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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小語種人才短缺 高校培養急需頂層設計

2014年，吳塔拉隨隊來到“一帶一路”北線的重要支點蒙古國做地質勘探的翻譯工作。轉眼，吳塔拉已經在蒙古國工作兩年多了。他向第一財經1℃記者表示，近年來，來蒙古投資基建和礦業的中國民營企業和國企越來越多，工作機會也隨之增加，而這些走出國門的企業最想找的是懂當地法律的專業翻譯，但此方面人才不接。

“一帶一路” 2016年進入“重點發力”階段，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1至5月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作同額增幅明顯，與“一帶一路”相關的60多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1652份，新簽合同額39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8%，同比增長55.9%。

中企在“一帶一路”願景和機會下的投資布局背後，需要細致考量與比較風險和回報。風險中的重要內容之一，便是如何引進熟悉投資所在國風土人情尤其法律和習慣的語言型人才。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院長孫曉萌教授對1℃表示，對於一個國家而言，外語能力建設和相應語言人才的儲備，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不懂對象國語言，缺乏對象國國別和區域研究的人才，不管是國家還是個人的在外投資，所需要承擔的風險絕非是可以預估的。從歷史上看，類似緬甸水電站遭遇困境等事件背後國家利益的受損，一定程度上與語言不通，或對對象國的國情、文化和社會的不了解相關。

上述背景之下，多位受訪人士呼籲，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之下，應該盡早出臺國家語言戰略，從國家宏觀層面給予通盤規劃和布局，建立關鍵性語種人才的培養、使用、保護機制。

9個“一帶一路”建交國語言國內尚無本科專業

教育部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2010年-2013年外語專業招生的20個“絲路”小語種中，11個語種每個語種的在讀學生不足100人。其中波斯語、土耳其語和斯瓦希里語3個重要語種，學生在50-100人之間。而希臘語、希伯來語、烏爾都語、孟加拉語、尼泊爾語、普什圖語、僧伽羅語和菲律賓語等8個語種均不足 50人。

伴隨“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和發力，上述數字正在發生巨大變動。

基於“一帶一路”倡議的開放性，其沿線所覆蓋的國家範圍尚無明確劃分。若以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東歐、中亞、獨聯體、中國以北區域的國家來看，明確劃入“一帶一路”範疇的國家有64個。

按照這64個國家計算，目前單就北京外國語大學而言，已經開設了其中54個國家官方語言的相關專業。

北外教務處副處長蘇瑩瑩向1℃記者表示：剩下的十個國家中，不丹是中國的鄰國中唯一一個沒有跟中國建交的國家。若將不丹排除在外，仍有9個國家的官方語言在國內高校本科專業設置中尚屬空白，北外計劃將在2017年年底之前全部覆蓋。

根據教育部規劃，到2017年，我國高校開設的外語非通用語種專業數量將達到94種，實現對已建交國家官方語言的全覆蓋。

全球有6000多種語言，如果將聯合國所使用的6種官方語言(即漢、英、法、俄、西班牙和阿拉伯語)定義為通用語種，那麽非通用語種，也就是常說的“小語種”，其數量所占比例不言自明。

“世界上的國家，在經濟總量上有大小，但是從政治和文化意義上看，每個國家都是這個世界中同等重要的一員。伴隨國家的發展，我們利益的觸角已經延展到世界的每個角落，處處面臨著語言和溝通的問題。”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校長賈文鍵教授向1℃記者表示，當我國船員被索馬里海盜劫持，需要懂索馬里語的外事人員去交涉，此時就沒法用GDP來衡量索馬里語這一專業的價值。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如果把英語、俄語、阿拉伯語計算在內，目前上外已經開設了13個“一帶一路”所覆蓋國家的語種專業。其中，非通語種有10個，在校生一共不到150人。像希臘語、越南語、希伯來語、土耳其語、印地語專業這五個專業每四年才招一屆，每屆只招12人。

記者試圖與教育部聯系獲得全國高校“一帶一路”非通用語種專業布點和在校生數量的最新數據，截至發稿前未得到回複。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是“一帶一路”智庫合作聯盟的理事單位之一。該研究院研究員陳曉晨曾深入“一帶一路”多國調研考察。他在接受1℃記者采訪時表示，“總體而言，需求在劇增，但是供應保持了周期性，導致供求之間出現了結構性供不應求的現象。目前來看，教育部對於小語種的人才培養有統籌和規劃，‘985高校’也有一定的自主性，可以根據就業形勢的變化對招生規模進行調整，但這種調整需要一定時間，難以根據就業形勢和人才需求做出同步反應；同時，‘一帶一路’小語種的供給和需求的波動性都很大，客觀上加劇了準確把握供需總量的難度。”

陳曉晨分析，從需求端看，伴隨“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不斷深入推進，政府間合作不斷加深，同時經貿領域合作的日益密切亦增加了對相關人才的需求。

從供給端看，高校教育本身具有周期性，一般而言4年為一個完整周期，對於某些特定語種(比如阿拉伯語)而言，甚至需要學習7年之久；同時，語言學習具有“時效性”，換言之，小語種畢業生一旦放棄了從事相關行業，幾年不用後就很難重拾起來，這導致小語種人才成為一種“流量”，而非存量。從而進一步加劇了供給的短缺。

結構性短缺：高端專業性人才最缺

什麽是非通語種人才?如何培養高級翻譯人才?僅僅掌握聽說讀寫的語言技能已遠遠不夠，“複語型、複合型“人才培養路徑已經成為高校的自覺。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國外語戰略研究中心是國家語言文字研究智庫之一。該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騎教授向1℃記者表示，人才的短缺是結構性問題，不是絕對人數的問題：“市場所需的是關鍵性高端人才。如何定義高端?就是能夠借助‘一帶一路’小語種的背景文化知識，從事國際專業領域的分析、管理甚至是決策的綜合性人才。換言之，既精通語言、對對象國國別有一定研究，同時具備國際經貿、法律、金融等方面的專業知識的積累，這種國際性外語人才是現在最缺乏的。”

以上海外國語大學為例，上外把“多語種+”戰略上升為學校戰略。多語種是指單語人才向複語人才轉變。比如，專業為波斯語的學生，學習波斯語和英語之外，還鼓勵其再學習一門相近的語種如土耳其語，從而培養小語種的複語人才。同時，多語種+某一專業、方向、領域等，培養學生從單一語種技能走向複合型外語人才，以此重新定義外語人才。

