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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報告首提地方政府資不抵債時允許破產 韓超

來源: http://xueqiu.com/1988502028/32966880

財政部報告首提地方政府資不抵債時允許破產
2014-11-13 01:06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編者按
　　十八大對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行戰略部署，對財政改革提出了更明確的要求。據此，財政部組織了六個省的財政廳，對六個重點領域，結合各地實際情況，進行了探究。
　　六個省的報告，均由財政廳廳長任課題組的負責人，具體成員包括廳內主要業務處室處長、地方高校相關專家等構成。
　　六個報告的分析框架為，先根據公共財政理論給出基本分析路徑，結合各省實際情況給出現行財政體制中的現狀和問題，再給出具體政策建議。 隨著改革的推進，六大報告中的部分政策建議已經在逐步實現。
　　宏觀版將推出系列報道，對這六個報告釋放的財政改革方向進行逐一解讀。
　　本報記者 周瀟梟 北京報道
　　十八大對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進行部署後，財政部開展2013年財政改革與發展重大課題研究工作，布置了六個課題，交由地方財政廳完成。其中，“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構建有效防範財政金融風險的財政政策體系”由湖北省財政廳承擔。
　　湖北關於地方債的課題，由湖北省財政廳廳長王文童負責，課題組成員包括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陳誌勇等在內的高校專家，還有湖北省財政廳預算處、績效評價處負責人。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了解，該課題於去年年底結題，上報財政部。課題報告指出，地方政府性債務質量具有典型順周期性，一旦經濟出現衰退，債務會出現非線性的惡化趨勢。地方政府性債務對地區金融安全的影響集中在市、縣兩級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
　　10月初，國務院43號文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意見出臺，有關地方債管理的方向基本明確。近期，財政部也出臺了關於存量債務處理的系列文件，並正在針對存量債務甄別工作進行相關培訓。
　　地方債報告作為六大財稅改革報告之一，隨著國家關於地方債管理工作的推進，部分建議已經變成現實，如修訂《預算法》；將地方債納入預算管理、建立信息披露機制等，已經確定為未來改革方向。
　　但仍有部分建議，如修訂《擔保法》，研究制定《地方公債法》和《地方政府破產法》；成立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決策機制，建立以項目解繳作為償債準備金主要來源的償債準備金制度等內容，仍然有參考價值。
　　地方政府的投資功能2000年以來不斷增強
　　報告根據國際債務余額占GDP比重均值，結合具體國家經濟發達程度和地方財政自給度等指標進行回歸分析，測算出我國2009-2015年地方政府性債務合理規模分別為4.68萬億、5.99萬億、7.22萬億、7.95萬億、8.69萬億、9.51萬億、10.40萬億。
　　根據審計署的公告，我國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中銀行貸款和債券發行規模為9.22萬億元，明顯高於地方政府性債務的合理規模。截止到2013年6月30日的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達到10.88萬億，也超過了上述合理規模。
　　雖然既有債務規模已經“超標”，報告指出地方債的形成有其合理性。我國城鎮化進度滯後於工業化，隨著城鎮化建設的加速，對基礎設施的需求相應提升。按照我國政府間支出責任劃分，基建投入的責任主要在地方。這類項目初期需要大量啟動資金，而地方政府正常的財政收入是均衡的，基建資金需求與地方收入不匹配，迫使地方政府依賴舉債進行建設。
　　報告根據統計年鑒中每年基礎設施投資額度，刨除國家預算內資金，鐵道部的鐵路投資，中央企業對電力、熱力、水的生產和供應之後的投資額度，等同於地方政府債務投入，得到2006年到2011年地方舉債額度分別為2.02萬億、2.21萬億、2.46萬億、3.49、萬億4.26萬億和4.26萬億。
　　其中，2008年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後，2009年地方政府基建投入和債務資金均出現快速增長；而隨著2011年國家加大對地方投融資平臺的管理和控制，地方投資沖動有所減弱，使得2011年和2010年地方政府舉債額度大致相當。
　　我國經濟增長，投資起到很大作用。據統計局2013年數據，全年固定資產投資為43.6萬億元，占當年56.8萬億GDP的比重為76.7%。連續好幾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均強調“發揮好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鍵作用”，但這項關鍵工作似乎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擔。
　　報告指出，從投資比重來看，地方政府的投資功能在2000年以來不斷增強，中央項目占全部投資的比重從2000年的23.93%下降到2011年7.21%。
　　報告指出，基礎設施項目往往具有初始投資大、受益期限長的特征，如果完全依靠地方當期財政收入投資，會對當期地方財政造成極大壓力，也使得成本和收益在當代人與後代人之間分布失衡，造成代際之間的分配不公。所以，從代際公平的要求看，以債務融資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也具有合理性。
　　建議中央不兜底地方債
　　課題組調研發現，絕大多數地方官員認為，一旦地方債出問題，為防止地方債“太多而不能倒”和商業銀行“太大而不能倒”，中央政府會出於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穩定的需要而采取“兜底”措施。
　　地方債有其合理性，但部分由於地方政府對中央“兜底”的心態，這種“預算軟約束”使得地方債規模膨脹迅速。
　　一些財稅專家也表示，2008年4萬億刺激計劃，中央宏觀調控決策，地方政府進行資金配套，加劇了地方債風險的積累，中央政府需要承擔一定責任。
　　國務院43號文明確指出，要硬化預算約束，防範道德風險，地方政府對其舉借的債務負有償還責任，中央政府實行不救助原則。根據新修訂通過的《預算法》，只有省級政府在國務院批準額度範圍內進行舉債，且只能通過發行政府債券。
　　這在不少財稅專家看來，管理得過於嚴格，地方政府自主權不夠。課題組的成員之一，中南政法大學財政稅務學院院長陳誌勇，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我國財政管理體制不甚完善，管理水平也不夠高的背景下，對地方債發債管理進行嚴格規定，是出於風險防範。但我國城鎮化投資中，負擔最重的是市縣級政府，長遠來看舉債權可能會進一步放開。
　　陳誌勇進一步表示，中央明確指出對於地方債不救助、不兜底，強調誰借誰還、風險自擔，也需要配套研究地方政府破產制度，需要有一套類似企業破產的制度安排。政府破產，並不是說政府消失了，而是要對現存的資產進行清算，要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既有的債權債務關系如何處理等。
　　報告建議健全地方債管理的法律法規。研究制定《地方公債法》，對地方政府舉債的整體資格、報批程序、資金用途、發行規模、上市流通等作出詳細規定，並界定上級部門、各級人大審議批準監督權限。研究制定《地方政府破產法》，從法律上明確地方政府應承擔的債務風險責任，在地方政府資不抵債時，允許地方政府宣告破產，並規定債務重組及債務清償程序，確定上級及中央政府在其中的責任。
　　負債大縣數量會上升麽？
　　至於地方債風險方面，報告指出由於我國土地、銀行和大型企業都由政府掌控，政府還具有行政規制的權力，產生大範圍地方政府性債務違約的可能性較低。
　　根據審計署報告，以債務率（債務余額占當年政府綜合財力的比率）和借新還舊率來考量，超過一定風險線的地方政府數量有所增加。如2010年底債務率超過100%的市級政府為78個，到2013年6月底這個數量增加到99個。
　　報告指出，層級越低的政府，財政收入中用於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的資金占比越高，可靈活支配的財政資金規模越小。因此，若刨除這部分“剛性”支出，債務率超過100%的縣級政府數量可能出現較大幅度上升。
　　除了上述財政風險，還有金融風險。審計署報告顯示，銀行貸款在地方存量債務中占比仍然最大，隨著銀行貸款的收緊，信托貸款、融資租賃、理財產品、BT等變相舉債融資方式湧現。
　　報告指出，與銀行貸款相比，信托產品的期限更短、利率更高，不僅增加地方政府債務負擔，還會進一步惡化債務期限搭配，加大再融資風險，給地區金融安全帶來隱患。
　　其中，由於縣域經濟總體薄弱，城市化和工業化程度不高，財政能力處於弱勢且短期內土地缺乏足夠的開發潛力；而且縣級政府融資平臺數量最多，占全部融資平臺總數的72.4%，但其管理、盈利和資產規模質量相對較差，風險隱患最大。同時，縣級融資平臺貸款主要為當地金融機構、居民，地方政府若違約，會給地方金融機構造成大量不良資產，且易引發群體性事件。
　　報告推算出，截至2012年底，地方融資平臺貸款中約有40%來自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地方商業銀行，特別是城商行和農商行。報告指出，地方政府作為這些銀行的主要股東，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比率更高，這類銀行資產規模有限，抗風險能力較差，受地方政府幹預較多，可能成為未來金融風險高發領域和爆發點。
　　完善償債準備金制度
　　報告指出，債務管理應該遵守“黃金規則”和“可持續規則”。前者要求地方債只能用於資本性支出，不能用於經常性支出；後者要求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和當年償債額等指標占政府收入比重都必須控制在一個穩定和審慎的水平下。這些在新《預算法》中都有相關規定。
　　對於債務決策管理機制上，報告建議建立由地方政府相關領導及權威專家組成的管理決策機構；同時還要建立地方債資金管理機構，用於統籌協調債務資金管理，跟蹤審核債務資金使用情況。
　　課題組調研發現，絕大多數城市均有明確的償債準備金計提規定，但很多城市均存在計提不足的現象。報告認為，未來應該確定項目解繳作為償債準備金的主要來源，以保障償債準備金籌資渠道的穩定性和對應性。
　　陳誌勇表示，所謂項目解繳，是指項目運行產生的資金流，如一個公路項目，可能會產生收費收入，應該從收費收入中計提部分用作償債資金。
 

