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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貧窮真相:學貸幫人變幫兇!

2012-11-26  TCW
 
 

 

「便當太貴,我吃不起。」一個大學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卻窮到吃不起三寶飯,她,拿著大學文憑,卻面臨挨餓的威脅……。

這是過去幾個星期,《商業周刊》網站上,討論人次最多的一篇文章,物價越來越高,大學生起薪卻多年停滯如死水,甚至下滑,造成青年貧窮問題,原因究竟出在哪裡?

台灣的就學貸款政策,加上大學高學費政策,恐怕正是關鍵之一。扛著負債,拿到的卻是貶值的學歷,讓貸款的大學生掉進金錢的牢籠裡,不容易翻身。

今年三十歲,目前在台中公家機關擔任派遣人員的Andy,就是眾多吃不起三寶飯的年輕人之一。

大學生苦背債三十歲想婚,債還沒還完

他出身台中工人階級家庭,為了到台北上東吳大學,他必須靠自己,「我把貸款貸到最高。」他算給我聽,每學期要付八萬元學雜費,再加上二萬八千元的住宿費,即使省到每個月生活費控制在三千元左右,他畢業時仍背了六十五萬元的債務。

畢業之後,他在公家機關找到一份實驗室的工作,起薪一個月二萬八千元,現在,每個月他要還助學貸款六千元,他數著每一塊錢用,扣掉五千元房租,他每天的生活費只有兩百元,一盤九十元的三寶飯,對他來說真的是奢侈品,即使這麼省,「前幾年,我還是入不敷出,申請展延。」他說。

「每個月還剩一萬元,做什麼用?」本刊記者問,「上班用的機車,我要用這筆錢貸兩年才能買。」他回答,電腦、手機,進修補習的機會,都靠這一萬元,「別人是用錢滾錢就能賺錢,我們卻是連念書都要付利息。」他說,幾年過去,他的薪水只增加了四千元。三十歲了,想結婚,但要存一筆錢,債還沒還完,錢又從哪裡來?

大學文憑卻貶值學費飆漲,就業增加有限

「學貸是青年負債的開始,年輕人從大學時代開始,就扛了一身債。」社運團體青年要好野成員陳秉暉觀察,為了還債,很多人在學校就不斷打工。有債務的壓力,「畢了業也沒有籌碼談工作條件,因為他們不能承受沒有固定工作的壓力。」Andy只是眾多大學畢業生的例子之一,現在,像他一樣背債念書的學生越來越多。

一九九五年時, 借學貸的學生只有四萬一千九百四十人次,到二○一○年時,申請學貸的學生已達七十七萬七千三百零五人次,十五年中,增加了近十八倍。若以人數計算, 根據教育部提供的資料,二○一○年申請學貸的人數為四十二萬七千人,那一年,大學、專科以上學生總人數為一百三十四萬四千人,靠就學貸款念書的比率,高達三一‧七%,幾乎每三個學生中,就有一個要背債念書。

「 薪資和就業增加有限,房屋漲價,家長為付房貸,沒法再付更多學費,因此只能靠學貸。」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觀察。

大學越來越貴,背債念大學,最後拿到的卻是貶值的學歷。

十五年前,國立大學一學期的學費很少超過三萬元,現在卻比比皆是,以醫學系為例,國立大學最貴的醫學系一學期學費是三萬九千元,私立大學則是七萬二千元,比公立大學高出快一倍,加上雜費,念私立大學一年付超過十萬元學費是常有的事。明年,大學學費還計畫再調漲,公立大學調漲一○%,私立大學則漲五%。

起薪更倒退嚕大學生多三倍,供過於求

但是大學生的起薪卻一直退步,根據勞委會的職類薪資調查指出, 台灣大學生的起薪, 一九九九年時還有二萬七千四百元,到去年只剩二萬六千五百元,十三年過去,還少了九百元。

根據主計總處統計, 二○○○年時,職場上大學學歷工作者的平均薪資是五萬一千三百元,去年,這群人的平均薪資卻只剩三萬八千六百元,比十一年前低了二五%。

諷刺的是,學貸讓原本上不了大學的學生進大學,是大學生起薪原地踏步的原因之一。辛炳隆觀察,「供過於求,是學歷貶值的原因。」一九九○年代,台灣一年只產生三十萬大學生,但政府開放專科升格大學後, 學生數一路攀升,去年,大學以上學生(包含碩、博士)總數增加為一百二十五萬人,比九○年代多了三倍,大學從菁英教育變成普通教育。

他同時做了比較,美國過去十年大量開設大學,並降低對州立大學補助,導致大學生供過於求,現在,美國也出現一畢業就背債二十萬美元(約合新台幣六百萬元)的大學生,也有人擁有三個學位,卻只能找到端盤子的工作。

三大解決方案回復聯考和低學費政策

學貸是大學生增加的關鍵因素之一,但是,關上學貸的大門,就能解決問題嗎?

「如果增加學貸的門檻, 會是另一種不公平,」陳秉暉認為,憑什麼要這群人先去工作、繳稅,供經濟能力較好的人念書,誰能保證這些人當中,不會再出一個郭台銘?憑什麼拿走他們翻身的機會?

