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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牌城市”哪家強：深圳經濟超萬億，這四市讓省城壓力有點大

在中國，行政資源配置對一個城市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體現一個城市行政配置能力的形式有很多種，城市車牌號就是其中一個。

1994年7月1日，公安部正式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計劃單列市，對新車和試點地區啟用92式機動車牌證。1992年之前的牌照是“省份+兩位數字(地區代碼)+5位數字”，92式牌照是“省份簡稱+一個英文字母(市代碼)+5位數字”。後來由於容量不夠，數字中又加上了字母。

按照英文字母排序，省會無一例外都是A，當時各省、自治區內的第二大城市，基本都被掛上了B牌。也就是說，在某一個省里，如果你生活在“B牌城市”，那麽這個城市的重要性可能僅次於省會，甚至與省會同等重要。而衡量一個城市的重要性和地位，經濟發展尤其是GDP數量的大小是一個重要的指標。

標準排名日前發布的《中國B牌城市2015年GDP排行榜》顯示，在26個擁有B牌城市(直轄市不計，雲南無B牌城市)中，粵B深圳經濟總量最高，是唯一一個突破萬億大關的B牌城市;青島、大連、唐山、包頭的GDP都超過了省城。

深圳總量第一

從區域經濟發展角度來看，東部發達省份往往存在雙中心，也就是人們常說的“雙城記”，比如廣州與深圳、蘇州與南京、青島與濟南、大連與沈陽等。尤其是現有的5個計劃單列市：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和大連，行政級別上都是副省級城市，經濟增速發展較快，其在省內的地位甚至與省會城市並駕齊驅。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統計，這5個計劃單列市中，有4個城市為B牌城市，分別是粵B深圳、魯B青島、浙B寧波和遼B大連，只有廈門是個例外。

在福建，閩B不是副省級城市廈門，也不是經濟總量第一的泉州，而是經濟總量僅位列福建第7的莆田。這是因為福建的車牌號是按照順時針方向排列，自福州而下到莆田，再到泉州(閩C)，到廈門(閩D)、漳州(閩E))，這樣的排列方式其實是個很不錯的選擇。

四個B牌計劃單列市經濟總量位居所有B牌城市前五名，其中粵B深圳GDP達到了17503億元，遙遙領先其他B牌城市。這也是目前全國10個GDP過萬億的城市中，唯一的一個B牌城市。當然，隨著經濟的發展，2016年，青島很有希望成為第二個進入萬億俱樂部的B牌城市。

有4個B牌城市的經濟總量甚至超過了所在省會，分別是青島、大連、唐山和包頭。這其中，魯B青島所在的山東半島現在是山東省內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去年青島經濟總量比濟南多出了一半，而濟南不僅不如青島，也不如煙臺，僅位列山東第3。也正是如此，過去很長一段時間，不少外商誤以為青島是山東的省會。

青島、大連和唐山GDP都位居所在省第一，但蒙B包頭GDP在內蒙古排第二，卻也超過了自治區首府呼和浩特，因為呼市GDP只位列內蒙古第三。那麽內蒙古GDP第一的是誰?鄂爾多斯(蒙K)，這個進入新世紀後因煤炭能源而迅速崛起的城市，去年全市地區生產總值4226.1億元，仍領先包頭和內蒙古不少。

不過，即使如此，包頭作為國家重要的基礎工業基地和“較大的市”，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全國百萬人口的大城市還不多的情況下，包頭市區人口就已突破了百萬人口大關，成為內蒙古首個市區人口突破百萬大關的城市，B牌可謂實至名歸。

從各個B牌城市GDP總量在省內的位次來看，有4個城市位居全省第一，有11個城市位居全省第二，有3個城市位居全省第三。應該說這些城市的經濟發展與所處的B牌是基本相適應的。

比如蘇B無錫，1949年之後也做過省級行署中心，發展勢頭一直強勁。在改革開放後，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多年來蘇州(蘇E)和無錫GDP分列江蘇一、二位，身為副省級省會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只是近年來，在外向型城市發展受阻後，省城因內需、行政資源等各種要素發展更快之後，南京才在2014年首度超過了無錫。

B牌城市的變化

另外，B牌城市不僅僅是看GDP總量，也跟其市區人口規模、歷史地位等因素有關。湘B株洲雖然經濟總量位列湖南第五，但是株洲可是南方最重要的的鐵路樞紐之一。再比如，黑B齊齊哈爾作為老省會，雖然經濟總量僅列第四，晉B大同僅位列山西第五，但這兩個城市均是80年代所批準的“較大的市”，市區人口均在所在省份中名列第二。

當然，也有不少B牌城市“寫滿”了失落。例如豫B開封，在2015年河南省內各地GDP排行榜中，這座昔日的河南省會城市僅排在省內第13位。雖然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直到今天開封市民對省會遷址仍耿耿於懷。“如果省會不搬走，開封肯定不會像今天這個樣子”，這是不少人的共同感嘆。這種心境之下，曾經的“豫老二”在全省17個地市中的位次連連下滑，至今人均GDP只位列全省第13位。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所原所長牛鳳瑞此前就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當初省會搬遷是交通區位和行政治理因素決定的，老省會城市的發展滯後固然有歷史和行政管理的因素，但也跟他們自身的努力、開放程度、當地領導的開放意識、執政水平、發展經濟的自主性等有關。

另外，B牌城市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四川和雲南，B牌城市就發生了變化。比如，重慶直轄前，川B重慶一直是重工業基地。1997年重慶直轄後，原來川G綿陽得到了川B牌照，作為“軍轉民科技興市”試點、全國科技創新區域試點，川B綿陽被譽為“中國西部矽谷”，國防科技與軍工企業轉型相對順利，是目前四川的第二大城市。

而在雲南，已經找不到雲B的車牌了。雲B本是東川市的車牌號。東川市依托“千年老礦”東川銅礦而興，在東川礦務局之外又設立了一個地級市政府來管理社會。東川行政地位顯赫一時無奈終因資源枯竭又無存續產業，1998年12月6日，國務院對雲南省的區劃調整申請作出批複：“同意撤銷地級東川市，設立昆明市東川區”。雲B也從此消失。

標準排名研究院分析認為，行政區劃代碼、電話區號、車牌字母排序跟經濟實力有著某種對應關系，但並不是很嚴格，其中也有按設立地級市的先後順序排列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如今，中國城市發展已經呈現出一種嶄新格局。我們已經很難再用車牌字母排序來套版中國城市新秩序了。

中國B牌城市2015年GDP排行榜

排名

B牌城市名稱

2015年GDP

省內排名

省內A牌城市

2015年GDP

省內排名

1

粵B深圳

17503

2

粵A廣州

18100

1

2

魯B青島

9300

1

粵A濟南

6100

3

3

蘇B無錫

8518

3

蘇A南京

9721

2

4

浙B寧波

8011

2

浙A杭州

10054

1

5

遼B大連

7731

1

遼A沈陽

7280

2

6

冀B唐山

6103

1

冀A石家莊

5440

2

7

蒙B包頭

3782

2

蒙A呼和浩特

3091

3

8

皖B蕪湖

2457

2

皖A合肥

5660

1

9

吉B吉林

2455

2

吉A長春

5530

1

10

桂B柳州

2398

2

桂A南寧

3410

1

11

湘B株洲

2335

5

湘A長沙

8510

1

12

贛B贛州

1974

2

贛A南昌

4000

1

13

川B綿陽

1700

2

川A成都

10801

1

14

閩B莆田

1655

7

閩A福州

5618

2

15

豫B開封

1605

13

豫A鄭州

7315

1

16

黑B齊齊哈爾

1270

4

黑A哈爾濱

5751

1

17

鄂B黃石

1228

9

鄂A武漢

10907

1

18

貴B六盤水

1202

4

貴A貴陽

2891

1

19

新B昌吉

1140

2

新A烏魯木齊

2680

1

20

晉B大同

1053

5

晉A太原

2735

1

21

寧B石嘴山

482

2

寧A銀川

1481

1

22

瓊B三亞

435

2

瓊A海口

1161

1

23

青B海東

384

3

青A西寧

1132

1

24

陜B銅川

326

10

陜A西安

5810

1

25

甘B嘉峪關

195

13

甘A蘭州

2096

1

26

藏B昌都

132

3

藏A拉薩

389

1

(資料來源：標準排名及各地統計局)

關於電商新生態下如何跨界，這四位電商老兵是這麽說的！

王亞奇 2016-10-11 19:01

i黑馬訊 10月11日消息  今日，由貝貝網主辦的2016中國母嬰峰會在杭州舉行。會上，如涵控股CEO馮敏、格格家創始人李瀟、多麥創始人徐俊、萬優CEO韓斐就“電商新生態下如何跨界共贏”展開探討。

針對“跨界”的話題，李瀟認為，賣貨也好，做內容、做品牌也好，以前這些領域都各自為政，而現在所謂的“界”正越來越模糊，“雖然我們在賣貨，但我們要做的是盯著消費者，尤其是我們的目標客戶群媽媽。看她們在網購之外在幹什麽？她們在關註八卦、在看一些內容、在攀比、在曬自己的梳妝臺......我們盯了她們十幾年，她們在幹嘛，我們就跟在後面，一定不會錯。”

馮敏則認為，消費升級、供給端改革等大背景也為品牌跨界提供了很好的機會。“我們發現很多渠道自身在做品牌，很多內容也在做品牌，產品、渠道以及消費者的需求可以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所以，新的品牌一定會是從消費者本身的訴求出發，基於供應鏈的整合和內容的展現，最後會出來很多小而美的新品牌，這是未來會大概率出現的事情。”

“網紅電商起來了，追求的不是品牌而是品質。這其中，背後的故事和邏輯越強，銷量就會越好。”徐俊說。他在現場舉例道，“比如我一直做自媒體，有5000萬左右的粉絲，當我發現這個商品非常優秀，我會寫一篇文章說這個商品的故事、功能、背後的價值，一推薦他可能就能成為爆款，而且能成為大家認可的品牌。所以時代在變化，機會也在變化，對於原來做制造的的企業網紅會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而韓斐則談到了營銷方式和渠道的變化，“我們發現整個商業、整個品牌的營銷方式、營銷渠道變了。比如今年淘寶雙11最大的玩法是中間會增加達人的會場，是一個完全全新的玩法，通過達人去生產內容，再去推薦產品，再幫品牌導流的這麽一個新的玩法。這是一個營銷的方式跟營銷的渠道的很大的變化。”

