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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十几年前那样卖菜:山东菜农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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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蒋培宇 山东寿光报道

“被包围”的寿光菜

三元朱村菜农刘玉冰站在粗糙的毛公路边,眯眼看了看周围的蔬菜大棚。大棚边缘被12月19日的冬阳镀上一层暗淡的金边,让人感到一丝落寞。“现在寿光的大棚菜不好挣钱了,一个棚一年就赚一万多块钱,几年前是七八万。”刘玉冰叹了一口气。

刘所在的三元朱村是全国大棚菜的发源地,离山东寿光市区的蔬菜批发市场仅4公里左右。

刘玉冰们不知道,之所以遭遇困境,首先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蔬菜产业模式已经落伍了。

此前,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对寿光菜可谓至关重要,已形成“批发市场+农户”的独特产业模式。由菜农、贩运商、经纪人等构成寿光蔬菜批发市场的主体,批发市场 成为载体,有了贩运商—蔬菜的中间购买方,加上市场上大量的经纪公司的具体操作,使农民生产的蔬菜得以销售。由于批发市场巨大的吞吐能力,寿光农民根本不 用担心菜会烂在地里。“我们种的菜没有卖不出去的,一到季节就有人到田里收菜。”

但这种模式致命的弱点是,对市场的供求依赖过大,而且缺少加工环节,使产品的附加值很低。寿光的大棚菜技术流传出去之后,寿光也培养了大量竞争对手,全国 大棚菜产区呈如火如荼扩张情势,实际对寿光大棚菜形成包围之势,缺少差别优势的寿光菜销售利润不可避免趋薄。公开的资料表明,去年上半年开始,寿光蔬菜 70%以上的品种价格大幅下滑1/3乃至1/2,市场占有量下滑。而在国内目前鲜菜供过于求的大背景下,寿光菜价格反弹的可能微乎其微。

突围

如何突围成为寿光迫切需要解决的命题。

寿光市把制胜的关键定在提高蔬菜的内在品质,大力发展无公害蔬菜的标准化生产。寿光市新一届政府提出“奋战三年,使寿光菜全部达到无公害蔬菜标准,建成全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寿光市委书记徐振溪曾表示,“执行标准化生产,事关寿光蔬菜的兴衰。”

寿光市定下的发展模式是“公司+基地+农户”,作为加工重要环节的企业被置于龙头地位。

寿光市正大蔬菜保鲜加工厂是孙家集镇三元朱村一家中等规模的私营企业,这样的企业在孙家集镇有50多家。经理贾光民是十多年的菜农,他介绍说,每年公司会 和村里的菜农签约,菜农成为公司的网络户,菜农所需的种子、化肥等农资由公司提供,在生产过程中,公司要派人做技术指导,主要是保证种出的菜符合无公害标 准,然后由公司统一收购鲜菜,统一包装销售,菜农类似于农场工人。

另外,寿光市还对土地进行结构调整,鼓励龙头企业、技术能人和涉农部门创办现代农场。如寿光市秀峰食品有限公司,租赁田柳村土地5000亩,拥有120余名农场工人,2002年销售收入9000多万元。在寿光市,这样的现代化农场有500多个。

为保证生产环节上的无公害,寿光市对农资市场进行整合,农药、化肥等由大的企业以连锁的方式经营,或者在统一的市场经营,使管理部门能高效率地控制非标准的农资流入农田。“在寿光,没有经营农资的小门头店,这是它和别处不一样的地方。”贾光民说。

去年寿光市的无公害蔬菜的面积已达40万亩,寿光市政府表示今年这个数字会上升到60万亩,占寿光蔬菜总种植面积的近80%。

突围难题

但这次被寿光市称为二次革命的“无公害蔬菜标准化生产”,仍是对蔬菜生产环节的增值,在加工环节上注意不多,这制约了寿光菜的出口加工发展速度,使目前寿光蔬菜的出口仅占总量的3%。

山东省农调队产量处的专家曾撰文指出,山东蔬菜的发展模式至今仍未摆脱“重生产轻加工”或“重生产、重流通、轻加工”的发展模式,使商品质量、包装及营销手段仍处于初级阶段,而“作为目前的一个新时尚净菜清洗加工、包装进超市,我省还没有破题和大的动作”。

贾光民介绍,蔬菜进行无公害生产之后,收上来的菜还是仅经过粗加工,“先粗挑,再精选,然后包装,向外发货。”这些货都不使用企业自己的商标出口,利润一 般不高。贾光民知道深加工的好处,比如“价格高,好卖,但是设备也贵,像一吨脱水蔬菜能卖十几万元,在美国需求很大,但加工设备就要一千多万,太贵了。”

目前,在寿光七八十人的蔬菜加工企业比比皆是,大型龙头企业屈指可数。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一位私营企业老板说:“我们知道品牌化和深加工的好处,这是将来的发展趋势,但我们实力不行,还是只能像十几年前一样卖菜。”
十幾 年前 那樣 賣菜 山東 菜農 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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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农”孙少锋的农业链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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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梭在厦门市集美区枋湖村附近的几条街巷中,陈谦照例会格外留意街边的任何一家杂货店:从店铺的门头招牌、招贴海报到门口打着“热卖”标签陈列货品,他都希望看到自己的产品Logo和实物能够占据最醒目的位置。

陈 谦是中国绿色食品有限公司(HK.0904,以下简称“中绿”)的副总裁,同时兼任饮品管理本部总经理,诸如此类的“扫街”工作,对他来说属于家常便饭。 自2006年加入中绿之后,他工作中的一个重心,便是如何为中绿于2006年新推出的谷物饮料品牌“粗粮王”的发展,来搭建相应的快消渠道网络,并抢占市 场。

