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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報告首提地方政府資不抵債時允許破產 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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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報告首提地方政府資不抵債時允許破產
2014-11-13 01:06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編者按
  十八大對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行戰略部署,對財政改革提出了更明確的要求。據此,財政部組織了六個省的財政廳,對六個重點領域,結合各地實際情況,進行了探究。
  六個省的報告,均由財政廳廳長任課題組的負責人,具體成員包括廳內主要業務處室處長、地方高校相關專家等構成。
  六個報告的分析框架為,先根據公共財政理論給出基本分析路徑,結合各省實際情況給出現行財政體制中的現狀和問題,再給出具體政策建議。 隨著改革的推進,六大報告中的部分政策建議已經在逐步實現。
  宏觀版將推出系列報道,對這六個報告釋放的財政改革方向進行逐一解讀。
  本報記者 周瀟梟 北京報道
  十八大對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進行部署後,財政部開展2013年財政改革與發展重大課題研究工作,布置了六個課題,交由地方財政廳完成。其中,“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構建有效防範財政金融風險的財政政策體系”由湖北省財政廳承擔。
  湖北關於地方債的課題,由湖北省財政廳廳長王文童負責,課題組成員包括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陳誌勇等在內的高校專家,還有湖北省財政廳預算處、績效評價處負責人。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該課題於去年年底結題,上報財政部。課題報告指出,地方政府性債務質量具有典型順周期性,一旦經濟出現衰退,債務會出現非線性的惡化趨勢。地方政府性債務對地區金融安全的影響集中在市、縣兩級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
  10月初,國務院43號文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意見出臺,有關地方債管理的方向基本明確。近期,財政部也出臺了關於存量債務處理的系列文件,並正在針對存量債務甄別工作進行相關培訓。
  地方債報告作為六大財稅改革報告之一,隨著國家關於地方債管理工作的推進,部分建議已經變成現實,如修訂《預算法》;將地方債納入預算管理、建立信息披露機制等,已經確定為未來改革方向。
  但仍有部分建議,如修訂《擔保法》,研究制定《地方公債法》和《地方政府破產法》;成立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決策機制,建立以項目解繳作為償債準備金主要來源的償債準備金制度等內容,仍然有參考價值。
  地方政府的投資功能2000年以來不斷增強
  報告根據國際債務余額占GDP比重均值,結合具體國家經濟發達程度和地方財政自給度等指標進行回歸分析,測算出我國2009-2015年地方政府性債務合理規模分別為4.68萬億、5.99萬億、7.22萬億、7.95萬億、8.69萬億、9.51萬億、10.40萬億。
  根據審計署的公告,我國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中銀行貸款和債券發行規模為9.22萬億元,明顯高於地方政府性債務的合理規模。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的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達到10.88萬億,也超過了上述合理規模。
  雖然既有債務規模已經“超標”,報告指出地方債的形成有其合理性。我國城鎮化進度滯後於工業化,隨著城鎮化建設的加速,對基礎設施的需求相應提升。按照我國政府間支出責任劃分,基建投入的責任主要在地方。這類項目初期需要大量啟動資金,而地方政府正常的財政收入是均衡的,基建資金需求與地方收入不匹配,迫使地方政府依賴舉債進行建設。
  報告根據統計年鑒中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額度,刨除國家預算內資金,鐵道部的鐵路投資,中央企業對電力、熱力、水的生產和供應之後的投資額度,等同於地方政府債務投入,得到2006年到2011年地方舉債額度分別為2.02萬億、2.21萬億、2.46萬億、3.49、萬億4.26萬億和4.26萬億。
  其中,2008年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後,2009年地方政府基建投入和債務資金均出現快速增長;而隨著2011年國家加大對地方投融資平臺的管理和控制,地方投資沖動有所減弱,使得2011年和2010年地方政府舉債額度大致相當。
  我國經濟增長,投資起到很大作用。據統計局2013年數據,全年固定資產投資為43.6萬億元,占當年56.8萬億GDP的比重為76.7%。連續好幾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強調“發揮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但這項關鍵工作似乎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
  報告指出,從投資比重來看,地方政府的投資功能在2000年以來不斷增強,中央項目占全部投資的比重從2000年的23.93%下降到2011年7.21%。
  報告指出,基礎設施項目往往具有初始投資大、受益期限長的特征,如果完全依靠地方當期財政收入投資,會對當期地方財政造成極大壓力,也使得成本和收益在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分布失衡,造成代際之間的分配不公。所以,從代際公平的要求看,以債務融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也具有合理性。
  建議中央不兜底地方債
  課題組調研發現,絕大多數地方官員認為,一旦地方債出問題,為防止地方債“太多而不能倒”和商業銀行“太大而不能倒”,中央政府會出於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需要而采取“兜底”措施。
  地方債有其合理性,但部分由於地方政府對中央“兜底”的心態,這種“預算軟約束”使得地方債規模膨脹迅速。
  一些財稅專家也表示,2008年4萬億刺激計劃,中央宏觀調控決策,地方政府進行資金配套,加劇了地方債風險的積累,中央政府需要承擔一定責任。
  國務院43號文明確指出,要硬化預算約束,防範道德風險,地方政府對其舉借的債務負有償還責任,中央政府實行不救助原則。根據新修訂通過的《預算法》,只有省級政府在國務院批準額度範圍內進行舉債,且只能通過發行政府債券。
  這在不少財稅專家看來,管理得過於嚴格,地方政府自主權不夠。課題組的成員之一,中南政法大學財政稅務學院院長陳誌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我國財政管理體制不甚完善,管理水平也不夠高的背景下,對地方債發債管理進行嚴格規定,是出於風險防範。但我國城鎮化投資中,負擔最重的是市縣級政府,長遠來看舉債權可能會進一步放開。
  陳誌勇進一步表示,中央明確指出對於地方債不救助、不兜底,強調誰借誰還、風險自擔,也需要配套研究地方政府破產制度,需要有一套類似企業破產的制度安排。政府破產,並不是說政府消失了,而是要對現存的資產進行清算,要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既有的債權債務關系如何處理等。
  報告建議健全地方債管理的法律法規。研究制定《地方公債法》,對地方政府舉債的整體資格、報批程序、資金用途、發行規模、上市流通等作出詳細規定,並界定上級部門、各級人大審議批準監督權限。研究制定《地方政府破產法》,從法律上明確地方政府應承擔的債務風險責任,在地方政府資不抵債時,允許地方政府宣告破產,並規定債務重組及債務清償程序,確定上級及中央政府在其中的責任。
  負債大縣數量會上升麽?
  至於地方債風險方面,報告指出由於我國土地、銀行和大型企業都由政府掌控,政府還具有行政規制的權力,產生大範圍地方政府性債務違約的可能性較低。
  根據審計署報告,以債務率(債務余額占當年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和借新還舊率來考量,超過一定風險線的地方政府數量有所增加。如2010年底債務率超過100%的市級政府為78個,到2013年6月底這個數量增加到99個。
  報告指出,層級越低的政府,財政收入中用於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的資金占比越高,可靈活支配的財政資金規模越小。因此,若刨除這部分“剛性”支出,債務率超過100%的縣級政府數量可能出現較大幅度上升。
  除了上述財政風險,還有金融風險。審計署報告顯示,銀行貸款在地方存量債務中占比仍然最大,隨著銀行貸款的收緊,信托貸款、融資租賃、理財產品、BT等變相舉債融資方式湧現。
  報告指出,與銀行貸款相比,信托產品的期限更短、利率更高,不僅增加地方政府債務負擔,還會進一步惡化債務期限搭配,加大再融資風險,給地區金融安全帶來隱患。
  其中,由於縣域經濟總體薄弱,城市化和工業化程度不高,財政能力處於弱勢且短期內土地缺乏足夠的開發潛力;而且縣級政府融資平臺數量最多,占全部融資平臺總數的72.4%,但其管理、盈利和資產規模質量相對較差,風險隱患最大。同時,縣級融資平臺貸款主要為當地金融機構、居民,地方政府若違約,會給地方金融機構造成大量不良資產,且易引發群體性事件。
  報告推算出,截至2012年底,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中約有40%來自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地方商業銀行,特別是城商行和農商行。報告指出,地方政府作為這些銀行的主要股東,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比率更高,這類銀行資產規模有限,抗風險能力較差,受地方政府幹預較多,可能成為未來金融風險高發領域和爆發點。
  完善償債準備金制度
  報告指出,債務管理應該遵守“黃金規則”和“可持續規則”。前者要求地方債只能用於資本性支出,不能用於經常性支出;後者要求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和當年償債額等指標占政府收入比重都必須控制在一個穩定和審慎的水平下。這些在新《預算法》中都有相關規定。
  對於債務決策管理機制上,報告建議建立由地方政府相關領導及權威專家組成的管理決策機構;同時還要建立地方債資金管理機構,用於統籌協調債務資金管理,跟蹤審核債務資金使用情況。
  課題組調研發現,絕大多數城市均有明確的償債準備金計提規定,但很多城市均存在計提不足的現象。報告認為,未來應該確定項目解繳作為償債準備金的主要來源,以保障償債準備金籌資渠道的穩定性和對應性。
  陳誌勇表示,所謂項目解繳,是指項目運行產生的資金流,如一個公路項目,可能會產生收費收入,應該從收費收入中計提部分用作償債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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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深改八次會議首提“全面深化公安改革”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598

據新華社“新華視點”微博報道,習近平30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他強調,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改革形成了上下聯動、主動作為、蹄疾步穩、狠抓落實的好局面。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氣可鼓而不可泄,要再接再厲、趁熱打鐵、乘勢而上。

會議指出,2014年領導小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此外中央有關部門還完成了108個改革任務,共出臺370條改革成果。

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5年工作要點》、《貫徹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2015年工作要點》。

此外,會議還審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規範刑事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的意見》。會議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要盡快探索建立涉案財物集中管理信息平臺,完善涉案財物處置信息公開機制。要加強境外追贓追逃工作,抓緊健全境外追贓追逃工作體制機制。

會議還就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多處提及“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但未提及“公安改革”。

“2014年中央深化改革”回顧

今年改革任務:

2014年,中央深改組一年召開了8次會議。

2014年,領導小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

中央有關部門完成108個改革任務,出臺370條改革成果。

今年改革成效: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改革形成了上下聯動、主動作為、蹄疾步穩、狠抓落實的好局面,呈現出全面播種、次第開花的生動景象,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重大進展。

經濟體制改革:領先推進

民主法制改革:協調推進

文化體制改革:積極創新

社會事業改革:統籌推進

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標本兼治

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穩慎探路

黨的紀檢體制改革:立行立改

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力度加大

今年改革舉措(部分):

2014年5月 中央再發文整治會所歪風。

2014年6月 政治局通過《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實施方案》。

2014年7月 國務院發布戶籍制度改革意見。中辦、國辦發布公改革方案,副部以下取消一般公務用車。

2014年8月 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關於修改預算法的決定。

2014年9月 《國務院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公布高考改革方案。

2014年10月 中央審議通過《關於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

2014年11月 《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向社會征求意見。

2014年12月 養老金雙軌制改革方案審議通過。中紀委將首次向中辦、國辦等派紀檢組。《居住證管理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中央深改小組審議《關於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的意見》。《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發布,明年3月施行。

明年改革部署:

會議通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5年工作要點》、《貫徹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2015年工作要點》。

1.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氣可鼓而不可泄。

2.要重點提出一些起標誌性、關聯性作用的改革舉措。

3.把需要攻堅克難的硬骨頭找出來,把需要闖的難關、需要蹚的險灘標出來。

4.加強對跨區域跨部門重大改革事項協調,一鼓作氣攻克難點。

5.要把提高改革質量放到重要位置,堅持速度服從質量。

6.對已出臺的改革,要抓緊出臺細化實施方案,堅決消除“中梗阻”、“腸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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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 深改 改八 八次 會議 首提 全面 深化 公安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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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沃斯克強時刻:首提“雙引擎”概念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3541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出席達沃斯論壇時首提“雙引擎”概念,即激活中小企業和私人部門的增長引擎,以替代房地產和傳統制造業留下的空缺。並對傳統引擎進行改造,其重點是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攻擊,補齊“短板”。

