅收和高GDP,但是因為其居民收入增長相對較緩,房價增長有限。例如前面提到的蘇州、無錫,其人均GDP均高出上海兩成多,但其房價多年增長緩慢,其絕對值亦不及上海的一半。相應的,其商業和辦公市場,亦大大滯後於上海。

作為對比,上海的第三產業已經遠遠超過第二產業的比重。作為第三產業的服務業,更為依賴人的作用。而出於對人才的倚重,城市和企業在吸引人才流入和待遇方面都有更高的要求,這同時提高了城市居民對房產的需求和負擔能力。而作為省會的南京和杭州,其人均GDP雖不及蘇州和無錫,但其第三產業比重也較高,其房價高於蘇錫也就不奇怪了。
拋開 偏見 什麼 驅動 樓價 增長 西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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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評網:以技術為驅動,做酒店口碑管理的服務商

來源: http://news.iheima.com/html/2014/0919/1458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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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市公司操縱動機的事件驅動投資策略 陳欣

來源: http://xueqiu.com/8635721061/31684000

出於上市公司自身、其控股股東或管理層等方面的利益驅動,上市公司可能進行對其有利的會計政策選擇或信息披露,導致這些操縱動機成為影響股票價格波動的重要因素之一。基於公開信息可以清楚地判斷上市公司的部分操縱動機,從而利用相應的事件驅動投資策略獲取超額收益。

                                                               陳欣/文
                  (本文已作為封面專題文章在證券市場周刊2014年第71期發表)

我國上市公司的各類重大事件都是投資者關註的焦點,投資界長期以來也在進行研究分析,希望能利用各類公告組建事件驅動投資策略。然而,大部分策略依賴於金融工程的方法來測算某事件公告後的歷史回報,預期該策略未來也會產生與歷史均值相似的超額回報率,而未對超額回報產生的背後原因進行深度分析。

基於大量學術研究成果以及對多家公司的個案分析,筆者認為目前我國上市公司許多重大事件公布前後的股票異常走勢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上市公司自身或利益相關人的利益訴求。上市公司往往會配合其需要進行有利的會計政策選擇或信息披露,從而影響股價走勢。分析上市公司自身、控股股東、管理層、以及其他關聯方的利益驅動,有助於判斷上市公司在進行信息披露和公布業績時的操縱動機,可以利用相應的事件驅動投資策略獲取超額收益。

2013年11月末齊魯證券的金融工程研究小組發布了“從上市公司利益訴求角度選股”的2014年年度度投資策略報告。該小組選取了上市公司和關聯方對股價的利益訴求較強的三類事件進行分析:股權增發、股權激勵和限售股解禁。他們發現:定向增發實施事件前後各100 個交易日的超額收益分別為9.6%和3.4%,且股權激勵實施後兩年的超額收益高達30.8%,但對於限售股解禁事件並未發現好的策略機會。齊魯證券的研究報告說明業界已開始從上市公司操縱動機的思路進行選股,但對該問題的研究尚停留在事件前後收益率的層面,並未進行系統的深層次思考。

國際對沖基金的事件驅動策略

事件驅動策略(EventDriven Strategies)是國際對沖基金較為成熟的策略之一,它往往依賴於影響公司價值的短期具體事件,如公司並購、破產、重組和重大資本結構變動等等。事件驅動型基金在整個對沖基金行業管理資產規模的比重高達25%以上。該策略的收益與大盤的相關系數一般較低,往往可以取得獨立於大盤的較好收益。例如在兼並套利策略中,會買進被並公司股票、同時賣空主並公司的股票。通常當一家公司宣布收購另一家公司時,被並方的股價通常將大漲,而主並方的股價將略微下跌。但是,由於收購中仍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被收購方的股價將低於收購價格。在這種情況下,兼並套利基金可以通過自己的判斷和歷史數據,預測兼並成功的概率,並據此進行交易。

在2013年,由於以往市場定價的可循規律多被美國等政府大量幹預所打破,對沖基金使用的許多傳統策略,如宏觀、大宗商品和短倉股票策略的有效性被大大削弱。然而,事件驅動的股票策略仍實現了14%左右的回報率,在所有策略中業績最好。

我國業界的事件驅動策略

我國的制度背景與美國等成熟市場迥異,事件驅動策略的運用也截然不同。首先,我國缺乏個股層面的有效做空機制,實務中多數事件驅動策略僅為買入。即使是同時運用股指期貨進行賣空對沖,也不能較好地控制事件涉及公司的行業等其它風險。其次,我國上市公司各類重大事件的驅動因素及機理與國外市場大為不同,且受制度變動影響甚大,造成事件驅動策略的長期穩定性不佳。比如國外流行的兼並套利策略在我國就無法進行,而破產證券交易策略也由於我國獨特的ST制度變為“炒重組”概念了。

事件驅動策略在我國投資界也被日益重視起來,許多知名券商的研究部門紛紛設置了金融工程組對其進行量化研究。目前我國業界事件驅動策略中包括的常用重大事件有:重大政策、重要會議活動、天災人禍、業績預增、高送轉、定向增發、股權激勵、重組並購、ST摘帽、分析師調研活動等。可以看出與國際常用策略不同,國內常用策略一方面與政府政策高度相關,另一方面多為市場追捧的利好消息。這也是事件驅動策略為何在實務中往往被解讀為“炒題材”或“炒消息”的原因。

規避法律法規的操縱行為

也許有人會問:如果上市公司具備明顯的操縱動機,監管部門難道不能出臺政策來避免此類行為的產生嗎?事實上,在我國市場仍缺乏深層次有效治理環境的情況下,盡管我國監管層出臺了大量法律法規來規範上市公司的行為,仍無法避免其操縱行為。其原因是,許多市場行為很難用簡單的法規條文來進行約束。目前上市公司的大多數操縱行為恰恰是為了規避這些法律法規。

比如,被廣為詬病的IPO發行制度引發了新上市公司對其歷史業績的大量“粉飾”、甚至造假行為。為了避免中小投資者遭受損失,監管層在一段時間內曾設立了隱性的發行市盈率上限。然而這樣的監管政策未必達到了目的。有研究表明,恰恰是在這段時間內,IPO公司上市前的盈余管理程度較其它時期更高。另一個例子是備受爭議的ST制度。ST制度的本意是對於連續虧損的企業給投資者進行風險提示。但該制度引起大量上市公司為避免虧損而虛增利潤、或“大洗澡”巨虧進行跨年度轉移利潤等操縱業績的行為。

此外,現有的不少法規對上市公司在進行與股價相關的重大決策時的定價基準進行了詳細要求。例如,《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中規定授予股票期權時的行權價格不應低於下列價格較高者:(一)股權激勵計劃草案摘要公布前一個交易日的公司標的股票收盤價;(二)股權激勵計劃草案摘要公布前30個交易日內的公司標的股票平均收盤價。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希望能獲得較低的行權價格,在公司策劃股權激勵方案時存在動機打壓股價,便有可能在方案披露前進行負向業績操縱或披露對股價影響負面的信息。再比如,《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中要求定向增發的股票發行價格不低於定價基準日前20個交易日股票交易均價,其定價基準日可以為相關的董事會決議公告日、股東大會決議公告日或發行期的首日。如上市公司希望其定向增發價格較好,則傾向於將摘要公布前披露的報表業績進行粉飾,並在增發完成前多披露正面消息。

由此可見,在配套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行政管理的方式對上市公司的市場行為進行規範,結果可能是緣木求魚。下面本文將就一些操縱動機較為明顯的公司事件一一進行討論。

基於ST制度的策略

1998年實施的股票上市規則規定連續兩年出現虧損等異常財務狀況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交易將被進行特別處理:股票報價日漲跌幅限制為5%,股票名稱改為原股票名前加"ST",且公司的中期報告必須審計。公司經營如果連續三年虧損,將被實施退市預警。這就是我們所說的ST制度。

首先,有研究表明ST制度導致上市公司會盡量避免虧損,其操縱利潤的表征是:微虧的公司概率分布極低,但微利的公司概率分布卻異常高。如果上市公司在年末通過業績操縱盡量避免了當年虧損,其下一年初的業績因為此前的透支往往缺乏後勁。比如中國一重(601106.SH)為了在行業困難的2012年報出微利2934萬元,在2012年末進行了業績操縱,但公司2013年1季度的業績惡化就較為明顯,虧損了9358萬元,同比增長-502%。當上市公司前一年已經報告了虧損之後,第二年公司會竭盡全力操縱利潤避免連續虧損兩年被ST。此時,可以根據前期季度財務報告,公司所處行業情況,控股股東情況等因素來提前綜合判斷公司年報虧損的概率。如果判斷公司有較大概率在第二年將連續虧損,一般來說公司將操縱利潤進行巨虧,通過“大洗澡”來轉移利潤至下一年度,減少第三年繼續虧損的概率。因此,公司如果被ST往往意味著其下一年度業績反轉概率較高。比如,鞍鋼股份(000898.SZ)的2012 年年報巨虧41.57 億元,而2013年業績則大幅好轉實現利潤7.7億元,部分原因就是其跨年度的業績操縱。

即使是公司的經營再糟糕,通過業績操縱在第三年也無法避免虧損,其控股股東也不會允許公司被退市。由於上市公司的“殼”價值較高,公司會積極尋找重組或者借殼的機會,其股票仍存在較好的獲利機會。可以看出,我國的特殊制度導致了上市公司圍繞著盈虧平衡的大量業績操縱行為,在很多情況下可以較清楚地提前預測公司的業績走向,從而通過相應交易策略獲利。

基於股權增發再融資的策略

我國長期以來對IPO市場的管制較為嚴格,不僅對發行估值水平,且對發行對融資量進行限制,造成許多公司的IPO融資價格過低且融資量不足。因此,不少公司在上市後不久仍計劃通過股權增發進行融資。我國的增發可分為定向增發和公開發行。由於定向增發對於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並無嚴格要求,自2006年以來超過公開發行變得更為普及。根據齊魯證券研究部的報告,2008-2013年期間向非關聯方定向增發實施事件前後各100 個交易日中,可分別獲取超額收益15.4%和6.1%,大大高於公開發行事件的相應收益水平。

定向增發事件期間的高額收益來源到底是什麽呢?一般來說,上市公司都希望增發能順利以較高的價格完成。一種可能性是管理層選擇市場高估公司股票的時機來進行增發。對美國市場的大量研究都支持了這類假想,他們發現增發公司的股票一般在此後相當長的時期內都會跑輸大盤。另一種可能性是,上市公司在增發期間主動通過粉飾、甚至操縱報表業績,以及進行選擇性的正面消息披露來影響市場價格。由於定向增發面對的是特定的投資者,上市公司可以與其私下“溝通”,為了成功增發更容易進行合謀操縱。對於之前盈利能力較差的公司,要使定向增發成功,往往需要在短期內釋放出更多的利好消息,因此公司在增發期間的操縱可能更為嚴重,導致其股票長期表現不佳。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13年京東方(000725.SZ)的定向增發。2012年京東方公布了總額超過600億元的新增投資項目。但由於其股價在當年9月前已跌破凈資產,作為國企的京東方不能以低於凈資產的價格進行股權融資,因此當時公司無法進行定向增發。借助2012年底行業的複蘇背景,京東方采用了較為激進的會計政策對其2012年年報業績進行粉飾,且上調整了其2013年半年報業績預期。不斷釋放的利好導致公司股價表現強勁,最高曾達到2.82元。公司在不久後的2013年7月25日就發布了上市後的第五次再融資方案,計劃定向增募集460億元。定向增發完成後,京東方的股價又迅速下跌至2元附近的區域。

而對於公開增發的上市公司,盡管現有研究顯示其股票在增發期間附近表現平平,但這可能意味著公司的操縱也較少,增發後其股票的長期表現可能更佳。根據筆者近期的研究,在1998-2010年期間,公開增發的公司股票在增發完成後的一年左右平均跑贏大盤約12%,在未來三年期間平均跑贏其同行業類似公司約10%。我們還發現,公開增發公司股票的優異表現對於小型公司更為明顯。這樣的結果顯示公開增發公司的後勁較足,在組建交易策略時可以考慮長期持有。

與關聯方相關的定增及整體上市交易策略

與上述股權增發再融資的一般動機不同,當定向增發涉及從控股股東或其他關聯方融資或購買資產時,上市公司可能會希望增發的價格較低,這樣公司的關聯方能以相同的資金或資產換取上市公司更多的股份。在這種動機驅使下,上市公司在增發期間不傾向於披露促使股價上漲的正面信息,甚至有可能通過各種手段將公司業績下調,或選擇性披露負面消息來打壓股價。

有學術研究發現了與此動機一致的經驗證據:上市公司向其控股股東及其子公司增發新股以收購其資產時,會進行負向的盈余管理;第一大股東的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就會越強;且定向增發前負向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增發後股票價格表現越好。此外,在齊魯證券的研究報告中,向關聯方定向增發的預案公告後的100個交易日中股票的超額收益甚至為負數,較向非關聯方定向增發的相應事件收益要低5%左右;與之類似,向關聯方定向增發實施事件前後各100 個交易日中超額收益僅分別為3%和1%左右,大大低於向非關聯方定向增發的相應事件收益。這些發現都與上市公司存在對關聯方定增期間向下打壓股價的動機相吻合。

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通過定向增發將其大部分未上市資產註入上市公司實現整體上市時,交易的金額較高,對控股股東的重要性也更大,因此其操縱動機也更為明顯。筆者近期對2006-2013年間119家實行定增整體上市的國有企業樣本進行了研究,發現:計劃整體上市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在方案公告前往往會采用負向的盈余管理來隱藏利潤壓低股價,導致在重組方案預告前3天至前30天期間的股票累計收益平均為負值;在方案正式公布前2天至方案公告後的5個交易日左右,整體上市公司股票的超額收益率平均可達15%左右。2013年9月中國重工(601989.SH)公告計劃將其控股股東中國船舶重工集團所屬的軍工重大裝備總裝業務資產整體上市。在公告前的大半年時間,中國重工的股價走勢疲軟且走勢整體弱於大盤和行業指數,尤其是在所選擇的定價基準日2013年9月11日達到了九個月以來的最低點。分析表明,為了將整體上市的定價基準降低,中國重工在2012年末進行了較明顯的負向盈余操縱,比如公司的海洋工程產品在營業收入大漲606%的情況下,毛利率卻大幅下挫了17%。

對於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的整體上市,其實際控制人對於整個流程中的利益謀劃會更為深遠,其中所涉及的業績操縱幅度可能更大。個中的原因很簡單,上市公司母公司的未上市資產大部分都屬於實際控制人的個人資產,在整體上市後所產生的利益也將大都歸其所得。一個較典型的案例是2013年美的集團(000333.SZ)通過吸並換股美的電器(000527.SZ)的方式實現整體上市。其實質是將美的集團除美的電器大家電業務之外的小家電、機電以及物流等資產註入上市公司。筆者的分析發現:美的集團在2011年下半年起對大家電渠道持續實行去庫存,使美的電器營收下降,打壓其股價;同時,集團使小家電業務在高杠桿及延遲渠道去庫存的影響下獲取超額利潤,其目的是增加小家電等非上市資產在整體上市後所占集團股權比例。

因此,對於涉及從控股股東或其他關聯方融資或購買資產的定向增發,可以考慮在發行方案公告後買入並長期持有。對於存在整體上市可能的公司,如果發現其存在有意調低利潤的跡象,在公司整體上市方案未披露的情況下也可買入股票,等待重組消息的披露以及前期隱藏的業績逐步回歸。