在中绿集团董事会主席兼总裁孙少锋眼里,“粗粮王”品牌渠道的完善,意义不仅仅是旗下一款或几款饮料成败那么简单。某种程度上,这也正是中绿集团转型升级所需要补足关键能力,在孙少锋的设计里,“粗粮王”更像是中绿集团切入“快消农业”领域的一个“突破口”。

“对 于像中绿这样以种植起家的现代农业企业而言,除了要做到上游的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之外,未来,最有‘出息’的一条出路,便是要向下延伸,做‘快消农 业’。”在孙少锋看来,在释放上游资源价值方面,诸如饮料、食品这样的快速消费品行业拥有新鲜农产品以及初加工产品都远不能及的优势,市场规模更大,而且 附加值也更高。

一个例证是,2006年开始,中绿开始研发、推出了面向终端消费市场的利乐包装的粗粮饮品“粗粮王”,截至2010年4月 30日,包括“粗粮王”在内的中绿饮料产品业务的年销售收入已经占到了中绿集团总体收入的21%,按照海通证券的研究报告,“粗粮王”产品中玉米汁的毛利 率高达67%。

向下走:从田野到商超

对于中绿集团而言,推出“粗粮王”是其一次重要的“升级”。

2006 年时,孙少锋将公司的市场重点从外贸调整为了“内外贸并重”,并试图沿着产业链将业务从生鲜农产品种植,拓展到利润率和附加值更高的深加工环节和终端消费 品。在孙少锋看来,最有前途的出路便是介入“快消农业”,通过加强品牌在终端市场的辐射力,才可以最有效的盘活和释放出其既有的上游资源优势。

“我 们最早是和日本企业合作种蔬菜,后来随着发展,就介入了深加工,这个是很自然的,因为深加工可以解决产品附加值的问题。因为只做生鲜的蔬菜,有风险问题, 譬如国外对蔬菜进口的要求特别高,譬如大葱的尺寸,粗细,总会有20%-30%不好看的卖不出去,但是透过深加工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其次,如果说今年产 量比较高,或者市场不太好,我可以通过深加工来储存一批,来等待市场机会。去做快消品和品牌也同样是出于这个考虑。”对于中绿集团从田野种植进入深加工, 再到消费品领域的逻辑,孙少锋如是表示。

事实上,1998年孙少锋“弃政从农”创办中绿的契机,便是彼时诸如日本新鲜流通株式会社等日本食 品公司正在国内寻找合作伙伴,建设对日出口蔬菜的种植基地。日方为中绿带来了日本农业的种植技术和理念,中绿只需全盘接受并负责进行绿色蔬菜的生产,产品 销售则完全交由日方负责。

“之前我们的产品没有品牌,更像是为日本一些食品公司做OEM的供应商,产品从中绿的地头采摘或者车间加工好之后,便会直接打上别人的品牌,然后出口。”中绿集团执行董事兼COO聂星说。

其后的数年时间里,中绿一方面不断扩大尚有种植规模,同时也与日本的伊藤、都乐等大型商贸公司都建立起了出口分销的合作关系。按照孙少锋的话说,即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的出口业务模式。

2004 年之前,中绿出口到日本的产品占了总量的八九成。在孙少锋看来,这可视为中绿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我负责种植、赶订单,为日本人打工;现在中绿有几 个高管就来自日本,他们带来了国外的理念、技术和管理。管理精细化、文字化、表格化、数据化,在中绿,这些都坚持了下来。”

2004年1月,中绿集团在香港上市。借助资本之力将出口业务拓展到欧美市场的同时,孙少锋也开始筹划起了企业“升级”的问题。“一方面,国外对进口食品,尤其绿色食品的壁垒越筑越高,但另一方面,国内的需求开始迅速增长,我们不可能忽视国内这么大的市场。”孙少锋说。

“菜农”孙少锋的农业链曲

“为此,我们一直在寻找突破口”,按照孙少锋的介绍,事实上,在推出粗粮王之前,中绿也尝试推出做过诸如玉米乳、紫米乳之类的乳饮品,但一来由于许多人不习惯玉米乳夹带的玉米生味,而且,受到“三鹿”事件等影响,乳饮品的市场反应有些冷淡。

几番尝试之后,中绿内部将方向锁定在了包括玉米汁在内的“粗粮王”系列饮品上。

在孙少锋看来,首先,国内饮料市场总体份额超过了4000亿,并以每年25%的速度递增,发展空间巨大;其次,长期以来,国内饮料市场上,早餐饮料的种类相对单一,基本上被牛奶品牌所垄断,而传统上,国人有早餐摄入谷物粥以及豆浆等植物的饮食习惯。

在 过去几年,国内饮料市场,粗粮的概念也正在逐渐勃兴,引领者也正是诸如蒙牛、伊利这样的牛奶品牌,在市场上,诸如燕麦这样的粗粮口味的早餐奶以及酸奶开始 涌现。而且,随着乳饮品行业受诸如三聚氰胺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为粗粮概念的植物蛋白饮料兴起提供了可能。

事实上,中绿在 上游产业链上的优势也为介入粗粮饮料提供了便利:一来,从上游种植到加工生产以及分销,所有链条在中绿内部形成了一个“闭环”,在品质安全上全程可控;二 来,中绿在国内拥有40万亩生产基地,其中自有租赁的规模达10万亩,合作农场为30万亩,原材料主要是自产自供,可以形成较强的成本竞争优势。

5 月,湖北正在遭受一场持续了大半年的旱灾,中绿集团面积达2万亩的天门甜玉米种植基地正位于旱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时值玉米生长的关键季节,在中绿的种植基 地里,记者看到齐膝高的玉米苗长势良好,似乎与这场旱灾无涉,田地里每隔几十步便有喷灌头不停的喷水灌溉。按照聂星的介绍,也正是得益于上游土地的集中 化、规模化经营,在承包这片基地之后,他们便斥巨资在其中铺设了路渠管道,在大旱中,才得以引附近的汉江水灌溉,保证收成。而在基地不远处,坐落着一座年 产能达50000吨的甜玉米加工车间,主要生产诸如保鲜玉米棒、速冻玉米粒等产品,而与加工基地比邻的粗粮饮料加工工厂也将于今年8月竣工投产。