北外同樣在探索學生“多語種+多技能”機制。比如2015年，北外亞非學院開始嘗試“朝鮮語+國際商務”的方向。

2015年7月，教育部、外交部、財政部等五部委印發《2015-2017年留學工作行動計劃的通知》，通知明確提出，加快培養外語非通用語種人才。2015-2017年，由國家留學基金資助一大批非通用外語相關專業出國進修、學習，為國家外交發展和國家“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人才支持。

在“一帶一路”戰略的倡導之下，不少高校應聲開設相關國家官方語言的本科專業。但要開設一門新專業，特別是開設一門在國內高校本科教育種從未有過的首開專業絕非易事。

國內高校要開設一門新的本科專業，若是全國首開，教育部要專門組織專家進行論證，這類專業叫審批專業;如果是國內已經有的專業，即備案專業，程序相對簡化。

蘇瑩瑩告訴1攝氏度記者：“從程序上看，新設一門審批專業，首先需要學院提出申請，擬開設某一新專業，此申請提出前需該學院學術分委員會充分論證，學校批準後正式啟動申報;其次，啟動申報後各學院針對擬開設專業組織專家論證，其中一半必須是校外專家;論證通過後，由校學術委員會教學指導分委員會、校學位委員會全體會議、校學術委員會全體會議先後審議材料，均審議通過後在校內公示一周，再向教育部高教司提出申請。最後由教育部組織專家論證，論證通過後在教育部網站上公示一個月。隔年的4月公布各高校申報新增本科專業的審批結果。”

上述論證包括開設必要性、可行性、對象國周邊環境、潛在風險、師資儲備、培養方案、模式創新、配套保障等多方面內容。

在孫曉萌看來，總體而言，“一帶一路”是未來若幹年國家長期堅持的倡議，確實需要更多高等教育從業者和高校的共同參與。有這樣的積極性無論如何都是值得鼓勵的。另一方面，全國高校的專業布點的確需要宏觀布局，一哄而上可能導致人才培養的質量下降，需要加強準入門檻審核和學校資質審核。

沈騎則建議，當前，國家開展對小語種人才培養現狀的調查和評估迫在眉睫，其中“一帶一路”相關語種更加迫切，了解全國高校的師資力量、專業布點、學生數量等情況，便於進行宏觀統籌和安排。“從全國看，目前專業布點比較零散、不合理。整體上語種數量偏少，不均衡。國內有的高校在開設新專業時的決策過程並沒有充分論證。”

非通人才建設的野心與困境

對於高校非通人才培養而言，開設新專業，首當其沖也是最大的問題就是師資。開設一門首開專業，往往需要先培養師資。因為缺乏充足的國內師資，北外甚至將希臘語的整個班級20多人包括一位帶隊老師送到了希臘。即便最終培養出了“一帶一路”國家官方語言專業的畢業生，也並不意味著這部分人均能從事於相關專業。

“首先，不能把畢業生就業時專業不對口簡單地定義為培養失敗。但是從非通用語人才培養的角度看，既然是緊缺人才，學以致用應是追求的目標，如果非通用語人才在學成後流失，這在一定程度上說，的確是教育資源的浪費。”賈文鍵向1℃記者表示。

一位來自全國排名靠前的高校俄語系2012屆畢業生告訴1℃記者：“在2012年畢業時，俄語系一共12人，只有3人選擇了直接工作，9個人選擇讀研。這9個人中，畢業後3人繼續讀博，剩余6人均從事了研究生所學專業相關的工作。”

這位畢業生說：“即便是男生，在選擇工作的時候，如果選擇了以所學專業為中心的工作，很可能被外派至其他國家。很多外派地區的條件會比較艱苦，職業路徑變窄，再想回國找其他工作也比較困難，因此班里同學都不太接受外派工種。”

這一問題高校不無思考。

一位不願具名的高校外語專業管理者表示：“目前高校的招生政策的確不允許有性別選擇。但實際情況是，當下世界上有些國家比較動亂，或者對象國對女性有限制，此時學校希望多招男生，少招或者不招女生，但政策並不允許。這是目前學校在培養小語種人才時遇到的瓶頸問題。這方面是否能給學校更大的自主選擇權呢?”

沈騎認為，國內高校小語種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的對接問題非常尖銳。地方和學校需要對這一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同時基於學校實際情況，考慮到國家的戰略需求和現實需求，根據需求建立招生動態調整機制。此外，省、市、部委也應該開展“一帶一路”小語種外語人才專項建設工程，探討非通人才的定位、需求等問題。“這個問題盡管學校自己也在做，但是經費、渠道拓展都是難以克服的問題。”他稱。

在全球戰略布局和利益拓展過程中,世界發達國家都把關鍵語言人才的培養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

比如美國在“9.11”事件之後把語言上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來考慮。2006 年 1 月 5 日正式發布了“國家安全語言啟動計劃”(National Security Language Initiative),致力於培養國家最亟需的“關鍵性語言”的人才。

歐盟、俄羅斯等國同樣註重通過外語政策提高國家的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競爭力。

孫曉萌一直在呼籲：對於一些關鍵語言的專業布點，學校可以動用力量去布局。但是從更宏觀和長遠的角度看，“一帶一路”亟需有效的語言人才培養、使用和儲備機制，這需要國家進行通盤思考和頂層設計，以規避未來“一帶一路”實施過程中可能遭遇的風險和阻力。

發改委：透視投融資體制改革頂層設計六大看點

7月19日，發改委官網發布文章《透視投融資體制改革頂層設計六大看點》，文中表示投融資體制改革頂層設計主要有六大看點：投資核準範圍最小化；推行投資項目審批首問負責制；“多評合一”的中介服務新模式；編制三年滾動政府投資計劃；試點金融機構依法持有企業股權；建設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

以下為文章原文：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意見》18日對外發布。這一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的綜合性、指導性、綱領性文件有哪些重要看點？

投資核準範圍最小化

《意見》明確，堅持企業投資核準範圍最小化，原則上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投資行為。在一定領域、區域內先行試點企業投資項目承諾制，探索創新以政策性條件引導、企業信用承諾、監管有效約束為核心的管理模式。

“我國將探索‘不再審批’的管理模式。”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徐紹史說。

根據《意見》，除極少數關系國家安全和生態安全、涉及全國重大生產力布局、戰略性資源開發和重大公共利益等的企業投資項目外，一律由企業依法依規自主決策，政府不再審批。《意見》還明確，將建立企業投資項目管理負面清單制度、權力清單制度和責任清單制度。

徐紹史說，實行這一模式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要以清晰、完善、可操作的發展規劃、產業政策、技術標準、安全標準等準入性政策條件為前提；二是要以健全的社會信用體系為基礎，對失信企業實行聯合懲戒、對守信企業實行聯合激勵；三是要有全面、高效、有約束的監管、處罰制度為保障。

