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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行十年：西方“豪門”之東方“小本經營”

2007年，外資行法人化改制在中國推進，當時市場一片擔心“狼來了”。

十年的發展，外資銀行經歷了面對新市場的激情澎湃，也經歷了中資銀行高速發展之下對市場份額的擠占。根據銀監會數據統計，2006年~2015年，外資行總資產從9279億元增加到2.68萬億元，粗略估算平均每年增長率超過20%。不過，由於中資銀行高速發展，外資行總資產占比從2007年末的2.38%下降到了2015年末的1.38%。

2017年3月10日，銀監會發布《關於外資銀行開展部分業務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12號文”)松綁外資行在中國的相關業務，被認為對行業帶來較大影響。新的政策松綁下，外資行還能否拾起“失落的春天”?

失落的十年

在2007年外資行法人化改制之時，除了“狼來了”來形容外資銀行在國內發展的黃金預期，畢馬威華振合夥人陳思傑對第一財經回憶，當時還有另外一幅願景的圖畫：老鼠和大象。

“老鼠是外資行，大象是中資銀行，老鼠雖小但是可能會吃掉大象。”陳思傑對記者回憶當時首批外資行法人化改制時市場的“願景”時表示，當前40家外資法人銀行中，畢馬威幾乎參與了95%的法人化改制。

十年過去了，“老鼠”的體積並沒有太大的變化，而大象卻在迅速長大。這個比喻更能夠形象地勾勒出外資行在中國這十年的發展境況。

2006年底，監管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下稱《條例》)，允許外資行法人化改制，即外資行可以申請將分行轉為在中國註冊的法人銀行，享受“國民待遇”。所謂的“國民待遇”即取消對外資銀行的一切非審慎性市場準入限制，可以開展中國公民人民幣業務，同時實行與中資銀行統一的監管標準。

《條例》的下發激起了原本已經在國內有發展勢頭的外資行的“雄心”：2007年外資行法人化改制迅速推進，到2007年底，外資行法人機構總行已經有29家，法人機構分行及附屬機構也達到125家。

外資行法人機構的大步邁進，也帶來了資產規模的迅速擴張。2007年末，外資行總資產突破萬億，達到1.25萬億，同比增長34.98%，占銀行業金融機構總資產的比重為2.38%。

然而，這一比重成為了外資行在國內發展一閃的輝煌。此後，外資行的資產比重開始下降，中間幾年有所起伏但是也難以超過2007年的這一比例。銀監會數據統計顯示，到2015年外資行的總資產比重已經下滑到了1.38%。

有人用“失落的十年”來評價外資行這十年的發展。

陳思傑分析，這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因素：一是全球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沖擊，歐美的外資銀行母行經歷了美國債務危機、歐洲債務危機，這樣的背景下母行有收縮甚至撤離中國的戰略，對外資行在中國的發展有所影響。

二是近十年中資銀行的發展非常快，業務創新也非常快，也經歷了“黃金時期”，因此外資行沒有迅速搶占中國市場份額。再加上互聯網金融等沖擊，外資行沒有辦法再與中資銀行直接PK。

三是全球金融危機大環境的影響，一些“走出去”企業外貿融資也遇到了一些障礙，壞賬率有所上升，也影響了外資行在國內的擴張。

一位曾經在外資行供職的金融業人士也對第一財經分析，外資行在國內經歷“失落的十年”，除了金融危機的影響，在國內業務受限仍然比較多，產品機構導致的產品盈利性與中資銀行無優勢，對合規及風險把控上的重視，國內互聯網金融高速發展，網點資源不足，品牌認可度不高等多種原因，均導致外資銀行劣勢明顯，固有優勢不足等，使得外資銀行聲音較弱。

不過外資行在中國十年的發展，也並非沒有亮點。

以上海的外資行發展為例，2007年外資行法人化改制當年，就有11家外資法人銀行落戶上海，截至目前，上海外資法人銀行已經有21家，占全國外資法人銀行總數過半。

而在這十年的發展中，上海外資行在規模、業績、客戶結構、服務能力等方面也有相當程度的提升。截至目前，上海外資行資產規模達到2萬億元人民幣，已是轉制初期的6倍多，資產規模10年年均複合增幅達19.6%。

