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第四次出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又來中國了。
從默克爾2005年首次出任德國總理以來，這已經是她第十一次來華訪問。除了德國大選年之外，她作為總理幾乎每年來中國一次甚至是兩次，全世界現職的重要國家領導人無出其右。
這種聯絡的頻繁，自然反映了中德兩國關系的密切程度。在默克爾第二任總理任期內的2011年，兩國建立了政府磋商機制；在上一任總理任期內的2014年，雙方共同決定將兩國關系提升為全方位戰略夥伴關系；中國從2016年開始取代美國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對象國；2017年，雙方又建立了高級別人文對話機制。中德兩國的交往可謂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而且能夠做到超越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的差異，為中國和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起到了示範作用。
因此，默克爾總理在組成新一屆政府之後出訪中國，將是一趟愉快之旅，中德雙方領導人將就進一步發展和鞏固雙邊關系交流意見，尤其是經貿關系。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陪同默克爾總理出訪的重量級德國經濟界代表團身上清楚地看出來：據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的介紹，這些企業家所領導的企業銷售額共高達5500億歐元。
但是，形勢喜人的中德經貿往來——僅2017年就驚人地增長了9%——是不是可以高枕無憂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也是雙方領導人必須交流意見的主要原因。
從國際大環境來看，中德兩國的發展都得益於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但是這一切突然面臨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嚴峻挑戰。對德國來說，美歐關於歐洲鋼鋁產品輸美的爭端懸而未決、貿易戰的陰影揮之不去帶來了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而且特朗普總統多次點名批評德國的貿易盈余和汽車出口。簡而言之，在特朗普所謂的“美國優先”做派之下，作為美國的盟友、自由貿易的受益者和規則的維護者，德國的角色可謂異常尷尬，默克爾總理今年4月訪美空手而回就很能說明問題。因此，德國必須在自由貿易領域尋求廣泛的支持，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支持開放型世界經濟的聲音，將是對德國的重大支持。
從中德兩國小環境來看，雙邊經貿關系也面臨著一些挑戰，而這些挑戰可能更多是習慣於風險控制的德國人推演出來的。
首先，隨著中國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德國經濟界越來越擔心中國從產品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互補性的貿易對象成為挑戰者和直接競爭者。除了對所謂中國不尊重德國企業的知識產權意見連連之外，德國社會尤其在2016年中國美的收購德國工業明星企業庫卡之後，對來自中國的投資充滿警覺，抱怨中國對德國企業沒有對等開放市場，同時不無保護主義色彩地收緊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
其次，德國社會始終存在著某種偏見，即中國的發展可能會對德國乃至西方構成全方位的制度性挑戰，因此呼籲對中國打開“心防”。這種保守的聲音已經在涉華的知識界和智庫產生了影響。我們看到，德國的警惕和防範，與美國特朗普政府對於中國的對外貿易乃至發展戰略的質疑相去不遠。在這種背景下，德國尋求中國反對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邏輯上有些自相矛盾。因此，德國如何能夠通過與中國的對話，放下零和思維，共同放眼更大的市場，可能更有意義。
然而特朗普政府對於國際秩序還提出了更大的挑戰。本月8日，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伊核協議，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的華盛頓斡旋均未能扭轉特朗普的決心。而伊朗核協議是國際社會經過多年努力、最終以國際協議的形式落實下來的結果，是維護中東的穩定和防止核武器擴散的有力工具。美國的單方面宣布退出，是否意味著維持國際社會良性運轉的多邊主義規則只不過是廢紙一張，世界將重回“美國優先”的叢林規則時代？再結合伊朗在敘利亞內戰中的作用、敘利亞難民對於德國社會的沖擊等因素，作為伊核協議斡旋者和簽約者的德國不得不行動起來，一方面要與伊朗保持溝通，另一方面要與法、英協調，並爭取俄羅斯和中國的支持，以繼續維持伊核協議的有效性。這也是默克爾總理此次訪華國際議題的重中之重。因為伊核協議危機不僅僅涉及某個具體問題，更是涉及該問題背後的國際行為規範。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態度是明確的。同樣，默克爾總理也可能會就敘利亞問題、朝鮮去核問題等國際熱點問題與中方交流意見。
默克爾總理訪華的第二天將前往深圳。在中國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走訪改革開放的前沿和旗幟——深圳，自然具有一番深意。近年來被美國和日本媒體稱為“現象”的深圳，最為清晰地體現了中國經濟是如何在改革開放中從低端重複走向追求卓越，從加工和模仿走向創新和創造，中國社會也隨著改革開放綻放出空前的活力。我們希望默克爾總理可以在深圳感覺到中國在新時期的脈動，也請她把這份中國的開放意誌和創新激情傳達給德國。這樣，默克爾總理才能不虛此行。
