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13 AD
2011諾貝爾經濟學獎名花有主,得獎人係兩位同班同學,同於一九六八年獲得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嘅 Thomas Sargent及 Christepher Sims,嗱,無論講甚麼大學排名榜,哈佛總是永遠名列前三名,真係抵佢嘅,一家大學對國家、社會乃至人類之大貢獻在於佢是否能夠培育一代又一代嘅精英, 有幾多畢業生能在科、教、文、社、法、工、藝各方面有真正貢獻。哈佛年年精英輩出,今次在一九六八年博士畢業生中,竟有兩位榮獲諾貝爾獎,真犀利。香港嘅 大學無論歷史長短,在未有博士生、本科生得到諾貝爾獎或者逸夫獎之前,不宜宣傳自己係亞洲第一,世界前三十名,諸如此類,否則人地聽到都會替香港面紅。
沙 準教授大名鼎鼎,知名度高過仙士教授,兩人既係博士班同學,又曾同在明尼蘇達大學教書,相識已久,兩人各自研究理性預期模式嘅宏觀經濟學,各有成就,沙準 教授在建造模型理論方面,仙士教授(哈佛讀數學系)在隨機統計方面,各有成就,兩者合起來,如雙劍合璧,為當代宏觀經濟學之理論與方法,奠下基石。 L教授在明尼蘇達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之時,沙準與仙士適值盛年,盛產論文, L教授話:「當年明大經濟系有四大天王,三位已得諾貝爾獎( Prescott, Sargent, Sims),還有一位 Neil Wallace唔知幾時排隊排到,我算夠運,能受四位教導。沙準教書頂呱呱,講義編排好就成為一本教科書,已經出版咗三本,博士生不可不讀。仙士教書冇咁 醒,但佢啲數學統計學厲害,可用統計學證明好多宏觀理論是否可行,公共政策是否有效用。」
據 L教授講,根據沙準與仙士兩位嘅理論與實證,聯儲局與歐洲央行之救市方法,根本無用,難以幫助經濟恢復正軌,克魯明不懂宏觀經濟學,與現實脫節,一味鼓吹 政府赤字預算,只會繼續危害經濟。左丁山唔明白,克魯明與仙士係普林斯頓經濟系同事,伯南克亦來自普林斯頓,點解佢地唔虛心互相學習嘅呢?難道真是學人相 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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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掛牌的宜佰康生技公司,有一 位充滿冒險精神的執行長余國良,他參與過尋找人類基因組及植物轉錄基因等相關研究的企業,也師承諾貝爾獎得主並獲得生技之父的支持,為他的創業之路加分不 少。 撰文‧林宏文 兔子不僅跑得快,還是少數不容易得癌症的動物之一!這背後主要歸功於兔子擁有哺乳動物中少有 的超靈敏免疫系統。因此,如果將這種特性轉為人類所用,可協助人體對抗疾病。即將於十二月掛牌的宜佰康生技公司(KY宜佰),就是這個領域的領先者,目前 占有全球兔子單株抗體九成市場,它是如何做到的? 客戶幾囊括全球前二十藥廠宜佰康是華人基因抗體公司,主要業務為抗體生產及研發服務,擁有 全球最大的兔單株抗體庫,而且客戶不只在研究機構,包括全球前二十大藥廠已有九成以上為其客戶,跨國藥廠也有九五%為其客戶。此外,由於抗體新藥是目前藥 廠研發重點,隨著抗體新藥研發的需求日增,抗體在試劑、診斷及治療等方面的成長性都不小。 目前,與宜佰康同類型的企業,在英國是 Abcam,在台灣則是亞諾法。前者擁有七萬餘個抗體,市值三百億新台幣,亞諾法則擁有二萬餘個抗體,市值約三十餘億元。若拿宜佰康與亞諾法相比,亞諾法 是以老鼠抗體為主,由於兔子抗體的準確度及敏感度比老鼠抗體要強上百倍,因此,宜佰康以目前僅約三千個單株抗體的數目,卻創造與亞諾法很接近的營收。 談 起宜佰康的創辦人余國良,雖然年紀還不到五十歲,但在生技領域卻已參與多個重要企業及發展階段。早年余國良從復旦大學生化系、中科院生化所畢業後,便赴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分子生物所研讀博士,他的導師布萊克本(Elisabeth Blackburn)教授是一位知名的生化學者。二○○九年,余國良的導師及師姊等三個人獲頒諾貝爾生化獎,得獎的內容是端粒酶及端粒酶保護染色體理論, 余國良也是研究團隊之一。而且,余國良在《自然》(Nature)雜誌發表的一篇相關論文,更被布萊克本視為是其研究中最有價值的一篇。 