辛炳隆認為,解決的方法就像治水,第一、要「分流」。淘汰不好的大學,拿省下的錢,補貼剩下的大學,降低學費,「讓適合念大學的人念大學, 不是有錢的人就有優勢,我連『多元入學』都反對,因為這讓有錢人可以讓小孩參加科展,讓小孩念好大學,」他認為,回到過去公平考試,低學費的方式,才能解決問題,換句話說,用過去的聯考,才能解決22K(指薪水二萬二千元)的問題。

第二、要「引導」。他認為政府應該辦一到兩年的長期訓練班,「就像外貿協會辦的外貿人才養成訓練班,一畢業,企業都搶著要,不是像現在,只有三到六個月的訓練,只學個皮毛。」

第三、要提倡多元價值。「德國大學外國人念免費,是因為德國人喜歡念技術學校,一技在身,工作有保障,」他觀察,台灣現在精密產業等,很缺技術人才,「這些人薪水絕對比基層白領高。」

辛炳隆認為,現在政府提出「博士年薪百萬」等政策,其實又是走回文憑主義的老路,「為什麼不保障高中生、專科生的收入?」他質疑。「現在年輕人已經到了不得不面對改變的時候,」必須引導年輕人嘗試新的可能性,不被文憑主義和學貸綁死,才能從根本解決青年貧窮問題。

【延伸閱讀】15年來,背學貸人次成長近18倍—台灣辦理就學貸款人次和申貸總額變化

1995年就學貸款人次:4萬1,940人次就學貸款金額:15.79億元

2010年就學貸款人次:77萬7,305人次就學貸款金額:281.23億元→15年來,申貸總額增加近17倍

註:辦學貸者包含五專、二專、大學和碩博士資料來源:教育部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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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幫網尹飛的曾經理想:做窮人的銀行家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110/147619.html

i黑馬導語:

今天貸幫網的一篇文章引起極大關註,文章開頭說:“(尹飛)曾想走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路。他曾希望自己能像尤努斯一樣做一家為農民服務的銀行。”今天黑馬哥就來說一說這位“窮人的銀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以及他的自傳。

穆罕默德·尤努斯,1940年6月28日生於孟加拉國吉大港的一個寶石加工場主的家庭。這位標準的“富二代”沒有選擇自己過上豪奢的生活,相反,他目睹孟加拉國的愚昧和貧窮,從小立下為可憐的同胞們做事的理想。1976年,尤努斯走出了第一步,他拿出27美元借給村子里42個制作竹凳子的農婦。這一點點錢,使得這些窮苦的農婦們買上原材料,做起生意,擺脫貧困。1983年,穆罕默德·尤努斯創立了格萊瑉銀行,專註於向最窮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額貸款。他的目標是:幫助窮人實現個體創業,從而使他們永遠地擺脫貧困生活。
 

\格萊瑉銀行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貸款額很低,通常只有數十美元至數百美元;

第二,主要面向那些生活水平低下的窮困者;

第三,貸款者之中有96%是婦女;

第四,格萊瑉貸款無擔保抵押物、法律文件、團體擔保或連帶責任。

當然,格萊瑉銀行具有一系列制度安排來確保貸款的收回,實際上格萊瑉的還款率高達99.89%,壞賬率極低。格萊瑉具體的制度創新包括每周還款制度、五人小組制度、違約限貸制度等。通過要求貸款者每周償還一定數額的貸款,一方面可以減輕貸款者最後一次性還款的壓力,同時也有利於監督貸款者的現金流狀況。五人小組制度是一項創新,根本要旨在通過群體的監督力量來規範貸款的用途和確保還款。每個新加入的格萊瑉成員必須先組成一個五人小組,然後才能貸款。小組如果能按時還款,累計到一定的份額,小組的信用額度就會增加,組員們能借到更多的錢。當小組中有成員不能或不願還貸的時候,別的成員就會幫助她(雖然不承擔連帶責任)。如果小組自己無法解決問題,這個小組在今後的幾年里,就沒有資格申請更大額的貸款了,甚至會被停止貸款。這其實是加上了一道熟人社會的道德保險杠。那些成員不會輕易違約,因為這個小組對於她來說,是她最最重要的社交圈子,那些組員是她最親密的夥伴。一旦違約,那麽她在村里的信用也會受損,很難再生活下去。

尤怒斯堅信,借貸是一項基本的人權,他提出了簡單而充滿智慧的解決貧困的方案:為窮人提供適合他們的貸款,教給他們幾個有效的財務原則,然後,他們就可以自己幫助自己。

尤努斯的理論被實踐證實了,格萊瑉銀行已經向240萬個孟加拉農村家庭提供了38億美元的貸款。今天,有250多個機構在將近100個國家里基於格萊瑉模式運作著,而格萊瑉銀行領導著這個以小額貸款消除貧困的席卷全球的運動。

下面,黑馬哥摘選了尤努斯的自傳《窮人的銀行家》里的一部分,尤努斯如何一步步實現他的理想。

“在喬布拉村,我召集當地農夫與佃農開了一個會。我提出做一項試驗,我們都加入一個名為“新時代”(Nabajub)三方共享農莊的新型農業合作社。土地擁有者的貢獻是,讓合作社在旱季使用他們的土地,佃農的貢獻是他們的勞動力,而我的貢獻是,提供運作深管井所需的燃料費用、高產稻的種子費用、肥料費用、殺蟲劑費用和實用技術知識。作為交換,這三方中的每一方(農夫,佃農和我本人),各分享收成的三分之一。

一開始,村民們對我的提議持懷疑態度。管井者操作者與農夫之間積怨甚深,互不信任,所以他們根本聽不進我的計劃。有人爭辯說,付給我三分之一的收成太多了。盡管我主動提出由我來承擔所有可能的損失,我的提議還是沒能引起他們的興趣。

