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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行十年】新能源開始姓「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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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兩年,新能源行業的國企進民企退將勢不可擋,擁有強大資本實力和天然優勢的國家隊正在改變新能源市場格局。然而,在這場民營資本主導向國有資本主導過渡的遊戲中,究竟誰更有效率?

國字號雄起

毫無疑問,過去十年,中國新能源是民營資本的狂歡。

尚德、英利、明陽風電這批在美國上市的新能源製造企業帶來的財富效應,吸引了一大批民營資本湧入到新能源製造業。十年內,中國已經佔據全球光伏製造業的半壁江山,全球前十大風機生產商中國企業佔據了四席位置。

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國有資本開始將目光盯上新能源,斥以重金投入其中。擁有強大資本實力和天然優勢的國家隊闖入,正在改變新能源市場格局。

由於風電、光伏發電、生物質發電的下游電站運營絕大部分由國有企業把持,這些國有企業正試圖從下游電站運營將產業鏈延伸到製造業。

目前,中節能、國電已經開始進行多晶硅電池和組件的製造,中建材在成都建設了一條薄膜電池的生產線,中國兵裝集團則利用旗下的天威新能源涉足光伏製造業,國電成立聯合動力涉足風機製造業……

其中,中國兵裝集團對天威新能源的期許是2015年位於全球前五,國電聯合動力則在五年內躋身到中國第三大風機製造商,成為業內最大黑馬。

更有便捷者,不再從零開始搭建製造業,而選擇更快速輕鬆的方式——直接收購。

2011年,全國第二大風電開發商大唐集團以70%的股權控股了華創風能。2012年陷入巨大債務危機的賽維,在新余市政府的力保下度過最艱難的日子後,由新余市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控股40%股權的江西恆瑞新能源有限公司收購了19.9%的股份。賽維邁出了國有化的一小步。

更徹底的是東營光伏太陽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營光伏),東營市東營區國有資產運營公司已經持有了其50.38%的股份,並擁有運營決策權。

「未來兩年,整個行業是國企進民企退的大趨勢,因為民企的熱鬧已經完了,現在國企要來玩了。」天華陽光董事長蘇維利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保8」紅線

「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期,當時跟現在是完全不一樣,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行業發生的一切確實出乎清華大學教授張希良的意料,張曾在2003年參與起草《可再生能源法》。

除了行業規模的擴張,參與主體也已經變化。全國工商聯的調研報告提供了佐證。2005年,全國工商聯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風電、光伏等新能源項目,鮮有國有企業參與。「尤其太陽能光電和光熱設備製造領域,前十幾強的製造商都是民間資本。」國務院參事、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長石定寰曾向外界透露。

值得注意的是,國有企業最初是被迫走上新能源之路的。

2007年8月,國家發改委發佈《可再生能源中長期規劃》。規劃要求,裝機容量超過500萬千瓦的發電企業在2010年除水電外,可再生能源配額達到3%,2020年則要達到8%。

「保8」便成了一道紅線。發電企業若完不成配額,將導致總裝機容量止步不前。

另一個政策節點出現在2010年10月。國務院下發《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決定》。文件提出,到2015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形成健康發展、協調推進的基本格局,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顯著增強,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力爭達到8%左右。

新興產業中的新能源首當其衝。

這兩個政策節點之間,正是2008年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相比危機之前,研究顯示,央企的體量壯大了3倍。像以前,縣級以下是沒有國企,借這個危機都活了過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毛振華教授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

4萬億刺激計劃大多流入國有企業口袋,加上政策扶持,國有企業的新能源計劃由「被動」變「主動」。

過去,新能源行業的利潤中心在製造環節,隨著產能的急劇擴大導致製造環節廝殺慘烈,製造環節利潤非常微薄甚至虧損生產,這一現象在過去兩年同時發生在風電和光伏行業中。

製造業激烈競爭的伴隨品是新能源產品價格的迅速下跌,這也導致了整個新能源產業鏈條的利潤從製造往下游電站轉移,而下游電站運營天然是國有企業的天下。

「電站本身是投資類產品,要考慮融資渠道和融資成本,資金的成本挺高,而且收益有不確定性。民企的現金流較難維繫,這決定了國企在投資電站領域還是具有較明顯的優勢的。」輝倫太陽能董事長蔡濟波說。

「比的就是看誰經得住虧」

即便是國有企業進來,也難逃全行業虧損的狀況。

「國家大量補貼,投資企業大量虧損,製造企業大量虧損。現在新能源企業,十家有八家在虧損。」國家能源局新能源司一位負責人表示。

國有企業在開始涉足新能源領域時,更多的是從戰略層面考慮,提前進行技術積累和市場佈局。業務經濟性的考慮被排到了其次。歷次特許權項目中爆出的低價可以佐證這一點。

不惜虧損的低價競爭屢屢在新能源行業爆出。如首輪海上風電特許權招標中,中電投報出的最低0.6101元/千瓦時的價格已接近陸地風電標竿上網電價,而海上風電的建設成本一般是陸地風電的2至3倍。

2005年成立的中海油新能源在此後的六年時間一直虧損,直至2012年開始扭虧。「中海油能夠持續六年虧損,仍保持擴張,比的就是看誰經得住虧,民營企業哪玩得起?」一位業內人士透露。

這一不符合經濟理性的舉措,卻是央企發展新能源的比較優勢。

事實上,從財務上而言,國企進軍新能源並非一門好生意。除了中海油、華電這樣直接成立新能源子公司虧損多年的央企外,國有資本參股的新能源企業的日子也過得艱難。大連重工參股的華銳風電的業績報表也是不忍卒讀。

按照目前的情勢,若這些身陷債務的光伏製造商被國有資本接手後,僅償還債務一項就是巨額支出。但有著強大國有銀行、政府兜底的支持下,國有企業似乎對虧損有著更強的忍受能力,這也是賽維、尚德遭遇破產危機時外界紛紛猜測應該是國有資本接盤。

誰比誰更有效率?