一 九九二年,美國國會批准了人類基因組的研究計畫,這個被譽為規模僅次於阿波羅登陸月球的計畫,吸引了一位哈佛教授哈茲爾廷(William Haseltine)辭職出去創業。由於當時人類基因的相關研究才開始,有機會成為這個領域的專家,對於三十歲的余國良極具誘惑力,因此,這個創業計畫吸 引了包括余國良在內,八位中國到哈佛研究的博士後學者,成立的公司就叫做「人類基因科學公司」,專門研究人類基因組。 當時擔任資深研究員的 余國良,每天投入研究,幾乎到了癡迷的地步,終於發現了一個與免疫有關的標靶藥物Blys。這個發現讓後來紅斑性狼瘡抗體藥物得以面世,也讓此家公司的市 值,在三周內從幾千萬美元暴漲到三十億美元。 雖然余國良的表現很突出,但他也承認華人在美國企業發展的瓶頸。直到他的哈佛恩師開了一家孟德 爾生技(Mendel Biotechnology),並邀請他擔任研發部資深副總裁,帶領六十餘位研發人才。二○○一年底,他與團隊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發表了 全套的植物轉錄因子的基因,這篇論文至今已被引用上千次。 生技之父主動要求入股 在完成基因組的研究後,余國良 原本可以從此坐領高薪,但他不安分的基因仍舊蠢蠢欲動,他向董事會遞出辭呈,自行創立了宜佰康生技公司。宜佰康最初的創業過程也相當艱辛,因為很快就遇到 九一一事件,募資不易。幸好他遇到矽谷生技創投家方瑞賢的幫忙,另外也獲得來自台灣的Amkey生技創投董事長李家榮的協助,目前李家榮也擔任KY宜佰的 董事長。 能夠讓在生技產業地位崇高、素有「生技之父」之稱的魯特(Bill Rutter),擔任宜佰康個人最大股東,也是余國良一段精采有趣的過程。當時,余國良毛遂自薦地寫了郵件給魯特,想向他介紹兔子抗體的創業計畫,沒想到 魯特馬上回應,與他約當周周六上午八點見面。從來沒有那麼早起的余國良,當天一大早就出現在魯特的辦公室,短暫談完後,魯特覺得余國良的想法,「很有趣, 但尚未驗證。」隔了三個月,余國良做出一點成績後,又與魯特約見面,一樣是周六早上八點去見這位一向早起的老先生。看完之後,老先生說,「好一點了,但尚 待驗證。」隔了一段時間,余國良的研發又更進一步,再去找魯特,這次,魯特滿意很多。余國良便提出想邀請他來當宜佰康的科學委員顧問。 沒想 到魯特對他說,「我是不輕易給人做顧問的,除非我能占上公司的一大塊(significant stake)。」余國良心中暗自竊喜,便順勢邀請他與當時要入股的創投股東一起投資。最後,魯特答應了,並拿出四五○萬美元投資,占一一%股份,是宜佰康 最大個人股東。 過去幾年,宜佰康每年維持二成至三成的成長。余國良說,預估未來幾年,一樣可以維持這樣的成長速度,﹁我們不只是做抗體的公 司,我們的目標是在做一個與人類健康有關的公司,要讓人類活得更健康、更長久。﹂ 余國良 出生:1962年 現 職:宜佰康執行長兼總裁經歷:孟德爾生技公司研發部門資深副總裁學歷:復旦大學生化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分子生物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 宜 佰康 成立:2001年,加州資本額:3.62億新台幣 總裁兼執行長:余國良 業務:抗體試劑及客製化委託服務 近 三年營收: 2009年營收5.15億元,EPS 2.12元2010年營收5.51億元,EPS 2.02元2011年前三季營收5.1億元,EPS3.75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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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哈佛大學教授阿爾文·羅思(Alvin E. Roth)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授勞埃德·沙普利(Lloyd S. Shapley)。他們的研究成果運用了大量數學知識。事實上,沙普利教授擁有的是數學博士而非經濟學博士。
經濟學家曾經認為運用數學方法過於抽象,但根據研究表明,現如今一篇普通的經濟學論文,平均會有超過50個公式和2組數據分析。以上兩圖顯示了這一趨勢。
這一研究同時發現,諾貝爾獲獎者擁有數學學位比重越來越高。最近的獲獎者埃裡克馬斯金(Eric Maskin 2007)獲得的學士學位和博士學位都是數學專業,彼得戴蒙(Peter Diamond 2010)在大學期間也主修數學專業。