在一周以後的第二次會議上,我終於讓他們相信:他們什麽也不會損失。他們事先不必付任何費用,就能得到灌溉用水、肥料、種子和殺蟲劑,而只需同意將他們收成的三分之一給我。窮苦的佃農們熱情地歡迎我的提議,那些日子過得相對好一些的農夫們則勉強同意一試。

對我來說這是一段艱難的日子。夜里我經常睡不著覺,總擔憂會出什麽岔子。每周二的晚上,我都去走訪那些農夫,並和我指定的四個學生“小組負責人”和我的十三人顧問小組一起正式開會,討論肥料、灌溉、技術、儲藏、運輸和銷售等各類問題。

頭一年的努力以成功而告結束。農夫們很高興:他們根本沒花一分錢,還獲得了很高的收成。然而,由於一些農夫沒有按承諾將收成的三分之一給我,我賠了13000塔卡。但我還是很高興。我們設法在從未在旱季有過產出的地方收成了莊稼,這些土地長滿了綠油油的稻子。沒有什麽如同農夫們收割稻谷的景色這樣美麗,這景象溫暖了我的心。

但我還是有一些憂慮。三方共享試驗的成功突出了一個我以前未曾重視的問題。一旦稻子收割,就需要勞動力來把稻米從幹穗上脫粒。把這種不用腦子、讓人厭煩的工作交給最廉價的勞力:那些走投無路、瀕臨乞討的赤貧婦女。這些窮苦的婦女一連幾個小時用雙腳將稻米脫粒,緊抓她們面前墻上窄小的墻檐,以使自己保持直立。25到30個婦女整天持續這種不停扭曲的動作,用她們的雙腳扭纏著稻穗,來將稻子脫粒。清晨,她們會飛跑去上工,搶占靠墻比較舒服一點兒的位置。一種多麽可怕的生活呀——投入你全身的重量,用你的赤腳,一天十小時做著枯燥疲倦的動作,只掙40分錢!這些婦女中許多是守寡的,離婚的,或是被遺棄還帶著需要撫養的孩子的,她們窮得連佃農都當不上。她們沒有土地,沒有財產,沒有任何希望。她們是窮人中最窮的。我看得很清楚,一個農夫越富有,他從我的三方分享農作的試驗中所得的越多;一個工人越窮,得到的收入就越少。“我們怎麽會因為你的三方共享農作感到高興呢?”一個婦女對我說,“幹幾周的脫粒之後,我們就失業了,也就再沒有什麽可指望的了。”她說得對。如果有經濟來源去買脫粒機自己操作的話,一個婦女從同樣的工作中至少能掙四倍的工錢。

隨著對喬布拉村貧困狀況研究的深入,我越來越認識到,將赤貧的窮人與勉強為生的農夫加以區分是很重要的。國際上一些鄉村開發規劃總是將重點放在農夫和地主身上,而在孟加拉,總人口的半數以上都夠不上勉強為生的農夫的水平。在我研究喬布拉村時,政府官僚們與社會科學家們還沒有闡明“窮人”到底是指哪些人。當時,“窮人”可能有許多含義。對一些人來說,這個詞指失業者,文盲,沒有土地的人,或是無家可歸的人。對另一些人來說,“窮人”是指那些不能使他或她的家人全年吃飽飯的人。還有另一些人認為,“窮人”是住在茅屋頂的爛房子里的人,營養不良,或是沒送他或她的孩子去上學的人。這種概念上的含混不清大大地破壞了我們為消除貧困的努力。舉個例子,大多數對窮人的定義都將婦女與兒童排除在外。我從工作中發現,使用有關“窮人”的三個廣義界定來描述孟加拉的狀況是很有用的1995年,救助最窮人咨詢小組(CGAP,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est)與小額貸款高峰運動委員會終於將“窮人”定義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者”,將“最窮人”定義為那些“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者中的下半部分”:

1.人口最底層的20%(“鐵桿窮人”/絕對的窮人);

2.人口最底層的35%;

3.人口底層的50%。

在貧窮的各個界定範疇里,我經常以地區、職業、宗教、種族背景、性別、年齡等等做一些子分類。職業或地區的分類可能不像收入標準那樣可以量化,但它幫助我們建立一種認識貧窮的多維矩陣。

如同在未知的水域設立航標一樣,對於貧困的界定必須是明確而毫無含混的。一種不準確的界定與根本沒有界定一樣糟糕。在我對窮人的定義里,我將三方共享農作規劃中的那些脫粒的婦女包括進去,把那些做竹凳的婦女包括進去,把那些不得不借每月甚至每周10%利息的高利貸的小商販包括進去。我還要把其他一些人包括進去,諸如那些靠編制籃子、睡席的微薄收入依然難以為生,而不得不經常乞討的人們。這些人絕對毫無機會改進其經濟基礎,他們深陷在貧困之中。

在喬布拉村的深管井經歷使我將註意力集中到了沒有土地的窮人身上。很快,我開始探討:一個減輕貧困的規劃究竟是否應該允許非窮人搭車——窮人很快就會被那些日子好一些的非窮人擠出去的。在世界發展的過程中,如果某個規劃將窮人與非窮人混在一起,除非在一開始就設立一些保護性措施,否則非窮人總會把窮人趕走,不那麽窮的人會把更窮一些的人趕走。那麽,非窮人就會攫走所有那些以扶貧為名義所做努力中的實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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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幫網尹飛:堅持不兜底,公司死掉也願做第一個踐行者