推行投資項目審批首問負責制

《意見》提出，探索建立並逐步推行投資項目審批首問負責制，投資主管部門或審批協調機構作為首家受理單位“一站式”受理、“全流程”服務，一家負責到底。

徐紹史說，這是在投資項目服務管理方面的制度創新，主要目的是在簡政放權、實行並聯審批後，加強對項目前期工作的統籌協調，為項目單位提供實實在在的便利。

作為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前提，我國正加快建設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聯通各級政府部門，覆蓋全國各類投資項目，實現一口受理、網上辦理、規範透明、限時辦結。同時將建立投資項目統一代碼制度，如同投資項目的“身份證”一樣，統一匯集審批、建設、監管等項目信息，實現信息共享，推動信息公開。

“多評合一”的中介服務新模式

《意見》提出，探索建立多評合一、統一評審的新模式。加快推進中介服務市場化進程，打破行業、地區壁壘和部門壟斷，切斷中介服務機構與政府部門間的利益關聯，建立公開透明的中介服務市場。

今年以來，我國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滑。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上半年民間投資同比增長2.8%，較前五個月繼續回落1.1個百分點。在影響民間投資的諸多因素中，有民營企業反映，一些中介服務機構在與政府脫鉤後，依然存在項目繁多、審查重複、評審效率不高、中介費用較高等問題，企業不堪重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許召元說，對各類評估評審事項進行有機整合，實現多評合一，有利於減少事項、避免重複、提高效率、降低費用。

編制三年滾動政府投資計劃

《意見》指出，依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及國家宏觀調控總體要求，編制三年滾動政府投資計劃。在此基礎上編制政府投資年度計劃，合理安排政府投資。建立覆蓋各地區各部門的政府投資項目庫。

這被視為改進和規範政府投資管理的重要創新舉措。許召元說，在當前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下，國家加大了基礎設施投資力度。但基礎設施項目投資周期長、資金需求量大。三年滾動政府投資計劃的編制有利於各級政府做好項目配套，確保項目資金投入一致性和協調性，更好發揮投資在穩增長中的關鍵性作用。

試點金融機構依法持有企業股權

《意見》提出，開展金融機構以適當方式依法持有企業股權的試點。

當前，融資難融資貴依然是困擾我國企業特別是民營經濟的主要問題。其中較為突出的是，企業直接融資仍然不高。與此同時，商業銀行依靠間接融資“吃利差”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

“金融機構以適當方式依法持有企業股權的試點，有助於小微企業、創業企業等輕資產企業從銀行拓展融資渠道。”中央財經大學教授郭田勇說，一方面，股權融資業務以其輕資本、高收益的特點，正在成為商業銀行提升盈利能力、加快轉型的重要創新方向；另一方面，商業銀行以適當方式依法持有企業股權，將有效減少中間環節、降低企業融資成本，順應企業股權融資的巨大需求，有利於提高投融資效率。

建設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

意見提出，實行核準制的投資項目，政府部門要依托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或政務服務大廳實行並聯核準。

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建設已經邁出步伐。發展改革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介紹說，去年初，發展改革委政務服務大廳正式運行，所有審批、核準事項全部納入大廳統一受理；去年6月底，16個中央部門通過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實現並聯審批；去年12月，在線審批監管平臺連接到省、市、縣。

專家表示，推進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的建設應用，將為轉變行政管理理念、改進公共服務、提升服務水平提供重要技術支撐。

（綜合發改委網站報道）

頂層設計出爐 多地建立軍民融合發展領導機構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印發了《關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要求加快建立國家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軍民融合領導機構，健全統一領導、軍地協調、順暢高效的組織管理體系，國家主導、需求牽引、市場運作相統一的工作運行體系，系統完備、銜接配套、有效激勵的政策制度體系。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建立國家和各省軍民融合領導機構，有利於進一步提升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水平，促進形成全要素、多領域、高效益的軍民融合深度發展格局。而省級軍民融合領導機構在貫徹國家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融合發展中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

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2015年曾在《人民日報》上撰文稱，目前軍民融合發展工作主要由國家和軍隊相關部門分領域組織實施，面臨不少體制性障礙、結構性矛盾和政策性問題。因此要健全軍民融合發展的組織管理體系，建立國家和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軍民融合領導機構，統一負責做好軍民融合發展工作。要有機整合、理順關系，實現軍民融合發展統一領導、軍地協調、順暢高效。

記者了解到，各地正在加快建設軍民融合領導機構。7月13日，四川率先建立了省級軍民融合發展領導機構。四川省政府副秘書長羅治平介紹，四川已初步建立完善了推進軍民深度融合發展的組織架構，明確了工作思路、工作目標、主要任務、責任分工和進度安排，形成了在省委、省政府統一領導下，省級有關部門共同推動，市(州)政府積極參與的軍民融合推進工作機制。

羅治平表示，在軍民深度融合上，四川要形成可複制可推廣的經驗。要建立“省、部、軍”共同參與的軍民融合領導機制，推進軍工投資和資產管理改革，推進軍工企業市場化改革，開展軍工科研院所分類改革，推進軍民科技創新資源共享，創新軍用科技成果轉化機制等

山西省國防科工辦主任朱鵬在媒體上表示，山西要在與部分地市建立軍民融合發展協調領導小組的基礎上，成立省、市兩級軍民融合產業發展領導小組和辦事機構，明確工作職責，形成長效機制，協調解決軍民融合發展的相關問題。

吉林四平市副市長王宇在四平市軍民融合推進會上表示，相關部門要按照上下對口的原則，盡快組建組織領導機構，全面負責軍民融合發展及軍民融合產業園建設工作，要加強融合對接。

湖北省也召開了省軍民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創新專項領導小組會議，省委常委、省軍區政委馮曉林表示，今年是湖北軍民融合深入推進的提速期，也是各類矛盾問題的凸顯期，機遇與挑戰並存。湖北要“做好軍民融合改革大文章”。

業內人士分析，軍民融合發展對中國經濟轉型有重要影響，對於高端產業有著強大的推動作用，有利於要素優化配置，助推產業升級。軍民融合的實質就是通過一系列深化改革措施，讓不同領域內各具比較優勢的要素優化配置，最終加速產業升級和新興動能培育。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張立群認為，《意見》中很多措施都有較強的針對性和操作性，“抓落實”的特征非常明顯。這是對“五大發展理念”中“協調發展”理念的體現，有利於將“富國”和“強軍”有機結合起來，促進經濟社會持久健康發展。

央企重組踩油門，跟著頂層路線圖一起找“國家公司”