為什麼會這樣?這一研究顯示,頒發諾貝爾獎的瑞典皇家科學院,更喜歡經濟學家在做研究時,通過公式來表達理論,而非單調的文字。保羅克魯格曼在2008年贏得諾貝爾獎後,寫了一篇文章,擁護經濟學家多使用數學:
「…作為研究人員,重要的是讓你的同事(和學生)理解你如何得出的結論,一部分原因是他們可以看到你的缺點,一部分是因為他們可以運用你的數學技巧去思考其他問題。」
儘管斯德哥爾摩偏愛數學,但是數學語言並非一直這麼受經濟學家歡迎。很多二十世紀初的經濟學家都儘量避免使用它。在1906年,古典經濟學家馬歇爾,曾為他的同行們寫到:
1.運用數學作為一個速記的語言,而非闡釋問題的核心。
2.使用他們直到你完成論文。
3.把你的數學公式翻譯成文字語言。
4.解釋這些例子怎樣對實際生活重要。
5.銷毀數學。
6如果你不能成功運用第四條,那第三條也放棄吧。
但是,馬歇爾的時代之後,數學漸漸開始接管經濟學。
關於是否應該運用數學方法解決經濟學問題的辯論依然很活躍。
在1998年,克魯格曼寫下他對經濟學家使用數學的辯護。在文章結尾,它提供了修正版的馬歇爾規則:
諾貝爾經濟學獎這是第三次頒給金融學家。
同時頒給觀點、方法相左的經濟學家,也許有讓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更加多元化之意。
對「資產價格」的研究不等於幫助去預測你的股票、房地產的價格變動。
尤金·法馬 (Eugene Fama)
74歲,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出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波士頓,是意大利移民後代。1960年畢業於馬薩諸塞州Tufts大學,主修法文,獲得學士學位。隨後在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研究生院讀MBA,1964年獲得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為「股票市場價格走勢」。
根據SSCI統計,法馬是全世界被引用率最高的經濟學家之一。他也被譽為「現代金融之父」。
拉爾斯·彼得·漢森 (Lars Peter Hansen)
60歲,現任教於芝加哥大學。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1974年在猶他州立大學獲得數學學士學位,1978年在明尼蘇達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
羅伯特·席勒(Robert J. Shiller)
67歲,現任教於耶魯大學。出生於美國底特律,1967年獲得密歇根大學學士學位,1972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學位,被視為新興凱恩斯學派成員之一。因曾預言美國2000年科技股泡沫而聞名,他與另一名經濟學家卡爾·凱斯建立的「凱斯-席勒指數」,是反映美國住房價格的重要指標。他還是《非理性繁榮》與《動物精神》兩本暢銷書的作者。
席勒曾於2009年造訪中國,並對中國的房產泡沫提出警示。
在金融危機的霧霾尚未完全散去的2013年10月14日,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三位主打研究金融的學者:尤金·法馬(Eugene Fama)、彼得·漢森(Peter Hansen)、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
他們的獲獎理由是對「資產價格」的研究。這也許讓普通民眾覺得諾貝爾經濟學獎這一次離自己近了那麼一點,因為每個人都關心自己的資產價格。
官方通稿對三位學者的貢獻介紹中,最有趣的或許是這麼一句話:「他們的發現或許看起來既令人驚奇又相互矛盾。」
這是因為,三位學者中,尤金·法馬和羅伯特·席勒的學術觀點互相對立。
2013年的諾獎為什麼授予這三位學者?相互矛盾的理論為何可以同登領獎台?如果他們的理論是關於「資產價格」的,對現實中的投資有指導意義嗎?南方週末記者就以上問題採訪了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銀行研究室主任曾剛。
南方週末: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何花落三位金融學家?
