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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將試點發行 20多家信託公司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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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運營商試點大開放

2013-11-04  NCW

運營商放棄追求排他性，將重要渠道盡收囊中。而打破頭擠入虛擬運營的企業仍可能演變成變相的代理商◎ 本刊記者 覃敏 文qinmin.blog.caixin.com 虛擬運營商即將進入實操層面，而目前呈現的試點申報局面，出乎衆多市場人士的意料。 據財新記者瞭解，中國聯通于10月21日與14家企業簽訂了虛擬運營合作協議；中國電信到底與多少家企業達成協議還未可知，但其搶在中國聯通之前與入圍者簽約，試點企業數量應不少于中國聯通；至於一向被動的中國移動，在其他兩位對手的倒逼之下，選擇合作企業更加謹慎，至今還未與企業達成最終的協議。 接受財新記者採訪的多家申報試點企業預計，虛擬運營商試點名單很可能在近兩周內塵埃落定。目前除了中國移動，另兩家運營商都已將入圍名單上報工信部。 “按照國際慣例，我們本來預期運營商會一對一地‘結對子’合作，沒想到這次對合作者根本沒有排他性。 ”野村綜研（上海）電信行業研究副總監陶旭駿大呼驚訝。 更讓觀察人士意外的是入圍試點的虛擬運營商數量之多。國際戰略咨詢機構威普咨詢全球副董事侯成芬稱， “數量從最初預期的六家左右一下激增到了幾十家。 ”所謂 “虛擬運營” ，即企業從基礎電信運營商處購買移動通信服務，重新包裝成自有品牌並銷售給最終用戶。今年5月17日，工信部正式發佈《關於開展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工作的通告》 ，要求三大運營商儘快與意向企業洽談。 經過近四個月的談判、博弈，虛擬運營即將到了揭盅時刻。 “如今的局勢是運營商主導下的渠道之爭。相較于以前的代理模式，這樣的虛擬運營能夠對既有的電信市場格局帶來多大的改變？這些虛擬運營商的前景又在何方？最重要的，這能否達到工信部對民營資本進電信之後促進競爭、活躍市場的預期？”陶旭駿充滿疑問。 “囚徒困境” 三大運營商迫于政策才開放的虛擬運營業務，現在演變為一場轟轟烈烈的運動。 5月31日，在工信部要求之下，三家運營商在各自官網公告虛擬運營業務的合作需求材料，企業需根據模板提交意向書，並在運營商評估、篩選之後開展商業洽談。 這種“穩坐釣魚台”的洽談姿態暗示運營商並不著急。 “運營商是被逼著拿出一部分市場，給‘小伙伴們’分蛋糕。 ”獨立電信分析師陳志剛表示。 公告甫一發佈，大批意向企業蜂擁而上。據財新記者瞭解，向中國移動申請合作的有83家，向中國聯通申請的有86家，向中國電信申請合作的有92家。 這些企業來自五花八門的行業，有手機終端廠商聯想、小米，互聯網公司百度、盛大，甚至還有生產男裝的紅豆集團和煤礦企業等等。 陶旭駿告訴財新記者，如果不重複計算同時與三家運營商洽談的企業，大約有96家企業參與了此輪申報，這意味著多數企業同時在和三大運營商談合作。 “誰也不確定虛擬運營的下一批試點在何時，所以 ‘搶位置’是不少企業的心態。 ”三大運營商的態度在談判過程中發生了分化。據財新記者瞭解，中國聯通與意向企業談了三輪，前兩次是在集團總部，後一次是在集團培訓中心，都集合了大批企業進行批量式答辯；中國電信則搶在中國聯通之前確定了合作模式，與大型渠道商簽約；而中國移動僅在意向企業提交材料之後組織過一輪答辯，之後便音訊全無。 一位曾參與洽談的企業人士告訴財 新記者，在第一輪談判時，中國聯通都會特別詢問企業 “是否還與其他運營商合作” ，但後來其不再提排他性的問題。 “渠道方太強勢了，尤其是蘇寧，堅持要與三家運營商合作。10月18日，中國電信率先與八大渠道商簽約之後，中國聯通也著急了，不得不簽約。 ”據一位接近中國聯通的人士透露。傳統渠道商包括蘇寧、國美、迪信通、天音控股、愛施德，電商渠道包括阿里，這六家都分別和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簽了約，同時還在等待中國移動的大門打開。 陶旭駿分析，這是不確定性導致的典型的 “囚徒困境” 。因為這是首次試點，運營商之間難以判斷對手策略，為最大限度地趨利避害，就盡可能地將重要渠道收入囊中。 “從國際市場來看，虛擬運營的啓動大多是企業發現自己的業務真正有這方面的需求，再去找運營商談合作。而中國這種運動式、有步驟的試點制度，激化了企業需求的集中爆發。 ” 企業入局 經過近四個月的談判，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的合作對象已塵埃落定。 據上述參與虛擬運營洽談的人士介紹，中國聯通選擇了14家合作伙伴，其中渠道商8家，分別是天音控股、愛施德、樂語、話機世界、迪信通、國美、蘇寧、京東；集團客戶3家，分別是中期期貨、巴士在線、華翔；增值業務廠商3家，分別是蘇州蝸牛、萬網（阿里巴巴集團控股公司） 、遠特。 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很多企業也在10月底拿到了中國電信的《移動通信轉售業務商業合同》 ，其中包括三五互聯、阿里巴巴、迪信通、天音控股、國美、蘇寧、愛施德等公司。 中國移動相對沉默。 “其實我們早就制定了詳細的方案，包括虛擬運營商的參與程度，我們更樂意見到怎樣的廠商等，都經過多次討論。問題是，前來洽談的企業可能自己都沒有想清楚移動通信轉售業務到底意味著什麼。 ”一位曾翻閱企業申報書的中國移動內部人士抱怨稱， “有的企業的申報材料言之無物，簡直令人哭笑不得。 ”他透露，中國移動傾向于選擇先天資源稟賦較好的企業進行合作。 但多位市場人士猜測，在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確定合作對象之後，中國移動或許會調整選擇標準。 “整體來看，運營商選擇的企業都與其自身有較強的戰略互補性，它們可以借助合作企業掌握的渠道、用戶、產品等資源拓展市場。而那些不直接掌握用戶的企業，譬如小米，則被列為次選。 ”侯成芬認為，入局的企業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專注于政企行業市場譬如巴士在線、中期期貨，一類是增值服務商譬如263，一類是渠道商。而渠道商則分家電連鎖、手機連鎖、全國手機代理分銷商（即國代商） 、電商四類。 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百度、盛大最終未能入圍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試點，也是因為其缺乏渠道資源的優勢。 “不同的渠道商對虛擬運營的戰略定位不一樣，各自的玩法也不一樣。 ”侯成芬分析，手機連鎖企業如迪信通，原有業務較為單一，正在謀求多元化發展，虛擬運營無疑是它們的戰略轉型重點，可借助原有手機門店、客戶資源開展業務；家電連鎖企業國美、蘇寧，可結合虛擬運營進行交叉和綑綁銷售；國代商如愛施德，則可利用其遍佈全國的渠道分銷移動通信業務；至於阿里、京東，他們或許將虛擬運營作為一個串聯各業務板塊的基礎業務，助力電商和移動電子商務，並有效掌控移動互聯網的流量入口。 北京博思咨詢總經理龔斌認為，現在還不能斷言哪種渠道的商業模式更優，它們代表了不同的生態：傳統渠道商擁有豐富的門店資源，能夠為用戶提供體驗場所，還有專業僱員與用戶互動，這在線下購機占主流的今天仍具優勢；擁有互聯網基因的電商企業，則在產品創新、增值服務領域更具競爭力；而增值服務商和政企市場企業的客戶，則是運營商不太容易或需較大成本進入的領域。誰能笑到最後，還看商業模式和執行力。 “阿里、京東的出現令人興奮。 ”侯成芬說，從全球來看，沒有哪個國家出現過體量如此龐大的互聯網公司進入虛擬運營領域，也許它們能帶來驚喜。 入門之後 表面上，幾十家企業入局虛擬運營，運營商開放力度超過市場預期，但從簽訂 的合作細則看，運營商仍堅定地把守著定價權。 “我都不知道運營商是不是要真心開放虛擬運營，中國聯通三輪談判幾乎問的都是同樣的問題， ‘這個價格能接受嗎？’ ‘發展的基本用戶要達到多少’等等。 ”上述參與虛擬運營洽談的企業人士透露，運營商們都是反複強調自己的要求，而並不是你退我讓的探討合作，在價格、開放地域、合作模式等層面幾乎沒有商量的餘地。 該人士介紹，中國聯通一開始僅放開南方15個省份，在各家企業力爭之下，到了第三輪談判的最後關頭，才勉強加上了北京。 “至於價格，中國聯通是在標準資費基礎上給虛擬運營商一定折扣，但實際上這樣的價格並不優惠。 ”侯成芬說。 幾家政企行業市場的廠商就因接受不了這樣的價格放棄了申請虛擬運營業務。一位退出申請的企業高管告訴財新記者： “現在運營商省級分公司將我們視為集團客戶，給的價格都要比虛擬運營的低得多。 ”陳志剛則反問，運營商為什麼要降低價格，讓自己的業務受到衝擊呢？定這樣的價格就是為了避免虛擬運營商大打價格戰，削薄整個行業利潤。這也符合工信部的初衷，讓各虛擬運營商通過創新產品、提升服務等方式，增加通信的價值、活躍市場。 侯成芬也認為，從國際經驗來看，運營商在虛擬運營業務上一般都持保守被動策略。而從轉售企業角度看，接受運營商這樣並不算優惠的批發價，主要是想用虛擬運營業務服務公司的大戰略，因此短期利潤並非首要考慮。譬如國美等連鎖企業，希望籍此業務強化客戶粘性，帶動主營業務；而阿里、京東，或將其視為電商和移動互聯網戰略的關鍵環節。 但陳志剛卻認為，一些企業並非真的要做虛擬運營商，有的只是將之視為稀缺資源待價而沽，有的現在就已經開始找下家談變相的牌照使用權出租，有的則是為了在資本市場講新故事。 從商業模式上來看，中國聯通相對靈活、自由，允許合作企業自建計費、營賬、客服、信息安全等系統，並同意企業自行設計套餐、資費；而中國電信則要求企業租借自己的系統，由企業提出套餐需求，經中國電信審核後再批發給企業。 “中國移動尚未明確合作模式，但在中國移動給意向企業下發的申報表里，租借系統一項是打勾的，似乎傾向于中國電信的做法。 ”陶旭駿說。 不同的商業模式，意味著那些和多家運營商合作的企業既需自建一套系統，還需租借另一套系統，再加上中國運營商網絡制式的不同，這些都加大了對企業資本投入的挑戰。而以前就有通信代理業務的渠道商，除面臨不同網絡之間的平衡問題，還要面臨在同一張網絡中，代理與虛擬運營業務之間的平衡問題。 前景未卜 今年中國電信行業主營業務收入預計超過1萬億元，若按歐美發達地區虛擬運營用戶大約占比12% 的目標計，中國虛擬運營市場的收入規模，可望超過1200 億元。 但在整個市場大環境疲軟的形勢下，受價格、地域以及商業模式等限制的各企業，要在電信市場搏殺出一條生路並不容易。 據工信部統計，截至今年第三季度，中國的移動用戶達到12.07億戶，移動電話普及率為89.2部 / 百人，增長空間有限。同時在OTT業務衝擊之下，傳統通信業務正出現持續性下滑。陳志剛認為，目前運營商的市場細分程度已經很高，差異化競爭空間很小。即便虛擬運營商找到了細分市場推出相應產 品，三大運營商也可能很快照搬，並以更大陣勢推廣促銷。虛擬運營商很可能淪為三大電信運營商的 “產品試驗田” 。 關鍵是三大運營商掌握著結算定價權。盡管在合作合同中，雙方可約定合適價格，但當虛擬運營商威脅到三大運營商利益時，運營商有可能採用補貼、饋贈物品等手段變相降價，搶奪用戶。 一位運營商內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此次主要把關注點放在渠道爭奪上，虛擬運營商很可能會演變成變相的代理。 但龔斌認為，民營的虛擬運營商的機會在於體制機制優勢，再結合自身渠道、品牌或內容，也有可能獲得一定市場空間， “有點像鯰魚效應，體量不大，主要還是攪活市場” 。 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此次這麼多企業入圍，有的是動用了各種關係擠進來，運營商得罪不起，就先將名單上報，把皮球踢給工信部。最終到底是何局面，還要看工信部的審批。一位工信部電信研究院人士也告訴財新記者，定價是否合理，合同是否合規，以及競爭是否過度，工信部將在最後定調。 按照工信部要求，試點企業應搭建好完整的系統，確保明年5月正式開展業務。