基於限售股解禁的策略

大小非限售股解禁日期是市場非常關註的事件,因此圍繞著該事件進行的策略研究也是熱門。一般來說,上市公司的大小非如存在減持動機,當然希望在其股票解禁後能以較高的市場價格出售,以實現利益最大化。一方面,限售股解禁日是公開信息,普通投資者在解禁事件之前就可預期到解禁將帶來對股價的負面壓力。另一方面,上市公司為了配合大小非解禁,可能會在其計劃減持前進行業績操縱,發布利好消息以促使股價上漲。這兩方面的力量導致限售股解禁日期附近存在大量不確定性,難以簡單使用該日期作為事件進行策略交易。比如,齊魯證券對2008-2013年間所有首發限售股解禁進行了研究,發現限售股解禁前公司的股票明顯跑輸大盤,但在限售股解禁日後則能小幅跑贏大盤。

在限售股解禁策略的研究中,要著重分析大小非減持的意願及操縱能力。大小非的身份及持股比例、控股股東的股權性質、市場大盤的走勢、公司所處行業情況、公司股票的估值水平等眾多因素都可能對大小非減持的意願及操縱動機造成影響。比如,由於審批流程複雜,且受益對象並非管理層,國有性質的大非自身的減持意願往往很弱。與之相比,民營性質或個人持股的大小非進行操縱及減持的意願較強。

筆者對2012年11月至2013年10月間30家創業板上市公司進行的90起控股股東減持事件進行了研究,得出了以下結論:在解禁日前三個月創業板公司的股票平均跑贏創業板指數;創業板控股股東如果減持可能更傾向於在解禁後的短期內(一至三個月)進行減持;解禁後減持比例較大且自然人股東的減持比例遠遠大於機構股東;在控股股東減持前的短期內公司傾向於披露好消息,而壞消息則大都在減持後披露;許多減持公司在減持前披露業績靚麗的年報並發布“高送轉”公告來拉升股價;自然人控股股東相比於機構控股股東來說更傾向於進行操縱。

事實上,如果使用模型預測控股股東減持動機,可以在2013年期間構建基於解禁日的事件投資組合,在解禁日前三個月該組合的收益平均跑贏創業板約10%。因此,在基於大小非限售股的解禁策略研究中,應從多方面考慮分析大小非減持的意願及操縱能力,才能取得較好的投資回報。

基於股權激勵的策略

上市公司向其高管及骨幹力量授予股票或期權進行股權激勵,對公司的股價將產生長期影響。一方面,被激勵人員與上市公司的利益較之前更為一致,使其在股權激勵實施後會更努力地工作,改善公司基本面。另一方面,被授予的股權激勵對於高管個人來說往往是較大的一筆財富,給他們帶來較強動機進行操縱,從而在股權激勵的授予、考核、行權及減持等過程中獲取對自身有利的條件。

首先,在股權激勵預案出臺之前,上市公司的管理層存在的動機主要是獲得較優惠的激勵價格及考核條件。因此,上市公司在股權激勵方案制定的過程中會盡量避免釋放利好,有時甚至會進行向下的業績操縱來打壓股價和壓低考核指標。例如海信科龍(000921.SZ)在2010年底公布的首期股票期權激勵計劃規定授予期權行權的主要業績條件是:各年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凈利潤增長率的平均數不低於20%,且各年加權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的平均數不得低於15%。然而,這些指標的設計頗值得玩味。2010年海信科龍的扣非後凈利潤仍在低位,僅為1.85億元,對應凈利率才1.05%;且公司的凈資產在海信集團資產註入後才從負權益恢複,2010年末余額僅為5.41億元,占總資產6.75%。一旦公司的經營改善非常容易達到這些考核標準。

在股權激勵開始實施後,當年公司的年報往往會存在一定程度的業績反轉,引發股價持續上漲。在股權激勵的考核期間,管理層一方面要盡量使公司的業績滿足考核要求,同時也會控制業績的釋放節奏,保留一些後勁供減持期使用。在此期間,公司的股價很難持續大漲。如果公司的前期業績能滿足股權激勵方案的考核條件,上市公司的行為會受管理層的節稅動機影響。當管理層計劃將其持有的期權行權時,會希望股價走低,這樣他們繳納的所得稅會較少。比如,海信電器(600060.SH)在2011及2012年度的兩批次管理層行權前公司均披露了較差的季度業績,且股價都在階段低點。最後,在管理層所獲的股權可以出售時,他們具有最強的動機來釋放業績和披露各種正面信息以推高股價。海信電器的多位高管在2012及2013年年初都成功在最高價附近減持。

此外,由於所有人缺位,國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存在較強的代理問題,其管理層對公司決策的影響也更大,導致公司更傾向於發布“福利型”的股權激勵計劃;而民營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計劃更傾向於“激勵型”,對管理層的努力和公司未來業績增長會提出較高的要求。對於這兩類股權激勵計劃,有必要分開進行研究。因此,上市公司實施股權激勵對於其業績的波動具有複雜的潛在影響,在構建交易策略時要根據公司的特征及管理層在相應階段的操縱動機進行設計。

基於“高送轉”的策略

上市公司送股、轉增股票既不影響其當期現金流,也不影響其未來現金流,本質上並不應該影響公司價值。但長期以來,我國投資者對高送轉公司的股票趨之若鶩,市場反應積極,導致近年來上市公司高送轉的比例在逐年提升, 10送10這樣的“高送轉”已較為常見。對於如何理解這種我國資本市場較特殊現象的背後機制,學術界一直沒有達成共識。但較為確定的是,上市公司時常利用投資者對高送轉公司股票的認識誤區,通過高送轉的公告來推高股價,以達成某些特定的目的。比如近年來創業板控股股東在減持前經常使用高送轉公告進行配合。

那麽從投資策略的角度是否可以利用上市公司的高送轉行為來獲利呢?筆者在2012年發表的論文中對2006-2010年期間進行每10股送轉5股及以上的公司進行了研究,發現有助於預測高送轉的因子包括:股價、每股未分配利潤與資本公積、股本、是否為次新股、以及上一年是否高送轉等。在每年三季度報告出臺後,可利用這些因素進行建模預測當年公司進行高送轉的概率。然後選取預測概率最高30家公司的股票構建投資組合,在公司公布分紅方案後賣出。在該研究中,使用樣本外數據進行預測的準確率在53%-87%之間,鑒於所有股票高送轉平均概率只有11.3%,預測效果還算不錯。此外,在2007-2010年間基於高送轉概率模型的投資組合的收益在8%-48%之間,平均收益高達27%。考慮到持倉期僅有幾個月,這樣的回報率高得驚人。

上市公司在高送轉公告出臺之前往往還會陸續披露其它利好信息,促使股價上漲。高送轉不是上市公司的目的,而僅是其操縱股價的手段之一。基於高送轉的預期構建的交易策略是否成功較大程度上依賴於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控制者操縱動機的解讀。

基於可轉債轉股操縱的策略

我國的可轉債市場與國際成熟市場的規則大為不同,發行的可轉債一般來說內含美式看漲期權、回售權、特別向下修正權和提前贖回權等選擇權。在股票融資受到較嚴格監管的情況下,我國上市公司往往將可轉債作為股權融資的替代品,期望最終將其轉為股票,而不是還本付息。當公司股票估值低迷,發行可轉債的上市公司往往會向下修正轉股價、釋放利好甚至操縱業績來將股價擡高至轉股價之上,促成轉股。由於小盤股波動性大,對利好信息的敏感度更高,業界普遍認為小盤轉債公司的操縱更強。

在可轉債的發行和存續期間,我國的上市公司存在較多動機對公司業績及股價進行操縱。首先,與股權增發類似,在可轉債發行前上市公司希望能以較優惠的利率募集較多金額的資金,因此存在動機粉飾業績、披露利好消息。這樣的話在可轉債發行完成後的一段時期里,發行公司的股票將缺乏上漲的動因,可能表現疲軟。

我國許多可轉債的條款中都含有修正轉股價格的較靈活條款,比如隧道轉債規定的修正條件是:當公司股票在任意連續20個交易日中有10個交易日的收盤價低於當期轉股價格的90%時。這樣的規定能極大地增加可轉債的內在價值,但對於中小股東實為不利,會以不利條件大幅稀釋其持股比例。上市公司提出向下修正轉股價格就反映了公司董事會希望促成可轉債最終轉股的強烈動機。在公司治理比較完善的公司,修正轉股價格的議案可能會遇到較大阻力。比如2014年2月民生轉債向下修正轉股價的議案就在民生銀行的股東大會中被否決。

因此,在可轉債存續期間上市公司決定何時促成轉股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可以使用模型預測公司將轉股價向下修正發生的概率,應考慮大股東持券情況、大股東持股比例、可轉債的稀釋比例、可轉債的價內外程度以及上市公司的償債能力等多方面因素。選取預測修正概率較高的可轉債進行投資。另一方面,在上市公司難以通過修正轉股價來促成轉股的情況下,比如公司股價遠低於凈資產,判斷上市公司對業績及信息披露進行操縱來促成股價上漲的動機。可以考慮的因素有:回售條款是否接近被觸發、可轉債的存續期限、可轉債的價內外程度、大股東的股權性質、大股東的資源情況等。基於這些分析,較好的策略是選擇操縱動機較強的公司股票或可轉債進行投資,等待公司釋放業績及利好。

其它基於操縱動機的策略

除了以上本文提及較為普及的幾種基於操縱動機的交易策略,還可以利用上市公司的其它動機進行獲利。比如,2011 年4 月底,攀鋼釩鈦(000629.SZ)整體上市方案公布後公司控股股東承諾的第二次現金選擇權到期。如果這些選擇權全部被行權,鞍鋼集團將需付出約245億元的巨額資金,攀鋼釩鈦還會面臨退市的風險。攀鋼釩鈦的股票在2010年底之前曾長期低於現金選擇權的行權價,引發大量資金進行套利。而攀鋼釩鈦在現金選擇權到期前通過盈余管理ST摘帽以及海外鐵礦資產的註入等手段將股價拉高至14元以上,成功地避免了選擇權行權。此外,有研究發現,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董事長變更或政治晉升會帶來對公司業績的操縱行為,引發股價的異常波動。面臨食品安全問題或生產安全重大事故等危機事件時,上市公司也可能對業績進行短期操縱,以維系股價與市場信心。

我國上市公司還存在大量對業績及股價的操縱動機,本文無法一一詳盡列舉。但毫無疑問,在對上市公司進行投資之前,對其操縱動機進行深刻分析實有必要。

制度環境引發獲利空間

盡管現有研究發現美國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也會出於期權行權或其它相關動機進行對其有利方向的盈余管理,但從上市公司或管理層的操縱動機的角度進行選股的策略在美國較為少見。一方面美國市場的公司治理完善、法制約束力強,管理層往往不敢或不能進行過份的操縱行為。另一方面,其投資者較為專業,較多情況下能從其報表中解讀出其盈余管理成分,從而在定價時進行相應的調整。

而在我國A股市場,法律制度對中小投資者的保護嚴重不足,導致上市公司的各類操縱成為普遍現象。一方面,會計師事務所對於財務報告把關不嚴,造成許多上市公司操縱利潤甚至造假。而多數情況下,中小投資者對此毫無辦法,最多只能“用腳投票”。另一方面,不少上市公司與機構投資者合謀,進行所謂的“市值管理”,利用各項利好或利差信息的釋放來配合機構投資者對其股票的炒作。盡管近期監管層對內幕交易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打擊,但此類合謀操縱股價的現象在實務中仍較為常見。最後,我國股票市場的投資者普遍專業程度缺乏,且投機性強,對財務報表及其它信息披露的解讀不深,容易被上市公司提供的表面信息所誤導。

可以預見,在我國A股市場的制度環境大幅改善之前,上市公司基於其自身或關聯方的利益訴求對公司的業績及其它信息披露進行操縱的現象很難得到本質上的緩解。因此,從上市公司操縱動機的角度進行相應的事件驅動策略投資在今後較長時間內仍可獲利豐厚。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會計與財務系副教授)

2014北京微電子國際研討會紀要 :資本驅動產業升級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33&page=1&extra=#pid7326

本帖最後由 三杯茶 於 2014-10-29 15:31 編輯

2014北京微電子國際研討會紀要 :資本驅動產業升級 全球格局下中國IC崛起
作者:鄢凡 潘東煦
核心觀點:
10 月 23-24 日,2014 北京微電子國際研討會在北京亦莊舉行,工信部領導、北 京市領導、科研機構專家、行業協會代表、國內外半導體企業代表、半導體投資 機構等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精英,匯聚一堂,共同研討中國半導體產業未來的發展 大勢。招商電子全程參會,通過與產業界和資本界專家的交流,我們更加堅信中 國集成電路將迎來產業發展和投資的黃金十年,而 2014 年則只是個開始。我們 在正文中詳細記錄了其中 14 位參會嘉賓的精彩觀點,以供投資參考。

關鍵詞一:“資本驅動”。全球範圍來看,半導體產業相關的風險投資和並購 基金並不活躍,而中國半導體產業投資並購的黃金十年則剛剛開始。國家 1200 億人民幣大基金 9 月底成立,而早在 8 月底基金管理公司就已成立,第一筆 投資將於今年年底投出;北京的半導體設計封測基金和制造裝備基金已經開 始運營;全國其他地方的半導體投資基金亦即隨後陸續成立。國家 1200 億大 基金有望撬動萬億社會資本投資半導體產業。此次國家/北京市集成電路產業 基金非常註重市場化運作,既體現國家的戰略需求,又體現資本的收益特性。

關鍵詞二:“終端拉動”。與會專家紛紛看好智能手機基帶/AP、智能硬件(家 居、汽車、可穿戴)、物聯網、IGBT 等出貨量大、增長速度快、未來潛力大 的芯片需求。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費市場,有潛力在滿足本土市場需 求的前提下,進入全球供應體系,塑造百億甚至千億美金市值的半導體公司。

關鍵詞三:“全球格局”。半導體產業是一個全球性產業,在看到中國巨大芯 片需求的的同時,必須放眼全球半導體市場,中國以外的市場技術密集程度 更高,是芯片產業的主戰場。目前中國芯片海外並購已經基本實現把海外上 市的中國企業收歸國內,下一步並購團隊運營在海外的半導體公司則更考驗 並購者的產業整合能力。預計下半年開始會看到更多並購案例的發生。

各個品類智能終端變量和增量芯片與 IC 產業轉移是行業崛起原動力。智能終 端芯片市場容量大、增長速度快、創新產品集中。隨著智能終端產業逐漸把 中國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工廠+世界市場”,同時可穿戴設備、智能汽車、 智能家居等終端應用不斷崛起,使得中國半導體產業將主要從如下三方面受 益:1)4G LTE 變量芯片需求;2)智能終端增量芯片需求;3)中國終端品 牌崛起所帶來的 IC 設計、制造、封測全方位需求。中國半導體將乘產業鏈東 進、上移之勢,補齊和升級電子產業鏈的上遊短板。隨著展訊、RDA 等海外 上市智能終端芯片公司完成私有化,兩家公司 A 股上市預期已基本形成,中 國 IC 設計上升大勢亦有望在 2015 年形成。

我們建議投資者關註:1)展訊、RDA 回歸 A 股和清華控股旗下的 7 家 A 股 上市公司及其他可能借殼公司;2)受益 4G 基帶/AP SoC 和前端模組需求的 公司如大唐電信、國民技術、格科微、全智科技(預披露)等;3)智能終端 增量芯片供應商如 NFC 芯片同方國芯、指紋識別芯片匯頂科技(預披露)、 傳感器晶方科技和格科微(擬香港上市);4)中國智能終端品牌崛起的直接 受益者如中芯國際、長電科技、華天科技等制造和封測龍頭。此外,在政策 助力下中國半導體產業將迎來長線拐點,我們前期發布的《半導體系列專題 報告之國家戰略篇》進行了詳盡解讀。

正文:

10 月 23-24 日,2014 北京微電子國際研討會在北京亦莊舉行,工信部領導、北京市領 導、科研機構專家、行業協會代表、國內外半導體企業代表、半導體投資機構等中國集 成電路產業精英,匯聚一堂,共同研討中國半導體產業未來的發展大勢。招商電子全程 參會,通過與產業界和資本界專家的交流,我們更加堅信中國集成電路產業迎來產業發 展和投資的黃金十年,而 2014 年則只是個開始。

工信部電子信息司司長丁文武

集成電路是信息技術產業發展的原動力。2014年1-8月中國集成電路出貨量688億塊, 同比增長 8.8%,上半年集成電路銷售 1338.6 億元,同比增長 15.8%,其中 IC 設計增 長 29.1%。移動芯片、32/28nm 生產線、先進封裝、刻蝕機進入生產線是主要亮點。

6 月 24 日發布的《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三大亮點包括:成立國家集成電 路產業發展領導小組、設立國家產業投資基金、加大金融力度,其中設立國家產業投資 基金是最有利的措施之一,也是區別於以往產業扶持政策的最大不同點。基金實施市場 化運作,專業化管理,進行股權投資,重點投資芯片制造業,兼顧設計、封測、設備材 料。目前基金籌資工作順利,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公司分別於 8 月底和 9 月底成立, 今年年底完成第一筆投資。基金規模 1200 億,聯和地方、社會、金融機構的資金共同 投資。基金投資開放,海內外均可享受。

移動芯片、金融卡芯片等內需市場,是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原動力。電子信息司未 來主要工作布局:

1) 引導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加快實施,推動國家基金與地方、社會基金的配合。

2) 基金推進 18 號、4 號文件相關細則出臺,進一步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3) 加強與政策性銀行、商業銀行的合作,重點在信貸產品、企業上市、融資工具等方 面加強支持。

4) 統籌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等資金渠道,推動集成電路產業各環節重點項目和重點工程 的實施。

此外,電子信息司將在市場推廣應用、人才培養和引進、標準和知識產權、國際合作等 方面與相關部門合力推動產業發展。

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淺議 中國微電子產業如何發展

微電子產業格局:展訊和 RDA 所處的通訊芯片行業是最慘烈的紅海市場,產業變化快, 但是在資本市場集成電路投資是藍海。現在很多歐洲半導體公司都消失了,美國也很少 有 PE/VC 投資半導體。全球市值超過 1000 億美金的半導體公司有三家,分別是英特 爾、高通、臺積電,三星的半導體也很強。若中國能夠有市值超過 1000 億美金的一家 公司,超過 100 億美金的有 2-5 家,才能稱得上半導體強國。

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的條件包括:

1) 集成電路產業上升到國家戰略

2) 資本市場的高度關註支持

3) 產品市場大

4) 人才逐漸聚集

5) 行業信心、熱情高漲

挑戰包括:

1) 中國芯片產業和企業規模偏小

2) 高層次技術和管理人才缺乏(目前紫光和銳迪科共 3500 人,預計未來 5 年增加到 20000 人)

3) 技術與專利積累不足

4) 企業國際化不足

5) 政府在市場、資金、政策方面缺乏足夠有效支持

建議包括:

1) 資金和研發應支持龍頭,提高集中度,拿到錢要出結果

2) 政府要在市場方面提供足夠支持

3) 海峽兩岸的微電子產業政策要對等

4) 中美在微電子領域的政策要對等

5) 對位電子企業和骨幹員工采取特殊稅收政策

6) 聯合中國的移動芯片廠商,運營商和設備商一起制定 5G 標準

7) 讓中國移動芯片和和運營商協同技術路線

8) 將對高通的罰款給予中國的移動芯片企業

9) 要求高通降低采用大陸移動芯片手機的專利費收取比率。

中國工程院院士丁榮軍:IGBT 技術創新與產業發展

技術淵源:信息和能量是電的兩種屬性,采用半導體技術對信息和電能進行處理,主要 產生了微電子技術和功率半導體技術。功率半導體從獨立發展,不斷走向與微電子技術 相融合即產生 IGBT 等新型功率半導體技術。IGBT 是在 MOS 器件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新型功率半導體器件,其工藝發展離不開微電子技術的支撐。

重要價值:功率半導體器件是變頻、變流、變壓、功率管理和功率放大的核心器件,廣 泛應用於軌道交通、電力、工業控制等領域。功率半導體技術是現代軌道交通電牽引傳 動技術發展的物質基礎;推動傳統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支撐大容量、遠距離電能 輸送。功率半導體器件是自動化工業體系中最基礎、最關鍵的部件。2014 年 1 月奧巴 馬揭牌成立美國電力電子國家創新中心,重點研發下一代功率半導體器件技術和產品; 2014 年 2 月,工信部發布《關於加快推進工業強基的指導意見》,提出了核心基礎零部 件、現金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的發展重點。  

IGBT 技術特點:IGBT 的物理機理包括高壓大註入下的電導調制、壽命控制等特殊物 理機理;特色工藝是深結、厚膜、薄片、高壓終端及背面特色工藝;技術難點是功率密 度高,最高結溫已達 200 攝氏度,動靜態參數折衷難等。IGBT 技術圍繞著降低開關損 耗、降低導通損耗、提升 SOA 安全工作區三個相互矛盾的方向展開,向更大功率、更 高密度、更高可靠性發展。

IGBT 發展歷程:過去 30 年,IGBT 功率密度提高 3 倍,能耗僅為原來的 1/3,同時芯 片尺寸不斷縮小。80 年代,IGBT 技術創新在於抑制“閂鎖”效應,縮短電流“拖尾”,實 現 20A/500V 產品商業應用;90 年代矽單晶技術進步改良了 IGBT 縱向結構,IGBT 實 現到 2500V 並聯應用;2000 年代發展的溝槽柵技術實現了新型縱向結構,IGBT 步入 高壓領域,逐漸取代 GTO;2010 年以來載流子存儲技術使得 IGBT 結構協同優化,產 品廣泛應用於高頻變流器,並開始應用於電網。IGBT在高功率領域不斷逼近GCT/GTO, 在高頻領域逐漸逼近 MOSFET。

IGBT 國內外發展現狀:國外已形成 IGBT 完整產業鏈,技術與產品處於成熟階段,芯 片最大直徑為 8 英寸,器件最高阻斷電壓 6500V,主流廠商為英飛淩、三菱、ABB。 國內 IGBT 發展迅速,芯片與模塊技術研發與產業化已初具規模,芯片最大直徑和最高 度端電壓水平與國外齊平,已成立中國 IGBT 技術創新與產業聯盟,IGBT 產業鏈已初 步形成、部分產品已形成一定競爭力。國內從事 IGBT 的公司主要有南車時代電氣、北 車永濟新時速、嘉興斯達半導體、華潤華晶微電子、銀茂微電子、江蘇宏微科技等。

南車時代電氣已經建成全球第二條、國內第一條 8 英寸 IGBT 芯片線及全自動高壓模塊 封裝線,目前正逐步實現量產。南車 IGBT 芯片和模組的年產能為 12 萬片 8 英寸芯片 和 100 萬只模塊,產品覆蓋 650-6500V。產品主要應用在軌道交通、智能電網等領域。

中國 IGBT 瓶頸和挑戰:中國 IGBT 起步晚,需重視發展自主知識產權技術,規劃建立 知識產權共享平臺;繼續擴大 IGBT 耐壓和電流的範圍,將帶來器件終端設計與制造、 通態壓降降低、芯片減薄、材料與制造均勻性提升等方面的挑戰。高端 IGBT 器件幾乎 由國外壟斷,國產器件產業化需要應用端的支持與促進。我國在 IGBT 設計、研發、產 業化方面缺乏人才。在產業鏈方面,中國 IGBT 材料、器件、應用等環節分立發展,未 能形成完整產業鏈條,上下遊互動溝通不足。

IGBT 技術與產業發展展望:技術發展方向主要有更高功率密度、新型封裝技術、第三 代半導體材料(碳化矽)等方向。產業發展方向主要是要形成 1)芯片-模塊-系統的完整 IGBT 產業鏈;2)IGBT 產業集群,模塊帶動十倍裝臵撬動百倍系統應用級規模經濟, 從而形成萬億規模產業集群。

SEMI 中國總裁陸郝安:創新、合作、市場引領中國半導體產業大 發展

應用推動半導體產業發展:2000 年以前終端應用主要是臺式機和筆記本電腦;2010 年 以前終端應用主要是手機;而之後的終端應用則是移動計算和物聯網。半導體產業具有 明顯的周期性,與全球 GDP 增長速度高度相關。

半導體產業鏈規模是一個倒三角,最下端的是設備,市場規模 380 億美元,向上是材料 約 470 億美元,再向上是半導體器件約 3250 億美元,最後會撬動 15000 億美元左右 的電子產品市場。

2012/13 年全球半導體前道制造設備的投入都是負增長,預測 2014/15 年增長率均將超 過20%,分別達到約350和超過420億美元。與此同時,芯片產能增加卻在放緩,2014/15 年芯片產能將只分別增加 3%,這說明近年設備投資大豆用於技術升級。2003-07 年全 球半導體前段設備投資和芯片產能複合增速分別為 18%和 17%,而 2011-2015 年的符 合增速則分別為 5%和 3%,出現背離。臺積電前段設備投資遠超其他代工廠,顯示其 穩定的領先地位。

預計 2014/15 年全球半導體裝備市場規模分別為 384 和 426 億美元,增長 11%,其中 中國半導體裝備市場規模則分別為 50 億和 51 億美元,增長 2%。中國半導體裝備市場 規模和增速都較小。而全球 2014/15 年半導體材料市場規模則分別為 448 和 467 億美 元,增長 4%,中國半導體材料市場規模分別為 58 和 61 億美元,增長 6%。

全球和中國半導體產業現狀及趨勢:

1) 國家政策和基金支持,明確發展目標。2015 年中國集成電路產業銷售總收入達到 3500 億元,32/28 納米產品規模量產,部分重點領域 IC 設計技術接近國際一流水 平(移動智能終端、網絡通訊等),中高端銷售收入占封裝測試收入的 30%以上, 12 寸矽片產線應用,65-45nm 關鍵設備產線應用;而到 2020 年中國集成電路產業 銷售總收入達到 8700 億元,16/14 納米產品規模量產,重點領域 IC 設計技術達到 國際領先水平(移動智能終端、網絡通訊、雲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封測技 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而材料和設備將進入國際采購體系。

2) 中國電子產品制造成就全球最大芯片市場。2013 年中國共生產了 14.6 億部手機、 1.2 億臺 LCD 電視、2.7 億臺筆記本/平板電腦、4680 萬部數碼相機,分別占全球 的 81.1%、56.9%、70%、74.5%。

3) 中國半導體產業持續增長,2013年中國IC設計、制造、封測的銷售額分別達到130、 98、177 億美元。

4) 不斷增加的中國 300mm 芯片產能,目前中國已經擁有華力、海力士、英特爾、三 星、中芯國際(3 條)、武漢新興等公司共 8 條 12 寸芯片生產線。

5) 全球半導體產業集中度越來越高,2013年前20大半導體公司占全球銷售額的75%, 前 5 名投資占全球的 66%,前十名研發經費超越其余所有之和,6 家主要 IDM 和 Foundry 占全球產能的 43%。

6) 國產裝備和材料企業核心競爭力亟待提高,全球半導體設備產業整合加速。

7) 移動互聯網帶來計算、通訊終端爆發式增長。

8) 封裝技術重要性提升,芯片要求更薄、更省電、更多存儲、更強功能、更便宜。

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挑戰:

全球半導體產業趨於成熟,兼並整合形成大者恒大格局

中國產業起步晚,規模小,核心競爭力缺乏

半導體領先工藝資金投入巨大

全球分工格局已經形成,半導體已不再是地區性產業,中國產業的定位。

半導體的技術、人才、市場、產業鏈都已全球化

中國企業國際化、市場化能力有待提高

政府主導也造成一些企業過度依靠國家專項資金扶持

需提高核心競爭力,建立良好商業模式,拜托“價格陷阱”

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機會:

政府對半導體產業的持續推動下,中國半導體產業已形成規模

半導體進入成熟產業”薄利“時代,元器件制造加速轉移出美、日、歐,制造業繼續向亞 洲轉移

美國風投已幾乎不再投半導體設備、制造

中國經濟整體發展,資金、人才不再是短板

全球最大電子產品制造基地,產品定義、開發(特別在移動、消費類)越來越越多在中 國完成,中國制造正逐步走向中國創造、中國應用

貼近市場的文化、語言,整體產業生態環境替代成本成為新的優勢

成本優勢還在

對中國半導體產業的一點建議

以產業化為目標,市場為導向

充分利用終端應用市場優勢,抓住產業轉移機會

國家資金要覆蓋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

通過國際並購、重組、合作獲得產業核心競爭力;以各種形式進入技術、市場前沿

國際化是中國半導體產業做大做強的必經之路,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國門,融入全球市場

尊重知識產權,建立可持續發展

建立良好的商業模式,樹立品牌,打造產業旗艦

中國資本與企業漸成日趨活躍的半導體並購主角

2013 年 3 月,Cadence 收購 Tensilica,3.8 億美元

2013 年 7 月,Dialog 收購 iWatt,3.1 億美元

2013 年 7 月,紫光收購展訊,17.8 億美元

2013 年 8 月,美光完成收購爾必達,25 億美元

2013 年 12 月,Avago 收購 LSI,66 億美元

2014 年 3 月,浦東科投收購瀾起科技,6 億美元

2014 年 6 月,Synaptics 並購瑞薩的驅動芯片業務,4.7 億美金

2014 年 6 月,ADI 收購 Hittite,24.5 億美元

2014 年 6 月,紫光完成收購銳迪科,9 億美元

2014 年 8 月,安森美收購 Aptina,4 億美元

2014 年 8 月,清芯華創要約收購 OmniVision,16.7 億美元

2014 年 8 月,英飛淩宣布並購 IR,30 億美元

2014 年 9 月,英特爾入股紫光,90 億人民幣

2014 年 10 月,高通宣布收購 CSR,25 億美元

2013 年 5 月,日月光以 7000 萬元人民幣並購日本東芝轉投資的封測廠無錫通芝微電, 並將取得東芝後端封測訂單

2013 年 8 月,Amkor 完成對東芝旗下馬來西亞半導體封裝與測試業務的收購,與東芝 達成制造服務協議

2014 年 6 月,矽品投資其蘇州公司的第三期,繼續新增建先進封裝支撐,2014 年的投 入金額約達到 5000 萬美元

2014 年 4 月,韓國 NEPES 在江蘇淮安投資新的晶圓級芯片封裝項目

2014 年 8 月,中芯國際與長電科技合資 Bumping 廠正式落地江陰

2014 年 8 月,中國企業競購全球第四大封測上新加坡星科金朋

2014 年 9 月,晶方擬 3.4 億元收購智瑞達

中科院微電子所所長葉甜春: “三鏈融合”推動中國集成電路產業發 展進入黃金時期

國家政策迎來創新鏈、產業鏈、金融鏈“三鏈融合”時代:2008 年,國家科技重大專項 《核高基》、《集成電路專項》、《新一代無線通信》等開始實施,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 2011 年的“關於進一步鼓勵軟件產業和集成電路產業發展若幹政策”推動產業鏈建設加 速,在資金、政策、融資、人才等方面為集成電路企業提供重大支持,提升國家制造技 術的研發水平。2014 年“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則標誌金融鏈開始建立,建立 國家產業基金,鼓勵社會投資,重點發展集成電路制造,兼顧設計、封裝、裝備與材料 等,優先支持領先的國內龍頭企業。