曾剛: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三次頒給金融學家,第一次是1990年,馬克維茨、米勒和夏普因對金融學的基礎性貢獻而獲獎。1997年,默頓和舒爾茨因為「期權定價公式」而獲獎。
或許是因為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金融變得如此重要。不管是好的還是壞的,它對世界的影響在逐漸擴大。金融學在主流經濟學中地位和影響力也在慢慢提升。
南方週末:在你看來,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最重要的成果是什麼?
曾剛:法馬是公認的現代金融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得獎是遲早的事,甚至有很多人覺得,1990年諾獎第一次頒給金融學家時,最應該獲獎的就是法馬。
不過,法馬的核心貢獻並非只是對「資產價格」的一般性研究而是「有效市場」的假說。他假定(金融)市場是理性的並最終趨於有效。只要信息能夠「真實、準確、足夠地」披露,理性的人們自己會選擇「買還是不買」。
當然,現實中經常可以發現市場的無效之處,但正是不符合現實,才激起了後續的眾多研究,金融學才能成為一個重要的學科體系。
席勒是另一個研究領域的先驅,率先將行為經濟學運用於金融研究的先驅。行為經濟學認為人的經濟選擇並非都是理性的,有些會受到「動物精神」的支配,這個詞最早的定義是凱恩斯給出的。
2008年,席勒還跟阿克洛夫(行為經濟學創始人之一)合寫了一本書《動物精神》,指出有時投資者的行為也像動物一樣衝動。席勒是在用行為經濟學的方法來看待金融市場的運行和資產定價的。從研究的視角和主要觀點看,他和法馬是兩個極端。
漢森則是一名計量經濟學家,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工具層面,他提出的廣義矩現在被廣泛地應用於資產價格變動的研究中。
南方週末:不過,官方給出的獲獎理由是對「資產價格」研究的貢獻。還具體闡述為,法馬發現幾乎沒有什麼方法能夠準確預測未來幾天、幾週的市場;但是席勒發現通過研究對較長時期內的價格,可以對未來數年的價格形成預測;而漢森則研究出一種統計方法,適用於資產定價的合理性測試。這些研究的現實意義在哪裡?
曾剛:諾貝爾獎是授予那些對基礎理論做出貢獻的學者,不要試圖拿他們的理論去預測現實。
很多人批評法馬的「有效市場」理論不符合現實。但事實上,作為對基礎理論的貢獻,「有效市場理論」用簡明清晰的模型,奠定了新古典金融經濟學的基礎。其為金融市場後續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參照。所以,不能以對現實的符合程度來評價其在理論上的價值。
席勒的行為金融學倒是和現實結合得更緊密一些,因為他是從現象到現象的研究,關注研究人的行為。他也做過金融危機、房價等的現實預測,這也是無論在國外還是中國,普通人之中,席勒的名氣比法馬大得多的原因。
但無論如何,對「資產價格」的研究不等於幫助去預測你的股票、房地產的價格變動。他們是經濟學家,不是證券分析師。
金融學本身就是關於金融市場運行和資產價格的學科,它研究的是資產價格的形成和影響資產價格的因素,而不是告訴我們資產價格會變成什麼樣。
南方週末:「令人驚奇又相互矛盾」,這是特例嗎?