礦業「簡政放權」，試點省緊擁市場 貴州礦變

http://www.infzm.com/content/98453

國務院新一批的「簡政放權」清單，讓煤炭礦業權審批管理改革試點省有了更大的改革空間，而作為試點省份之一的貴州，已經邁向了由市場而非政府配置礦產資源的深水區。這意味著礦產資源獲得將更公平、未來資源價格將真正由市場決定，權力尋租空間被大幅壓縮。

「親市場遠政府」

「是取消，不是下放。」指著辦公桌上一份文件上的小段落，貴州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赤兵對措辭較起了真。

作為「簡政放權」改革承諾的兌現，國務院最近又拿出了新一批的「清單」——取消和下放64項行政審批事項和18個子項。其中就包括取消由國土資源部對礦業權投放計劃審批，以及取消由國土部審批的煤炭礦業權審批管理改革試點省煤炭礦業權審批項目備案核准。

所謂礦業權，簡單地說就是礦產資源的使用權，分為探礦權和採礦權，前者是指在依法取得的勘查許可證規定的範圍內，勘查礦產資源的權利；後者是指在依法取得採礦許可證規定的範圍內，開採礦產資源和獲得所開採礦產品的權利。礦業權雖然在政府行文、交易公告中被大量使用，卻沒有法律上的明確釋義。

在這些生澀的說法被解讀為中央向地方分權時，貴州省國土資源廳副廳長王赤兵看到的則是，煤炭這類礦產資源的配置日益「親市場而遠政府」。這意味著資源獲得將更公平，未來資源價格將真正由市場決定，權力尋租空間被大幅壓縮。

國務院「簡政放權清單」中所提及的煤炭礦業權審批管理改革試點省，早於2010年9月就開始試點。當年，黑龍江、貴州和陝西成為國土資源部列的三個試點。試點的初衷相對單純，就是審批權限下放，從部到省，而涉及部門也僅限國土系統。