上海外資行的本土化和“走出去”也有較大的發展。

本土化方面，上海外資法人銀行的人民幣資產、貸款和存款占比均在70%以上，人民幣業務已成為主要業務。對中資企業的貸款則由17.1%上升至35.3%，中資企業客戶貸款的占比已經翻了一番。幾乎從零起步的對中國居民個人貸款，目前已占外資銀行所有個人貸款總額的65.3%。

走出去方面，上海外資法人銀行近年來通過集團聯動，利用集團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網點，在服務中資企業境外兼並購、幫助中資企業登陸境外融資平臺、協助中資企業在境外開拓業務等方面促成了較多成功案例。

撤離與堅守

一面是金融危機帶來的母行余震未消，一面是中國廣闊市場潛力的深深誘惑，在這十年期間，外資行在中國上演的是“撤離與堅守”的歷史大劇。

外資行從中國市場的撤離，一部分表現在近年來不斷有外資行出售中資金融機構的股權。

2001年8月，匯豐銀行入股上海銀行刷新持股達到8%，當時刷新外資行入股中資銀行的比例。2004年，匯豐銀行也入股交行作為股東兼戰略投資者，持有交行股權比例達到19.9%，逼近監管單一外資行入股中資銀行最高20%持股比例的紅線。

2005年~2010年中資銀行股改期間，監管也引導中資銀行加強“引資、引制、引智、引技”，以積極利用外資來推進中資銀行改善公司治理、經營理念、管理模式和風險控制等。

到2008年底，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4家實施股改的大型商業銀行先後引進9家境外機構投資者，24家中小商業銀行引進33家境外機構投資者，3家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引進3家境外機構投資者，共引進資本327.8億美元。26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引進25家境外機構投資者，引進境外資本11.2億美元。

2009年全年共有1家股份行在香港募集304億港幣股本，7家非銀行金融機構吸引7家外國金融機構投資入股1.6億美元。

但也是在2009年，瑞銀集團出售中行1.33%的持股，似乎開啟了外資行出售中資金融機構股權的大門。2012年花旗銀行出清浦發銀行之後，部分外資銀行也開啟了“出清”模式。例如2013年高盛出清工行股份，美國銀行出售建行股權，2015年德意誌銀行出售華夏銀行，2016年花旗銀行出售廣發銀行，2017年年初澳新銀行出清上海農商行20%股權，西班牙銀行出售中信銀行。

除了尚未完成的出售交易案例，外資銀行出售中資銀行股權幾乎都賺得“盆滿缽滿”。

“外資銀行當初雖作為戰略投資者入資中資銀行，但是從以往外資銀行從業經驗，以及後期參與中資銀行(外資銀行參股的)項目來看，外資銀行更像是財務投資。”前述曾供職外資行金融業務人士對第一財經分析。

一些外資行股東並非不想去做融合，部分外資銀行也投入人力資源、資金等。該人士稱，國內銀行體制和企業文化的束縛，外資銀行股東或高管很難在國有銀行有很高的決策權，當初準備大展拳腳的外國專家或高管在這種環境下很難施展。

不過陳思傑看來，當初中資銀行引入外資銀行股東的目標基本上也算實現了的。主要包括公司治理架構完善、管理水平特別是風險管理與信息技術管理，還有提升服務，在這十年的發展中已經促使中資銀行取得了健康發展。

除了股權撤離中資銀行，也有少數外資行選擇撤離中國市場，其中包括法人銀行和設立分行的外資行。不過，大部分在國內開展業務的外資行還是選擇了堅守，這些堅守的銀行大部分停止擴張甚至收縮。

2016年，花旗中國相繼關閉深圳前海支行、北京望京支行、大連星海灣支行和上海延安西路支行。澳新銀行也宣布出售包括中國內地在內的亞洲5個市場的零售以及財富管理業務。根據銀監會的數據統計，從2010年底國內的外資法人機構就達到了40家，到2015年末這一數據沒有變化。

對於這些盡管有所收縮但是還是堅守中國市場的外資行，有分析認為最為主要的還是看重中國市場空間，當然能夠堅守也離不開母行的支持。

“經過在華十年的潛心發展後，全球主要外資銀行將中國策略作為集團未來發展的最重要戰略之一，願意向中國市場傾註更多的資金、人員和業務。”上海銀監局對於上海外資行發展如是評價。

過去十年，上海外資法人銀行累計獲得母行增資520億元人民幣;其中即使是在2008~2010年的金融危機期間，上海外資銀行也累計獲得母行增資近170億元人民幣，這些數據也凸顯除了外資行對中國市場的信心。