“雙引擎”助推“雙中高”,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點

李克強總理表示,目前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系統還有很大的空間。據統計,現今中國公共設施的存量僅為西歐國家的38%,北美國家的23%,服務業水平比同等發展中國家還要低10個百分點,而城鎮化則比發達國家低20多個百分點。而這些也正是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點。

李克強特別強調啟動“雙引擎”,推動中國經濟“雙中高”發展——持續實現中高速增長,整體經濟結構達到中高端水平。“雙引擎”中的第一引擎便是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敢於對傳統思維“說不”,為創新體制“較好”下決心推進結構性改革。

自2014年以來,李克強總理反複強調“大眾創新,萬眾創新”,力圖通過諸如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等方式,為創業松綁,激活中小企業和私人部門的增長引擎,以替代房地產和傳統制造業留下的空缺。而另一引擎則是改造傳統引擎,其重點是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攻擊,補齊“短板”。

中國不會發生系統性風險,著眼長期中高速增長

李克強承認2015年中國經濟仍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是中國不會發生區域性、系統性的金融風險,中國經濟也不會硬著陸。而在是追求短期更高增長,還是著眼長期中高速增長的問題上,答案只能是後者。李克強承諾保持戰略定力,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會搞大水漫灌,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的區間,同時著力提升經濟的質量和效率。

新常態,中國“列車”不會調檔失速

李克強總理強調,中國不應再一味追求速度,而應舒緩當前緊繃的供求關系,為已重荷的資源環境減負,騰出手來推進結構性改革,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發展階段演進。只有這樣,中國經濟的列車不僅不會掉擋失速,反而會跑得更穩健有力,帶來新機遇,形成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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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沃斯 達沃 克強 時刻 首提 雙引擎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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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首提深港通時間表 A股影響、機會、策略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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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後由 優格 於 2015-5-13 08:48 編輯

李小加首提深港通時間表 A股影響、機會、策略面面觀
作者:彭依寶



據港媒12日消息,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今日表示,“深港通”有實際進展會公布,目前準備資訊科技系統工作預計7月底會完成。

日前有港媒報道稱,國務院已批複深港通,現由內地和香港證監會協商方案細節,批準後,最快月內宣布,今年第四季度初啟動。消息指,兩地證監會正在評估港交所及深交所擬定的方案,須理順有關實際操作層面的監管細則,合適時間將由兩地證監聯合宣布深港通啟動時間。

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在8日的發布會上表示,沒有聽說相關信息,深港通方案正在研究過程中,在履行相關程序後將向市場公布。

但深港通漸行漸近已是不爭的事實,提前做好功課,對投資百利無一害,證券時報記者整理了部分資料,以供參考。

深港通標的猜想

按照滬港通規則,在深交所和港交所同時上市的公司有望入選首批深港通標的股,截至12日,在深交所和港交所同時上市的公司共有18家。這18家公司中,僅有萬科企業一家H股股價高於A股,其余均是A股較H股有明顯溢價,其中浙江世寶、山東墨龍溢價率分別高達263.6%、214.26%。

除主板外,深港通標的有望包含中小板、創業板股票。業內預測,在創業板449家上市公司里,流通市值在42億元以上,且2014年、2013年凈利潤同比增長率分別在20%、10%以上,又屬於節能環保、互聯網+等新興產業的上市公司有華誼兄弟等17只個股,這17只個股由於符合深港通試點初期標的股要求,下半年極有可能成為第一批試點。

深港通對A股影響

目前A股的創業板可謂牛氣沖天,截至12日收盤,已經突破3200點,再次刷新歷史新高,整體市盈率超過140倍,股王安碩信息登上每股450元的高位,成為A股歷史第一高價股。而港股中國網絡教育(HK,08055)只有0.54港元/股。拿目前的創業板和港股的創業板比較,簡直兩個極端,因為香港股市的特殊定位,大型藍籌股容易得到溢價,越是小盤股越被邊緣化,因此香港創業板與A股創業板存在巨大的差價。

因此,有分析指出,如果深港通納入兩市創業板,是一個重要的信號。
不說兩市創業板完全齊平,至少可以給A股的創業板降降溫。一旦深港通真的納入兩市創業板,對A股創業板將是一個巨大的利空。資金流動差異可能會在短期內給深圳股市帶來一定的不利影響,中小板和創業板甚至可能出現一波低潮。

有專家指出,未來深港通啟動後,深港通和滬港通將憑借流動性方面的巨大優勢逐漸與QFII和RQFII形成鼎立之勢,進一步擴大海外資金流入A股的通道,同時中國資本市場對諸如MSCI指數等全球指數納入A股並逐步增大A股比重提供極大便利,這將為A股帶來大量海外資金。總體來看,深港通的重大意義在於和先期啟動的滬港通的協同效應,二者聯合起來大幅增加了中國資本市場對海外資金的吸引力,提升了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水平。

外資會買什麽股?

作為兩地市場全面互通之前海外資金的典型代表,QFII操作無疑具有一定的參考性。統計數據顯示,QFII在今年第一季度加碼戰略性新興產業,而傳統產業則慘遭“拋棄”。

按照申萬一級行業分類標準,商業貿易、農林牧漁、汽車、電子、醫藥生物、家用電器等行業在2015年第一季度頗受QFII青睞,而交通運輸、傳媒、建築裝飾、房地產、鋼鐵等行業則逐步淡出了QFII的視野。在所有行業中,屬於醫藥生物行業的上市公司在今年第一季度被QFII持有數量最多,為23家,機械設備、化工和汽車行業緊隨其後,分別為21家、18家、16家。此外,房地產、交通運輸、鋼鐵、建築裝飾、傳媒等5個行業均被減持了兩家,非銀金融、銀行、電氣設備、建築材料等4個行業均被減持了1家。

投資機會


分析人士認為,如果未來深港通落地,萬科A將成為少數對海外資本較有吸引力的A股公司。
此外,同屬於地產板塊估值較為合理的華僑城A、中南建設;金融板塊中平安銀行、寧波銀行;白酒股中的五糧液、瀘州老窖、古井貢酒;家電板塊中的格力電器、美的集團;周期性品種包括南玻A、鞍鋼股份、濰柴動力等同樣可以給予適當關註。

相比之下,港股投資標的中的一些稀缺性品種未來反而更容易被市場關註。港股中的獨特概念品種,如銀河娛樂、澳博控股、永利澳門、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澳門勵駿、美高梅中國、新濠國際發展等博彩股,無疑最具特色。此外,與A股市場相比,港股里的稀缺資源還有股價平穩、分紅可觀、香港獨有的藍籌股,包括匯豐控股、長江實業、香港交易所這樣的股票,以及內地的優質公司,如騰訊、中國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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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 小加 加首 首提 深港 時間表 時間 影響 機會 策略 面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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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變“降低” 政治局會議首提“降低宏觀稅負”有何玄機?

每年年中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下半年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的風向標。

7月26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一大議程是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在隨後新華社披露的2000余字內容中,最吸引人的是“降成本的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低宏觀稅負。”

“降低宏觀稅負”可能意味著中央對稅負政策基調的一次調整,因為原來的官方表述是“穩定”稅負。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決定》中涉及稅負的表述是“穩定稅負”和“公平稅負”。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則進一步提出“穩定宏觀稅負”。但這次政治局會議在以往中央精神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降低宏觀稅負”。

宏觀稅負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體現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及政府與企業、居民個人之間占有和支配社會資源的關系。通常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稅費的總體負擔水平的重要指標,因此備受市場關註。

中國自1995年開始,宏觀稅負一路上升,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05年之後宏觀稅負加快上升。但近幾年,宏觀稅負保持穩定。根據第一財經記者從權威渠道獲得的數據,2012年~2015年間,宏觀稅負(IMF口徑)均保持在29%左右,2015年宏觀稅負甚至較2012年下降了0.2個百分點,為29.1%。而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為38.8%。

近些年,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企業利潤增速下滑,降低宏觀稅負的呼聲越來越高。此次政治局會議首提降低宏觀稅負,也正是回應這些呼聲,也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更好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降低企業稅負,鼓勵民間投資的一大舉措。

降低宏觀稅負也就是降低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在不考慮經濟總量變化的前提下,即政府收入要減少,相應地企業收入或居民收入會增加。按照中國官方認可的IMF口徑,政府收入包括公共財政收入、扣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之後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今年是本屆政府實行減稅降費舉措力度最大的一年,這無疑將減少政府收入。

5月1日推開的全面營業稅改增值稅,預計減稅規模為5000億元,為本屆政府最大減稅舉措。同日施行的還有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此舉將減輕企業費用負擔1000億元。

不僅如此,6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的通知》,砍掉24項工程領域保證金等,為建築企業盤活了近萬億元資金。

未來還有可能出臺的一項減稅舉措是,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不少企業家呼籲降低目前17%的制造業增值稅稅率,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降成本舉措中,也包括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

宏觀稅負多少才合理?目前29%的宏觀稅負降低至多少才合適?是否宏觀稅負越低越好?

其實,國際上對宏觀稅負的合理區間並未達成共識。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為38.8%,發達國家宏觀稅負平均水平為42.8%,比如法國宏觀稅負接近44%,丹麥、瑞典、挪威在40%左右。發展中國家宏觀稅負均值為34.4%。由此看來,中國的宏觀稅負並不高。

不過宏觀稅負只是一個平均數,即有的企業稅負高於這個數,也有企業稅負低於這個數,這也是為什麽一些企業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遠不止29%。

這也就意味著,宏觀稅負數字大小本身意義並不大,而宏觀稅負的趨勢變化卻更能說明問題。判斷宏觀稅負是否合理,本質上看政府是否提供相匹配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如果政府不提供任何公共產品和服務,那麽1%的宏觀稅負也高。如果政府提供完善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那麽像北歐的丹麥、挪威等高宏觀稅負國家,也並未引起民眾抵觸。因此,並非宏觀稅負越低越好。

在當前財政收入增速下滑,而財政剛性支出不減的情況下,財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此時降低宏觀稅負,意味著降低政府收入,為了平衡收支,則需要擴大赤字。

今年中國財政赤字率提到歷史新高3%,財政赤字達2.1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了5600億元。這一舉措是必要的安全的,也正是為今年減稅降費提供空間,同樣也是踐行降低宏觀稅負。

未來中國宏觀稅負降低空間有多大,與財政赤字率空間有多大緊密相關。

我國財政赤字率和政府負債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相對較低。近期官方頻頻發聲,表明我國政府債務仍有一定舉債空間。財政部有關負責人稱,為落實中央“去杠桿”的改革任務,政府可以階段性加杠桿,支持企業逐步“去杠桿”。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則建議我國繼續提高財政赤字率。他認為,未來一段時期,可將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由此可以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有效進行逆周期調控,更好地支持供給側改革,並且不會給我國政府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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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房產稅鋪路,國務院首提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

個人所得稅(下稱“個稅”)等改革一大前提是稅務機關掌握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隨著個稅改革迫近,近日國務院提出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稅務總局預計2018年實現與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互聯互通。

早在2013年底舉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相關部門和地方也一直在探索這一信息系統的建立和試點。

隨著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將啟動,近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提出了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在確保信息安全和規範利用的前提下,多渠道、多層級歸集居民和非居民個人的收入、財產等相關信息,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創新收入監測方式方法,提升居民收入信息監測水平。第一財經記者在中國政府網上檢索發現,這是國務院層面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出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

而根據2015年底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2018年實現征管數據向稅務總局集中,建成自然人征管系統,並實現與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互聯互通。