央企重組一直都是資本市場的敏感點，外媒2日有關新興際華與中國一重(601106.SH)將合並的報道又使相關上市公司2日股價出現大幅拉升。

第一財經記者隨後從中國一重某內部人士處獲悉，公司內部並沒有聽到要與其他企業重組的消息。新興際華方面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沒有收到任何與重組有關的消息”。

中國一重2日傍晚發布公告表示，央企重組整合相關事宜由上級部門決定，截至目前，中國一重沒有制定和上報過與傳聞有關的重組方案，集團未收到央企重組整合相關事宜的有關文件，也未與政府部門討論過與新興際華集團有限公司重組事宜。

上述傳聞雖然已被證偽，但在中央今年以來密集部署國企改革的背景下，央企重組步伐將明顯加快。

國務院辦公廳日前印發的《關於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的指導意見》(下稱《意見》)明確，通過兼並重組、創新合作、淘汰落後產能等途徑，形成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2016年是改革重組年，央企重組也承擔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任務。此次《意見》的出臺，為央企結構調整和重組明確了方向、範圍和方式。

兩條主線推動央企重組

A股2日下午開盤後，因為彭博的報道，新興際華的兩大上市公司新興鑄管(000778.SZ)和際華集團(601718.SH)及中國一重的股價均出現大幅拉升。截至收盤，漲幅分別達到3.15%、5.87%和3.87%。

除了中國一重與新興際華，外媒1日還報道稱，中國政府正考慮合並寶鋼集團和武鋼集團，創建南方鋼鐵集團；合並首鋼集團和河鋼集團，創建北方鋼鐵集團。但第一財經記者從寶鋼集團內部獲得的消息顯示，上述合並傳聞並不真實。

相關業內人士表示，關於鋼鐵企業合並重組的傳聞由來已久，大動作也不少，市場上早已習慣“狼來了”的故事，市場比較關註的是這些鋼鐵企業將會怎樣以新的排列組合方式出現。

連續兩則有關央企重組的報道都已經被證偽，但似乎又與當前央企重組的思路吻合。

李錦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前央企重組遵循著兩大思路，一是以“一帶一路”戰略為推手，力促優勢企業之間的重組，目的是做大做強，增強全球競爭力。比如南北車合並。二是以過剩產能行業為主的重組，其主要推手是供給側改革，這種重組是以結構調整為主，圍繞去產能、去庫存。

與誰重組、如何重組雖然尚無確切消息，但目前整個鋼鐵行業及中國一重都符合第二種思路。

東北證券某分析人士表示，目前鋼鐵產業整合如果單純依靠市場機制的優勝劣汰來實現，周期過長，並可能伴隨著資源的持續浪費和環境的進一步汙染，因此政府推動鋼鐵產業整合是一種合理選擇。

相比鋼鐵全行業出現的產能過剩，中國一重日子也不好過。公司今年4月19日發布的2015年度業績預告更正公告稱，預計2015年虧損約17.95億元。

對於業績更正的原因，中國一重解釋稱，因受外部市場環境影響，公司經營環境發生變化，為夯實資產，保證財務報告的準確性，相關部門對實物資產進行了認真的梳理，對存貨、固定資產計提了減值。

身處同一行業的東方電氣(600875.SH)也開始走下坡路。公司2015年年報顯示，當年實現營業收入360.18億元，同比下滑7.73%;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4.39億元，同比下滑65.65%。

“現在的項目太少了。”東方電氣一位知情者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公司冀望在海外找到更多項目。

明確重組四種方式

市場之所以如此關註央企重組，與國資委善於做“加減法”不無關系。

國資委成立的13年來，中央企業由196家減至105家，而資產規模卻擴大了7倍，這展示了加減的意義。李錦認為，“加減法”的相互配合能夠更好地推動資源的整合、企業內部的調整。

事實上，國資委的“加減法”下半年可能密集上演。近期公布的國資委上半年國有企業改革進展情況通報提到了下半年工作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大中央企業集團層面的兼並重組，提升國有資本整體功能和運行效率，打造一批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跨國公司。

除此之外，李錦還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意見》有強烈的針對意義和重要性，劃定了央企重組的範圍和方向。明確了“四個一批”的重點工作，即在此前提出的創新發展一批、重組整合一批和清理退出一批基礎上，增加了鞏固加強一批。

“四個一批”中，重組整合一批提到推進央企強強聯合、央企間專業化整合、央企內部資源整合和並購重組，實現國有資本優化配置。這是首次正面提出了央企重組的四種方式。

李錦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在今後一段時期內，重組將成為國企供給側結構調整的中心樞紐，以強強聯合為領頭，兼並重組、專業化整合、拆分重組、內部資源整合、並購重組、混合參股、關停並轉、托管與混合經濟等多種方式的組合案例將持續湧現。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強強聯合”是這一輪兼並重組中不容忽視的改革路徑之一，同時也貫穿於“專業化整合”與“企業內部資源整合”等路徑當中。比如7月上旬中國中紡集團公司整體並入中糧集團有限公司，緊接著中國國旅集團有限公司整體並入中國港中旅集團公司，都是“強強聯合”的案例。

國資委副主任張喜武此前表示，央企之間的整合不是“拉郎配”，重組方式以企業為主，按照市場化方式規範，充分尊重企業的意願，成熟一戶推進一戶。

在專業化整合方面，《意見》也明確，鼓勵通信、電力、汽車等領域相關中央企業共同出資組建股份制專業化平臺，加大新技術、新產品、新市場聯合開發力度，減少無序競爭，提升資源配置效率。

《意見》還指出，加快推進企業內部資源整合，鼓勵中央企業依托資本市場，通過培育註資、業務重組、吸收合並等方式，利用普通股、優先股、定向發行可轉換債券等工具，推進專業化整合，增強持續發展能力。

企業內部整合還包含了壓縮企業管理層級，對五級以下企業進行清理整合，將投資決策權向三級以上企業集中。

對於處置僵屍企業，《意見》也明確了退出路徑，即通過資產重組、破產清算等方式，解決持續虧損3年以上且不符合布局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退出問題。通過產權轉讓、資產變現、無償劃轉等方式，解決3年以上無效益且未來兩年生產經營難以好轉的低效無效資產處置問題。

集團層面重組加快

李錦表示，在“大企業時代”發展的背景下，按照國內外市場激烈競爭與央企內在的瘦身健體的需要，中央企業在2020年組合成80家左右有創新能力、有國際競爭力的“國家公司”，將是極有可能出現的局面。

目前，央企改革試點工作已全面鋪開，隨著重組路徑日漸清晰，集團層面重組步伐正不斷加快。

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7月14日在國企改革情況通報會上表示，央企集團層面重組步伐不斷加快，5組10家央企重組工作正在積極推進，還有幾組重組工作正在醞釀之中，央企戶數年內有望整合到100家之內。