中央深改八次會議首提“全面深化公安改革”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598

據新華社“新華視點”微博報道，習近平30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他強調，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改革形成了上下聯動、主動作為、蹄疾步穩、狠抓落實的好局面。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氣可鼓而不可泄，要再接再厲、趁熱打鐵、乘勢而上。

會議指出，2014年領導小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此外中央有關部門還完成了108個改革任務，共出臺370條改革成果。

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總結報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5年工作要點》、《貫徹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2015年工作要點》。

此外，會議還審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規範刑事訴訟涉案財物處置工作的意見》。會議指出，各地區各部門要盡快探索建立涉案財物集中管理信息平臺，完善涉案財物處置信息公開機制。要加強境外追贓追逃工作，抓緊健全境外追贓追逃工作體制機制。

會議還就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等問題進行了研究。 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多處提及“深化司法體制改革”，但未提及“公安改革”。

“2014年中央深化改革”回顧

今年改革任務：

2014年，中央深改組一年召開了8次會議。

2014年，領導小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

中央有關部門完成108個改革任務，出臺370條改革成果。

今年改革成效：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改革形成了上下聯動、主動作為、蹄疾步穩、狠抓落實的好局面，呈現出全面播種、次第開花的生動景象，一些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重大進展。

經濟體制改革：領先推進

民主法制改革：協調推進

文化體制改革：積極創新

社會事業改革：統籌推進

社會治理體制改革：標本兼治

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穩慎探路

黨的紀檢體制改革：立行立改

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力度加大

今年改革舉措（部分）：

2014年5月 中央再發文整治會所歪風。

2014年6月 政治局通過《黨的紀律檢查體制改革實施方案》。

2014年7月 國務院發布戶籍制度改革意見。中辦、國辦發布公車改革方案，副部以下取消一般公務用車。

2014年8月 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關於修改預算法的決定。

2014年9月 《國務院關於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公布高考改革方案。

2014年10月 中央審議通過《關於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

2014年11月 《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條例》向社會征求意見。

2014年12月 養老金雙軌制改革方案審議通過。中紀委將首次向中辦、國辦等派紀檢組。《居住證管理辦法》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中央深改小組審議《關於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的意見》。《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發布，明年3月施行。

明年改革部署：

會議通過《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2015年工作要點》、《貫徹實施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重要舉措2015年工作要點》。