創新鏈取得重大突破: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的實施取得重大進展,奠定了技術基礎,培育 了產業體系,凝聚了人才隊伍,為進行大規模產業投入創造了良好條件。在重大專項支 持下,我國集成電路技術實力顯著增強,系統級芯片設計能力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逐 步縮小;制造工藝取得長足進步,40nm 工藝量產,28nm 工藝進入試產,20-14nm 技 術研發突破,特色工藝競爭力提高;集成電路封裝生機勃勃,技術接近國際先進水平; 關鍵裝備和材料實現從無到有,大部分產品水平達到 28nm,部分產品進入 16nm 被國 內外生產線采用;培育了一批富有創新活力,具備一定國際競爭力的骨幹企業。

本土裝備產業基礎初步形成:上海中微 40-20nm 介質刻蝕機進入批量銷售;北京北方 微 55-28nm 矽刻蝕機、PVD 進入銷售,TSV 封裝與 LED 系列裝備開始批量銷售;上 海微電子封裝光刻機等產品進入批量銷售;七星華創 65-28nm Low-K 清洗機、氧化爐 等產品進入銷售;上海盛美 28nm 兆聲波清洗機等產品開始進入銷售;北京中科信 12 英寸註入機等產品銷售;沈陽拓荊 65-28nm PECVD 等產品銷售;上海睿勵光學檢測設 備等產品開始用戶試用考核。

本土材料產業規模和供應能力大幅提升:一批 8-12 英寸集成電路用關鍵材料產品研發 成功,實現批量銷售。至 2013 年,拋光劑、靶材、化學試劑、特氣等產品批量進入市 場,部分品種國內市場占比超過 50%,靶材國際市場份額超過 10%。

專利及核心技術方面:專項實施至今,已申請發明專利 17201 項,其中國際專利申請 1248 項。

產業發展需要產業鏈、創新鏈、金融鏈協同推進:重大專項屬於科技研發資金,替代不 了摻也投入,而應當是產業投入的前提和要素。按照市場規律,如果“重大專項”的投入 是幾百億元,那麽產業投入應當是要幾千億元,甚至是萬億元的規模,如此才能形成產 業規模。如果摻也投入不能及時跟進的話,我們前期取得的研發成果也會很快過時。集 成電路作為全球化、高技術密集型產業,需要有產業鏈、創新鏈、金融鏈,三個鏈條的 密切配合,才能把產業做好。“重大專項”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創新鏈的問題,產業鏈的 問題也要解決,並且需要有金融鏈的跟進。

依靠政府持續不斷的大力扶持是集成電路產業實現追趕的必經之路:2013 年底,北京 成立 IC 產業發展基金,總規模 300 億元,走在了國家基金前面。2014 年上海、武漢、 天津濱海、安徽、江蘇、甘肅、山東、四川等都在制定地方版集成電路扶持政策和基金 方案。集成電路產業作為電子產業鏈的最上遊,具有非常高的技術壁壘,同時也具有很 強的規模效應。從我國臺灣、韓國的集成電路產業快速崛起的經驗中可以看到,在追趕 上世界領先水平前的二三十年里,都是依靠政府扶持不斷的大力扶持,這是集成電路產 業實現追趕的必經之路。

千億投資不多,萬億才能達到效果:集成電路產業的投入產出模式與傳統產業並不相同, 以前的發展思路不能簡單套用在集成電路行業上。必須意識到,這個產業需要長期、持 續、多樣化的投入,最終需要達到萬億級規模。集成電路的投資特點屬於“大投入,大 收益;中投入,沒收益,小投入,大虧損”。

投資規模不足何不持續,影響行業的長遠發展:2008-13 年,我國集成電路行業固定資 產投資總量僅 400 億美元左右,且表現出不穩定、不夠持續的特點,有三年出現嚴重的 負增長,投資總量明顯下降,是本土企業與國際企業差距進一步拉大。英特爾一家 2013 年投資就達 130 億美元,臺積電投資達 97 億美元。中國半導體產業需要年投資額達到 200 億美元的持續投資。

多渠道、多工具投入是關鍵:國家基金當前任務應該是激活金融鏈,引導“三鏈融合”的 局面形成,這將是戰略性的任務。對具體項目投資,建議國家占比不超過 20%,關鍵 是要撬動社會(國際國內)2-3 倍的資金量,再撬動 4-5 倍的銀行貸款,這樣有望總體 達到萬億級規模。建議地方政府遵循市場化原則,給出一定的優惠政策,以保證國際、 國內投資人的積極性。集中優勢區域發展,不能遍地開花,要與地方經濟實力相適應, 與當地的產業基礎有聯系。投資要有整體視野,推動產業鏈整合,要力爭培養出世界級 企業及相應的產業集群。

集成電路產業鏈結構不均衡帶來的機遇:產業結構“頭輕腳重”,中上遊的設計、制造業 比例很低,下遊的封裝業比例很高,制造產能擴展空間很大;裝備和材料的本土優勢和 後發優勢;設計與封測的市場近距離優勢。在芯片制造領域,國際產能飽和,本土產能 缺乏,擴展空間很大,需要在國際視野下進行規劃和布局。

本土裝備和材料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並存:在目前大部分已經被不多的幾家國際半導體設 備公司壟斷的 12 寸設備市場上,對於本土設備企業存在著很高的進入門檻。而制造產 能的轉移和升級對各個設備種類提出一些個性需求時,可能為新的供應商進入打開一個 窗口。對於本土設備企業來說,關鍵是準確地把握客戶的關鍵需求,進行設備改型或進 一部研發,以反應速度的靈敏性及設備研發的靈活性就有可能得到打破這些堅冰的機會。 目前相對弱小的本土設備企業只有比他們投入更多倍的努力和艱辛,才有後來居上的發展機會。

設計與封測的市場近距離優勢,7 大新興產業 24 個領域發展方向中,半導體技術滲透 至多個領域。到 2020 年,物物互聯業務跟人與人的通信業務相比,將達到 30 比 1。

IC 設計於封測環節的機遇:1)中國是全球最大的消費電子產品制造基地與消費市場。 擁有完整的智能移動終端產業鏈條,本土終端品牌及其供應鏈體系發展迅速。本土企業 對性價比、配套研發、靈活交貨與售後等軟性服務要求更高。本土 IC 設計廠商近年來 快速崛起,與本土終端品牌共同成長。而本土 IC 封測廠商更是同時收益本土 IC 設計廠 商成長以及海外訂單轉移雙重利好,近年來產能與收入規模持續擴張。2)未來 3-5 年 為技術創新換擋期,為國內企業的成長提供了難得一遇的窗口。智能終端滲透率已經達 到 70%的較高水平,下一代消費電子產品形態尚不成熟。圍繞智能終端微創新,國內 IC 設計企業在攝像頭芯片,觸摸屏驅動,指紋識別,NFC 支付,無線充電等領域完成 布局並迅速成長。3)整個產業鏈條在由下向上的驅動力下,呈現健康發展格局。在智 能手機產業鏈的帶動下,我們看到這樣一幅全景:下有國產終端品牌在全球市場表現良 好,中遊觸摸屏/攝像頭/電路板模組廠快速成長,上遊芯片設計/封裝漸入佳境。本土 IC 企業已在基帶/AP、攝像頭 CIS、觸摸屏驅動、電源管理、指紋識別等芯片領域占據重 要位臵,並逐步取代外資廠商。此外,除了行業內在的發展邏輯,芯片國產化政策將加 快這一趨勢。成功的關鍵在於上下遊聯動,如整機與芯片協同設計,芯片與運營商聯合 研發項目帶動芯片技術和產品創新。

投資中國半導體產業: 1)要有“掙慢錢”的戰略眼光,不能基金計較眼前的短期收益; 2) 自主創新與國際合作要有共贏模式,擺脫單純的兼並或者“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發 展思路,海外企業來華發展也需要尋找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模式。3)兩 岸合作有機會,臺辦和工信部要協同,兩岸共同做大蛋糕。

ARM 中國區銷售副總裁劉潤國:打造開放式創新的生態系統

2013 年采用 ARM 處理器技術的芯片出貨量為 100 億顆,超過 75%的全球人口試用 ARM 處理器技術的電子產品,而 ARM 全球僅有 3600 多名員工。

在集中式生態系統、開源式生態系統、社區式生態系統中,ARM 選擇社區式生態系統, 可以實現共同目標、合作共贏和開放創新。社區式生態系統的優勢在於自主可控、開放 平等、顛覆創新。

2013 年采用 ARM 技術的中國芯片出貨量為 10 億顆,其中應用處理器出貨 2.5 億顆, 2008-13 年 ARM 合作夥伴出貨量成長了 50 倍。

ARM 認為未來的成長動能包括:物聯網,硬件應用化,新興市場,大中華地區心生態 系統崛起,顛覆式創新等。

中芯國際執行副總裁李旭武:半導體技術趨勢和中芯國際制造工 藝研發

國際主流公司均價快科研進度,多數公司未來 5 年均擬推出 3 代或 3 代以上技術產品。 臺積電 20/16/10nm 的量產時間為 2H13/2H14/2H16,7nm 技術試產在 2H17;GF 與 臺積電節奏相同;臺聯電跳過 20nm,14/10nm 量產時間為 1H15 和 2H17;三星亦取 消了 20nm,14nm/10nm 量產時間為 1H14/1H16,7nm 技術試生產在 1H17;英特爾22/14/10/7nm 的量產時間為 2H12/2H13/2H15/2H17。(招商註:我們認為這里所講的 量產比一般意義上的客戶產品量產要提前半年到一年左右)。在中芯國際成立以前,中 國半導體制造水平與世界領先的差距很大,而自中芯成立後其技術水平與全球領先水平 差距維持在 2-3 年左右,差距未被拉大。目前中芯國際 28nm Polysilicon 技術依然落後 2-3 年,但是 28nm HKMG 技術有望縮近與領先水平的差距。

芯片制造技術面臨五大技術挑戰,分別是光刻技術、新材料、工藝誤差、新結構、工藝 集成。光刻技術的挑戰主要在於如何利用 193 納米波長光源形成 65-20nm 特征長度的 圖形,可以通過光學修正、相移掩膜,沈沒式光刻,多重曝光和刻蝕等技術實現。光學 修正技術使得圖形比波長短。193 納米光刻技術可支撐 CMOS 發展到 14 納米。新材料 新工藝方面本世紀以來,已經有 47 種新材料進入集成電路制造,共計 64 種。新材料 技術如 HKMG 為器件性能帶來巨大提高。工藝隨機誤差是產品技術的殺手,會影響良 率、性能、設計余量、可靠性、移動性、制造控制等,需要研究工藝誤差帶來的器件產 品性能變化,並給出解決方案,即時發現工藝異常。晶體管新結構的挑戰主要是需要在 低電壓下獲得高電流和少泄露,即實現功耗、驅動能力、速度的均衡。3D 晶體管 FinFET 是主要發展方向。工藝集成技術的挑戰主要是隨著節點的升級,每一代新技術需要約 20%以上的工藝設備添臵和更新(14nm將需要1600步工藝),幾乎每步工藝需要實驗, 關鍵工藝需要數百次。

中芯國際在 Logic 芯片領域主要產品是 40nm,28nm 年底量產,下一步是 14nm,而 Flash 38nm 剛剛量產,e-Flash 1Q14 實現量產,CIS 0.13 微米 FSI 已經量產,BSI 將 於 4Q14 量產。其他如 MEMS、LCOS、HV、PMIC、RF/MS、EEPROM 等亦是公司 主要產品。中芯國際 28nm polysilicon 預計 4Q14 量產,28nm HKMG 預計 1Q15 量產, 這二者之間的時間差很短,相比於主要 28nm 制程發展 4 代來講,發展速度很快。中芯 國際在 TSV 與 3D 芯片及系統集成技術產業化上亦有布局。中芯國際與長電科技合資 的 12 寸 Bumping 工廠落戶於江陰。

整體上,我國集成電路芯片制造距離世界先進水平約 3 年,工藝技術面臨 5 大挑戰,其 中光刻瓶頸尤為明顯。中國先進工藝步伐緩慢,但是世界龍頭在 20-14nm 產業化技術 發展加快。中芯國際發揮中國市場的主場優勢,保持技術發展步伐,實行差異化發展。 設計 IP 的建設正在得到更多的重視。產業鏈需要加強產業聯盟的建設,促進產學研協 同創新。

Synopsys 全球副總裁/亞太區總裁潘建嶽:集成電路產業的中國 角色和機會

中國半導體市場容量的發展超乎預期,2013 年中國進口半導體器件花費 2300 億美元, 2012/13 年中國消費了全球一半以上的半導體產品。然而中國創造的芯片和中國消費的 芯片之間的鴻溝在持續,預計 2014 年中國 IC 產值達 610 億美元,IC 消費達到 1910 億美元,差距在 1300 億美元。全球和中國 Fabless 在整個半導體產業中占比持續攀升, 美國公司占據全球 777 億美元 Fabless 市場的 69%,大中國地區市占率再緩慢追趕, 其他地區動力不足。中國有超過 600 家 IC 設計公司,缺少優質企業,產業有待整合。

中國在 IC 產業的發展方向:

1) 中國的集成電路設計公司量多二小,需要做大做強,參與國際競爭

2) 中國的集成電路設計公司要以美國公司為追趕超越的目標

3) 依靠自身的有機增長不足以彌補現有差距,需要考慮並購形式的外延式發展

4) 應用上需要關註通訊、數據處理和汽車電子

5) 器件上需要關註存儲器、微處理器和專用芯片/SoC

6) 從成本創新到真正技術創新和應用創新的轉變趨勢

7) 專註需要長期耕耘的數據中心、智能電網、高端電機控制、汽車電子等領域。

8) 軟硬件結合創造智能硬件,互聯網公司進入硬件領域,大的系統公司進入 IC 設計

中國有望在通用 CPU 方向取得突破,主要面臨的問題是生態系統,包括 OS 和應用軟 件等。中國 MCU 市場為國外公司控制,4 位 MCU 產品領域中,除瑞薩以外,其余均 為臺灣廠商和內地廠商;8 位 MCU 產品市場的競爭最為激烈,所有的歐美、日本、中 國臺灣及部分中國內地廠商均參與;16/32 位 MCU 市場的主力廠商基本均為歐美及日 本廠商。ARM Cortex-M 構架沖擊帶來 MCU 產業連鎖反應。STM 業內率先采用 ARM MCU 構架,三年內幾乎所有廠商選擇 ARM MCU 構架,ARM 構架會產生同質化競爭。 未來 MCU 發展三個方向:Microchip 等選擇堅持自有構架發展,三星、富士通等選擇 出售 4/8 位 MCU 部門,飛思卡爾、Atmel、Silicon Lab、德州儀器、瑞薩、STM 等通 過其他功能差異化垂直應用。這導致越來越多國外公司戰略放棄 8 位 MCU 業務,有利 於中國公司通過並購獲得一流客戶。Memory 方向中國必須參與高速增長的 3D NAND Flash 競賽,並且關註新型存儲器 MRAM 和 RRAM 的發展。中國平板電腦應用處理器 在國際已有領先地位,未來兼並整合做強。通訊基帶方向中國本土已經顯現出以紫光集 團為龍頭的格局,力圖打造芯片廠商和整機廠商協作的本土產業閉環。可穿戴設備是下 一個大的發展應用。

華山資本管理合夥人陳大同:投資體制創新,打造龍頭企業

全球半導體行業的發展趨勢:1)芯片創新驅動智能硬件,科技公司硬件化方興未艾, 芯片創新改造提升傳統行業,如智能電視、智能家電、車聯網等,芯片技術亦驅動新應 用如可穿戴設備、物聯網發展,科技巨頭尋求硬件入口,專有芯片能保障競爭優勢。2) 芯片制造業是產業核心,產能為王是發展大勢,代工制造專有工藝開發成為集成電路業 內競爭的最重要方面之一。

半導體行業中心向亞洲轉移,半導體行業在歐美和日本漸成成熟產業,產業重心進一步 向亞洲,特別是中國大陸轉移;中國大陸將成為全球半導體市場的主要增長,但技術、 人才、產業成熟度的差距仍非常明顯。