在這一波新能源浪潮中,國有資本也並非完全一無所獲,在戰略性新興產業上佈局肯定有助於更長線的未來增長。

回歸到新能源行業本身,由民營資本主導向國有資本主導轉變過程中,究竟哪種資本更加有效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曾有研究表明,按附加值計算,中國民營企業的資本回報率比國有獨資企業高50%,比國有控股企業高33%,比國有參股企業高24%。而且尤其在新能源製造業中,最核心的成本控制也是民營企業更擅長的事情。

國有資本由於在經濟體制下享有的競爭力是否能夠完全控制新能源市場?也不盡然。

未來新能源下游終端並不是只有大型地面電站唯一的方式,新的下游終端運營模式的出現,或許將不會僅由幾家電力央企集中控制。若國有企業終端優勢失去,對製造環節的產業格局的影響也會相應削弱。

對於那些曾在新能源盛宴中獲利頗豐的民營企業來說,更希望的是能夠在競爭平台上擁有與國有企業同樣的機會。

「希望政府營造一個公平市場競爭環境,從製造到電站投資,讓市場的自然調節力去優勝劣汰,給中國的民營企業公平的平台,相信他們聚合的力量會是未來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晶科董事長李仙德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王超、南方週末記者謝丹對本文亦有貢獻)

瘋行 行十 十年 新能源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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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行十年】 「政府學會了幫企業成功,但沒學會幫企業破產」 「這是一段教訓深刻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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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被賦予過高期望的朝陽行業,從寂寂無名到風光無限,再到哀鴻遍野,這一切僅僅用了十年。新能源幾乎犯了中國經濟可能犯的所有錯誤。

整個行業都無法盈利

中國新能源行業最困難的時刻到了。

「2012和2013年,全行業和全產業鏈都無法盈利,正成為眼下中國新能源業的最大問題。」世界風電巨頭維斯塔斯中國區副總裁徐侃說。

這一切在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2003年,《可再生能源法》開始討論醞釀,這部被認為是「中國經濟類法律裡最成功」的法律在頒佈後便迎來了整個產業「超乎想像」的高成長。十年間,中國風電裝機從50萬千瓦增至7000萬千瓦,翻了140倍;太陽能光伏電池組件產量從6兆瓦,增至21000多兆瓦,翻了3500多倍。中國也由此收穫了世界第一的新能源產品製造能力。

最美好的時間——新能源概唸到哪裡都「好賣」。A股市場,2011年IPO的華銳風電以90元/股創下了主板市場20年來發行價的最高紀錄。美股市場,隨著尚德電力成為第一個登陸紐約證券交易所的中國企業,太陽能成為除互聯網之外,中國企業在美上市公司數最多的行業,高達13家。

眼下,中國新能源業遭受全球經濟危機和自身產業週期的影響已經深入骨髓,表現為補貼大量發放,企業大量虧損,人才大量流失,這個朝陽產業上空,已然陰云密佈。

從寂寂無名到風光無限,再到哀鴻遍野,僅僅用了十年。

「她滿足了所有人的慾望」

7年前的2006年,沒人會想到一個搗鼓太陽能的科學家會成為中國內地「新首富」。但那確實發生了,而且僅僅用了不可思議的三年速度,就超過了榮智健家族30年的財富積累。

這個人是無錫尚德董事長施正榮。成就這一不折不扣「中國夢」的是新能源。

事實上,在擁有聯合國525個產業門類中全部門類的中國,按「工業輩分」算,新能源之地位不可謂不低微。2010年,「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重總共不超過3%,具體到新能源則更少。

然而,在一個特殊時刻,她承擔了中國政府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的期望。

全球經濟危機後,美國總統奧巴馬選擇了新能源作為主政措施,以拉動美國經濟復甦;中國則提出「四萬億」計劃和「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刺激經濟,新能源排名七大新興產業之首。

王勃華,62歲,剛從工信部電子信息司副巡視員的位置上退下來。在其位於北京西三環的辦公室,王在總結其一生在工信部做過的眾多行業管理工作時說,從來沒有一個如此具體的行業,得到過國家領導如此多的批示,「很具體的批示」,部級領導的批示則更多。

他說的正是新能源。

在2011年以前,中國新能源企業堪稱優異的成績單的確給人造成了一種能當大任的假象。全球前十大風機製造商中國佔據4席,全球前十大太陽能光伏製造商中國佔據5席,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風電大國,中國太陽能製造企業憑藉全球50%以上的市場佔有率也一度在國際市場呼風喚雨。

比上述國際排名更具吸引力的,是新能源項目經濟體量大的特點,這極大地刺激了痴迷於GDP的中國地方政府的興奮點。

為「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下的投資領域發愁的中國地方政府發現,每投資建設100兆瓦太陽能電池組件,就能為當地產出30億出口額,倘若說服企業將產能擴大至1000兆瓦,就能產生300億元的出口額——這相當於多少個棉紡廠和電子配件廠產值的總和!