1.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氣可鼓而不可泄。

2.要重點提出一些起標誌性、關聯性作用的改革舉措。

3.把需要攻堅克難的硬骨頭找出來，把需要闖的難關、需要蹚的險灘標出來。

4.加強對跨區域跨部門重大改革事項協調，一鼓作氣攻克難點。

5.要把提高改革質量放到重要位置，堅持速度服從質量。

6.對已出臺的改革，要抓緊出臺細化實施方案，堅決消除“中梗阻”、“腸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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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沃斯克強時刻：首提“雙引擎”概念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3541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出席達沃斯論壇時首提“雙引擎”概念，即激活中小企業和私人部門的增長引擎，以替代房地產和傳統制造業留下的空缺。並對傳統引擎進行改造，其重點是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攻擊，補齊“短板”。

“雙引擎”助推“雙中高”，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點

李克強總理表示，目前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系統還有很大的空間。據統計，現今中國公共設施的存量僅為西歐國家的38%，北美國家的23%，服務業水平比同等發展中國家還要低10個百分點，而城鎮化則比發達國家低20多個百分點。而這些也正是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點。

李克強特別強調啟動“雙引擎”，推動中國經濟“雙中高”發展——持續實現中高速增長，整體經濟結構達到中高端水平。“雙引擎”中的第一引擎便是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敢於對傳統思維“說不”，為創新體制“較好”下決心推進結構性改革。

自2014年以來，李克強總理反複強調“大眾創新，萬眾創新”，力圖通過諸如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等方式，為創業松綁，激活中小企業和私人部門的增長引擎，以替代房地產和傳統制造業留下的空缺。而另一引擎則是改造傳統引擎，其重點是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攻擊，補齊“短板”。

中國不會發生系統性風險，著眼長期中高速增長

李克強承認2015年中國經濟仍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是中國不會發生區域性、系統性的金融風險，中國經濟也不會硬著陸。而在是追求短期更高增長，還是著眼長期中高速增長的問題上，答案只能是後者。李克強承諾保持戰略定力，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不會搞大水漫灌，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的區間，同時著力提升經濟的質量和效率。

新常態，中國“列車”不會調檔失速

李克強總理強調，中國不應再一味追求速度，而應舒緩當前緊繃的供求關系，為已重荷的資源環境減負，騰出手來推進結構性改革，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發展階段演進。只有這樣，中國經濟的列車不僅不會掉擋失速，反而會跑得更穩健有力，帶來新機遇，形成新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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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首提深港通時間表 A股影響、機會、策略面面觀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2501

“穩定”變“降低” 政治局會議首提“降低宏觀稅負”有何玄機？

每年年中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下半年宏觀經濟政策走向的風向標。

7月26日傍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議一大議程是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在隨後新華社披露的2000余字內容中，最吸引人的是“降成本的重點是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抑制資產泡沫和降低宏觀稅負。”

“降低宏觀稅負”可能意味著中央對稅負政策基調的一次調整，因為原來的官方表述是“穩定”稅負。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決定》中涉及稅負的表述是“穩定稅負”和“公平稅負”。201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則進一步提出“穩定宏觀稅負”。但這次政治局會議在以往中央精神的基礎上，首次提出了“降低宏觀稅負”。

宏觀稅負是指一國在一定時期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體現政府在國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額，及政府與企業、居民個人之間占有和支配社會資源的關系。通常也是反映一個國家稅費的總體負擔水平的重要指標，因此備受市場關註。

中國自1995年開始，宏觀稅負一路上升，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05年之後宏觀稅負加快上升。但近幾年，宏觀稅負保持穩定。根據第一財經記者從權威渠道獲得的數據，2012年~2015年間，宏觀稅負(IMF口徑)均保持在29%左右，2015年宏觀稅負甚至較2012年下降了0.2個百分點，為29.1%。而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為38.8%。

近些年，隨著經濟增速放緩，企業利潤增速下滑，降低宏觀稅負的呼聲越來越高。此次政治局會議首提降低宏觀稅負，也正是回應這些呼聲，也是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更好地發揮積極財政政策，降低企業稅負，鼓勵民間投資的一大舉措。

降低宏觀稅負也就是降低政府收入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在不考慮經濟總量變化的前提下，即政府收入要減少，相應地企業收入或居民收入會增加。按照中國官方認可的IMF口徑，政府收入包括公共財政收入、扣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之後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和社會保險基金收入。

今年是本屆政府實行減稅降費舉措力度最大的一年，這無疑將減少政府收入。

5月1日推開的全面營業稅改增值稅，預計減稅規模為5000億元，為本屆政府最大減稅舉措。同日施行的還有階段性降低社保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此舉將減輕企業費用負擔1000億元。

不僅如此，6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於清理規範工程建設領域保證金的通知》，砍掉24項工程領域保證金等，為建築企業盤活了近萬億元資金。

未來還有可能出臺的一項減稅舉措是，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不少企業家呼籲降低目前17%的制造業增值稅稅率，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的降成本舉措中，也包括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

宏觀稅負多少才合理?目前29%的宏觀稅負降低至多少才合適?是否宏觀稅負越低越好?

其實，國際上對宏觀稅負的合理區間並未達成共識。宏觀稅負世界平均水平為38.8%，發達國家宏觀稅負平均水平為42.8%，比如法國宏觀稅負接近44%，丹麥、瑞典、挪威在40%左右。發展中國家宏觀稅負均值為34.4%。由此看來，中國的宏觀稅負並不高。

不過宏觀稅負只是一個平均數，即有的企業稅負高於這個數，也有企業稅負低於這個數，這也是為什麽一些企業認為中國的宏觀稅負遠不止29%。

這也就意味著，宏觀稅負數字大小本身意義並不大，而宏觀稅負的趨勢變化卻更能說明問題。判斷宏觀稅負是否合理，本質上看政府是否提供相匹配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如果政府不提供任何公共產品和服務，那麽1%的宏觀稅負也高。如果政府提供完善的公共產品和服務，那麽像北歐的丹麥、挪威等高宏觀稅負國家，也並未引起民眾抵觸。因此，並非宏觀稅負越低越好。

在當前財政收入增速下滑，而財政剛性支出不減的情況下，財政收支矛盾十分突出。此時降低宏觀稅負，意味著降低政府收入，為了平衡收支，則需要擴大赤字。

今年中國財政赤字率提到歷史新高3%，財政赤字達2.18萬億元，比去年增加了5600億元。這一舉措是必要的安全的，也正是為今年減稅降費提供空間，同樣也是踐行降低宏觀稅負。