按照中绿集团CFO黄康杰的介绍,中绿“粗粮王”目前投向市场的产品一般为250ml的利乐包装,售价在1.8元到2元之间,但其毛利率却超过了50%。“这一市场目前还没有产生规模巨大的竞争对手,所以我们有足够多的机会和发挥空间”。聂星说。

抢占终端

在孙少锋看来,打造集团的消费品,“最重要的,我觉得是要掌握终端,自己要有销售通路,通过终端渠道可以占领消费者的心智,对于品牌来说最为重要。”

如 今,身为副总裁的陈谦正督促下属着手推进的一项工作,便是从今年6月开始,协同经销商们一起将厦门市内的烟杂店“垄断”半年:为它们免费更换上印有“中绿 粗粮王”字样的统一招牌,同时买断店铺门口陈列位置。而据介绍,这样做的成本事实上并不大,除了印刷店招和海报,一般每个小店的门口陈列位置只需要多供几 箱饮料即可换得。

在加入中绿之前,陈谦曾辗转供职于诸如统一、康师傅等国内知名的饮料企业,在他的经验里,一个新兴的饮品品牌意图树立市场 优势,最应该抓住的,正是这些散布在大街小巷里的烟杂店。“传统烟杂店数量多、深入社区,不仅能迅速支撑起销量,而其也是消费者接触产品和品牌的第一 线”,陈谦说,而这也正是中绿当下在品牌网络建设方面的着力点之一。

根据中绿集团2010财年年报显示,截至2010年4月30日,其旗下饮料产品的年收入同比增长了74.2%,达4.09亿人民币,在中绿集团总体营业额中的占比超过了21%,也是其旗下增速最快的业务单元。

高速增长的销售额,按照KA(现代商超)、传统烟杂店以及特通(诸如厦门航空等)等不同的渠道来分别估量,其中传统烟杂店渠道的走货比例约为60%,在陈谦看来,对于一个饮料品牌而言,这一渠道的走货比例还有些低。

提升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则必须依赖于经销商队伍的扩张。事实上,在粗粮王推出最初,渠道的拓展却并不容易。在陈谦的印象里,从2006到2008年的两年时间里,渠道拓展的工作是相对艰难的,原因则是“内部缺人,外部缺名气”。

要 介入快消领域,中绿首先做的便是搭建团队,孙少锋从饮料行业挖角了一批“里手”,陈谦便是其中之一,并且琢磨出了一套“1+3”的帮带模式,即让这些来自 快速消费品著名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一个领头人培养3到4个营销骨干,通过这样层层帮带、训练,在实战中快速培养起了一批业务骨干,打造了一支超过600人 的专业化营销团队。

由于初期无论团队还是资源都相对有限,为了打开市场局面,陈谦则带领着团队主要瞄准的是目标区域内规模数一数二的饮料经 销商,反复游说,甚至不惜“死缠烂打”来说服他们与中绿合作,在他看来,这些大经销商背后拥有的商户资源最多,一开始搞定这些经销商有利于集中有限资源取 得最大的市场效果。这样的策略使得中绿“粗粮王”顺利打开了市场局面,并且在两年时间里建立了在诸如福建、江西等区域市场的优势。

按照陈谦的介绍,“粗粮王”市场渠道全国性扩张的启动则是从2009年开始,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即先不涉足诸如北上广深 这样的一线城市,致力于二三线市场的覆盖。“拓展一线城市的市场渠道,无论从资金还是精力投入上都不是二三线市场所能比拟的,而且策略也有不同,譬如要更 注重现代商超和连锁便利店的投入。”陈谦说。等到总体销售收入具备了一定规模,资金投入上没有后顾之忧时,再“高举高打”进入一线城市来实现全国布局的 “封口”,按照陈谦预估,粗粮王全国布局“封口”的时间节点则会在2013年之前。

“现在,有了前期的市场基础,渠道的拓展已经顺利了许 多。”陈谦说。目前,粗粮王在全国拥有上千个经销商,而按照计划,今年年内,其全国经销商总数则要达到3000家,这也就意味着,要覆盖全国所有的县级 市,诸如福建、江苏、江西、湖北等目前较为成熟的十四个省市市场则要覆盖到县,其他市场则必须保证覆盖到地级市。

而今,中绿在全国也有超过600人的销售队,承担着诸如发展新的经销商,协助当地销售的工作。一般而言,中绿内部对于经销商会设定一个最低要求,譬如县级经销商每年需要完成的年销售额底线是40万,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的经销商根据自己的情况预估出每年的销售任务量。

“‘粗粮王’事实上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前些年我们更关注上游的种植,如今则必须要关注上下游之间的均衡协调,”对于未来,孙少锋希望“能够通过市场来指导基地”,这样将使得整条产业链的价值进一步提升。


菜農 孫少 少鋒 鋒的 農業 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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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關專家」賴昌星:當初還不如做一個菜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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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7月23日下午,結束了長達12年外逃之旅的賴昌星抵達首都國際機場。他上一次來京,是在1999年春節後,和他一起抵京的還有5000萬人民幣現金——他試圖赴京「滅火」。但來自中國政府最高層的「火」,在隨後的大半年裡,燒掉了他的整個帝國。

  1999年以前的20年裡,這個身材矮小的福建男人,從一個挖溝工人慢慢成長為廈門市的「模範市民」、公安部春節晚會的座上客以及中國「最著 名」的商人。而1999年之後的12年裡,他從中國最著名的通緝逃犯、安大略省最一擲千金的賭徒,變成了一個甚至需要舉債度日的人。