地球人已經不能阻止他們投資新能源了,何況,這事兒在「政治上絕對正確」。

對老百姓來說,「新能源代表了經濟和環境危機下人們對美好未來的期望。」一家國際NGO在報告中寫道。

由此,新能源這一中國龐大工業體系中的細小分支,竟已滿足了中國從國家、企業,到資本、地方政府、老百姓等幾乎所有層面的需求。

在慾望中迷失

佘海峰第一次發現世界上竟還有比「搶銀行」還賺錢的事情,第一次感到不安,均是自那個瘋狂的2005年。

這個80後的年輕人當過記者,幹過營銷,如今是中盛光電CEO。2008年,中盛光電獲得了青雲創投5000萬美元風險投資。他的第一桶金來自太陽能光伏。

那時,他的同事只要打一通電話稱自己有市場最緊俏的多晶硅料,客戶就能立刻把高達幾百萬美金的訂金直接打到你賬戶上來,而不需要對公司的背景、信用做任何調查——當一個行業賺錢容易到了一種堪稱荒謬的程度時,佘海峰說他感到了不安。

有朋友這樣勸說佘海峰,制定公司戰略時,「專業化」戰略理論上是科學,但光伏跟其他行業不一樣,應該走全產業鏈模式。他自己也開始想,「可能光伏確實跟其他行業不一樣」。

「現在想來有多愚蠢,光伏怎麼可能跟其他行業不一樣。」佘海峰反思說,在行業高速增長的巨大利益面前,所有人都開始失去方向。

很多人都預期,新能源還將沿著這條完美的增長曲線一路向上衝去。

失靈的調控

主管部門及時的宏觀調控或許可以彌補市場機制的失靈,遺憾的是,他們並沒能抓住第一個挽救危局的機會。

廣東省社科院區域經濟學家丁力認為,主管部門對新能源行業的基本面缺乏判斷力,是導致宏觀調控未能及時到位的重要原因。

這與這些部門缺乏新興產業的管理經驗有關。在王勃華看來,長期以來工信部治下的全國各工業行業鮮有變化如此劇烈的,「太陽能行業的價格、市場、政策都變化太快,這個文件還沒看完,又來一個,要跟上,有挑戰。」王勃華坦言,政策總是慢半拍,跟主管部門對產業發展的始料不及有關。

政府行為的關鍵在於能否按照產業發展週期來制定政策,產業現階段到底處在什麼週期上了,但政府、產業界和學者沒有共識。

這種判斷的分歧,在當時關於多晶硅是否產能過剩的爭論上體現得尤為明顯。2009年9月,工信部出台防止多晶硅產能過剩的38號文件,立即受到行業組織和企業的極力反對,現在卻成為為數不多的政策預警信號。據《經濟觀察報》報導,當時工信部產能過剩的說法受到了科技部的質疑,科技部組織了調研組進行摸底,得出的結論是「多晶硅產能並不過剩」。

這種情況讓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光伏行業專家頗為感嘆,「以前,太陽能產業無人問津」。看到近幾年光伏大熱之後,國家主管部委之間也出現了「暗戰」,都希望對這個產業有更多的干涉力。

更多的行業主管部門對新能源仍保持著極大的樂觀。某種程度上,當時各界的確對行業趨勢達成了某種「共識」——集體性「誤判」,認為行業還將像前幾年一樣繼續高速增長下去。

對未來過於樂觀,在一定程度上也導致了能源主管部門未能及時打開國內市場,以至於在2012年歐美發起對太陽能產品「反傾銷」時,中國龐大的製造體系頓時面臨無路可走、破產裁員的境地。

十年已過,批評者認為官方若能夠早點打開國內市場,則今天的產業震盪本可避免。但溫和派認為,應該給行業管理者一些時間。

壞規則形成了

倘若沒有地方政府和銀行的參與,即便宏觀調控失靈,也並不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企業家自行承擔投資損失,本是市場經濟規律。正是地方政府的介入,讓事情變得複雜起來。

地方政府的把關,本應成為阻止新能源進一步瘋長的「關卡」。事實上,他們不僅沒有把握好第二次自我救贖的機會,反而讓本已錯失調控的新能源在一種壞遊戲規則作用下,狂飆至瘋狂。

開發區首先充當了急先鋒的角色。

為爭搶賽維LDK,合肥高新區領導帶領招商人員親自趕到賽維常務副總裁入住的蘇州酒店再三說服,並提出多項優惠條件,作為合肥市「1號工業項目」。據媒體公開報導,賽維落戶合肥,「廠房、設備幾乎沒有自己掏錢」。

在無錫,當地政府甚至曾提出要「再造一個尚德」的目標。「給了我們一個時間表,說再給我們幾百畝地再造一個五萬人的工廠,簡直開玩笑。」尚德一位高管曾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給多少錢都不能干。

