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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誠英國地產布局 一項目曾因歷史遺跡問題被質疑

在秋末的一個下午,第一財經1℃記者來到倫敦東南路易迅漢姆區(Lewisham)沿泰晤士河的DEPTFORD地帶,由長江實業地產集團擁有和開發的康沃斯碼頭(Convoys Wharf )集零售、辦公、住宅為一體的地產項目就坐落在此地。

自從1869年5月停止作為碼頭使用後,康沃斯碼頭曾經成為家畜買賣市場、皇家海軍倉庫等。2014年1月,倫敦政府終於為李嘉誠開啟綠燈。這一地區的未來非常令人期待:在這16.6公頃的地塊上,長江實業將斥資10億英鎊(也有報道稱7億英鎊)建造兩棟38層、一棟48層的摩天大樓,共有3500套新建住宅,其中15%為經適房。還有新建商店、學校、公共綠地、藝術文化場所等。

500年來,這里首次讓人們在這一帶能夠走近泰晤士河岸享受水岸家園的美好。這是李嘉誠在英國投資的第6個地產項目,而且是規模相對最大的項目之一。

這塊2005年5月就購入的地塊,經歷了近10年的規劃審批過程。目前康沃斯碼頭項目由英國FM Conway 建築公司承建,按照計劃2016年夏開工,目前仍處在初期階段。日前,1℃記者電話要求采訪康沃斯碼頭地產公司相關人士,該項目負責人喬納森(Jonathan)表示他本人非媒體發言人而將采訪要求向相關方面轉達,並稱會有人回複,但直至發稿,記者並未得到回複,1℃記者為了能夠了解更多情況特意來到地塊周圍,與項目周邊居民聊起了這個大規模的舊區改造項目。

“我不是很清楚目前這個項目進行的情況,我們也不是很介意是誰來投資或者改造。”一位在附近居住的男子說。

“應該已經在開挖了吧,不過這個改造項目不是為了我們這里居民的。這些房子造好了也完全不是為我們,造好前大概就會全部賣掉,都賣給那些外來投資者和富有一族。”住在與改造項目一墻之隔房子里的中年男子走出家門時,被記者攔住問意見,他說,“雖然能夠創造一些就業,以後這里會很熱鬧,有商店,生活會方便,但是那些新建住房我們是完全承擔不起的。”

因為康沃斯碼頭曾經是亨利八世軍艦停泊碼頭,英國作家約翰·伊夫林也曾在地塊內居住,現存的、曾經為倉庫的奧林匹亞建築(Olympia Building)是國家二級保護建築。這樣的歷史遺產痕跡濃重的舊區改造,必然會遭遇不少的反對。2013年,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下稱和記黃埔)在康沃斯碼頭項目建設許可的申請遞交時,就有路易迅漢姆地區當時的議員瓊·茹道克(Joan Ruddock)向當時的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致函,希望尊重歷史遺跡,慎重考慮和記黃埔的申請。她之後還向媒體表示,“這是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我們必須要有更加強硬的政策來控制豪宅和經適房之間的平衡”。

記者也嘗試向路易迅漢姆地區政府有關人員詢問康沃斯碼頭項目的最新進展和對地區經濟及就業的幫助和促進,但杳無音訊。記者又向路易迅漢姆現任地區議員Vicky Foxcroft要求采訪,想具體了解政府方面目前對此事的看法,結果他表示,“工作繁忙,沒有時間接受采訪,不能在此時對此事作出評論。”

有關信息表明,康沃斯碼頭項目建成後會為地區內創造2000個全職工作崗位,第一期建設就需要1200個工作崗位,和記黃埔還表示願意貢獻50萬英鎊給地區民眾做就業培訓和指導。

無論是投資方長江實業地產,還是地區政府方面以及當地議員,有些諱莫如深的態度,這很難不讓人猜測其中是否會不會不有什麽隱情。

回顧來看,李嘉誠在英國的地產投資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一共有四個已經完成的項目和兩個仍在建設中的項目。這些地產項目都是通過長江實業地產進行開發,其中四個樓盤都是傍著泰晤士河而建,可見李嘉誠順風順水、有水有財的投資觀念。