早在上述5組10家之前，國資委就已經推動完成了中糧集團和華糧集團、中糧集團與華孚集團、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國家核電和中電投集團、南光集團和珠海振戎、招商局集團和中國外運長航等多組企業戰略重組。

李錦表示，“以國資改革促國企改革”也是一種解題思路。通過兼並重組進而將原先只負責資產經營的國企，組建成為國資運營和管理的平臺，顯然又正合國企改革的規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組建，是重組的又一推手。比如中國五礦與中冶的組合，更深層次的表現是中國金屬礦產公司投資公司的出現。

李錦還表示，本輪兼並重組將會更加市場化和公開化，避免行政性劃撥，並圍繞資本市場展開。在央企重組的過程中，不僅是要做大，更要做優做強，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

中國電科聯手華為 為三城市打造新型智慧城市頂層設計方案

未來的新型智慧城市到底是什麽樣子?18日在深圳舉辦的新型智慧城市峰會上，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與華為技術有限公司聯合分享了為深圳、福州、嘉興三市打造的《新型智慧城市頂層設計》方案。據新華社報道，目前該批方案已通過專家評審，並已分別根據頂層設計開展具體項目建設和分類規劃。

新型智慧城市建設是一項複雜的系統工程，如果沒有一個整體性的設計指導、統一的技術標準，在實施過程中會遭遇“各自為政”“信息孤島”等城市信息化建設的老問題，增加智慧城市建設失敗的風險。

中國電科副總經理張冬辰在峰會上表示：中國電科此次的《新型智慧城市頂層設計》方案從多個角度、全方位描繪了新型智慧城市的各個方面，設計了“五橫兩縱”的開放式體系架構，並為每座城市量身打造了智慧“大腦”——城市運營管理中心。

中國電科首席科學家鄭愛民介紹：這個“大腦”將通過各個“神經末梢”收集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公共安全、生態環境、社會經濟等城市發展數據，通過感知整理數據，勾畫出“城市運行圖”，基於“大腦”深度的數據挖掘和決策研判，對城市運行中可能存在的各種風險進行預測，實現城市管理從“被動反饋型”到“主動出擊型”的轉變。

專家指出，這款城市的“大腦”還能進行事件深度學習和決策模型自動訓練，實現以數據和認知驅動的城市運營管理新模式，完成真正的城市智慧治理，有效解決“城市病”。

“隨著三個標桿市頂層設計的落地和項目建設，中國電科會逐步探索形成超大型、大型、中小型城市及智慧特色城鎮的頂層設計方法、流程和模板，以及相關建設規範、投資運營模式和技術標準、評價標準等，並將設計和建設經驗積極向全國其他城市推廣，讓更多的市民能夠享受到智慧城市的美好生活。”張冬辰表示。

頂層設計：平等保護民企、國企產權

產權保護的頂層設計首次以中央名義出臺，民營企業吃下定心丸。

11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下稱《意見》）指出，深化國有企業和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改革，以制度化保障促進國有產權保護。

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院長李曙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產權保護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需要漫長的制度建設和體制完善，關鍵還是政策的執行和落地，需要各方積極落實，不要扯皮推諉。政府部門要提高產權保護的積極性，把保護每個公民合法產權作為政府的天職，提高社會公信力。

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產權

李曙光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產權保護是社會文明和法制水平的體現，反映了國家治理能力的水平。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對提升社會信心、維護公平正義、增強各類經濟體的創新動力、建設誠信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具有積極意義，也是司法體制改革的重要一步。

《意見》指出，國有產權由於所有者和代理人關系不夠清晰，存在內部人控制、關聯交易等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利用公權力侵害私有產權、違法查封扣押凍結民營企業財產等現象時有發生；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侵權易發多發。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加快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有效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公民財產權，增強人民群眾財產財富安全感。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銀溫泉表示，《意見》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下一步的行動指南。它發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表明會堅決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所得、勞動成果。這樣就能讓廣大人民群眾吃下一顆定心丸。

由於歷史原因，存在一些法律制度對不同所有制產權保護不夠同等，對非公有產權保護弱於對公有特別是國有產權保護，某些地方政府對民營市場主體仍有偏見。一些民營企業憂心忡忡，甚至影響投資意願。民企也擔心在參與國有企業兼並重組中被扣上“侵占國有資產”的帽子。

對此，《意見》明確，審慎把握處理產權和經濟糾紛的司法政策，充分考慮非公有制經濟特點，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企業正當融資與非法集資的界限、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兼並重組中涉及的經濟糾紛與惡意侵占國有資產的界限，準確把握經濟違法行為入刑標準，準確認定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性質，防範刑事執法介入經濟糾紛，防止選擇性司法。

北京市金杜律師事務所鄧旭明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經濟犯罪的界限，需要準確把握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犯罪的客體，區分公法與私法的界限，將民事侵權與侵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程度區分開，避免將民事救濟可以完成的事項上升到公權力調整的高度。

鄧旭明表示，以知識產權為例，知識產權犯罪行為往往都是知識產權民事侵權後果擴大化的結果，二者的界限就在於侵害知識產權的行為是否達到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的程度，需要避免司法的隨意性和選擇性。

國有產權保護有制度保障

《意見》明確，進一步明晰國有產權所有者和代理人關系，推動實現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和公司治理現代化。完善國有資產交易方式，嚴格規範國有資產登記、轉讓、清算、退出等程序和交易行為，以制度化保障促進國有產權保護，防止內部人任意支配國有資產，切實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關於處理好國企股權多元化與國企產權保護之間的關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國企研究室主任項安波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國企改革頂層設計在國有產權交易方面的要求和規定已經非常明確，只要嚴格按照政策體系的要求，依法合規，公開公正透明，按照市場定價、規範操作的基本原則開展，就不應輕易扣上國有資產流失的帽子。今年7月1日，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聯合發布《企業國有資產交易監督管理辦法》，旨在規範企業國有資產交易行為，加強監管，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這是在國有混合所有制改革關鍵時期的一個重要政策，其對市場影響深遠。

國企改革專家周放生表示，國資流失的核心是沒有通過市場公平交易的方式轉讓、處置國有資產。國有資產流失有兩種，一種是交易性流失，就是在交易過程中不評估、低評估，隱蔽資產，還有一種是國有企業的投資存在嚴重的盲目性，一味想做大做強，造成體制性流失。

對於《意見》提出的嚴格規範國有資產的退出等程序，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認為，這與清除僵屍企業有關，除了違法、貪汙腐敗等問題，國有資產不斷縮水也成為了國資流失的渠道之一，如果不健全僵屍企業退出機制，國有資產“自動流失”就不可避免。《意見》提出規範國有資產退出，將為我國繼續加大馬力清理僵屍企業奠定堅實基礎。