以下為圓桌論壇速記，經i黑馬編輯

元寶鋪創始人兼 CEO 陳瑞貴：我們整個環節分成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最近一段時間電商的生態有何變化。確實，電商十來年下來，從淘系電商，到手淘，到現在的網紅，以及未來的 AR/VR ，都發生了特別大的變化，會給我們更多的反思，指導我們之後的運營。

在這樣的變化環境下，我們如何跨界共贏，第一個環節由各位嘉賓依次聊一聊，你們看到的，或你們在實踐當中在進行的這些電商生態有哪一些變化？先有請馮總。

如涵控股CEO馮敏：對於新品牌的這一塊我很有感觸，因為我們也在做這方面的事情。整個的感受來說，都說消費升級、供給端改革，但最重要的一點，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原來構築的品牌里，很多時候各方的訴求點都不太一樣，渠道與品牌也很對立，那在新的一個過程中，我們會發現現在很多渠道自身在做品牌，就像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一樣，很多內容也在做品牌，產品、渠道以及消費者的需求可以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所以，新的品牌一定會是從消費者本身的訴求出發，基於供應鏈的整合，然後基於內容的展現，最後出來很多小而美的新品牌，這是未來會大概率出現的事情。

元寶鋪創始人兼 CEO 陳瑞貴： 徐總，您也聊聊電商的新生態上你看到的一些事。

多麥創始人徐俊：我自己做了 12年的廣告，電商這一塊，電商平臺也做了 7、 8年了，包括給貝貝、京東等做流量提供的，2010 、2011 年的時候，電商平臺滿天飛，更多的是垂直電商，而未來會越來越集聚。

另一個特別明顯的變化，以前各個平臺做的是品牌搬運工，他們非常喜歡大牌，大牌的品牌轉化率非常高。而現在網紅電商起來了，追求的不是品牌，而是品質，背後的故事和邏輯越強的時候，銷量就會越好，比如我現在一直做自媒體這一塊，手頭上有 5000 萬左右的粉絲，在內容轉化這一塊，當我發現這個商品非常優秀，當我寫一篇文章說這個商品有什麽故事，它有什麽功能，背後到底有哪一些價值，我一推它馬上就能成為爆款，而且能成為大家認可的品牌。所以，這個過程，時代在變化，機會也在變化，對於原來做制造的會是一個很大的機會。大家熟知的品牌，我沒有故事可講了，而對於有品質的商品，可以做很多的包裝。

元寶鋪創始人兼 CEO 陳瑞貴：高毛的商品原來在淘系為何轉化比較差？在自媒體的轉化卻能出得來？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麽？

多麥創始人徐俊：這跟用戶主動購物與被動購物有關系。一些高客單或高毛利的商品，原來在淘系很難銷售轉化，但回到了自媒體的領域，是一個內容電商，將商品背後的故事可以講的更加透徹，同時，信息觸達的方式是被動的push 的方式，而不是主動的get的方式，信息可以直接觸達客戶，未來可以有高品質、高毛利的中小品牌比較好的一個通路。比如我昨天還買的一大堆 “ 醜八怪” 水果，我之前自己都沒有聽說，但聽他一說，確實很好，也算是熟人推薦，那我肯定是非常愉快地下單了。

元寶鋪創始人兼 CEO 陳瑞貴：好的，有請李瀟總聊聊你的體會。

格格家創始人李瀟：我是堅持不懈地賣貨賣的十幾年， 12年前，徐總在賣廣告的時候，我也踏上了賣貨的這條不歸路。

2005年我在開淘寶店， 2005 年到2012 、 2013年，淘寶是一個很漸變的由易往難的過程，簡言之是流量成本越來越貴了，而且沒有辦法。因為我只能在這里賣，消費者不停地在這個地方買東西， 2013 年前後發生了一件事情，有兩個新的東西，現在占據在座的耗電量最多的。2012年有朋友圈， 那時候應該沒有人在朋友圈買東西，但現在大家發現，就像剛剛徐總說的，每個人的朋友圈在賣東西，而且很多人在朋友圈買東西，他買醜八怪也好，甚至莫名其妙的東西，我甚至都不知道這些東西，就莫名其妙地買了。

購物是很單一維度的，我想要這個東西，我只好搜，賣家就賣，淘寶是繞不過去的一個點。 2012 年之前有很多垂直電商也掙紮了幾年，最後只剩下了京東和唯品會，大家去買東西的形式，它是有點潛移默化的，看似潛移默化，短短三兩年，到最後完全不一樣了。

環球捕手針對這種行為，越來越多的買東西莫名其妙的，受你的朋友，受你關註的某一個公眾號，受你看到的一條很好看的視頻等，我們眼睛關註的很多點，淘寶已經占手機的耗電量很少的，其他大量的關註點，你掏的錢，因為微信支付跟支付寶、滴滴、快的之後，支付寶非常方便了，也跟著莫名其妙地買的很多東西，環球捕手主要是針對這種行為開發的，讓他們更方便分享，更方便買，以及有一個長期收益的產品。

元寶鋪創始人兼 CEO 陳瑞貴：再補充一下，李總從最早基於淘系，是保健品淘寶的第一品牌，後來又做了移動的食品 APP 格格家，也做得非常不錯，再往後走是環球捕手，完全基於移動端的，整個電商的生態在快速地演變，你的角色和創業項目也在快速地演變，你能否分享一下背後的經驗？

格格家創始人李瀟：我看似是一個多變的人，實際上不是的，這多變的背後是一直未變的，我們一直服務於同一個人群， 2005 年那時候就在做海淘，在 2005 年、2006 年會海淘的人，絕對在今天是海淘 TOP10 的人。

元寶鋪創始人兼 CEO 陳瑞貴：還是要針對這些目標人群，出現的地方也在不斷地演變。

格格家創始人李瀟：很簡單，因為我沒有強大到你必須要按照我的方式來，那我就換一下，你怎麽爽，我怎麽來。

元寶鋪創始人兼 CEO 陳瑞貴：有請萬優的韓總，韓總早期在阿里，也是阿里的高級的產品總監，後續出來創業，整個視野上比較廣闊，跟大家分享一下。          

萬優CEO 韓斐：良倫說做好品質可以把品牌做好，這個點是我們在經濟發展當中一直沒有變的點，我們要出來的是做好品質，並不等於能夠把品牌做好，是這麽一個邏輯，而現在發現變的點是發現了整個商業，整個品牌的營銷方式變化了，營銷渠道變化了，如今年淘寶雙 11最大的玩法是中間會增加達人的會場，是一個完全全新的玩法，通過達人去生產內容，再去推薦產品，再幫品牌導流的這麽一個新的玩法。

這個營銷的方式跟營銷的渠道有很大的變化。那這當中，我認為價值是什麽？價值首先是達人本身，第二是達人產生的內容本身，而這個達人產生內容的價值有多大？我舉一個例子，在我們母嬰的網紅達人的領域，我們看到一些達人自媒體的公眾號，有一些做漫畫的，如粥悅悅的達人有幾十萬的粉絲，但轉發原生品牌內容是需要 10萬的廣告費，訂單是接到幾個月之後了，並不是在流量端去產生價值，而是在內容本身， “ 內容即營銷” 這個概念的成立，這句話是很早之前大家就開始談的，但在最近一兩年，網紅達人經濟開始出現這樣一個勢頭的時候，就慢慢變得越來越成立， “ 內容即營銷” ，做得更近一步是 “ 產品即內容” ，一個好的產品，包括剛才陳總說的杯子，產品本身花了三年的時間去做了很強的研究，好的產品有好的內容，好的內容自然就成了營銷，這個變化是非常大的。

元寶鋪創始人兼 CEO 陳瑞貴：幾位嘉賓都分別闡述了一下他們看到的新生態的變化。下一個環節我們一起再來聊聊，既然消費者發生變化，商業的形態發生變化，打法肯定也在發生變化，這一兩年最紅的大家應該都知道是網紅經濟，那下面我們讓馮總詳細地給我們介紹一下網紅在電商當中打法的體會跟經驗。

如涵控股CEO馮敏：現在通過網紅或通過內容來賣貨，成為了一個趨勢，或已經成為一種必然。所有人都會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做一些銷售，無論是自己的品牌，還是代理的品牌，無論是網紅參與了這個品牌建立，還是作為一個引流的方式，都在或多或少地做這樣一些事情，但我覺得這個事情，背後的意義，嘉賓也講的比較多，比較透徹了。

很多時候，一些商品從原來的貨架式的銷售的時候，它不能夠將商品的賣點講得很透徹，傳統的廣告的方式讓用戶對廣告以及對廣告背後的品牌失去了信任。而新的由內容，以及由意見領袖帶來的信任背書能夠極大地提升流量的轉化率，所以，這些都帶來了新的品牌出現的機會。當然，我在這里依然要強調，因為在座很多都是傳統的品牌的所有人，我認為，傳統供應鏈以及傳統品牌對生產質量的把控仍然是我們要去學習和合作的。

元寶鋪創始人兼 CEO 陳瑞貴：馮總，能否再細節地闡述一下，因為網紅本身是基於人格來吸引流量，這與傳統流量的轉化，背後有何本質的區別？

如涵控股CEO馮敏：剛才講過是信任，信任帶來的轉化率會極大地提升，我們的一個數據觀，我們上新之後的轉化率最誇張的會達到進店流量的 40%—50% 。

元寶鋪創始人兼 CEO 陳瑞貴：在流量這一端大家去花很大心思去獲取之外，還有很多合作夥伴，可以將前端和後端去打開，可以比原來更開放一些。

格格家創始人李瀟：跨界就是跨過這個界限，我剛剛說的，其實現在賣貨也好，做內容也好，或是做品牌，之前各幹各的，有所謂的 “ 界” ，現在越來越模糊，之前買東西都是去淘寶買，因為淘寶的 APP 只占了我手機耗電量的 5%， 95% 的時間，手機，移動互聯，雖然我們是在賣貨的，購買時間的之外，我肯定要引申出去，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同樣盯著這些女人，我們的目標客戶群是媽媽。其他時間她們在幹嘛？她們在關註八卦，她們在看一些內容，她們在攀比，她們在曬自己的梳妝臺等等，她們在幹很多事情。我其實已經盯了她們很久了，盯了她們十幾年，她們在幹嘛，我跟在後面。