未來中國宏觀稅負降低空間有多大，與財政赤字率空間有多大緊密相關。

我國財政赤字率和政府負債率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相對較低。近期官方頻頻發聲，表明我國政府債務仍有一定舉債空間。財政部有關負責人稱，為落實中央“去杠桿”的改革任務，政府可以階段性加杠桿，支持企業逐步“去杠桿”。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則建議我國繼續提高財政赤字率。他認為，未來一段時期，可將我國的財政赤字率提高到4%，甚至更高水平，由此可以彌補降稅帶來的財政減收，有效進行逆周期調控，更好地支持供給側改革，並且不會給我國政府帶來較高的償債風險。

為房產稅鋪路，國務院首提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

個人所得稅(下稱“個稅”)等改革一大前提是稅務機關掌握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隨著個稅改革迫近，近日國務院提出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稅務總局預計2018年實現與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互聯互通。

早在2013年底舉行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相關部門和地方也一直在探索這一信息系統的建立和試點。

隨著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將啟動，近日，國務院發布《關於激發重點群體活力帶動城鄉居民增收的實施意見》(下稱《意見》)，提出了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在確保信息安全和規範利用的前提下，多渠道、多層級歸集居民和非居民個人的收入、財產等相關信息，運用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創新收入監測方式方法，提升居民收入信息監測水平。第一財經記者在中國政府網上檢索發現，這是國務院層面首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出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

而根據2015年底國務院辦公廳發布的《深化國稅、地稅征管體制改革方案》，2018年實現征管數據向稅務總局集中，建成自然人征管系統，並實現與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互聯互通。

個稅改革箭在弦上。

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去年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等有關部門研究形成了最終改革方案，並已經提交國務院。按照全國人大立法的規劃和國務院的要求，今年將把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法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審議。

樓繼偉坦承，推進個稅改革很複雜，首先稅政比較複雜，執行也很複雜，需要健全個人收入和財產的信息系統，需要相應地修改相關法律。

這方面其實官方有了不少行動。

普華永道中國個人稅務咨詢合夥人張健菁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稅務總局推廣的金稅三期就是收集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很好的平臺。

金稅工程是經國務院批準的國家級電子政務工程，是國家電子政務“十二金”工程之一，是稅收管理信息系統工程的總稱。自1994年開始，歷經金稅一期、金稅二期、金稅三期工程建設。

2013年金稅三期工程率先在廣東、山東等6省(市)國地稅局試點，現在全國範圍內逐步推廣，去年擴大到14個地方國地稅局，今年上海、北京等6地也被納入，計劃今年10月完成全部省份推廣。

上海市國家稅務局總經濟師蔣旭濤曾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按照金稅三期工程統一標準，上海在今年2月上線了個人所得稅代扣代繳網上建檔，企業的財務部門需要填個人詳細資料，這就是自然人的全員建檔，將解決自然人涉稅信息采集、建檔應用難題，提升對自然人的稅收征管水平，而且也為個稅改革、房地產稅改革鋪路。

“大家關心的個稅、房地產稅改革想要在全國推廣，首先需要全國統一的基礎數據，這必須通過稅務總局這個平臺來做，而這個平臺就是金稅三期工程。” 蔣旭濤稱。

稅務律師丁斌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由於各個部門掌握不同的個人收入財產信息，因此部門間信息共享成為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建立的一大關鍵。

政府部門間正加快信息共享，這為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建立奠定基礎。

根據去年國務院《關於印發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的通知》要求，大力推動政府數據開放共享。大力推進國家人口基礎信息庫、法人單位信息資源庫、自然資源和空間地理基礎信息庫等國家基礎數據資源，以及金稅、金關、金財、金審、金盾、金宏、金保、金土、金農、金水、金質等信息系統跨部門、跨區域共享。2017年底前，明確各部門數據共享的範圍邊界和使用方式，跨部門數據資源共享共用格局基本形成。

此外，正在修訂中的稅收征管法已經明確建立自然人納稅識別號，這將歸集個人工資、薪酬、證券、不動產、保險、銀行存款信息，推動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建立。

券商做市不積極 股轉公司首提做市商激勵 

周四，全國股轉公司法律事務部總監伍雲在第十二屆北京金博會上稱，將構建與新三板市場定位相匹配的交易機制，推出私募做市，建立做市評價和做市商激勵機制等。這是股轉公司首度公開提及做市商激勵制度。

業內人士認為，做市商激勵能從減免交易手續費、印花稅，以及給予做市商更多正面激勵入手，不過要解決流動性問題根本還在於增加投資者數量和擴充投資者類型。

由於市場流動性低迷，市場價格持續下滑，目前做市商正在越來越頻繁地退出為企業報價，做市企業將交易方式改回協議轉讓的數量也日益增多。做市商開盤不報價已經成為股轉公司記錄最多的券商負面行為。

首提做市商激勵

周四，伍雲在北京金博會上表示，新三板未來將以改善市場流動性為目標，構建與公開轉讓股份市場定位相匹配的交易機制，推出私募做市，建立做市評價和做市商激勵機制等，這是股轉公司高層首次在公開場合提做市商激勵制度。

由於市場投資數量不足、投資者類型單一、交易機制不完善等原因，新三板市場流動性與A股市場有較大差別。為解決流動性問題，新三板從2014年8月正式實施比協議轉讓“更高級”的做市交易，目前市場上共有做市商86家，全部為證券公司，做市企業1646家。

不過，周四，全市場9300家公司總成交額僅6.5億元，其中做市成交3.3億元。與此同時，越來越多券商發布退出做市公告。據記者不完全統計，本周已有11家券商共退出15家企業的做市報價服務。此外，還有不少做市企業將交易方式改回協議轉讓，僅周二一天就有4家企業發布做市轉協議公告。

開源證券做市業務部負責人姚少卿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做市商激勵制度可行方式包括減免交易手續費、抵扣主辦券商執業評價負面行為、進行表彰，甚至包括允許拓展做市資金來源渠道等等。在目前的稅費、印花稅下，做市商理智做法是不撮合平價交易，因為撮合還需要承擔對應的交易成本，但有了合適的獎勵機制，將會促進做市商加大撮合動力，尤其是平價單或者微小負價差買賣單。”他認為，可以使用做市家數、做市交易量、連續報價時間,相應速度等指標來評價做市商做市撮合能力。