個稅改革箭在弦上。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去年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研究形成了最終改革方案,並已經提交國務院。按照全國人大立法的規劃和國務院的要求,今年將把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樓繼偉坦承,推進個稅改革很複雜,首先稅政比較複雜,執行也很複雜,需要健全個人收入和財產的信息系統,需要相應地修改相關法律。

這方面其實官方有了不少行動。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稅務總局推廣的金稅三期就是收集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很好的平臺。

金稅工程是經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級電子政務工程,是國家電子政務“十二金”工程之一,是稅收管理信息系統工程的總稱。自1994年開始,歷經金稅一期、金稅二期、金稅三期工程建設。

2013年金稅三期工程率先在廣東、山東等6省(市)國地稅局試點,現在全國範圍內逐步推廣,去年擴大到14個地方國地稅局,今年上海、北京等6地也被納入,計劃今年10月完成全部省份推廣。

上海市國家稅務局總經濟師蔣旭濤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按照金稅三期工程統一標準,上海在今年2月上線了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網上建檔,企業的財務部門需要填個人詳細資料,這就是自然人的全員建檔,將解決自然人涉稅信息采集、建檔應用難題,提升對自然人的稅收征管水平,而且也為個稅改革、房地產稅改革鋪路。

“大家關心的個稅、房地產稅改革想要在全國推廣,首先需要全國統一的基礎數據,這必須通過稅務總局這個平臺來做,而這個平臺就是金稅三期工程。” 蔣旭濤稱。

稅務律師丁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各個部門掌握不同的個人收入財產信息,因此部門間信息共享成為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建立的一大關鍵。

政府部門間正加快信息共享,這為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建立奠定基礎。

根據去年國務院《關於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的通知》要求,大力推動政府數據開放共享。大力推進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法人單位信息資源庫、自然資源和空間地理基礎信息庫等國家基礎數據資源,以及金稅、金關、金財、金審、金盾、金宏、金保、金土、金農、金水、金質等信息系統跨部門、跨區域共享。2017年底前,明確各部門數據共享的範圍邊界和使用方式,跨部門數據資源共享共用格局基本形成。

此外,正在修訂中的稅收征管法已經明確建立自然人納稅識別號,這將歸集個人工資、薪酬、證券、不動產、保險、銀行存款信息,推動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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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做市不積極 股轉公司首提做市商激勵 

周四,全國股轉公司法律事務部總監伍雲在第十二屆北京金博會上稱,將構建與新三板市場定位相匹配的交易機制,推出私募做市,建立做市評價和做市商激勵機制等。這是股轉公司首度公開提及做市商激勵制度。

業內人士認為,做市商激勵能從減免交易手續費、印花稅,以及給予做市商更多正面激勵入手,不過要解決流動性問題根本還在於增加投資者數量和擴充投資者類型。

由於市場流動性低迷,市場價格持續下滑,目前做市商正在越來越頻繁地退出為企業報價,做市企業將交易方式改回協議轉讓的數量也日益增多。做市商開盤不報價已經成為股轉公司記錄最多的券商負面行為。

首提做市商激勵

周四,伍雲在北京金博會上表示,新三板未來將以改善市場流動性為目標,構建與公開轉讓股份市場定位相匹配的交易機制,推出私募做市,建立做市評價和做市商激勵機制等,這是股轉公司高層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做市商激勵制度。

由於市場投資數量不足、投資者類型單一、交易機制不完善等原因,新三板市場流動性與A股市場有較大差別。為解決流動性問題,新三板從2014年8月正式實施比協議轉讓“更高級”的做市交易,目前市場上共有做市商86家,全部為證券公司,做市企業1646家。

不過,周四,全市場9300家公司總成交額僅6.5億元,其中做市成交3.3億元。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券商發布退出做市公告。據記者不完全統計,本周已有11家券商共退出15家企業的做市報價服務。此外,還有不少做市企業將交易方式改回協議轉讓,僅周二一天就有4家企業發布做市轉協議公告。

開源證券做市業務部負責人姚少卿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做市商激勵制度可行方式包括減免交易手續費、抵扣主辦券商執業評價負面行為、進行表彰,甚至包括允許拓展做市資金來源渠道等等。在目前的稅費、印花稅下,做市商理智做法是不撮合平價交易,因為撮合還需要承擔對應的交易成本,但有了合適的獎勵機制,將會促進做市商加大撮合動力,尤其是平價單或者微小負價差買賣單。”他認為,可以使用做市家數、做市交易量、連續報價時間,相應速度等指標來評價做市商做市撮合能力。

根據股轉公司業務規則,做市商和普通投資者一樣都要繳納雙邊各萬分之五的轉讓經手費,以及出讓方應繳納的千分之一的印花稅。投資者還需要向主辦券商繳納不超過千分之三的傭金。

不過,姚少卿表示,“目前市場換手率下,交易稅費、交易手續費占比做市商的業務成本比率低,相比券商做市商的成本來說來說交易費用減免影響不大,但如果市場未來流動性改善,交易量擴大,交易稅費成本占比會逐步上升,有了對應的激勵機制,做市商會更有動力去提高做市撮合能力。

他認為,減免印花稅、返還交易費用能起到一定的改進作用,但要本質上提高市場流動性,還需要有更多的投資者參與。有大量不同投資理念,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群體,才會產生預期差異,從而產生更活躍的交易,如果整體的投資者類型相似,買賣行為趨同,那流動性很難好轉,畢竟做市商本質是交易的促進者,而非交易的主要發起者。

私募做市意義有限

目前,股轉公司主要通過自律監管和主辦券商執業質量評價來約束做市商違規或者不作為現象,同時,成交量、報價即時性突出的券商也會受到加分獎勵。

在股轉公司近日發布了9月份主辦券商執業質量評價結果,券商的負面行為集中在交易管理環節,其中開盤未及時報價高達138條,做市商未及時更新報價的負面行為為18條。安信證券交易管理環節負面行為記錄數量居前,達到134條。

一位不便透露身份的券商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由於做市企業數量較多,在交易系統未完全實現自動化的情況下,人工操作難免會出現顧此失彼。現在各家券商都很重視股轉公司的負面清單,擔心受到監管。在市場比較低迷的時期,加大對正面行為的獎勵力度,才能提高做市商的積極性。

據媒體報道,股轉公司已於近日向部分券商下發《私募機構做市業務試點技術方案座談會會議紀要》,初步明確了在“私募做市業務組織機構、從業人員管理、做市資金來源、庫存股範圍及獲取方式、結算券商職責分工”等方面的差異化安排。

根據此前股轉公司發布的《私募機構全國股轉系統做市業務試點專業評審方案》,申請做市的私募機構需要滿足實繳註冊資本不低於1億元、過去三年年均資產管理規模不低於20億元、配備專門做市業務人員不少於5人等。記者了解到,已經有包括九鼎投資在內的多家私募機構申請參與做市試點,首批被選出的機構將不超過10家。

不過,一名私募機構人士告訴記者,在當前環境下發揮作用不大,但是增加做市商總比減少要好。“這塊業務既然放開了,我們就先拿個牌照,什麽做市策略投多少錢再說。因為最大的私募機構凈利潤也只是剛剛趕上最小的證券公司,如果必須使用自有資金做市,那麽對市場意義有限。”

前述券商人士表示,組建做市團隊的投入不小,包括人員和技術系統投入,但對於私募機構較為不便的是合規性、清算等配套體系的建立。申請做市的私募機構需要找到一家對口證券來做清算交割,有二級市場經驗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參與做市會更加便利。

不過,他認為,私募基金做市的效果仍要取決於私募自有資金的規模,以及其對新三板政策的預期。今年以來,很多券商做市商都遭遇虧損,如果政策預期不改變,券商將考慮如何處置庫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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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政策首提“抑制資產泡沫” 言“拐點”為之過早

10月2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於貨幣政策,會議表示,要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在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同時,註重抑制資產泡沫和防範經濟金融風險。

這是中央政治局會議層面第一次在“貨幣政策”部分強調“抑制資產泡沫”,盡管此前7月的年中政治局會議中也提出“抑制資產泡沫”,但那時主要是從降低企業成本角度討論。

對此,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貨幣政策從穩增長轉向抑制資產泡沫,這可以解釋為什麽最近連續十多天,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持續顯著上升,未來大幅度提供流動性可能不會再有。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貨幣政策“穩健”的基調發生改變,抑制資產泡沫不能簡單與貨幣政策收緊劃等號,從經濟增長的各方面數據來看,就此轉向偏緊的條件還不具備。

貨幣政策首提“抑制資產泡沫”

九州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表示,貨幣政策重心開始由穩增長轉向抑制資產價格泡沫,其原因在於經濟“L型”拐點已過、“資產荒”導致金融風險堆積、房價過快上漲威脅可持續增長。

2015年以來,全國房地產價格普漲,一線城市的上漲最為瘋狂。個人住房貸款也出現大幅度的上漲,根據央行的數據,9月份個人住房貸款依然占據當月新增貸款的四成,此前的7月、8月分別達到98.68%和71.20%。今年前三季度,個人住房貸款增長占全部新增貸款的35.7%。業內人士分析,這輪房價上漲和2015年的貨幣政策寬松不無關系。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目前從保增長的角度來看,前期投入的力度比較大,可能產生了一些副作用,就是資產價格泡沫以及金融風險的上升。此次政治局會議關於貨幣政策的表述,可以認為是從“不再過度強調特別大的政策力度去保增長,而是強調更加關註金融風險,抑制資產泡沫”。

另一方面,進入10月, 人民幣對美元連續下跌。10月25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7744元,與9月30日的6.6778相比,不到一個月時間跌去近千個基點,跌幅達1.4%。這對資本外流帶來一定的壓力。如果國內政策目標轉移到抑制資產泡沫,對於保持匯率穩定有一定幫助。

邵宇表示,通常而言,大型經濟體會根據自身的經濟增長來調節利率水平,但中國一直以來以保持匯率的穩定作為一個增長目標。盡管,目前我國的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市場化,央行逐漸減少對匯率的幹預,但是現在來看,大幅度貶值也會引起資本外流和國際社會的意見,這方面壓力之下,我們的貨幣政策也會做一個比較溫和的權衡。

邵宇還稱,盡管中國關於貨幣政策表述長期以來都是“穩健”,但實際操作可能是穩健偏松,也可能是穩健偏緊,具體要通過市場的價格信號來體現。總體而言,現在不管是央行重啟14天、28天這類更長期限的逆回購,還是利率的指引,都體現出了穩健但略顯嚴的貨幣政策。

高盛/高華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宋宇最新的研究報告比較了最近兩次的政治局會議,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除了有利於穩定房價,銀行間利率可以適當提高的一個基礎在於,通過8、9月份的經濟數據可以看出,經濟下行的壓力有所減小,盡管9月的環比工業增加值增長疲弱,但當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和零售銷售數據出現反彈。同時,三季度的GDP增速至少達到預期。與此同時,從10月初開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貶值,官方數據顯示9月資本外流的情況有所加劇,10月份這一趨勢極有可能延續。適度的提高利率水平可以緩解外匯流出的壓力。

貨幣政策並未轉向

不過,《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並不意味著貨幣政策從此出現一個鮮明的“拐點”,總體來看,穩健貨幣政策的總基調沒有改變。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解讀為貨幣政策向收緊方向轉向,恐怕還為時尚早。一方面,從本次政治局會議公布的內容來看,同樣強調了“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另一方面從目前的大背景來看,經濟增長的個別指標縱然有轉好的跡象,但還不是很穩固,明顯轉變更加談不上,這種情形下,貨幣政策冒然收緊,恐怕對經濟運行是不利的。

此外,從“抑制資產價格泡沫”角度來講,並不能和貨幣政策收緊簡單劃等號,連平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的資產泡沫並不是全面的資產泡沫,主要是房地產價格泡沫,且房地產泡沫也是區域性的,只是在經濟領域少數出現了一些泡沫,這需要貨幣政策運用適當的工具進行抑制,但不適合全面收緊。”