中國半導體產業的機遇:逐步完善的電子產業鏈、政府大力支持、海歸和本土人才、初 具規模的平臺型企業。挑戰:科研水平與世界先進仍有較大距離;研發周期長投入回報 慢,難以單純依靠風投;專業投資團隊稀缺;國內龍頭企業國際化面臨困難,客戶接受 度、人才、全球市場等均有短板。

華山資本布局的半導體產業公司有:展訊通信、兆易創新、高拓訊達、芯原半導體、中 芯國際、安集半導體等。

國內半導體產業趨勢,由春秋時代進入戰國時代,未來十年將圍繞龍頭企業形成並購、 整合平臺。

中國產業投資體制改革:《發展綱要》顯示了政府支持集成電路產業的決心和策略,此次建立產業發展股權投資基金,由專業團隊進行管理,改變傳統的政府定向投資的方式。 新興產業投資體制的優勢在於:1)以基金形式,通過市場化運作完成資源配臵,投資 團隊按照業內資深、國際化背景、專業化投資遴選,投資團隊自主決策具體項目,政府 部門戰略指導。2)以較少的政府資金撬動大量社會資本,投資團隊門檻高,需具備融 資能力,且可以放大政府資金,政府也要適度讓利。3)專業團隊管理與政府指導有機 結合,確保產業和區域的投資比例以及政府資金安全和團隊激勵。

半導體企業如何成長為龍頭企業:1)進口替代幾乎是成功必由之路,高科技+中低端 產品;2)農村包圍城市策略,山寨-國內品牌-國外新興市場-歐美市場;3)一代拳王, 各領風騷 3、5 年;4)過三關,歐美日公司、臺灣韓國公司、國內競爭對手;5)懂技 術的怕懂市場的,懂市場的怕既懂技術又懂市場的;6)一把手的眼光、心胸、執行力 是公司成敗的關鍵。

東電電子總裁陳捷:半導體設備助推產業跨越發展

半導體產業由設備到制造/封測到 IP/芯片到電子產品逐級放大產業規模,半導體技術除 了沿著節點和功能多元集成兩大方向外,更衍生出刻蝕技術、新材料新結構和先進封裝 三大發展方向。

集成電路市場三大發展方向是:社交網絡普及、設備高性能化、消費區域擴大。集成電 路產業五大變化趨勢:技術趨勢,後摩爾定律時代的多元發展;平臺趨勢,450mm 晶 圓/單晶圓處理/集成化設備;商務趨勢,中國時代,產業集聚;綠色趨勢,生產環節和 使用環節;平臺趨勢,合作共生,協同發展。

深創投總裁孫東升:中國 IC 業發展現狀簡析與深創投投資案例與 規劃布局分享

現狀:我國屬 IC 大國非強國,嚴重依賴進口:我國 IC 市場占全球半壁江山,但自給率 僅為 22%,絕大部分芯片依靠進口;國外企業壟斷高端 IC,微處理器、控制器、存儲 器占到總需求的 76%,利潤幾乎被 Intel、Samsung、高通等少數幾個海外巨頭壟斷, 這些缺少的產品應該是我國 IC 需求突破的。

現狀:IC 關乎國家安全、GDP 經濟安全: 1 元芯片會撬動 10 元電子相關產品消費和 100 元 GDP。

未來規劃:萬億投資方可達到十三五自給率預期:十二五規劃當中 IC 產業 2015 年規模 目標為 1 萬億元,國內預計產值為 2200 億,自給率約為 22%,低於計劃的 30%。若 自給率達到 50%以上,至少需要國家帶動持續投入 1.1 萬億。

發展路徑:技術路徑與資本路徑:深國投建議大力支持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引導民 間資本、境外資金,帶動國家資本,最終實現不低於 2000 億元/年的投資進入 IC 領域。 技術路徑可遵循電子、家電、面板超越規律,采取引進、消化、吸收、創新、超越的模 式。資本路徑應采取政府、民間、境外資金全部參與的方式,沒有境外資本,IC 走出 國門會像康佳華為一樣面臨封鎖。

現狀-規模小、盈利差但資本市場有紅利:國內 37 家上市 IC 企業規模小集中度低,銷售 額、利潤、市值遠低於國際企業,總盈利不及德州儀器,平均盈利 2000 萬。但是 A 股 給中國 IC 企業的市盈率卻高達 51 倍,遠高於美國的 18 倍和臺灣的 9 倍。

全球半導體資本市場趨勢正在由上市向並購轉變:2010 年以前 IPO 活躍,而之後並購 數量開始增多。

基金要成為解決摻也問題的突破口:中國集成電路產業面臨的問題主要有產業鏈不匹配, 制造、封測的配套,操作系統、軟件等均不匹配;IP 落後,引進的技術落後至少一年, 自主研發面臨知識產權池壁壘,繞開不易;IC 制造因其基礎性、重資產、長周期、高 門檻,缺乏長期資金,發展滯後,無法帶動封裝及整個產業的發展;資本與產業運營能 力較差。解決問題的答案是通過資本的手段,並購運作或高強度資本投入縮小差距。

北京市 IC 基金總規模 300 億元,目前有制造和設備子基金(60 億)和設計和封測子基 金(20 億),分別由盛世宏明和清芯華創負責管理。

國家級千億 IC 基金(1290 億)主要出資方有中國煙草、中國移動、國開金融、亦莊國 投、上海國盛、中國電科等,投資方向重點為集成電路制造業,兼顧設計、封測、設備 和材料產業,投資策略為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推動企業提升產能水平和實行兼並 重組。

十三五萬億投資方向:萬億資金來源以政府主權基金為主,政府訴求主要是產業發展, LP 訴求是中國經濟增長和人民幣升值長期收益,投資策略主要是 IDM、垂直分工、境 內外整合,企業目標主要有設計領域打通 IP 與 4/5G 等高端芯片,Fab 切入存儲、CPU 等戰略芯片,扶持數家行業龍頭,做強做大。對手是英特爾、三星、高通、臺積電、日 月光、IBM。IC 設計:CPU/MCU/DSP 等高端通用芯片、網絡通訊芯片、存儲器芯片、 數模混合芯片、信息安全芯片、數字電視芯片、RFID 芯片、傳感器芯片及功率半導體 芯片;IC 制造:22nm 及以下技術 CMOS 先導工藝、32/28nm 集成電路制造、微波器 件與電路制造、電力電子器件制造、MEMS 制造;封裝測試:SiP、BGA、WLP、TSV、 QFN 等;裝備材料:矽工藝設備、封測設備、LED 和太陽能設備、高端矽材料、電子 化學品、半導體靶材及蒸發料、封裝材料;IC 服務:以 IP 庫為核心的知識產權服務平 臺、以 EDA 為核心的設計服務平臺、集成電路測試平臺、集成電路市場培育平臺。

北京亦莊 IC 產業並購基金:三期 100 億元規模,存續期 8 年,首期出資 16 億(深創投 3 億,亦莊國投 3 億,社會公開募集 6 億,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政府以建築與土地評估 出資 5 億),二期出資 34 億,三期出資 50 億。主要投資方向為 1)圍繞紫光和中芯國 際進行並購運作;2)集成電路產業鏈;3)IT 產業;4)移動互聯網;5)創意文化產 業。投資以未上市公司為主,早期、成長期、成熟期比例為 30:50:20。投資方式包 括通過對外招商及深創投自身資源引入,吸引企業入駐,獲取長期穩定的租金收益,或 者選擇有上市意願及潛力並願意入駐產業園的企業,通過產權或租權的方式來換取企業 的股權。

博通大中華區高級總監顧文傑-聯合創新,贏得先機,半導體公司 如何在新時代引領行業趨勢

2020 年全球物聯網終端數量達到 260 億,收入達到 3000 億美元,帶動經濟總量超過 1.9 萬億美元。2013 年中國物聯網市場規模 4896 億元未來增長率 30%左右。

物聯網智能化需要高帶寬網絡,從而有利於博通。目前全球 99.98%的網絡數據需要經 過至少一顆博通芯片。

中國物聯網產業規模達,擁有南水北調、智能物流等大型項目及全球最有潛力的互聯網經濟。但同時中國技術支撐力量不夠,由於核心環節關鍵技術比較欠缺,即時傳感器、 芯片、智能信息處理軟件等依然處於初級階段。

博通的發展策略是利用其領先的無線連接技術,在物聯網和可穿戴市場持續領先。同時 博通提供嵌入式無線互聯網解決方案用於各種智能硬件。

博通與上海微系統所、高校等成立聯合創新中心,整合資源、建立生態、擴大影響。

武嶽峰資本創始合夥人武平-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契機與危機

半導體產業過去幾無風險投資關註,現在即將迎來 1200 億國家產業投資基金,產業迎 來黃金時代。但是契機與危機並存,產業大熱的背後有太熱的風險。

中國半導體市場的特點是規模龐大(占全球需求的 60%),但是底子薄,產品以中低端 為主,進口比重高。在全球半導體市場,中國企業的貢獻微不足道,僅約為 2%。

國家和地方產業投資基金出臺後,半導體投資的資金多了,但也有隱患,即資金投資方 向、區域等過於分散,子彈亂飛。產業投資熱潮背後,也隱含著惡性競爭。實業企業相 互競爭是好事,但是投資機構就需要互相合作。

中國公司收購海外半導體公司的時候,容易受到被收購公司或者政府的抵制或者被宰, 這需要市場化的國際團隊運作,不要封閉。

半導體產業投資需要統一規劃,避免無序失控。同時半導體投資是非常專業的投資,要 避免各種資金的盲動。此次半導體產業基金的一大亮點是市場化運作,要避免行政的過 度幹預,以專業投資機構的決斷為主。

半導體投資應該關註團隊、市場、產業、健康的生態。

華登國際董事總經理黃慶:新形勢下,中國半導體產業的初創與整 合

半導體產業的發展之路要經歷自力更生、引進學習,廉價替代,提高附加值,引領市場 四個階段,分別對應學習期,成長期,壯大期,獨立期。中國 IC 產業正處於成長期和 壯大期交替的時代。全球半導體市場一半在中國,且世界半導體的主要成長來自於中國。 2013 年中國半導體市場占世界 40%,其中國產只占 5%。

過去 10 年中國半導體產業增長了 8 倍,年均增速 25%。如果未來 10 年也按照 25%的 CAGR 增長,10 年以後中國半導體產業規模將是現在的 9 倍,規模達到 800-1000 億, 占世界的 20%,相當於 8-10 個 100 億美金營收的公司或 80-100 個 10 億美金營收的公 司。1000 億美金是除去英特爾三星、高通之外全球半導體排名前 15 家半導體公司的營 收之和。而一個 10 億美金營收的半導體公司,凈利潤大約 1-2 億美金,員工 1-2000 人,是一個大公司,其主要面向的市場是 PC、TV、手機等 IC 的主戰場。

Gartner 預測,2014/15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增速分別為 6.7%和 4.9%,市場營收規模達 到到 3360 億和 3530 億美元。2014 年智能手機、超極本、SSD、汽車電子、遊戲機、 電視等終端貢獻全球半導體的主要成長,其中智能手機、超極本和電視背後是強大的中 國市場。

國際半導體巨頭面對“增長緩慢”的辦法是加大自己領先領域的投資和整合兼並。如三星啟動韓國新廠 Line 18,全書投入生產 DRAM 和 NAND Flash,預計明年 6 月完成建廠; 中國扶持半導體產業成長成為政府的工作重點,未來 5-10 年中國半導體產業將是全球 投資的中心,2014 年是中國半導體元年。國際大的半導體公司並購也是此起彼伏。

半導體的投資機會主要來自:1)初創企業,從填補空白到創新;2)整合企業,通過並 購做大做強。

中國半導體企業如何成長:

1) 走出國門成為國際化公司,國際市場比中國市場大,技術能力領先中國

2) 通過並購獲取技術和市場從而實現成長

3) 利用中國今天的優勢,即高速成長的本土半導體產業,活躍的資本市場,中國半導 體公司開始成熟,巨大市場的引誘。

國內最近的整合並購主要有紫光收購 SPRD+RDA,Intel 入股 20%,同方微電子、晶源 電子、國微電子整合為同方國芯,晶方收購智瑞達,長電收購星科金朋,矽力傑收購賽 拓克等。跨國私有化目前有 IDG 收購 MEMSIC,浦東科投收購瀾起,清芯華創收購 OmniVision 等案例進行。私有化使得成熟的公司落地國內,充實產業實力;海內外證 券市場的估值差異刺激資本不斷投入私有化浪潮。

整合並購面臨的挑戰:

歷史上收購整合失敗很多,一定要買有附加值的公司;

加入資金、市場、人力等中國元素後對於海外公司的價值;

在中國上市/並購具有高市值/高回報和不確定性和複雜性。

成功公司的兩個流派:1)創新,快速切入新興應用,市場前瞻性,技術長信,行動迅 速,快速規模化,建立壁壘;2)填補空白,對國內本土市場的專註,服務龐大的本土 市場,敏銳把握市場現有的需求,精確定位,差異化競爭。

中國半導體公司主要的發展方向包括:1)服務國內市場;2)服務後蘋果時代世界級的 中國智能手機客戶;3)各種智能硬件;4)物聯網。中國的市場、人才、資本,使得我 們具備“爆發”的土壤。   (源自招商證券)


李馳:太便宜,是藍籌回歸根本驅動! 圈兒

來源: http://xueqiu.com/2310812643/32644348

         有人斷言:李馳不噤聲,絕沒有牛市。但是李馳卻不這麽看,他認為牛市已經來了,1849點就是大底!深圳同威資產董事總經理李馳是位頗為爭議的投資人,他曾經因投資萬科、招行而名聲大震,也在2008年9月重倉金融股被套至今。不管你罵他也好,挺他也罷,李馳始終認為“無論多好,只要太貴,也都要回歸估值。太便宜,甚至是垃圾,都有可能上漲,這是事物的本質。”

人物簡介

       李馳,深圳同威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具有22年國內證券市場投資經驗和18年香港金融市場投資經歷,完整經歷過幾次牛熊更替。2005年-2007年憑借著萬科、招商銀行等個股獲利近10 倍,2007年8月5300點時出清A股,被譽為“2007年度最瀟灑投資人”。但卻因為2008年9月重返A股市場,並重倉金融股被套至今,導致期間旗下基金面臨被清盤風險,飽受市場人士質疑。

低估值的藍籌要回歸

      《紅周刊》:您現在的核心觀點仍是“牛市已起步,藍籌更具投資價值”?

       李馳:
上證指數和藍籌股至少是80%的相關,如果你認為是牛市,那麽藍籌股一定要不斷地創新高,或者是不再探新低,只要不探新低,就是牛市。很多人用“結構性牛市”這個100%正確的詞語來概括,這種說法很藝術,即使指數再跌到1800點也是對的,因為總有一些股票在上漲。我認為不是結構性牛市,就是牛市!而且牛市已經起步!即指數不再下行,1849點就是大底。

      《紅周刊》:不少人提出疑問,目前以藍籌為代表的滬深300估值較低,而中小板、創業板市盈率分別超過了40倍、60倍,這樣如何開啟牛市?

       李馳:
牛市最大的特點就是“輪動”。我是最早一批股民,早期沒有市盈率的概念,就是看絕對價位,牛市上漲過程中逐漸沒有了10元股票,之後20元股票也開始變得稀少。現在也有不少人提出慢牛,慢牛更應符合“輪動”特征,越是要堅持的長久,越是不能激烈上漲。藍籌如果劇烈上漲,那麽行情也就到了尾端,而且之後休息的時間也會相當長,比如2007年底牛市的末端。這兩、三年也是輪動特征明顯,中小板和創業板調整的時候,藍籌比較堅挺。

       《紅周刊》:牛市不能缺少基本面的支撐,俗話說“轉型無牛市”,目前經濟在下臺階,您認為改革陣痛期出牛市?