元寶鋪創始人兼 CEO 陳瑞貴：環球的經驗是他跟明星做很多跨界的合作，不僅在產品這一端，同時在流量這一端有很多的合作。那麽韓總？

萬優CEO韓斐：今年整年非常忙，在忙著各種學習充電，因為當我們鎖定做媽媽，我們發現跨界實在是跨得太兇了，我們不僅在供應鏈的上下遊，或不同的品類去跨界，比如我們跟瀟掌櫃、貝貝網以及如涵後端的供應鏈，我們就有進行合作，我們還可以在前端不同的表現形式去跨界。

元寶鋪創始人兼 CEO 陳瑞貴：好的，今天圓桌的環節我們就分享到這里，希望這些觀點會對大家有一些啟發或幫助，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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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為資本李威：投資51Talk後，判斷項目我會做這四個層面的思考

投資人說 2016-12-07 10:25

本文系投資人說（微信公眾號ID：touzirenshuo）授權i黑馬發布

我個人的習慣是不把投資決策建立在創業者很強的融資能力上。如果把創始人融資能力強、能找到接盤俠作為投資決策的出發點，那這會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因為這是在投資創始人的嘴巴，而非整個團隊與業務本身的價值。

第一個層面的思考：

創業者是否在追風口

我在海外工作到2009年，正好在倫敦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當時所見到的場景就像《紅樓夢》描述的一樣，之前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之後是大廈忽傾，經濟繁華的場面一下子就消散了。

因此，我得出來的教訓就是：很多方向、項目可能看起來很火，但是你要很深入地去思考它背後的市場需求、商業模式、行業邏輯和存在的合理性。

最近，風口又被頻繁地談起，好像找到風口就是投資人和創業者的所有任務，我不能認同。對於大趨勢，大家是有整體判斷的，但具體的爆發節點是很難被預測的。所以看見當下很熱的事情就去做，無異於是把自己的大腦外包給了別人。雖然風口可以給你更多的融資機會，但看見一個風口就紮進去，然後想成為那只「豬」，恐怕是不靠譜的。

其實風口本身是帶有欺騙性與誘惑性的。我比較認同的一種判斷方式是既要看風口的成因、推動因素，又要找到和自己業務結合的點；同時你也需要明白，一類技術突破所帶來的風口紅利，體現在商業化上，也是具有一定滯後性的。

比如，在2014年前後，我們就判斷4G風口即將到來，這里有兩個邏輯：首先，那時智能手機已經相對普及；其次，大流量技術實現了，並且在其他領域也有了相對成熟的應用。所以當時大家覺得，高流量產品在此刻會有很大的機會，這是基於基礎設施已經成熟而做出的理性判斷。

而實際上，映客一類高流量的直播平臺真正普及起來還是在2015年、2016年左右，之前這個領域的創業公司並沒有取得太大的成功。當時大家也覺得分享視頻會發展起來，但到目前為止，這類的創業公司也並沒有太火過，市面上僅跑出來了一個快手。所以盡管基礎設施條件成熟後，一定會有新的商業模式出現，但具體哪一類商業模式能成功也還需要市場來驗證，這里面充斥了大量的不確定性。

當然市場上也有不少自帶風口的創業項目，比如滴滴。但改變普羅大眾的消費習慣，意味著你要付出極其高昂的市場培育成本。也意味著你必須確信自己能夠融來巨額的資金，讓所有人都把錢砸到你身上。

我個人的習慣是不把投資決策建立在創業者很強的融資能力上。如果把創始人融資能力強、能找到接盤俠作為投資決策的出發點，那這會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因為這是在投資創始人的嘴巴，而非整個團隊與業務本身的價值。

現在也有很多人覺得成功的公司都融了很多錢，那是因為他們活下來了；還有更多的是燒錢後死掉的，只是替別人教育了市場的，這些你都沒有看到。所以一將功成萬骨枯，一個成功企業的背後往往都是「白骨累累」。

第二個層面的思考：

項目的真實需求是否存在

我回國後，也接觸到了很多的創業者，交流下來我發現當中的很多創業者都存在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什麽都想改造。比如我遇到一些非常豪華的創業團隊，他們希望改造傳統教育產業，給中小學提供一整套教學IT系統，把排課程、閱卷、批改、成績錄入所有的問題都解決掉。同時做七八條產品線，包含小學、中學各個階段的所有問題，後來發現沒有一個學校買賬。

在這個例子中，創業者覺得用技術手段能夠把所有線下的零碎問題都解決了。實際上，由於教育行業的試錯成本太高，沒有人願意拿自己孩子的學習做實驗，而且那些零碎的工作已經存在了這麽多年，肯定也有它的道理，如果用很原始的手段已經能夠滿足學校的需求，那就沒必要再用你這套技術成本過高的系統。

這反映出來的就是，很多互聯網出身的創業者，一看傳統產業滿眼都是痛點、到處都是需求，卻並沒有找到用戶真正的痛點在哪里，也沒有去權衡用戶的需求到底有多強烈，用戶願意為此付出多大的成本去解決。

所以互聯網思維在傳統行業的應用是要加限定的，很多行業的互聯網化遠遠比我們想象得要困難很多。我們對於傳統行業要抱有一顆敬畏之心，不要總覺得自己是高大上的，能夠橫掃一片，事實上你很可能會撞得頭破血流。只有你對於傳統行業本身抱有充分的敬畏，並按照和利用它的規律稍加改造，這樣最後才可能會得到一個不錯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以為自己的需求就是普遍的需求。我們也經常聽到這樣的創業故事：因為我有什麽樣的經歷，所以最後就決定要做什麽樣的事情。例如，有些創業者因為突然間做了爸爸媽媽，然後對於母嬰行業誕生了非常強烈的熱情，於是大腿一拍，就決定去做某個細分品類的項目。

那對於我而言，自己又是如何鑒別這類的需求是否成立呢？對此，我有三個心得：

1）、抓確定性的需求。雖然用戶的需求看似在不斷地變化，但實際上有些需求是一直相對不變的，而且這類確定性的需求往往更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實際需求，比如大家對教育、金融、醫療等生存資料的需求。很多時候，個體無法持續性地領先市場的認知，如果你能將商業模式建立在有穩定性的需求方向上，並集中資源持續地加固它，可能你成功的機率就會大很多。

近幾年成長顯著的超級獨角獸Uber及Airbnb，都是在相對確定性的需求方向，通過創造新的供給，提供更好的性價比解決方案，以此贏得了巨大的市場空間。

2）、自己變成一個小白用戶去體驗產品。當創業者來我辦公室聊的時候，我一般會花半小時左右和他一起玩他的產品，看它各種功能的展示，看產品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能引發自己情感上的共鳴。

3）、和用戶做電話的溝通及訪談，聽真實用戶的實際反饋。

4）、查看產品的用戶留存情況。如果一個產品次月的留存只有10%，等於90%的用戶在一個月後就流失掉了，這可能就說明，該產品瞄準的用戶需求並不存在或不是用戶急待解決的。

第三個層面的思考：

商業模式是否存在問題

如今，很多創業者發來的BP，其中有關商業模式的描述經常會犯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過於糾結具體的方法，而忘了問題本身。

比如互聯網金融行業，大家都知道最難做的是征信，所以很多創業者一來就說怎麽收集征信數據、怎麽圈定優質人群。但實際上這不是最重要的，金融的核心不是不做有風險的生意，而是如何設立有效的風控體系，從結構設計上有保障機制。

以目前的社會信用體系來看，短期內根本無法解決好個人征信這個問題。舉個例子，我投的什馬金融，主要是做農村市場的電動車交易貸款的，但它把重心放在了整體風控，而不是個人征信上。為什麽我們會這樣去做，有以下兩點的思考：

1）、農村很大程度上是熟人社會，商業半徑一般是周圍幾公里，那麽電動車的店主對消費人群很大程度上是能夠了解、可以打聽到的，知道這個人需要買電動車就是簡簡單單拉點貨，這是基礎。

2）、把店主也納入風控體系中，比如說你賣的是某個牌子的電動車，什馬金融首先和品牌的總部簽一個從上到下的合作協議。其中有幾條很核心的規定，如果店主賣出去的車還款逾期率超過一定比例，那就沒有資格做代理商了。這對於一個城鎮的代理商來說是很要命的，沒有人願意為那麽小一點的收益，去毀掉飯碗。

第二個問題：在商業模式的邏輯層面無可挑剔，但就是沒有考慮到實操性。

以我自己投的兩個教育領域的創業公司為例。51Talk針對的是能力提升的市場，我怎麽判斷它的基本模式？

首先，它的創新性是基於傳統的業務模式的，用互聯網的工具進行了一些改良。本質上還是線下一對一的英語口語，只是老師在菲律賓，這樣的模式在線下被驗證是可行的，所以它的業務一直都很穩。

其次，菲律賓老師英語不錯，人工成本也很低，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有很大的增長，具有盈利的空間。如果漲到和英美老師一樣的價格，業務模式就會受到沖擊。

商業模式也要本土化、接地氣。我投的另外一個教育項目掌門一對一，它面對的是應試教育市場，這個市場空間非常大，幾家巨頭都瓜分不完。而且他的切入點很簡單，就是高考，讓考上好學校的應屆生給高中生授課，他們剛剛參加完高考，知識點和學習方法還很清晰，成績也很有說服力。

在這里也舉一個商業模式問題不大，但死於對可行性考慮不周的反面例子。在電商爆發的時候，商業模式已經被驗證可行了，但仍然有那麽多企業死掉，為什麽？現在回過頭來看，是因為大家對於流量成本的不斷上升，用戶獲取成本的不斷增加，還有競爭帶來的市場環境惡化，沒有足夠的預期。

這其實也從側面說明了，當有大量投資者、創業者進入一個領域的時候，雖然看起來很熱，但大家對這個行業深度的規律，可能都還處於摸索階段。

第四個層面的思考：

業務是否處於一個健康的程度

一般情況下，創業者和投資人都會非常關註財務報表上的細節，但財務數字通常會有滯後期；而且統計口徑也會和企業的實際運營情況有差異。所以如果你只關註數字，有些時候就可能會脫離現實運營情況。

那麽應該看什麽？我覺得要看每個企業最核心的運營指標。

這個核心指標在不同行業、甚至不同企業都是不一樣的，只能自己多思考。先推算出行業的共性指標，再推算自己企業的核心指標。接下來，我想和你分享我在投資過程中，關於運營指標的推演過程。

