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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150514革命的俄羅斯﹙三﹚杜馬 與 斯托雷平改革

來源: http://www.tangsbookclub.com/2015/05/14/%e8%ae%80%e6%9b%b8%e6%9c%ad%e8%a8%98150514%e9%9d%a9%e5%91%bd%e7%9a%84%e4%bf%84%e7%be%85%e6%96%af%ef%b9%99%e4%b8%89%ef%b9%9a%e6%9d%9c%e9%a6%ac-%e8%88%87-%e6%96%af%e6%89%98%e9%9b%b7%e5%b9%b3%e6%94%b9/

誌士幽人莫嘆嗟 古來材大難為用
讀書劄記150514
革命的俄羅斯﹙三﹚杜馬 與 斯托雷平改革
執筆人:蟬

俄國「十月革命」與「血腥星期日」相隔了十多年。 期間仿西方國會組織「杜馬Duma」為何沒有成功? 著名的俄國首相 斯托雷平在這一系列事件中又扮演著甚麼角色? 本文將簡短講述Figes對十月革命的近因觀點。

〈偽眾議院:杜馬〉
第一屆杜馬於1906年4月成立, 從來實行君主專政的俄羅斯首次有了民選國會。但是杜馬的權限相當模糊, 議員雖然認為杜馬是國家的最高立法機構,但在沙皇眼中卻只是一個僅負責提供政策意見的政治妥協物***

按照1905年公佈的俄國基本法,沙皇保留著行政、武裝部隊、包括交戰和媾和在內的外交政策、王位繼承、帝國法院和領地等方面的權力,而且宗教事務也在其掌握之中。 杜馬有權立法和通過財政預算,但近半的國家預算如軍事、法庭和國債都不包括在內。
而與杜馬成對的“上議院”,則早由 亞歷山大一世時期成立的「國務委員會Council of State」扮演。國務委員會由權貴組成,近半議員由沙皇每年任命,並與杜馬擁有對等的權力。

最關鍵的是,沙皇有權隨時召開和解散杜馬***,只需在解散時決定重選程序的時間便可。 而在杜馬閉會期間,沙皇可在緊急情況下發佈具有法律效力的臨時敕令ukazes,即使敕令程序上需要由下屆杜馬追認。
故此杜馬與西歐的 “君主立憲制” 議會有著極大的差距。

杜馬有著極其複雜且限制重重的選舉制度,明顯向皇室親信傾斜,但是理論上幾乎所有俄國人都有參選的資格。 俄國之所以在初次杜馬選舉時很大程度實現公民普選權,除為了安撫民眾情緒,還因為政府錯估老百姓會將選票投向親沙皇和右派分子,結果當然事與願違。

〈斯托雷平登場〉
與政府預測的剛好相反,在497個議席當中,124席由泛左派人士勝出,112席由無黨派人士贏得,而心存改革的「立憲民主黨Kadets」則獲得184席大勝。 Kadets提出對沙皇政權不切實際的改革主張,要求當屆政府請辭,再由杜馬委任新任領導,並向杜馬負責。***

第一屆杜馬在73天內開會40次,在毫無成果的情況下被 尼古拉二世解散。Kadets對沙皇的決定極度不滿,在芬蘭維堡簽署宣言,譴責政府並號召人民進行消極抵抗,拒絕繳稅和服兵役。 結果與會代表被政府拘捕監禁,並喪失下屆杜馬的參選資格。

沙皇於1906年7月委任 彼得‧斯托雷平 Pyotr Stolypin 為首相***。 斯氏1903年出任Saratov省省長,因堅決鎮壓農民叛亂獲得 尼古拉二世信任,拜相前任職內務大臣。 斯氏以鐵腕手段聞名於世,當時的絞刑臺繩索被稱為「斯托雷平領帶」;而將革命分子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則被稱作「斯托雷平列車Stolypin Carriages」

然而斯托雷平並非徒具鉄腕而不懂政務, 他提出的土地改革是俄國史上首次,也是最後一次土地改革。 史家一般正面評價他的土地改革理論,認為這是俄國最後避免流血革命而實行政制改革的機會,然而他的努力仍以失敗告終。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
俄國在19世紀中期解放農奴,很多農田都實行所謂的「obshchina制」。 農奴解放後缺乏經濟能力,無法離開原有的土地,當時很多土地都由整條農村擁有,即 “集合擁有collective ownership”。 村民每年獲分發一片耕地,並將部分農穫交與農民合作社。 對於個別農民而言,農地並非他們的私人財產,他們每年所耕種的地塊也不相同。