（作者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從工業經濟到數字經濟，搶人大戰是必然結果。怎麽搶的問題，有沒有搶得到的問題，搶到以後能不能留住，留住以後能不能做貢獻，這是一系列要思考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在國家發改委政研室主辦的“215經濟茶座”上表示。
針對近期各地持續升級的人才爭奪戰，第二期國家發改委“215經濟茶座”匯集多位專家學者，就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更好發揮人才第一資源的作用進行討論。
勞動力市場需要多層次人才
近期，全國多地出臺較之前相對寬松的人才落戶政策：安徽省合肥市將主城區落戶條件放寬為就業滿2年、參加城鎮社保滿1年；重慶市不設落戶指標控制、不搞積分排隊，外來人口達到一定就業年限（最長5年）即可直接辦理落戶；陜西省西安市允許全國在校大學生僅憑學生證和身份證即可完成在線落戶；四川省成都市、湖北省武漢市則將大學生落戶年齡限制從35周歲分別放寬到45、40周歲……
逐漸升級的引才戰背後有哪些深層次的原因？國家發改委就業司就業處處長孫中震表示，多地引才政策是強調高質量發展理念和創新驅動落地生根的重要標誌。一二線城市主要面向國際競爭，而國際競爭越來越強調科技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牛犁認為，提高效率、提高以創新為核心的全要素生產率，對於人才特別是高端人才的需求具有迫切性。從經濟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過程當中，經濟增長背後的要素結構或者增長的動力就包括勞動力的投入等。從人才資源的角度，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推進高質量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都陽表示，我國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化，使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衰減的這一變化過程非常迅速；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張導致人才供給結構有所變化，壓低了高技能勞動者的價值；此外，戶籍制度對勞動力市場的配置功能也產生一定影響。
都陽同時強調，運轉良好的勞動力市場需要豐富的多層次的人才。
“勞動力市場就像生態結構一樣，需要豐富的、多層次人的需要，包括所謂的農民工、低技能人，也都是對經濟發展有貢獻的，如果低技能工人加入到城市勞動力市場的話，實際上增強了這個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專業化程度。
盡力而為量力而行
對於這一輪引才引智政策，多位參會專家肯定了這一對人才重視的做法。
孫中震表示，本輪政策從落戶到住房到創新激勵，從人才的引進到使用有完整的體系；區域定位上有差別化政策導向；社會效果上營造了重視人才的社會氛圍。
“從對就業的影響看，促進效應和擠出效應並存，吸引人才之後對其他人才有擠出；從區域上看虹吸效應和擴散效應並存，二線城市出臺政策從一線城市吸引更多人才的同時，也分流了三四線城市人才，總體上促進了人才的優化配置。從中長期來看人才政策的出臺有利於人才要素更加均衡配置，有利於通過實現高質量發展來實現高質量就業。”孫中震說。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秘書長李震表示，地方政府引進人才之間的競爭，基本出發點體現了對人才的重視。要鼓勵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通過競爭完善相關政策。加強對政策的總結，對好的做法進行推廣。
都陽認為，“搶人”可以理解為在優化市場環境當中向前邁了一步，終極目標是不希望制度性障礙成為勞動力市場建立的制約。
盡管如此，多位專家提醒，引才引智仍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人才政策要與產業發展相協同。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戰略與規劃研究室主任譚永生表示，不同城市對人才的需求是有梯次的，要做好人才發展和地方城市發展之間的融合。對於人才既不調高胃口，也不做過多承諾。
牛犁表示，要加大產業培育，完善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樣才能真正把人才留住。而大城市“搶人”對於小城市和縣城的沖擊和影響較突出，這些地區本來就面臨產業結構不足、人口外流的挑戰，怎樣制定規劃應對是應該高度重視的。此外，要避免可能的動機不純，避免導致單一領域扭曲狀況的發展。
孫中震認為，要處理好引進與使用，增量與存量，政府與市場，當前與長遠的關系。“要更多從未來產業定位和發展導向出臺吸引人才政策；要重視引進增量，更要重視盤活存量，通過構建終身學習制度，健全人力資源長效提升的機制；發揮政府作用和市場積極性，把企業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打造人才‘立交橋’，讓不同人才發揮作用，推開產業發展的‘玻璃門’，放開市場準入，讓人才的創新創業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培養創新和敬業精神，提升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