以教育領域為例，很多人以為在線教育是一個互聯網的業務，所以用互聯網的邏輯去做，先有巨大的流量，然後再轉化出少量的付費客戶。所以不少企業都在盯著流量，把所有的運營經費都砸在流量上。這個邏輯在媒體、社交等很多業務上是可以的，但在教育行業，這個邏輯可能就是行不通的。

因為在線教育的商業邏輯不是靠流量支撐的。即便你擁有巨大的用戶群，也未必能夠轉化成巨大的收入。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家擁有巨大流量的在線教育公司能夠很好地完成商業化的進程，所以流量這個指標在該領域是錯誤的。

還有的創業者說不看流量，那看留存總沒問題吧，畢竟在國外的商業案例中，留存是最通用的指標。但由於課程設置具有周期性的特點，所以在線教育最重要的也不是留存，而是續費率，這也是我在投資51Talk中得出的經驗。

那所有教育領域的創業公司都只看續費嗎？這就不一定了。舉個例子，掌門一對一是大學生兼職，而不是專業教師，所以最核心的就是看他的教學服務是否足夠讓人滿意。怎麽判斷用戶滿意與否？除了複購率，我把這個項目的核心指標定為了滿意度和擴科率，前者是對當下服務的認可，後者是對平臺的信任度。

擴科率指的是當一個用戶學了數學後覺得不錯，他可能會選擇再學個物理。因為教數學和教物理的很大概率上是不同的兩個人，那麽他的擴科行為就是基於對平臺的信任，說明平臺對他有粘性。

核心指標除了幫助你了解創業公司的運營是否健康之外，還有複盤的功能。當你投資一家企業時肯定是做了判斷和預期的，現在拿著這個核心指標去驗證曾經的判斷，就會看到當初的判斷是準確的，還是出了問題、看走眼了，甚至是問題出在哪。我覺得這對創業者而言也是適用的。

當然，在我的投資經歷中，一般很少會幹涉創業者的運營決策。對於公司的發展，創業者本身是最了解的，投資人能做的只是大方向的判斷。因為我們看過若幹的項目，建立起了坐標系，並在這個認知框架下進行投資。我能夠提供給你的就是一些歷史經驗教訓，而對於業務中那些細節、定價、機制，只有創業者通過市場才能驗證。

最後，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要回歸初心，彼此間少一些套路。既不要將創業看成是一場資本遊戲，也不要把自己的步子邁得太大，據我所知，創業公司掛掉的最核心、也是最多的原因就是夢想過於遠大，而不腳踏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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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答一財記者問：對於農村產業融合我們做了這四件事

12月8日，國家發改委召開新聞發布會，介紹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推進情況。會上，農業部農產品加工局局長宗錦耀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農業部認真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農村產業融合的一系列決策部署，做了四件事，包括積極推動政策落實，編制實施全國農產品加工與農村產業融合“十三五”發展規劃，開展融合發展的試點示範和加強督促檢查等。

此外，他認為，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有利於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為農業農村經濟註入新的動能和活力。

第一財經記者提問：農業部最近對於農村產業融合方面已經采取了哪些措施?目前已經取得了哪些效果和進展?另外，我們關註到近期國務院也下發了專門的文件，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到農村進行創業創新，我想問的是，這樣做對於農村產業融合方面有哪些作用和意義?

第一財經記者提問

宗錦耀對此回應稱，我們認為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是建設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農民增收的重要支撐，還是培育農村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有效途徑。所以，農業部認真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農村產業融合的一系列決策部署，做了四件事。

一是積極推動政策落實，根據國辦意見分工要求，制定了推動落實方案，加強與有關部門的協調，深化細化政策措施。我們聯合發改委、財政部、人民銀行等十幾個部委，擬定了促進農產品加工業、休閑農業、鄉村旅遊、農民返鄉下鄉人員的創業創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文件，使國辦意見的財政、稅收、金融、用地、用電等政策細化到了有關的產業當中去。現在有的文件已經出臺，正在落地，特別是像現有的涉農政策向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新型經營主體傾斜，進行扶持。

二是編制實施全國農產品加工與農村產業融合“十三五”發展規劃，力求做優農業、做強加工業、做活服務業，組織實施專用原料基地建設、農產品加工業轉型升級、休閑農業和鄉村旅遊提升、農村產業融合試點示範等四大工程。

三是開展融合發展的試點示範。與發改委、財政部共同實施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試點示範工程，與農業銀行聯合支持融合發展試點項目，鼓勵支持了一大批讓農民能夠分享二三產業增值收益的新型經濟主體。我認為產業融合的要義，最根本的是讓農民能夠分享二三產業增值的收益，第二個要義是能夠全產業鏈、全價值鏈的打造。所以我們支持的是這些新型經濟主體，真正能夠讓農民增收的。支持農民合作社興辦加工流通851個，培育壯大龍頭企業13萬家，培訓1萬名現代青年農場主，創建千萬畝以上的標準園4600多個，同時推進互聯網+現代農業，支持休閑農業、鄉村旅遊的發展和農村電子商務，支持產業精準扶貧等等。

四是加強督促檢查，農業部專門印發《關於推動落實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本系統(農業部門)真正負起責任，認真貫徹好國辦意見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履行好職能，要總結經驗模式。同時農業部將組織抽查，使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的政策措施真正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農業部農產品加工局局長宗錦耀答記者問

宗錦耀還介紹，關於剛剛下發的國辦關於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意見，他認為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有利於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為農業農村經濟註入新的動能和活力。

一是可以將現代技術、生產方式和經營理念註入農業，提升農業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發展現代農業，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奠定基礎條件。

二是可以發展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構建新型的工農城鄉關系，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為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開辟廣闊的空間。

三是可以結合城鄉生產要素，建設全產業鏈價值鏈，並讓農民分享增值收益，增加農民收入，為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宗錦耀表示，我們的目的就是增收。國辦的意見為返鄉下鄉人員到農村創業創新提供了八個方面的政策大禮包，從開業開始一直到保障，很具體，必將促進城鄉資源要素雙向流動，為農村吸引更多的資源要素，形成多主體培育、多業態打造、多要素發力、多利益聯結、多措施並舉，來推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新局面，真正使融合發展成為農民持續較快增收的重要支撐。因此可以說，支持返鄉下鄉人員創業創新、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天地廣闊、大有作為。

順為資本李威：投資51Talk後，判斷項目我會做這四個層面的思考

投資人說 2016-12-07 10:25

本文系投資人說（微信公眾號ID：touzirenshuo）授權i黑馬發布

我個人的習慣是不把投資決策建立在創業者很強的融資能力上。如果把創始人融資能力強、能找到接盤俠作為投資決策的出發點，那這會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因為這是在投資創始人的嘴巴，而非整個團隊與業務本身的價值。

第一個層面的思考：

創業者是否在追風口

我在海外工作到2009年，正好在倫敦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當時所見到的場景就像《紅樓夢》描述的一樣，之前是鮮花著錦，烈火烹油；之後是大廈忽傾，經濟繁華的場面一下子就消散了。

因此，我得出來的教訓就是：很多方向、項目可能看起來很火，但是你要很深入地去思考它背後的市場需求、商業模式、行業邏輯和存在的合理性。

最近，風口又被頻繁地談起，好像找到風口就是投資人和創業者的所有任務，我不能認同。對於大趨勢，大家是有整體判斷的，但具體的爆發節點是很難被預測的。所以看見當下很熱的事情就去做，無異於是把自己的大腦外包給了別人。雖然風口可以給你更多的融資機會，但看見一個風口就紮進去，然後想成為那只「豬」，恐怕是不靠譜的。

其實風口本身是帶有欺騙性與誘惑性的。我比較認同的一種判斷方式是既要看風口的成因、推動因素，又要找到和自己業務結合的點；同時你也需要明白，一類技術突破所帶來的風口紅利，體現在商業化上，也是具有一定滯後性的。

比如，在2014年前後，我們就判斷4G風口即將到來，這里有兩個邏輯：首先，那時智能手機已經相對普及；其次，大流量技術實現了，並且在其他領域也有了相對成熟的應用。所以當時大家覺得，高流量產品在此刻會有很大的機會，這是基於基礎設施已經成熟而做出的理性判斷。

而實際上，映客一類高流量的直播平臺真正普及起來還是在2015年、2016年左右，之前這個領域的創業公司並沒有取得太大的成功。當時大家也覺得分享視頻會發展起來，但到目前為止，這類的創業公司也並沒有太火過，市面上僅跑出來了一個快手。所以盡管基礎設施條件成熟後，一定會有新的商業模式出現，但具體哪一類商業模式能成功也還需要市場來驗證，這里面充斥了大量的不確定性。

當然市場上也有不少自帶風口的創業項目，比如滴滴。但改變普羅大眾的消費習慣，意味著你要付出極其高昂的市場培育成本。也意味著你必須確信自己能夠融來巨額的資金，讓所有人都把錢砸到你身上。

我個人的習慣是不把投資決策建立在創業者很強的融資能力上。如果把創始人融資能力強、能找到接盤俠作為投資決策的出發點，那這會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因為這是在投資創始人的嘴巴，而非整個團隊與業務本身的價值。

現在也有很多人覺得成功的公司都融了很多錢，那是因為他們活下來了；還有更多的是燒錢後死掉的，只是替別人教育了市場的，這些你都沒有看到。所以一將功成萬骨枯，一個成功企業的背後往往都是「白骨累累」。

第二個層面的思考：

項目的真實需求是否存在

我回國後，也接觸到了很多的創業者，交流下來我發現當中的很多創業者都存在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什麽都想改造。比如我遇到一些非常豪華的創業團隊，他們希望改造傳統教育產業，給中小學提供一整套教學IT系統，把排課程、閱卷、批改、成績錄入所有的問題都解決掉。同時做七八條產品線，包含小學、中學各個階段的所有問題，後來發現沒有一個學校買賬。

在這個例子中，創業者覺得用技術手段能夠把所有線下的零碎問題都解決了。實際上，由於教育行業的試錯成本太高，沒有人願意拿自己孩子的學習做實驗，而且那些零碎的工作已經存在了這麽多年，肯定也有它的道理，如果用很原始的手段已經能夠滿足學校的需求，那就沒必要再用你這套技術成本過高的系統。