不過,市場亦存在一種擔心,會不會出現此前2013年6月“錢荒”這種流動性枯竭的現象再度發生,畢竟Shibor利率已經持續上漲多日。

宋宇則對本報記者表示,這純屬多慮。流動性不會大幅收緊的原因是,這可能給增長帶來過大下行壓力並導致金融市場不穩定,如果未來外匯流出的壓力趨緩、房地產價格趨穩,同時經濟增長有明顯疲軟的跡象,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有可能回升至今年年初的水平。

“如果市場流動性出現枯竭,那必須是貨幣政策想向更緊的方向進行,這種可能性比較小。”連平對本報記者稱。

連平表示,可以肯定的是,最近的銀行間市場流動性一定程度上收緊,是貨幣當局出於對不同期限利率可能存在的一些問題,要讓利率更好的反映市場的供求,而有一定的調節,還有流動性過於寬松也並不合適,適度也會有一些收緊,此外也不排除季節性因素等。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貨幣政策不會就此進行收緊。“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這個前提還是有的。”他說。

但是,邵宇對本報記者表示:“大幅度提供流動性,應該也不會這樣做了。”未來匯率方面可能還會溫和貶值,資本賬戶方面的管理可能將更加嚴格。利率方面短期內降息、降準的可能性不會特別大,公開市場操作方面更多是應急性的,比如當流動性確實出現困境,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進行應急性救助緩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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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首提"新方位":中國經濟怎麽看怎麽想怎麽幹

一切都在變,只有變化本身是永恒的。

在駛向民族複興彼岸的海面上,中國經濟航船的經緯度也在不斷變化。

這個創造了二戰後一國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紀錄的經濟體,正面臨速度換擋節點、結構調整節點、動力轉換節點,在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歷程中進入了一個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

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挺立潮頭、高瞻遠矚,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科學判斷,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開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實踐,以新的有力作為標註著中國經濟的新方位。

新方位,新常態

新方位,“怎麽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7.7%、7.7%、7.3%、6.9%、6.7%……這是2012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中國經濟增速。這條略微下行的曲線,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速圖中似乎不大“合拍”。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速只有3次連續2—3年低於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 是1998—1999年,這三次回落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的幹擾,過後都回到了高速增長的軌道上。這第四次,究竟是短暫探底還是長期換擋?經濟增速能不能 “回得去”?降速會不會演變為失速?

面對種種質疑憂慮,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冷靜觀察,縝密思考,對中國經濟形勢作出新的重大戰略判斷——

“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第一次公開提出“新常態”的概念。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新常態做出系統闡述。

新常態,新變化。

新常態帶來新速度、新方式、新結構、新動力: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 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動能轉向新的增長動能。一句話,中國經濟系統內部正在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

新常態,新坐標。

站在歷史的臺階上眺望,中國幾千年的發展進程經歷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幾個大時期,新常態是新時期不同發展階段更替變化的結果,也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單元”。

我國古代以農業立國,農耕文明一直領先世界。及至近代,錯失工業革命寶貴機遇,在時代潮流中長期掉隊。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改革開放以來,更是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11位躍升至第2位。

就這樣,中國經濟在奮力追趕中進入了新常態。我們的身後,是“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戰爭”,是無數誌士仁人的吶喊和探索;我們的前方,是“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這就是新常態在我國發展長過程中的歷史坐標!正如一家外媒所說:“與國際金融危機後許多西方國家經歷失業型複 蘇的所謂新常態不同,中國的決策者用這個詞定義朝著實現該國‘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邁進的關鍵發展階段。”

新常態,新認識。

這是一個必然階段——新常態的到來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為什麽會有速度變化?

因為,決定經濟增長的潛在增長率“做不到”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按照經濟學原理,潛在增長率主要由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等因素決定。從勞動投 入看,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全社會勞動投入增長將逐步放緩;從資本投入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另一面,是被撫養 人口增加,撫養支出上升,儲蓄率下降,可用於投資的資本增長將放緩;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一時也難以大幅提高。

因為,總量和基數變大後“做不到”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當一個經濟體成長起來後,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其絕對值要比過去大很多,不可能維持“永動機”式的長期高速增長。

還因為,資源環境“受不了”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

為什麽會有結構優化?

隨著資本、土地等要素供給下降,資源環境約束強化,要素投入和能耗汙染較少的服務業脫穎而出,產業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要素價格上漲、儲蓄率下降,出口和 投資增速放緩,消費需求持續較快增長,需求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城鎮化提速、產業轉移,城鄉區域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勞動力供給減少,人力資源稀缺性凸 顯,收入分配結構也將不斷優化。

為什麽會有動力轉換?

過去,低廉的生產要素價格成為驅動中國這一“世界工廠”快速運轉的重要動力,今天,這些要素價格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倒逼中國經濟轉向創新驅動。中國要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必須從簡單模仿轉向自主創新。

這是一個必經階段——新常態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其間壓力與希望共生,挑戰與機遇並存。

這一段航程,或許有亂雲飛渡的風險。

新常態下,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很多原來在高速增長期被掩蓋的風險開始暴露,“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一道繞不過去的考題。而1960年被世界銀行列為中等收入國家的101個經濟體中,只有13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13個國家中人口超過2500萬人的只有3個。

這一段航程,更要有中流擊水的自信。

新常態下,盡管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我國仍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聚焦當下,盡管企業經營分化加劇,但過剩產能出清加快,新興業態興起,市場活力增強,投資者信心提升;盡管就業仍有結構性壓力,但總體依然穩定;盡管部分地區和領域財政金融風險累積,但不會發生全局性系統性風險;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猶存,但全球經濟正在緩慢複蘇。

展望未來,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經過調整後,中國經濟將進入質量更高、效益更好、更可持續的新的發展階段。一家財經媒體對權威經濟學家的調查顯示,對於今年三季度的中國經濟,54%的經濟學家認為已經達到L型“豎杠”末端,38%認為已經進入“橫杠”,只有8%認為尚未到達“豎杠”末端。

新方位,新理念

新方位,“怎麽想”?腦中要有新理念。

理念是行動先導,理念如同大腦,指揮著腳往哪兒邁、勁往哪兒使。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到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從堅持科學發展、全面 協調可持續發展,到堅持“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國發展的進程也正是思路升級、理念更新的過程。今天,發展進入新常態,環境變了,條件變了,理念也必須更新。

“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新發展理念,為經濟新方位標定了前行航向。

新理念不是憑空而來,而是針對新常態下我國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

——新常態下,“後發優勢”“比較優勢”等紅利漸趨用盡,亟須尋求新動力。創新發展,註重的就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算過這樣一筆賬:世界發達水平人口全部加起來是10億人左右,而我國有13億多人,全部進入現代化,那就意味著世界發達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 不能想象我們能夠以現有發達水平人口消耗資源的方式來生產生活,那全球現有資源都給我們也不夠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創新上,就在加快從 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上。”

——新常態下,經濟結構的優化更重要,防止“木桶效應”更迫切。協調發展,註重的就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

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把握經濟新方位,必須謀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增強發展的平衡性,不讓今天的“短板”變成明天的“陷阱”。

——新常態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達到或接近上限。綠色發展,註重的就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

明天是“霧霾灰”還是“天空藍”?眼下,PM2.5的數值時時牽動著人們的目光。高樓多了、錢包鼓了,清澈的河水、潔凈的空氣卻成了奢侈品,越來越多的人 認識到:這不是我們追求的現代化。從盼溫飽到盼環保、從求生存到求生態,民眾對綠色發展的呼聲越來越高。只有綠色發展,才是永續發展。

——新常態下,我國勞動力、土地、能源等傳統競爭優勢減弱,亟須通過進一步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開放發展,註重的就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

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局面正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正面臨重大調整,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對外開放,而是如何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發展的內外 聯動性,如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要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以擴大開放帶動創新、推動改革、促進發展。

——新常態下,要調動所有人謀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應對下行壓力,保持中高速,邁向中高端,就要讓民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共享發展,註重的就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

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如果只盯著經濟數據的漲落,忽視民眾幸福感、獲得感的多少,就會透支社會發展潛力,發展也終將難以持續。新常態下,百姓追求的 不僅是吃飽穿暖,更渴望活出高質量、挺起精氣神;百姓在乎的不僅是看得見的好處,更期盼公平的社會環境、人生出彩的機會。這就意味著發展要以人民為中心, 統籌好利益關系,讓發展成果惠及每個人。

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顯示,所謂“陷阱”,大多是源於資源稟賦變化之後,過去所依賴的發展路徑走不通了,新的發展路徑又沒找到,發展被鎖死。新發展理念,正是 中國化解發展風險、跨越發展陷阱的鑰匙。創新發展才能避免動力衰退,協調發展才能避免失衡失重,綠色發展才能避免環境透支,開放發展才能避免畫地為牢,共 享發展才能避免社會動蕩。五大發展理念彼此支撐、相互促進,回答的是新常態下最為緊迫的現實問題,著眼的是新方位上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

理念不會自動變為現實。如果不想幹、不敢幹、不會幹,藍圖再清晰、方向再明確,也難以把新理念轉化為新成效。把握新方位、踐行新理念,需要激發新狀態。

“幹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幹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新狀態,要有擔當。

新方位下的探索,沒有先例可循,可能不被理解:處置僵屍企業,一些企業會關門、不少員工會下崗,要不要做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一些若幹年後、甚至更長時間 才能感知其意義的改革,是不是一定要馬上就辦?愈是不易,愈見擔當。今天錯過了寶貴的“窗口期”,明天將面臨痛苦的“折磨期”。以新理念適應新方位,需要 沖破羈絆的闖勁、久久為功的韌勁。

“適應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趨勢性特征,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新狀態,要有定力。

定力來自洞察力,既密切關註經濟走勢,見微知著,又堅持底線思維,做足應對預案;定力就是意誌力,為了長遠發展而管住眼前的“有形之手”,不為亦是有為; 定力源於自信力,相信中國經濟的巨大潛力和強大韌性,相信基本方針和政策儲備,不能速度一慢就著急,把新理念拋在腦後,改革遇難就想回頭,把發展目標放在 一邊。

“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新狀態,還要會作為。

過去謀發展的許多老辦法不能用也行不通了,今天面對的多是“兩難問題”。“會作為”,必須處理好破與立、穩與進等對立統一關系。遇到問題,多個角度想,避免“盲人摸象”;處理問題,牽住“牛鼻子”,找準突破路徑。

新方位,新實踐

新方位,“怎麽幹”?腳下要有新實踐。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啟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實踐。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是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站在新方位上的中國經濟,為何在關註“需求側”的同時更多將目光對準“供給側”?