來源: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1110/147591.html

\文:許妙成
 

他曾想走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路。

尹飛曾希望自己能像尤努斯一樣做一家為農民服務的銀行。這家專註於農村城鎮化小微金服的P2P平臺“貸幫網”如今正在面臨著被一筆高達1280萬元的逾期拖垮的風險。

然而令整個行業震驚的是,尹飛對投資人做出了堅持“不兜底”的表態。尹飛已將這個案子向公安局報案,但8月份報案,3個月過去了公安局至今還未立案。尹飛和貸幫網的“不兜底”也意味著,在他們希望走完法律程序之前,此次投資項目所有的損失將由事關此事的500名投資者個人承擔。

在討論尹飛和貸幫網“不兜底”的立場之前,我們來看看這家公司的發展。事實上,《創業家》早在2011年就采訪過這家至今已經6年的公司,曾撰寫《村里來的年輕人——對一個鄉村小額信貸組織的觀察》一文對貸幫網的農村小額信貸服務進行報道。
 

做一家為農民服務的銀行

尹飛是江蘇人,像貸幫的大多數員工一樣,也出生於農村。1992年,16歲的尹考上清華大學,但未能進入報考的計算機系,被調配在水利系。他不去聽課,甚至不參加考試。他自學計算機。他被學校勸退。尹前往深圳,加入張樹新創辦的電子商務公司瀛海威。互聯網泡沫破滅,尹應聘進入深圳市商業銀行籌建網上銀行。2002年,26歲的尹因為成績突出被提拔為“行內最年輕的正科級幹部”。尹發現網上銀行盡管熱鬧一時,但遠非銀行的主流業務。他開始自學金融、財務,如願介入中小企業貸款業務。2006年,平安保險收購深圳商業銀行,尹被新來的分管中小企業信貸的副行長看中,成為其秘書。尹設計了無須抵押和擔保公司的小企業信貸方案,終因銀行“抵押文化強大”無法推行。尹很沮喪。

這一年,尤努斯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讓尹相信自己是對的:“人家根本沒有抵押物,做了30年,幫助了那麽多窮人,風險控制得又好,不良率2%以下。我們則是500萬元以下的貸款基本不做。”在銀行新一輪的提拔中,尹落選了。雙重失望導致他2007年6月辭職。

尹飛希望自己能像尤努斯一樣做一家為農民服務的銀行。在中國,他不可能獲得牌照。他可以註冊小額貸款公司,但是既沒有那麽多錢(2000萬元註冊資本金)又不想受限制(不能跨地域經營)。他不想犯法。

2007年11月,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尹稱自己受到了啟發:他可以像阿里巴巴一樣做一個中介平臺,為放貸人和借款人撮合交易,而個人借貸,是合法的,並且,不需要審批。這就是目前貸幫使用的P2P(Point2Point)模式。

接著,尹出現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雲南等地,搜集不同類型農村的資料,了解農民的借貸需求。他選擇湖北大別山區一個距縣城60多公里的村子進行放貸試驗。他假裝成一個“有組織”的人。半年後,十幾筆貸款如期收回,只有一筆拖了幾天。他證實了尤努斯的說法:窮人是有信用的。

2009年春節前,尹回到深圳,邀請過去的銀行領導、商界好友開了一個研討會。尹宣告自己的扶貧試驗成功:小額信貸能夠幫助窮人,同時也能賺錢。他列出有可能出資共襄其事者的名單,一共40個人,借拜年之機逐一試探。這是尹飛第一次尋找投資,7個人響應,籌款30多萬元。

尹飛聘請程序員開發網絡平臺,註冊公司,招聘員工。
 

連年虧損,被迫轉型做互聯網P2P

貸幫網做農村小額信貸6年以來,完成了貸款大概5,6千筆。尹飛向i黑馬透露“早期的時候整個管理體系不夠完善,壞賬率高些。累計到今天,小額信貸業務大概有400多筆壞賬,大概400多萬”。

然而,真正讓尹飛最頭疼的,而且直接迫使貸幫從原來的農村小額信貸業務轉型做互聯網P2P的不是風險控制,而是成本控制。

“主要是管理成本太高了,這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個問題。做農村小額信貸主要是交通成本,管理跨度太大了。比如同樣是500萬的貸款,有的機構只要做一個客戶,如果我們做5萬元錢的貸款,就要做100筆,就有100個客戶,管理起來的成本非常高”,在電話里尹飛這樣向i黑馬述說著自己的無奈。

尹飛坦承,貸幫支持農村金融的模式,兩年多前其實就已經破產。“我借了一些錢在撐著。”他無奈地表示,“當初規劃,創業三年之內應該有戰略投資進入,執行結果是一直沒有戰略投資,想了很多辦法,堅持了六年。”

尹飛透露貸幫網在轉型做互聯網P2P之前總共累計獲得過800萬元的投資,但一直未能吸引戰略性投資。6年過去了,貸幫網未能融到A輪投資。

農村業務一直在虧錢,尹飛最後做出了妥協。2013年,貸幫新成立了一個法人公司,專門做互聯網P2P業務。新成立的公司單獨財務核算,把原來虧損、負債還留在老的公司,原來的公司在業務模式上成了新公司的合作單位。並且拿到了新的300萬天使投資。

這才有了後來的前海租賃的逾期賬款之事。
 

風控不嚴,前海租賃的1280萬元逾期賬款

當i黑馬向尹飛問及貸幫網是如何做風控時,尹飛是這樣描述的:

“原來做農村小額信貸的時候是采用一些很傳統的方法,對借款人的一些情況、家庭情況進行調查、分析和了解。互聯網業務成立後,由於不涉及線下業務,風控的重點就從對線下業務的調查了解,變成了對機構的調查和了解,根據機構的信息進行打分,再下判斷,最後決定給這些公司多少額度。”