外資行“定位”反思

十年發展外資行從“雄心勃勃”到如今聲音逐弱的趨勢，監管與外資銀行都在不斷反思。

當初外資行進入中國市場，面對龐大的人口基數，對零售業務無不“摩拳擦掌”。外資行熱衷的法人化改制主要是通過法人機構設立分支行，這樣更容易，同時也可以發展人民幣業務，零售業務包括發卡等成為外資行所看重的業務板塊。不過現在由於網點少，零售業務困難重重。

以匯豐銀行為例，匯豐銀行2005年在全國開設首家支行，到現在已經發展到超過150家支行。這些支行都是以零售網點為主，早期一直是投入階段，直到2012年左右，零售銀行才達到盈虧相抵。

陳思傑告訴第一財經，外資行在零售業務上競爭不過中資銀行，主要因為網點少，高凈值客戶的需求，例如存錢或者外匯等都有不方便的地方。因此很多外資行的零售業務一直不賺錢，除了匯豐、東亞、渣打、花旗這種外資行的“四大行”，一些中小外資行很難吸收到中國本地人的錢。

在外資法人銀行十年的中國探索路上，一些外資行的主要領導人都意識到“找準自身定位”是多麽的重要。幾乎每一家外資行都在中國市場找到了屬於自己的“拳頭業務”，一方面和國內銀行錯位競爭，另一方面外資行之間也突出不同的特色。

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此前表示，外資銀行要想在此過程中抓住機遇，充分分享中國發展成果，就要靠加強風險管理、提高服務水平、發揮自身優勢、找準自身定位，真正走出差異化、個性化的發展道路。

近年來，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改革和開放，人民幣國際化以及“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的推進，給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再啟航帶來新的機遇。

截至目前，無論是從資產規模還是以分行網點來計算，中國匯豐銀行都是中國內地最大的外資銀行。匯豐持有交通銀行19%的股份，與這家中國第五大國有銀行保持著重要的戰略夥伴關系，並且把業務重點放在那些實踐中國“走出去”政策的企業身上。

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行長兼行政總裁廖宜建表示，匯豐中國對公業務的重點之一就是借助匯豐集團在海外金融市場的領先優勢，為中資企業日趨全球化的運營提供國際化的金融解決方案。為此，匯豐在歐美、亞洲、中東、非洲和拉美約20個主要國家和地區設立了“中國企業海外服務部”，為拓展海外市場的中資企業提供本地支持。

此外，匯豐中國為“一帶一路”成立了專門的團隊和小組，幫助企業進行跨境融資。

2016年12月5日，匯豐正式宣布在內地首次推出獨立品牌信用卡，借此涉足消費金融領域，覆蓋大眾消費群體，著力打造“財富管理”和“消費金融”雙輪驅動的個人金融業務模式，並不斷拓展電子渠道。

排名第二位的渣打銀行（中國）一直以來以中小企業、零售業務作為其特色目標定位。中國是英國渣打銀行集團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中國和北亞地區占其營業額的40%。

渣打銀行作為最早在華設立中小企業部門的外資銀行，一直通過持續的服務模式和產品創新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並且於2011年10月開始發布“中國中小企業信心指數”，目前該指數由季度發布改為月度發布。

2017年3月20日，渣打銀行表示，今年將會加大在中國的投資力度，並將重點投資電子銀行、財富管理和人民幣業務，希望通過“一帶一路”與中方建立合作夥伴關系。

排名第三位的是東亞銀行，其中國業務成立10年來，2016年首次出現虧損。東亞銀行（中國）行長林誌民在2017年年初接受媒體采訪中表示，外資行現在的競爭對手，不僅僅是外資行，更多的還有股份制銀行。他提出，東亞銀行(中國)的願景提倡多做普通存款、多發理財產品等，將銀行資金成本降低。在對公業務方面，看好醫療生命、食品安全、公共平臺、教育學校、汽車上下遊等領域。東亞銀行會在這些領域大力推進、做深業務。

花旗銀行（中國）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歐兆倫也曾表示，外資銀行想要有很好的發展，最主要的就是要找準自己在市場中的定位。他稱，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的業務模式有所不同，每家外資銀行都有自己的目標客戶。事實上，花旗銀行的定位就不是涉及所有的市場，而是專註於目標客戶。歐兆倫表示，花旗現有的項目主要在資金管理等方面，未來隨著中國利率市場化、匯率市場化等金融改革的推進會有更多的產品創新。