從速度維度看——

新常態下速度換擋的背後,本質上是結構調整。靠熬是熬不過去的,靠走刺激需求的老路也行不通。需求側政策空間越來越小,擠出效應卻越來越大。實現經濟健康 可持續發展,必須從長期入手,立足於結構調整,把政策重心轉向供給側。正如外媒所說的那樣:“中國領導層提出的供給側改革,與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劃清了界 線。”

從結構維度看——

新常態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一方面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一方面卻要大量進口關鍵裝備、高端產品;一方 面消費者對質量高、有信譽保障的消費品需求越來越大,一方面卻是國內供給無法滿足,導致境外購物熱度不減、“需求外溢”。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供給側發力,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從動力維度看——

新常態要求中國經濟轉向創新驅動。由於一個個市場主體的集合構成供給側,只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激發創新主體的動力和活力,才能使中國經濟真正從“汗水型”走向“智慧型”。

從世界經濟的坐標系中看,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註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註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絕不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相反,“中國以其較早的認識、較大的回旋余地、較強的體制優勢等正成為全球結構性改 革的引領者。”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宏觀政策、產業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社會政策“五大政策”,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都融入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火熱的“四則運算”中。

瞄準過剩產能做減法,“減”出新空間。宏觀政策“穩”的同時,產業政策要“準”。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堅定地去是為了更好地進。今年鋼鐵、煤炭行業去 產能超額完成任務已成定局。產能減了,利潤增了。煤炭業利潤漲了一倍,鋼鐵業扭虧為盈,擺脫了“賣煤球不如賣土豆,鋼價跌成白菜價”的苦日子,打了一場 “翻身仗”。

瞄準短板做加法,“加”出新希望。就業援助、內部分流、轉崗就業創業……社會政策托底,保障去產能不影響飯碗,前三季度城鎮新增就業完成全年預期目標;增加扶貧資金投入、整合涉農資金使用、產業扶貧長短結合……脫貧攻堅補短板,確保貧困老鄉同步奔小康。

瞄準創新做乘法,“乘”出新動能。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讓生活更智能,工業與互聯網的深度融合讓產業更智慧……新技術引爆新產業,新模式締造新業態。前三季度,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均保持10%以上的增速。

瞄準放活做除法,“除”出新活力。微觀政策要活,放管服改革深入推進,營商環境日益寬松,前三季度,全國新登記企業401萬戶,同比增長27%。改革政策要實,減輕企業稅費等成本負擔,釋放減稅紅利。

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是漫長的,但緊要的幾步特別關鍵。

使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保持中高速增長,在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讓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同步達到中高收入水平……中國經濟的新方位,正是複興之路上的“關鍵節點”。

辨識洋流,認識新常態;揚起風帆,明確新理念;開足馬力,投身新實踐。在這個重要的發展新方位上,中國經濟航船正聚合澎湃之力破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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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總局首提“中超限薪令”,一圖看懂中超一年多來燒錢有多猛

針對中國足球在迅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包括大規模海外並購、俱樂部燒錢嚴重、外籍球員收入過高等問題,國家體育總局新聞發言人5日接受新華社記者的采訪,首次提到了“設置俱樂部購買球員及球員工資資金支出上限”這一措施。

中超俱樂部2016年以來在引援方面的“大手筆”,以及近幾年來中超轉會市場規模的變化、中超球員收入在全球各大聯賽中的排名  制圖/蔣皓明

上述發言人在回答新華社記者有關“引入外援價格和球員收入的議論不絕於耳”的相關提問時表示:調節、抑制高價引援,合理限制球員過高收入。要以打造百年俱樂部為目標,加強俱樂部規範運營建設。加強對俱樂部財務審查和監管。逐步將俱樂部對一線球員費用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確保財務狀況良好。統一俱樂部的財務賬戶,將俱樂部作為獨立主體看待。對於嚴重資不抵債的俱樂部,堅決清除出職業聯賽。設置俱樂部購買球員及球員工資資金支出上限,抑制非理性投入,研究制定對俱樂部超高引援投入實施按比例收取足球發展基金、用於青訓等措施。打擊簽字費、陰陽合同等違規行為。對於違規發放、索取簽字費的俱樂部、球員和經紀人將嚴肅處理。

除此之外,該發言人還表示,中國足協應針對只註重短期成績忽視青訓和梯隊建設問題采取有效措施。一是增加青訓投入,降低足球人才的從業風險,營造公平有效的足球競爭環境。加強青訓教練員的培養和引入,確保未來有源源不斷的高水平生力軍進入行業。從職業聯賽分成中劃撥出一定比例的專項資金,用於俱樂部梯隊比賽組織、球隊獎勵和球員培訓使用。二是增加梯隊數量,提高梯隊質量,目前中超、中甲精英梯隊建設正在克服多方困難穩步推進。三是研究落實轉會過程中的聯合補償機制,鼓勵俱樂部和其他培訓機構投入青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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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首提“制造業立省” 力推傳統產業轉型

以“世界工廠”聞名的廣東,在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堅持制造業立省”的觀點。

廣東進一步提出,2017年提高制造業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力爭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28%,培育100家產值超10億元的先進裝備制造骨幹企業,形成20個產值超100億元的先進裝備制造產業集群。

廣東省政府參事陳池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時提出制造業立省說明廣東是清醒的。改革開放以來,廣東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實體經濟發展快,現在廣東面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不平衡的情況,所以要調整,一方面通過創新來促發展,另一方面擠掉泡沫來讓出實體經濟發展的空間。

實體經濟寫入多地政府工作報告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並提出多項具體措施。在近期各地召開的兩會上,“振興實體經濟”均被寫入並擺在突出位置。

據第一財經記者不完全統計,在已經召開兩會的地區中,就有黑龍江、吉林、四川、上海、湖南、甘肅、湖北、浙江、江西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及“實體經濟”,廣東則著墨甚多。政府工作報告全文10次提到“實體經濟”,並用專門一個章節來闡述如何“以提質增效振興實體經濟”。未來一年,廣東要從以下四方面著手:深入實施質量強省戰略、著力提高實體經濟增長效率、加快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和促進民營經濟高水平發展。

(2015年1季度-2016年3季度全省分產業生產總值 來源:廣東省統計局)

廣東省政協常委、中華興業(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郭澤偉表示,我國經濟是靠實體經濟起家的,也要靠實體經濟走向未來。對制造業大省廣東而言,抓實體經濟核心就是抓制造業。當前,發達國家大力推動制造業回流,發展中國家爭先承接制造業轉移,對廣東制造業形成了明顯的“雙向擠壓”。

不過,從數據上看,廣東的成績仍然亮眼。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16年預計廣東全省生產總值達7.93萬億元,比上年增長7.4%以上;全省固定資產投資完成3.3萬億元、增長10%;民間投資增長13.5%、占比提高到62.1%,服務業投資增長10.5%;進出口總額達6.3萬億元,其中出口3.94萬億元,占全國的28.5%、提高0.2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增長14.4%;民營經濟全年增長7.5%,占比達53.5%;先進制造業增加值、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分別提高到49.3%、27.6%。

陳池認為,廣東制造業目前正處在向從傳統制造向智能化轉型的拐點,必須抓住這個關鍵時期,率先占領中高端制造的制高點。

在世界範圍內配置資源

政府工作報告在指出廣東省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時提到:市場預期不穩定,實體經濟面臨困難較多,要素成本持續上升,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

“在國內設計一個20頁的繪本,不含翻譯和配音,要25000元人民幣,而在馬其頓,只需要不到5000元,所以我們選擇走出去”。廣東省政協委員、真彩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小喜舉出電子繪本的例子對第一財經記者闡述如何“省錢”。

1月19日,廣東省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安排的“振興實體經濟、推動廣東制造業創新發展”專題座談會上,來自不同界別的政協委員對加快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發展建言獻策。

真彩公司最近推出的一款中英文電子繪本,就是在馬其頓設計後在中國生產。黃小喜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看中的就是“成本低”。由於馬其頓的這家公司在全球英語國家已經形成一個創意網絡,該公司只需發布需求,就會有相關機構願意提供設計稿,真彩公司選中後再由其繼續把故事寫完,拿回來後翻譯成中文、配音,最終做成中英文電子繪本出售,而這麽做的設計成本比全部在中國完成要低4/5。

“企業家應該思考在全球範圍內,那些東西在哪里做最好,這時你的產品將會變成有競爭力的產品,這些產品又會反過來去服務全球市場,用更低成本去服務本地消費者,這就是我們要去鼓勵的,全球資源要充分利用起來。”黃小喜說。

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2017年要推進制造業轉型升級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提高珠三角地區制造業全球競爭力,力爭珠三角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工業比重達33%。

黃小喜認為,珠三角有很強大的制造基礎、完整的產業配套、背靠著巨大的母市場,這些都是廣東做強做大制造業的優勢所在。

在郭澤偉看來,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工、土地、材料、房屋等生產要素價格上漲,部分傳統制造企業尋求降低產業成本而外遷是必然現象。但是,目前廣東的中高端產業仍處在形成階段,一旦制造業大規模外遷,將面臨產業鏈條“斷鏈”危險,造成產業“空心化”。

他建議,傳統優勢產業不能輕易放棄,應通過滿足高品質、個性化的消費新需求,拓展生產發展空間。

限制高房價和高地價

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到,目前廣東產能過剩和需求結構升級矛盾仍較突出,防止實體經濟結構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實體經濟失衡、房地產和實體經濟失衡任務艱巨。

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一份大數據房價指數(Big Data Housing Prices Index, BHPI)報告中的數據,過去7年,深圳總體房價上漲279.63%,年均遞增20.99%,廣州也早已進入中高房價時代。

黃小喜認為,深圳創新驅動發展成果引人註目,它充分運用了市場的力量,在對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創新資源的有效配置中,初步走出了一條“歐美技術、周邊資源、廣東成本、全球市場”的創新道路,對廣東乃至全國都有良好的示範作用。但現在面臨的最大制約是,土地資源稀缺,房地產價格高企,由此直接誘導全社會對土地的崇拜,對泡沫經濟的熱衷,對實體經濟的冷漠,對人才的忽視。這一切直接或間接抵消了創新的動力。

“只有當土地不再成為人們發財的依靠,人才與創新才能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真正力量。”黃小喜說。

廣東省政協委員、廣州市華德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李誌明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也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認為,高房價對實體經濟的擠壓效應非常明顯,而且是從多個維度來產生影響的,比如對社會資金的吸引力猶如吸盤、影響人們就業時的選擇等等。

李誌明進一步補充道:“我們二三十萬年薪的技術人員,如果買了兩套房,他的工資跟房屋增值比起來就不算什麽了,我們發幾萬的年終獎,他以前很高興,現在也沒有那麽大的作用了,這就是高房價會讓我們企業的激勵機制失效。”

黃小喜建議,通過政策調控,合理設計房地產業的利潤分配格局,並通過財政制度改革,確保土地收入主要用於普惠全體人民的公共服務和支持個體有差別的創造性勞動,促進社會財富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合理流動,形成人與人之間相對合理的貧富差距,從而在全社會形成重視人才、追求創新的良好氛圍與環境。

千方百計的提高利潤

在廣東省政協委員、香港天威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賀良梅看來,現在做實業的最大問題不是成本太高,而是利潤太低。“成本高一點不可怕,只要利潤好一點就沒問題。”

廣東省常務副省長徐少華表示,廣東制造業大而不強,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和零部件90%以上仍然依賴進口,處於全球產業鏈中低端,在利潤分配中也就明顯處於劣勢。

賀良梅認為,利潤低是來自於競爭,除了與東南亞新興國家競爭,最主要的是國內同類型企業“自相拼價”的結果,而企業利潤低就更談不上研發創新了。

賀良梅還認為,僅有宏觀上的政策支持無法解決利潤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若政府有扶持資金3000萬,同一個行業中有10家企業都能爭取到,每家拿300萬,大家就可能會大同小異的把資金用在類似的地方,比如推進自動化以減少人手。但是,自動化後工人減少了,價格反而下降得更厲害,利潤更低。”賀良梅說。

賀良梅建議政府拿出一部分資源來選定某些行業和企業,以傾斜性的政策給予扶持。比如,重點研究廣東省各個行業的情況特點,找出在世界上有壟斷優勢的行業或者產品、服務,成立專項產業基金,結合現在已有的金融市場資金,助其產業重整,幫助企業做大做強。同時,對這樣的優勢行業設立一定的進入門檻,從而降低惡性競爭所帶來的影響。

廣東 首提 制造 造業 業立 立省 力推 傳統 產業 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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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首提財政減支目標:省級一般性支出至少壓減5%

盡管財政收入總量已經連續25年居全國第一,但廣東已經開始感到“焦慮”。

今年,廣東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減少支出的目標——省級一般性支出按不低於5%的幅度壓減。

收支矛盾加劇

《廣東省2016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17年預算草案的報告》(下稱“預算報告”)顯示,2016年,廣東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0390.33億元、增長10.3%;支出13447.42億元,增長5%。廣東成為全國首個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跨上萬億元臺階的省份。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每年廣東省財政廳公布的預算報告後發現,過去五年,廣東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同時財政“赤字”也從2012年的1039.5億元擴大到2016年的3057.09億元,占全省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82%擴大至3.86%。