  賴曾經所擁有的「輝煌」的20年,是中國經濟過山車式增長的20年。從「國民經濟頻臨崩潰」到成為「世界工廠」,賴在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中,狡 猾地捕捉生財機會,賴氏企業的走私船隻的引擎,和中國經濟的引擎一樣強勁。但到1999年賴昌星案發前夕,賴的運作模式已經如此的不合時宜——賴昌星外逃 幾個月後,中國加入世貿的談判將獲得關鍵性突破,關稅降低,將直接擠壓走私的利潤。

  即使拋開法律的因素,單從時代的角度,賴昌星是一個注定要被淘汰的人。他外逃後兩年,多哈召開的世貿組織第四次部長級會議上,審議並表決中國加 入世貿組織;他外逃後11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並成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場。是的,奢侈品——當初,賴是以販賣走私磁帶和塑料電子手錶開始的。

  「格外落寞」的「公關專家」

  過去的12年裡,中國政府一直在努力促成賴昌星的遣返。中國政府給加拿大政府施加了巨大的壓力,要求遣送賴昌星回國。

  「我們不能干涉自己的法院體系,我們不能強迫得出一個結果。」美國人麥健陸(James McGregor)曾在2003年訪問過賴昌星,在他的「十億消費者」一文中,轉述了一名曾參與過多次會談的加拿大高層官員的話。

  賴昌星在加拿大的律師馬塔斯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中國大陸的專案組曾攜賴昌星的哥哥一起以貿易代表團名義進入加拿大。他們和賴昌星在一家酒店會面,並打算將賴昌星帶回中國。但見面沒有什麼成果。在過去的12年中,賴昌星與中國政府人員之間一直保持聯繫和談判。

  就在被遣返前兩週,賴昌星給加拿大《環球華報》主編黃運榮打了個電話:「我搬家了」。

  黃運榮第一次見到賴昌星是在2002年拘留聆訊的法庭上。1999年初,賴初到加拿大,其實並沒想過會在這裡呆很久,他一直和國內保持非常密切的聯繫。白天他習慣去賭場,一邊賭錢,一邊等著「國內擺平之後就回去」。

  逃亡12年,賴昌星早有倦意,跟蹤觀察賴昌星12年的加拿大華裔作家丁果回憶,賴多次對他說,回去總要回去的,只是時間問題。同時,他也沒有否認過,他與北京的溝通渠道是暢通的。

  丁果分析,賴為他的回國作了最重要的準備:同意前妻曾明娜和孩子們相繼回國,這是打探和鋪路。

  2006年,賴第一次距離被遣返前所未有的近。當年6月16日,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的官員將賴昌星逮捕,送入拘留所。賴昌星本來沒有異樣的感覺,但到了晚上十一點,移民部的車和警方的車同時達到,賴昌星驟然緊張,以為就此遣返,絕望之下,以頭撞柱。

  之後辯護律師馬塔斯出席聆訊四個小時,要求延緩遣返、更換遣返前風險評估機構。當月30日,法庭在審理賴昌星申請暫緩遣返一案後,賴昌星確定不 會在原定的26日被強制遣返,他也暫時獲得了自由。他主動邀請溫哥華和外地追訪的記者到一家中餐館喝早茶,可謂是他逃亡十二年中,唯一一次對媒體「擺排 場」的行動。

  賴曾經對丁果感嘆:12年了,雖然大部分時間並沒有在牢房裡,但他卻也從來沒有一天是感覺自由的。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最初認為「不會在加拿大呆太久」的賴昌星,已逐漸把主要的精力和手腕放在了使自己儘量滯留加拿大上面。

  2009年底,賴放出風聲說要寫自傳。賴當面告訴丁果,書已經操作成形,執筆者是曾經獲得過台灣金鐘獎的一個女作家,書名叫《賴昌星說賴昌星》。內容將是他的「成長史」和「發家史」,書中還會附送一個光盤,「駁斥」遠華專案組對他的「不實指控」。

  但之後半年多,賴昌星改了電話號碼,而書也一直沒有出來。

  2010年10月,賴又在當地基督教布道家遠志明的布道大會上決志信主,這是他第二次這樣做。上一次他表示要洗心革面的時候是跟隨陳摩西牧師,時間大約在2003年。

  賴甚至應邀前往加拿大Simon Fraser大學與學生對話。內容涉及20世紀90年代的腐敗問題,廈門遠華案是內容之一。

  那次活動,加拿大《環球華報》主編黃運榮也被邀請到現場。賴昌星經常約他出來聊天,很多時候他希望通過媒體圈打聽國內消息,聽一聽媒體人對國內形勢的判斷。

  賴昌星外表忠厚,說話粗獷,只有一對閃爍的小眼睛透露出精明。在2003年夏天見過他的美國作家麥健陸(James McGregor)形容賴昌星,「他穿著T恤衫、卡其布褲子」,麥健陸說,賴的平頭和農民般紅潤的臉龐令人印象深刻。

  但黃運榮認為,「什麼時候見媒體,什麼時候失蹤掉,他把握得很準確。是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他非常懂得怎麼利用媒體為他說話,賴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

  香港《亞洲週刊》記者王健民同樣持此看法:「賴昌星對媒體駕輕就熟,到後來就基本上是一個公關專家了,什麼時候放料,什麼時候沉默,他把握得非 常好。」王健民說,「有時候他會故意裝傻,將計就計。」比如談到行賄高官的問題時,賴會模糊地說:晉江人朋友之間錢都一起用,幾百萬借來借去很正常。

  1999年,王健民路過廈門,在悅華酒店門口,他看到一個留著平頭的胖子和四個朋友站在陽光下抽煙,別人告訴他,那人就是賴昌星。半年後,遠華 案事發。王健民立刻從香港飛往溫哥華在街頭大海撈針地尋找這個胖子,花費一週無所收穫。2001年賴昌星因涉嫌非法入境被關押在溫哥華的拘留所,王健民終 於聯繫上溫哥華方面,隔著玻璃對賴昌星進行了專訪。那是遠華案後賴昌星第一次面對媒體。賴的鎮定令王健民印象深刻,他用閩南話不以為意地對王健民說:「事 情遇到了,就是這樣了。」