      李馳:
我喜歡疑慮聲音比較盛行的時刻!市場往往在憂慮中上漲,可以用對稱理論來反駁,即市場有非常精密的對稱性。2007年經濟一片大好,大眾預期上證指數要漲到10000點,結果怎麽樣?一年後跌到1664點,這是對稱的。大多數人看好的時候,往往就是指數要下行周期了,絕對看好的人越多,市場跌的越狠、越快,現在也一樣。所謂對稱就是圍繞中軸線上下波動,中軸線是什麽?即股票市盈率太高、太低就一定會回歸。現在我認為藍籌股估值太低,這個規律在起作用,所以一定會回歸。巴菲特幾乎不看宏觀,就是這個原理,往往恐慌就是各種負面消息集中湧現的時候。現在壞消息越多,我越高興,因為和2007年就越來越對稱。5000多點時我睡不著覺,現在可以安心地做價值投資。

       《紅周刊》:上一輪牛市的基因與2005年的股權分置改革密不可分,此輪牛市的制度基礎是什麽?

       李馳:
這些都是事後分析出來的牛市催化劑。當時我認為股權分置改革最好的投資標的應該是藍籌,但在股改初期根本沒人碰。當時我認為股權分置改革應該讓所有垃圾股股價下個臺階,但是當時只要出現大股東10送10,送的越多停牌之後漲的越兇,直到現在垃圾股仍高高在上。至今我仍然印象深刻,當時萬科公布不送股之後當天以下跌報收。一個制度上的利好,往往是此後很長時間才會被反映出來。本輪牛市的制度催化劑我估了三、四條,其中一條就是滬港通。

真正便宜的東西,最終價值不會被埋沒。我的觀點就是:不管以後經濟是好還是壞,藍籌股都值得投資。太便宜了,一定會向中軸線回歸。就像6000點時一樣,出什麽利好都沒用,因為太貴了!太貴無論多好,也都要回歸。太便宜,即使是巴菲特所謂香煙屁股式垃圾股,都有可能上漲——這是事物的本質。

 無風險利率高企壓制藍籌估值

       《紅周刊》:您說過,在投資生涯中價值低估最長時間不超過5年,這一次為何7年了還不回歸?

        李馳:
中國無風險利率高企是主要原因。很多信托產品高達20%左右的高回報,即只有5倍市盈率,這樣來看,即使給予藍籌4倍市盈率也沒有大錯,這方面預先我們沒有估計到。熊市中擠出效應明顯,利率高企導致市場中軸線估值水平大幅度下降。但是之前我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當時認為藍籌8、9倍市盈率已經很便宜了。當然同時與A股市場爭資金還有幾個“抽水機”,比如前幾年的房地產市場,還有就是國外資金(QFII)進來的速度很慢且額度少。

        《紅周刊》:2008年之前您打了很多“勝仗”,但是去年同威部分基金清盤,重倉金融股被套至今,您怎麽評價自己的這場仗?

        李馳:
一是07年大勝之後確實驕傲了;二是我們還沒到“人最少”的時候就選擇了進場。沒有預計到這幾年中國的無風險利率水平這麽高,西方國家央行搞了好幾輪“放水”,而中國始終利率高企。我在境外市場投資時間多一點,總覺得利率高高在上不合理,當然垃圾股高估也是問題,但中國是封閉市場,全球市場上大資金不能隨便買賣中國便宜的東西,我想如果人民幣實現了可自由兌換,金融股的估值差異可能不會這麽突出。

事後總結,我們更應該靜靜等待,但空倉等待比持倉等待更難,我自己也很難做到。另外還有發了陽光私募產品之後,求勝心切,心態出現變化。下一步我們將加強大數據研究,將選時時機盡量量化。

 投資和投機是孿生兄弟

        《紅周刊》:您說“如果清楚是一家好的公司,未來盈利穩步上揚,而投資的錢又是自己口袋里的,擔憂旁人說什麽?”但是對於公司募集的基金呢?怎麽平衡這個心態?

         李馳:
這個確實比較難,剛開始業績不好的時候我也非常糾結,甚至一度懷疑這種風格能否再堅持下去。做價值型的基金經理少之又少,巴菲特也是用保險公司的錢投資,芒格後來也清掉了基金,幾乎很少人用基金的方法把所謂的價值投資實踐下去。聚光燈下的波動真會影響到心態和情緒。不過,我現在認為,應該堅持正確的東西,其他所有的交給市場,讓市場發揮力量,尋找和自己誌同道合的投資人。

   《紅周刊》:您自我評價為“一半巴菲特,一半索羅斯“,現在怎麽評價自己?

    李馳:
我從沒有說過自己是巴菲特還是索羅斯。我覺得同威風格上接近巴菲特多一點,做索羅斯太難。索羅斯是右側交易、選時,巴菲特主要是選股。既做巴菲特,又做索羅斯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美好願望。

從某種意義上,我還是傾向做價值投資人,風格上以基本面選股為主,盡量希望能夠選準時,但是選不準,要心安理得。選準是運氣好,運氣好的時候多數人以為是自己水平高,但好運氣不會永遠眷顧自己。如果我還一直堅持做基金管理行業,將堅持更加嚴謹的貼近價值投資的風格。

   《紅周刊》:當時您和索羅斯見面,問了這個問題?索羅斯如何回答的?

     李馳:
我問“即做巴菲特又做索羅斯行的通麽?”,他當時居然回答是“行!”。所以也強化了後來我在選時方面的自信心,但後來發現是,他索羅斯行,我不行!投機長勝太難了!

我現在理解,索羅斯的第一原理還是安全,這也是巴菲特的理念。什麽都可以沒有,就是不要“沒命了”,保本先存活下來,再追求活的好,這是巴菲特的安全墊理念,但更多人看到的是索羅斯的一會做多一會做空的投機性。

  《紅周刊》:同威資產的官網上有這樣一句話“我們對部分投機性的投資,那些相對長期成長前景價值被低估的公司以及能提供獨特機會的特別情形,保持開放的投資觀念”,如何理解這句話?

   李馳:
投資和投機是孿生兄弟。我提到過“績優股也會大跌,垃圾股也會大漲。只是長周期來看,績優股在不斷創新高,垃圾股永遠是上下波動。”“孿生兄弟”所表達的意思有兩種,一是投資和投機幾乎擁有相同的外形,二是兩者互為需要,沒有投機就沒有未來好的退出點。我從來沒有說過“要終身持有”,我只講投資要做大周期,要長線。

我們在2007年5000多點退出就是非常好地利用了投機,這兩年我拿自己的錢做一些天使投資,效果也非常好。未來深圳創業板可能也會做一些改革,所以對於做天使投資的我來說,創業板估值水平高正好可以賣個好價錢。要利用好投機而非堅決拒絕,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定好遊戲規則,不管是聰明還是愚蠢的資金,核心都是逐利,投機有其正面的意義。

很多人認為創業板是大賭場,我認為對短線投機者,所有市場都是大賭場,但市場要制定一個遊戲規則。多年來,中國股民沒有改變喜歡炒作概念的習慣,這也是特有制度所造成的。核心是沒有嚴格的退市制度,如果有隨時死亡法的退市制度,所有的垃圾股估值是現在的一半都不到。比如香港,不管垃圾股之前股價多高,突然停牌之後,清盤後原來的股票將毫無價值。A股越是打著保護投資者的旗幟,越是市場烏煙瘴氣。

堅持常識,就是財富密碼

 《紅周刊》:目前A股市場最大的風險是什麽?

   李馳:
最大的風險現在不會馬上釋放,這個市場一般都是新資金戰勝老資金,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戰勝了老江湖,但笑到最後的才是真正的成功者。如果你不能堅持某一種原則、正確的方法和理念,遲早有一天,特別是大熊市來臨,一切都會還給市場。索羅斯有一個摯友叫梁恒,是個中國人,1995年起突然要決定做股票,索羅斯當時即勸告“你這個個性不合適做股票”。但他不聽勸告,隨後多年賺錢,索羅斯每次都以撲克牌式面孔回應。2000年後梁輸回原位,他不得不承認“索羅斯的魔咒在我身上是對的,我果然是不能玩”(參見《與索羅斯一起走過的日子》梁恒著)。這個市場沒有常勝將軍,索羅斯也有輸的時候,但是正確的方法保證了贏的概率較大。

   《紅周刊》:有人評價您走的是通過把握”大方向、大趨勢、大體估值“的宏觀之路,而非研究公司基本面,您認可嗎?

    李馳:
這樣總結也沒有錯。我認為做投資把公司研究的巨細無比,可能是走了一條“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之路。研究太深了,很容易抓不住主流和大趨勢。我的思路很簡單,小公司看領導人,大公司看制度。我年輕時研究股市跟現在的年輕人沒有什麽兩樣,甚至通宵達旦的研究,也希望賺到快錢,但這些研究在牛市的時候怎麽研究都是對的,但在熊市時什麽研究似乎都不對了。真正看公司要先深後簡,就像看書一樣,先讀厚再讀薄。

最後我講一個故事來做今天采訪的收尾,希望有心的朋友能夠有所感悟:芒格有一次在海邊,看到賣漁具的店里魚鉤五顏六色,一時納悶就問老板:“魚鉤做的這麽漂亮,是不是不同的魚去上不同的鉤?”

“我不是把魚鉤賣給魚,而是把魚鉤賣給釣魚的人!”老板答道。

很多繁複的東西就是彩色魚鉤,做好投資要有信心,自己不一定比基金經理差,但是不要看太多花里胡哨的東西,投資是個化繁為簡、去偽存真的過程,而常識就是財富密碼。

(本刊記者 袁園)

 價值投資,知不易,行更難!轉發兩位用價值投資做基金的基金經理:)@黃建平

 @一只特立獨行的豬

這輪牛市跟1996-2000那輪很像 :分母驅動“改革牛”

來源: http://www.guuzhang.com/portal.php?mod=view&aid=839

本帖最後由 晗晨 於 2014-12-4 10:16 編輯

這輪牛市跟1996-2000那輪很像 :分母驅動“改革牛”
作者:國泰君安宏觀任澤平


14年出現了一個奇特現象:經濟增速往下走,股市往上走。當前經濟和股市類似1996-2000年,屬於分母驅動的“改革牛”。



摘要:

  • 我們大多數人對2006-2007年牛市的記憶太深刻,上一輪牛市是由分子端基本面驅動的“周期牛”。但是,2014年開啟的這一輪牛市是分母驅動的“改革牛”“轉型牛”,出現了“經濟增速往下走,股市往上走”的現象,類似日本1975-1980年、中國臺灣1986-1990年、韓國1999-2006年。中國在歷史上也曾發生過,比如1996-2000年。當前的經濟和股市類似1996-2000年。
  • 1996-2000年經濟困難表面上是周期性的,而實質上是體制性和結構性的,市場本該周期性出清卻由於體制性障礙難以實現,去產能和去杠桿無法展開,產能過剩和債務風險攀升。可以推斷,即使沒有1998年外部沖擊,體制性和結構性問題也會暴露出來。
  • 1996-2000年的政策應對: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國企改革、金融市場化改革、剝離銀行不良資產、實施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對外開放。
  • 1996-2000年“改革牛”:GDP增速降50%、股市漲200%1993-1996年熊市的原因主要是:利率過高,政策偏緊,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銀行不良率過高。1996-2000年“經濟往下、股市往上”特征的“改革牛”“轉型牛”原因主要是:(1)利率下降:利率從12%下調到5.85%,降幅超過一半。存款準備金率從1997年的13%下調到1999116%2)政策寬松: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緩解經濟失速風險。3)改革提速:國企改革、金融改革、住房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實質推動,提升風險偏好。4)金融風險拆彈 1999年將1.4萬億元資產剝離給新成立的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提升風險偏好。
  • 2010-2013年熊市的原因跟1993-1996年類似:利率過高、政策偏緊、改革遲緩、金融風險上升。20142季度以來,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股市走牛,原因跟1996-2000年類似:利率下降、政策寬松、改革提速。


1. 1996-2000年面臨的經濟困難與原因
1.1. 形勢嚴峻:虧損、通縮、失業、高不良率
1.2. 原因和政策爭論:外部性和周期性還是體制性和結構性?
2. 1996-2000年的政策應對:政策寬松和改革提速
3. 1996-2000年“改革牛”:GDP增速降50%、股市漲200%
4. 2014年經濟形勢與1996-2000年類似
5. 2014年牛市與1996-2000年類似
6. “轉型宏觀”:利率下降、政策寬松、改革提速和大牛市
7. 股市和宏觀經濟的關系是什麽:巴菲特解讀牛市的3個前提

正文:

當市場一片高呼牛市來了的時候,作為最早最堅定提出“大牛市論”的團隊,我們還是想認真梳理這輪牛市的邏輯,因為它決定了未來的高度和節奏。

1 國君宏觀團隊戰熊記

數據來源:新浪財經

2014年出現了一個奇特現象:經濟增速往下走,竟然股市往上走。部分市場人士之所以感到困惑,是因為我們大多數人對2006-2007年牛市的記憶太深刻,上一輪由分子端基本面驅動的“周期牛”容易產生誤導。而事實上,“經濟增速往下走,股市往上走”的案例在經濟史上有很多,它屬於分母驅動的“改革牛”“轉型牛”,比如日本1975-1980年、中國臺灣1986-1990年、韓國1999-2006年(我們在《增速換擋期的牛市催化劑:國際經驗與中國未來》報告中介紹了日韓臺“轉型牛”的經典案例)。中國在歷史上也曾發生過,比如1996-2000年

我們認為當前的經濟和股市類似1996-2000年屬於分母驅動的“改革牛”“轉型牛”。1996-2000年,面對複雜嚴峻的經濟形勢,我國政府成功進行了市場化改革和宏觀調控,開啟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篇章在經濟增長往下走的情況下無風險利率下降和風險偏好提升造就了一輪大牛市,當前經濟和股市形勢與1996-2000年頗為相似。

1. 1996-2000年面臨的經濟困難與原因



當前經濟形勢與1996-2000年頗為相似,都在前期經過一輪高速增長之後,遇到外部沖擊和內部調整,經濟增長乏力,企業虧損、產能過剩、金融風險、通縮、失業等問題凸顯。



各界對原因和政策存在分歧:是外需不足和周期調整,還是體制和結構性問題?再度刺激還是推動改革?1996-2000年前後,我國成功進行了宏觀調控和市場化改革,推動了去產能去杠桿和結構轉型,開啟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篇章,當時對問題的認識和應對值得借鑒。

1.1.形勢嚴峻:虧損、通縮、失業、高不良率

1992年初,鄧小平同誌南巡講話極大地解放了思想,掀起了新一輪改革開放熱潮,經濟快速回升。當年GDP增速達14.2%,CPI增速達6.4%,M1和M2增速高達35.9%和31.3%。與此同時,集資熱、開發區熱、房地產熱、股票熱等經濟泡沫加重,各地鋪攤子上項目、亂集資、亂拆借、亂設金融機構等現象嚴重,經濟明顯過熱,中央開始采取緊縮措施。

1993年6月,黨中央、國務院出臺《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采取控制貨幣發行、嚴禁違規拆借資金、提高利率、制止亂集資、嚴控信貸規模等經濟和行政手段相結合的“16條措施”,經濟過熱壓力得到緩解。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問題的決議》,對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若幹重大改革作出了總體部署。1993年設立國家經貿委,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主旨推動國企改革。1994年初,中央政府出臺了財稅、金融、外匯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主要包括:分稅制;設立政策性金融機構,政策性金融與商業金融分離,對金融機構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匯率並軌,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實現經常項目下人民幣有條件可兌換,人民幣深度貶值。

在改革開放和宏觀調控的雙重作用下,1996年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GDP增速10%,CPI增速8.3%,M2增速25.9%。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1998年我國調整宏觀政策取向,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經過1998年3季至1999年1季度短期回升之後,經濟增速再度回落,並探出新低,1999年4季度GDP增速降至6.1%,甚至低於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期1998年2季度的6.8%。

各類風險凸顯:

(1)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基本是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三分之一盈利;當時國企對經濟增長、利潤和就業的貢獻大幅下降。國有工業企業產值占全部工業企業總產值的比重從1979年的78.5%降至1997年的26.5%;在城鎮新增就業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從1978年的72%降至1996年的34.4%;1994-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占比從50.5%降至29.3%,在一些競爭性行業甚至出現了全面虧損。與國有經濟的困境相反,非國有經濟(集體、個體、私營和外資經濟等)快速成長,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1996年非國有經濟在全部工業企業總產值中占比為71.5%,占城鎮新增就業人口的比重為65.6%。

(2)產能過剩嚴重,陷入通縮-債務循環,顯性和隱性失業率上升

(3)銀行不良資產比率過高,已技術破產,金融風險加劇。由於產權約束、公司治理不到位,加上經濟過熱、金融秩序混亂、行政幹預、國企虧損等因素,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劇增,不良資產率甚至高於危機國家。根據當時較低的會計標準,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在上世紀90年代末為30%左右,已經技術上破產。非銀行金融機構不良資產比率更高,有些地方和部門擅自設立大量非法金融機構,股票、期貨市場違法違規行為大量存在。隨著1997年整頓金融秩序,銀行收緊信貸,進一步惡化經濟形勢和通縮風險。

1.2. 原因和政策爭論:外部性和周期性還是體制性和結構性?

