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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人物二》接手八年,讓幸福人壽虧損暴增至239億 鄧文聰屢踩紅線 有錢獵地卻沒錢增資?(092-094)

2014-08-25 TWM  
 

 

一家成立二十一年,卻只有一年賺過錢的保險公司,如果你有能力,會不會買?

鄧文聰入主幸福人壽以來,不但把虧損愈搞愈大,還拿著保戶資金四處獵地,更受爭議的是,他沒拿多少錢增資幸福人壽,卻有錢買高雄八五大樓金典酒店。

撰文‧梁任瑋

八月十二日,金管會宣布接管幸福人壽,讓久未在媒體前曝光的董事長鄧文聰再度成為關注焦點。相較於二○○六年以成功台商之姿吃下幸福人壽,如今卻淪為被金管會接管的悽慘局面,神祕富豪的形象嚴重「落漆」。

○六年,國民黨黨營事業釋出幸福人壽股權,鄧文聰與東南旅行社董事長黃正一,合計以五.七億元拿下各半持股。一開始,黃正一擔任董事長,鄧文聰擔任副董事長,「但黃與鄧理念不同,讓同樣擁有一半股權的鄧頗有微詞,後來他與另一位大股東花蓮縣長傅崐萁合作,在○八年一月底發動董監改選,一舉拿下幸福人壽董事長寶座。」一位幸福人壽員工透露。

鄧文聰接手虧損的幸福人壽,按主管機關要求必須再增資,但他百般拖延,最後因資本適足率(RBC)未達法定標準二○○%遭金管會懲處。直到○八年六月後才辦了兩次現增共十二.五億元,但相較當時虧損已達一六四億元,現增金額只是杯水車薪。

雖然,幸福人壽因財務不佳,業務與投資都受到金管會嚴格限制,但鄧文聰卻很敢挑戰主管機關的紅線。○八年七月,還以三十四億元向花旗銀行買進台北市信義計畫區、正對台北一○一大樓編號D3土地,超過限額的三十三倍之多,結果遭金管會罰款四五○萬元,由此可見鄧文聰經營事業的風格。

黨政關係好 聘金管會退休官員當顧問遭金管會開罰之後,鄧文聰不但沒有收斂,還對媒體抱怨標地破局,搬出過去自己在大陸經商的那套生意模式,批評台灣主管機關的不近人情,他曾對媒體說,如果這件事發生在大陸,政府絕對會來協商。甚至,因違反《保險法︾慘遭停職一年的他,還向行政法院提出訴願,提告金管會前主委陳裕璋。

由於幸福人壽屢屢違反規定,八年來累積高達二十餘件的重大裁罰案,平均每年有三到四件,金管會一三年早已派金檢人員進駐公司監控財務、業務,但鄧文聰不僅未改善公司治理問題,反倒是更加積極影響立委,試圖拖延被金管會接管的時間。

「鄧文聰經營事業,向來就是依賴政商關係撐腰。」幸福員工透露,立法院院長王金平與不少藍營立委,都曾是公司尾牙的座上賓。一位金管會前官員私下表示,鄧文聰與立法院財委會不少立委都是好朋友,使得立委也很關心保險公司相關問題。像財委會曾質疑金管會對於問題保險公司,只以資本適足率作為退場機制的財務指標過於嚴苛,「而且三不五時就把官員叫去立委辦公室說明」,讓金管會備疲於奔命。

此外,鄧文聰上任後,也找不少退休官員當「顧問」。如金管會金檢局前副局長楊文慶、立法院前副院長鍾榮吉,就曾被員工目睹常到鄧的辦公室聊天。

鄧文聰對內也鼓勵公司基層業務員競選國民黨黨代表,目前光是幸福人壽就有二十位中國國民黨黨代表。據了解,○二年國民黨為了照顧退休、卸職黨工,安排其至幸福人壽二度就業拉保險,鄧文聰入主幸福人壽後,看準這些具有黨工背景的業務員基層人脈綿密,有助於拓展保險業務,另一方面也積極協助他們當選黨代表,因為這些黨代表握有國民黨中常委的投票權,成為鄧文聰影響國民黨立委的最好籌碼,每到國民黨中央委員選舉前夕,就可看到不少候選人到幸福人壽拜會,鄧文聰還組「黨代表團」去大陸參訪,「迥異於一般保險公司經營模式」。

「他買下幸福人壽,只不過是拿來當作他拓展兩岸生意的平台。」員工指出,鄧文聰經常透過他成立的愛與和平基金會,在幸福人壽台北市總公司接待大陸參訪團。不過,員工更不爽鄧會找一些保險專業性不足的人擔任公司高階主管,卻都在幫鄧從事個人事業,還一度被金管會糾正裁罰。

鄧文聰一再踩《保險法︾的紅線,卻愈虧愈多,接手之後虧損從一六四億元暴增到二三九億元,外界對於他「印象深刻」的經營成績,就只有利用保戶資金獵地,最指標的莫過於前後兩次共花六十二億元買下信義計畫區的D3土地,在被金管會要求處分之後,現由富創建設與富翔開發國際持有。