依此目標，這份名為《國土資源部關於開展煤炭礦業權審批管理改革試點的通知》（國土資發〔2010〕143號，以下簡稱「改革試點」），給試點省設計了幾項遊戲規則，其中重要一環是礦業權投放計劃審批，即下一年投放的礦業權要提前做好計劃、上報批准才能實施。

而當時被視作「放權」標誌的審批登記權限由部到省，則是以礦業權投放計劃為基礎的。

僅僅時隔三年半，投放計劃就被徹底取消。就王赤兵的工作感受而言，計劃趕不上變化是直接原因，從2010年試點至今，煤炭的產業政策劇烈變化，煤礦生產准入門檻一路從15萬噸、30萬噸提高到90萬噸，事實上很難按投放計劃行事。而投放計劃「重計劃輕市場」則是其被最新一輪政策刷新的根本原因。

省一級審批的項目不用再去部一級備案核准，亦被視作改革的強烈信號，「給了試點更大的改革空間，也表明支持市場配置資源的改革方向」。

協議出讓「從嚴從緊」

不過，新一輪的改革並非「大撒把」。2010年改革試點中，對探礦權、採礦權出讓管理從嚴的規定沒有變，即還是協議方式出讓的礦業權需到國土部報備，以招標、拍賣、掛牌方式（以下簡稱「招拍掛」）出讓礦業權的，省國土部門做主。

按照國土部的規定，礦業權可以協議出讓，也可以轉讓。礦業權出讓者只能是縣級以上政府礦產主管部門，而轉讓雙方只要符合條件即可。相比於招拍掛等市場公開競爭方式，政府主導的協議出讓更易滋生腐敗。

2013年10月，內蒙古一家鋼鐵公司成了呼和浩特市出讓探礦權公告（呼公資礦告字〔2013〕01號）唯一符合條件的報名者。後該公司被曝光，被認為是這起「量身出讓」事件的受益者。2010年時，還曾發生過黑龍江省伊春市價值數百億的鐵礦以協議出讓的方式被「賤賣」的案例。

王赤兵直言，協議出讓和招拍掛並行的雙軌制是很糟糕的制度。「從個人來講，我每天坐在窗口審一百多個礦證審批的件，連抵押貸款也要我們簽。」

鑑於資源的唯一性和排他性，為防止權力下放變成了尋租下放，貴州的做法是並聯審批。各個相關部門可以同時審件，而無須審批接力。此外，每天各部門審件的意見會直接傳到貴州省監察廳的電子檢查中心進行數據保存，信息完全公開，杜絕了向下打招呼的空間。

從2003年國土部試行《探礦權採礦權招標拍賣掛牌管理辦法》，到2006年《關於進一步規範礦業權出讓管理的通知》（國土資發〔2006〕12號）規定，再到國土資源部《關於嚴格控制和規範礦業權協議出讓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土資發〔2012〕80號），對礦業權協議出讓「從嚴從緊」的管理不斷加碼，對招拍掛等市場方式公開出讓礦業權的鼓勵則態度鮮明。

這意味著，未來礦業權的管理會因出讓方式不同，呈現冰火兩重天的景象。協議出讓的數量會大量減少，其出讓範圍、審批權限和程序都會受到嚴格控制，而招拍掛等則終將成為礦業權交易的主流。

讓市場的歸市場，讓政府的歸政府

對於貴州省畢節市等地的不少煤礦投資人而言，煤炭礦業權審批改革遠不如已持續數輪的資源整合對他們的影響來得直接。

一位已退出貴州煤礦經營的外省籍投資人，曾在2007年前後收購了幾家煤礦，剛剛整合完畢、跑齊「五證一照」，他和許多礦主發現，自己又不符合准入門檻了，「國家政策變化太快，我們做不了了」。

與席捲全國主要煤炭產區的煤炭資源整合相比，礦業權審批改革看上去更像個國土系統內部權力的再分配，且兩件事關聯不大。但貴州的改革試點事實上已超出了行政審批權限的範圍，邁向了由市場而非政府配置礦產資源的深水區。資源整合也超出了一開始對安全事故的被動響應，成了又一輪的利益重新分配。

「如果真的要市場起作用，一邊得培育合格的市場主體，另一邊得有合格的市場監管者，同時還要有第三方的交易平台。」一位關注礦業權審批改革的貴州官員認為，資源整合和審批權下放最終都指向市場。

在分管礦業權審批改革工作的王赤兵看來，資源整合與礦業權審批的聯動關係在於，每一次事故的出現，總能帶來煤炭產能的調整。而產能調整又會間接影響到礦業權設置方案。後者是資源管理中的一項基礎工作，在中國煤炭工業協會副會長姜智敏看來，對礦權設置方案的調整本身也是從源頭上整合礦業權。

事實上，國土部從2006年前後就編制煤炭國家規劃區礦業區設置方案，並於2010年開始修編。姜智敏所在的煤炭工業協會也貢獻了數位專家參與修編。

經過數次整合，貴州省曾經的1700多家大小煤礦，將兼併重組至800個左右。依據一個礦區一個開發主體的原則，原有的礦業權設置方案要相應調整。

「對礦業權設置方案實施動態調整，已經超出了礦業權審批的範圍，讓礦業權的管理制度更加完善。」王赤兵介紹。

作為南方的煤炭大省，按照原本的設計，貴州只是礦業權審批改革的試點，但一番嘗試下來，王赤兵意識到，單靠國土部門不行。比如，礦業權的投放計劃和煤礦產能門檻也受制於發改委，更複雜的是，各部委之間的改革也不配套、不同步。

由礦業權審批改革試點開始，貴州事實上已經走了很遠。

2012年1月12日，國務院出台《關於進一步促進貴州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支持貴州開展煤炭礦業權審批改革試點，積極指導貴州加快煤炭礦區礦業權設置方案的編制和修編，合理佈局和有序投放礦業權。這是一個省的礦業權改革首次寫入中央級文件。

隨後，貴州省委、省政府又發出了《關於礦產資源配置體制改革的意見》（黔黨發〔2012〕18號），貴州省政府還成立了跨部門的礦產資源配置體制改革工作領導小組，通過聯席會議的方式解決問題。

一項單純的審批制度改革能跨部門且直接得到中央支持，源於貴州經濟對礦產資源開發的依賴。偏居西南的貴州寄望於把資源優勢轉變為發展優勢，而其中的關鍵正是礦產資源配置。

在此之前，貴州事實上已經通過煤炭資源有償使用制度改革試點，嘗到了市場的甜頭，開始主動擁抱市場。

「深化礦產資源配置體制改革，核心要招拍掛。我們已經跳出了審批權管理的怪圈來考慮資源配置。」據王赤兵介紹，貴州計劃未來將行政許可轉變為行政服務，而所有礦業權的招拍掛交易都移交至已經建立的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政府主管部門最終只負責登記，並監管二級市場的規範運作，讓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

5家民營銀行首試點 阿里騰訊定位各不同

http://www.infzm.com/content/98846

3月11日，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出席全國人大新聞發佈會時透露，將在天津、上海、浙江、溫州、深圳五處分別開展民營銀行的試點工作。