據南方週末記者瞭解,各地為了爭奪明星企業,一些企業家甚至也被追捧到了一到當地就提出「只見省長書記」的地步。

地方政府的這種「支持」新興產業的方式,與新能源企業形成了一種實質上的「共同投資,共擔風險」關係——這種關係的建立,在早期的確起到了一定的扶持作用,全球各國都對新興產業進行了政府扶持。問題在於,一旦越過了「扶持」和「干預」之間的紅線,政府過度參與到微觀經濟,甚至企業運營,後果則不堪設想。

「逐利是商人的本性,本無所謂善惡,這種遊戲規則使商人『惡』的基因被放大了。」中國機械工業集團輝倫太陽能公司市場總監袁全說,當商人不需要為其貪婪和慾望承擔責任時,為什麼不干呢?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參與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

王勃華因為拒絕參加了好幾個地方政府邀請的新能源項目評審會,而得罪了不少人。「當時就是勸,不要再上了,但勸住了市長,說請你再幫忙說服下我們書記。」王勃華說。

清華大學能源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希良說,中央政府鼓勵新能源是為瞭解決能源結構問題,而地方政府管經濟的模式注定其更關注GDP和稅收,且招商引資的項目資金都由地方自己解決,「上面更難以左右」。

江蘇鎮江市國資委副主任譚俊浩將其總結為:中央政府沒有調控到位,地方政府與市場錯位。

最後的博弈?

如果對比華銳風電、尚德電力,這兩家中國風電和太陽能光伏產業曾經的「雙雄」,你會發現他們的命運軌跡驚人相似。

2006年,韓俊良創立華銳風電,2010年成為中國第一、全球第二。2011年華銳上市,以每股90元創下A股主板發行價的最高紀錄,迅即成為市值千億的新能源巨頭。

與之同時,華銳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風電市場結束高速增長,對市場的錯判導致華銳庫存高企、虧損嚴重、質量事故頻發,並陷入一系列知識產權官司和裁員醜聞中難以自拔。2012年8月,投資人尉文淵被迫走上前台,出任代理總裁。

尚德同樣上演了一出令人唏噓的大戲。2006年尚德電力美國上市後,也開始大規模擴張,2011年太陽能市場結束高速增長,由於對市場誤判,尚德陷入巨虧、裁員、GSF欺詐門等醜聞,因體積龐大、內部管理失衡如今病入膏肓。同樣在2012年8月,施正榮宣佈辭去CEO職位,退出前台。

如今,這兩家中國新能源業的「雙雄」,均在各自的自我救贖路上,苦苦掙扎。

對於過往,國家氣候戰略中心主任李俊峰如數家珍。他說,這一代新能源企業家需要自我反思,「他們這一代人擁有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優秀品質,也存在所有中國企業家的劣根性,他們不愛分享,利益獨佔,喜好稱王稱霸,共同導致了今天的敗局。」

「就像文革是上一代人要解決的問題,在中國的經濟環境裡,民營企業家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市場經濟。」昱輝陽光董事長李仙壽說,這是一代人的問題,需要一代人去修復。

比企業家們更為痛苦的,是一度強力支持他們的地方政府,地方經濟因這些企業的崛起而崛起,現在則被拖入經濟泥潭。

以陷入總額高達250億元的債務危局的太陽能巨頭賽維為例,其直接導致2012年上半年,新余市規模以上工業僅實現利潤16.07億元,同比下降52.7%。當地官員說,如果賽維倒了,新余經濟將倒退10年。

「各地都在動用政府資源幫當地早應破產的新能源企業繼續撐著,造成目前整個中國新能源業全盤虧損的敗局,沒有人願意離場。」國家開發銀行總行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總結說,這就是局部合理造成的整體荒謬。

對企業、地方政府和國有銀行來說,是該退出的時候了。而退出機制之缺乏,則是當務之急。

如今,尚德已經奄奄一息,無錫市政府、尚德內部以及尚德的海外投資者仍在博弈。

「過去十年,我們的政府學會了如何幫助一家企業成功;而如何幫助一家企業退市、破產,我們卻一點辦法也沒有。」李俊峰感慨,這是一段教訓深刻的歷史。


瘋行 行十 十年 政府 學會 了幫 企業 成功 但沒 破產 這是 一段 教訓 深刻 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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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反思之「瘋行十年」專題點評: 新能源賭客絕不能犯的N個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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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內,在新能源投資這場賭局中,職業賭客的風險投資人對賭場風水的判斷、賭桌的選擇上都存在一定失誤。

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真正大規模介入新能源領域,是以新能源進入電站的應用為始,時間不超過十年。十年雖不長,但中國新能源產業卻上演了一場瘋狂的「馬術大賽」。

有意思的是,在馬兒飛奔的時候,沒人願意想這馬到底該怎麼養、怎麼騎、怎麼賽,如今馬兒跑癱了,是停賽,殺馬,還是他法?養馬(賭馬)的投資人、騎馬的企業家、賽馬的政府各有想法。

在當今新能源產業哀鴻遍野之際,作為職業賭客的風險投資人,更應回望過去,認真看看在這場「賭局」中曾犯過的錯誤。

首先,對賭場的風水(宏觀環境)的判斷過於樂觀激進,這種激進的預估源於對宏觀政治、經濟環境的超樂觀判斷。

新能源是對傳統能源格局和利益集團的挑戰,可以這麼說,在政府還未向傳統能源公司徵收巨額碳稅、新能源技術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之下,新能源必須要認清自己的「小三」地位。相當一段時間裡,新能源還是政府和傳統能源公司應對環境輿論壓力的點綴。別以為大家都說你(新能源)漂亮溫柔,你就以為可以和老大(傳統能源)平分秋色,老大雖然難看粗魯,可現在還得靠她掙錢養家。