補財務缺口 八年只拿出二十.五億增資巧合的是,這兩家公司的登記地址就在幸福人壽總部樓上,實際上,富創建設是鄧文聰轉投資的長鴻營造的關係企業,證實鄧文聰對D3土地還是有控制權;至於其他幸福人壽名下的土地,多半坐落在非精華區的新北淡水、台北萬華、台中烏日等,加上面積偏小,開發價值不高,短時間內難以挹注營收。

面對金管會多年來強烈要求增資,八年來,他只從口袋裡掏出二十.五億元增資幸福人壽,相較目前幸福虧損二三九億元的大窟窿,完全看不出他有任何誠意改善幸福人壽的財務體質。但一一年五月,他卻用個人投資公司億大聯合,以三十二億元買下高雄地標八五大樓金典酒店不動產債權;甚至去年他還與台開籌組團隊投標台北車站C1、D1雙子星聯合開發案,給外界「有錢買飯店,沒錢增資」的負面形象。

「如果你是一位正派經營的商人,手頭上有一百億元,你會來買幸福人壽嗎?」一家壽險業者透露,在幾年前,壽險業購地的門檻尚未被央行拉高之前,透過保險公司的資金進入不動產市場買地,所發揮的槓桿效應是最大的。這麼多年下來,鄧文聰頻頻違反法規、加大資產風險,但卻不願意增資幸福人壽,顯然他已不夠資格經營保險公司。

幸福人壽

成立:1993年

資本額:60億元

董事長:鄧文聰

總經理:郭明枝

主要股東:軒景集團、富久公司、Golden Benchmark Holdings Ltd.、鄧文聰

鄧文聰

出生:1959年

現職:幸福人壽董事長

經歷:上海國邦房地產開發公司、佰威酒店董事長、上海台商協會副會長

學歷:政大EMBA碩士

積極經營黨政關係!

──幸福人壽員工

兼任國民黨黨代表名單

姓名 在幸福人壽職務

王世汎 基隆市區經理

喻惠娟 台北市專員

余麗英 桃園縣處經理

徐世宏 苗栗處經理

楊逢時 台中區副總經理

袁榕蔚 台中區業務員

廖美華 彰化一處處經理

歐陽金珍 台南一部行銷總監

王妤安 台南區業務主任

邱竝梢 台南區業務專員

劉國樑 高雄市總監

蕭映雪 高雄市區經理

林碧蓮 高雄市區經理

葉秋逸 高雄市區經理

陳慶文 高雄區主任

謝麗美 屏東區經理

鍾永娣 屏東區經理

曾秋香 屏東區經理

徐進仙 屏東區經理

唐淑鐘 屏東區副理

不對幸福增資 卻砸近百億買不動產──鄧文聰入主幸福人壽後的指標房地產交易時間 物件 金額(億元)2007.09 信義計畫區D3土地62.1 2011.05 高雄85大樓(改名為君鴻國際酒店) 32.2 投資房地產 違規紀錄多──幸福人壽近年違規事件與裁罰

時間 違規事項 裁罰

2008.12.25 台北市信義計畫區D3土地交易金額,超過同一人交易上限 罰款450萬元,一年不得從事不動產投資2011.03.03持有台中市烏日區、台北市信義區及新北淡水區等土地,未即時利用並有收益 罰款360萬元,土地限期開發與標售2013.05.23 資金運用違反《保險法》缺失:利害關係人交易限制對象資料未建檔、不動產買賣涉關係人交易、間接與利害關係人交易等內控缺失:壽險員工在董事長鄧文聰個人所屬關係企業兼職等罰款840萬元,限制不得間接進行關係人交易;限制國內股票投資,不得新增公開發行公司股票、轉換公司債及附認股權公司債2013.07.16購買新竹及中市兩塊素地,未依規定在9個月內申請建照 罰款180萬元2013.11.01持有台北市士林區及新北淡水區等11筆土地未即時利用並有收益 罰款180萬元2014.04.11 辦理國內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未留存相關文件且不符避險目的辦理不動產合建開發,違規變更合建契約收益回收方式內控缺失:未經授權投資國內股票、員工用大部分工時辦理董事長所屬事業之事務、違規從事避險目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等缺失 罰款660萬元

資料來源:金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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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選特首「設限」 引爆佔中、罷課全面抗爭 中國畫紅線 香港深陷分化危機

2014-09-08  TWM
 
 

 

中共中央宣布讓港人普選特首,但卻對候選人門檻加上諸多限制,引起港人憤怒。學者認為,在中國明確畫出紅線之後,香港社運也將從過去三十年的溫和路線,自此轉為全面抗爭的激進姿態。

撰文‧何欣潔

八月的最後一日,中國人大委員會發布︽關於香港特首普選問題和二○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決定︾(以下簡稱《政改決議》),宣布「香港行政長官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香港特首梁振英公開盛讚,人大做出「一人一票」選特首決定,「是香港歷史的重要篇章。」與現行作法相比,新辦法的主要改變就在「公民投票」。目前,是由一千兩百位選舉委員會成員一人一票投票選出;未來,則是一千兩百位提名委員會提出二至三位候選人後,由香港公民一人一票選出特首。