此次試點民營銀行，將採取共同發起人制度，即每家試點銀行的發起人不得少於2家民營資本。據《上海證券報》消息，業內人士稱之所以採取共同發起人制度，主要是為了使得民營銀行未來運營的決策更加均衡，同時防止銀行牌照稀缺資源被獨吞。

進入首批試點名單的10家民營企業包括：阿里巴巴與萬向（浙江）；騰訊與百業源（深圳）；均瑤與復星（上海）；商匯與華北（天津）；正泰與華峰（溫州）。

差異化經營模式獲青睞

由於銀監會並未設置統一的框架和規則，此次申報方案都各具特色，目前，已有四種經營模式獲得肯定。據《21世紀經濟報導》消息，它們分別是：來自浙江的阿里巴巴和萬向提出「小存小貸」模式（限定存款上限和貸款上限）；來自深圳的騰訊和百業源主打「大存小貸」模式（存款限定下限，貸款限定上限）；代表上海的均瑤和復星與代表溫州的正泰和華峰同時選擇了「公存公貸」模式（只對法人不對個人）；天津的商匯和華北則青睞「特定區域存貸款」模式（限定業務範圍、區域範圍）。值得注意的是，此前的「大熱門」蘇寧云商並不在內。

除了發揮各自的特長外，銀監會在確實民營銀行時還基於以下五點關鍵要素：

第一，突出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要建立完全由資本說話的公司治理機制，也就是說，這些銀行要依法建立董事會、監事會、經營班子和開展業務，獨立自主地去經營。

第二，突出特色化業務、差異化經營，重點是服務小微，服務社區功能等等，以完善多層次的銀行業的金融服務體系。

第三，突出風險和收益自擔的商業原則，重點是要依法做好風險管控和損失承擔的制度安排，也就是說要制定「生前遺囑」，防止銀行經營失敗後侵害消費者、存款人和納稅人的合法權益。

第四，突出股東行為監管。重點是要依據現行的法律和法規，監管銀行和股東的關聯交易。股東對銀行的持續注資能力和它的風險承擔能力，防止試點銀行成為股東的融資工具。在這些方面，整體上講，我們還缺乏成功的經驗，所以要試點，通過試點以後，再逐步推廣。

以阿里方案為例，據《每日經濟新聞》報導，銀監會相關負責人表示：第一，小存小貸模式設置了存貸款上限，特色清楚，符合差異化經營導向；第二，網絡銀行模式，利用互聯網技術來開展銀行業務，客戶來自電商；第三，有承諾風險的責任自擔問題。

《第一財經日報》報導稱，阿里方面一名與該項目相關的消息人士表示，阿里的方案提出利用互聯網技術來開展銀行業務的設想，因此不打算設立物理網點。該人士還稱，阿里小貸目前信用良好的客戶極有可能是首批客戶。

騰訊方面則表示，根據銀監會批准，騰訊將在深圳前海牽頭成立民營銀行，目前正在資質審查階段。

試點民間資本自擔風險機制

儘管民營銀行才剛剛起步，但民間資本入股現有銀行卻已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據銀監會數據顯示，民間資本已經在銀行業資本構成中佔顯著比例。如股份制銀行和城商行總股本中，民間資本佔比分別由2002年的11%和19%提高到2013年的45%和56%，已有100多家中小銀行的民資佔比超過50%，部分中小銀行為100%民資。全國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民資佔比已超過90%，村鎮銀行民資佔比達73%。國有銀行上市後，也有民營機構和公眾持股。

「過去這些民間資本入股都是作為財務投資者，在銀行的日常經營過程中並沒有話語權，無法參與決策，沒有讓資本說話就不是真正的民營機制。因此，我們這次試點民營銀行並不是試點民營資本參與多少，而是在試點民營機制。」銀監會內部權威人士接受《經濟參考報》採訪時說。

試點民營機制並不是一個心血來潮的想法，2013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於金融支持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指導意見》中就提到要「嘗試由民間資本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民營銀行」；當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再次強調，「在加強監管的前提下，允許具備條件的民間資本依法發起設立中小型銀行等金融機構」。

據銀監會介紹，此次試水民營銀行重在兩點：一方面要引導民間資本參與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的重組改制，讓投資入股的民資具有更多的話語權，引入更靈活的民營機制；另一方面試辦由純民資發起設立自擔風險的銀行業金融機構。

享受了重組改制的利好，也同樣要有更嚴格的條件進行匹配。

銀監會對發起設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民間資本有明確的要求：應選擇持續經營的良好主體，以自有資金入股，避免代持的情況；對於發起企業的主要控股、控股股東或實際控制人，要求試辦民營銀行的終極受益人和剩餘風險承擔者，應為中國公民且不得持有綠卡(外國永久居留權)，保證試點能夠經受監管部門和社會公眾的監督與檢驗。另外，發起主體要承諾5年的股權鎖定期，5年內發起主體持股不得轉讓。

據中新網消息，銀監會副主席閻慶民明確表示，銀監會對試點銀行資本充足率、撥備等關鍵監管指標，設置量化觸發標準，一旦達到觸發值，立即啟動風險對沖、資本補充和機構重組等措施。做好風險處置安排，保護存款人合法權益。

尚福林指出，未來民營銀行的監管重點是要依據現行的法律和法規，監管銀行和股東的關聯交易。股東對銀行的持續注資能力和風險承擔能力，防止試點銀行成為股東的融資工具。

土改「千秋」敗局 一個重慶村莊的7年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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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城鄉統籌改革示範區裡的農地改革試點，為何在7年之後走到絕境？政策與資本，為何總是難以合拍？投資者、農民與地方政府，如何收拾殘局？南方週末記者跟蹤多年，試圖記錄其間的熱望、努力與沉重的現實。

十八屆三中全會再次撩開土地改革的帷幕之際，一項肇始於7年前的農村土改基層試點，卻眼見著要陷入一場投資方與村民及地方政府的官司之中，進退失據。

2014年4月15日，投資方重慶慶業愛農生態農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慶業愛農公司）收到一紙律師函，當地政府限其在4月20日之前償還拖欠的1240萬元土地租金及鎮政府借款，否則可能對簿公堂。

至此，參與試點的三方徹底攤牌。

「示範區」裡的試點

2007年6月，重慶成為國家城鄉統籌發展試驗區，九龍坡區成為綜合改革先行示範區。是年12月，千秋村成為具體落地的試點。千秋項目控盤人趙宜勝，1986年於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生畢業，他在這個項目上寄託了更大的樣本意義。

重慶市九龍坡區西彭鎮千秋村，距離市區1小時車程，算是重慶近郊。

2007年6月，重慶成為國家城鄉統籌發展試驗區，九龍坡區則掛上了「重慶市城鄉統籌發展綜合改革先行示範區」的牌子，成為全國城鄉統籌試驗的「探路者」。這年12月，千秋村與慶業愛農公司簽下土地流轉協議，成為示範區裡的試點。

這場試驗原本是被三方寄予厚望，並有可能實現三方共贏的：

於重慶市各級政府而言，這是當年的城鄉統籌試點、城市資本下鄉十大項目之一；投資方瞅準的是改革試點有可能帶來農地政策的突破和財政支持；絕大多數村民滿心期待更多的收入、更美的家園、嶄新的樓房。