當時經濟低迷存在一定的周期性因素,經過1992-1996年的高速增長,國民經濟積累了大量低效產能和過度杠桿。但是,雖然宏觀政策持續收緊,由於體制性障礙,去產能和去杠桿一直進展緩慢,落後產能得以維持,企業庫存高企。

1996-2000年經濟困難表面上是周期性的,而實質上是體制性和結構性的,市場本該周期性出清卻由於體制性障礙難以實現,去產能和去杠桿無法展開,產能過剩和債務風險攀升。可以推斷,即使沒有外部沖擊,體制性和結構性問題也會暴露出來。

當時的結構性問題是指無效供給過剩和有效供給不足並存。大量產能集中在低端同質產品供給領域,滿足消費和出口升級的高端優質產品供給匱乏,金融資源浪費在“低效產能-被動庫存”循環上。

當時的體制性問題是指市場經濟的宏觀架構和微觀基礎不完善。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長期存在預算軟約束和投資饑渴癥,政府對競爭性領域的資源配置幹預過多,國有企業的現代公司治理“形似神不似”。國有銀行為主的金融結構對不同所有制的融資主體存在“身份歧視”,信用資源傾向於配置到低效、虧損的國有部門,淪為“第二財政”補貼。融資結構與經濟增長結構和績效結構不匹配,資源錯配嚴重。信用資源持續流向國有虧損部門導致巨額社會金融債權懸空,醞釀金融危機或貨幣危機。

2. 1996-2000年的政策應對:政策寬松和改革提速

1)實施以增發長期建設國債為主的持續溫和的積極財政政策,實施間接調控為主的穩健貨幣政策,沒有因短期目標而出現信貸失控和體制“複歸”。這次宏觀調控有四點經驗十分寶貴:一是相繼采取了取消貸款規模管理、下調法定準備金率、開展公開市場操作、降息等放松銀根、反通縮的有力措施,實現了從直接調控向間接調控的轉變,堅持了市場化改革取向。1996年5月-1999年6月期間,1年期貸款利率從12%下調到5.85%。存款準備金率從1997年的13%下調到1999年11月6%。二是以增發長期國債、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要內容,由中央負擔,既提升了長期增長潛力,又沒有增加地方政府和企業的負擔。三是持續、溫和地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平均每年增發1000億元國債,七年間共發行約9000億元,沒有進行短期大規模的強刺激,既守住了底線,也避免了對市場預期和微觀主體行為的過度幹擾。四是政府沒有強壓銀行大量放貸,防止了1992-1993年式的信貸失控,沒有出現向計劃體制“複歸”。

表1:1998-2004年積極財政政策回顧

2)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搞活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提升微觀效率。提出國企“三年脫困”,推進劣勢企業的關閉破產和淘汰落後產能,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動“紡織壓錠”;“抓大放小”,促進企業兼並重組,“放小”的主要方式是把部分或全部產權轉讓給內部職工、整體出售給非公有法人或自然人等,推動地方中小國有企業轉制;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布局,收縮戰線;實施“債轉股”,三年間把600多戶、近5000億元銀行債權轉為國有資產公司對借款企業的股權;對中小企業給予減稅和信貸支持;打破行業壟斷,降低準入門檻等。到2000年底,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實現脫困,同時,民營中小企業快速成長。

3)出臺了一系列重大金融市場化改革措施,有效化解了金融風險。一是國有商業銀行進行財務重組。1998年定向發行2700億元特別國債,專門用於補充資本金。1999年將1.4萬億元資產剝離給新成立的四家資產管理公司;二是改善國有銀行內部管理。取消貸款規模,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改革和完善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補充機制以及呆賬、壞賬準備金提取和核銷制度,擴大貸款質量5級分類法的改革試點;三是1998年中國人民銀行管理體制實行重大改革,撤銷省級分行,跨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置九家分行,增強了中央銀行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威性和實施金融監管的獨立性。完善分業管理體制,先後成立了證監會和保監會;四是為了防範金融風險,1999年著手整頓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先後關閉了海南發展銀行、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等一批出現風險的機構。

4)實施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對外開放。1998年7月國務院發布《關於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宣布全國城鎮從1998年下半年開始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全面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同時建立和完善以經濟適用住房為主的多層次住房供應體系,發展住房金融,培養和規範住房交易市場。我國居民住房消費全面啟動。2001年11月11日我國正式加入WTO,深度融入全球化,依靠廉價勞動力和完善基礎設施優勢,對外貿易快速增長。

3. 1996-2000年“改革牛”:GDP增速降50%、股市漲200%

1992年我國出現經濟過熱和大幅通脹後,宏觀調控開始收緊。1996年是整個經濟預期的低谷,也是股市的低谷。1993-1996年熊市的原因主要是:

(1)利率過高CPI增速高達8.3%,1年期貸款利率高達12%

(2)政策偏緊,主要是為了治理1992年之後的經濟過熱,促使經濟軟著陸。

(3)國有企業大面積虧損,基本是三分之一明虧、三分之一暗虧、三分之一盈利1994-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利潤占比從50.5%降至29.3%,在一些競爭性行業甚至出現了全面虧損

(4)銀行不良率過高,已技術破產,金融風險加劇金融秩序混亂根據當時較低的會計標準,我國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在上世紀90年代末為30%左右。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進一步加重了經濟形勢的惡化

從1996年5月,我國開始大幅降息,1996年5月-1999年6月期間,1年期貸款利率從12%下調到5.85%。

從1996年初開始,股市開始大幅上漲,1996年初-1997年初,上證綜指從600點漲到1200點,漲幅高達100%,而與此同時,季度GDP增速從1995Q4的11.8%一路下滑到1997Q3的8.3%,出現了“經濟增速往下走,股市大幅走牛”的“改革牛”“轉型牛”現象,分母驅動特征明顯。這是第一波行情。

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1997-1998年股市開始震蕩,橫盤2年,經濟繼續下滑。

1998年我國調整宏觀政策取向,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利率繼續下降。此後GDP增速基本是“七上八下”平著走,再次出現“改革牛”“轉型牛”的第二波行情並受全球網絡泡沫影響,1999年初-2001年初,上證綜指從1200點上漲到2100年,漲幅近100%。

1996-2000“經濟往下、股市往上”特征的“改革牛”“轉型牛”原因主要是:

(1)利率下降:利率從12%下調到5.85%,降幅超過一半。存款準備金率從1997年的13%下調到1999年11月6%

(2)政策寬松: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緩解經濟失速風險;

(3)改革提速:國企改革、金融改革、住房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實質推動,提升風險偏好。

(4)金融風險拆彈: 1999年將1.4萬億元資產剝離給新成立的四家資產管理公司,提升風險偏好


2 1996-2000年股指和GDP增速:GDP增速降一半,股指漲200%
數據來源:WIND、CEIC

3 1996-2000年股指和利率:利率降50%,股指漲幅200%
數據來源:WIND、CEIC

4. 2014年經濟形勢與1996-2000類似

(1)當前經濟回落的原因表面上是外需不足和周期調整,但本質上是深層次的結構性和體制性問題。經過2002-2007年的高速增長,國民經濟積累了大量低效產能和過度杠桿,即使沒有2008年金融危機,經濟也有內在周期調整的要求,而且可以預計,周期衰退式的市場出清仍然可能面臨與1996-2000年類似的體制性障礙。


(2)4萬億刺激計劃在當時的國內外背景下出臺是正常之舉,問題在於重啟“銀政”(國有銀行和地方政府)、“銀企”(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聯系且出手過快過重。過去十多年,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的改革目標一直是推動建立現代公司治理機制,但2009年為了短期強刺激政策目標,在行政幹預放貸面前出現機制倒退,這為後面的政府隱性擔保泛濫、道德風險、產能過剩、財政金融風險、無風險利率過高等埋下隱患。


(3)由於政府隱性擔保的存在,資源錯配,金融風險加劇。大量金融資源配置到地方融資平臺、產能過剩領域國企和房地產,而這些領域的相當一部分已越來越難以創造現金流,不得不靠負債維持,推高社會無風險利率,造成企業融資難貴,對實體經濟部門有效資金需求產生擠出效應,資金使用效率下降。


(4)去產能和去杠桿進展緩慢,經濟下行壓力長期存在。為了防止短期經濟過快下滑,在每次觸及底線時應出臺穩增長措施。但每一次穩增長拉動的主要是基建和重化工業,造成了維持落後產能和延緩市場出清的負面效果,而這又由於防風險而不得不為。


(5)當前經濟形勢與1996-2000年的一個重要區別是經濟潛在增長率不同。1996-2000年長期潛在增長率沒有大的變化,當前我國正處於增速換擋的關鍵期,未來結構調整成功,構築的將是中速增長平臺,我們估計在5%左右,但增長的質量將提升。由於勞動力供求關系發生重大變化,當前就業壓力比1996-2000年輕。由於這次需要進行產能調整的主要是資本密集型重化工業,高杠桿部門沖擊的是金融體系。

5. 2014年牛市與1996-2000年類似


采取分母驅動的“改革牛”“轉型牛”邏輯框架,可以較好地解釋中國此輪熊牛轉換的演進軌跡

2010-2013年熊市的原因跟1993-1996年類似:利率過高、政策偏緊、改革遲緩、金融風險上升。

2010-2013年處於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改革進展遲緩,舊增長模式(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產能過剩重化工業)拒絕出清,形成了三大資金黑洞,加杠桿負債循環,膨脹無效資金需求,推升無風險利率。

無風險利率過高產生了兩個負面效果,一是抑制企業利潤和新增長模式成長(估值層面),二是沒有增量資金來到股市(資產配置層面),居民通過購買信托和理財向舊增長模式輸血,股市陷入存量博弈困境。股市常年熊市。

三大資金黑洞中的地方融資平臺和國企作為體制內部門,存在財務軟約束,難以通過市場化方式出清,必須通過改革破舊立新,才能降低無風險利率,提升風險偏好。

2014年2季度以來,在經濟下行的背景下,股市開啟了一輪波瀾壯闊的大牛市,截止2014年12月2日上漲綜指年內漲幅達40%。這一輪大牛市的原因跟1996-2000年類似:利率下降、政策寬松、改革提速。

2014年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銳意推動改革,市場風險偏好明顯提升。與此同時,二季度以來,三大資金黑洞中市場化程度高的房地產部門率先展開了長周期出清,並倒逼體制內兩大領域的出清:重化工業去產能,地方債務收縮。隨著無效融資需求收縮,無風險利率出現趨勢性下沈,股市估值中樞擡升。房地產投資下滑倒逼政策寬松。資金從房地產和影子銀行流入股市,股市擺脫存量博弈困境,邁向增量博弈新時代。

6. “轉型宏觀”:利率下降、政策寬松、改革提速和改革牛

經濟時鐘是業界做大勢研判和資產配置的基礎方法。根據我們研究全球和中國經濟史發現,經濟時鐘有兩類:轉型時鐘和周期時鐘,其所適用的環境、對應的大類資產配置邏輯是不同的。

“周期時鐘出現潛在增長率(增長平臺)和動力結構不變時,比如2003-2007,處於改革紅利釋放期,高增長低通脹大家都很爽。“周期宏觀”重點觀察快變量(存貨產能利用率、貨幣政策)。傳統“周期宏觀”下的大類資產配置邏輯是:產能過剩、經濟蕭條→產能出清、貨幣政策衰退寬松、利率下降→債牛→經濟複蘇、股牛。“周期牛”的演進規律是政策底→市場底→經濟底。

“轉型宏觀”出現潛在增長率或動力結構改變時,比如中國1996-2001年、2010—2017年,處於改革攻堅期和轉型陣痛期,“七上八下”很多年。國外的例子有日本1970-1980年,中國臺灣1983-1992年,韓國1992-2002年等。“轉型宏觀”需要綜合觀察快變量和慢變量(人口和房地產周期),到達拐點後,慢變量變快了。“轉型宏觀”的大類資產配置邏輯是:舊增長模式拒絕出清,加杠桿負債循環,貨幣政策因擔心加杠桿而不能全面放松,經濟增速往下走但無風險利率往上走,股債雙熊→改革破舊立新,或危機倒逼出清去杠桿,經濟增速往下走,無風險利率下沈,股債雙牛。“轉型牛”的演進規律是改革底、無風險利率頂→市場底→經濟底。

沒有最好的分析框架,只有最適合的分析框架。經濟轉型期,“轉型宏觀”系統地回答了增速換擋期的經濟形勢、結構性衰退與成長、改革宏調取向、大牛市催化劑、資產配置策略等關鍵性問題。經濟轉型期,傳統“周期宏觀”失效,堅持采用“周期宏觀”研判的市場人士將不斷犯錯。“轉型宏觀”框架需要把長期與短期、改革與經濟、宏觀與中觀、實體與貨幣等進行打通,這對研究人員的大格局觀和綜合素質是一個挑戰。

2014年屬於典型的“轉型宏觀”和“轉型牛”。其它典型案例還有中國1996-1999年、2010—2017年,日本1975-1980中國臺灣1986-1990韓國1999-2006年,等。這些時間段均出現了經濟增速下降但股市大幅走牛的“轉型牛”情況核心在分母驅動而非分子驅動“轉型牛”的典型事實是:經濟轉型、結構巨變、出清加快、改革提速、貨幣政策放松、利率下降、金融拆彈。

經典案例:德日韓臺增速換擋期的“轉型牛”

韓國在1992-1996年增速換擋期上半場拒絕減速,寄希望依靠刺激維持舊增長模式,延緩出清,加杠桿負債循環,推高無風險利率,股市長熊。韓國在1997-2003年進入增速換擋期下半場,1997年金融危機倒逼韓國出清去杠桿,無風險利率從14%大幅下降至4%。韓國政府痛下決心推動改革,隨後產業升級、企業利潤上升,雖然2000年後韓國經濟增速再也沒回到高增長時代,但股市大幅走牛,漲幅超過300%。

臺灣增速換擋發生在80年代後半段,但由於80年代初蔣經國因身體每況愈下,在增速換擋之前已經提前推動了改革,產業成功升級到電子信息產業。因此,雖然GDP增速下臺階,但無風險利率從14%大幅下降至6%,加之貿易順差熱錢流入,股市走出一波大牛市,漲幅超過500%。

日本在1969-1973年增速換擋期上半場拒絕減速,大搞列島改造和貨幣投放刺激經濟,房市股市出現短暫泡沫。1973年前後石油危機和前期過度投放的貨幣引發高通脹,貨幣政策轉向緊縮,無風險利率過高導致股市為熊市。日本在1973-1980年進入增速換擋期下半場,經過改革和結構調整,日本1975年以後產業升級,增速換擋取得積極成效,無風險利率從10%大幅走低至7%,股市出現了一波大牛市,漲幅超過100%。

德國在1965-1975年間熱錢大規模流入推高通脹,被迫在增速換擋期采取了偏緊的貨幣政策,無風險利率高達8%左右,股市為熊市、做俯臥撐。直到90年代,德國無風險利率大幅下降,德國股市才出現一波大牛市。

詳情參閱前期重磅報告《增速換擋期的牛市催化劑:國際經驗與中國未來——轉型宏觀之四》


7. 股市和宏觀經濟的關系是什麽:巴菲特解讀牛市的3個前提

5年多前,道瓊斯工業指數在6000多點。6年前,上證指數也在6000多點。現在道指已經突破17000點,而滬指卻回到了2000多點,兩者差距懸殊。但實際上在過去的5年中,美國經濟並沒有像股市表現得那樣出色,GDP增長僅在2%左右;中國經濟在這一段時期保持著8%左右的快速增長,而股市卻一直低迷。(轉自:第一財經日報)

股市和宏觀經濟究竟有無必然聯系?