  從2001年起到2006年,王健民對賴昌星進行了多次採訪,地點有時候在家裡,有時候在麥當勞。但2011年7月初,王健民路過溫哥華,當時他想再找賴昌星聊一聊的時候賴罕見地閉門謝客了。果然,再過幾天,他就被抓,此後就是遣返回中國。

  在加拿大的12年裡,賴昌星幾乎重演了自己「過山車」式的一生。最初一段時間,他曾是尼亞加拉賭場著名的豪客。在運氣最好的一天,賴贏了二十三萬七千五百美元;最差的一天,他輸了八萬五千四百美元。

  此後賴昌星的經濟狀況很快就出了問題。他居住的房子越來越小。起初他住在溫哥華一幢150萬美元的豪宅裡。有一名司機和一輛大型SUV。在大量資產被凍結後,2003年時,他搬到了本拿比麗晶廣場的一套四居室公寓中。這樣的經濟狀況,是12年前的賴昌星難以想像的。

  這是賴昌星格外落寞的一段時期。加拿大《環球華報》總編輯黃運榮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賴昌星曾向他傾吐心緒,「越來越想家」——賴在談話的最後說。

  在這次談話後兩週,賴昌星的命運終於回到歸國的軌道。

  站在當時中國主要經濟工作的對立面

  12年之前,1999年春節,賴昌星最後的救贖。通過在體制內的線人,他知道有人將舉報信遞交到了中國最高層。

  事實上,在收到舉報信之前,公安部已經注意到遠華集團走私的犯罪行為。420專案組工作人員、《遠華大案》一書的作者馮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一個 細節。1999年1月,時任公安部副部長的牟新生調任新成立的中國緝私警察部隊政委時,有老領導提醒牟新生:「到廈門後,你將會碰到一個強勁的對手,賴昌 星。」

  像以往一樣,賴昌星相信錢的力量。這一次,他攜帶5000萬現金來到北京。賴相信錢,是因為他相信錢所建立的那張龐大的保護網。從廈門沿海夜幕籠罩下的漁船到公安部副部長威嚴的辦公室,這張網每一刻都在拉扯著。

  但賴面臨的不是普通的刑事犯罪指控,他傷害的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國家利益」。他敏銳地嗅出這一次出了問題。他沒有意識到,他已經站在了當時國務院主要經濟工作的對立面:國企改革。

  「1998年新一屆政府上台後,當時最主要的工作是推進國企改革,但賴昌星肆無忌憚地走私洋貨,衝擊國內市場,直接增大了國企改革的難度。」馮 鷺說。她舉了一個例子,當時有三百多個生產膠合板的企業老闆聯合給中央寫信,控訴走私對企業經營的衝擊。包括一汽等大型國有汽車生產企業的利潤,都受到了 賴昌星走私汽車的衝擊。

  中國政府打擊走私的願望,前所未有地強烈,1998年7月,有國家領導人參加的全國打擊走私工作會議召開。隨後,中央要求部隊以及權力部門不能經商,因為據傳他們也涉足了走私。1998年年底,廣東的梁耀華走私案案發,牽進當時的公安部副部長李繼周。

  1999年1月1日。一個新的專門針對走私的新警種——緝私警察部隊正式成立。為了顯示決心,中央電視台前所未有地播出了緝私艇開炮擊沉走私船隻的畫面。

  1999年6月13日,一支由20人組成的調查小組悄悄進入廈門。但他們從北京出發時便已促動了賴昌星編織了多年的蛛網。賴昌星知道了調查組所 有的計劃。主要犯罪嫌疑人均已外逃,每一個完美的故事也已編織妥帖並且擺在了調查組的面前。調查組於是撤回北京,重新組織調查。

  馮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調查組這一次撤回,實際上是一種麻痺賴昌星的策略。果然,賴在澳門賭場尋找到了安慰,更重要的,他相信高層會對他影響下的整個廈門經濟投鼠忌器。於是,8月9日,賴昌星回到了廈門。

  但在賴昌星回到廈門之前,1999年8月初,一支約三百人的調查部隊,再次從北京空降。回廈門不久,他便接到了福建省公安廳副廳長莊如順和廈門海關關長楊前線的警告:調查人員知道他回來了,正準備逮捕他。

  賴昌星乘坐一輛貼膜的普通轎車,直接開到深圳,在當地警察朋友的幫助下,賴昌星登上了一艘開往香港的船。幾天後,賴昌星,他的妻子曾明娜,還有三個孩子登上了飛往加拿大的飛機。

  賴昌星逃脫了,但身後留下一大批的落馬官員。六百多人涉案被審查,三百多人被追究刑事責任,其中廳級及以上幹部就達二十多人。

  時代造就遠華往事

  在賴昌星被遣返抵達首都機場前二十多個小時,位於晉江燒厝的賴昌星老家就被世界各地趕來的記者包圍了。甚至遠華中學的門口,深夜裡也站了一排拍照的香港記者。

  12年過去之後,「賴昌星」三個字在這裡留下的只是一個空蕩蕩的傳說。但並不妨礙人們在這裡想像財富權力構建起來的遠華一夢。

  賴昌星鼎盛的時期花錢鋪設的公路,依然伸向這個小村莊的深處。過去的12年裡,每當萬里之外的賴昌星傳出新聞,這條公路便會熱得燙腳。隨著7月 份賴昌星被抓隨後被遣返,其弟賴昌圖一改以往好客姿態,燒厝家中門窗緊閉,前妻曾明娜娘家三層小樓大門緊閉,只有兩個攝像頭朝向門口窺探來者。