從新能源投資路徑來看,外資背景的風險投資和私募基金最早啟動。外資在歐洲看到了市場,返回國內找製造,但外資在2009年之後對新能源投資就開始謹慎了,所以外資對市場的預估並沒有犯太大的錯誤,外資的損失主要是在對早期技術的投資上,他們對新技術在新能源行業所需的產業化週期估計不足。

內資背景的基金在新能源投資上是損失最大的,他們對週期性沒什麼概念,喜歡跟風,喜歡跟政府走,喜歡搞規模,不做產業研究,即便做也做不好,對國外的情況瞭解甚少,吞下苦果是必然的。比如,深圳的幾家著名本土PE(私募基金)都不約而同地在2010、2011年投了眾多太陽能企業,有的還號稱要全產業鏈佈局,他們之所以這麼做,一是因為之前2006年前後投資的太陽能公司在A股上市了,覺得是好行業;二是被太陽能產業在2010年短暫的小高潮給矇蔽了,以為又是好幾年的大高潮,結果2011年下半年一下子就滑下來了。

除了對賭場的風水判斷失誤外,還有就是賭桌沒有選對,也即沒有選擇新能源產業鏈上可持續的一段。中國的新能源投資大多選擇最容易的那一段:製造。這好比去賭場就往老虎機前一坐,不需動腦筋,簡單動動手即可。

這就形成一個現象:投資的公司只要買回來設備,馬上就開始生產、拼成本,而拼成本又不會從技術、材料、工藝上突破,千軍萬馬只搶一條路:規模。結果是只要市場一出現波動,產能開不足,則會立刻帶來規模越大,攤銷越大,成本越高,利潤越低,競爭力越低,產品越賣不出去,現金流越差的惡性循環,再加上高槓桿的固定資產投資,銀行一逼債,想不倒閉都難。

當然,突破性技術研發之路的確不是一般風險投資和小的產業資本能賭得起的遊戲。2011年硅谷那家融了十幾億美金的薄膜太陽能公司Solyndra破產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在中國走技術之路可以,但一定是走已經產業化的成熟技術的改良型研發和替代進口的國產化研發,這條路沒有產業化的風險和市場風險,成功的概率要大很多。

產業鏈的選擇,除了從改良型技術入手取得競爭優勢以外,還有一個風險小的出路就是選擇貼近用戶那一端。離市場和用戶最近的好處就是可以避免對市場的錯誤預估,市場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就可以馬上做出相應的調整,就可以減少由於錯判市場而帶來的損失。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端雖沒有什麼技術壁壘,但有市場壁壘和經驗壁壘。

新能源產業真沒什麼希望了嗎?完全不是!從長遠來看新能源一定是朝陽產業,只是前幾年發展得太猛了,把本該20年穩步走的路用百米衝刺的方式在短短六七年就衝下來了,如此沖法,不死人才怪。未來有兩個因素將會帶來下一輪新能源產業的高潮:一是新能源出現重大技術突破而帶來成本的急劇下降;二是世界出現新的能源危機。不過,即使觸發因素出現了,高潮也不會一下子就來,有足夠的前戲才可能有足夠持久、足夠大的高潮。

現在,這個行業只能該流血的流血,該截肢的截肢,實在挺不過去斷氣了也只能認命,至少行業通過流血犧牲得到了深刻教訓,而不是誰都想跳進來幹幾年就能當個首富、上個CCTV十大經濟年度人物什麼的。

最後,我覺得可以用首順口溜來概括新能源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有人歡喜有人哭,命苦不能怨政府,革命戰爭論持久,長征路上兩萬五。」

(作者係青雲創投董事總經理)

新能源 反思 瘋行 行十 十年 專題 點評 賭客 絕不 能犯 犯的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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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行十年:西方“豪門”之東方“小本經營”

2007年,外資行法人化改制在中國推進,當時市場一片擔心“狼來了”。

十年的發展,外資銀行經歷了面對新市場的激情澎湃,也經歷了中資銀行高速發展之下對市場份額的擠占。根據銀監會數據統計,2006年~2015年,外資行總資產從9279億元增加到2.68萬億元,粗略估算平均每年增長率超過20%。不過,由於中資銀行高速發展,外資行總資產占比從2007年末的2.38%下降到了2015年末的1.38%。

2017年3月10日,銀監會發布《關於外資銀行開展部分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12號文”)松綁外資行在中國的相關業務,被認為對行業帶來較大影響。新的政策松綁下,外資行還能否拾起“失落的春天”?