李錦還表示，目前國資部門對國企投資的監管很嚴，也已經有制度規定來保證監督國有資本保值增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如果出現重大失誤要終身負責終身追責。

頂層設計補產權保護短板,不將公共利益擴大化

產權保護領域存在的諸多短板，在中央依法保護產權的頂層制度設計下將得到彌補。

中共中央、國務院27日發布《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下稱《意見》)，明確提出：加強產權保護，堅持平等保護、全面保護、依法保護、共同參與、標本兼治等五大原則。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嚴格規範涉案財產處置的法律程序、審慎把握處理產權和經濟糾紛的司法政策。

在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看來，《意見》最大的意義在於重申產權平等原則。這是中央“揪著耳朵”講給地方官員的，要讓他們聽進去，不能總是拿公權來擠壓私權的空間。過去中央雖然也承認，但再次強調也確有必要，就是為了要讓民營企業家吃一個“定心丸”。

 “產權保護是一個國家法治化程度高低的試金石，但近年來，我國的產權保護存在諸多短板，導致出現了一些民營企業家投資信心不足、資本外流的現象，雖問題並不嚴重，但卻具有苗頭性的趨勢，甚至有人對我國改革開放的方向產生了疑問。為了給投資者在國內投資興業提供穩定的法律環境，就要完善法治，完善法治最重要的突破口就是完善產權保護制度。”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

有知情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意見》涉及到立法、司法、執法等多環節，預計其中所涉相關部門也將在近期發布法律、法規、規章和規範性文件以落實該文件要求。

法不咎既往，疑罪從無

“產權是一個內涵豐富、外延廣闊的概念，物權、股權、債權、知識產權及其他無形財產，比如企業名稱權、商業秘密等都是產權保護的範圍，只要有財產內容的民事權利都納入其中，目的是為了調動廣大企業和市場主體創造財物積極性。”劉俊海表示。

《意見》要求，嚴格遵循法不溯及既往、罪刑法定、在新舊法之間從舊兼從輕等原則，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範問題。

國家發改委有關負責人在解讀完善產權保護制度時稱，長期以來，各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存在一些違規經營甚至涉嫌違法行為。為此一些民營企業憂心忡忡，也造成一些人心思不定、投資意願不強。妥善處理這一問題，對穩定社會預期意義重大。

在執法和司法領域，《意見》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嚴格規範涉案財產處置的法律程序，進一步細化涉嫌違法的企業和人員財產處置規則，依法慎重決定是否采取相關強制措施。

“企業和公民財產權受到侵犯，執法司法不夠規範是一個重要原因。特別是在少數地方執法隨意性大、行政幹預司法、利用刑事手段幹預一般經濟糾紛、濫用強制措施、處置涉案財產時任意牽連合法財產等，這些行為導致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和企業主財產權受到侵害。”前述發改委人士表示。

另外，《意見》還提出完善政府守信踐諾機制。“認真履行在招商引資、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活動中與投資主體依法簽訂的各類合同，不得以政府換屆、領導人員更替等理由違約毀約，因違約毀約侵犯合法權益的，要承擔法律和經濟責任。”

“政府誠信一方面靠正面倡導；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倒逼機制，盡管有個別文件提到過，但這方面討論不多。”劉俊海建議，把各級政府守約踐諾的誠信度作為被評價對象，失信的政府主管部門和主要負責人應該納入失信的黑名單中去。同時，構建地方主要負責人的信用評價體系，推動建立清清爽爽的政商關系。

再提公共利益征地範圍界定

在“完善財產征收征用制度”方面，《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完善土地、房屋等財產征收征用法律制度，合理界定征收征用適用的公共利益範圍，不將公共利益擴大化，細化規範征收征用法定權限和程序。”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認為，《意見》提出財產權利保護問題，實質是承認並尊重房產已經成為城鎮居民重要財產權的現實。對於70年土地使用權到期後的處理，要拿出妥善的辦法。特別重要的是，《意見》指明了要向有利於財產保護的方向進行制度設計。

對於界定公共利益征地範圍，全國人大代表、清華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蔡繼明曾多次呼籲。

《憲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和公民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並給予補償。但是目前，個別地方政府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占用和征收土地，只付出低價進行補償，轉手進行房地產開發。中間巨額的差價引發一系列群體性事件、刑事案件等尖銳矛盾。

蔡繼明認為，從法理上考慮，《土地管理法》的修改，最重要的一條應該是確定公共利益征地的範圍，而非單純地去討論征地的補償標準。因為法律規定，公共利益、合法程序、合理補償都是征地的前提。

在今年兩會的建議中，蔡繼明也提到，一旦確定公共利益用地範圍之後，大量的非公共利益用地就需要通過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加以配置，那麽絕大多數涉及征用農民集體土地的行為都是不需要的。這樣，相對來說，對少量的公益性征地的補償就成為次要問題了。

對於最近33個縣(市、區)行政區試點的土地制度改革，他認為，試點只去試驗征地補償的標準，而非試點界定公共利益的範圍，力度還不夠。

此外，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孫憲忠也對媒體表示，需要在法律上明確界定公共利益的範圍，即使涉及公共利益，也要目的正當、程序正當、足額補償。要讓百姓有知情權，以及一定的參與權和決定權。建議規定公共利益的認定引入聽證程序。除了政府，利益受損代表和獨立的相關專家代表也應該參加。政府部門或者其他強勢的受益主體如果主張某一項目的建設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應當承擔舉證責任。

至於《意見》中提到的，“遵循及時合理補償原則，完善國家補償制度，進一步明確補償的範圍、形式和標準，給予被征收征用者公平合理補償。”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建議，在適用實際損失賠償原則的過程中，應當引入價格評估程序，且評估機構應當是利益受損當事人和政府共同指定的機構。如果雙方不能形成一致意見，應由法院指定評估機構。如果評估有誤，評估機構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業內也認為，鑒於國內多地多次爆發的征地矛盾，一直存在對農民的補償不合理情況。

現行法律規定，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給予補償。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的總和不得超過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產值的30倍。但是一旦征收，招拍掛交易後的土地出讓金遠遠高於征地補償款。正是因為巨大的價差，才導致了征地矛盾的頻發。而醞釀修訂的《土地管理法》也在補償標準上卡殼。