根據股轉公司業務規則，做市商和普通投資者一樣都要繳納雙邊各萬分之五的轉讓經手費，以及出讓方應繳納的千分之一的印花稅。投資者還需要向主辦券商繳納不超過千分之三的傭金。

不過，姚少卿表示，“目前市場換手率下，交易稅費、交易手續費占比做市商的業務成本比率低，相比券商做市商的成本來說來說交易費用減免影響不大，但如果市場未來流動性改善，交易量擴大，交易稅費成本占比會逐步上升，有了對應的激勵機制，做市商會更有動力去提高做市撮合能力。

他認為，減免印花稅、返還交易費用能起到一定的改進作用，但要本質上提高市場流動性，還需要有更多的投資者參與。有大量不同投資理念，不同風險偏好的投資者群體，才會產生預期差異，從而產生更活躍的交易，如果整體的投資者類型相似，買賣行為趨同，那流動性很難好轉，畢竟做市商本質是交易的促進者，而非交易的主要發起者。

私募做市意義有限

目前，股轉公司主要通過自律監管和主辦券商執業質量評價來約束做市商違規或者不作為現象，同時，成交量、報價即時性突出的券商也會受到加分獎勵。

在股轉公司近日發布了9月份主辦券商執業質量評價結果，券商的負面行為集中在交易管理環節，其中開盤未及時報價高達138條，做市商未及時更新報價的負面行為為18條。安信證券交易管理環節負面行為記錄數量居前，達到134條。

一位不便透露身份的券商人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由於做市企業數量較多，在交易系統未完全實現自動化的情況下，人工操作難免會出現顧此失彼。現在各家券商都很重視股轉公司的負面清單，擔心受到監管。在市場比較低迷的時期，加大對正面行為的獎勵力度，才能提高做市商的積極性。

據媒體報道，股轉公司已於近日向部分券商下發《私募機構做市業務試點技術方案座談會會議紀要》，初步明確了在“私募做市業務組織機構、從業人員管理、做市資金來源、庫存股範圍及獲取方式、結算券商職責分工”等方面的差異化安排。

根據此前股轉公司發布的《私募機構全國股轉系統做市業務試點專業評審方案》，申請做市的私募機構需要滿足實繳註冊資本不低於1億元、過去三年年均資產管理規模不低於20億元、配備專門做市業務人員不少於5人等。記者了解到，已經有包括九鼎投資在內的多家私募機構申請參與做市試點，首批被選出的機構將不超過10家。

不過，一名私募機構人士告訴記者，在當前環境下發揮作用不大，但是增加做市商總比減少要好。“這塊業務既然放開了，我們就先拿個牌照，什麽做市策略投多少錢再說。因為最大的私募機構凈利潤也只是剛剛趕上最小的證券公司，如果必須使用自有資金做市，那麽對市場意義有限。”

前述券商人士表示，組建做市團隊的投入不小，包括人員和技術系統投入，但對於私募機構較為不便的是合規性、清算等配套體系的建立。申請做市的私募機構需要找到一家對口證券來做清算交割，有二級市場經驗的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參與做市會更加便利。

不過，他認為，私募基金做市的效果仍要取決於私募自有資金的規模，以及其對新三板政策的預期。今年以來，很多券商做市商都遭遇虧損，如果政策預期不改變，券商將考慮如何處置庫存股。

貨幣政策首提“抑制資產泡沫” 言“拐點”為之過早

10月28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於貨幣政策，會議表示，要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在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的同時，註重抑制資產泡沫和防範經濟金融風險。

這是中央政治局會議層面第一次在“貨幣政策”部分強調“抑制資產泡沫”，盡管此前7月的年中政治局會議中也提出“抑制資產泡沫”，但那時主要是從降低企業成本角度討論。

對此，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貨幣政策從穩增長轉向抑制資產泡沫，這可以解釋為什麽最近連續十多天，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持續顯著上升，未來大幅度提供流動性可能不會再有。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貨幣政策“穩健”的基調發生改變，抑制資產泡沫不能簡單與貨幣政策收緊劃等號，從經濟增長的各方面數據來看，就此轉向偏緊的條件還不具備。

貨幣政策首提“抑制資產泡沫”

九州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表示，貨幣政策重心開始由穩增長轉向抑制資產價格泡沫，其原因在於經濟“L型”拐點已過、“資產荒”導致金融風險堆積、房價過快上漲威脅可持續增長。

2015年以來，全國房地產價格普漲，一線城市的上漲最為瘋狂。個人住房貸款也出現大幅度的上漲，根據央行的數據，9月份個人住房貸款依然占據當月新增貸款的四成，此前的7月、8月分別達到98.68%和71.20%。今年前三季度，個人住房貸款增長占全部新增貸款的35.7%。業內人士分析，這輪房價上漲和2015年的貨幣政策寬松不無關系。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目前從保增長的角度來看，前期投入的力度比較大，可能產生了一些副作用，就是資產價格泡沫以及金融風險的上升。此次政治局會議關於貨幣政策的表述，可以認為是從“不再過度強調特別大的政策力度去保增長，而是強調更加關註金融風險，抑制資產泡沫”。

另一方面，進入10月， 人民幣對美元連續下跌。10月25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報6.7744元，與9月30日的6.6778相比，不到一個月時間跌去近千個基點，跌幅達1.4%。這對資本外流帶來一定的壓力。如果國內政策目標轉移到抑制資產泡沫，對於保持匯率穩定有一定幫助。

邵宇表示，通常而言，大型經濟體會根據自身的經濟增長來調節利率水平，但中國一直以來以保持匯率的穩定作為一個增長目標。盡管，目前我國的匯率形成機制更加市場化，央行逐漸減少對匯率的幹預，但是現在來看，大幅度貶值也會引起資本外流和國際社會的意見，這方面壓力之下，我們的貨幣政策也會做一個比較溫和的權衡。

邵宇還稱，盡管中國關於貨幣政策表述長期以來都是“穩健”，但實際操作可能是穩健偏松，也可能是穩健偏緊，具體要通過市場的價格信號來體現。總體而言，現在不管是央行重啟14天、28天這類更長期限的逆回購，還是利率的指引，都體現出了穩健但略顯嚴的貨幣政策。