從支出結構上看,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占據最主要的部分,從2012年4781.18億元逐年遞增至2015年8912.66億元,且增幅均在10%以上。相應的,民生支出占全省支出的比重也從65.79%增至69.60%。不過,2016年的民生支出增速驟降,僅同比增長1.67%,占全省支出的比重也降至67.40%。

對此,廣東省政協委員、暨南大學經濟學院財稅系副教授楊森平認為,目前廣東的財政支出結構還是比較合理的。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作為財政收入大省,廣東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較高,且公共預算收入在提升廣東整個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方面作用突出,走在全國前列。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預算報告把“收支矛盾”擺在了預算執行問題的首位。廣東省財政廳廳長曾誌權表示,收入方面,2016年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調整各級收入劃分體制以及免征34項涉企行政事業性收費等地方收入政策性減收因素增多。支出方面,省級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任務沈重,維持財政收支平衡的難度逐年增大;粵東西北地區財政自給能力進一步弱化。

以監督政府預算聞名的廣東省人大代表俞雪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廣東壓力大除了營改增等稅制的改革因素,還有一些困難地區的稅收收入下降很嚴重。但是,民生支出是剛性的,不能降,政府必須現在就更加關註收支問題。”

而相對於其他省份來說,廣東面臨的挑戰或許更大。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林江就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廣東實體經濟發達,企業數量眾多,這是把‘雙刃劍’。經濟形勢比較樂觀時候,他們可以成為納稅的主要力量,但是當經濟形勢不好企業經營困難的時候,不僅稅收會減少,企業還會進一步呼籲政府減稅降費,政府壓力就更大,收支矛盾就會進一步突出。”

從壓減行政經費入手

近期,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各界人士對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征求意見稿)》的意見建議。對於減稅降費的空間來自哪里,李克強很篤定地說,政府要真正與企業“同甘共苦”,真正過“緊日子”。他要求,要進一步壓縮一般性公共支出,進一步提高支出效率。

過去五年,廣東省每年的預算報告中均有收支矛盾的相關表述,只不過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設定明確的目標尚屬首次。報告明確提出,廣東省面臨財政收入增長放緩與剛性支出需求矛盾加劇的情況,要求2017年省級一般性公共支出按不低於5%的幅度壓減。

那麽,這個5%從哪里壓?接受采訪的數位專家均表示,從行政經費入手,也就是一般公共服務支出。此項支出主要用於保障機關事業單位正常運轉,支持各機關單位履行職能,保障各機關部門的項目支出需要,以及支持地方落實自主擇業軍轉幹部退役金等。

“降稅費就是要管住支出,否則再多的財政也不夠用。空間可以從政府機構改革里面來,有些政府機構人員臃腫,要精簡。再明確各級政府的事權,和財權對等,不是由政府支出的部分就不要由財政來負擔。”楊森平說。

第一財經記者同樣梳理了過去五年廣東省一般公共服務支出的情況,盡管在數額上有所波動,但總體來說,占全省支出的比重呈下降態勢。2016年,廣東省一般公共服務支出1158.79億元,占比8.43%,比2012年減少了4.11個百分點。

林江表示,行政經費支出的減少並不意味著剩下的支出都是合理的,仍有壓減空間。同時,應該給公眾一個說法,為什麽這項支出是必要的。

除了壓減行政經費,林江建議,可以“避免重複投入”來緩解當前收支矛盾,即合並不同的政府部門相同的預算支出。

“比如校車安全,涉及質監、公安、教育、交通,不同部門都有類似的科目,合並後不需要每個部門都給錢,就減少了支出。再比如涉農資金,農業、林業、財政都有專項資金,這些都需要整合,該合並的合並,該撤銷的撤銷。”林江說。

此外,還可以把支出項目按迫切性排序,分輕重緩急,可上可不上的項目盡量砍掉。

績效預算是改革方向

今年的預算報告提出,要擴大績效管理覆蓋範圍,組織開展一般性轉移支付、創新驅動資金等22類資金重點評價,涉及資金約6000億元。

但在林江看來,公共財政很多項目要做績效評價本身就很難,也是國際難題。“因為涉及很多難以量化的社會效益,不是簡單的投入產出或者收支對比,政府很難拿出有絕對說服力的證據來告訴公眾為什麽要花這個錢。公眾會質疑,一旦減了是不是政府就不做事了?那麽該減的政府是不是應當堅決減下去?對於政府來講難度很大。”

2016年9月30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開展預算資金支出績效第三方評價實施辦法》正式向社會公布,這是廣東開展財政預算資金支出績效監督的一次有益嘗試。

實施辦法明確了在全國範圍內,通過政府采購代理機構公開招投標的方式確定第三方評價機構;同時也明確了第三方評價機構的基本資格條件、回避原則以及第三方評價工作程序,在評價工作程序當中分別對書面數據、資料的審核以及對現場核查的比例、方式作出了規定。

但是,引入第三方評價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第三方評價指標、評價方法和評價工作流程因機構而異,第三方評價結果的運用缺乏剛性約束有“問”而不“責”的現象,等等。

俞雪花認為,財政管理的水平多高,主要體現在預算管理和績效評價這一塊。她建議,進一步發揮在線監督功能,“廣東人大預算支出聯網監督系統縱向從省到市,橫向從人大到同級政府財政、審計、監察部門,實現了預算資金、預算單位全覆蓋,但是這個數據還不是我們代表想查就能查到。只有代表能夠隨時利用這個系統去了解各項事業的發展,能夠限制資金的安排情況,這樣才可以真正的監督到位”。

林江則建議,要對第三方評價做動態的完善。比如,不斷回顧在過去一年這個第三方評價做得怎麽樣,老百姓的評價是否也納入進行對比等。另外,評審費不能定得太低,因為合理的費用才能激勵其設計更好的評價體系,認真對待政府委托的項目評價。

“要體現第三方評價效果最主要的還不是財政部門,而是花錢的部門,如何加強評價結果的運用?沒有部門心甘情願減少自己的費用。這說到底是財政體制和預算體制的改革問題,不是簡單的績效評價問題。我們現在先是財政部門代編,再跟花錢的部門協商,也就是簡單的‘基數加增長’模式編制預算,而未來要做到‘績效預算’,這是我們改革的方向。”林江說。

 

廣東 首提 財政 減支 目標 省級 一般 支出 至少 壓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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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首提建地方債續發機制 鼓勵債務大省先行先試

經過近兩年龐大的地方政府置換債券和新增債券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地方債)存量余額已達10萬多億元,成為債券市場中僅次於國債和政策性金融債的第三大債券品種。而且今年地方債發行規模有望超過6萬億元。

提高地方債市場化水平變得迫切。2月21日的財政部印發的《關於做好2017年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不斷提高地方債發行市場化水平,積極探索建立續發行機制。

這是財政部首次提出鼓勵建立地方債續發行機制。

《通知》稱,地方財政部門應當按年度、項目實際統籌設計債券期限結構,可適當減少每次發行的期限品種。鼓勵發行規模較大、次數較多的地區,研究建立地方債續發行機制,合理設計地方債續發行期限品種、規模,每期債券可續發1-2次,以適當增大單期債券規模,同時避免出現單次兌付規模過大。

目前地方債的發行方式是每一期債券均為全新招標,導致單只債券規模較小;而借鑒國債的續發方式,每年各期限首次發行采用利率招標,後續發行時起息日、兌付安排、票面利率、交易及托管方式等保持不變,對價格進行招標。

中債資信地方政府及城投行業研究團隊認為,采用續發行機制將適當減少發行的期限品種,這樣一方面保證可以增加發行頻率,分散發行規模,同時又使得單支債券存量規模較大,有利於提高流動性。

根據上述《通知》,地方債續發機制主要是鼓勵規模較大、次數較多的地方。根據wind資訊,江蘇、山東、浙江、廣東、湖南五省2016年地方債發行規模均超過3200億元。其中,江蘇為地方政府債券發行規模最大的省份,全年發行規模達4511.75億元。這些地方將被鼓勵探索續發機制。

不過,中債資信上述團隊認為,後續財政部將繼續研究制定相關制度對地方債續發行進行細化規定,預計在此之前,各地方政府實行地方債續發行的可能性不大,相關機制規定仍需進一步完善。

除了鼓勵建立地方債續發行機制外,此次《通知》要求地方財政部門不得以任何非市場化方式幹擾債券發行工作。地方財政部門提前償還以後年度到期債務,必須與債權人協商一致、公平合理置換。

其中,公開發行置換債券提前置換以後年度到期債務的,在債券發行前應當由承擔償債責任的政府財政部門出具債權人同意提前置換的書面憑證,由省級財政部門組織核實後報財政部駐當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備案。

目前市場對於提前置換,特別是城投債券的提前置換問題高度關註,《通知》規定的書面憑證範圍囊括了公開置換的城投債券,中債資信預計一、二季度各地方政府將著手啟動公開債券提前置換相關手續,下半年置換案例將逐漸增多。

中債資信梳理認為,對於估價凈價低於面值、主體確認有政府性債務且處於具備一定風險區域的14連普灣PPN002等債券提前置換的可能性較大。對於估價凈價略高於面值、主體確認有政府性債務、主體自身信用資質較弱或處於較高風險區域的14營口沿海MTN001、10綿陽投控債、13潯富和債等債券,存在提前置換的可能。

財政部 財政 首提 提建 地方 債續 續發 機制 鼓勵 債務 大省 先行 先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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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交通規劃:首提“現代”打造“三張網”

日前,國務院正式發布《“十三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發展規劃》(簡稱《規劃》),明確我國將建設多向連通的綜合運輸通道,構建高品質的快速交通網,強化高效率的普通幹線網,拓展廣覆蓋的基礎服務網。

第一財經記者註意到,不同於“十一五”“十二五”交通規劃,該《規劃》是我國首次在交通運輸體系提出“現代”。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基礎產業司副司長鄭劍在3月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現代的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應該做到構建現代管理方式、滿足現代需求、構建現代發展模式。

構建高品質快速交通網

“十三五”時期,我國交通運輸發展處於支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攻堅期、優化網絡布局的關鍵期、提質增效升級的轉型期,將進入現代化建設新階段。

《規劃》提出,“十三五”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的目標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安全、便捷、高效、綠色的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部分地區和領域率先基本實現交通運輸現代化。

網絡覆蓋方面,高速鐵路覆蓋80%以上的城區常住人口100萬以上的城市,鐵路、高速公路、民航運輸機場基本覆蓋城區常住人口20萬以上的城市,內河高等級航道網基本建成,沿海港口萬噸級及以上泊位數穩步增加,具備條件的建制村通硬化路,城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比2015年增長近一倍,油氣主幹管網快速發展,綜合交通網總里程達到540萬公里左右。

具體而言,“十三五”時期將加快推進的高速鐵路建設包括貫通京哈—京港澳、陸橋、滬昆、廣昆等高速鐵路通道,建設京港(臺)、呼南、京昆、包(銀)海、青銀、蘭(西)廣、京蘭、廈渝等高速鐵路通道;高速公路網絡包括由7條首都放射線、11條北南縱線、18條東西橫線,以及地區環線、並行線、聯絡線等組成的國家高速公路網建設。

與此同時,“十三五”將完善運輸機場功能布局。打造國際樞紐機場,建設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世界級機場群,加快建設哈爾濱、深圳、昆明、成都、重慶、西安、烏魯木齊等國際航空樞紐,增強區域樞紐機場功能,實施部分繁忙幹線機場新建、遷建和擴能改造工程。科學安排支線機場新建和改擴建,增加中西部地區機場數量,擴大航空運輸服務覆蓋面。推進以貨運功能為主的機場建設。優化完善航線網絡。