失落的十年

在2007年外資行法人化改制之時,除了“狼來了”來形容外資銀行在國內發展的黃金預期,畢馬威華振合夥人陳思傑對第一財經回憶,當時還有另外一幅願景的圖畫:老鼠和大象。

“老鼠是外資行,大象是中資銀行,老鼠雖小但是可能會吃掉大象。”陳思傑對記者回憶當時首批外資行法人化改制時市場的“願景”時表示,當前40家外資法人銀行中,畢馬威幾乎參與了95%的法人化改制。

十年過去了,“老鼠”的體積並沒有太大的變化,而大象卻在迅速長大。這個比喻更能夠形象地勾勒出外資行在中國這十年的發展境況。

2006年底,監管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下稱《條例》),允許外資行法人化改制,即外資行可以申請將分行轉為在中國註冊的法人銀行,享受“國民待遇”。所謂的“國民待遇”即取消對外資銀行的一切非審慎性市場準入限制,可以開展中國公民人民幣業務,同時實行與中資銀行統一的監管標準。

《條例》的下發激起了原本已經在國內有發展勢頭的外資行的“雄心”:2007年外資行法人化改制迅速推進,到2007年底,外資行法人機構總行已經有29家,法人機構分行及附屬機構也達到125家。

外資行法人機構的大步邁進,也帶來了資產規模的迅速擴張。2007年末,外資行總資產突破萬億,達到1.25萬億,同比增長34.98%,占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重為2.38%。

然而,這一比重成為了外資行在國內發展一閃的輝煌。此後,外資行的資產比重開始下降,中間幾年有所起伏但是也難以超過2007年的這一比例。銀監會數據統計顯示,到2015年外資行的總資產比重已經下滑到了1.38%。

有人用“失落的十年”來評價外資行這十年的發展。

陳思傑分析,這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沖擊,歐美的外資銀行母行經歷了美國債務危機、歐洲債務危機,這樣的背景下母行有收縮甚至撤離中國的戰略,對外資行在中國的發展有所影響。

二是近十年中資銀行的發展非常快,業務創新也非常快,也經歷了“黃金時期”,因此外資行沒有迅速搶占中國市場份額。再加上互聯網金融等沖擊,外資行沒有辦法再與中資銀行直接PK。

三是全球金融危機大環境的影響,一些“走出去”企業外貿融資也遇到了一些障礙,壞賬率有所上升,也影響了外資行在國內的擴張。

一位曾經在外資行供職的金融業人士也對第一財經分析,外資行在國內經歷“失落的十年”,除了金融危機的影響,在國內業務受限仍然比較多,產品機構導致的產品盈利性與中資銀行無優勢,對合規及風險把控上的重視,國內互聯網金融高速發展,網點資源不足,品牌認可度不高等多種原因,均導致外資銀行劣勢明顯,固有優勢不足等,使得外資銀行聲音較弱。

不過外資行在中國十年的發展,也並非沒有亮點。

以上海的外資行發展為例,2007年外資行法人化改制當年,就有11家外資法人銀行落戶上海,截至目前,上海外資法人銀行已經有21家,占全國外資法人銀行總數過半。

而在這十年的發展中,上海外資行在規模、業績、客戶結構、服務能力等方面也有相當程度的提升。截至目前,上海外資行資產規模達到2萬億元人民幣,已是轉制初期的6倍多,資產規模10年年均複合增幅達19.6%。

上海外資行的本土化和“走出去”也有較大的發展。

本土化方面,上海外資法人銀行的人民幣資產、貸款和存款占比均在70%以上,人民幣業務已成為主要業務。對中資企業的貸款則由17.1%上升至35.3%,中資企業客戶貸款的占比已經翻了一番。幾乎從零起步的對中國居民個人貸款,目前已占外資銀行所有個人貸款總額的65.3%。

走出去方面,上海外資法人銀行近年來通過集團聯動,利用集團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網點,在服務中資企業境外兼並購、幫助中資企業登陸境外融資平臺、協助中資企業在境外開拓業務等方面促成了較多成功案例。

撤離與堅守

一面是金融危機帶來的母行余震未消,一面是中國廣闊市場潛力的深深誘惑,在這十年期間,外資行在中國上演的是“撤離與堅守”的歷史大劇。

外資行從中國市場的撤離,一部分表現在近年來不斷有外資行出售中資金融機構的股權。

2001年8月,匯豐銀行入股上海銀行刷新持股達到8%,當時刷新外資行入股中資銀行的比例。2004年,匯豐銀行也入股交行作為股東兼戰略投資者,持有交行股權比例達到19.9%,逼近監管單一外資行入股中資銀行最高20%持股比例的紅線。

2005年~2010年中資銀行股改期間,監管也引導中資銀行加強“引資、引制、引智、引技”,以積極利用外資來推進中資銀行改善公司治理、經營理念、管理模式和風險控制等。

到2008年底,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4家實施股改的大型商業銀行先後引進9家境外機構投資者,24家中小商業銀行引進33家境外機構投資者,3家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引進3家境外機構投資者,共引進資本327.8億美元。26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引進25家境外機構投資者,引進境外資本11.2億美元。

2009年全年共有1家股份行在香港募集304億港幣股本,7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吸引7家外國金融機構投資入股1.6億美元。

但也是在2009年,瑞銀集團出售中行1.33%的持股,似乎開啟了外資行出售中資金融機構股權的大門。2012年花旗銀行出清浦發銀行之後,部分外資銀行也開啟了“出清”模式。例如2013年高盛出清工行股份,美國銀行出售建行股權,2015年德意誌銀行出售華夏銀行,2016年花旗銀行出售廣發銀行,2017年年初澳新銀行出清上海農商行20%股權,西班牙銀行出售中信銀行。