這反映出來的就是，很多互聯網出身的創業者，一看傳統產業滿眼都是痛點、到處都是需求，卻並沒有找到用戶真正的痛點在哪里，也沒有去權衡用戶的需求到底有多強烈，用戶願意為此付出多大的成本去解決。

所以互聯網思維在傳統行業的應用是要加限定的，很多行業的互聯網化遠遠比我們想象得要困難很多。我們對於傳統行業要抱有一顆敬畏之心，不要總覺得自己是高大上的，能夠橫掃一片，事實上你很可能會撞得頭破血流。只有你對於傳統行業本身抱有充分的敬畏，並按照和利用它的規律稍加改造，這樣最後才可能會得到一個不錯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以為自己的需求就是普遍的需求。我們也經常聽到這樣的創業故事：因為我有什麽樣的經歷，所以最後就決定要做什麽樣的事情。例如，有些創業者因為突然間做了爸爸媽媽，然後對於母嬰行業誕生了非常強烈的熱情，於是大腿一拍，就決定去做某個細分品類的項目。

那對於我而言，自己又是如何鑒別這類的需求是否成立呢？對此，我有三個心得：

1）、抓確定性的需求。雖然用戶的需求看似在不斷地變化，但實際上有些需求是一直相對不變的，而且這類確定性的需求往往更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實際需求，比如大家對教育、金融、醫療等生存資料的需求。很多時候，個體無法持續性地領先市場的認知，如果你能將商業模式建立在有穩定性的需求方向上，並集中資源持續地加固它，可能你成功的機率就會大很多。

近幾年成長顯著的超級獨角獸Uber及Airbnb，都是在相對確定性的需求方向，通過創造新的供給，提供更好的性價比解決方案，以此贏得了巨大的市場空間。

2）、自己變成一個小白用戶去體驗產品。當創業者來我辦公室聊的時候，我一般會花半小時左右和他一起玩他的產品，看它各種功能的展示，看產品是否具有生命力，是否能引發自己情感上的共鳴。

3）、和用戶做電話的溝通及訪談，聽真實用戶的實際反饋。

4）、查看產品的用戶留存情況。如果一個產品次月的留存只有10%，等於90%的用戶在一個月後就流失掉了，這可能就說明，該產品瞄準的用戶需求並不存在或不是用戶急待解決的。

第三個層面的思考：

商業模式是否存在問題

如今，很多創業者發來的BP，其中有關商業模式的描述經常會犯兩個錯誤：

第一個錯誤：過於糾結具體的方法，而忘了問題本身。

比如互聯網金融行業，大家都知道最難做的是征信，所以很多創業者一來就說怎麽收集征信數據、怎麽圈定優質人群。但實際上這不是最重要的，金融的核心不是不做有風險的生意，而是如何設立有效的風控體系，從結構設計上有保障機制。

以目前的社會信用體系來看，短期內根本無法解決好個人征信這個問題。舉個例子，我投的什馬金融，主要是做農村市場的電動車交易貸款的，但它把重心放在了整體風控，而不是個人征信上。為什麽我們會這樣去做，有以下兩點的思考：

1）、農村很大程度上是熟人社會，商業半徑一般是周圍幾公里，那麽電動車的店主對消費人群很大程度上是能夠了解、可以打聽到的，知道這個人需要買電動車就是簡簡單單拉點貨，這是基礎。

2）、把店主也納入風控體系中，比如說你賣的是某個牌子的電動車，什馬金融首先和品牌的總部簽一個從上到下的合作協議。其中有幾條很核心的規定，如果店主賣出去的車還款逾期率超過一定比例，那就沒有資格做代理商了。這對於一個城鎮的代理商來說是很要命的，沒有人願意為那麽小一點的收益，去毀掉飯碗。

第二個問題：在商業模式的邏輯層面無可挑剔，但就是沒有考慮到實操性。

以我自己投的兩個教育領域的創業公司為例。51Talk針對的是能力提升的市場，我怎麽判斷它的基本模式？

首先，它的創新性是基於傳統的業務模式的，用互聯網的工具進行了一些改良。本質上還是線下一對一的英語口語，只是老師在菲律賓，這樣的模式在線下被驗證是可行的，所以它的業務一直都很穩。

其次，菲律賓老師英語不錯，人工成本也很低，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不會有很大的增長，具有盈利的空間。如果漲到和英美老師一樣的價格，業務模式就會受到沖擊。

商業模式也要本土化、接地氣。我投的另外一個教育項目掌門一對一，它面對的是應試教育市場，這個市場空間非常大，幾家巨頭都瓜分不完。而且他的切入點很簡單，就是高考，讓考上好學校的應屆生給高中生授課，他們剛剛參加完高考，知識點和學習方法還很清晰，成績也很有說服力。

在這里也舉一個商業模式問題不大，但死於對可行性考慮不周的反面例子。在電商爆發的時候，商業模式已經被驗證可行了，但仍然有那麽多企業死掉，為什麽？現在回過頭來看，是因為大家對於流量成本的不斷上升，用戶獲取成本的不斷增加，還有競爭帶來的市場環境惡化，沒有足夠的預期。

這其實也從側面說明了，當有大量投資者、創業者進入一個領域的時候，雖然看起來很熱，但大家對這個行業深度的規律，可能都還處於摸索階段。

第四個層面的思考：

業務是否處於一個健康的程度

一般情況下，創業者和投資人都會非常關註財務報表上的細節，但財務數字通常會有滯後期；而且統計口徑也會和企業的實際運營情況有差異。所以如果你只關註數字，有些時候就可能會脫離現實運營情況。

那麽應該看什麽？我覺得要看每個企業最核心的運營指標。

這個核心指標在不同行業、甚至不同企業都是不一樣的，只能自己多思考。先推算出行業的共性指標，再推算自己企業的核心指標。接下來，我想和你分享我在投資過程中，關於運營指標的推演過程。

以教育領域為例，很多人以為在線教育是一個互聯網的業務，所以用互聯網的邏輯去做，先有巨大的流量，然後再轉化出少量的付費客戶。所以不少企業都在盯著流量，把所有的運營經費都砸在流量上。這個邏輯在媒體、社交等很多業務上是可以的，但在教育行業，這個邏輯可能就是行不通的。

因為在線教育的商業邏輯不是靠流量支撐的。即便你擁有巨大的用戶群，也未必能夠轉化成巨大的收入。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家擁有巨大流量的在線教育公司能夠很好地完成商業化的進程，所以流量這個指標在該領域是錯誤的。

還有的創業者說不看流量，那看留存總沒問題吧，畢竟在國外的商業案例中，留存是最通用的指標。但由於課程設置具有周期性的特點，所以在線教育最重要的也不是留存，而是續費率，這也是我在投資51Talk中得出的經驗。

那所有教育領域的創業公司都只看續費嗎？這就不一定了。舉個例子，掌門一對一是大學生兼職，而不是專業教師，所以最核心的就是看他的教學服務是否足夠讓人滿意。怎麽判斷用戶滿意與否？除了複購率，我把這個項目的核心指標定為了滿意度和擴科率，前者是對當下服務的認可，後者是對平臺的信任度。

擴科率指的是當一個用戶學了數學後覺得不錯，他可能會選擇再學個物理。因為教數學和教物理的很大概率上是不同的兩個人，那麽他的擴科行為就是基於對平臺的信任，說明平臺對他有粘性。

核心指標除了幫助你了解創業公司的運營是否健康之外，還有複盤的功能。當你投資一家企業時肯定是做了判斷和預期的，現在拿著這個核心指標去驗證曾經的判斷，就會看到當初的判斷是準確的，還是出了問題、看走眼了，甚至是問題出在哪。我覺得這對創業者而言也是適用的。

當然，在我的投資經歷中，一般很少會幹涉創業者的運營決策。對於公司的發展，創業者本身是最了解的，投資人能做的只是大方向的判斷。因為我們看過若幹的項目，建立起了坐標系，並在這個認知框架下進行投資。我能夠提供給你的就是一些歷史經驗教訓，而對於業務中那些細節、定價、機制，只有創業者通過市場才能驗證。

最後，我給大家的建議就是，要回歸初心，彼此間少一些套路。既不要將創業看成是一場資本遊戲，也不要把自己的步子邁得太大，據我所知，創業公司掛掉的最核心、也是最多的原因就是夢想過於遠大，而不腳踏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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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屆韓國總統花落誰家？或將從這四個人中產生

據新華國際11日報道，韓國最新民調顯示，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前黨首文在寅、在野黨國民之黨前聯合黨首安哲秀，還有突然殺出的“黑馬”城南市市長李在明都是下屆總統寶座的有力競爭者。

其中，李在明較上月支持率激增10個百分點，一舉超過安哲秀排名第三。報道稱，李在明在社交媒體上相當活躍，並經常接受媒體采訪，在韓國年輕選民群體中人氣不斷攀升，但他的一些黨內同僚認為他有些“極端”。

潘基文

潘基文，韓國著名外交官、政治家。現任聯合國秘書長。

2006年10月9日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投票通過潘基文接替科菲·安南，成為第8位聯合國秘書長，他是歷史上第一位來自東亞、第二位來自亞洲的聯合國秘書長，於2007年1月1日開始正式任職。

安哲秀

韓國第二大在野黨前黨首，在2012年的韓國總統大選中，他就是最熱門的人選之一。

今年的1月25日，安哲秀的國民之黨與千正培的國民會議合並，合並後的政黨名稱還叫國民之黨。

到6月29日，安哲秀宣布為部分黨員卷入受賄醜聞負責而辭去黨首一職。

安哲秀反對薩德，認為部署薩德會對韓國的外交和安保帶來危機。

文在寅

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前黨首，政治經驗豐富，被認為是最有總統相的人。

1953年出生的文在寅，1982年曾與當時身為律師的前總統盧武鉉合開法律事務所，後來擔任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的秘書室室長。

文在寅主張增加社會福利開支、加強南北對話溝通，並對“薩德”導彈入韓持堅決反對態度。

李在明

李在明現任韓國城南市市長，是共同民主黨人。他因言行無所顧忌而被稱為“韓國特朗普”。

有日媒分析稱，李在明毫無中央政治經驗。他為競選總統，提出了解散大型企業等極為大膽的政策。同時，作為市長還推進了如面向年輕人發放一年5萬日元的購物券，給中學新生發放校服等一系列舉措。對此，也有人批判其財政支出過多。但以上系列舉措擴大了對就業難的年輕人的支持，今後應該還會進一步擴大支持範圍。