最早的樓盤於1998年左右落成,是位於倫敦高檔社區肯辛頓和切爾西之間的“皇家門肯辛頓”Royal Gate Kensington高級公寓;之後分別於2001年、2003年建成的貝爾格瑞維亞(Belgravia Place)、蓬特威特羅(Montevetro)以及阿爾貝恩河岸(Albion Riverside)都是倫敦黃金地段高檔公寓大樓。這些樓盤深受香港回歸後移民英國的港人以及英國當地人士的追捧。

目前還有一個尚未完全收工的項目是“切爾西水邊”(Chelsea Waterfront)項目,其中包括東塔和西塔兩棟分別是37和25樓層玻璃幕墻住宅大樓和3棟7層的小樓,有部分2017年中期竣工,還包含商店、餐飲、健身俱樂部等各種配套設施。售價情況,按照其官網貼出的兩房公寓,起板價是170萬英鎊。第一期2015年底就已告售罄。

一位不到30歲就號稱一輩子不工作都可以養活一大家子的商人,一個在英國殖民背景下長大成人的港人,一個視現金流為最重要的投資人,一個手腕上的表永遠被撥快半個小時的老人——李嘉誠堅稱,不能將投資當賭博,投資路每一步都要小心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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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權之燼 在伊拉克探尋薩達姆遺跡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3653

2003年4月9日,伊拉克巴格達,伊拉克人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幫助下將前總統薩達姆的雕像放倒。(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

2003年,打著“阻止薩達姆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旗號,美軍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悍然入侵伊拉克。後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場騙局,伊拉克戰爭的“成果”只是數千美軍命喪異域和伊拉克人看不到頭的災難。

“薩達姆被推翻之後,我們得到了一個弱勢政府:一群小阿里巴巴取代了那個大的,”謝赫阿蔔杜拉告訴筆者,“唯一不變的是窮人的數量。為了那一點點可憐的施舍,他們需要忍受更多朝令夕改的混亂。”

薩達姆·侯賽因高達6米的全身銅像,於2002年4月28日(即這位政治強人65歲的生日),在底格里斯河東岸的巴格達樂園廣場揭幕。對統治伊拉克進入第23個年頭的薩達姆本人來說,這是一個象征意義足夠突出的地點:在廣場東北角,是以伊斯蘭教齋戒期結束之日命名的“齋月14日”清真寺,代表了這個國家的宗教傳統;西側並排的兩棟大樓是1980年代修建的地標性建築——18層高的巴勒斯坦飯店和118米的喜來登伊什塔爾飯店,使人回想起海灣戰爭之前的黃金歲月。沿著穆薩納·謝巴尼街繼續向東北方前進,可以抵達占地81公頃、年訪客數量超過150萬人次的巴格達動物園;在國際制裁的壓力下,這是伊拉克人少有的休閑去處。而薩達姆的銅像就矗立在所有這些建築之間,傲慢地俯瞰著他所創造的一切。

2003年4月9日,美軍攻下底格里斯河畔的總統行宮之後第三天,前國家摔跤隊隊員卡齊姆·謝里夫手提一把10公斤重的大錘,掄出了砸向銅像基座的第一錘。這是一場經過精心策劃的表演:作為薩達姆長子烏代·侯賽因曾經的密友,見多識廣的謝里夫深知巴勒斯坦飯店乃是歐美記者最喜愛的下榻地,他的另類真人秀將通過電視信號和互聯網,傳遞到全世界每一個關註者面前。

而一輛意外闖入畫面的美軍M88A2“大力神”型裝甲車,則將整個表演推向了最高潮:年輕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將鋼索套到銅像的脖子和腳踝上,隨後發動柴油機,高舉右手的“薩達姆”從6米高的底座上重重跌落下來;四周圍觀的巴格達人一擁而上,向銅像吐口水、丟鞋。兩個多月後,殘留的基座上豎起了一座由年輕藝術家艾爾-達維里設計的綠色現代主義雕塑:遜尼派、什葉派和庫爾德人共同托起冉冉上升的新月和太陽,代表了伊拉克各民族和教派的重新團結。