作為中國領土上首個採行一人一票選出政府機構決策者的地區,從中國的角度看,的確是民主的一大步,然而許多香港市民不但未能肯定,反而氣憤。決議發布當晚,五千市民憤怒擊鼓抗爭,學生代表宣示兩個月內發動罷課。

佔中學者嗆 不願做順民關鍵原因在於候選人的產生方式,一般市民無法決定特首提名委員會的成員,候選人須經過六百位以上的提名委員通過,且人數不能超過三位,種種設計,被不少港人認為絕非「真普選」。

平日溫文儒雅的香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戴耀廷,也在決議發布當晚聲嘶力竭:「不願意再做順民,要做頂天立地的公民抗命者!」早在去年,戴耀廷即發起「佔領中環」運動,訴求人大必須訂出「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方案,候選人由公民提名,否則就要佔領香港金融樞紐中環街區。

佔中提案獲得七十萬市民公投支持,反對力量亦隨之而至,前香港電台節目主持人周融發起「反對佔中」運動,聲稱取得九十萬市民支持,特首梁振英亦以個人名義參與連署,正反雙方成劍拔弩張之勢。

而如今在中共宣布決議,畫出關於香港民主的一條鮮明紅線後,學者解讀,接下來的香港,恐怕會更加分化。

「如今的香港社會,落入一個兩極化的趨勢:保守者愈保守,激進者愈激進。」一位在香港某大學執教的教授,在緊繃氣氛下,他受訪時不願具名,他認為這次的︽政改決議︾,「是香港民主運動的重要分水嶺。」中央對香港態度嚴峻,連相較溫和版本的普選方案也全無採納,將使香港三十年來的社會運動,自此更加激烈。

台灣旅港知名文化人張鐵志的觀點與這位教授相似,兩人不約而同地指出一個現象:一向被認為最有可能支持政府方案,甚至曾邀請中方法律代表饒戈平來港座談的民主派議員湯家驊,竟也措詞強烈地表示失望。張鐵志評論,這正是香港社運離開溫和路線、走向全面抗爭的象徵之一。

本該是美事的普選政治改革,竟造成香港社會對立。一向務實、勤奮工作的港人,究竟為何發動抗爭?回望九七年至今,以普選議題為核心,港人對中共態度由不安期待一路到灰心絕望,其實有跡可循。

「總體來說,九七年前後,香港市民其實在不安中仍樂觀崇尚『民主回歸』,期待中國民主進步,香港也能獲得普選權。」教授回憶。在港人的認知中,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香港特首可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便是關於普選大夢的明文承諾,迄今三十年。

年輕港人對中央缺乏信任

但在○三年,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意圖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該條賦予警察權力,可以國家安全為名,任意搜索「懷疑恐怖分子」住宅,引發強力反彈。是年,五十萬港人上街參與七一(回歸日)大遊行,反對二十三條立法,促成董建華提早下台,也引起中共疑懼。人大於○四年進行釋法,將普選門檻加上嚴格規範,時程一次次後延,讓香港人極度失望。

「香港對二十三條劇烈反彈,讓中央害怕香港成為勾結外國勢力、分裂國土的前線。」一位不願具名的中央官員曾私下透露,香港是鴉片戰爭失落的國土,重新治理此地是中國雪恥的象徵,「步步維穩,不能有任何差錯。」但年輕港人對於這雪恥大夢興趣缺缺。香港嶺南大學副教授羅永生分析,新一代在香港回歸大局底定的八○年代出生,主權交接的九○年代成長,早已養成強烈本土意識,對中央缺乏信任。「其實,這次中央若能給港人真普選,也許港人就會對中共改觀,但現在只有絕望到底。」不願具名的教授表示。

如今佔中、罷課勢在必行,連港大、中大校長都公開支持學生的言論自由、不強迫上課。一般認為,數條「戰線」中,大專學生的罷課行動將最有機會成功。至於佔領中環的人數,因一般市民仍相對和平理性,必須再觀察。

香港爭取民主的腳步有可能退回溫和路線嗎?「最後機會在立法會手中。」學者分析,人大決議最終仍須香港立法會通過,才能生效,「如果他們願意在人大框架下朝真普選方向微調,憤怒或許就會減弱。」山雨欲來前夕,香港的不安與絕望是否能找到出路,值得關注。

普選 特首 設限 引爆 佔中 中、 罷課 全面 抗爭 中國畫 中國 紅線 香港 深陷 分化 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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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哪些束縛牛市的“紅線”該松綁?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286

image (1)

本文作者管清友系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民生證券研究院宏觀研究員朱振鑫對本文亦有貢獻。授權華爾街見聞發表。