除此之外，比如德意誌銀行在中國的核心競爭力體現在跨境現金管理及貿易融資領域。摩根大通債券承銷和固定收益業務一直穩居全球前列，憑借其強大的海外發行人到海外投資者的基礎，摩根大通在中國債市的業務一直處於在華外資行中的較為領先的位置。

政策松綁是否迎來春天？

面對外資行十年的發展境況，監管層也在反思。12號文對外資行監管繼續松綁，正是監管反思的一大體現。

《通知》明確在華外資銀行可以與母行集團開展內部業務協作，為“走出去”的企業在境外發債、上市、並購、融資等活動提供綜合金融服務;在華外資法人銀行可依法投資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在華外資銀行開展國債承銷業務、財務顧問業務、大部分托管業務不需獲得銀監會的行政許可，采取事後報告制。

對於12號文，有較大突破的是允許在華外資法人銀行投資境內銀行業金融機構。銀監會的評價是，經過近十年的發展，在華外資法人銀行在我國市場的經營發展基礎不斷加強，已具備了一定的並表管理能力。

陳思傑分析，監管政策放開這一條，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吸引外資行留下來。不過，預期很難掀起外資行的投資熱潮，因為外資法人機構合規指標限制，外資“四大行”法人機構40~80億元的規模可能會有這個資金實力，其他20~40億元的規模去投資一家金融機構的實力可能不太夠。

對於市場期盼的對中資金融機構持股比例的突破，在陳思傑看來短期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監管的松綁能夠推動外資行發展的主要兩大發展路徑一個是“本土化”，一個則是“走出去”。

12號文提及的在華外資銀行可以與母行集團開展內部業務協作，為“走出去”的企業在境外發債、上市、並購、融資等活動提供綜合金融服務，體現出了監管對外資行支持中資企業“走出去”的引導。

陳思傑認為，諸如內保外貸、跨境保理等業務都是外資行的優勢，如今政策明確，未來將會是一大發力的方向。

同時銀監會相關負責人也提及，12號文的出臺將有助於外資銀行更好地利用自身全球化綜合服務優勢，在參與“一帶一路”國家戰略實施、支持中資企業“走出去”以及我國經濟結構轉型調整中發揮積極作用。

對於“本土化”的戰略考量，陳思傑認為外資“四大行”在零售業務、私人銀行等領域可以發力，而其他的銀行可以考慮跨境業務等領域的戰略轉型。

每一次來自監管的放開，都成為外資銀行在中國發展的重要轉折。外資行在中國的發展，不僅要看市場份額水平，更要看重所享受的監管政策、標準和制度的統一。

安永2014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外資銀行當前的挑戰主要來自三方面：監管挑戰、運營挑戰和市場相關挑戰。如今3年過去，看來以上多項制約已經被打破。

2014年，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簽署第657號國務院令，公布《國務院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資銀行管理條例〉的決定》，從2015年1月1日起放寬外資銀行市場的準入條件。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

2015年6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修正案（草案）》，取消了貸款余額與存款比例不得超過75%的規定，將存貸比由法定監管指標轉為流動性檢測指標。這項規定同樣適用於外資法人銀行。

在外債管理方面，2017年1月13日央行發布了《關於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有關事宜的通知》，將外資銀行的境內分行納入外債宏觀審慎政策的管理範圍，並進一步擴大了企業外債的額度。

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債券市場對外開放提速，進入中國債市做業務的大門也向外資法人銀行打開。

2016年12月8日，30億元地方債在上海自貿區順利發行，匯豐銀行（中國）、渣打銀行（中國）、星展銀行（中國）3家外資銀行中標1.8億元，這是外資銀行首次參與我國地方債承銷業務。

財政部副部長劉昆2016年10月表示，財政部正在醞釀引入外資法人銀行開展政府債券承銷業務。

2017年2月6日摩根大通（中國）成為首家獲得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企業債券的承銷資格的美資銀行。2月7日花旗銀行（中國）獲得了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結算代理人業務資格。

2017年3月18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中國銀監會副主席王兆星表示，將進一步放寬外資銀行在華開展業務的領域。他稱，中國仍會一如既往地繼續推進對外開放，將進一步放寬外資銀行在華開展業務的領域和服務的範圍，正在按照開放進程放寬對外資銀行代表處轉升為分行的一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