7年後的現實卻讓各方都尷尬難言：

已經建成的村民新居因多方原因無法入住，全村四千多畝土地均已流轉，但只有二百多畝種上了收益更高的良品葡萄，閒置土地甚於流轉之前；預期的各項政策突破一一落空，投資無法良性循環，資方陷入資金困境，已持續三年無力全額支付土地流轉租金；租金缺口不得不由鎮政府補上，本已捉襟見肘的財政更為拮据。

千秋項目控盤人、股東之一趙宜勝，當時想在這裡實踐一個巨大的改革夢想：在徵地制度被普遍認為是讓政府得利、農民利益受損的時代，有沒有可能在不把農地征為國有的情況下，實現下鄉資本和農民、農業、農村的多贏？

他們寄望的突破點是：「喚醒農村沉睡的資本」——土地。第一，能不能以承包地和農村建設用地為抵押進行貸款？第二，能不能直接在承包地和農村建設用地上蓋商業建築，比如酒店？

這兩項，在現行的土地管理制度中，都是被禁止的。其中，前者一直是改革者希望政策能突破的地方，並已有多地試點。

「若項目能邁過這個大坎，趕上這一次更有可能展開的土地改革，完成設想，那麼各方對農村土改次生危害的擔憂，千秋都能呈現出解決方案。」剛滿50週歲的趙宜勝，1986年於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生畢業，相比其他股東，他在「千秋」項目上寄託了更大的改革樣本意義，直至今日如斯境況，依然試圖將試驗項目撐下去。

政府官員中，千秋試點曾經的主導推進者之一、九龍坡區發改委副主任蒙長倫早已不再樂觀。除了認為資方確實實力不足外，對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的土地改革能有多大突破存疑，也是重要原因。蒙在7年前就已任現職並兼任區統籌辦執行主任，但7年過去了，區統籌辦已經從當年的數十人以及專門的辦公室縮減成了沒有專職人員，「統籌辦算是暫時閒置了吧」。

「回過頭來想，我們始終和政府以及政策不合拍，有錢時政策遲遲沒突破，現在有可能了我們又早被拖得沒錢了。」慶業愛農公司另一股東歐京有些無奈。如果沒有改革突破，下鄉的城市資本還能否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與農民共榮共生？

「稻田裡的酒店」成空

一家英國投資公司對「稻田裡的酒店」很興奮，願意出錢。然而英方律師問：「怎麼證明這塊土地屬於你們公司呢？」

「城鄉統籌，千秋大業。」村委會主任劉明林至今還記得試點伊始在村裡掛了很久的牌子，「鎮裡花了兩萬多塊呢」。

2007年12月，千秋村與慶業愛農公司簽下了整村土地流轉的協議，租金敲定為每畝地每年一千擔稻穀，依糧食價格浮動，約合每年五百萬至六百萬元不等。

介入千秋試點，源自趙宜勝此前接下的一單政府諮詢業務——協助九龍坡區編制城鄉統籌綜合改革先行試點方案。當時歐京與趙宜勝合開著一家房地產和城市規劃方面的諮詢公司「重慶邁德」。 

最終成型的九龍坡區試點方案中，兩個探索讓趙宜勝看到了農村改革的曙光以及城市資本進入後的共贏可能。一個涉及搞活農村土地，「探索建立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制度」；另一個就是任何投資都不可或缺的融資支持，「加快推進活躍農村資本市場的財政金融制度改革」。

「是個機會。」諮詢公司的資金實力自然弱一點，趙宜勝和歐京又找了兩個朋友開的房地產公司「重慶慶業」加盟，接盤千秋試點。四個人誰都沒有想到，就此踏進了一場進退失據的投資。

當時的機會藏在哪裡？一直以來，因為城鄉二元的土地結構，除了農民能在自家宅基地上建房之外，農村土地上不能做任何開發建設，農房買賣也限定在本村範圍之內，除非通過徵地將土地性質改變為國有建設用地。

「為什麼不能放開農村的開發建設？不用土地變性，直接發展更符合當地情況的現代農業、生態農業等，而不是讓徵地一次性抽走農村發展的血脈。」這是趙宜勝一直以來的農村土改思路。

既然有了「探索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流轉」的表述，雖然誰都不知道具體怎麼操作，但至少有了通過試點來突破政策的改革途徑，自然也是一個投資機會。

因為地處重慶近郊，慶業愛農公司認為千秋村特別適合整體規劃成現代農業總部基地。招商來現代農業公司後，千秋的集體建設用地用來給他們建辦公樓、經營用房，耕地用來做一塊塊展示田，更大的生產基地則放在重慶遠郊農村。千秋農民也不用擔心土地流轉後無所事事，因為展示田還可以做成農業合作社，農民一方面入股分紅，一方面繼續勞作賺取工資收入。

招商第一步，需要建設一個「接待中心」。2007年年中，歐京跟著市外經貿委跑了一趟英國，吸引來了一家英國投資公司，慶業愛農出地、對方出錢合作共建。對方很興奮，稱之為「稻田裡的酒店」。

政策瓶頸在這一步就出現了。2008年英方律師問及，「怎麼證明這塊土地屬於你們公司呢？」慶業愛農拿不出任何土地權屬證明。

在耕地上建酒店，這是現行土地政策嚴厲防範的事。除非慶業愛農以試點的身份，爭取到特殊的土地政策。

慶業愛農爭取土地政策突破的路線圖是這樣的：首先必須獲得這片耕地的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證，確保經營權從農民手中轉到了公司手中；然後需要拿到農村建設用地指標，因為要在耕地上蓋房子，就必須在另一個地方復墾同樣大小的面積，這樣國家在宏觀層面就能保住18億畝耕地紅線。

而農村建設用地指標非常緊俏，成渝地區土改的一個核心內容就是在建設用地指標稀缺的城市，用錢購買農業村莊的建設用地指標。農村建設用地指標是靠把農民集中居住或讓農民上樓的方式，節省出宅基地面積的方式獲得。這一過程漫長而複雜。

對慶業愛農來說，在第一項「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證」上，他們就等了三年才拿到。而早在第一年時，英方就已經失去了等待的耐心。

此後，他們試著拿這份權屬證明去金融機構貸款，依然無效。

英國人走了，自己花錢建「接待中心」，行不行？依然行不通，因為仍然會碰到以上所說的建設用地指標問題，而建設用地指標非常難拿。

作為市國土局與九龍坡區共建的試點項目，卻沒有得到國土局政策上的支持，或可追因於當年另一個新農村建設示範村——九龍坡金鳳鎮白鶴村的「博士農業科技園」被國土資源部督查並叫停。當時，號稱用來給博士做科學研究的項目，最終建成別墅面向市民銷售。

「成為改革示範區後，我們反而被捆住了。被盯得更緊，自己也更謹慎。類似的項目還有不少，有實力的投資方就是繼續付著土地租金等機會。」蒙長倫也很無奈。

直到2011年，九龍坡區的一份增減掛鉤試點文件中才正式提及了可以按照村規劃批准農村建設用地，每次不超過30畝。但此時，慶業愛農已經陷入資金困境。

農地貸款與財政撥款雙雙落空

「用10%的自有資金撬動一個項目，商業上有錯嗎？」但沒想到，慶業愛農等來的是更大的資金投入和更多的政策打擊。

相比集體建設用地開發的放開，農村財政金融制度的突破至少在當時看來可能性更大一些。

自2007年開始，九龍坡區的數個與城鄉統籌試點相關的文件中都明確提出，要通過政府貼息的方式，鼓勵金融機構支持農村建設發展，其中2009年的財政貼息補助是200萬元。「當時想著至少能用土地承包經營權和建設用地的使用權來貸款，支撐更長線的投資。」趙宜勝回憶道。