共享交通發展紅利

鄭劍表示,交通對於扶貧、脫貧的作用非常明顯。《規劃》加大補短板的力度,著力增加有效供給,在解決貧困地區群眾出行問題方面,強調發揮交通的扶貧脫貧攻堅基礎支撐作用。

《規劃》要求,加快普通國道提質改造,基本消除無鋪裝路面,全面提升保障能力和服務水平,重點加強西部地區、集中連片特困地區、老少邊窮地區低等級普通國道升級改造和未貫通路段建設。

同時,《規劃》強調全面加快農村公路建設。除少數不具備條件的鄉鎮、建制村外,全面完成通硬化路任務,有序推進較大人口規模的撤並建制村和自然村通硬化路建設,加強縣鄉村公路改造,進一步完善農村公路網絡。加強農村公路養護,完善安全防護設施,保障農村地區基本出行條件。

值得關註的是,本次《規劃》大幅增加了運輸服務方面的內容,強調高效服務、便利服務、智能服務,在不斷滿足基本公共服務需求的同時,更好地滿足不斷增長的新興交通需求。

鄭劍表示,《規劃》的指標體系設置了一系列有時代特征、能夠讓老百姓有切身感受的效果性指標。提出了提升全國鐵路客運動車服務比重、實現村村直接通郵、具備條件的建制村通客車、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不斷提高、全國交通樞紐站點無線接入網絡廣泛覆蓋等具體要求。選取了步道自行車路網、郵輪遊艇、通用航空等交通消費升級的重點工程為抓手,釋放發展紅利,讓百姓實實在在體驗到交通發展、交通與經濟深度融合發展的成效。

十三 三五 交通 規劃 首提 現代 打造 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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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提“保持穩定地位” 人民幣市場化波動性提升

“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業內人士表示,這一表述與去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要在增強匯率彈性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有所差異,“保持人民幣的穩定地位”是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及。

招商證券首席分析師謝亞軒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指出,最新表述可以理解為,一是指向人民幣市場化,二是人民幣國際化。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易綱4日在參加全國政協經濟界小組討論間隙表示,中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形成機制,符合中國國情。過去多年的實踐證明,對國民經濟發展、對世界貿易穩定都是比較成功的。“我們決不會以貶值來促進出口,決不會打貨幣戰,因為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總體來看,我們政策取向是,保持人民幣在合理區間內基本穩定。”

資本項下債市開放程度提高

在去年12月14日至16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期間,正值人民幣匯率遭受較大貶值壓力。2016年12月16日,在岸人民幣跌破6.95關口,離岸人民幣跌至6.94,均創下當時最大跌幅; 不到4個月,多項數據已反映出外匯市場趨穩跡象。3月6日公布的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報6.8790,較上周五的中間價6.8896上調106點。

“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變動、結售匯差額、跨境收支差額等,都共同指向外匯市場形勢趨向穩定的跡象。1月份發布的各種數據可以清晰看出這種變化。過幾日外匯局將發布2月份外匯數據變化,外界將看到形勢向好趨勢更加明顯。”3月5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謝亞軒指出,當前形勢下,人民幣在經常貿易項下的使用雖然仍有一定提高空間,但已經可以和中國的大國地位相稱。而資本和金融項目目前未完全放開,涉及到資本和金融項目的中國債券市場開放2017年可能會得到長足發展。

潘功勝4日在全國政協經濟組小組討論的會場外,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也印證了債券市場的開放。他表示,最近兩年來,中國在債券市場開放方面走得還是比較快的。債市大開放是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潘功勝指出,下一步在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軟性的環境建設,能夠幫助債券投資者在境內的投資界面更加友好和方便,包括債券市場的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債券市場的信用制度、信用評級、會計制度,稅收制度等等。

此外,第一財經從商業銀行業內人士處獲悉,除了資本賬戶下超過500萬美元的海外支付(此前為5000萬美元),包括組合投資或海外並購等直接投資,必須上報地方外匯分局批準;今年1月外匯局發文要求商業銀行嚴控內保外貸對外擔保履約兩條政策外,目前並沒有針對流出端新的趨嚴措施。

易綱5日也表示,人民幣的穩定地位在過去十年明顯上升,未來還將維持這種態勢,對各大貨幣有彈性但又總體穩定;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特別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民幣未來的趨勢會保持穩定和相對強勢的特征。

市場化波動性提升

“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是另一方向。招商宏觀分析師張一平認為,提法含義變化可能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人民幣市場化進程不能倒退,二是人民幣匯率指數要保持穩定。

自2月20日起,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機制微調,縮減一籃子貨幣匯率的計算時段,從原來的24小時改為15小時,即從下午4:30開始計算到次日早上7:30,避免了重複計算問題。

當前,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機制仍采取“雙錨制”,即中間價取決於市場供求變化以及境外市場的波動,前者通過每日下午4:30的收盤匯率體現,後者通過隔夜一籃子貨幣(30種)匯率的變化體現。

“定價機制微調後,目前中間價的預測可以做到較為精確,基本吻合官方給出的計算公式,央行將進一步放手給市場。” 德國商業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師周浩告訴記者。

謝亞軒也認為,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將更加市場化。但他指出,市場是不斷變化的,這要看內外形勢的變化,很難預測。“如果2017年內外環境比較多邊,可以推論今年人民幣波動將比較大,但不代表單邊對美元貶值。”

外匯市場人士譚翊飛則指出,“人民幣會順應美元加息的壓力適度貶值,但在全球貨幣體系內仍會是穩健的貨幣。”

潘功勝3月5日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此前外匯市場受到一些短期因素影響,出現波動是正常現象。未來也會受到一些短期因素的影響,但是短期的波動都會回歸到基本面。

他指出,中國目前經濟處於中高速增長區間,隨著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未來我國經濟增長將更有效率。經常項目順差與跨境資本流入將更加穩定,外匯儲備非常充裕,相信未來跨境收支的基礎十分穩健。

值得註意的是,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2016年的總結指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進一步完善,保持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維護了國家經濟金融安全。”謝亞軒認為,這一句也十分重要,強調人民幣市場化匯率形成機制在2016年得到了完善。

謝亞軒指出,這說明2016年參考貨幣籃子的匯率形成機制經過一年的試用比較有效,得到了肯定,在今年不會發生制度上的變化。因此全面看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人民幣匯率應該是三句話:現有參考貨幣籃子不會變,市場化程度提升、人民幣波動性提升,國際化程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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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S證偽“美元荒”,首提中國債市及理財風險

3月7日,有“央行的央行”之稱的國際清算銀行(BIS)發布季度報告稱,反映全球流動性的關鍵指標過去有所好轉——非美地區美元融資大幅回升。同時,報告也首次對此前出現大幅波動的中國債市以及理財產品風險予以關註。

BIS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9月的6個月間,非美地區非銀機構美元融資激增至10.5萬億美元,大漲4200億美元。這是衡量全球流動性的關鍵指標,也是BIS定期發布的針對全球金融市場融資難易程度的綜合指標。

此外,由於美聯儲加息預期飆升、美國貨幣市場共同基金(MMMF)改革使得一些金融機構損失了美元融資,“美元荒”擔憂也持續升溫。但BIS發現,在2016年三季度末,全球非美銀行美元融資總量創下了9萬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並未受其影響。

回顧2016年一季度,全球非美地區非銀機構的美元融資出現2007~2009年危機以來首次下跌。BIS經濟顧問與研究部門負責人申鉉松曾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全球流動性指標自2009年首次停止增長,表明全球流動性條件可能已經開始收緊,而這對於新興經濟體而言影響巨大。”不過,目前似乎情況有所緩解。

美元荒擔憂緩解

BIS表示,2016年下半年以來,全球融資環境複蘇,向非美地區非銀部門發放的美元銀行貸款在2016年三季度同比上漲2.4%,而2016年前兩季度增速僅為1%。以融資金額來看,美元融資上升了4200億美元,其中新興市場借款人占了三分之一,即3.6萬億美元,該數據首次包含了中國和俄羅斯銀行發放的融資情況。

(對新興市場非銀部門發放的美元融資)

由非居民和非金融部門持有的美元計價債券去年三季度同步上升6.2%,一、二季度分別為4%和5.9%;非美地區的非金融機構美元融資(包括銀行貸款和債務融資)從2016年一季度末的8.1萬億美元升至三季度末的8.4萬億美元。

截至去年三季度,非美國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美元融資上升到了9萬億美元,這一好轉實則有些出乎意料。

BIS此前預計,從2016年10月正式生效的貨幣基金(下稱“貨基”)監管改革,將導致約4150億美元的資金在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間從非美銀行撤離,轉入政府貨基。

具體而言,BIS測算,在這五個季度中,非美銀行從優質貨基損失了約5550億美元,但從政府貨基獲得了約1400億美元的回購資金。

基於這些證據,許多研究分析認為,非美銀行將遭受美元資金短缺。然而事實卻恰恰相反,“這種結構性的變化也展現了美元融資在全球銀行體系中扮演的重要作用。”申鉉松表示。

2014年7月,美國證監會(SEC)出臺貨基監管框架改革方案,新規部分條款於2016年10月 14日正式實施。新規要求優質和市政貨基采用“浮動”凈值,這無疑會降低這類基金對投資者的吸引力,不執行浮動凈值規定的政府貨基對投資者的吸引力則相應上升。

根據投資標的劃分,美國貨基市場可分為政府貨基、優質貨基和市政貨基。美國政府債券通常被認為是安全性和流動性更好的標的,對其的監管限制相對較小。這意味著資金會從商業票據、存單市場撤出,逐步轉移至政府債券市場。

這一監管新規是為了打破隱性擔保,即此前機構投資者能夠全額收回投資本金(即不低於票面價值),美國貨基在金融危機前從未跌破1美元的凈值。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特別是雷曼兄弟破產後沖擊貨幣市場造成的混亂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對貨基的監管。危機期間,美國歷史悠久的貨基管理公司Reserve Management旗下的貨基凈值跌破1美元,引發大規模贖回,並快速擴散至其他優質貨基。之後,美國財政部啟動對貨基的臨時保護計劃,才使其凈值穩定在1美元。

危機後,為防止再次出現危機期間投資者蜂擁逃離貨基的情形,SEC於2010年開始醞釀一系列加強貨基監管的措施,要求貨基保持每日和每周的流動性水平,並進行壓力測試。

自去年6月開始,對於新規的預期也導致3個月期倫敦銀行間同業拆借美元利率(Dollar Libor)急劇飆升,一度創下2009年5月以來的最高點。

首提中國債市和理財產品

除了全球流動性狀況,BIS在此次報告中還首次提及中國債市和理財產品的情況。去年四季度以來,中國公開市場利率大幅攀升,去杠桿進程導致債市巨震,銀行理財產品層層嵌套的風險也不斷暴露。

BIS表示,在過去幾年中,中國的銀行融資模式越來越依賴理財產品和公司存款,絕大多數產品遊離在表外。

截至2016年6月底,銀行發行的理財產品總額為26.3萬億元人民幣,幾乎是2015年GDP的40%,這些工具的激增表明銀行和證券市場之間的傳統界限開始模糊化。BIS也強調,任何監管結構都需要考慮到金融體系的內聯性質。

“銀行不僅是理財產品的發行者,還是買家。”報告稱,大型銀行通常通過購買小銀行的理財產品來向小銀行提供批發融資。在上述26.3萬億元的總額中,4萬億元由其他銀行購買。

此外,大型銀行將由其自身發行理財產品獲取的資金投放同業貸款,給小銀行提供流動性,這些貸款占2016年上半年理財資金的16%。

BIS稱,為了能夠將理財產品保持在表外,銀行經常將發行理財產品所得資金交由券商或基金公司管理(即“委外機構”)。截至去年6月,大約40%的理財資金投向債券市場。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委外機構通過回購協議來為其債券投資加杠桿,以增厚收益。這些回購協議通過市場參與者之間的非正式口頭協議進行,不受監管,導致杠桿易上難下。