曾剛:當然不是特例,更嚴重的對立觀點同登諾獎台的事情也曾經發生過。1970年代,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和他一起得獎的繆爾達爾是典型的凱恩斯派。這兩個學派,一個秉持市場原教旨主義,一個主張政府干預經濟,觀點水火不容。
要理解法馬和席勒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所持的方法論不同。
法馬的理論脫胎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方法,有嚴謹完美的理論框架,它是在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開展的研究,也很自然地開啟了主流金融經濟學。而席勒從事的行為金融學幾乎沒有系統的理論框架,它是從觀察現實行為的特徵出發來研究金融學的,所以席勒更像劍宗的風清揚,沒有特定的招法,但是對現實的觀察更加深刻。
諾獎完全可以把獎項頒給同一個領域不同的聲音,況且他們對金融市場的運行和資產價格的變動,從各自的研究方法和視角,都是做出了巨大貢獻的。
退一步講,行為金融學也不是推翻了有效市場。這就像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供求關係」一樣,也存在很多缺陷,有很多理論修正但不是推翻它。因為它的假定本來就是提供一個參照系,是一個研究的基石。
南方週末:近來有觀點認為,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很多金融監管當局在過去幾年中對金融監管規則的修改,背後隱含的經濟學原理都是越來越多地使用行為金融學,而放棄有效市場。金融危機之後,席勒的《動物精神》一書在中國大賣,「動物精神」也成為金融實務界的熱詞。行為金融學是否也在影響著金融監管理念?
曾剛:不可否認,行為金融學的發展,顛覆了新古典經濟學中的一些教條,是人們可以用更加現實和多元的視角來看待市場和政府干預,理性與非理性的關係,的確在過去幾十年中,對金融創新與監管的實踐都產生了一些積極的影響。
當然,我們也不宜過度誇大行為金融學對傳統經濟學理念的衝擊,在很大程度上,理性假說前提,以及承認市場機制的效率和作用,仍然佔據著主流的理念,也是值得堅持的方向。
總的說來,金融危機的爆發反映出市場本身理性上的一些缺陷,在關鍵時刻可能需要一些政策舉措加以修正和干預。非主流的經濟學,包括行為金融學的研究可能帶來觀念上的一些改進和完善,這讓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認識更加多元化,也有助於經濟學研究本身的發展。這次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頒發給兩位觀點、方法相左的經濟學家,或許也有這樣的考慮。
聲音
@許小年:法馬和席勒對市場的理解處於對立的兩極。前者認為價格由人的理性計算形成,因此含有豐富的信息,是經濟個體進行決策的可靠依據;後者則強調心理因素(動物精神)的作用,認為價格中充滿誤導性的「噪音」,例如金融危機前的美國房價。對立的觀點同獲諾獎,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需要對立面。
@鄒恆甫:諾貝爾獎之荒唐:同時給持有不同觀點的人。Fama認為市場有效率;Shiller認為市場無效率;漢森搞技術活兒。(摘自新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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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時間十月十四日晚間,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三位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法馬(Eugene Fama)、韓森(Lars Peter Hansen)共同獲獎;其中,以創立「凱斯席勒房價指數(Case Shiller Home Price Index )而聞名於金融市場的席勒,大概是有史以來國內投資人最熟悉的經濟學獎得主了。 席勒獲獎的原因,如同另二位得主,「三人都為現今世人對資產價格的理解奠定基礎。」瑞典皇家學院如此評論;的確,自從一九八○年代末期投入房價指數的研究後,席勒幾乎都把心力放在資產價格。他的聲名大噪就是來自於兩度成功預言資產價格泡沫危機,一是二○○○年網通泡沫,其次則是○五年預測美國房地產恐將泡沫化,並且引發金融風暴。