當筆者站在樂園廣場中央幹涸的噴泉池內時,意外地發現那座趕制而成的“團結”雕塑已經因為銹蝕嚴重而被拆除,光禿禿的底座上卻還殘留著薩達姆銅像的一只腳掌,顯得荒誕而諷刺。在和筆者交談過的伊拉克官員、部落首領、商人以及普通市民中,沒有一個人懷念那位“尼布甲尼撒之子”,但所有人都承認:在伊拉克現代史上,還沒有任何一位其他領導人的影響力可以與薩達姆相提並論。那些散落在全國的行宮、巨大而浮誇的雕塑以及人們言談中對往昔“確定性”的追憶,猶如吹不散的灰燼,時時喚起人們關於那段威權統治的漫長記憶。而在確定性消解之後,重建政治的努力,也只能在這灰燼之上艱難地進行。

而這些都是拜美國人之“賜”。2003年,打著“阻止薩達姆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旗號,美軍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悍然入侵伊拉克。後來,事實證明,這不過是一場騙局,伊拉克戰爭的“成果”只是數千美軍命喪異域和伊拉克人看不到頭的災難。

“綠區”的孤獨

和那些領導著現代全能型政府的威權政治家相比,薩達姆更像是一位古代君主:他的個人生活以及審美趣味完全與世隔絕,帶有宣傳性質的“親民”行為也完全通過個人對個人的方式進行。

“準備好證件,對哨兵微笑點頭,在任何一處公共建築前都不要逗留太久,”薩利赫緊張地告誡筆者,“如果需要攝影或攝像,記得告訴我你的拍攝目標。我們只能走單程路線,否則會被截停盤查,到時會很麻煩。”

作為伊拉克國家投資委員會公共關系司司長,薩利赫屬於五千余名擁有“綠區”出入許可證的本地特權人士之一。在依舊會發生零星爆炸和槍擊事件的巴格達,“特權”不僅意味著高級西服、“蘭德酷路澤”吉普車和新款iPhone手機,還包含了最高級別的安保措施。而位於底格里斯河西岸的卡赫區、占地10平方公里的“綠區”,正是這個總數不超過2萬人的特權階層的聚居地。他們中有歐美外交官、常駐國際記者、伊拉克高級官員和石油公司代表,由一個營的伊拉克安全部隊、一個營的多國部隊以及大批安保公司雇員提供多層式戒備。穿過“7月14日”大橋的外圍檢查站之後,至少還須經歷4道崗哨的盤查和臨檢才能抵達“綠區”中心;從大橋另一端望去,警戒區外圍的混凝土墻上密布著彈孔和土制火箭爆炸的痕跡,令人觸目驚心。

將巴格達西部劃分為國際安全區“綠區”和平民生活區“紅區”的安排,雖然始於2003年美軍的入侵,但在1979年薩達姆正式上臺之後即已現出端倪。從這位鐵腕人物登上總統之位的第一天起,他本人以及複興黨領導層日常辦公和居住的場所就被重重的圍墻和崗哨包圍了起來,普通民眾只有在大型慶典或集會時才有機會一睹。由英國設計師布萊恩·庫珀主持修建的舊王宮被重新命名為“共和宮”,作為薩達姆的國賓館和藝術品收藏室,隨後又建造了雜糅有新古典主義和現代主義建築風格的複興黨黨部。

在1980年代財力相對闊綽的歲月,“綠區”幾乎變成了薩達姆個人審美趣味和對外宣傳的最大窗口:250米高的無名戰士紀念碑,造型複古的國家慶典廣場,金碧輝煌的拉希德飯店,都是在這一時期興建,並且齊集於“綠區”中央的閱兵大道兩側。尤其醒目的是大道盡頭為紀念兩伊戰爭而修建的“勝利拱門”——兩只巨大的鋼鐵之手擎起一對交叉的阿拉伯彎刀,在夕陽映照下拖著長長的暗影。那雙巨手是根據薩達姆本人的手型倒模制作,鑄造手模的鋼鐵來自戰爭前線繳獲的5000頂伊朗鋼盔;兩把重達24噸的彎刀則由從陣亡的伊拉克士兵手中回收的步槍制成。每逢7月14日共和革命紀念日或其他重要節慶,身著軍裝的薩達姆便會站到拱門巨大的陰影下方,檢閱共和國衛隊以及遊行群眾。至於平時,這些建築周圍往往空無一人,普通民眾根本無緣接近。