全國層面上，2008年人民銀行和銀監會也聯合出台了《關於加快推進農村金融產品創新和服務方式創新的意見》，在中部六省、東北三省開展農村金融創新試點工作，包括試行農地抵押。

支撐趙的樂觀情緒的，不只是政府文件。因為得知中國農業發展銀行與重慶市政府簽署了一個城鄉統籌共建協議，支持農村土地投資項目，2008年時趙拿著「珍禽養殖產供銷一體化」項目去申請貸款，已經具體對接到了重慶大渡口支行。

千秋試點還進入了世界銀行的視野，2009年世界銀行計劃給包括千秋在內的三個城鄉統籌示範村提供4500萬元的貸款，並已通過預審。

但最終，兩筆貸款都不了了之。

在蒙長倫的印象中，2008年其時，九龍坡區的城鄉統籌試點就已經從短暫的小步快跑進入原地踏步狀態，投產的一些產業園也進入停滯，測算損失4億元。

南方週末記者當年採訪時任九龍坡區副區長秦大春時，他就坦言「2007年我們發展的願望迫切了一些，步子邁得大了一些，踩了紅線」。2008年，九龍坡區進入國土資源部十大督查案件名單。

幾乎與此同時，2007年底，重慶最高主政長官更迭，發展思路在此後幾年裡也發生了變化。

進入2009年，時任西彭鎮領導甚至直接奉勸慶業愛農止損離場，並且一再強調「你問我要政策，肯定沒有」。歐京現在提起這段往事，偶爾會後悔當年沒有聽勸，「他們是真的既懂農民又懂改革啊」。

趙宜勝不是沒有感覺到政策形勢的逆轉，「感覺最強烈的是2009年下半年，區裡雖然還說城鄉統籌，但越說越少，政策也越來越虛。」但是2008年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等農村土改方向給趙打了好大一劑強心針：「頂層設計都有了，再等等，基層總會有突破吧。」

沒想到，慶業愛農等來的是更大的資金投入和更多的政策打擊。

按照最初的規劃，千秋村的土地分成兩期流轉，前兩年只需要支付先期流轉的兩百多萬土地租金，但土地整理工作的開始，迫使慶業愛農在還沒怎麼用到地的情況下就要支付全村土地流轉租金，因為不付租金農民就不接受進場整理。

土地整理的目的是「小田變大田」，以適應現代農業發展和全村整體規劃。該工作由市國土局財政撥款、招標公司執行，耗資2000萬元。這原本是四個股東特別看重的一項政策紅利，因為直接節省了一筆巨額投資，結果卻因為拖延了兩年才做、做之前又始料未及地需要公司提前支付土地流轉租金，「紅利變洪水」。

而按照最初的市國土局與九龍坡區共建千秋試點的協議，地方政府還需按照土地整理資金的1︰2配比財政撥款，相當於至少4000萬元。但是，該款項至今無聲無息。

2011年，一方面，預期的政策遲遲未有突破，無法實現良性投資循環，顆粒無收；另一方面，慶業愛農還需要建造村民新居（因為需要借此獲得節省出的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來換取集體建設用地指標）、支付土地流轉租金、投資農業合作社，前後填進了接近一億元，終於陷入資金困境。

「很多人嘲笑我們實力不足啃大象，我們當初測算過，完成千秋項目，大概需要12億元的投資，哪個企業發展不需要融資和合作？用10%的自有資金撬動一個項目，商業上有錯嗎？」歐京反問。

南方週末記者聯繫西彭鎮政府和九龍坡區國土局，對方以「試點尚未出成果，目前不方便接受採訪」為由婉拒。

難以規劃的鄉村

「身處重慶二環範圍的九龍坡區，尚有一半農村土地，而每年能分到的國有建設用地指標實在是杯水車薪，這讓九龍坡區如何發展，農民如何獲得所在區位應得的資本收益？」

如今看來，對於十七屆三中全會傳遞出來的土改信號，趙宜勝的預判過於樂觀。但2009年，儘管千秋試點在政策突破和金融支持上屢屢碰壁，趙還是賣力說服了另外三位股東，在尚有餘糧的前提下，繼續投錢去一步步落實試點設想，等待他所預期的即將到來的土改頂層設計突破。

這一年，慶業愛農開始投建村民新居，同時拿出近200畝土地試點葡萄園專業合作社。

在時任村委會主任劉明林和三社社長李運文的帶頭作用下，最終有二十多戶成為葡萄園合作社最早一批股東，每戶投資500至1萬元不等，佔股70%，慶業愛農佔剩下的30%。

「土地撂荒是個好大的問題，傳統的一家一戶種田收益太低，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我兒子出去十幾年了。農村土地必須得向大戶靠攏，否則農業才真的危險呢。」這是李運文對自己努力去說服鄉里鄉親入社的解釋。當然他自己也是受益者，入社後，每年有2萬元的固定務工收入，去年葡萄園也開始盈利。李家的三層磚瓦小樓和樓內衛生間，在南方週末記者目力所及的千秋村農房中，當屬上乘。

當問及「既然農民現在看到示範效應，願意參與專業合作社了，為什麼不繼續做」時，趙宜勝無奈的答覆是，現在公司已經沒錢也沒有心氣了。

按照測算，類似專業葡萄園這樣的投資，至少需要五年以上才能收回成本。如果單做農業合作社，盈利不容易，因為每畝地要支付農民一千擔稻穀。只有比種糧食價格更高的經濟作物才可能盈利，而利潤又容易受市場波動影響。在趙宜勝的千秋試點總體規劃中，原本就是在生態農業總部基地落成並有所獲利時反哺農業的。

而要反哺農業，就必須在村莊內的農業建設用地上進行商業開發。

「如果想讓整村的4500畝地產生價值，一定是靠集中居住後整理出來的400多畝的集體建設用地，其中安置房用掉90畝，剩下的300多畝依然能夠帶動周邊的農田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前提一定是給予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一定的開發建設權利和權屬證明。」趙一再強調，他們並非想將這些節省出來的建設用地變性，也不是單純拿來做房地產開發，比如像「博士園」那樣做成賣給城裡人的小產權別墅，「那樣就失去改革的意義了，也成不了樣本，我就是想探索一個不徵地也能實現農村綜合開發和農民增收的項目出來」。

因為多年關注農村土改，亦和學術圈保持一定的聯繫，趙宜勝深知中央緩步推進土改以及部分學者們反對的癥結所在，正是擔心放開農村開發建設後的失序以及對農民的掠奪，所以才「以禁代管」。

趙宜勝試圖用千秋試點呈現的，是通過合理的鄉村規劃，一定程度上避免土改帶來的次生危害。2008年，中國終於頒佈了第一部將鄉村也納入規劃之內的城鄉規劃法，趙宜勝馬上拿著法律文件去找市規劃局，2009年獲批重慶市第一個村莊規劃和村莊土地利用規劃。可惜因為相關配套改革沒有跟上，依然沒有在資金困境之前獲得用地審批。