一句台北房價問題
認真研究 《今周刊》曾經兩度派出採訪團隊前往美國採訪大師,也曾於去年十一月底邀請席勒來台演說。在報導中,我們形容他是「非理性市場中,最理性的聲音」,原因無他,席勒每一次的預言,都是經過極度理性而周延的研究調查;在我們幾次貼身專訪的過程中,關於大師不時展現的研究態度,記者至今印象深刻。 一次是在美國耶魯大學的研究室裡,當席勒聊到美國房價波動時,記者隨口問了一句:「有研究過台北市的房價嗎?那裡房價高得嚇人,但台灣人的薪水已經十幾年沒有調漲了。」席勒先是停頓數秒,陷入短暫的沉思,正當記者準備把話題拉回美國房市時,他開口了:「這個現象很有趣,你給我一點時間吧!」接下來,大約有整整一個小時,席勒不斷在電腦上尋找關於「台北房價」的資料,從鍵入「Taiwan population(台灣人口數)」開始搜尋,過程中還不時反過來「採訪」身邊這位來自台北的記者,「你知道租金報酬率大概是多少嗎?」「通膨率大概多高呢?」「最近幾年經濟成長率如何?」謹慎的席勒沒有立刻給出答案,但意外的是,當隔日我們再度碰面時,他主動提到了台北房價話題,並且有些缺乏自信地提出他「初步研究」之後的建議:「我知道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亞,原本房價也很高,但後來政府積極開發周邊衛星城市才有效壓抑,你或許可以這樣建議政府吧!」第一次,我們親眼見證了這位大師「遇到問題絕不善罷干休」的研究態度;至於第二次,他的研究主題更是詭異。 「你們中文字,如果寫成橫排,到底是由左到右或者從右到左呢?」這是席勒去年來台,從機場到飯店車程中對我們提出的疑問;當時,他不斷觀察著路旁招牌的字樣,「我依稀記得,許久以前大家是從右寫到左的,但聽說現在的寫法完全不同了。」這個問題成為三十分鐘車程的話題主軸,自此之後,他在台北期間再無提起,直到活動結束,席勒回到美國之後,當天坐在車內的工作人員都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主旨是這麼寫的:感謝各位的款待,以及回答中文書寫問題。 信裡寫道:「我找到一些古老建築的照片,確定中文橫排書寫在許久以前的確是從右到左的。」他附上了一張網路照片,是清朝紫禁城宮殿上的扁額,從右到左,寫著「正大光明」四個字。 天知道,因為一個小小的好奇心,他為這個與經濟無關的文化問題花了多少時間研究。
率先唱衰美國房市
無畏抨擊 極度理性而嚴謹的研究態度,讓席勒總能看見別人沒有發現、甚至不願承認的風險,但這卻也是他認為研究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來源。「老實說,要說出不好聽的預測,並且接受外界的批評,每次都是很大的難關。」他甚至對記者說:「其實有時候也會有些後悔,我好像總是把話說得太快了。」他記得,當○五年推出新版︽非理性繁榮︾唱衰美國房地產與經濟時,「剛開始,根本沒人要看。」當時多數人都認定房市的榮景還會持續好多年,「而他們都是很聰明的人,這讓我一度有點擔心,只能安慰自己:聰明人也有出錯的時候吧!」談挫折,席勒繼續翻出回憶,「早在一九八○年初期,我就寫了一篇論文,說當時的市場有過多的流動性,必須小心。」這是席勒第一次被外界當成箭靶,「當時接到一大堆負面批評,除了華爾街人士之外,還有很多經濟學家。」那一次,席勒則是這樣對自己說:「我也可能是錯的,但那又如何?我又不是總統……。至少我知道自己的結論經過很多研究。」對於得獎,席勒的第一反應是「不敢置信!」這大概是我們聽過從他口中說出最具情緒的字眼了。這位把理性研究當信仰的學者,大概只會興奮一下,接下來,他恐怕又會鑽進某個莫名其妙的小問題,翻天覆地的尋找正確解答。 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 出生:1946年 學歷: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博士 密西根大學文學學士