“因為我們開放的額度都很小,所以對機構並沒有什麽抵押措施。我們對機構有一套打分體系,就是用這個打分體系在做,所以不是抵押。早期的時候對機構信用進行評估,現在增加了保證金措施,額度在10%和20%都有,視不同的機構而言”

貸幫網現在大概有10幾家合作機構,除了前海租賃的1280萬元外,貸款余額大概在6000萬元左右。

最近兩年,貸幫接受合作機構的委托,將批量債權掛在網站上,流轉給貸幫的投資人,而貸幫居中向兩頭各收取年化1 .2%的費用,後來這個比例又提高到1.5% 。這種模式下,貸幫不需要主動去尋找項目,甚至不需要對每一筆債權進行單獨審核,只需針對合作機構進行風控把關即可。

前海融資租賃(天津)有限公司(下稱前海公司)是貸幫網新模式下合作的第二家機構。據投資人介紹,2013年10月開始,前海公司在貸幫網站上陸續發布了上百個優選債項目,將其持有的債權流轉給貸幫投資人。然而,從今年5月20日起,貸幫網上的前海公司優選債項目便出現大面積逾期,至今仍有1280多萬資金未歸還投資人。

尹飛說道“前海公司沒有跑路,業務還在正常運轉。他們公司的老板,也就是實際控制人,把這個責任推說是他們公司總經理的個人行為,不是公司行為。總經理呢,他就只表態會繼續追這個錢,但是並不去說明這個事情是公司的還是個人的,他只說會努力去追錢。但是他現在也沒錢,也沒還,幾個月下來什麽錢也沒還”。

有媒體報道稱當時前海公司用的銀行賬號是他們公司總經理的個人賬號。i黑馬再核實此事是,尹飛說:“對,當時我們具體負責的總經理就接受了這麽一個做法,他接受了對方公司發來的函,函中要求改變一個賬號,他就接受了嘛,這個也在總經理的一個權限範圍之內。這個事情後來追究起來是有些瑕疵,或者說有一些紕漏的。後來我知道後,也很不滿,這麽做是不對的。但是,當時已經這麽做了”。

正是尹飛口中的這個“瑕疵”間接地導致了這筆高達千萬的逾期賬款。而相關具體崗位人也在處理這件事情中辭職。

就是被詐騙了嘛,對方提供了虛假信息,從我們這邊詐騙了1000多萬的資金,投放到一個我們完全不知情的項目上。然後這個項目就造成了逾期”。尹飛認為此事是“詐騙”。

尹也在采訪中,坦承:“我們對自己的風控不嚴,管理不善,一直都是承認的,這個都沒有什麽問題。我們承認自己的這個方面的不足,也認為我們是要承擔責任的,沒有推卸過這方面的責任。但是,最後這個要落實到數字上,要承擔多少責任,投資人就關心著你賠多少錢,他們要求全額賠。那我們認為這個至少不是全額賠。大概是在這個問題上產生了分歧”。

那麽,債權業務機構逾期無法回購債權,P2P平臺是否應該對投資人“兜底”剛性支付呢?平臺作為撮合放負的責任應該有多大?
 

堅持“不兜底”,寧願做行業第一個犧牲者

如此,貸幫網在此件事情的處理上有兩個選擇。

一是先行墊付償還投資人的本金,然後再走法律程序向前海租賃索賠。這就是俗稱的“兜底”,也叫剛性兌付。最知名的案例就是2014年10月紅嶺創投事件。中國一家比較大的網貸平臺紅嶺創投為惡意逾期的廣州紙業墊付了一個億的投資還款。

第二種就是走法律程序,和投資者一起面對融資逾期方,及前海租賃。

貸幫選擇了後者。尹飛的解釋是:

“很多人說這個事情上貸幫是有責任的,我從來沒有說這個事情是沒有責任的,問題是要負多大的責任。如果一個公司只有管理責任,就要對這個事情的全部損失都賠償起來的話,那實際上就變成了剛性支付。那我們P2P公司就變成一個銀行,一個存款公司了。P2P實際上只是有點像投資管理機構,還有人說是信息撮合機構。總之,它不是一個存款機構。只有存款類的機構,即銀行,不管你發生什麽事情,哪怕銀行著火了,哪怕你銀行的貸款全部爛掉了,儲戶都可以把錢要回去。”

“作為一個投資管理公司也好,證券股票市場也好,或者其他非存款機構,都不應該做剛性支付。現在行業內並沒有哪家業務發展正常的公司願意選擇不剛性支付,那是因為他們怕公司會受負面影響,業務可能會因此停滯不前,所以他們往往選擇了忍氣吞聲把這件事情扛掉。”

“所以這個事情,我不是說沒有責任,貸幫絕對有責任,問題就在於有多少責任?問題就在於沒有法律條文,又沒有以前行業內已經有過的判例。所以,我寧願把這個事情成為一個案例,走一下法律程序,讓法律判一下。我覺得這樣的話,至少也可以給行業留下一個依據吧。”

但是,尹飛自己透露,即使這件事情最終的裁決是貸幫網負全責,貸幫網也不會就此而倒閉,事實上貸幫網的業務現在也仍在運轉。

尹飛告訴i黑馬,“從從業務的維持角度沒什麽問題,業務都是能維持的。但是從發展的角度來講,出了這個事情對公司的打擊是非常大的。因為我們在這個事情發生之前,我們的整體規模就做到了1個億。如果按照同行的發展情況來說,實際上是我們這個時候已經走上了2,3個億。但是因為受這個事情的影響,現在我們還基本維持在1個億的規模上。就是發展受到了影響”。