蒙長倫同樣認為需要加快推進鄉村規劃，進而在此基礎上逐步放開農村開發建設。「身處重慶二環範圍的九龍坡區，尚有一半農村土地，而每年能分到的國有建設用地指標實在是杯水車薪，這讓九龍坡區如何發展，農民如何獲得所在區位應得的資本收益？」但是因為現有的規劃官員接受的都是城市規劃的教育，蒙長倫深知這依然會是一場漫長的改革，「農民因此喪失了發展的時間成本啊」。

再美好的規劃設想，擋不住現實的資金困境給慶業愛農公司帶來的信譽損傷。一位胡姓村民聽說記者來採訪，急急地反過來問了一長串的問題：現在政府找大家簽字起訴愛農公司，不知道公司付了糧食款沒有？政府和公司是誰的錯？聽說公司好幾年沒付糧食款，是政府墊上的，有沒有這事？如果有，確實害了村民。

時隔三年後，於2013年再次當選村委主任的劉明林也不再像2007年那樣全力支持慶業愛農。「進來六七年了，有三年不能按時支付土地款，這也造成了村民和政府之間的矛盾。」在劉明林看來，如果有可能，換一家公司接盤或者吐出一部分土地給另一家公司，對各方而言，或許都更現實。

整個2013年，趙宜勝都在為公司重組引入新的投資方而上下奔波。2008年，趙宜勝曾經以重慶邁德諮詢公司總經理的身份接受過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採訪地點是在重慶一家奔馳4S店；6年後，趙宜勝賣掉了80萬的奔馳和三處房產，開著一輛國產二手小面包車為項目四處奔走，在重慶這座山城，他不斷遭遇上下坡和急拐彎，還時不時的要熄火重啟。

6城市試點個人與政府合夥買房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1350

住建部總經濟師馮俊表示, 共有產權住房試點正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淮安、黃石這6個城市推進。

與政府合夥買房，靠譜嗎？

近日，住房城鄉建設部總經濟師馮俊在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上表示，發展共有產權住房，通過共有產權方式明確產權人和政府間的產權比例關係，依據產權比例關係確定上市交易的分配比例，目的就是遏制在購置型的保障房裡的牟利空間。

據《新華網》消息，「共有產權房」，即中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購房時，可按個人與政府的出資比例，共同擁有房屋產權。房屋產權可由政府和市民平分，市民可向政府「贖回」產權。

與以往的經濟適用房、限價房不同，共有產權住房是一種有限產權住房。政府和購買者將共同分享土地和房屋的增值收益，也共同承擔土地和房屋貶值帶來的風險。申購價格上基本與市場價格同步，大大壓縮了非法牟利的空間。

德佑地產市場分析師趙葆根表示，共有產權房緩解了部分中低收入家庭的經濟壓力，保障其擁有房產的權利，有助於抑制房價上漲。另外，作為住房保障和供應體系的一部分，體現了社會公平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任興洲也認為，共有產權住房的本質是政府住房公共政策在商品住房領域的體現。一是為居民提供了相對較低價位的普通商品房，使其「買得起，住得上」；二是改善和優化熱點城市商品住房供給結構，緩解熱點城市房價上漲的壓力。

6個城市試點合夥買房，你願意嗎？

馮俊在會上說，實施過程中很多問題需要試點來解決，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開始準備做方案，儘可能地使試點工作制度更完善，弊端更少。

目前，全國已有北京、上海、深圳、成都、淮安、黃石這６個城市被確定為共有產權住房試點。南方週末網根據公開資料梳理了6個試點城市關於共有產權住房的的具體方案（尚在準備或者之前已經出爐的一些方案）。

在6個試點城市的構成中，一線城市中除廣州外，北京、上海、深圳均在試點之列，一方面是因為這些城市已前期開展了一些探索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發展共有產權保障房對房價較高的一線城市顯然更加迫切。

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研究員嚴躍進向南方週末網表示，共有產權住房的試點，是以土地制度改革為前提的。從這幾個城市的試點情況看，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讓金收入會暫時減少，這是抑制此類房價上升的最關鍵點。而地方政府失去的這部分土地出讓金，是以部分產權獲取為補償的。這等於把一次性的賣地收入轉化為持續性的後期資金，而這部分資金是以共有產權為依託的。

嚴躍進認為，對於部分大城市的購房者來說，獲得居住空間的急迫性遠遠大於包括獲取產權、戶籍等內容。此類購房者也往往是剛需購房者，是目前政策最需要保護的購房群體。而對於購房者來說，此類房源價格偏低，吻合其購房支付能力。

不過，在目前情況下，共有產權住房保障模式也存在一些制度設計不完善、難以監管的問題。

前述《經濟日報》消息稱， 有業內人士指出，如果共有產權申購者回購政府擁有的那部分產權，只要市場評估價降低幾個百分點,就可以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同樣,政府回購個人產權時,如果評估價虛高,也可能存在利益輸送問題。因此,共有產權必須建立起公開透明的機制。

嚴躍進也向南方週末網指出，目前共有產權住房，很多基礎性工作沒有做到位。第一，不具備全產權的住房，可能會給購房者未來的就業、貸款等帶來影響。第二，此類住房價格低於周邊項目，容易滋生腐敗，尤其在住房建設、申請和分配等環節。第三，未來產權如何交易，中間的物業折舊費如何分配等，都需要技術上的一個突破。