大事紀: 1991 正式發表Case Shiller房價指數,成為觀察房市的指標1996憑藉《宏觀市場》一書,獲第一屆薩繆森傑出學術作品獎2000出版《非理性繁榮》一書,預言股市投機泡沫。隨後網通泡沫破滅、當年那斯達克指數重挫5成2005 預言房市泡沫形成。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風暴 撰文‧楊紹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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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經濟學界最紅的明星,讓兩位最嗆辣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同台乖乖聽話,用一本厚達七百頁的經濟學著作在亞馬遜賣到榜首。他不信馬克斯,卻得出和馬克斯一樣的結論……這位年輕法國經濟學家,在紅什麼? 撰文‧楊卓翰 二○○八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和○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狄格里茲(Joseph Stiglitz),這兩位講話嗆辣,又常針鋒相對的經濟學家,坐在台上,像乖巧學生一樣,靜靜地聽。這不是他們的場子,他們只是配角。湯瑪仕.皮凱提(Thomas Piketty)正在說話。 解答貧富不均的真相 皮凱提是法國經濟學院的經濟學者,也是最近全球大賣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暫譯。中文版由衛城明年出版)的作者。這本重達一公斤、七百頁的書,四月時英文版在亞馬遜上架,一度缺貨,目前還是銷售榜首,賣得比小說還好,謂為經濟學奇書。 兩位享譽全球的經濟學大師,就是特地來為皮凱提站台。在這場紐約市立大學研究院的學術論壇,小小的演講廳塞滿觀眾,主講人皮凱提,操著濃厚的法國腔英文──你幾乎聽不懂那是法文還是英文,用了四十分鐘介紹他書中的主要概念:「解答過去三百年來全世界貧富差距的真相。」而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各只有十分鐘,上台呼應皮凱提的研究。 「十年前,我想在我的書裡其中一章提到貧富不均,結果出版社把它拿掉了,認為這不重要。」克魯曼調侃,「但是皮凱提給所有不重視這個議題的出版社、學者們上了一堂課。他的書,是我們這個年代最重要的經濟著作。」這個皮凱提是誰?為什麼他的經濟書可以在全球大賣? 今年四十三歲的皮凱提,出生於法國。他的父母雖然高中都沒畢業,但都是激進的左派運動分子,一九六八年那場顛覆法國的「五月革命」裡,他的父母就是在前線與鎮暴警察對峙的反抗者之一。 這場五月革命,是法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場學運,一開始只是大學生要求改革大學教育,卻演變成反對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右派勢力的全國性暴動和抗爭,最後逼得戴高樂解散國會,並間接影響戴高樂一年後的辭職下台。 皮凱提出生的一九七一年,整個法國正處於後革命的撕裂中;而父母的政治傾向,比他們的學歷影響更深。出生於左派家庭的皮凱提,看到一個令他不解的現象。 「八○年代後期,蘇聯瓦解、德國柏臨圍牆倒塌,這讓我很疑惑,」皮凱提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回憶,「如果資本主義造成社會不公和收入不均,那為什麼不允許私有資產的共產主義國家,會一個一個瓦解?」皮凱提說。 狠敲資本主義警鐘 年少的左派思想,在青少年時受到衝擊,激起皮凱提發掘問題的動機。這注定他一生研究志向:資本主義下的貧富不均,他二十二歲就拿到法國高等社會科學學院和倫敦政經學院經濟學兩個博士學位,論文都和貧富不均有關。 這本《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正是皮凱提耗費十五年研究的結果。雖然有許多評論家把皮凱提比作二十一世紀的馬克斯(Karl Marx,被譽為共產主義之父,《資本論(Capital)》為思想代表作),但皮凱提不這麼認為:「這本書和《資本論》沒有關係!」他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很明顯我們需要資本主義,不只是因為經濟更有效率,而是如此人類才能自由。」在書中,皮凱提提出一個前所未有的分析:在過去三百年的經濟發展中,「投資報酬率」高於「經濟成長率」是常態,也是造成貧富不均的主因。過去三十年貧富差距的縮小,只是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小反彈」。按照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不對資本利得及富人全面課上八○%的高稅率,貧富差距在未來只會擴大。 