  1958年,賴昌星出生於燒厝。這裡是福建省臨海丘陵中的一個落後農村。厝,在閩南語裡是房屋的意思。明清時有肖氏家族居此,故稱肖厝,後諧音為燒厝。再後來,肖姓衰落而為賴姓族居。

  小學三年級便輟學的賴昌星,在自家的小農田度過了他的青少年。他外出謀求的第一份工作是和兩位兄長一起參加了附近軍營的挖溝隊。此後,他在一家農用機械廠當過兩年的學徒工。

  賴昌星無疑是一個「時代造英雄」的典範。賴昌星很早就顯露出他的商業天分以及對時代變遷的領悟力。早在1979年,他便和四個朋友集資了約1500元,開辦了一個小工廠,製造汽車螺帽和其它的簡單配件。很快,他便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1985年,他從山東省一家國有工廠的一名工人那裡,花了20000塊錢買到了一種紡織機器的設計圖紙,又從寧波聘請了師傅,開始生產紡織機。 他知道中國政府當時正在準備展開龐大的服裝出口業務——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全世界都能見到中國產的衣服,賴昌星開始製造紡織機器並對外銷售,很快成為市場 領先者。

  沒有資料顯示在上世紀80年代,賴昌星是否就已經開始從事走私。《遠華大案》一書的作者、遠華案專案組的工作人員馮鷺告訴南方週末記 者,1980年代中期,兩岸的漁民們會有一些物物交換。就在海上,大陸的漁民拿中草藥、海產品換台灣漁民的電子手錶、鄧麗君卡帶。但賴昌星是否涉及過,並 不知道。

  日後給賴昌星提供保護傘的權力網,此時也尚未結成。有媒體報導,賴昌星在石獅市的業務,曾被當地稅務人員查處,並最終查封了他的工廠。沒了工廠 的賴昌星索性把這邊的業務丟給了他的兄弟,自己帶著3000萬資產前往距石獅兩個小時車程的大城市廈門尋找商機。這是他人生的一個轉折。

  製造紡織機器的生意,一直做到了1980年代末。1991年,賴昌星進入香港房地產界。兩年後,賴昌星回到內地時,已經意識到未來房地產將是中國新的財富核心。他很快成為了廈門的地產之王。他的遠華國際公司在廈門多個重要地段都囤積起了土地。

  此時的賴昌星已經和權力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這方面最為人所知的是後來名聞全國的「紅樓」。這裡儼然成為他的龐大帝國的極盡奢華的後宮。後來因 為遠華案落馬的官員,幾乎都在此處玩樂過。他在這裡管理他迅速擴張的企業以及政府朋友網。紅樓的一切都是免費的。據說有全國最好的魚翅、燕窩、鮑魚和進口 的洋酒。當然還有來自各地的年輕女孩。

  「賴昌星本人很少享受紅樓提供的服務。他會在頻頻舉辦的宴會上呷一口啤酒,然後溜回自己的辦公室要碗粥喝。」麥健陸在上述文章裡提及這個細節,那時,賴昌星一根接一根地抽著中國的紅雙喜香煙。

  在「紅樓」以及福建省蜿蜒曲折的海岸線下,才隱藏著賴昌星的主要業務。1999年案發後,他被指控犯下了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走私案,從1994年 成立遠華集團,到1999年案發,賴昌星從事走私犯罪活動達五年之久,走私貨物總值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額人民幣300億元,合計造成國家損失830 億元。

  他的時代早結束了

  溫哥華時間2011年7月21日,在那天早上,賴昌星的命運已經有了「不祥」的徵兆。在最後一次申請延緩遣返的控辯雙方陳詞時,辯護律師馬塔斯 在德國柏林通過電話做出陳述。因為上一次暫緩遣返的日期就到2011年7月6日為止,所以在外人看來突然啟動的遣返程序,其實是既定的日程。

  「選在既定的日子外出,表明賴昌星案件,已經不是這位金牌人權律師的第一優先工作。」丁果分析認為,以多年對馬塔斯採訪和觀察的角度來看,他的「不在場」,只有兩種解釋,一個是太有把握,一個是明知大局已定,不在場可以免掉當場的尷尬。

  在此之前,為了不讓賴昌星在臨被遣返時出意外,加拿大移民部甚至放了一個煙幕彈,提出新的舉證,認定賴昌星違背了軟禁條例,有潛逃的風險,這些舉證包括賴昌星與黑社會大圈幫大佬有接觸,並在溫哥華開「紅樓」聚賭,因此申請羈押。

  而賴昌星在加拿大的歲月本身也並不完全擁有自由。有一次,王健民到賴位於麗晶廣場的公寓拜訪,當時恰逢賴昌星和曾明娜雙雙被抓,家中只有兩個小孩。賴的一位朋友早上過來幫忙給孩子做早飯,而午飯就是把早飯熱一熱接著吃。

  2007年加拿大聯邦法院要求移民局做第二份風險評估,賴昌星得以暫時擺脫了被遣返的風險。從這之後的兩三年裡算是賴昌星過得比較舒心的日子, 他住進了女朋友林萍萍在列治文買的豪宅裡,這所獨立房屋的四周是農地,佔地面積非常大,賴昌星在那裡開墾了一些菜地,種了一些大蒜。

  很多本地結識的甚至國內過來的朋友都在這裡出沒,很多朋友去那裡開生日party,通宵打撲克搓麻將。有一次黃運榮好奇地問賴,這些人都認識嗎?賴昌星回答也不全認識,很多人也是朋友的朋友,慕名而來,就為了見一見「賴昌星」。