一些現代獨裁者會喜愛群眾簇擁、遊行歡呼的宏大敘事,而薩達姆和民眾的關系卻往往是單向度的:有時他會突然在共和國宮召見隨機從街上拉來的平民,賜予對方房產和現金;有時則秘密下令處決被懷疑不忠的複興黨高官,毫無規律可循。直到1995年,他才突然想起自己的總統身份並未經過“民主表決”,於是舉行了一場大選,不出意外贏得了99.99%的選票。

後薩達姆時代的“綠區”依舊保持著對外隔絕、人流稀疏的狀態。2003年之後在這里建立的駐伊臨時管理機構以及新政府曾屢遭汽車炸彈的襲擊,不得不再度築起高墻、安插上崗哨,這倒意外地使薩達姆時代遺留的建築和街道大致保持了原貌。在國防部大樓門前,漆成藍色的退役米格-21型戰鬥機、T-72M型坦克和BMP-1型步兵戰車依然一字排開,只有共和宮正門處兩座銅制的薩達姆胸像已經被悄然拆除。2005年,薩達姆·侯賽因本人最終在“綠區”的原複興黨總部大樓內被判處死刑。

行宮的政治含義

曾經的革命喧囂過去之後,薩達姆及其家族變成了權力的唯一來源。薩達姆遊走於行宮之間的身影,恰如威權政體對社會綿密而勞頓的控制。但在表面的平靜之下,依然有暗流湧動。

“帶我去看看薩達姆的行宮吧,就去你叔叔見過的那幾處!”一天中午,筆者這樣問小賈希姆。他的叔叔拉提夫·努賽義夫·賈希姆曾任複興黨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在美軍發布的“撲克通緝令”中位列“黑桃10”,如今流亡在德國。“別開玩笑了,那種宮殿光在巴格達就有十幾處,外省更多,花上兩星期你也逛不過來!”

在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探訪那位薩達姆留下的行宮和別墅、在墻上留下塗鴉,幾乎成為了普通伊拉克人的一種消遣。從巴格達到提爾西特,薩達姆曾經棲身過的宮殿猶如一座座秘密寶藏,其中充斥著高達兩三米的巨大木雕、覆蓋一整面墻的誇張油畫、進口自捷克的波希米亞水晶吊燈以及鍍金的樓梯扶手,是劫掠者和獵奇客眼中的天堂。伊拉克政府甚至沒有興趣將那些行宮改建為博物館或度假村:一來它們的面積實在過大,單是修繕外觀、恢複水電就須花費一筆巨大的資金;二來對尚未開放旅遊簽證申請的伊拉克來說,缺少付費習慣的本地民眾也不足以撐起門票收入。這倒給了筆者以意外的便利,可以事無巨細地對其加以審視。

在近距離觀察過的3座薩達姆行宮中,筆者印象最深的是位於希拉附近的夏宮“薩達姆山”。不僅是由於其中擁有兩層樓高的柏爾尼(黑夜女王)木雕、超過100平米的臥室以及帶有羅馬柱裝飾的浴缸,更因為它的地基背靠幼發拉底河,就在傳說中的古巴比倫“空中花園”遺址之上。站在這座金字塔形建築的露臺上,可以俯瞰200米外的巴比倫古城遺址,伊什塔爾門、城墻、宮殿以及複建的巴別塔清晰可見。

那一瞬間,現實與歷史完成了交融,薩達姆本人和他衷心崇拜的耶路撒冷征服者尼布甲尼撒二世的形象完美地聯系在了一起。無怪乎他本人也曾洋洋得意地在複建的巴比倫城墻上留下巨大的簽名:“此墻系由尼布甲尼撒之子薩達姆重建,以增進伊拉克的榮光。”而真正的歷史遺跡卻被掩埋在了整齊劃一的仿古城磚之下。

行宮的價值,不僅在於充當薩達姆個人的享樂空間,更是威權政體實施社會控制和賄買的直接寫照。通過不定期地出巡外省,在宮殿中招待地方首長、部落首領和駐軍指揮官,贈予其豐厚的禮物和感官享受,薩達姆使得歷來在伊拉克傳統社會擁有巨大能量的謝赫(部落領袖)家族與執政當局結成了利益同盟。