就是這個論證,讓全球近年的社會運動,包括佔領華爾街、中東茉莉花運動等核心價值,終於有了清楚的論述。「他們(社會運動者)隱約知道自己在反抗什麼,但沒人可以像皮凱提這麼清楚地拿出數據,指出那些『一%』、『一○%』如何獨吞經濟成果,造成收入不均。」克魯曼在演講時說。 再加上皮凱提的這本書深入淺出,讓一般非經濟甚至非英文讀者都能輕鬆讀,才能在全球瀰漫左派氣氛的當下,賣到缺貨。雖然皮凱提極力和馬克斯撇清關係,但結論卻和馬克斯殊途同歸,馬克斯敲響資本主義的喪鐘,而皮凱提至少已狠狠地對資本主義敲響警鐘。 馬克斯的《資本論》為共產主義提供理論基礎,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將來會怎麼影響經濟發展?二十一世紀,才剛開始! 湯瑪仕‧皮凱提 (Thomas Piketty) 出生:1971年;法國 現職:法國社會科學高等 學院(EHESS)主任、巴黎經濟學院(PSE)教授 經歷:麻省理工學院 經濟系助理教授 學歷:倫敦政經學院經濟學、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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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數學聯盟今天宣布把菲爾茨獎授予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Maryam Mirzakhani等四人。來自伊朗的Mirzakhani成為譽為數學諾貝爾獎的首位女性得主。
菲爾茨獎於1936年設立,授予對象僅限於不滿40歲數學家學者,每四年頒獎一次,所以其獲獎難度甚至高於諾貝爾獎。
Maryam Mirzakhani
Mirzakhani生於1977年。1994年和1995年,她在高中生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大賽中連續兩屆摘得金牌,被稱為“伊朗的天才少女”。
Mirzakhani在伊朗沙力夫理工大學獲得學士學位,從2008年起在斯坦福大學任教授。
Mirzakhani專攻黎曼曲面幾何學和力學體系,她在“模空間”研究中有關曲面物體運動軌跡的多項重要發現得到了國際數學聯盟的肯定。
Artur Avila
巴西數學家阿圖爾·阿維拉在多個數學領域都有突出貢獻,其中最引人註目是對混沌理論(chaos theory)和動態系統研究(dynamical systems)。這餛飩理論試圖理解初始條件十分微小的改變,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導致最終結果巨大的變化。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蝴蝶煽動翅膀,可能導致數百英里之外氣候變化,這在氣候模式系統預測領域有廣泛應用。
阿維拉對最大貢獻在於,他把某一大類的動態系統分為兩類:他們要麽最終演變成一個穩定的狀態,或者陷入混亂的隨機狀態,在後者的情況下其系統行為可以用概率描述。
Manjul Bhargava
巴爾加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數論和代數。比如像 3x2 + 4xy -5y2 這樣的整數系數多項式。
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最偉大的數學家,德國人卡爾·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erich Gauss),發明了一套工具研究向上述多項式,但是高斯的研究僅限於最高二次方。
巴爾加瓦在高斯研究的基礎上,從幾何和代數領域大大增強了高斯定理。他的研究擴展到了二次方以上,從而極大地擴展數論和基礎數學理論。
Martin Hairer
Martin Hairer研究隨機偏微分方程。微分方程在數學、物理學和金融學中都有廣泛應用。它描述了一個隨時間改變的數學過程,比如一枚炮彈從大炮中發射出來的過程,或者是股票或債券價格變換的過程。
微分方程有多種分類。常微分方程是只有一個變量的微分方程。比如發射炮彈的軌跡,就能用一個常微分方程描述,其中唯一的變量是時間。
偏微分方程描述涉及多個變量的過程。比如在物理學中,需要對時間和對象當前位置研究,才能確定未來軌跡。偏微分方程描述了更為廣泛的運動變化進程,並且一般比只有一個變量常微分方程難度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