“舊常態”之下,中國的改革是讓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政府通過設定各種各樣的“紅線”來約束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未來“新常態”之下,中國的改革需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很多政府在“舊常態”下設定的“紅線”已經無法適應“新常態”的要求,如果不盡快調整或廢除,將會束縛改革的手腳。對資本市場來說,這些“紅線”可以視作觀察改革和未來市場走勢的關鍵窗口,如果紅線松綁甚至廢除,則意味著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增強和增長質量的提升,對資本市場將是利好,符合改革和轉型方向的“新經濟”最為受益。而如果紅線遲遲不松綁,則意味著經濟增長仍拘泥於傳統的政府主導模式,改革和轉型的進度將相對滯後,對資本市場來說將成為束縛牛市的鐐銬。
1、經濟增速紅線: 7.5%
一個經濟體的發展就像一個人的成長。青春期(經濟起飛期)一個勁兒的躥個兒(潛在增速提升),很多時候營養跟不上(有效需求不足),尤其是氣溫驟降時(金融危機),必須吃點補品(財政貨幣擴張),有時甚至需要打激素(4萬億)。但是,一旦步入成年,個頭不可能再一直長下去,如果還一味的奢望長大個兒,強行打激素,不僅沒法長個兒,還會造成虛胖(滯脹)或者高危體質(產能過剩和債務風險)。
對於中國經濟來說,現在就處於從青春期向成年期過渡的關鍵時期。隨著內部人口紅利和外部全球化紅利的消退,經濟增速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長,向中高速換擋實屬必然。如果過於強調增長速度的“紅線”,再去持續搞刺激政策,不僅無法重回過去的高增長,反而會妨礙結構調整,讓經濟增長的質量越來越差。
原因在於刺激政策仍是一種政府主導的非市場化行為,會扭曲資源配置。一方面,刺激會延緩市場的自然出清和杠桿去化。而企業盈利能力的恢複必須以市場出清、產能去化、債務消化為前提,否則企業的自由現金流就會一步步被債務黑洞吞噬,無法形成可持續的盈利。另一方面,刺激政策往往以公共和國有部門為載體,導致金融資源向其傾斜,對私營部門產生“擠出效應”,造成“國”進“民”退,不利於結構轉型。“破舊”才能“立新”,政策應該順勢而為,從追求增長速度向提高增長質量轉變,盡快破除7.5%的增長紅線,制定更具彈性的增長目標。
2、存貸比紅線:75%
存貸比是“舊常態”下的特殊產物,在“新常態”之下,已經不適合銀行合理放貸、支持實體經濟的需求。
首先,國際收支雙順差出現趨勢性逆轉,存款增長失去重要源頭。過去十年,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雙順差之下,為穩定人民幣匯率,央行被迫將投放外匯占款作為基礎貨幣的主要渠道。外匯占款成為金融機構改善貸存比指標的關鍵因素,存貸比監管對金融機構過度投放信貸有約束作用。時移世易,伴隨著資本賬戶開放,中國人口紅利拐點,儲蓄投資差距收窄以及全球流動性盛宴終結等因素的發酵,雙順差格局正出現趨勢性逆轉,外匯占款對存款增長的貢獻度也在減弱。在此背景之下,存貸比監管將限制銀行的合理信貸投放。
其次,利率市場化加速推進,金融機構的一般性存款轉化為同業存款,存貸比考核制約表內信貸正常增長。近年來,銀行理財、貨幣基金等金融創新快速發展,深刻地改變了居民金融資產配置行為。但存貸比考核分母對應的是一般性存款,並不包括貨幣基金對應的非存款類金融機構同業存款,這導致分母被嚴重低估,無謂的加大了存貸比對信貸投放的限制。
第三,存貸比考核制造了非標等影子銀行業務,放大了金融風險,擡高了全社會融資成本。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對利率不敏感,又因為穩增長的要求產生了旺盛的融資需求,不得不通過信托、券商資管等通道業務繞過存貸比監管,融資鏈條被人為延長,不利於監管部門有效地控制資金流向,加劇了潛在的金融風險。此外,融資鏈條拉長使得全社會融資成本出現明顯上升,民營企業融資難問題愈加嚴峻,信貸市場出現明顯錯配,經濟結構進一步惡化。
3、耕地紅線: 18億畝
土地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其中最重要的“一發”就是“18億畝耕地紅線”。18億畝紅線在舊常態之下有其合理性。從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中國的耕地面積、糧食總產量和人均糧食產量持續下滑,耕地面積從1998年的19.45億畝下降到2003年的18.51億畝,糧食總產量從1998年的5.12億噸下降到2003年的4.31億噸,人均糧食年產量從1998年的410公斤下降到2003年的333公斤。民以食為天,出於糧食安全的考慮,中央開始嚴厲打擊土地違法違規使用行為。2006年,十一五規劃首次明確提出,“18億畝耕地是未來五年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約束性指標,是不可逾越的一道紅線”。2008年8月,《全國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綱要(2006-2020年)》重申要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並提出到2010年和2020年,全國耕地應分別保持在18.18億畝和18.05億畝。
新常態之下,18億畝紅線的局限性日益突出。首先,滿足糧食需求的關鍵不在於耕地的數量,而在於糧食的數量。2001至2012年間,盡管耕地面積下降了4.75%,中國人口增長6.09%,但由於糧食單產增長了18.39%,糧食總產量增長了30.25%,依舊保障了糧食安全。按照原有技術條件計算耕地紅線顯然不合理。其次,中國目前正處於加速城鎮化的階段,而由於18億畝耕地的紅線要求過高,導致許多可以合理開發的土地無法形成有效供給,間接推高了土地價格,造成了諸如土地財政、強制拆遷、房價畸高等一系列亂象。
4、混合所有制紅線:50%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輪國企改革的核心,而混合所有制的成敗則取決於能否讓公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真正平等。只有切實保障兩者同樣“不可侵犯”的地位,抹掉公有資本的行政化色彩、發揮非公有資本的市場化力量,才能真正提升國企經營效率。這一點在“管人管事管資產”的舊常態之下並沒有完全落到實處。在相當多的情況下,公有資本不僅在控股比例上死守50%的紅線,而且還在實際的經營中發揮了超過“50%”的力量,而與之“混合”的非公有資本並沒有享受到與出資比例相對應的發言權。
新常態之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要從“管人管事管資產”向“管資本為主”過渡,核心就是扭轉公有資本與非公有資本的不平等地位。對於大部分可以市場化經營的競爭性領域,國有資本完全沒有必要死守主導地位,可以讓社會資本發揮更大力量。對於事關國民經濟命脈、適合公有制為主導的壟斷性領域,國有資本也沒有必要死守50%的絕對控股地位,可以借鑒黃金股等國際經驗,保留公有資本一票否決權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市場化力量。
5、匯率波動的紅線:±2%
中國目前的匯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政府“管理”的手段有兩種,一種是“量”,即直接進行外匯幹預,另一種是“價”,即設定中間價以及圍繞中間價的波動區間。匯率波動區間的管理實際上與浮動匯率制的自動調節機制相矛盾,但在中國持續面臨資本流入和人民幣單邊升值壓力的舊常態之下,限定匯率波動區間有助於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避免國內流動性被動寬松,有一定的合理性。
新常態之下,隨著雙順差逐步收窄,人民幣單邊升值壓力明顯緩解,匯率完全可以在市場決定下實現雙向浮動。此外,在當前改革轉型的背景下,貨幣政策應該盡量加強獨立性,服務於國內的政策目標,而不是受困於匯率波動的紅線而一味對沖外資波動,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有人擔心放寬匯率波動區間後可能會引發資本外逃,但實際上,中國並沒有完全實現資本自由流動,而且擁有高外儲、高增長、低外債等防火墻,不應因此束縛匯率市場化改革的手腳。(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專欄 哪些 束縛 牛市 紅線 該松 松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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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行20年,“土政策”5年溫州樂清:農房買賣踩著紅線走鋼絲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923