高盛/高華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宋宇最新的研究報告比較了最近兩次的政治局會議，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除了有利於穩定房價，銀行間利率可以適當提高的一個基礎在於，通過8、9月份的經濟數據可以看出，經濟下行的壓力有所減小，盡管9月的環比工業增加值增長疲弱，但當月的固定資產投資和零售銷售數據出現反彈。同時，三季度的GDP增速至少達到預期。與此同時，從10月初開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貶值，官方數據顯示9月資本外流的情況有所加劇，10月份這一趨勢極有可能延續。適度的提高利率水平可以緩解外匯流出的壓力。

貨幣政策並未轉向

不過，《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並不意味著貨幣政策從此出現一個鮮明的“拐點”，總體來看，穩健貨幣政策的總基調沒有改變。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解讀為貨幣政策向收緊方向轉向，恐怕還為時尚早。一方面，從本次政治局會議公布的內容來看，同樣強調了“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另一方面從目前的大背景來看，經濟增長的個別指標縱然有轉好的跡象，但還不是很穩固，明顯轉變更加談不上，這種情形下，貨幣政策冒然收緊，恐怕對經濟運行是不利的。

此外，從“抑制資產價格泡沫”角度來講，並不能和貨幣政策收緊簡單劃等號，連平對本報記者表示：“目前的資產泡沫並不是全面的資產泡沫，主要是房地產價格泡沫，且房地產泡沫也是區域性的，只是在經濟領域少數出現了一些泡沫，這需要貨幣政策運用適當的工具進行抑制，但不適合全面收緊。”

不過，市場亦存在一種擔心，會不會出現此前2013年6月“錢荒”這種流動性枯竭的現象再度發生，畢竟Shibor利率已經持續上漲多日。

宋宇則對本報記者表示，這純屬多慮。流動性不會大幅收緊的原因是，這可能給增長帶來過大下行壓力並導致金融市場不穩定，如果未來外匯流出的壓力趨緩、房地產價格趨穩，同時經濟增長有明顯疲軟的跡象，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有可能回升至今年年初的水平。

“如果市場流動性出現枯竭，那必須是貨幣政策想向更緊的方向進行，這種可能性比較小。”連平對本報記者稱。

連平表示，可以肯定的是，最近的銀行間市場流動性一定程度上收緊，是貨幣當局出於對不同期限利率可能存在的一些問題，要讓利率更好的反映市場的供求，而有一定的調節，還有流動性過於寬松也並不合適，適度也會有一些收緊，此外也不排除季節性因素等。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貨幣政策不會就此進行收緊。“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這個前提還是有的。”他說。

但是，邵宇對本報記者表示：“大幅度提供流動性，應該也不會這樣做了。”未來匯率方面可能還會溫和貶值，資本賬戶方面的管理可能將更加嚴格。利率方面短期內降息、降準的可能性不會特別大，公開市場操作方面更多是應急性的，比如當流動性確實出現困境，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進行應急性救助緩釋。

人民日報首提"新方位"：中國經濟怎麽看怎麽想怎麽幹

一切都在變，只有變化本身是永恒的。

在駛向民族複興彼岸的海面上，中國經濟航船的經緯度也在不斷變化。

這個創造了二戰後一國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紀錄的經濟體，正面臨速度換擋節點、結構調整節點、動力轉換節點，在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歷程中進入了一個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

變中求新、新中求進、進中突破。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挺立潮頭、高瞻遠矚，作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科學判斷，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開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實踐，以新的有力作為標註著中國經濟的新方位。

新方位，新常態

新方位，“怎麽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

7.7%、7.7%、7.3%、6.9%、6.7%……這是2012年至2016年前三季度的中國經濟增速。這條略微下行的曲線，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速圖中似乎不大“合拍”。30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速只有3次連續2—3年低於8%：第一次是1979—1981年，第二次是1989—1990年，第三次 是1998—1999年，這三次回落主要是受到短期因素的幹擾，過後都回到了高速增長的軌道上。這第四次，究竟是短暫探底還是長期換擋?經濟增速能不能 “回得去”?降速會不會演變為失速?

面對種種質疑憂慮，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冷靜觀察，縝密思考，對中國經濟形勢作出新的重大戰略判斷——

“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2014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南考察時，第一次公開提出“新常態”的概念。

“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新常態做出系統闡述。

新常態，新變化。

新常態帶來新速度、新方式、新結構、新動力：經濟增速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 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動能轉向新的增長動能。一句話，中國經濟系統內部正在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

新常態，新坐標。

站在歷史的臺階上眺望，中國幾千年的發展進程經歷了由盛到衰再到盛的幾個大時期，新常態是新時期不同發展階段更替變化的結果，也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單元”。

我國古代以農業立國，農耕文明一直領先世界。及至近代，錯失工業革命寶貴機遇，在時代潮流中長期掉隊。新中國成立後，開始大規模工業化建設。改革開放以來，更是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幾百年走過的發展歷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11位躍升至第2位。

就這樣，中國經濟在奮力追趕中進入了新常態。我們的身後，是“近百年的外族羞辱、入侵、戰爭”，是無數誌士仁人的吶喊和探索;我們的前方，是“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這就是新常態在我國發展長過程中的歷史坐標!正如一家外媒所說：“與國際金融危機後許多西方國家經歷失業型複 蘇的所謂新常態不同，中國的決策者用這個詞定義朝著實現該國‘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邁進的關鍵發展階段。”

新常態，新認識。

這是一個必然階段——新常態的到來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

為什麽會有速度變化?

因為，決定經濟增長的潛在增長率“做不到”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按照經濟學原理，潛在增長率主要由勞動投入、資本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等因素決定。從勞動投 入看，2012年，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第一次出現絕對下降，全社會勞動投入增長將逐步放緩;從資本投入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的另一面，是被撫養 人口增加，撫養支出上升，儲蓄率下降，可用於投資的資本增長將放緩;而代表效率的全要素生產率一時也難以大幅提高。

因為，總量和基數變大後“做不到”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當一個經濟體成長起來後，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其絕對值要比過去大很多，不可能維持“永動機”式的長期高速增長。

還因為，資源環境“受不了”像過去那樣高速增長。

為什麽會有結構優化?