事實上,尹飛選擇通過走法律程序解決此事的方法並沒有他想的那麽容易,這個案子從貸幫8月份報案以來,整整3個月過去了,至今還未立案。

“我也想知道為什麽現在還沒有立案”尹飛說。

他告訴i黑馬的是,“我明天還要去公安局”。
 

來源於:i黑馬原創,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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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幫壞賬事件調查:危險的個人賬戶,危險的“捂家醜”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6993

問題“平臺”出事包括詐騙、跑路、失聯、網站關閉、停止運營,體現困難等。 (東方IC/圖)

一位四川企業家被捕、深圳兩家P2P平臺遭殃,上千位全國各地的投資者資金難以收回……一筆互聯網上的壞賬,將這些本不相幹的人攪纏到一起。

貸幫事件,正是P2P行業一個典型樣本。平臺監管粗糙、資金賬目混亂、法律訴訟困難等問題一一暴露。

在平臺“寵”著投資者的潛規則下,“家醜”往往被捂著,騙了錢的人逍遙法外,形成一個奇特的騙子、網貸平臺、投資人“三贏”的局面。

年關,也是P2P網貸行業的“鬼門關”。

2014年12月,87家網貸平臺“告急”,其中,六十余家提現困難,二十余家詐騙跑路,2014年全年270家“問題”平臺,12月占近三分之一。

很多P2P中小平臺的資金鏈一扯就斷,脆弱無比。原因何在?看起來,互聯網提高了金融效率,卻也使風險漫過了地域、人際圈的邊界,四散開來。

歷時半年以上,至今尚在發酵的貸幫事件就是典型樣本:在這個故事中,四川的一位企業家跌了跤,千里之外的深圳兩家網貸平臺同時遭殃——這樣的“蝴蝶效應”在P2P圈中並不罕見。

禍起之源

連貸幫網創始人尹飛、人人聚財創始人許建文都不知道,這筆巨資的消失會和那位八竿子打不著的企業家被捕有關。

2014年5月底,四川官場震蕩期間,廣安市一位名叫王成的明星企業家被捕了。

同一時間,金融從業者悅琳(化名)發現自己投資P2P網貸平臺的17萬元沒了。跟她同樣遭遇的,還有五百多人,他們總共投了1280萬,連本帶息消失了。

他們投的平臺叫“貸幫”,是眼下火熱的P2P行業(通常指個人與個人之間通過互聯網進行借貸)中的一員。踩雷的不止貸幫,還有另一平臺“人人聚財”,損失1290萬。

不僅悅琳們不知道,甚至連貸幫網創始人尹飛、人人聚財創始人許建文都不知道,這筆巨資的消失會和那位八竿子打不著的企業家被捕有關。

因果關系浮出水面:悅琳們原本投於汽車融資租賃的3000萬,被合作公司負責人轉手投入了王成的地產項目。王成出事,地產停建,資金鏈斷裂,平臺才被告知攤上了壞賬。

投資者的錢如何被挪用?這一切要從P2P行業流行的“債權轉讓”模式說起。

2007年,貸幫創始人尹飛從平安銀行副行長秘書任上辭職創業,這位16歲考入清華的農家子弟一心想在中國複制孟加拉小額貸款之父尤努斯的神話,做農村的金融服務。

2009年,貸幫成立。一開始是他自己墊錢給農民貸款,始終入不敷出。2013年,他終於找到一筆300萬的融資,對方要求另立公司,撇開老貸幫不賺錢的業務,單做P2P,就此有了現在的貸幫網。

新貸幫的一個主要做法是,跟其他公司合作,對方負責線下項目,貸幫負責互聯網融資,做“債權轉讓”的模式。這意味著在借款人、投資人之間,除了網貸平臺,又多了一道手,即挖掘線下項目的公司。它們可能是小貸公司、擔保公司或融資租賃公司等。

人人聚財創始人許建文說,這樣的模式從規則上是允許的,但顯而易見的是風險也加倍了。

危險的第三方

為什麽公司間的業務要把錢打給個人?

前海融資租賃(天津)有限公司就是尹飛為新貸幫找到的第三家合作機構。

在湖南衡陽,貸幫和前海融資租賃同時做線下業務,後者利息更高卻做得更好。兩個公司合計,不如聯手,一邊負責網上,一邊負責做線下,各取所長。

能夠合作,更重要的原因在人:這家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劉鵬(化名)是某大型股份制銀行總行的部門副總。“以這樣的社會地位,他不可能為了幾百萬騙我的錢。”尹飛考慮。

前海租賃的註冊資本金1000萬美元,法定代表人劉玉林是劉鵬的父親。總經理袁琳傑,清華畢業,曾就職於大型金融機構。許建文也表示選擇這家公司合作,就是看重其資本金、牌照和管理者的背景。

因為P2P行業缺乏陽光、有效的評價機制,“看人”就成了最重要的判斷方法,學歷背景、工作經驗都是信用背書。

貸幫和人人聚財這兩家平臺,跟前海融資租賃合作的都是小筆的汽車融資租賃項目,每筆借款約10萬元。

根據雙方協議,平臺把募集的資金,通過第三方支付,轉給前海融資租賃的指定賬戶:法定代表人劉玉林的個人賬戶。

在P2P行業,第三方支付機構負責資金托管:由它來保證借貸雙方賬戶的一一對應,匹配期限和資金量。在整個過程中,P2P平臺本身應該是不碰錢的。

根據P2P行業觀察機構網貸之家的數據,目前全國共有P2P平臺1500家左右,它們絕大多數都采用了與第三方支付合作的模式。

問題在於,第三方支付卻無法監管借款項目的真偽,也無法篩選賬戶,有大量借款公司提供的是個人賬戶。

為什麽公司間的業務要把錢打給個人?許建文說這是行業內的一些現狀:除了銀行、小貸或信托公司有放貸權、可以走對公賬戶外,其他如擔保公司、融資租賃公司不能合法放貸,大多通過個人賬戶走賬,很多民間借貸機構都采用這個辦法。