李在明經常使用社交媒體，推特上的粉絲超過25萬。由於他經常發表一些激烈言論，因此有了“汽水市長”(韓語中形容為人爽直、行事痛快)、“鬥雞”等綽號。

關於中美經貿合作，商務部發言人說了這四句話

12月23日，商務部召開例行新聞發布會。會上，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回答中美經貿合作相關問題時稱，有關中美經貿關系，很多記者朋友很關心，我可以用我們常說的比較通俗的幾句話作個簡單回應。

第一句話，中美經貿關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互利共贏的，是一種利益交融的格局。無論美國政府如何更叠，中美兩國共同利益大於分歧的格局不會改變，兩國經濟互補、貿易互惠的現狀不會改變，兩國工商界深化合作的願望不會改變。

第二句話，中美經貿合作“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第三句話，我們歷來反對“自己得病讓別人吃藥”的做法。這種做法過去發生過很多，未來不排除還會發生，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第四句話，不要做“損人不利己”的事情。這種事情過去也發生過不少，現在有些主張大家仔細一想也是這樣，建議“損人不利己”這種事情最好不要做。

以下為發布會部分實錄：

鳳凰衛視記者：最近，渣打銀行發布了一份報告，援引今年前10個月的數據，指出中國對美國出口下降4.7%，而且說這是2009年首次下降，並預期未來中國對美國出口將進一步下滑，請問您對此有何評論？另外，我們也註意到美國候任總統特朗普發表了一系列對中國不利的經貿言論，包括吸引制造業回流，都可能對中國造成直接沖擊，您怎麽預期未來中美兩國的經貿合作？

沈丹陽：我先回答後面的問題。有關中美經貿關系，很多記者朋友很關心，我可以用我們常說的比較通俗的幾句話作個簡單回應。

第一句話，中美經貿關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互利共贏的，是一種利益交融的格局。無論美國政府如何更叠，中美兩國共同利益大於分歧的格局不會改變，兩國經濟互補、貿易互惠的現狀不會改變，兩國工商界深化合作的願望不會改變。

第二句話，中美經貿合作“合則兩利、鬥則俱傷”。

第三句話，我們歷來反對“自己得病讓別人吃藥”的做法。這種做法過去發生過很多，未來不排除還會發生，我們是堅決反對的。

第四句話，不要做“損人不利己”的事情。這種事情過去也發生過不少，現在有些主張大家仔細一想也是這樣，建議“損人不利己”這種事情最好不要做。

關於中國對美國出口下降的問題。今年以來，受國際經濟形勢影響，中國對美國貿易額略有下降，但是下降不多，如果剔除匯率因素，基本上是持平的。但是，要看到今年中美貿易好的一面，就是結構持續改善，貿易差額有所減少。1-11月，按美元統計，中國對美國出口3491.6億美元，同比下降6.6%，按照人民幣算基本沒有下降。中方的順差是230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中美兩國在自然資源、人力資源、市場、資金、技術等很多方面都有很強的互補性，中美開展經貿合作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這也是中美建交30多年來雙邊經貿關系迅速發展的基礎性原因。如果說中國對美國的經貿合作都是中國得好處，美國方面吃虧，那中美兩國的經貿關系能發展到今天這種水平嗎？

現在盡管有人判斷說中國對美國出口未來幾年可能進一步下滑，這個話有點言之過早，而且缺乏足夠的依據，但我還是想特別強調一點，中美經貿關系不能僅看雙邊貿易，因為與建交的時候相比，中美雙邊經貿合作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不要只盯著量，質的變化更重要。中美經貿合作內容已從單一的貿易擴展到幾乎所有的經濟合作領域，比如目前雙方在投資領域的合作總體上看就比較順暢。今年雙向投資都有顯著增長，前11個月中國實際使用美國的資金（美國對中國投資）是22.1億美元，同比上升15.1%。有些人經常評論中國投資環境，說外商撤資了，可是美國對中國的投資今年1-11月份增長15.1%。中國企業在美國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159%，金額是186.3億美元。中美經貿合作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和規模，根本原因是中美經貿合作互利共贏的本質在發揮作用。所以我們相信隨著世界經濟的複蘇，中美兩國貿易和投資合作應該還會有更好的發展前景。我們願意與美國政府一道，繼續積極推動兩國經貿關系向前發展，造福於兩國及兩國人民。

謝謝你的提問。

中原經濟區突圍 被這四個城市拖了環境的“後腿”

由於長期高能耗帶來的巨大環境壓力，鄭州、許昌、漯河、洛陽四個城市有可能在環境改善方面，成為“中原突圍”的最大拖累。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此前一項研究發現，上述4個城市雖然較好地兼顧了經濟、資源、能源和汙染排放等因素，資源環境績效較高，但另一方面，由於經濟發展水平較高、交通網絡密集、能源消費基數大，長期的高能耗帶來巨大環境壓力，導致環境質量現狀最差。其中，作為中原經濟區核心城市的鄭州尤為突出。

中原經濟區作為全國主體功能區的重點開發區域，是全國重要的協調發展區域與區域增長板塊。該區涉及河南全省及河北、山西、安徽、山東四省12個省轄市及3個縣/區，區域面積28.9萬平方公里。

研究組介紹，基於資源環境數據的可得性和代表性，同時考慮研究地域單元的完整性，將研究範圍界定為河南全省18個省轄市，及河北省邯鄲市、邢臺市，山西省長治市、晉城市、運城市，安徽省宿州市、淮北市、阜陽市、毫州市、蚌埠市、淮南市，山東省聊城市、荷澤市，共計31個省轄市。

研究組從資源環境績效角度將中原經濟區各城市分為四類：“雙高”超載型、農業型、“雙低”超載型、資源型。

“雙高”超載型即經濟發達、資源環境績效水平較高，但水環境、大氣環境等仍然存在超載現象，此類城市環境形勢十分嚴峻。鄭州、許昌、漯河、洛陽四個城市均被列入“雙高”超載型城市。

農業型主要以農業為主，經濟水平落後、資源環境績效偏高、環境承載良好、環境狀況總體偏好;“雙低”超載型即經濟水平滯後、資源環境績效低下、環境負荷同時存在超載現象，此類城市環境質量問題突出;資源型即大多依托資源稟賦和資源產業建立和發展起來，經濟發展水平較高、資源環境績效水平較低，水環境、大氣環境等環境承載力已達到或接近上限，環境隱患問題已經顯現或將逐步顯現。

研究組介紹，在12個資源型城市中，鶴壁、濟源第二產業比重高達70%以上，經濟結構重型化問題突出。資源型城市工業構成中，輕工業與重工業比重之比約為1:6.79，並且在重工業中，采掘工業和原材料工業比重過大，而加工工業比重較小，上下遊產業比例失調，如晉城采選業占重工業產值的比重接近60%，粗放型特征明顯。

研究組稱，占中原經濟區城市總數2/5的資源型城市，由於過度強調資源產出、忽視環境保護而成為經濟區環境問題高發、資源環境矛盾較為突出的集中區域。而近半數城市能源利用效率居末位，約1/3城市的資源利用效率居末位，凸顯出現階段中原經濟區仍然屬於粗放式經濟發展方式，以及能源和資源消耗高、浪費嚴重等問題。

去年中央第五環境保護督察組向河南省反饋督察情況時也指出，河南“由於全省人口多，又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加速推進的歷史階段，發展方式粗放，全省環境保護形勢依然十分嚴峻，群眾反映強烈”“部分地區環境形勢十分嚴峻”。

督察組舉例稱，鄭州市空氣質量在全國74個重點城市排名中，從2013年倒數第10，一路下滑到2016年上半年倒數第3，成為全國汙染最重的省會城市之一。近年來，鄭州市大拆大建產生大量建築垃圾無序堆放在城市周邊及郊縣自然溝壑，汙水處理產生的數十萬噸汙泥隨意堆存在城市周邊的砂石坑內，環境隱患突出。

研究組建議，中原經濟區提高資源環境績效應率先在能源、資源利用效率領域實現突破。同時通過提高汙染源控制水平，減少或避免環境問題集中爆發。未來應加大對可再生資源能源利用、農村生態環境特別是農村土地重金屬及有機物汙染等問題的關註。

關註這4個因素（做好這四點）讓組織內部保持激情

春暖花開 2017-02-20 08:31

*本文系春暖花開（微信ID： CCH_chunnuanhuakai）授權i黑馬發布。

導語：為什麽組織激活的力量那麽強大？因為不管處於什麽樣的環境，在組織維度，一個企業始終面臨兩大挑戰：一個挑戰是組織能不能適應外部變化，另一個挑戰是組織能不能讓內部保持激情。

激發管理層和員工的激情是很難的事情。一個組織能夠保持持續的活力，就需要不斷進行組織變革。我認為華為的最強之處在於自我驅動的力量，這種力量推動華為不斷進行組織變革。以華為為例，我們探究一下，哪些因素決定企業是不是能夠持續保持活力。

一：有沒有很強的危機感

這常常是領先或優秀的企業所缺乏的。你能不能讓組織一直有危機感？好的組織就可以做到。任正非總是說他沒有成功過，比爾·蓋茨經常說微軟離破產永遠只有180天，張瑞敏說他總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最近俞敏洪有危機論，說新東方走到現在再不變就得死。一個組織如果想活下來，想變好，就要有足夠的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的關鍵是高管團隊。從老板到高管，都必須要有危機意識——有危機意識不是一件難事，別驕傲就行。持續領先的企業為什麽強大?因為它們永遠戰戰兢兢，沒一天好日子過。基層則需要有安全感，因為基層沒有能力對企業成長負責，如果你讓基層一直有危機意識，那他們可能就做不好本職工作，從而影響產品的品質和成本。如果反過來，基層有危機感，而高層沒有，後果將更可怕。

二：願不願意打破平衡

打破組織平衡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已經到了不得不打破的時候；

一種是組織自己去打破，即彈性組織。

好的企業，自己打破自己的平衡；不好的企業等外力逼迫，被逼轉型。我相信柯達轉向數字技術，比誰都有條件，諾基亞引領智能手機也是如此，但是它們都固守自己，不願意打破自身的組織平衡，等到外力逼迫的時候，就破產了。