  但關於賴昌星開設地下賭場的傳聞也在這段時間傳出。溫哥華警方一個專門負責亞洲幫派活動的警員曾接到線報,說賴在列治文的豪宅裡非法經營賭場。 該名線人進過賴昌星列治文的別墅兩次,但是該線人也是黑社會分子,每次向警方報料都會有100-300元加幣做酬勞,他未能提供更多證據。儘管法院最終認 為證據不足,但這也讓賴昌星在溫哥華的華人圈裡更加不受歡迎。

  2009年1月,賴昌星獲得CIC批准的為期一年的「工作許可」(Work Permit)。賴昌星為此興奮過一段時間。他好幾次想開餐館,但到最後都沒有開成。

  有幾次,餐館的準備工作已經全部都完成了,賴昌星對進來拜訪的朋友說:「下一次見面就可以到我的店裡吃飯了」,但他的飯館最終沒有開起來。

  「我還不如當初當一個菜農。」賴昌星在接受麥健陸採訪時說。他曾經感嘆過:12年了,雖然大部分時間並沒有在牢房裡,但他卻也從來沒有一天是感 覺自由的。當初因為遠華案落馬的部分官員,已經出獄。8月2日,南方週末記者在聯繫當時落馬的廈門海關副關長接培勇時,他的妻子鄭女士說,他們的一生,都 已經毀了。

  毫無疑問,賴昌星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一個大幅降低貿易壁壘的中國,已經在賴昌星旅居加拿大的12年間,從容到來。而恰是此前的壁壘,給賴提供了巨大的利潤空間。

  而加拿大國內局勢的變化也對賴昌星越來越不利,保守黨哈珀政府在2011年5月的聯邦選舉中取得多數執政的地位,保守黨的一個主張就是快速遣返 罪犯。巧合的是,遣返賴昌星的最後法庭對決,與加國外長貝爾德(John Baird)的首次出訪北京時間(7月16日至24日)交叉,貝爾德在北京與副總理李克強,外長楊潔篪會面,商談總理哈珀秋天的第二次訪華。貝爾德坦言, 賴昌星案件是交談的內容之一。

  丁果曾經在2011年與賴昌星通話,告訴他形勢已經變化了,希望他再度考慮自首的問題。他拒絕考慮,並說律師曾經跟他解釋過,如果自願回國,加國政府就難以再跟進該案。

  樂觀的人們在期待賴昌星能開啟另一個時代:從加拿大移民部長康尼,外交部長貝爾德,到總理哈珀,都在各種場合強調,將與中國政府步調一致,把滯 留在加拿大境內的多達數百人甚至上千的經濟犯罪分子、貪官污吏遣返回中國,而要做到這一點,具有指標性意義的賴昌星案,是一個關鍵案例。(來源:南方週 末)

公關 專家 賴昌星 當初 不如 一個 菜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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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光:一个菜农的公司化生存