國企改革：為何兩桶油不在國資委改革試點之列？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99495

今日國資委召開“四項改革”試點新聞發布會，通報在中央企業開展“四項改革”試點工作的有關情況。國資委新聞發言人、國資委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彭華崗表示，試點的目的是要試出新體制新機制新模式。 那麽“四項改革”具體指什麽呢？華爾街見聞網站今日介紹過： 一是中央企業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二是中央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三是中央企業董事會行使高級管理人員選聘、業績考核和薪酬管理職權試點；四是向中央企業派駐紀檢組試點。為抓好試點，國資委專門成立了四個專項小組，破解國資國企改革面臨的難題。 盡管納入國資委首批“四項改革”企業名單包括了國投、中國建材、新興際華、國藥集團等央企，但是中石油、中石化卻不在其中之列。對此，新華社采訪的國資委人士及相關領域的專家表示，在沒有破除壟斷前，有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 此外，他們還表示沒有納入試點的企業在不涉及違反現有法規、政策的情況下，應可以自主搞改革， 彭華崗向21世紀經濟報道詳解了試點目的： 探索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資監管體制模式。在國有投資運營公司的試點中，將主要是從兩個層面進行探索：首先是國資監管層面，探索國資委與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關系，理清國資委怎麽樣向管資本為主轉變，把該放給企業管理權限類放掉；其次是在國資運營層面，主要是探索國資委授權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經營國有資本後，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如何有效的服務國家戰略目標，調整優化國有資本投資方向和重點，提高國有資本的運營效率和效果。 在混合所有制的試點中，中央希望探索一條發展經濟的有效途徑。混合所有制是亮點也是難點，如何通過引入非國有資本與股權結構的變化，促進法人治理結構的變化，經營機制的市場化，進一步放大國有資本的功能，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對於董事會授權試點的意義在於探索一套完善國有企業和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機制。主要是通過進一步落實職權，減少出資人管理市場，使董事會更好的發揮決策作用，理順董事會和經理層、監事會、黨組織的關系，建立起法人治理完善、監督有效、經營管理規範的企業制。 第四個試點是向央企派駐紀檢組，其意義在於探索一種對國企負責人重點監督的紀檢監察方式。紀檢組的試點主要是加強對企業領導班子和主要負責人的重點監督，增強監督的相對獨立性、權威性和有效性，推動央企防腐敗的體制機制創新。 新華社與國資委人士及相關專家的問答： 為何兩桶油等壟斷國企不再試點企業之列？ 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認為，壟斷企業涉及壟斷利益，無論是搞混合所有制試點還是搞員工持股，在沒有破除壟斷前，都有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因此，壟斷性行業企業納入試點，“應該放在後面一點”。 非試點央企還改革嗎？ 國資委人士表示，沒有納入試點不代表就不推進改革，“只要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遵守現有政策法規，都可繼續推進”。不過，該人士也提醒，有些改革牽涉到體制、監管與企業關系問題，需要一步一步地做。 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錦提醒，監管部門要厘清試點企業和非試點企業關系。此前，各方在等總體改革方案出臺，現在提出試點，要防止一些企業既“等文件”又“等試點”的“雙等待”局面，改革不能等，不能因試點而讓非試點企業改革停滯下來。 彭建國也認為，沒有納入試點的企業在不涉及違反現有法規、政策的情況下，應可以自主搞改革；他同時提議，對於試點企業，監管應允許適當突破相關法規政策。 國資委會放哪些權？ 此番試點中，一項重大突破即為監管部門將一些關鍵性權力下放到企業董事會。根據國資委的安排，將對中國節能、新興際華、中國建材、國藥集團等四家中央企業董事會授權行使高級管理人員選聘、業績考核和薪酬管理職權。 國資委人士表示，試點要探索一套完善國有企業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工作機制，通過進一步落實董事會職權，減少出資人管理事項，使董事會更好發揮決策中心作用，同時理順董事會、經理層、監事會和黨組之間關系，建立法人治理結構完善、經營管理規範的現代企業制度。 國資委人士還透露，根據整體部署，７月份晚些時候國資委還將在更大的央企範圍里下放２１項權力，到９月份下放權力項目的範圍還將進一步擴大。 為什麽要搞紀檢工作試點？ “國有企業腐敗以及國有資金違規使用等案件頻發，凸顯相關紀檢體制、機制存在漏洞，沒有起到應有的作用。”談及紀檢工作納入此番試點，一位國資專家如是說。 在彭建國看來，向中央企業派駐紀檢組，最重要目的在於守好“國有資產流失”的紅線。國資委人士表示，力求通過紀檢試點加強對企業領導班子和主要負責人的重點監督，增強監督的相對獨立性、權威性和有效性，推動央企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 試點有沒有時間表？ 針對這些問題，國資委人士說，試點目的是以點帶面，有序推進改革。試點是改革落地的關鍵一步，也標誌著國資國企改革進入頂層設計與試點同步推進階段。

央企改革試點確定 中糧、國開投等6家央企入選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99402

醞釀已久的央企改革今天有了實質性進展，六家央企將作為首批“四項改革”試點，它們包括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糧集團、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和新興際華集團有限公司。 7月15日（今天）下午15時，國務院國資委召開“四項改革”新聞發布會，通報了在中央企業開展“四項改革”試點工作的有關情況。華爾街見聞將重點整理如下： “四項改革” 一是中央企業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二是中央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三是中央企業董事會行使高級管理人員選聘、業績考核和薪酬管理職權試點；四是向中央企業派駐紀檢組試點。為抓好試點，國資委專門成立了四個專項小組，破解國資國企改革面臨的難題。 6家試點企業及分工 根據試點工作需要，國資委選擇了6家中央企業作為改革試點企業：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糧集團、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新興際華集團有限公司。此外，還要選擇2到3家開展派駐紀檢組試點。 其中，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糧集團為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為中央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新興際華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為中央企業董事會行使高級管理人員選聘、業績考核和薪酬管理職權試點。

安徽啟動新土改 推出集體建設用地流轉試點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100628

上圖為小崗村1978年包產到戶時著名的20個紅手印 36年前，安徽小崗村的“包產到戶”席卷全國，引領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熱潮。如今，安徽在土地流轉探索上也走在了前面。 近日，安徽省國土資源廳發布《貫徹落實〈安徽省人民政府關於深化農村綜合改革示範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實施方案》（下稱《方案》），推出集體建設用地流轉、宅基地退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交易市場等舉措。 早在去年11月，安徽省就發布《安徽省人民政府關於深化農村綜合改革示範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此次《方案》的發布，標誌著土改進入實操階段。 根據該方案，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將可以流轉為工業、商業、旅遊、住宅等用途，這將是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以來，我國土地制度最重大的根本性變革。 去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 要建立公平開放透明的市場規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 《方案》提出，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人可以通過出讓、租賃、作價出資、轉讓、出租等方式，按照現行建設用地標準，用於工業、商業、旅遊和農村住宅小區建設等。同時，農村村民主動退出宅基地的，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予以補償或政府獎勵，並采取其他手段進行激勵。 《方案》提出探索發展土地股份合作社，要求建立完善土地交易市場，明確深化農村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工作，強調建立宅基地退出補償激勵機制。 《方案》指出，2014年，在20個綜合改革試點縣啟動城鄉統一的土地使用權交易市場建設；到2020年，基本形成城鄉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建設用地市場體系。 確權工作將是土地流轉的核心，是保護農民產權不受侵犯的基礎性工作。《方案》也明確提出了土地確權時間表，2015年完成20個農村綜合改革試點縣土地確權登記發證工作，2017年完成全省確權登記發證工作。 《21世紀經濟報道》援引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學部委員張曉山評論稱：“要通過確權、頒證把農民的“家底兒”搞清楚，另外還要把誰能夠對這些“家底兒”擁有所有權搞清楚，這樣農民的財產權利的保護就有了一個堅實的產權基礎，未來的城鎮化、土地的規模經營都有了產權基礎。”

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啟動 重點在鎮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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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經濟參考報》報道，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已啟動，重點為鎮改市，此外還將農村宅基地和農房納入全國統一不動產登記體系。 近日國家發改委、財政部、國土部、住建部等11個部委聯合下發國家新型城鎮化綜合試點通知，要求各省選擇符合條件的不同層級市、鎮作為試點在8月底前上報發改委。 業內人士稱，當前城鎮化問題單靠城市改革難以解決，迫切需要尋找新突破口，要改變以往以單純促進發展為目標的做法，集中優勢資源設置試驗區。尤其針對人口10萬以上的建制鎮，開展新型設市模式試點，這也將成為近中期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點。 此次試點對象將重點放在鎮改市工作。選擇鎮區人口10萬以上的建制鎮，開展新型設市模式試點工作。建立行政管理創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設市模式。按照城市設置和簡化行政機構聯動原則，探索新設市城市的行政管理模式，合理增設城市建制，優化行政層級和行政區劃設置，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 據其報道，具體的改革內容包括探索建立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擔機制。根據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類，明確成本承擔主體和支出責任。試點地區需把政府性債務納入全口徑預算管理，編制公開透明的城市政府資產負債表，以更好地吸引投資者，拓寬投融資機制，進一步解決城鎮化資金問題。 此外，在農村宅基地方面，試點地區需加快推進農村地籍調查，全面推進農村宅基地使用權登記頒證，將農民房屋納入確權登記頒證範圍。將宅基地和農房納入全國統一的不動產登記體系，並率先建立和實施不動產統一登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