就我自己而言，我要是不打破原有的平衡，相信我可以過得很好，當教授舒舒服服，保持著教授把一個企業帶到行業第一的紀錄。我回到新希望六和，有很多的未知，它這麽大，它遇到了挑戰，我憑什麽那麽自信，做了就一定會成功?但我還是願意打破穩態的生活，進入一個未知的領域。

我非常崇尚體育精神。我認為人類精神當中至高的是體育精神。我理解的體育精神就是永遠不滿足現狀，突破極限，承受失敗。體育比賽可以說是偉大的“發明”，因為每個記錄必將被打破，每個成功的人終將以承受失敗、超越自我告終。就像劉翔，他不可能永遠保持百米跨欄紀錄。我們現在更應該熱捧他，因為他坦然地、高興地接受失敗，不斷戰勝自己。可惜很多人不是，他當冠軍的時候對他好，他接受身體現實放棄比賽，就有人對他不好，這說明我們不具備體育精神。

其實人類的進步就是打破平衡，探索未知的世界，所以平衡一定要靠自己打破。

三：組織文化能不能包容變革

變革必然涉及失敗，或者一定會出現很多問題，願不願意包容很重要。

從操作層面講，推進變革是比較容易的。你只要不斷表揚就行了，至於有沒有完美的結果，不要過度追求。就像改革開放，四個特區只有深圳實現了完整可持續的成功。但是我們包容了另外三個特區，因為我們並不在意珠海、廈門、汕頭的變革當下是否取得最好的成效。當時這四個特區確實變了，就應該被肯定。所以包容變革的文化很簡單，就是不斷獎勵和肯定那個做變化的；如果要等到做出結果才肯定，就沒有包容了。

四：夠不夠堅持

有變革就會有阻力，因為變革都會涉及利益調整。傷了別人的利益，你怎麽能讓他認同呢?所以阻力會有，有一些是消除不了的，你不讓變革阻力變成主流就行。

要進行變革，還會有當期利益損失。所以堅持、韌性就很重要。至於如何堅持，依各人性格而異。有的老板武斷，反正就是要變，十套馬車來也拉不回去。有些人有很強的說服力，一直說到你服為止。我更多是用溝通的方式，用成功樣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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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於動自己的奶酪” —— 司法改革這四年

2015年2月2日，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開始受理案件，群眾在等候接待。第一巡回法庭設在深圳，巡回區為廣東、廣西、海南三省區。（新華社/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16日《南方周末》）

“有些領導確實是科班出身，當了領導就沒有精力辦案了。現在院領導進了員額就必須得辦案，你不會辦案就不要進。如果你沒有精力辦案、辦不了案，就不要占著那個名額。”

“設巡回法庭，掛個牌子可能不難。但是怎麽有效運行並不容易。”一位參與司法改革設計的人士透露，“它的複雜性和關鍵點可能不在制度設立的本身，而是在具體運行的過程中。”

“做增量容易，動存量就不容易，但是看準了就必須得改，堅持頂層設計，堅持改革的方向和原則不動搖，這些工作都是誰來做呢，就是靠中央政法委來統籌協調。”

2017年3月12日上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舉行全體會議，聽取“兩高”工作報告。

在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做完工作報告時，有在場人士統計出：整個報告共有53處提到“改革”。這位人士覺得，“反映出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正在不斷深化”。

改革不只發生在法院系統，更是過去四年多來，整個中國司法系統最鮮明的關鍵詞。自中共十八大以來，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之後，中國司法體制改革開始加速。

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中央政法委主抓司法體制改革的統籌協調和具體落實。根據中央政法委的數據統計，截至目前，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確定的129項司法體制改革任務中，107項已出臺改革意見，5項正完善配套方案，17項正研究制定改革方案。

在2017年1月舉行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提出，今年是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決戰之年，已進入用立法固化改革成果的階段，“中央關於司法體制改革的方向是正確的，試點是成功的，實際效果是好的”。

“頂著法官的頭銜不辦案，是不合適的”

本輪司法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建立司法責任制，習近平總書記曾在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緊緊牽住司法責任制這個牛鼻子”。

從含義上看，司法責任制就是“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全國人大代表、華僑大學地方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戴仲川自己就投身到了此次司改過程中，據《人民日報》報道，戴仲川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說，“推行員額制是實現責任制的必經之路。”

員額制註定是本輪改革中，最關鍵、推行也最困難的一項制度，按照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的話是：“敢於動自己的奶酪。”

有人算了一筆賬，2014年全國辦了大概1500萬個案子，全國當年有19.88萬個法官，平均下來每個法官一年才辦七十多個案子，從數量上看並不多。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大多數案件還是集中在少數法官頭上，許多有法官頭銜的院長庭長、行政幹部等人員並不具體辦案。

一些法官和檢察官並不在一線辦案，比如說有的是領導幹部，他們的管理事務纏身，無暇辦案。華東某省一個基層法院院長曾經透露，一年365天，他要參加260多個會議。

“還有的人過去是優秀的法官，但是當了官之後就不辦案了。一般是底下人來辦案，他來批案子，開庭也是底下人來弄，最後一個裁判文書他來簽。”上述法院系統的人士說。

此外，在中國法檢系統中，還存在原本是一線辦案人員，由於本身其他能力較好，如筆頭好，協調能力強，而被安排到法院、檢察院的綜合部門工作，這些人依然是法官或檢察官。上述法院系統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一些法院比如說辦公室、行政處、圖書室都有很多法官。這些法官頂著法官的頭銜不辦案，這樣是不合適的。”

“為什麽要進行員額制改革呢？就是要把最專業、最優秀的辦案人員選拔到真正的法官和檢察官的隊伍中來。”一位政法系統的官員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有些領導確實是科班出身，當了領導就沒有精力辦案了。現在院領導進了員額就必須得辦案，你不會辦案就不要進。如果你沒有精力辦案、辦不了案，就不要占著那個名額。”

據《人民日報》報道，在今年全國兩會上，許多法檢系統的代表都對本輪司法改革表示了認同。“有了員額制檢察官，就應當賦予他們獨立辦案權。”天津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於世平代表介紹，司法體制改革之前，辦案過程往往是檢察官辦案、領導審批，也就是“定案的不辦，辦案的不定”，“容易出現一些冤假錯案，且錯案追責的對象也不明確”。

分三批試點，員額比例控制在39%以內

這一輪的司法改革，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統一領導，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組織實施，改革建議由中央政法委會同“兩高”和有關部門調研提出，改革的目標、原則、方向以及重大政策措施，都是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親自主持召開深改組會議確定。

關於員額制中到底有多少法官和檢察官可以入額，“一開始想讓各個省自己來定，但是各個省定的比例都比較高。”一位接近司改方案設計的人士透露，“但是，各省都希望遷就現狀，確實有很多法官自身不辦案，又想進入員額。雖然進入員額意味著承擔更大責任，但同時也涉及榮譽和待遇。後來中央政法委經調研論證並報經中央同意，必須控制在中央政法專項編制的39%以內。”

按照目前的方案設計，法院和檢察院中分為三類人員：員額法官檢察官、司法輔助人員、司法行政人員。“按正常來說，如果一個法官有兩個助理，是比較理想的配置。但按照39%的比例來算，不可能達到兩個助理，這說明法官檢察官比例還是比較高的。”上述政法系統的人士認為。

在一個省的員額總數確定以後，各省可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靈活確定員額比例。“以廣東為例，廣州、深圳等地的案件較多，它的員額就可以在40%以上甚至更高。”上述法院系統的人士透露，“但是粵北粵西地區的案件並沒有那麽多，它的員額可能就只控制在20%左右。只要廣東總體上達到39%就行了。”

改革之初，各地方針對法官檢察官入額的考試內容不同，有些地方的考試比較註重政治性，有些地方的考試則偏向實務，“比如江蘇法院系統，就通過微型卷宗考察學員，發給每個學員一個證據材料，讓他們根據這個證據材料來寫一個裁判文書。”上述法院系統的人士說。

2016年7月，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吉林召開司法改革推進會時曾公開談到入額考試問題，一語中的：“要以考核為主，考試為輔”，“采取考試方式時，要重點考察分析案件事實、歸納爭議焦點、正確適用法律、制作司法文書等實際能力”。

為了確保遴選法官檢察官的公正性，各省都成立了由學者和律師等專業人士加入的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會的主任一般是選那種德高望重、法律經驗比較豐富的人擔任。比如北京的法官遴選委員會主任，是由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擔任。”上述接近司法改革設計的人士透露，“遴選委員會主要負責專業的把關環節，比如說考試命題、改卷和面試，這使得入額的公信力得到提升，解決了過去自己人選自己的問題。”

遼寧一位檢察官透露，他所在的市級檢察院是在2016年8、9月份做的遴選，考試占40%，其他考核占60%，“考試就是一些材料分析，給你一段文字分析下法律關系。我們院符合標準你就考，考完就評議，分夠的就入額。入了就是檢察官身份，不入的只能做檢察官的助理。”

司法責任制作為本輪改革的“牛鼻子”，內涵十分豐富，它包括：司法責任制、司法人員分類管理、職業保障、推動省以下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等四項內容。

根據重大改革事項先行試點的原則，中國分三批次就上述四項措施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試點。上海、廣東等7省份於2014年6月啟動第一批試點。2015年6月，江蘇、安徽等11省份啟動第二批試點。2016年，北京、河北等14個省份作為第三批司法體制改革試點地區全面推開。從2016年7月以後，上述四項重大改革在全國範圍內全面推開。

據《人民日報》報道，截至2016年底，全國已有2978家法院、3053家檢察院完成入額遴選，分別占全國法院、檢察院總數的84.9%和85.1%，產生入額法官10.44萬名、檢察官7.26萬名。85%以上的人員配置到辦案崗位，眾多辦案能力突出、司法業績優秀的法官檢察官進入員額，一線辦案人員增加20%左右。

南方周末記者從中央政法委獲得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月中旬，除江西、遼寧、河南、西藏擬於春節後完成外，其余27個省份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均已完成入額遴選。”

“以審判為中心”，重新回歸司法規律

除了司法責任制改革外，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防止幹預司法的制度和最高人民法院增設巡回法庭等改革也備受關註。

從實際情況看，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正當其時。長久以來，中國司法的核心模式還是以公安偵查為中心，“有時候偵查案卷移送到法院，法官看卷就能搞定”。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何家弘曾在基層法院調研時發現，有時候法院還會讓檢察院把起訴書的電子版發來，判決就直接在上面改。“公檢法是一家”成為公眾不信任司法的一個原因。