黨國英認為，在未來，政府應該會讓步更多利益給農民。

國資委副秘書長：國企改革文件體系頂層設計基本完成

12月12日，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在2016央視財經論壇暨上市公司峰會上表示，在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的直接領導下，國有企業改革取得階段性進展，文件體系的頂層設計基本完成，10項改革試點全面鋪開，各項重大改革舉措層層落地，尤其是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做好增量，盤活存量，主動減量，這三量調整，著力抓好鞏固加強一批，重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創新發展一批，四個一批，深入開展瘦身健體提質增效，取得了積極成效。

據央視財經報道，彭華崗在峰會上介紹，一是以推進重組整合為重點，優化資源配置，在去年完成6對12家中央企業完成的基礎上，今年繼續推動了港中旅集團與國旅集團，中糧集團與中紡集團，寶鋼與武鋼，中儲糧與中儲棉總公司等10家企業進行重組，同時新組建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有限公司，中央企業總戶數調整到102家，央企之間的戰略性重組有力推動了國有資本優化布局，提高配置效益，促進了企業加快結構調整，轉型升級。

二是以做好壓減工作為突破口，提高管理效率。針對國有企業長期存在的法人單位過多，管理鏈條過長的老大難問題，按照國務院部署，中央企業全面開展了壓縮管理層級，減少法人單位的壓減工作，結合央企部級結構調整，圍繞企業發展戰略，既清歷史舊賬，也算未來新賬，縱向推進產業鏈上下遊優化配置，橫向減少同質化經營，重複建設，無序競爭，力爭三年內減少法人單位20%，管理層級壓縮到四級以內。

三是以化解過剩產能為切入點，調整供給結構。中央企業化解過剩產能不僅是淘汰落後產能，也是減少低端供給，為有效供給提供空間，帶頭化解煤炭鋼鐵行業過剩產能，截至10月底，中央鋼鐵企業完成化解鋼鐵過剩產能1019萬噸，分流安置職工29679人，剛才工信部領導講到，全國是4000多萬噸，實際上中央企業將近占了四分之一，也超額完成了鋼鐵行業化解產能的任務，中央煤炭企業退出煤礦53個，化解煤炭過剩產能3512萬噸，分流安置職工3萬1000人，加快僵屍企業市場肅清，截止到10月末已完成安置人員11萬人，預計全年可完成40戶的處置任務。

四是以剝離職能為抓手，減輕企業負擔。在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之下，中央企業積極推進職工家屬區辦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機構，推進大集體改革等工作，目前試點的遼寧、河南等十個省市通過移交，實現了由專業機構辦專業的事，正在全國全面鋪開，59家中央企業已與地方協商簽訂了移交協議。

五是以創新發展為導向，加快轉型升級。中央企業堅持把深化改革與雙創結合起來，以資本為紐帶，推動基金運作和結構調整協調聯動，搭建各類雙創平臺247個，技術創新戰略聯盟159個，發起和參與179只創新發展基金，在航天、載人航天，探月工程，高速鐵路，特高壓輸電線等領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重大科技創新成果，加快培育和孵化了新的經濟增長點。

政府配置資源頂層設計出臺 建立國有資產動態調整機制

政府配置資源方式出臺頂層設計終於出臺。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創新政府配置資源方式的指導意見》(簡稱《意見》)11日由新華社受權發布。

《意見》明確，要建立國有資本動態調整機制，完善國有資本退出機制。積極推動經營性國有資產證券化，允許將部分閑置的非經營性國有資產轉為經營性國有資產，經營收益上繳財政，統籌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企業重大資產轉讓應依托統一的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公開進行。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是高層的一次具有戰略性的頂層設計，是全面深化改革施工高峰期的一項安排，突破了多年沒有突破的突破口。如果不是中辦、國辦發這個文件，現在很少有人敢這麽說。地方政府不敢說，甚至不敢這麽想，國企高管更沒有這個"豹子膽"。

李錦表示，這是經濟體制改革攻堅的關鍵時刻發表的重要文件。立足一個"新"字，推進國有資產市場配置步伐，優化資本結構布局，創新資本配方式，是經營性資產邁向市場的重要一步。

建立國資動態調整機制

《意見》明確，統籌規劃國有資本戰略布局，建立動態調整機制。落實國家產業政策和重點產業布局調整總體要求，優化國有資本重點投向和領域，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點基礎設施集中，向前瞻性戰略性產業集中，向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優勢企業集中。

李錦表示，國有資本“三集中”進一步強調，屬於“鞏固和加強一批”的內容，這是鞏固和加強黨的執政基礎，首先需要肯定與明確的。對於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要保持控制力，控股也是明確的。這兩個明確，是基礎與前提。

國務院於2016年7月發布《關於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的指導意見》，對央企結構調整和重組，提出了“四個一批”，即“鞏固加強一批、創新發展一批、重組整合一批、清理退出一批。

同時，《意見》指出，要完善國有資本退出機制，研究國家持股金融機構的合理比例，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保持控制力，對其他機構按照市場化原則優化股權結構，激發社會資本活力。

李錦表示，對國有資本，兩個新機制的建立是重要創新。一是國有資本形態轉換機制，一是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關於這兩個新機制，《意見》進一步明確，加快處置低效無效資產，支持企業依法合規通過證券交易、產權交易等市場，以市場公允價格處置國有資產，實現國有資本形態轉換，用於國家長遠戰略、宏觀調控以及保障基本民生的需要，更好服務於國家發展目標。

李錦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加快處理低效無效資本，這是一個重要信號。國有資產龐大，經營性資產有120萬億，其中低效無效資本是一巨大數字。這些資產沈澱，便是自然貶值和流失。一旦盤活，將為國有資產增值帶來改革紅利，也為激活社會資本活力帶來機遇。預計，對怎麽處理低效無效資產，還會有細則與具體措施。

資產證券化推動混改

《意見》強調，堅持以管資本為主，以提高國有資本流動性為目標，積極推動經營性國有資產證券化。資產證券化是混個所有制改革的主要方式之一。2016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按照完善治理、強化激勵、突出主業、提高效率的要求，在電力、石油、天然氣、鐵路、民航、電信、軍工等領域邁出實質性步伐。

對於上述七大領域，不少央企已提出以資產證券化的方式推動混改。1月4日，兵工集團印發了《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關於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指導意見(試行)》，提出了26條意見，推動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兵工集團主要以資產證券化的方式推動混改，既可以解決一股獨大的局面，操作起來也最容易。目前兵工集團資產證券化率只有26%，未來空間非常大。

李錦表示，文件所提到的國有資產形態轉換機制和市場化退出機制，其結果是把單純的國有制變為多種資本參股的證卷化，將低效無效的國有資產通過證券交易與產權交易兩種方式處置。實際上，這是在國家層面為混合所有制的突破性進展做出戰略性安排，對社會資本是極大的利好。