在溫州,土地是重要的資產和融資工具,因此催生出突破現有制度的勇氣和智慧。圖為一個小區的業主在等待十年後終於拿到土地證。 (CFP/圖)

2014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通知,引導農村土地有序流轉。自十八屆三中全會後土地改革成為熱點以來,最為敏感的農村土地流轉於是成為焦點中的焦點。

許多地方都一直在或明或暗地探索各種形式的農地流轉,溫州樂清的農房買賣試驗就是其中之一。

過去二十余年間,在一個市場經濟最深入骨髓的地域,農民、金融機構、司法機關、地方政府等,合力形成一種踩了政策紅線,但更適合當地經濟現實的農村土地“土政策”。現在,他們正渴望搭上改革快車,讓潛行多年的買賣陽光化。南方周末記者數度前往溫州,撬開了這個“只做不說”的中國故事。

“如果只是勒著小腿,絆了走路,也就忍了;農村土地制度的一些條條框框,都卡到我們嗓子眼了,不得不冒點風險去突破。”2014年10月29日晚飯時間,談及5年前悄然開始的農房買賣試驗,樂清市農辦副主任蔡永固忽然放下筷子,雙手在自己脖子上用力比劃起來。

樂清,隸屬於溫州地區,是中國市場經濟發育最早的地區之一,溫州模式的主要發源地。

當地地少人多,逼出了改革開放後最早一批出去闖世界的大小商人。許多至今還是農民身份的商人,早就將自家農房視為資金來源的一部分,抵押與轉讓在那里都已經存在多年。當地金融機構歡迎,司法機關亦有或明或暗的支持。

但樂清不斷上漲的融資需求和建設擴張,漸漸被扼住咽喉——2000年以來,中央層面對農村土地制度不斷明確化,這也就意味著原本模糊的空間日益收窄。比如,2008年住建部《房屋登記辦法》,明確規定“農房不得跨村買賣”。

2009年,樂清市政府決心介入這些潛行經年的交易,對本市範圍內農業戶口之間的農房買賣,予以產權登記。

5年過去了,這項起初“只做不說”的地方試驗或將陽光化:

2013年10月,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推進農地改革;一個月後,樂清農房試驗經新華社內參報道後,中農辦的調研組到了;兩個月後,中央高層的肯定性批示下來了;2014年8月,樂清申報農業部第二批農村改革試驗區,除了農房的跨村抵押和轉讓,還希望能試行宅基地從分配、管理到退出的一系列市場化機制。