除了尚未完成的出售交易案例,外資銀行出售中資銀行股權幾乎都賺得“盆滿缽滿”。

“外資銀行當初雖作為戰略投資者入資中資銀行,但是從以往外資銀行從業經驗,以及後期參與中資銀行(外資銀行參股的)項目來看,外資銀行更像是財務投資。”前述曾供職外資行金融業務人士對第一財經分析。

一些外資行股東並非不想去做融合,部分外資銀行也投入人力資源、資金等。該人士稱,國內銀行體制和企業文化的束縛,外資銀行股東或高管很難在國有銀行有很高的決策權,當初準備大展拳腳的外國專家或高管在這種環境下很難施展。

不過陳思傑看來,當初中資銀行引入外資銀行股東的目標基本上也算實現了的。主要包括公司治理架構完善、管理水平特別是風險管理與信息技術管理,還有提升服務,在這十年的發展中已經促使中資銀行取得了健康發展。

除了股權撤離中資銀行,也有少數外資行選擇撤離中國市場,其中包括法人銀行和設立分行的外資行。不過,大部分在國內開展業務的外資行還是選擇了堅守,這些堅守的銀行大部分停止擴張甚至收縮。

2016年,花旗中國相繼關閉深圳前海支行、北京望京支行、大連星海灣支行和上海延安西路支行。澳新銀行也宣布出售包括中國內地在內的亞洲5個市場的零售以及財富管理業務。根據銀監會的數據統計,從2010年底國內的外資法人機構就達到了40家,到2015年末這一數據沒有變化。

對於這些盡管有所收縮但是還是堅守中國市場的外資行,有分析認為最為主要的還是看重中國市場空間,當然能夠堅守也離不開母行的支持。

“經過在華十年的潛心發展後,全球主要外資銀行將中國策略作為集團未來發展的最重要戰略之一,願意向中國市場傾註更多的資金、人員和業務。”上海銀監局對於上海外資行發展如是評價。

過去十年,上海外資法人銀行累計獲得母行增資520億元人民幣;其中即使是在2008~2010年的金融危機期間,上海外資銀行也累計獲得母行增資近170億元人民幣,這些數據也凸顯除了外資行對中國市場的信心。

外資行“定位”反思

十年發展外資行從“雄心勃勃”到如今聲音逐弱的趨勢,監管與外資銀行都在不斷反思。

當初外資行進入中國市場,面對龐大的人口基數,對零售業務無不“摩拳擦掌”。外資行熱衷的法人化改制主要是通過法人機構設立分支行,這樣更容易,同時也可以發展人民幣業務,零售業務包括發卡等成為外資行所看重的業務板塊。不過現在由於網點少,零售業務困難重重。

以匯豐銀行為例,匯豐銀行2005年在全國開設首家支行,到現在已經發展到超過150家支行。這些支行都是以零售網點為主,早期一直是投入階段,直到2012年左右,零售銀行才達到盈虧相抵。

陳思傑告訴第一財經,外資行在零售業務上競爭不過中資銀行,主要因為網點少,高凈值客戶的需求,例如存錢或者外匯等都有不方便的地方。因此很多外資行的零售業務一直不賺錢,除了匯豐、東亞、渣打、花旗這種外資行的“四大行”,一些中小外資行很難吸收到中國本地人的錢。

在外資法人銀行十年的中國探索路上,一些外資行的主要領導人都意識到“找準自身定位”是多麽的重要。幾乎每一家外資行都在中國市場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拳頭業務”,一方面和國內銀行錯位競爭,另一方面外資行之間也突出不同的特色。

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此前表示,外資銀行要想在此過程中抓住機遇,充分分享中國發展成果,就要靠加強風險管理、提高服務水平、發揮自身優勢、找準自身定位,真正走出差異化、個性化的發展道路。

近年來,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和開放,人民幣國際化以及“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推進,給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再啟航帶來新的機遇。

截至目前,無論是從資產規模還是以分行網點來計算,中國匯豐銀行都是中國內地最大的外資銀行。匯豐持有交通銀行19%的股份,與這家中國第五大國有銀行保持著重要的戰略夥伴關系,並且把業務重點放在那些實踐中國“走出去”政策的企業身上。

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行長兼行政總裁廖宜建表示,匯豐中國對公業務的重點之一就是借助匯豐集團在海外金融市場的領先優勢,為中資企業日趨全球化的運營提供國際化的金融解決方案。為此,匯豐在歐美、亞洲、中東、非洲和拉美約20個主要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中國企業海外服務部”,為拓展海外市場的中資企業提供本地支持。

此外,匯豐中國為“一帶一路”成立了專門的團隊和小組,幫助企業進行跨境融資。

2016年12月5日,匯豐正式宣布在內地首次推出獨立品牌信用卡,借此涉足消費金融領域,覆蓋大眾消費群體,著力打造“財富管理”和“消費金融”雙輪驅動的個人金融業務模式,並不斷拓展電子渠道。

排名第二位的渣打銀行(中國)一直以來以中小企業、零售業務作為其特色目標定位。中國是英國渣打銀行集團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中國和北亞地區占其營業額的40%。

渣打銀行作為最早在華設立中小企業部門的外資銀行,一直通過持續的服務模式和產品創新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並且於2011年10月開始發布“中國中小企業信心指數”,目前該指數由季度發布改為月度發布。

