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第四次出任德國總理的默克爾又來中國了。
從默克爾2005年首次出任德國總理以來，這已經是她第十一次來華訪問。除了德國大選年之外，她作為總理幾乎每年來中國一次甚至是兩次，全世界現職的重要國家領導人無出其右。
這種聯絡的頻繁，自然反映了中德兩國關系的密切程度。在默克爾第二任總理任期內的2011年，兩國建立了政府磋商機制；在上一任總理任期內的2014年，雙方共同決定將兩國關系提升為全方位戰略夥伴關系；中國從2016年開始取代美國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對象國；2017年，雙方又建立了高級別人文對話機制。中德兩國的交往可謂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而且能夠做到超越意識形態和文化傳統的差異，為中國和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關系起到了示範作用。
因此，默克爾總理在組成新一屆政府之後出訪中國，將是一趟愉快之旅，中德雙方領導人將就進一步發展和鞏固雙邊關系交流意見，尤其是經貿關系。這一點，我們可以從陪同默克爾總理出訪的重量級德國經濟界代表團身上清楚地看出來：據中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的介紹，這些企業家所領導的企業銷售額共高達5500億歐元。
但是，形勢喜人的中德經貿往來——僅2017年就驚人地增長了9%——是不是可以高枕無憂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也是雙方領導人必須交流意見的主要原因。
從國際大環境來看，中德兩國的發展都得益於開放市場和自由貿易，但是這一切突然面臨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嚴峻挑戰。對德國來說，美歐關於歐洲鋼鋁產品輸美的爭端懸而未決、貿易戰的陰影揮之不去帶來了相當程度的不確定性，而且特朗普總統多次點名批評德國的貿易盈余和汽車出口。簡而言之，在特朗普所謂的“美國優先”做派之下，作為美國的盟友、自由貿易的受益者和規則的維護者，德國的角色可謂異常尷尬，默克爾總理今年4月訪美空手而回就很能說明問題。因此，德國必須在自由貿易領域尋求廣泛的支持，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支持開放型世界經濟的聲音，將是對德國的重大支持。
從中德兩國小環境來看，雙邊經貿關系也面臨著一些挑戰，而這些挑戰可能更多是習慣於風險控制的德國人推演出來的。
首先，隨著中國的發展和技術進步，德國經濟界越來越擔心中國從產品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互補性的貿易對象成為挑戰者和直接競爭者。除了對所謂中國不尊重德國企業的知識產權意見連連之外，德國社會尤其在2016年中國美的收購德國工業明星企業庫卡之後，對來自中國的投資充滿警覺，抱怨中國對德國企業沒有對等開放市場，同時不無保護主義色彩地收緊了對外國投資的審查。
其次，德國社會始終存在著某種偏見，即中國的發展可能會對德國乃至西方構成全方位的制度性挑戰，因此呼籲對中國打開“心防”。這種保守的聲音已經在涉華的知識界和智庫產生了影響。我們看到，德國的警惕和防範，與美國特朗普政府對於中國的對外貿易乃至發展戰略的質疑相去不遠。在這種背景下，德國尋求中國反對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在邏輯上有些自相矛盾。因此，德國如何能夠通過與中國的對話，放下零和思維，共同放眼更大的市場，可能更有意義。
然而特朗普政府對於國際秩序還提出了更大的挑戰。本月8日，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伊核協議，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的華盛頓斡旋均未能扭轉特朗普的決心。而伊朗核協議是國際社會經過多年努力、最終以國際協議的形式落實下來的結果，是維護中東的穩定和防止核武器擴散的有力工具。美國的單方面宣布退出，是否意味著維持國際社會良性運轉的多邊主義規則只不過是廢紙一張，世界將重回“美國優先”的叢林規則時代？再結合伊朗在敘利亞內戰中的作用、敘利亞難民對於德國社會的沖擊等因素，作為伊核協議斡旋者和簽約者的德國不得不行動起來，一方面要與伊朗保持溝通，另一方面要與法、英協調，並爭取俄羅斯和中國的支持，以繼續維持伊核協議的有效性。這也是默克爾總理此次訪華國際議題的重中之重。因為伊核協議危機不僅僅涉及某個具體問題，更是涉及該問題背後的國際行為規範。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態度是明確的。同樣，默克爾總理也可能會就敘利亞問題、朝鮮去核問題等國際熱點問題與中方交流意見。
默克爾總理訪華的第二天將前往深圳。在中國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走訪改革開放的前沿和旗幟——深圳，自然具有一番深意。近年來被美國和日本媒體稱為“現象”的深圳，最為清晰地體現了中國經濟是如何在改革開放中從低端重複走向追求卓越，從加工和模仿走向創新和創造，中國社會也隨著改革開放綻放出空前的活力。我們希望默克爾總理可以在深圳感覺到中國在新時期的脈動，也請她把這份中國的開放意誌和創新激情傳達給德國。這樣，默克爾總理才能不虛此行。
（作者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