“在流動性突然收緊的情況下,這些杠桿投資組合的去杠桿似乎已導致去年12月中旬債券市場的拋售。隨著債券價格下跌,流動性收緊,機構被迫出售債券以應對小銀行的贖回要求,而小銀行又面臨著償還大銀行貸款的壓力。這最終導致債券價格進一步下跌,流動性通過資金鏈擠壓市場。”BIS稱。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橫跨2016年和2017年的這場金融“降杠桿”很難不引發BIS等國際機構的註意,BIS也警示了金融機構的交叉性風險。當前,監管考核將引導銀行調整資產負債結構,機構“去杠桿”已然成為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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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首提地方“再融資債券” ,地方債借新還舊顯性化

近日,財政部公布的4月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和債務余額情況中,相比之前的月度數據,此次有明顯變化。

財政部數據顯示,4月份,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3018億元。其中,一般債券2210億元,專項債券808億元;按用途劃分,全部是置換債券或再融資債券(用於償還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債券本金,下同)。

東方金誠首席分析師蘇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本次地方政府債券情況披露中首次出現“再融資債券”。以前年度披露的政府新增債券按用途均分為“置換債券”(即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非債券形式存量債務)和“新增債券”,本次是首次出現“置換債券”和“再融資債券”的用途分類。從信息披露中對“再融資債券”的定義 “用於償還部分到期地方政府債券本金”就可以看出,之所以會出現這一新提法,是因為此前年份發行的政府債券部分到了歸還本金的階段。

與前兩年不到3000億元的到期債務相比,今年及以後地方政府到期債務明顯增加,2018年到期債務約8389億元,此後幾年更是超過1萬億元。

一位財政部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再融資債券其實就是地方發新債還舊債(下稱借新還舊)。其實以前就有借新還舊,但是今年的規模會比較大。

蘇莉表示,並不能因為首提再融資債券而認為政策出現重大調整。其實此前官方文件已經允許地方借新還舊來平滑債務期限結構,避免期限錯配風險。

比如,2014年國務院發布的《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即國發43號文)明確,地方政府舉借的債務,只能用於公益性資本支出和適度歸還存量債務,不得用於經常性支出。

“‘新增債券’也好,‘再融資債券’也罷,都只是財政部門對於債務預算的分類管理方式,不是債券類型的重大變動,也不意味著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制度的新動向。”蘇莉說,隨著地方政府與融資平臺信用的切割完成,地方政府“置換債券”將退出清單,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再融資債券”和“新增債券”。

按照此前國務院要求,今年是置換債券的收官之年,財政部此前要求地方加快發行置換債券。截至今年4月,置換債券規模約1.34萬億元。此外,按照年初預算報告,2018年地方政府發行的新增債券規模上限為2.18萬億元。

蘇莉表示,未來滿足地方政府新增資金缺口的“新增債券”以及滿足債務本金到期額度的“再融資債券”或將成為地方政府債券用途的主要分類科目。而各自的發行量及期限則取決於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的結構及債務限額的使用情況。

財政部數據顯示,1-4月累計,全國發行地方政府債券5213億元。其中,一般債券3636億元,專項債券1577億元;按用途劃分,全部是置換債券或再融資債券。截至2018年4月末,全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約16.61萬億元,控制在全國人大批準的限額(約21萬億元)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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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化騰首提超級大腦,騰訊盯上AI終端市場

騰訊是一家以連接為己任的公司。

5月23日,騰訊董事會主席馬化騰在騰訊雲+未來峰會上提出建設人聯網、物聯網和智聯網三張網,分別來連接人、物和服務。

人聯網、物聯網已經耳熟能詳,智聯網則是新概念,又被馬化騰稱為“超級大腦”,“雲時代要求做好雲到端的智慧連接,騰訊希望借助超級大腦來發展智聯網。”

這也意味著,作為雲服務受益者,這家互聯網公司開始把觸角伸向終端。

“雲到端的智慧連接”涉及到AI從業人士討論許久的話題:數據、算法和算力到底是部署在雲端還是終端,即發展雲端AI還是終端(嵌入式)AI。

雲端論者認為,AI的基礎是海量數據計算,終端設備節點分散,難以部署高效的算法和算力,雲端的優勢得以顯現,雲端計算和服務能力決定了AI的發展。

物聯網的發展誕生了終端論者。深圳一家AI公司創始人曾對第一財經表示,終端是萬物互聯的基礎,只有在終端把視頻圖像等非結構化信息進行結構化處理,雲端才可能對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和整合,在人工智能時代,“無終端不AI。”

亞馬遜、阿里巴巴、騰訊等互聯網公司從傳統服務器廠商手中搶走生意,是雲服務的最大受益者。雲服務已經成了亞馬遜(一家電商公司)營收增長的主要引擎;直到2017年,阿里雲、騰訊雲收入同比上年依然翻倍,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動力。

但騰訊開站的是“連接”。馬化騰5月23日稱,雲端和邊緣(終端)並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輔相成的,未來雲端和邊緣計算將借助超級大腦形成靈活調配資源和智能的“智聯網”。

“我們過去提出AI in All,意思是讓人工智能無處不在,這里的All既是指各行各業,也包括從雲到端的各個系統,包括我之前說的‘在雲端用AI處理大數據’,超級大腦可以看作是一個讓人工智能無處不在的智能操作系統,它是智聯網的一個核心的能力。”馬化騰稱。

騰訊正在把觸角伸向終端,超級大腦正是布局終端的表現。

馬化騰舉例稱,騰訊在寧波的一個服裝小鎮幫助當地的消防部門做了一個預警系統,在小鎮各處部署了煙霧傳感器,通過窄帶的遠程網絡實時傳送數據,讓消防隊第一時間能收到預警,僅僅今年春節期間就排除了79起火災風險。

在雲端和終端連接上,騰訊也拉來了英特爾作為盟友。

英特爾爾數據中心事業部副總裁、雲計算事業部總經理Raejeanne Skillern也出現在騰訊雲+未來峰會上,介紹了一款名為“Movidius”的新產品。

Raejeanne Skillern稱,英特爾跟騰訊一起合作,把Movidius視覺處理單元放在邊緣的終端和設備當中,將這種包含人臉識別的技術應用在智慧零售或者是公共安全上。

再如能源領域。Raejeanne Skillern稱,英特爾支持騰訊提供首個能源雲解決方案,方案包含智能路由器,路由器能夠實時收集有價值的數據。

不管是馬化騰還是Raejeanne Skillern,他們舉的例子是傳統行業:安防,零售,能源。

雲服務誕生於互聯網,互聯網公司也是雲服務市場的先行者。但行業共識是,傳統行業有著更為廣闊的市場空間。

馬化 化騰 騰首 首提 超級 大腦 騰訊 盯上 AI 終端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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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到期怎麽辦?民法典草案首提費用繳納問題

全國老百姓密切關註的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屆滿續期問題,在民法典中又增加了新的表述,並首次提及費用繳納問題。

27日,民法典各分編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其中物權編草案關於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續期問題,先作一個原則性規定。草案規定,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的,自動續期。續期費用的繳納或者減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

跟現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 第149條相比,這一次新增的“續期費用的繳納或者減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的表述引人關註。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薛軍教授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次民法典草案,既是對此前物權法的延續,即原則性規定了屆滿自動續期的作法,同時增加了新提法,即首次提到了費用的繳納問題。

但這是否意味著將來會對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屆滿續期進行收費呢?薛軍認為,從這個新增表述,還看不出要繳費,在具體操作上,其實跟以前比沒有突破。續期之後是需要續費,還是費改稅,國家還需要制定專門的法律或者法規來明確這個問題,現在的表述,還是把問題留給將來。

薛軍認為,因為這個問題涉及所有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國家非常謹慎。未來,不排除國家考慮通過一定的房產稅,以持有稅的形式和環節來進行調節。

浙江大學法學教授王冠璽也認為,現在考慮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續期是否收費的問題,確實要十分謹慎,在高房價背景下,這對房子持有者會產生很大影響。而且也存在很多爭議,假如你從別人手中購買了一個使用年限已經四五十年的二手房,已經為高房價付出了很多,土地使用權只剩下二三十年,如何續費是個很大的問題。

王冠璽還認為,續期是否繳費這次沒有寫清楚,所以不好判斷,但確實為日後可能需要繳費開了一個口子。至於未來走向,王冠璽建議,根據居民房屋的套數、人均住房面積等條件征收房產稅,是一個合理方向,這對那些擁有多套住房、占有多余人均社會資源的投機客來說,是一個調節手段。

但王冠璽同時認為,如果考慮征收房產稅,這就涉及稅法的問題,需要另外規定,這就跟物權法修改沒什麽關系了。

2016年今年4月,溫州房屋20年土地使用權到期事件引發社會高度關註。

2016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發布。引人註目的是,《意見》在多處對公眾關心的土地與房屋財產問題,作了說明和安排,明確提出:研究住宅建設用地等土地使用權到期後續期的法律安排、細化規範征收征用法定權限和程序、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等。

2016年12月23日,國土資源部副部長王廣華在國土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針對溫州當地二十年住房土地使用權到期問題,國土資源部和住建部會商後回複,可以采用“兩不一正常”的過渡性辦法處理,即不需要提出續期申請,不收取費用,正常辦理交易和登記手續,涉及“土地使用期限”,仍填寫該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原起始日期和到期日期。

此外,國土資源部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少數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到期問題的複函中指出,在尚未對住宅建設用地等土地使用權到期後續期作出法律安排前,少數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間屆滿的,可按照上述過渡性辦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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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小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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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首提「深改元年」 力促央企高層減薪

1 : GS(14)@2014-08-19 12:45:00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40819/news/ec_cca1.htm\r\n【明報專訊】身兼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深改組第4次會議時強調,今年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要真槍真刀推進改革,為今後幾年改革開好頭。他又在會上提出,要合理確定並嚴格規範中央國企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r\n\r\n被指區隔鄧氏改革 作新時代開始\r\n\r\n北京政治分析人士指出,習近平的「深改元年」提法,是有意跟過去30多年的鄧氏改革作一個區隔,顯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今後的改革政績,都是由習近平開創的。\r\n\r\n中央深改組3名副組長總理李克強、政治局常委劉雲山、常務副總理張高麗都出席了昨天的會議。\r\n\r\n新華社報道,會議審議了《中央管理企業主要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關於合理確定並嚴格規範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的意見》等,並通過了《關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等文件。\r\n\r\n倡逐步規範國企收入分配\r\n\r\n習近平在會上指出,國企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係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佔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中共執政和中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他指國企也存在薪酬結構不盡合理、薪酬監管體制不夠健全等問題。他提出要逐步規範國企收入分配秩序,對不合理的偏高、過高收入進行調整。他又訓示央企負責人要強化「奉獻意識」,正確對待、積極支持這項改革。\r\n\r\n習近平強調,要合理確定並嚴格規範中央企業負責人履職待遇、業務支出,除了國家規定的履職待遇和符合財務制度規定標準的業務支出外,國有企業負責人沒有其他的「職務消費」,必須堅決根除按照職務設置消費定額並量化到個人的做法。\r\n\r\n國企地產巨頭:沒看出市場作用前景\r\n\r\n對於習的上述講話,屬於國企的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昨晚在實名微博上稱,「沒看出市場發揮作用的前景」。\r\n\r\n對於推動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習近平強調,要力打造一批形態多樣、手段先進、具有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建成幾家擁有強大實力和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的新型媒體集團,形成立體多樣、融合發展的現代傳播體系。\r\n\r\n一般相信,隸屬上海報業集團的澎湃新聞網就屬此列。在官方報道習講話前,人民網、粵傳媒、浙報傳媒等官媒概念股票昨天在A股市場全部漲停板。\r\n\r\n明報記者
習首 首提 深改 元年 力促 央企 高層 減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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