這種情況正在得到改善。“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其實是為了重新回歸到司法規律中去，最大限度地確保司法公正。”上述接近政法系統的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這樣的改革稱得上前所未有。”

以審判為中心，是指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所有工作都要按照庭審對於事實證據的標準進行。“你在取證的時候就要考慮，證人的證言將來是要上法庭質證的，這樣你就要考慮不能搞疲勞審訊，在詢問證人的過程中要進行全程錄像。”上述接近法院系統的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建立之後，如果犯罪嫌疑人說你刑訊逼供，或者你的錄音錄像有大段的空白，或者有些信息中間缺失，那麽就可能被法院作為非法證據給排除了，最後案子判為無罪，還要追究責任。”

“過去是以偵查為中心，公安只要取得有利的證據，後面的審訊就是繞著公安的口供在轉。”這位法院系統的人士說，“現在以審判為中心，法院說這個證據不行，檢察官就會有危機意識，檢察官就會去倒逼公安，公安再倒逼偵查人員。這樣一來，整個案件的質量就提高了。”

過去一年，“以審判為中心”這一理念加速推進。2016年7月，在第三次全國政法幹部學習講座上，孟建柱將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作為主題。此外，2016年中央政法委還協調制定《關於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並於當年10月由最高法、最高檢等五部門聯合下發。

如今在案件審理過程中，以審判為中心已經開始得到貫徹。政法系統的工作人員黃山（化名）最近接觸到一起案件：一個人非正常死亡，調查發現被害人曾向別人借過錢，調出監控，發現債主曾經在其死亡時間前後出現，又發現帶血的兇器。後來公安機關將債主作為嫌疑人抓捕，他自己也承認了犯罪事實。

“按照以前案件就可以進入下一程序了，但現在需要在網上將各種證據填表提交。”黃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後來警方發現，兇器上缺少一份關鍵的DNA證據，“這個是必填項，填不了就提交不上去”。公安機關只好再繼續回去搜集證據，補齊了才能提交案卷，將案件進入下一階段。

“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實際上是對公檢法機關訴訟職能的一種規範和調整，改變了過去形成的以偵查為中心這樣一個訴訟格局。真正發揮檢察機關的審查起訴，特別是人民法院審理案件和具體量刑過程中法官的作用，從而實現庭審的實質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項改革的成效非常明顯，它規範了偵查機關的辦案，特別是偵查取證，強調搜集證據的合法性、客觀性、規範化。不但很大程度上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保證了偵查案件的質量，對防範冤假錯案來說意義重大。”

在司法改革的這些年中，關於判案的改革還有很多。201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司法領域“試驗性立法”先河，授權“兩高”開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試點工作。據《人民日報》報道，兩年來，速裁案件九成以上實現了10日內審結，當庭宣判率達96.05%，試點法院法官人均結案數為214.86件，比同期規模相當的非試點法院多近60件。201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授權在北京等18個城市開展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同時決定將速裁程序納入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中，繼續開展試點。

“刑事速裁、認罰從寬這些改革實際上是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相關聯的。”上述接近政法委的人士說，“如果只有以審判為中心這一項制度的話，那麽事無大小、案無巨細，簡單或者複雜的都按照一樣的程序來，那麽法庭會不堪重負，司法效率大大降低，‘遲來的正義為非正義’，從整體和宏觀上來說，也就無法實現司法公正了。”

此外，領導幹部和司法人員插手過問案件的記錄制度有效防止了對司法不當幹預的現象發生。2015年11月5日，中央政法委首次公開通報5起領導幹部幹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和司法機關內部人員過問案件的典型案例。“這次通報表明我們有案必查，違規必究的決心，不管是誰，只要觸犯規定，絕不姑息。”中央政法委相關負責人對媒體表示，將對各地上報的典型案例及時匯總，適時再通報，對那些行動遲緩、執行不力的地方和單位將重點督辦。

在一個人情社會和“官本位”的大環境下，很多法官在做出裁判之前都有頗多顧慮，“因為不想得罪人，所以審案的時候總是請示領導，聽上級領導的指示。”一位接近最高法的人士透露，“所以現在我們才需要對法官進行保障，對案件打招呼的領導都要進行記錄，有當事人威脅法官的話，按照法官履職保障制度，該采取強制措施就采取強制措施。”

“這幾年幾個防止幹預司法的制度出臺，加上大的高壓反腐環境，現在有人要打個電話、批個條子，打個招呼之類幹預案件的想法，被查處的概率很大，他們在幹預案件之前就該掂量掂量。”上述接近政法系統的人士說。

巡回法庭的建立是本輪司法體制改革中另一個大膽嘗試。201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廣東省深圳市設立第一巡回法庭，巡回區為廣東、廣西、海南3省份；在遼寧沈陽設立第二巡回法庭，巡回區為遼寧、吉林、黑龍江3省，審理重大行政案件和跨行政區劃民商事案件。

作為最高法的派出機構，巡回法庭的法官均來自最高法，判決效力也等同於最高法判決，主要解決一些難度較大，或者受地方幹預較大的案件。2016年，最高法在總結第一、第二巡回法庭經驗的基礎上，又增設了4個巡回法庭。

“設巡回法庭，掛個牌子可能不難。但是怎麽有效運行並不容易。”一位參與司法改革設計的人士透露，“它的複雜性和關鍵點可能不在制度設立的本身，而是在具體運行的過程中。”

第二巡回法庭設立的第一年，共辦結刑事申訴案件202件，大約是收案的十分之一。此前第二巡回法庭副庭長虞政平曾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是因為收的案子太多了，“事實上，巡回法庭成立前，申訴都歸立案庭管，從來沒有哪一年能辦二百多件刑事申訴案子的。我們需要的是訴訟化改造，基層法院一審的又經過多級法院審查處理過的可以不再管了，讓那些真正值得最高法院審的案子進來，否則只會不堪重負。”

觸及深層次利益，司改永遠在路上

司法改革四年來，普通群眾感受最深的是，一大批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根據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法院的司法改革2013-2016》一書，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通過審判監督程序糾正聶樹斌案、呼格吉勒圖案、張氏叔侄案等重大刑事冤假錯案34起；2013至2016年，各級法院共依法宣告3718名被告人無罪。

“反思這些歷史錯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只強調懲治犯罪而忽視保障人權，以致偵查環節只註重收集對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證據，不註重收集對其有利的證據，”在今年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針對這些錯案，孟建柱明確指出，“審查起訴環節，雖然存在疑點，但沒有發揮應有的監督制約作用；審判環節，在關鍵證據缺失情況下仍作出有罪判決，沒有把好最後一道關口。”

當然，任何改革都會遇到需要克服的困難，這一次也不例外。“在改革試點初期，遇到最大的障礙是‘不想改、不敢改’的思想認識問題。當時有人對改革信心不足，認為司法體制問題很複雜，改革試點不容易成功。”上述接近政法系統的人士說，“做增量容易，動存量就不容易，但是看準了就必須得改，堅持頂層設計，堅持改革的方向和原則不動搖，這些工作都是誰來做呢，就是靠中央政法委來統籌協調。”

為了督促入額的法檢領導親自辦案，在2016年7月召開的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上，中央政法委領導對一些占用名額但卻不辦案的領導和官員喊話，“如果不辦案或者不能辦案的話，就從員額中退出來”。

從實際情況看，過去四年司法改革在一些地區的推進快慢並不相同。在司法改革的探索中，欠發達地區比發達地區積極：比如貴州探索推行片區巡回法庭制度，黑龍江探索建立知識產權等專門法院，並建立從優秀律師中招錄法官、檢察官制度；湖南則要推行重要案件庭審的電視或網絡直播。

類似現象也出現在省級人財物統一管理改革中。“原先經濟發達的城市，比如這個城市要是很富裕，就不願意被省里統管。經濟比較差的地區，就願意被統管。”上述接近政法系統的人士說。

“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初衷是為了減少外部不當幹擾。隨著全面依法治國戰略布局的推進、領導幹部插手案件記錄通報問責等一系列制度的實施，外部幹預大為減少，司法環境明顯改善。”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去年在吉林講話時也特別提到，“各省區市推進這項改革時，可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不強求步調絕對一致。條件具備的，由省級統一管理或以地市為單位實行統一管理；條件不具備的，可暫緩實行。”“這一要求實事求是，很接地氣，地方的積極性主動性被有效調動了起來。”廣東高院的一位法官說。

根據中央政法委的最新數據，截至2017年1月中旬，各地法官檢察官員額比例總體控制在39%以內，天津、上海、浙江、山西法院檢察院，貴州法院，北京、山西、廣東、黑龍江檢察院實際入額比例在30%以下；北京、內蒙古等21個省份明確實行財物省級統管，江蘇、新疆等5省份擬先由市級統管，條件成熟後上收省級統管。

在南方周末記者采訪過程中，諸多司法系統人士表示，從近二十年來的司法改革來看，十八大之後的這輪司法體制改革是最深層次的，觸及了深層次的利益，改革的力度也很大。

為了確保改革成效，本次司法改革的督察顯得尤為必要。在改革推進過程中，當涉及法檢兩院的共同問題，中央政法委會及時提出意見。“同時，中央政法委和最高法、最高檢三套班子，都要組織督查督辦，及時發現改革問題。”上述接近最高法的人士透露，“要通過不斷的督查和督辦來抓落實，推動改革的進程。”

“司法體制改革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依法治國的一部分。”上述法院系統的人士說，“如果不把它上升到這樣的高度去理解，或者說全黨全社會沒有形成一個合力的話，那麽這個改革就無法推動。”

按照孟建柱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7年是全面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的“決戰之年”。“這不是說司法改革可以收尾了，而是說按照十八大以來中央的部署，司法改革有的成果可以驗收了，有些制度的基本框架形成了，有些事情開始著手做了。”上述接近政法系統的人士說，“比如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你不好說它怎樣就算成功了，只能說它在一步步地實現和完善。”

“我們不能因為措施出臺了就認為改革告一段落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也認為，“在我看來，司法改革永遠在路上，需要我們不斷地去努力推進它的落實和不斷地完善。”

上述接近政法系統的人士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改革不管怎麽改，對於普通老百姓來說，關心的可能只是案件判得公不公道，打官司時的實際感受。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是這次改革的最終目的，也是衡量改革成效的標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