隨著資本、土地等要素供給下降，資源環境約束強化，要素投入和能耗汙染較少的服務業脫穎而出，產業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要素價格上漲、儲蓄率下降，出口和 投資增速放緩，消費需求持續較快增長，需求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城鎮化提速、產業轉移，城鄉區域結構將不斷優化;隨著勞動力供給減少，人力資源稀缺性凸 顯，收入分配結構也將不斷優化。

為什麽會有動力轉換?

過去，低廉的生產要素價格成為驅動中國這一“世界工廠”快速運轉的重要動力，今天，這些要素價格都發生了質的變化，倒逼中國經濟轉向創新驅動。中國要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必須從簡單模仿轉向自主創新。

這是一個必經階段——新常態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其間壓力與希望共生，挑戰與機遇並存。

這一段航程，或許有亂雲飛渡的風險。

新常態下，隨著經濟增速放緩，很多原來在高速增長期被掩蓋的風險開始暴露，“中等收入陷阱”成為一道繞不過去的考題。而1960年被世界銀行列為中等收入國家的101個經濟體中，只有13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13個國家中人口超過2500萬人的只有3個。

這一段航程，更要有中流擊水的自信。

新常態下，盡管面臨較大下行壓力，但我國仍處於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質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

聚焦當下，盡管企業經營分化加劇，但過剩產能出清加快，新興業態興起，市場活力增強，投資者信心提升;盡管就業仍有結構性壓力，但總體依然穩定;盡管部分地區和領域財政金融風險累積，但不會發生全局性系統性風險;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猶存，但全球經濟正在緩慢複蘇。

展望未來，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經過調整後，中國經濟將進入質量更高、效益更好、更可持續的新的發展階段。一家財經媒體對權威經濟學家的調查顯示，對於今年三季度的中國經濟，54%的經濟學家認為已經達到L型“豎杠”末端，38%認為已經進入“橫杠”，只有8%認為尚未到達“豎杠”末端。

新方位，新理念

新方位，“怎麽想”?腦中要有新理念。

理念是行動先導，理念如同大腦，指揮著腳往哪兒邁、勁往哪兒使。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到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從堅持科學發展、全面 協調可持續發展，到堅持“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中國發展的進程也正是思路升級、理念更新的過程。今天，發展進入新常態，環境變了，條件變了，理念也必須更新。

“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新發展理念，為經濟新方位標定了前行航向。

新理念不是憑空而來，而是針對新常態下我國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

——新常態下，“後發優勢”“比較優勢”等紅利漸趨用盡，亟須尋求新動力。創新發展，註重的就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算過這樣一筆賬：世界發達水平人口全部加起來是10億人左右，而我國有13億多人，全部進入現代化，那就意味著世界發達水平人口要翻一番多。 不能想象我們能夠以現有發達水平人口消耗資源的方式來生產生活，那全球現有資源都給我們也不夠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創新上，就在加快從 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上。”

——新常態下，經濟結構的優化更重要，防止“木桶效應”更迫切。協調發展，註重的就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

城鄉發展不平衡、區域發展不平衡、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把握經濟新方位，必須謀劃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增強發展的平衡性，不讓今天的“短板”變成明天的“陷阱”。

——新常態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達到或接近上限。綠色發展，註重的就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

明天是“霧霾灰”還是“天空藍”?眼下，PM2.5的數值時時牽動著人們的目光。高樓多了、錢包鼓了，清澈的河水、潔凈的空氣卻成了奢侈品，越來越多的人 認識到：這不是我們追求的現代化。從盼溫飽到盼環保、從求生存到求生態，民眾對綠色發展的呼聲越來越高。只有綠色發展，才是永續發展。

——新常態下，我國勞動力、土地、能源等傳統競爭優勢減弱，亟須通過進一步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開放發展，註重的就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問題。

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局面正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正面臨重大調整，現在的問題不是要不要對外開放，而是如何提高對外開放的質量和發展的內外 聯動性，如何參與全球經濟治理。要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以擴大開放帶動創新、推動改革、促進發展。

——新常態下，要調動所有人謀發展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應對下行壓力，保持中高速，邁向中高端，就要讓民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共享發展，註重的就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

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如果只盯著經濟數據的漲落，忽視民眾幸福感、獲得感的多少，就會透支社會發展潛力，發展也終將難以持續。新常態下，百姓追求的 不僅是吃飽穿暖，更渴望活出高質量、挺起精氣神;百姓在乎的不僅是看得見的好處，更期盼公平的社會環境、人生出彩的機會。這就意味著發展要以人民為中心， 統籌好利益關系，讓發展成果惠及每個人。

發展經濟學的研究顯示，所謂“陷阱”，大多是源於資源稟賦變化之後，過去所依賴的發展路徑走不通了，新的發展路徑又沒找到，發展被鎖死。新發展理念，正是 中國化解發展風險、跨越發展陷阱的鑰匙。創新發展才能避免動力衰退，協調發展才能避免失衡失重，綠色發展才能避免環境透支，開放發展才能避免畫地為牢，共 享發展才能避免社會動蕩。五大發展理念彼此支撐、相互促進，回答的是新常態下最為緊迫的現實問題，著眼的是新方位上增強發展動力、厚植發展優勢。

理念不會自動變為現實。如果不想幹、不敢幹、不會幹，藍圖再清晰、方向再明確，也難以把新理念轉化為新成效。把握新方位、踐行新理念，需要激發新狀態。

“幹部就要有擔當，有多大擔當才能幹多大事業，盡多大責任才會有多大成就”——新狀態，要有擔當。

新方位下的探索，沒有先例可循，可能不被理解：處置僵屍企業，一些企業會關門、不少員工會下崗，要不要做這種費力不討好的事?一些若幹年後、甚至更長時間 才能感知其意義的改革，是不是一定要馬上就辦?愈是不易，愈見擔當。今天錯過了寶貴的“窗口期”，明天將面臨痛苦的“折磨期”。以新理念適應新方位，需要 沖破羈絆的闖勁、久久為功的韌勁。

“適應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趨勢性特征，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新狀態，要有定力。