“既然已經在水面下,做得還好,不如浮上來,陽光化。”蔡永固說。

宣紙、毛筆、小楷,直至今日,在樂清民間仍能見到這種用古老方式記錄的農房買賣,充滿著民間契約精神。 (南方周末記者 王小喬/圖)

有證沒證,農房買賣都早已發生

出樂清城區,沿104國道向東南15公里左右,就是占中國低壓電器市場三分之一強的柳市鎮。鎮中心一條不足50米長的小道“安平路”上,開了近十家房產中介。

“國有商品房、集體產權證的農房、沒證的缺證的,什麽房子都做。”其中一家“柳市房產”的總經理鄭巨敏1990年代末就入行了,是當地最早的一批。

這麽多年下來,鄭巨敏經手的國有商品房並不多,“兩三成吧”。繁華程度不輸樂清市區的柳市,因為建制為鎮,城市建設用地指標遠遠滿足不了建設和居住的需求,大量農房進入市場。“柳市房產”租的就是一處六層“單間式”農房的一樓底層商鋪。

無證農房的交易倒是占了近一半,鄭巨敏為此設計了專門的格式合同,條款註明“待日後可辦理房產證時,甲方無條件有責任協助乙方辦證義務”。

導致無證的原因五花八門,常見的一種是農民在舊房改造時“少批多建”,也就是違章建築。2014年4月南方周末記者在樂清采訪時,距離鎮中心不遠的西凰嶼村就在小規模翻建,一位村民正在自己的宅基地上蓋房,計劃蓋八層,但能批下來的只有五層,“拿不到證也能賣出去租出去,肯定有人要,便宜點就是了。”

這也是“單間式”農房。顧名思義,就是占地面積很小、每層一到兩間房,一直往上蓋到八九層,遠望像一根柱子。現在,相鄰幾戶村民往往將宅基地“拼”起來,模仿商品房蓋成一梯兩戶,可以蓋得更高,樓梯等公攤面積也更小。

各種產權的房子也交錯生長在柳市鎮上,甚至同一個小區內。比西凰嶼村再遠一點的長道坦村內,有一個“紅星花園”,A、B兩幢都是16層高,外觀房型一模一樣。A幢是商品房,B幢的產權證就是集體性質的;一個賣七八千元,一個賣五六千元。

“對比北京,這里的商品房和小產權房的價差要小得多,這就是產權的硬度啊。”與南方周末記者同行的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認為,這說明因為存在經年,當地民俗相對更認可這種產權殘缺的房產。

如今,這幾種不同產權的房產究竟各占多少,沒有權威數據。蔡永固倒是覺得無證農房的買賣沒有鄭巨敏說得那麽多,尤其是2009年樂清明確為全市範圍內農業戶口間的農房買賣辦證之後。不過他也確認私下的跨村農房買賣早就發生了,“政府現在只是介入辦證,為交易提供一種產權保障。”

樂清市柳市鎮“紅星花園”,同一個小區,一模一樣兩幢樓,一幢蓋在國有土地上,另一幢蓋在集體土地上。 (南方周末記者 王小喬/圖)

一停再停,擋不住的農房抵押

其實早從1986年起,樂清就曾開始為農房辦理產權登記。按照樂清市住建局產權科何科長的說法,“縣里沒多少國有土地,早些年如果只管國有的房產,幾乎沒什麽工作可做。”

時至今日,已在1993年升級為縣級市的樂清,市區範圍內仍有不少集體性質的土地。比如與蔡永固吃晚飯的飯店,距離市政府不到10分鐘車程,也是一處農房。

早些年經過登記的農房均可轉讓和抵押,對受讓方也沒有限制。這與樂清的現實有關:

樂清現有戶籍人口128萬,其中農業人口就有116萬,占了九成;與此同時,這片1223平方公里不大的土地上,人均土地面積只有0.32畝,近九成農民早已不再務農。

因為人均三分地的窘境而棄農從商的樂清人,在尋求做生意的本錢時,自然而然地將農房視為可變現的財產。抵押比轉讓更方便,給農村信用社打一張借條,壓一本房產證,簽一個抵押清單,就能貸出房子市價的五六成出來。

“市場有這個需求,為什麽不做?”樂清農商行一位相關部門的負責人聽行里的老人說起,至少從1998年起,其前身農信社就開始發展農房抵押業務了。“我們主要做集鎮上的房子,資產很安全,壞賬處置時,總有其它村里或者山上的農民來買。”

據不完全統計,2004年時,樂清金融機構的農房抵押貸款余額已近數十億元。但就在此時,這樁生意戛然而止:《關於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國發28號)發布,這份近年來國務院出臺的關於土地管理規格最高的文件,盡管只提及了“加強農村宅基地管理,禁止城鎮居民在農村購置宅基地”,依然導致樂清暫停了農民住房抵押和轉讓。