大筆資金打到個人賬戶,就為挪用創造了“空子”——2014年11月下旬,從兩個平臺流入的資金從前海租賃法定代表人劉玉林的個人賬戶上轉到了前海租賃總經理袁琳傑的賬戶。

根據貸幫和人人聚財的描述,袁琳傑分別向兩個公司提出變更收款賬戶的要求:增加一個持卡人為宗春蘭的個人賬戶,他同時拿出了公司蓋章的《信息變更確認函》。多方信源透露,宗春蘭是袁琳傑的母親。

然而前海融資租賃一位不願具名的負責人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公司對這一新增賬戶毫不知情,變更信息的郵件已被袁琳傑刪除,無從核實。

他們還出具了聲明:2013年10月起,公司法定代表人賬戶劉玉林分別收到過三筆貸幫的債權轉讓款,合計42.3萬元,並都已於2014年4月還清。他們與貸幫的合作僅此而已。

事實上,貸幫、人人聚財與前海融資租賃更大規模的合作從2014年2月才開始:兩家平臺分別有近百筆的項目融資,期限3個月左右,前後金額合計約有4000萬。

對於投資人而言,這樣債權轉讓的項目,在貸幫網的“優選債”一欄,年化收益率10%左右。最近的項目,每筆融資約10萬,期限90天,絕大多數的投資人,都只投了三五百、一兩千。

出了問題怎麽辦?在投資人悅琳提供的《風險揭示書》中說明,貸幫擔保客戶購買的前海融資租賃債權,“在一定條件下由前海融資租賃回購”,保障本金安全,但不保證收益。

同時,《債權投資協議》的服務費一欄說明,甲方(投資人)需向丙方(貸幫)支付交易額的年化1.5%作為擔保費,乙方(前海)向丙方(貸幫)支付交易額的年化1.5%作為平臺管理費。

在追問這兩個合同時,尹飛也說這個表述“不妥”。至於擔保費,尹飛估計是工作人員溝通檢查不細致,把管理費誤寫成了擔保費。

據一位長期關註P2P領域的律師透露,P2P平臺的合同並無統一文本,大多是各家自找律所、外包服務,措辭與嚴謹程度也參差不齊。

實際上,如果沒出事兒,投資人也不會太關心合同的措辭。而在合作初期,貸幫和人人聚財都能正常收到回款,分別有六七百萬左右。直到2014年5月底,大批融資的3月期限已到,逾期開始蜂擁露頭。

5月24日,前海融資租賃總經理袁琳傑,親自到了貸幫的深圳總部“負荊請罪”。他開門見山地說:上千萬資金被挪用了,投到一個廣安的地產項目,很難追回。

前海租賃的態度很明確:這是袁個人的行為,與公司無關。按照合作協議,出現壞賬應由前海融資租賃回購,但公司卻表態不知情,拒絕墊付。

接下來的日子,貸幫和袁琳傑一起踏上了漫漫討債路。

貸幫創始人尹飛。 (CFP/圖)

“恒立王”的債務帝國

即便正常開工、售樓,拿回款項,但因為是個人借條,網貸平臺沒有直接債權,怎麽還給投資人也仍是問題。

他們的目的地是四川廣安——一個位於四川東北部、有著三百多萬人的地級市。2014年廣安前鋒區建了一組高層商住樓:“恒立恒順星城”,共七棟,占地3萬平米,網上標價3300元/平米。

在兩人面前,這組“2013廣安最具關註價值樓盤”已是一副蕭索的模樣:幾棟樓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裸露著鋼筋水泥,只有大概一半封了頂。售樓處人去樓空,有網友說這里已停工半年了。

項目介紹說它的打造者是“四川民營企業50強之一的恒立集團”,南方周末記者未能查到這一集團。但找到了四川廣安恒立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簡稱恒立),董事長王成恰好是貸幫追債的債主。

工商資料中,恒立成立於2000年,註冊資本2000萬,其中王成認繳1400萬。經營範圍主要是機械配件加工等業務,並無地產開發。

1990年代國企改制,王成曾是令恒立起死回生的“救星”:作為首任集體化改制後的廠長,他自掏腰包、挖掘新技術,盤活了這家老廠。

該廠60周年慶典資料顯示,壯大後的恒立多次收購、重組國營工廠的閑置資產,2011年更是3次購買土地使用權,最大一筆買了100畝。

此後十幾年間,被網友稱為“恒立王”的王成也風光無限:廣安市優秀人才、勞動模範、人大代表……直到2014年,他50歲時出了事兒。

據廣安人大常委會公報,2014年4月28日,市公安局成立專案組調查王成的問題:“發現他以高息回報為誘餌,通過職工或社會其他人員對外宣傳,向社會不特定對象非法集資,數額特別巨大,嚴重擾亂了金融秩序,並騙取銀行巨額貸款,擅自改變資金用途。”5月29日,市公安局請示對王成采取行政拘留等強制措施。當時正是四川官場地震期間。