巴菲特在1999年《財富》雜誌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從1964年到1981年的17年間,美國GDP增長了373%;而道指在1964年12月31日是874.12點,17年後的同一天是875點,幾乎持平。雖然時間久遠,但這篇文章仍然充滿了投資的智慧,一點也不過時。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巴菲特的解釋。

這篇文章與美國投資者的長期收益相關。巴菲特一向堅持長期投資策略,但即便是以耐心著稱的他也不覺得市場向前邁了一步。巴菲特認為,股票投資者都對股市抱有太高的期望。要想解釋其中的原因,必須從股市整體出發。

他明確表示,雖然會涉及到股市的整體水平,但不會預測大盤走勢。對市場進行評估和預測市場發展之間沒有一丁點聯系。實際上很多時候市場會偏離價值,不過早晚也會向價值靠攏。

在之前的34年,我們看到了熊市和牛市驚人的對稱,在1964到1981年第一個17年間道瓊斯工業指數:1964年12月21日874.12點、1981年12月31日875.00點。

一個非常矛盾的事實:在同樣的17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即美國國內所有交易的總和)幾乎變成了原來的五倍,上升了約370%。在另一種衡量標準下,《財富》五百強公司(當然,公司組成不斷變化)的銷售總額變成了原先的六倍多。但是道瓊斯工業指數幾乎沒動。

“投資”的定義很簡單卻常常被人忽略:投資就是現在投入本金以便將來拿回更多的錢(當然是刨去通貨膨脹之後的“更多”)。

要想理解上述原因,可著眼於影響投資價值變化的兩個因素之一:利率。

利率就像萬有引力影響著物理世界一樣操控著金融市場。利率越高,向下的作用力越大。這是因為投資者要求的收益率直接與投資政府債券可以得到的無風險利率息息相關。

所以,如果政府債券收益率上升,其他的投資產品的價值就會下降。反之,利率下降,其他投資的價格上升。其中的道理十分簡單:今天投資者應該為明天得到的一塊錢付多少錢,只能先參考無風險利率。

每當無風險利率變動一個基點,即0.01%,所有投資的現有價值都會變化。這種關系在債券市場表現得尤其明顯,債券的價格幾乎只與無風險利率有關。股票、房地產、農產品等資產的價格與其他一些重要因素有關,因而利率的作用沒有那麽明顯,但是它仍像萬有引力一樣影響著資產價格。

在1964到1981年間,政府債券利率大幅上漲,從1964年底的4%上升到1981年末的15%。利率的上升壓制了資產價格,也就解釋了經濟增長而股票市場停滯的現象。

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初,情況發生了轉變。你可能還記得保羅·沃爾克剛當上美聯儲主席時是多麽不受歡迎。但是他的英雄事跡在於大幅度削減通貨膨脹率,引起利率水平大幅下降。

假設你買了100萬美元1981年11月16日發行的收益率14%的30年期美國國債並用每年的利息購入同樣的債券,到1998年底,長期政府債券利率為5%,這時候你的回報是8181219美元,年化收益率13%還多。這可比歷史上大多數17年股票帶來的收益率都高,對於國債這樣傳統的證券來說,可謂一個巨大的成功。

利率的下降將股市推高,你如果在1981年11月16日投入100萬美元到道瓊斯股指並且將股利全部再投資的話,到1998年12月31日,你將擁有19720112美元,年化收益率19%。這比歷史上任何一段17年時期的收益率都要高。

影響投資價值變化的第二個原因是公司的稅後利潤。公司利潤占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比在1929年達到頂峰,此後逐漸下降,在1982年觸底,只有3.5%。當時的投資者們面臨著兩個壞消息:公司利潤不景氣與超高的利率。此時,投資者們又一次展現出了他們根深蒂固的惡習:以當前的情況預測今後的市場。

就像行車時只看後視鏡不看前方一樣。他們對未來失去信心,覺得利率會保持在高位而公司利潤也會停滯不前。即使國民生產總值接近原來的五倍,他們仍然將市場定位在17年前的水平。在1982年後的17年間,經濟雖然沒有像原先一樣迅猛增長,國民生產總值變為了不到原先的三倍。但是利率開始下降,隨著沃爾克政策的影響逐漸消退,公司利潤也開始增長。

以上兩個基本面因素的變化導致道瓊斯工業指數在1981年起的17年間上漲了幾乎十倍,從875點到9181點。此間,市場心理也在悄悄起著作用。當牛市來臨,並且發展到不管采取什麽樣投資策略都賺錢時,更多的人便會湧向股市。這時候利率和公司收益便不再起作用,而是投資者不甘落後的心理在主導市場。

有了過去這17年的經驗,很多投資者都對未來抱有美好的願景。潘恩·韋伯公司和蓋洛普公司的聯合調查顯示,擁有五年以下經驗的投資新手預期未來十年的投資收益率達22.6%,而擁有20年以上經驗的投資者則預期12.9%。巴菲特認為,從價值決定性因素來看,12.9%仍然是個太高的目標。如果投資者想要在未來17到20年間從市場上獲取可觀的回報,以下三點至少出現一個。

第一,利率必須達到更低的水平。如果政府債券利率從現在的6%下降到3%,僅憑利率的作用就能使投資價值翻番。如果你覺得利率水平會像日本之前那樣跌到1%,那你就應該采取杠桿操作:投資股票期權。

第二,公司利潤占國民生產總值百分比必須上升。有人曾經說紐約的律師比人口還多,可能也是這些人相信公司利潤會比國民生產總值還大。公司利潤增長速度不可能永遠比GDP增長得快,這在數學上是講不通的。在巴菲特看來,如果你覺得公司利潤占GDP水平能維持在6%,就是非常樂觀了。

其中一個原因是競爭。另外一個是公共政策:如果公司投資者想分享越來越大的一塊經濟的蛋糕,其他群體吃到的就越來越少。這勢必會引起政策上的問題,蛋糕的重新分配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在合理的假設下,GDP每年以5%速度增長,3%的實際增長速度加上2%的通貨膨脹。這將是投資回報的一個限制因素——遠遠小於12%。如果投資回報維持在5%以下,那麽資產價格在長期也不可能以高於5%的速度增長。

第三,你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即使在其他投資者舉步維艱的時期都相信自己是一個贏家。這個想法在信息革命之初極具誘惑力,你的經紀人會告訴你,只要買藍籌股然後坐享其成就好了。巴菲特覺得有必要回顧一下歷史,著眼於本世紀初兩個改變世界的行業:汽車和航天業。

首先是汽車行業:歷史上曾經有過2000多家汽車制造商,你可能會說:“如果當時預見到汽車行業帶來如此大的社會變革,就賺大發了!”那麽20世紀90年代的行業格局究竟怎樣呢?除了卡耐基公司還在堅持之外,美國的汽車制造商只剩下三家。

沒錯,汽車行業是造成了巨大的商業變革,但卻沒有像投資者預期的那樣帶來巨大的收益,反而是虧損。其實有時候挑選行業的失敗者比較容易,當汽車行業開始興起,你仍然發現挑選出今後能夠盈利的企業非常困難。但當時有個非常明顯的選擇:做空馬匹。1900年美國有2100萬匹馬,然而到1998年就只有500萬匹了。

另外一個帶來社會變革的行業就是航空業,前景如此光明讓投資者垂涎。巴菲特查到了1991年到1993年間約200家的飛機制造商,只有幾家現如今還在營業。在過去20年間宣告破產的129家飛機制造商名單中,大陸航空榮登榜單兩次。實際上,1992年的時候,美國的航空公司成立以來的利潤為零。早知如此在1903年萊特兄弟試飛第一架飛機的時候就應該把它打下來,省得投資者以後虧錢。

還有其他一些很輝煌但沒有給投資者帶來盈利的行業,如電視、收音機制造業,這里就不一一舉例了。我們能從中學到的教訓是:投資的精髓不在於某個行業會給社會帶來多大的變革,或是有多大的發展潛力,而在於單個公司是否能保持競爭優勢。那些準入壁壘高的行業或者公司,才能在長期給投資者帶來收益。(來源:澤平宏觀)





【專欄】雕爺的互聯網思維“巫術”:小無相功仍是科班出身,數據驅動常被忽視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210/148291.html

i黑馬註;所謂互聯網思維本身無非是企業對互聯網工具的一種極致使用,習慣了自然而然就沈澱為企業的思維文化。但到了國內卻成為了近乎於巫術一樣神秘,這恐怕就是東方定性思維與西方定量思維的根本差異吧。
\來源:黑問專欄
作者:樹先生-芒格

雕爺近年很火。從創立到估值超過10億,雕爺牛腩用了2年,新成立的河貍家只用了半年。

雕爺也憑借“餐廳封測”等獨特打法、筆綻蓮花的軟文,成為了“互聯網思維”的代言人,得到了無數對“互聯網”心向往之的傳統老板的追捧。

“三問”雕爺

但雕爺是誰?“互聯網思維”是雕爺的小無相功嗎?他的成功秘密真是如此嗎?

雕爺原名孟醒,北京人。善寫文,好戲劇藝術,嘴間時常飄著菲利普.科特勒、皮娜鮑什等洋人的名字,將坊間的老板們,唬得誠惶誠恐的。

作為互聯網思維的旗手之一,他曾在文章中總結過“互聯網思維”三大定律:

1、依托互聯網做傳播,找到目標客群,也讓目標客群認識你,進行參與,互動

2、以用戶為核心進行產品開發,根據找到的目標客群做精準型“窄眾產品”

3、微小叠代、快速叠代、以互聯網手段收集反饋,迅速改進產品,進行再傳播。隨著功能、服務及產品線的完善與擴充,逐步擴大目標人群。

 

這個定律濃縮起來就是:1、尋找目標客戶  2、產品開發  3、迅速傳播 4 叠代開發。

市場營銷系本科大一的新生們可能看了這個定律有些眼熟,與課本中的STP、4P(product:產品、Price:價格、place:渠道、promotion:促銷)等理論何其相似?扒開互聯網傳播、以用戶為核心等皮毛,雕爺還是一個“菲利普.科特勒”不入門的學徒。

雕爺曾經創辦了3家IT公司,均苦嘗敗果,因此發出感嘆:“1流的人才做IT,1.5流的人才做美容”。他不惜賭上身家性命,創辦O2O移動項目“河貍家”,不過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個1流人才而已。

人一切的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的無能的憤怒。人一切的目的,只是為了在曾經的屈辱前實現他自己。

這樣一個互聯網曾經的棄兒,所傳播的“互聯網思維”顯然是個笑話。翻翻他操盤的“阿芙學院”、“雕爺牛腩封測”、“河貍家美甲專車”等案例,無非還是他當年在臺灣企業做企劃時的老套路,炒作、傳播那一套而已。

那IT人所信奉的互聯網思維到底是什麽呢?答案是“大數據驅動運營”

 

大數據驅動運營——淘寶的力量

波旬是雕爺的市場營銷負責人,雕爺曾經在知乎上坦言,公司的線上線下營銷,自己已經大部分不參與。作為阿芙的幕後腦庫, 波旬都在關註些什麽東西呢?

他曾經對於“互聯網思維”作出更精細的解讀: 互聯網思維營銷=S(segmentation數據洞悉市場+TP(target+postion共鳴彌散)+4P( 消費者接觸點增殖 )+CRM(成癮性系統)。

很顯然,數據是雕爺成功的營銷鏈條里的第一環,也是他的“互聯網思維”解讀中故意遺漏了的一環。

雕爺近年的飛黃騰達之路始於淘寶。波旬坦言,通過淘寶數據魔方與百度商情等,他們能輕易地洞悉行業規模、趨勢、客單價、顧客購買頻次等,對於宏觀市場與消費者心理進行全維度的解讀。通過直通車、量子恒道等,能夠對於店鋪的UV、流失率、ROI等進行精細化的運營。搭上淘寶的大數據東風之後,阿芙在化妝品市場與傳統企業的對決中一路摧枯拉朽。

淘寶與傳統產業對決的勝出,最核心的原因在於,電子商務架構於大數據平臺,賣的是信息。能夠更低成本、更快速地收集整理數據,從而迅速地對於市場基於數據預測、決策。而傳統行業面臨的痛點在於,產品與服務無法數據化,在銷售完成的那一刻,消費者與企業的數據連接即處於斷裂狀態。

而離開了淘寶的雕爺牛腩,在線下O2O之路卻缺失了這樣強大的數據工具,雖然通過一系列營銷炒作,引來了許多看熱鬧的“非目標客戶”,卻惹來了一堆“難吃極了“的評價與騷味。

如果他們的大數據能力不能持續提高,我們可以預測,雕爺曾經火了,雕爺現在死了。

以Wi-Fi為數據賦能——雕爺牛腩們的解藥

大數據思維具有三個層次。第一,全維度的記錄與描述數據。第二,關聯與挖掘數據。第三,基於數據進行預測與推薦。

以雕爺引以為自豪的牛腩店為例,當前餐飲業賴以決策的幾大參考因素是:客單價、坪效、大眾點評的星級等。這幾個指標是結果性數據而不是原始數據,客單價類似互聯網行業的ARPU,但互聯網中的ARPU值的計算,是以用戶(UV)為基準值的,而客單價是基於客戶(購買者)為基準值的。以這樣有偏差的數據作為決策,顯然忽略了大部分未產生購買行為的潛在客戶。

來看看真正具有大數據思維的餐飲企業是怎樣做的。淘寶數據魔方的創始產品經理,現樹熊網絡的CEO賴傑介紹了海底撈的玩法。海底撈與支付寶試點,在門店中鋪設樹熊WI-FI路由器,通過將手機MAC地址與Wi-Fi定位,實現了對門店周邊十米內人流量的完全記錄(大數據描述),匹配支付寶雲數據庫後,獲得消費者的性別、年齡、購買力等畫像數據(大數據挖掘),在目標消費者進入Wi-Fi構建的電子圍欄時,即可精準性的推薦門店活動與優惠(大數據推薦與預測),從而構建了完整的數據閉環。

所謂互聯網思維本身無非是企業對互聯網工具的一種極致使用,習慣了自然而然就沈澱為企業的思維文化。但到了國內卻成為了近乎於巫術一樣神秘,這恐怕就是東方定性思維與西方定量思維的根本差異吧。

傳統企業只要善於通過Wi-Fi等移動互聯網O2O工具,為自我進行數據賦能,又何事驚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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