中農辦的樂清農房調研報告記錄了這一次暫停後的轉機——因為農房抵押已成規模,且不斷有新的農戶申請相關貸款,2005年4月樂清市人民法院會同國土資源局發布會議紀要,明確了農民住房抵押拍賣後,如受讓人是該市戶籍農民,國土部門可辦理集體土地使用權變更手續。

在樂清農商行人士看來,這就解決了抵押的前置條件——抵押物可以售賣以保障債權人的權利,還產生了一條很智慧的“地隨房走”——1995年頒布的擔保法禁止將宅基地使用權作為抵押物,“那我們就地隨房走,就是只登記房產,不登記土地,不違法,到現在都在這麽做。當然,可能要補交一部分稅費,並得到國土部門的認可。”

樂清農房抵押業務隨後在2007年達到史上最高峰,全市貸款余額50億元左右,其中樂清農商行占了大頭,二十余億元。

“如果沒有農房抵押,樂清農村經濟的發展不會這麽好。六十多萬人來樂清打工做生意,樂清出去的有四十多萬,擔保難、融資難的問題都可以解決。”前述樂清農商行人士說,他們也是受益者,這塊業務成為其在當地抗衡國有四大行的一個重要砝碼。

蔡永固也覺得,“這個房子銀行願意給他抵押貸款,老百姓做生意有資金需求;政府什麽都不用做,老百姓的財產就增加了,為什麽要阻止?”

因年代久遠,加之系統更換、口徑不同,樂清住建局只統計到了農房所有權、抵押登記的一部分,但依然可以窺見農房抵押之盛:在2008年當地農房買賣再次被叫停之前,樂清農房所有權登記不過14020件,抵押登記就有5577件,占到四成。

 

2014年4月,樂清市柳市鎮西凰嶼村,農房拆舊建新進行中,圖中前方不遠就是村民將宅基地聯合起來蓋的“聯建房”。 (南方周末記者 王小喬/圖)

法院同盟軍

如果沒有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自2000年以來與相關部門的持續溝通,樂清農房抵押轉讓第一次暫停後,轉機不會這麽快出現。

“多虧他一直在主導推這個事情。”蔡永固等多位當地人士都分別提到同一位關鍵人物,溫州中院一位副院長,盡管名字他們都已經記不清楚。

“都說法院執行難,涉及到農房這塊又特別特別難。沒辦法,我們只能去研究法律、去跟住建國土部門溝通,看能不能找到解決辦法。”當南方周末記者輾轉確認並找到這位副院長於偉時,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出原委。

2000年,於偉從樂清法院院長調任溫州中院副院長,主管執行局的工作至2009年。執行債務糾紛案件時,城市的好辦,有房子的直接拍賣,農村的房子就卡住了,住建和國土部門都說不能過戶。棄農經商在溫州又很普遍,類似債務糾紛成了執行工作的老大難,“積累了少說上萬件”。

住建和國土部門的理由是,農房特別是房子下面的宅基地,諸多法律法規規定不能賣,再說一個人只有一次分配權,你賣了他住哪兒呢?

不過,周其仁教授指出,即使是在1962年頒發的“人民公社60條”(正是這一文件,規定將農村宅基地收歸集體所有,不得買賣和出租)中,也承認農民的房子是其私人財產,是可以買賣和轉讓的,當時並沒有規定受讓方要受戶口和地域的限制。

但現實中,因為種種原因,漸漸演變成為了農房不允許跨村買賣,2008年住建部更是對此進行了明文規定。

於偉和同事們查來查去,也沒有找到一條明確禁止農房買賣的法律。“倒是有土地管理法第62條規定農村村民出賣、出租住房後,再申請宅基地不予批準,但這句話反推回去,是不是說可以買賣呢?”

秉持著“非禁即入”的法律精神,於偉和同事們開始慢慢地去磨,先是讓住建部門接受法院處置農房的轉讓登記;隨後在2005年中院和溫州國土資源局出了會議紀要,在涉及農房抵押拍賣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處置上,達成了默契。

但此時,房與地是分離的,產權還是殘缺。

磨到2007年4月,“關於協助人民法院辦理集體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暫行規定”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溫州國土局接受司法處置的集體土地使用權變更登記,但受讓人必須是同一個縣(市、區)內具有農業戶口的人員。也就是說,司法處置農房的買賣雙方必須都是樂清市內的農民,或者是溫州同一個區內的農民。

自此,溫州全境的跨村農房買賣,至少多了司法處置這樣一個出口,盡管這個出口依然有條件限制。

於偉始終認為農房是農民的合法財產之一,是農民走向市場的要素之一:“很多觀念是擔心農民會因此丟掉唯一的住房,流離失所;我的理解是只要他自願走向市場,那肯定是有所準備的,你不能說城市居民抗風險能力就強,農民的就弱,然後給他一種特殊保護,他的房子就不能抵押不能賣。這是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也不符合改革方向的。”