在袁、張二人來討債的同時,當地的工人也在討薪。7月,本地論壇有網友說,王成當年欠著兩百多位工人的四百多萬元工資,前年的工資也沒發。

在王成“債務帝國”中,袁琳傑挪用的三千多萬也是其中一部分。借由網貸平臺的便利和經手人的貪婪,王成的“非法集資”領地已邁出小小的廣安。

據貸幫總經理張淩回憶,袁琳傑是在3月以個人名義跟該項目簽了借款協議。回溯動機,應該只是為了投機:挪用資金,打個短期時間差,放高利貸賺暴利。卻不承想,王成巨額債務鏈的“擊鼓傳花”恰好停在了袁的手上。

然而采訪中,多位信源透露,此舉可能並非袁的個人行為,早在他介入之前,前海融資租賃就參與到了廣安項目借新債、還舊債的鏈條中。

是個人行為,還是被當槍使?在風暴中的袁琳傑一直保持沈默。南方周末記者數次聯系他皆無回音。不僅對媒體,面對受騙的平臺,袁琳傑的態度也是積極追債,但不表態。

在發現廣安追款困難後,他又帶著平臺的人去了遵義和重慶,試圖用個人資產做出彌補:他在遵義有一套七八百平米的商品房。房子的產權手續處理完後,預計能回款數百萬。

至於廣安的那組樓盤,仍然停滯在寒冬中。即便正常開工、售樓,袁拿回一筆款項,但因為是個人借條,網貸平臺沒有直接債權,怎麽還給投資人也仍是問題。

“三贏”?

“小孩子才分對錯,成年人只看利弊。”

面對著一千多萬的壞賬,貸幫和人人聚財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兩種做法:

人人聚財默默墊付了這筆壞賬。許建文說補上一千多萬並不困難:平臺的註冊資本金5000萬,目前貸款余額近7億,墊上的只有2%不到。

這是業內大多數平臺的做法。2014年9月,作為國內最大的P2P平臺之一,紅嶺創投墊付了一筆高達1億元的壞賬。

投資人對“兜底”帶來的安全感十分受用:兩家平臺都在壞賬事件後迎來了用戶量的猛增。人人聚財本不想披露此事,在被曝光兜底後,用戶量反而跳升了10%-20%以上。論壇上,投資人贊它“有擔當”。

“老百姓是非常簡單的,不管你公平道義,我的錢沒了,就要賠。”許建文說。當下的P2P市場,平臺像是颶風前的遮擋板,坐在後面數錢才是投資人的預期。如果某張板子撤掉,大家立刻會去選擇別家。

尹飛選擇了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不兜底。他認為平臺也是受害者,要跟投資人一起追債。相應的,事件爆發後,貸幫的用戶量增長緩慢。

資深網貸評級人羿飛覺得尹飛不懂行,是純學院派,“大家都是能吞就吞了,品牌比那一千多萬值錢”。

但銀行出身的尹飛認為這是在醞釀更大的風險——P2P兜底等於是在做高息存款業務,卻既沒有銀行的風控能力,又未遵守做存款業務國際通行的規則(資本充足率、存款準備金、存貸比等),遲早會出事。

雖說如此,尹飛也是自己出錢安撫了一部分投資人:他拿出約200萬元,以七八折的價錢回購了約兩百位投資人的債務。目前剩下的三百多位投資人基本持觀望態度。

與是否兜底相似,此事如何利用法律手段維權,也分為了兩派意見:

許建文說,因為平臺先行墊付了,所以最重要的訴求是回款——通過法律途徑盡快查封其資產,能追多少是多少,而不是起訴、打官司。“這種事情立案在中國非常難,經偵(公安系統經濟犯罪偵查部門)幾乎就根本不理睬。”

張淩的觀點與他類似。7月,他是貸幫最早去報案的人,但經偵認為情況複雜,難以立案。後來,他反而不希望司法介入了:袁琳傑正為追款東奔西跑,如果他被警方控制,可能追款效率反而會降低。畢竟跨省的案件追償更為繁瑣。

而尹飛希望通過法律手段澄清是非、懲治騙子。這一事件中的兩派立場,都讓人想起電影《後會無期》中的一句臺詞:“小孩子才分對錯,成年人只看利弊。”

如許建文所言,為這場騙局立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投資人代表事發後立刻去報案,公安局未立案,讓他們去法院;而後貸幫的工作人員幾次三番去經偵部門,終於立案。

立案至今歷時5月,仍未出結果。南方周末記者致電辦案人員,對方稱不便透露進展。一位事件相關人士透露,據說卷宗都有五六十厘米厚了。

大成律所律師肖颯長期關註互聯網金融領域的案件,她分析此案審理慢的原因有三:

首先,該事件屬於個人詐騙還是公司違約的民事糾紛,性質難以確定;其次,起訴主體的資格認證不明確,應該是投資人起訴、P2P平臺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還是平臺作為直接利害關系人請求檢察院提起公訴?最後,網貸交易形成的電子數據複雜,證據的搜集、固定和舉證上均存在難度。

四川的明星企業家王成、一心做小農金服的創業者尹飛、金融業高級人才袁琳傑、普通投資人悅琳……一筆互聯網上生成的壞賬,將這些本不相幹的人們聯系在一起,甚至會改變其中一些人的命運。

在這個案例中,P2P領域的平臺監管粗糙、資金賬目混亂、法律訴訟困難等典型問題一一暴露了出來。在平臺寵著投資人的潛規則下,“家醜”被捂著,秩序得不到清理,騙了錢的人們逍遙法外,似乎構成了一種騙子、平臺、投資人“三贏”的微妙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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