1 : GS(14)@2010-10-17 12:55:35

http://www.cb.com.cn/1634427/20101013/156244.html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农村经营模式从合作社回到一家一户分散经营。
  三十年后的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蔬菜种植基地——寿光,农户们又开始抱团经营农产品。通过“公司 合作社 农户”的运营模式,一方面经营主体高度分散,另一方面农产品购销等环节的组织化程度又高度集约化。
  蔬菜车间的“工人”
  见到马振平是在他的蔬菜大棚中。别看他布鞋满是泥泞、裤脚挽着,蹲在菜地里满身大汗、一脸黝黑,他四个大棚一年可有20多万元的纯利。最近他正计划买辆轿车。
  马振平是寿光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的一个普通社员。今年5月他刚从俄罗斯技术交流回来,“一个菜农能出国,以前这在村里根本不可想象。”马振平说。
  “我种菜已有二十多年了,但从2007年加入合作社以来,无论是种菜还是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买种、种菜、销菜、选购农药化肥和农机具等都需要亲自打理。入社后感觉像进了蔬菜车间,我成了车间的一名工人,除了按照订单要求种出合格的产品外,其余几乎用不着操心。”
  2007年8月,当寿光第一个专业合作社——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成立后,他就把两个大棚作价6万元,占合作社股权的2.5%,既成了合作社的成员又是合作社的股东。
  “合作社产销的全部是有机蔬菜,但当时90%以上的菜农不知道什么是有机蔬菜,多年沿袭下来的种植方式被完全颠覆。”马振平坦言有机蔬菜种植模式一度让他感到迷茫。
  在普通的种植模式中,农户使用化学肥料,而有机蔬菜却使用豆饼、骨粉、秸秆等天然有机物经微生物发酵作为肥料;一般菜农喷洒农药杀菌灭虫,而有机蔬菜种植却以中草药、生物制剂防止病害,运用粘虫板、杀虫灯消灭虫害。
  通过技术指导员的技术传授,像马振平一样社员们不仅掌握了先进的种植模式,而且彻底摆脱了农药、化肥超标的危险。如今,马振平对于有机蔬菜的种植已是驾轻就熟。
  当地政府对于蔬菜的检疫检测十分严格,甚至公开声明,谁的农药超标,就推倒大棚作为惩罚。以前马振平像村里其他农民一样,对于种子、农药、化肥的选择随意性较大,常常看到邻居买什么,大家就一阵风跟着买什么。一旦被虚假广告所骗使用了假种子、剧毒农药,常常是周围一个村,甚至几个村的农户都跟着遭殃。
  加入合作社后,种子、农药、化肥几乎所有农资物品均由合作社统一采购,既无质量上的担忧,价格又比自己单购便宜许多。而菜地日常的田间管理均由合作社的技术人员逐一进行辅导、监控。种出的蔬菜大部分可由合作社包销。
  如今,许多农产品的价格大起大伏,而合作社却以订单农业为主。2010年6月,半年前批发价还在每斤3块钱上下的西红柿,在短短数月之间跌至十年最低,每斤西红柿仅能卖5分钱。菜农赔得血本无归。但合作社的订单价却高达1.5元/斤。
  “以前一家一户闷头种植、分散经营,就像一个人走夜路,根本看不清哪儿是坎哪儿是坑,一旦落错步,大半年的辛苦就会泡汤。”马振平认为,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是必然的趋势,仅靠单打独斗、零销碎卖很难保障种植收益。
  集约化经营
  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于2007年8月注册成立,是寿光第一个合作社。其前身是1999年成立的寿光绿色农业技术研究所。
  谈起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寿光市绿能合作社创始人张晓军介绍道,“在美国等农业发达国家,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经验很成熟。我们成立合作社,就是为了解决农民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难题,通过集约化经营闯市场,让全体社员得到共同发展。”
  合作社最初不被大多数菜农所接受。
  “首先,大多数菜农不了解有机蔬菜的价值;其次,合作社对于蔬菜的种植标准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很多菜农随意惯了,不愿意被束缚。”绿能合作社监事长李秋玲分析道,“当时农民对于入社普遍存有怀疑。入社需要菜农提供身份证、户口簿、按手印,甚至有人怀疑我们要骗取贷款。”
 合作社始建社员仅27户,注册资金238万元。经过3年的发展,如今绿能合作社已达到212户,涉及寿光市稻田、侯镇、古城等四个乡镇近30个自然村。
  “还有源源不断的菜农希望加入。”李秋玲介绍道。
  之所以有大量的菜农希望加入绿能合作社,是因为入社能为菜农带来切实的利益。
  许多人都认为,有机蔬菜种植成本高、产量低。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李秋玲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普通的蔬菜种植使用的是化学肥料,一亩地需3吨化肥、价格约在1.2万元,而种植有机蔬菜则使用豆饼(每亩用量1000吨豆饼成本约为1400元)和骨粉(每亩约500吨折合650元),仅此一项即可省出近万元。
  普通的蔬菜种植喷洒化学药剂防治病虫害,每年成本投入约为3000元/亩;而有机蔬菜却使用中草药,成本仅有1500元/亩。
  种植有机蔬菜并非像一般农户想象的产量低。根据马振平的描述,他种植的绿箭小黄瓜产量比普通的种植方式高出近20%。
  教授种植技术的同时,合作社将菜农的农资采购统一起来,而规模采购也让菜农节省了资金。比如,种植黄瓜一粒种子就可省出8分钱,1个大棚每年需要5000粒种子,农户就可省出400元。目前合作社正在开发克隆苗技术,一粒瑞克斯旺种子就需1.03元,而合作社自行组培的种子仅有0.2元。
  根据合作社的测算,寿光每户菜农收入普遍在10万以上,而绿能合作社的入社农户则为15万元左右。
  不过,目前绿能合作社只能做到一部分农产品的包销,而出口比例只占总产量的三成。
  “由于合作社收购价格比当天的市场价要高出0.5元/斤-0.8元/斤,社农更愿意把蔬菜卖给合作社。”李秋玲指着前来的社员说道,“这不,很多社农经常来到合作社,就是前来打探合作社有无订单,以便率先抢售。”
  当记者前来采访时,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蒋德云正赴新加坡、马来西亚进行技术交流。蒋德云希望通过种菜技术的交流,建立起蔬菜出口的外销渠道。如果这条出口渠道能够打通,合作社蔬菜外销比例将会占到七八成。届时,合作社抵御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风险将会大大提高。
  刚从俄罗斯回国的马振平告诉记者,以小黄瓜为例,国内价格波动幅度较大,最低时0.2元/斤,最高时可达10元/斤。9月19日小黄瓜价格为1.9元/斤,20日就涨到3.5元/斤。按说国内的价格涨到8元/斤时已属天价,菜农就会欢天喜地了。而俄罗斯每斤售价却在80元人民币至120元人民币之间,是国内价格的十倍。这对于国内的菜农来说做梦也无法想到。
  一旦大多数蔬菜品种外销,入社农户的分红也会随合作社利润的提高而水涨船高。2009年,绿能合作社总收入在2000万元以上,给每户社员返利在2000元至4000元不等。
  富裕的菜农
  “入社前,菜农的生产和生活都是围绕着行政村的范围,对外联络较少,接触先进种植技术的机会更少。而如今加入合作社不仅让农户的脚步迈出了村子,更是走出了国门。”马振平坦言,一年多的出国经历对他一生意义重大。
  在寿光,像这样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已经有180个,会员总数达到3.9万人,辐射带动40%的村,约17万农户。通过规模化种植、有组织的经营,万亩西红柿、万亩胡萝卜、万亩芹菜等十几个成方连片的蔬菜生产基地脱颖而出,形成了“公司 合作社 农户”产销模式,实现了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
  寿光市经管局局长杨风信指出,2007年底,寿光仅注册了10家合作社,到现在已近200家,成为引领寿光市蔬菜产业化发展的主力军。
  “如果说土地流转是把生产资料集约化,那合作社就是在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状态下将农户种植、经营行为集约化。”绿能瓜果菜专业合作社创始人张晓军介绍,加入合作社,提高了农民的市场地位,增强了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农民的收益也大大提高。
  在寿光,富裕起来的菜农常常涌现出这样的一幕——菜农们干活时穿着泥泞的球鞋、挽着裤脚、扛着锄头,但却开着价值二三十万元的高级轿车。许多菜农开车到外地采购时甚至被人怀疑车是偷来的。马振平所在的马寨村有150户村民,轿车至少在50辆以上。
  村里的教师、医生常常会出现改行种菜的现象。同在一个合作社的菜农原来是村里的医生,他告诉马振平,加入合作社后种了十年的大棚、攒下了50万元的积蓄,但干医生可能一辈子也挣不了这么多。
  截至2009年末,寿光全市人均纯收入8274元,15年间翻了两番多,家庭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比比皆是。据估算,寿光市农民每赚10元钱,至少有6元是来自蔬菜产业。
壽光 一個 菜農 公司化 公司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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