定力來自洞察力，既密切關註經濟走勢，見微知著，又堅持底線思維，做足應對預案;定力就是意誌力，為了長遠發展而管住眼前的“有形之手”，不為亦是有為; 定力源於自信力，相信中國經濟的巨大潛力和強大韌性，相信基本方針和政策儲備，不能速度一慢就著急，把新理念拋在腦後，改革遇難就想回頭，把發展目標放在 一邊。

“更加自覺地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增強辯證思維、戰略思維能力，努力提高解決我國改革發展基本問題的本領”——新狀態，還要會作為。

過去謀發展的許多老辦法不能用也行不通了，今天面對的多是“兩難問題”。“會作為”，必須處理好破與立、穩與進等對立統一關系。遇到問題，多個角度想，避免“盲人摸象”;處理問題，牽住“牛鼻子”，找準突破路徑。

新方位，新實踐

新方位，“怎麽幹”?腳下要有新實踐。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是適應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必然要求。”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啟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實踐。

供給和需求是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基本方面，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是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站在新方位上的中國經濟，為何在關註“需求側”的同時更多將目光對準“供給側”?

從速度維度看——

新常態下速度換擋的背後，本質上是結構調整。靠熬是熬不過去的，靠走刺激需求的老路也行不通。需求側政策空間越來越小，擠出效應卻越來越大。實現經濟健康 可持續發展，必須從長期入手，立足於結構調整，把政策重心轉向供給側。正如外媒所說的那樣：“中國領導層提出的供給側改革，與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劃清了界 線。”

從結構維度看——

新常態下經濟發展面臨的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一方面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一方面卻要大量進口關鍵裝備、高端產品;一方 面消費者對質量高、有信譽保障的消費品需求越來越大，一方面卻是國內供給無法滿足，導致境外購物熱度不減、“需求外溢”。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供給側發力，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從動力維度看——

新常態要求中國經濟轉向創新驅動。由於一個個市場主體的集合構成供給側，只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激發創新主體的動力和活力，才能使中國經濟真正從“汗水型”走向“智慧型”。

從世界經濟的坐標系中看，中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註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註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絕不是西方供給學派的翻版，相反，“中國以其較早的認識、較大的回旋余地、較強的體制優勢等正成為全球結構性改 革的引領者。”

2016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宏觀政策、產業政策、微觀政策、改革政策、社會政策“五大政策”，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都融入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火熱的“四則運算”中。

瞄準過剩產能做減法，“減”出新空間。宏觀政策“穩”的同時，產業政策要“準”。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堅定地去是為了更好地進。今年鋼鐵、煤炭行業去 產能超額完成任務已成定局。產能減了，利潤增了。煤炭業利潤漲了一倍，鋼鐵業扭虧為盈，擺脫了“賣煤球不如賣土豆，鋼價跌成白菜價”的苦日子，打了一場 “翻身仗”。

瞄準短板做加法，“加”出新希望。就業援助、內部分流、轉崗就業創業……社會政策托底，保障去產能不影響飯碗，前三季度城鎮新增就業完成全年預期目標;增加扶貧資金投入、整合涉農資金使用、產業扶貧長短結合……脫貧攻堅補短板，確保貧困老鄉同步奔小康。

瞄準創新做乘法，“乘”出新動能。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讓生活更智能，工業與互聯網的深度融合讓產業更智慧……新技術引爆新產業，新模式締造新業態。前三季度，戰略性新興產業、高技術產業均保持10%以上的增速。

瞄準放活做除法，“除”出新活力。微觀政策要活，放管服改革深入推進，營商環境日益寬松，前三季度，全國新登記企業401萬戶，同比增長27%。改革政策要實，減輕企業稅費等成本負擔，釋放減稅紅利。

一個國家的發展道路是漫長的,但緊要的幾步特別關鍵。

使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保持中高速增長，在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讓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同步達到中高收入水平……中國經濟的新方位，正是複興之路上的“關鍵節點”。

辨識洋流，認識新常態;揚起風帆，明確新理念;開足馬力，投身新實踐。在這個重要的發展新方位上，中國經濟航船正聚合澎湃之力破浪前行!

體育總局首提“中超限薪令”，一圖看懂中超一年多來燒錢有多猛

針對中國足球在迅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包括大規模海外並購、俱樂部燒錢嚴重、外籍球員收入過高等問題，國家體育總局新聞發言人5日接受新華社記者的采訪，首次提到了“設置俱樂部購買球員及球員工資資金支出上限”這一措施。

中超俱樂部2016年以來在引援方面的“大手筆”，以及近幾年來中超轉會市場規模的變化、中超球員收入在全球各大聯賽中的排名  制圖/蔣皓明

上述發言人在回答新華社記者有關“引入外援價格和球員收入的議論不絕於耳”的相關提問時表示：調節、抑制高價引援，合理限制球員過高收入。要以打造百年俱樂部為目標，加強俱樂部規範運營建設。加強對俱樂部財務審查和監管。逐步將俱樂部對一線球員費用控制在合理的範圍內，確保財務狀況良好。統一俱樂部的財務賬戶，將俱樂部作為獨立主體看待。對於嚴重資不抵債的俱樂部，堅決清除出職業聯賽。設置俱樂部購買球員及球員工資資金支出上限，抑制非理性投入，研究制定對俱樂部超高引援投入實施按比例收取足球發展基金、用於青訓等措施。打擊簽字費、陰陽合同等違規行為。對於違規發放、索取簽字費的俱樂部、球員和經紀人將嚴肅處理。

除此之外，該發言人還表示，中國足協應針對只註重短期成績忽視青訓和梯隊建設問題采取有效措施。一是增加青訓投入，降低足球人才的從業風險，營造公平有效的足球競爭環境。加強青訓教練員的培養和引入，確保未來有源源不斷的高水平生力軍進入行業。從職業聯賽分成中劃撥出一定比例的專項資金，用於俱樂部梯隊比賽組織、球隊獎勵和球員培訓使用。二是增加梯隊數量，提高梯隊質量，目前中超、中甲精英梯隊建設正在克服多方困難穩步推進。三是研究落實轉會過程中的聯合補償機制，鼓勵俱樂部和其他培訓機構投入青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