斯托雷平認為俄國的重大內在矛盾在於人民對國家欠缺歸屬感, 認為國家是沙皇的私產,他們只是在上面討生活的人。 本身利益真正受到國家照顧的只有極少數貴族階層。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斯氏的改革目標便是為俄國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階層:農民地主。***** 透過將農村合作社的土地權益轉換為村外的空地,或用以整合其他村內地塊。為了配合整個土地改革計劃,政府立法成立「農民土地銀行」,提供低息貸款,鼓勵農民走出農村合作社,成為國家的擁有者。

然而農民對於改革抱有相當大的懷疑,害怕新土地的條件比現在的還要差。*** 加上村內的文化壓力和牢固的人際關係,極少農民自願參與改革。 據統計1915年以前6百萬份的土地整合申請當中,有1/3的申請人自行退出;而當中獲得通過的1百萬份申請,有2/3是政府當局強迫合作社就範的。
十月革命前夕,約有15%的農民家庭轉耕私有土地,令擁有財產的農民家庭佔整體比例提高至30%。

Figes認為「斯托雷平改革」雖然目光遠大且對癥下藥,但他對俄國社會狀況的判斷有著根本性的落差: 斯氏認為農民之所以貧困是因為合作農村形式效益低落,難以改善生產,只要將合作農村模式打破,便能改變一切。 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合作農村是因為農民太貧窮才形成,它是一種 “均貧制度”,而平均主義反倒是他們維持糊口生計的最佳策略。*****

要打破這種根本性的社會困局本來已經極為艱難,而斯托雷平在推動過程中卻維持他一貫的鐵腕手法,不惜兩度解散杜馬謀求通過土地改革法案。 結果除了令土地改革在政黨間不受歡迎,改革賦與人民的社會地位和財產權也令沙皇感到非常不安。
的確,斯托雷平將改革視為國家進步的必然步伐,而不是將其視為延續沙皇統治的手段。**** 這種基本價值上的分歧,由斯托雷平下臺後政府立即將改革叫停可見一斑。

參考:
《Revolutionary Russia: 1891-1991》(2014) Orlando Figes
《俄羅斯史A History of Russia》(2005) Riasanovsky & Stei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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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劄記150514
革命的俄羅斯﹙三﹚杜馬 與 斯托雷平改革
執筆人:蟬

俄國「十月革命」與「血腥星期日」相隔了十多年。 期間仿西方國會組織「杜馬Duma」為何沒有成功? 著名的俄國首相 斯托雷平在這一系列事件中又扮演著甚麼角色? 本文將簡短講述Figes對十月革命的近因觀點。

〈偽眾議院:杜馬〉
第一屆杜馬於1906年4月成立, 從來實行君主專政的俄羅斯首次有了民選國會。但是杜馬的權限相當模糊, 議員雖然認為杜馬是國家的最高立法機構,但在沙皇眼中卻只是一個僅負責提供政策意見的政治妥協物***

按照1905年公佈的俄國基本法,沙皇保留著行政、武裝部隊、包括交戰和媾和在內的外交政策、王位繼承、帝國法院和領地等方面的權力,而且宗教事務也在其掌握之中。 杜馬有權立法和通過財政預算,但近半的國家預算如軍事、法庭和國債都不包括在內。
而與杜馬成對的“上議院”,則早由 亞歷山大一世時期成立的「國務委員會Council of State」扮演。國務委員會由權貴組成,近半議員由沙皇每年任命,並與杜馬擁有對等的權力。

最關鍵的是,沙皇有權隨時召開和解散杜馬***,只需在解散時決定重選程序的時間便可。 而在杜馬閉會期間,沙皇可在緊急情況下發佈具有法律效力的臨時敕令ukazes,即使敕令程序上需要由下屆杜馬追認。
故此杜馬與西歐的 “君主立憲制” 議會有著極大的差距。

杜馬有著極其複雜且限制重重的選舉制度,明顯向皇室親信傾斜,但是理論上幾乎所有俄國人都有參選的資格。 俄國之所以在初次杜馬選舉時很大程度實現公民普選權,除為了安撫民眾情緒,還因為政府錯估老百姓會將選票投向親沙皇和右派分子,結果當然事與願違。