2017年3月20日,渣打銀行表示,今年將會加大在中國的投資力度,並將重點投資電子銀行、財富管理和人民幣業務,希望通過“一帶一路”與中方建立合作夥伴關系。

排名第三位的是東亞銀行,其中國業務成立10年來,2016年首次出現虧損。東亞銀行(中國)行長林誌民在2017年年初接受媒體采訪中表示,外資行現在的競爭對手,不僅僅是外資行,更多的還有股份制銀行。他提出,東亞銀行(中國)的願景提倡多做普通存款、多發理財產品等,將銀行資金成本降低。在對公業務方面,看好醫療生命、食品安全、公共平臺、教育學校、汽車上下遊等領域。東亞銀行會在這些領域大力推進、做深業務。

花旗銀行(中國)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歐兆倫也曾表示,外資銀行想要有很好的發展,最主要的就是要找準自己在市場中的定位。他稱,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的業務模式有所不同,每家外資銀行都有自己的目標客戶。事實上,花旗銀行的定位就不是涉及所有的市場,而是專註於目標客戶。歐兆倫表示,花旗現有的項目主要在資金管理等方面,未來隨著中國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等金融改革的推進會有更多的產品創新。

除此之外,比如德意誌銀行在中國的核心競爭力體現在跨境現金管理及貿易融資領域。摩根大通債券承銷和固定收益業務一直穩居全球前列,憑借其強大的海外發行人到海外投資者的基礎,摩根大通在中國債市的業務一直處於在華外資行中的較為領先的位置。

政策松綁是否迎來春天?

面對外資行十年的發展境況,監管層也在反思。12號文對外資行監管繼續松綁,正是監管反思的一大體現。

《通知》明確在華外資銀行可以與母行集團開展內部業務協作,為“走出去”的企業在境外發債、上市、並購、融資等活動提供綜合金融服務;在華外資法人銀行可依法投資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在華外資銀行開展國債承銷業務、財務顧問業務、大部分托管業務不需獲得銀監會的行政許可,采取事後報告制。

對於12號文,有較大突破的是允許在華外資法人銀行投資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銀監會的評價是,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在華外資法人銀行在我國市場的經營發展基礎不斷加強,已具備了一定的並表管理能力。

陳思傑分析,監管政策放開這一條,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吸引外資行留下來。不過,預期很難掀起外資行的投資熱潮,因為外資法人機構合規指標限制,外資“四大行”法人機構40~80億元的規模可能會有這個資金實力,其他20~40億元的規模去投資一家金融機構的實力可能不太夠。

對於市場期盼的對中資金融機構持股比例的突破,在陳思傑看來短期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監管的松綁能夠推動外資行發展的主要兩大發展路徑一個是“本土化”,一個則是“走出去”。

12號文提及的在華外資銀行可以與母行集團開展內部業務協作,為“走出去”的企業在境外發債、上市、並購、融資等活動提供綜合金融服務,體現出了監管對外資行支持中資企業“走出去”的引導。

陳思傑認為,諸如內保外貸、跨境保理等業務都是外資行的優勢,如今政策明確,未來將會是一大發力的方向。

同時銀監會相關負責人也提及,12號文的出臺將有助於外資銀行更好地利用自身全球化綜合服務優勢,在參與“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實施、支持中資企業“走出去”以及我國經濟結構轉型調整中發揮積極作用。

對於“本土化”的戰略考量,陳思傑認為外資“四大行”在零售業務、私人銀行等領域可以發力,而其他的銀行可以考慮跨境業務等領域的戰略轉型。

每一次來自監管的放開,都成為外資銀行在中國發展的重要轉折。外資行在中國的發展,不僅要看市場份額水平,更要看重所享受的監管政策、標準和制度的統一。

安永2014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外資銀行當前的挑戰主要來自三方面:監管挑戰、運營挑戰和市場相關挑戰。如今3年過去,看來以上多項制約已經被打破。

2014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署第657號國務院令,公布《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的決定》,從2015年1月1日起放寬外資銀行市場的準入條件。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

2015年6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貸款余額與存款比例不得超過75%的規定,將存貸比由法定監管指標轉為流動性檢測指標。這項規定同樣適用於外資法人銀行。

在外債管理方面,2017年1月13日央行發布了《關於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有關事宜的通知》,將外資銀行的境內分行納入外債宏觀審慎政策的管理範圍,並進一步擴大了企業外債的額度。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提速,進入中國債市做業務的大門也向外資法人銀行打開。

2016年12月8日,30億元地方債在上海自貿區順利發行,匯豐銀行(中國)、渣打銀行(中國)、星展銀行(中國)3家外資銀行中標1.8億元,這是外資銀行首次參與我國地方債承銷業務。

財政部副部長劉昆2016年10月表示,財政部正在醞釀引入外資法人銀行開展政府債券承銷業務。

2017年2月6日摩根大通(中國)成為首家獲得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企業債券的承銷資格的美資銀行。2月7日花旗銀行(中國)獲得了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結算代理人業務資格。

2017年3月18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中國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表示,將進一步放寬外資銀行在華開展業務的領域。他稱,中國仍會一如既往地繼續推進對外開放,將進一步放寬外資銀行在華開展業務的領域和服務的範圍,正在按照開放進程放寬對外資銀行代表處轉升為分行的一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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