然而自上而下推行的控制和滲透策略,由於成本過高,能實現的效率閾值畢竟有限。在城市社區,普通民眾的賑濟、動員和開導往往以清真寺為中心,無形中形成了一個自下而上的全新組織結構。當薩達姆政權提供的政治、經濟資源因國際制裁日益枯竭之時,清真寺所代表的力量已經遠遠超過了幾十座行宮的誘惑。後薩達姆時代什葉派宗教團體的崛起,乃至“阿拉伯之春”後整個中東宗教勢力的複興,原因蓋在此矣。

在無政府狀態的邊緣

壟斷一切社會資源、也管制一切群體的龐大威權消解之後,多個次級權力中心的崛起使伊拉克處在了無政府狀態的邊緣。沒有人懷念暴君,但人們依舊會通過建構對於往昔繁華的追憶來表達對確定性的渴望。

“您如何評價薩達姆其人?”

坐在筆者面前的是瓦西特省資深謝赫阿蔔杜拉·薩阿德,1990年代,他曾多次蒙受那位獨裁者的召見。

“此人是個大阿里巴巴。他在位時,政府的地位極其強勢。國家通過出口石油獲得了大量外匯,但都消耗在無謂的對外戰爭中了。薩達姆被推翻後,我們獲得了一個弱勢政府,一群小阿里巴巴取代了那個大的,政出多門,一事無成。唯一不變的是窮人的數量,而他們必須忍受更多的混亂。”

與中國人印象里那個足智多謀的阿拉伯樵夫不同,在伊拉克人的日常話語中,“阿里巴巴”代表的是匪徒和強盜。如果說“大阿里巴巴”的統治意味著可以預估的殘忍,那麽在“小阿里巴巴”時代,無序和混亂已經成為了生活本身。當然,後者在相當程度上依然是前者的副產品——“大阿里巴巴”維持其地位的手段之一,在於人為擴大因地理、民族和教派差異造成的區隔,制造“我們”和“他們”之間的對立。阿拉伯人是“我們”,庫爾德人是“他們”;遜尼派是“我們”,什葉派和基督徒是“他們”;農民、小商販和低級公務員是“我們”,知識分子是“他們”。暴政在某些時刻曾經侵犯到“我們”,但更多時候是加諸“他們”頭上:這形成了一種虛幻的心理安慰。而2003年戰爭之後出現的準無政府狀態卻可能隨機傷害到一切人。

在那個壟斷一切社會資源、也管制和挑撥一切群體的龐大威權消解之後,普通伊拉克人所能信賴的只有眼前切實可見的力量和組織。擁有獨立武裝的庫爾德人建成了與巴格達離心離德的自治區,美國支持下的城市什葉派擁護伊斯蘭達瓦黨,廣大農村則處在薩德爾運動的影響之下。“我們”與“他們”的區隔催生出了多個次級權力中心,彼此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和直接,準戰爭狀態長期無法解除;即使是在時局趨於穩定的今天,普通伊拉克人對社區、教派和省份的忠誠依然遠遠超過他們的國家意識。而大學教授、醫生、工程師、飛行員等具有特殊技能的精英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舉家遷往歐洲,留下那個前途暗淡的國家繼續待在不確定性里。

令人驚訝的是,中老年人開始越來越多地追憶1958年共和革命之前的那段歲月:那時還沒有複興黨和薩達姆,沒有內戰和動亂,基爾庫克的巨大油田剛剛啟動開發,一切似乎都在朝光明的方向駛去。

“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並不曾親身經歷那段歷史,但我們討厭薩達姆和他的一切,寧可想象被革命推翻的費薩爾二世國王或許會成為更好的統治者。”圖書商人比拉爾告訴筆者。在日漸蕭條的巴格達文化中心穆塔奈比大街,歷史超過100年的老店鋪和老建築上重新掛起了哈希姆王室的照片,以及消失已有58年之久的伊拉克王國國旗,仿佛這些並不真切的圖騰可以作為往昔美好的象征加以緬懷。在一間開設於1905年的水煙館,比拉爾悠悠地回憶道:“有時會有一些年過七旬的老顧客找到我,我們一起喝著石榴汁,翻閱老照片,分享關於前薩達姆時代的各種記憶。許多人的口齒已經不再清楚,但提到那些遙遠的往事,依然會淚流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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