〈斯托雷平登場〉
與政府預測的剛好相反,在497個議席當中,124席由泛左派人士勝出,112席由無黨派人士贏得,而心存改革的「立憲民主黨Kadets」則獲得184席大勝。 Kadets提出對沙皇政權不切實際的改革主張,要求當屆政府請辭,再由杜馬委任新任領導,並向杜馬負責。***

第一屆杜馬在73天內開會40次,在毫無成果的情況下被 尼古拉二世解散。Kadets對沙皇的決定極度不滿,在芬蘭維堡簽署宣言,譴責政府並號召人民進行消極抵抗,拒絕繳稅和服兵役。 結果與會代表被政府拘捕監禁,並喪失下屆杜馬的參選資格。

沙皇於1906年7月委任 彼得‧斯托雷平 Pyotr Stolypin 為首相***。 斯氏1903年出任Saratov省省長,因堅決鎮壓農民叛亂獲得 尼古拉二世信任,拜相前任職內務大臣。 斯氏以鐵腕手段聞名於世,當時的絞刑臺繩索被稱為「斯托雷平領帶」;而將革命分子運往西伯利亞的火車則被稱作「斯托雷平列車Stolypin Carriages」

然而斯托雷平並非徒具鉄腕而不懂政務, 他提出的土地改革是俄國史上首次,也是最後一次土地改革。 史家一般正面評價他的土地改革理論,認為這是俄國最後避免流血革命而實行政制改革的機會,然而他的努力仍以失敗告終。

〈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
俄國在19世紀中期解放農奴,很多農田都實行所謂的「obshchina制」。 農奴解放後缺乏經濟能力,無法離開原有的土地,當時很多土地都由整條農村擁有,即 “集合擁有collective ownership”。 村民每年獲分發一片耕地,並將部分農穫交與農民合作社。 對於個別農民而言,農地並非他們的私人財產,他們每年所耕種的地塊也不相同。

斯托雷平認為俄國的重大內在矛盾在於人民對國家欠缺歸屬感, 認為國家是沙皇的私產,他們只是在上面討生活的人。 本身利益真正受到國家照顧的只有極少數貴族階層。
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斯氏的改革目標便是為俄國建立一個新的社會階層:農民地主。***** 透過將農村合作社的土地權益轉換為村外的空地,或用以整合其他村內地塊。為了配合整個土地改革計劃,政府立法成立「農民土地銀行」,提供低息貸款,鼓勵農民走出農村合作社,成為國家的擁有者。

然而農民對於改革抱有相當大的懷疑,害怕新土地的條件比現在的還要差。*** 加上村內的文化壓力和牢固的人際關係,極少農民自願參與改革。 據統計1915年以前6百萬份的土地整合申請當中,有1/3的申請人自行退出;而當中獲得通過的1百萬份申請,有2/3是政府當局強迫合作社就範的。
十月革命前夕,約有15%的農民家庭轉耕私有土地,令擁有財產的農民家庭佔整體比例提高至30%。

Figes認為「斯托雷平改革」雖然目光遠大且對癥下藥,但他對俄國社會狀況的判斷有著根本性的落差: 斯氏認為農民之所以貧困是因為合作農村形式效益低落,難以改善生產,只要將合作農村模式打破,便能改變一切。 然而實際的情況是,合作農村是因為農民太貧窮才形成,它是一種 “均貧制度”,而平均主義反倒是他們維持糊口生計的最佳策略。*****

要打破這種根本性的社會困局本來已經極為艱難,而斯托雷平在推動過程中卻維持他一貫的鐵腕手法,不惜兩度解散杜馬謀求通過土地改革法案。 結果除了令土地改革在政黨間不受歡迎,改革賦與人民的社會地位和財產權也令沙皇感到非常不安。
的確,斯托雷平將改革視為國家進步的必然步伐,而不是將其視為延續沙皇統治的手段。**** 這種基本價值上的分歧,由斯托雷平下臺後政府立即將改革叫停可見一斑。

參考:
《Revolutionary Russia: 1891-1991》(2014) Orlando Figes
《俄羅斯史A History of Russia》(2005) Riasanovsky & Stei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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