資產轉讓將依托公共資源交易平臺

《意見》明確，推進非經營性國有資產整合與共享。各省份可根據發展需要，將部分經營性國有資產由實物形態轉變為資本形態，將部分統籌使用後仍閑置的非經營性國有資產轉為經營性國有資產，其經營收益或出讓變現所得上繳財政，統籌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

在清產核資、界定產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打破部門行政化分割，構建共享平臺，實現公共科技、教育、醫療、文化等資源開放共享。建立資產共享共用與資產績效、資產配置、單位預算掛鉤的聯動機制，避免資產重複配置、閑置浪費。對行政事業單位超標準配置、低效運轉或者長期閑置資產，要建立完善的調劑機制，有效盤活存量資產，實現高效利用。

李錦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將部分經營性國有資產由實物形態轉變為資本形態，將部分統籌使用後仍閑置的非經營性國有資產轉為經營性國有資產，這兩個轉變，為各省市開了一個口子，其經營收益或出讓變現所得上繳財政，統籌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對於那些財政困難的省份將是利好，例如東北地區。

在經營性國有資產處置和收益分配方面，《意見》提出，企業重大資產轉讓應依托統一的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公開進行。重大經營性國有資產出租、出借要引入市場機制，做到公開、公正、透明。

李錦表示，這或許意味著產權交易從目前線下的交易所將轉移到線上的公共資源交易平臺。交易將會更加透明、公開，提高交易效率和透明度，節約資源和交易成本，嚴防內部人控制和國有資產流失。

按照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整合建立統一的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工作方案》，公共資源交易全過程將實現電子化，解決公共資源配置領域突出問題方面的優勢，實現公共資源交易平臺從依托有形場所向以電子化平臺為主轉變，為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服務，為行政監督部門依法履職提供便利。

中國制造頂層設計完成，智能制造迎“彎道超車”

第一財經記者從工信部了解到，隨著《制造業人才發展規劃指南》的印發，《中國制造2025》的“1+X”規劃體系全部發布。這標誌著“中國制造2025”頂層設計基本完成，11個配套實施指南已經全部發布，全面轉入實施階段。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遲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十三五”時期是我國從工業化中後期走向工業化後期的關鍵5年。2015年5月公布的“中國制造2025”行動綱領，反映了制造業向智能化轉變的大趨勢，有望到2020年初步完成從工業2.0向3.0的升級,並奠定走向“工業4.0”的重要基礎。

“中國制造2025”是我國實施制造強國戰略的第一個十年行動綱領。胡遲表示，隨著“中國制造2025”的深入實施，我國企業將依托“互聯網+”行動計劃，以提高創新能力和基礎能力為重點，推進信息技術與產業技術的深度融合，照著產業高端、智能、綠色、服務的方向發展，產生產業新的競爭新優勢，從而在技術、管理、商業模式等方面實現全面轉型升級。

“1+X”突破制造業發展瓶頸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中國制造2025》的“1+X”規劃體系中，“1”是指《中國制造2025》，“X”是指11個配套文件，包括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建設、工業強基、智能制造、綠色制造、高端裝備創新等五大工程實施指南，發展服務型制造和裝備制造業質量品牌2個專項行動指南，以及新材料、信息產業、醫藥工業和制造業人才4個發展規劃指南。

工信部表示，編制“1+X”規劃體系的目的，是要通過加強政府引導，凝聚行業共識，匯集社會資源，圍繞重點、破解難點，著力突破制造業發展的瓶頸短板，搶占未來競爭制高點。

業內人士分析，《中國制造2025》的11個配套實施指南不是“指令性”而是“引導性”的，旨在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具體實施中還需要各級政府、企業、科研院所、大專院校、金融機構等有關方面廣泛參與，共同努力。

下一步，國家制造強國建設領導小組將加強《中國制造2025》“1+X”體系的落實，細化分解重點任務和責任分工，以目標為導向，圍繞重點任務、重大工程、重點領域梳理凝練一批重點工作，明確時間節點，落實配套政策，與《中國制造2025》實施形成全局統籌、重點推進的工作合力。

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此前在媒體上表示，我國制造業日益發展，到2015年已經成為制造業第一大國，但在品牌塑造、創新能力等方面仍與其他先進國家有較大差距，“大而不強”仍是亟須破解的瓶頸。面對國內經濟下行、投資增速放緩的形勢，必須把推進智能制造作為培育先進制造業的新動力來抓。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從宏觀角度來看，中國經濟目前和未來10年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挑戰。鑒於中國制造業整體依然落後於發達工業國的現狀，加上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智能制造為中國制造業提供了彎道超車的機遇，不僅能有效提高傳統制造業的生產效率和降低各類成本，同時有利於培育和推進新興制造業的發展，這對提升中國制造業的全球競爭力至關重要。

東中西部戰略布局

在國家發改委15日召開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對於媒體就制造業吸引外資式微的現狀提問，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表示，日前印發的《國務院關於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利用外資若幹措施的通知》指出，鼓勵外商在制造業加大投資、優化結構。主要舉措有，明確外商投資企業和內資企業同等適用“中國制造2025”戰略的政策措施，以及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優惠政策要重點支持制造業項目。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示，內外資同等適用“中國制造2025”戰略，其實就是在負面清單基礎之上的國民待遇升級版。負面清單只是準入門檻，現在外資企業只要進來了，將與國內制造業企業同等享受土地、電力、網絡等各項優惠。

隨著“中國制造2025”的推進，目前已有上海、廣東、江蘇、浙江、山東等20多個省區市出臺了具體的地方實施政策，各地形成了東部轉向高端裝備制造、中部產業升級、西部優勢產業突破的不同發展思路。

而在今年陸續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多省市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部署了“中國制造2025”的推進任務。其中廣西提出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重點發展軌道交通裝備、海洋工程裝備、智能制造裝備、新能源汽車等；湖北提出著力抓好50家國家和省級智能制造試點示範；安徽則提出在集成電路、太陽能光伏、智能機器人等重點領域聚焦發力。

16日，成都市政府公開表示，工信部批複同意《成都市創建“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實施方案》，繼寧波市、蘇南城市群和珠江西岸城市群之後，成都成為全國第三批、西部第一批“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範城市。

在試點示範建設上，成都的重點是“工業強基”行動、智能制造引領行動、質量品牌建設行動、企業能力提升行動、產業融合發展行動這五大行動，力爭2017年末成都制造業質量競爭力指數達到86。

辛國斌表示，開展城市試點示範，是以“解剖麻雀”方式探索新常態下不同類型城市制造業轉型的模式和路徑，鼓勵部分地區先行先試、重點突破、形成經驗，有利於推進“中國制造2025”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