積壓的執行老大難問題解決了,附帶著給農房抵押提供了條件,於偉自己也覺得,算是主管執行局期間“參與推動得最有意義的一件事情了”。

地方政府出手

農房抵押與買賣就此在當地迎來繁榮,但更大的危機也悄然襲來。

2008年,就在溫州法院逐步解決了農村債務執行難問題,樂清農房抵押達到歷史高點的第二年,住建部頒布了《房屋登記辦法》,其中規定:“申請農村村民住房所有權轉移登記,受讓人不屬於房屋所在地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除法律、法規另有規定外,房屋登記機構應當不予辦理”。簡單地說,就是明確了農房不許跨村買賣。辦法出臺之後,小產權房正在各大城市“野蠻生長”起來。

消息傳到溫州,金融機構強烈反彈,尤其是在溫州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樂清。

幾十億的資金已經用農房做抵押貸出去了,要是不能跨村賣了,將來壞賬了怎麽辦?法院的會議紀要還作不作數?包括樂清農商行在內的金融機構及其主管部門紛紛向樂清、溫州市政府打報告,力陳其間的金融風險和對民營經濟的影響。

跨村買賣之所以有著現實需要,在於樂清早在1990年代就已經自然形成了柳市、虹橋、大荊、城關四個鎮為中心的四大經濟片區,農民身份的商人們一直在向所在片區的經濟中心聚集。

“這條法規真的不適合我們這些民營經濟發展比較快、城鎮化融合比較早、人口流動比較大、土地資源又比較緊缺的地方。”蔡永固直言。

如何在地方遭遇的現實市場和中央法律法規的限制之間找到妥協或者平衡,就這麽擺在了樂清乃至溫州市政府的面前。

於偉記得《房屋登記辦法》出來後,當年曾跟著溫州市政府組織的一個考察小組去過紹興新昌。原本是想就農房買賣和抵押去“取經”,結果對方說“就是從你們溫州的金融機構和法院學來的啊”。

回來後沒多久,溫州市組織了一次專題會議,以會議紀要的方式規定,為解決更多的農民個人融資難的問題,選定甌海區、龍灣區試點農房抵押,其它各縣(市)的試點方案,由政府批準後實施。

樂清迅速落實了會議紀要的精神,允許農房抵押,樂清[2009]2號文規定“債務人無力償還時允許法院處置抵押的農房,相關部門要配合辦證工作”。

進一步的,2009年7月,樂清市委(2009)4號文件又悄然放開了農房跨村交易——“對持有集體土地使用權證和房產證的農村房產,允許在市域範圍內農業戶籍人口間轉讓。”

根據樂清市住建局提供的數據,從新政開始後到2014年7月,總共為44864套農房做了產權登記,5111套農房做了買賣登記,7539套農房做了抵押登記。

“拿個盔甲過來”

樂清的現實,是當地政府頂著違法風險去試驗地方土政策的背景。

但對於這項試驗,樂清市政府最初幾年的態度是,只做不說。直至今日,當南方周末記者問及2009年的文件時,仍有政府官員表示,“我們沒有這份文件”。

涉及農村土地政策,稍有風吹草動即會引發外界的高度關註,以及應該往哪里走的爭論。2013年8月,溫州農村產權服務中心掛牌半年後出臺的一項辦法,就曾戲劇性地引爆輿論熱點,而後緊急辟謠。

這項《農村產權交易管理暫行辦法》劃定了12類未來可在該所交易的農村產權,其中包括了農村房屋所有權和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具體細則尚待進一步研究制定”。

溫州農村產權服務中心總經理董文立深知茲事體大,反反複複跟法制辦、國土局等相關部門溝通,最後特意在這兩塊產權前面加上了“依法可以交易”幾個字。不過,這份文件還是引發了大量媒體報道,並被普遍解讀為“農村土地政策有所突破,溫州農房可在市域範圍內交易”。

緊接著,溫州市政府緊急辟謠,表示農房仍然僅限於本村內交易。

不過,這一次,樂清農房試驗沒有“躺槍”,也沒有停步。

兩個多月後,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慎重穩妥推進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寫進了全會決定。隨後,樂清迎來了調研組,並獲得高層批示,樂清相關政府官員感覺,是時候“拿個盔甲過來,讓幹部也安全點”。

蔡永固開始著手申請試點:先是向省里申請農房抵押轉讓試點,2014年8月又進一步申報了國家農業部的第二批農村改革試驗區。除了農房的跨村抵押和轉讓,還希望新批宅基地也可以跨村做調劑,可以有償配給、有償選位、有償退出等等,也就是在宅基地從分配、管理到退出整個流程上提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創新機制。

最新的消息是,由國土資源部、農業部等參與制定的土地改革總體方案已成型並提交審議,有望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推出。

樂清正渴望著能搭上這一趟改革快車。

鏈接 樂清市有關農房買賣的規定:

農民住房抵押或轉讓需同時滿足4個條件:

一是農戶擁有房屋所有權證及集體土地使用權證;

二是農戶出具非唯一住房確認書;

三是農戶出具不再申請宅基地承諾書;

四是村集體同意並出具非唯一住房證明。

同時,規定受讓方必須是該市農業戶籍的農民。

農民住房轉讓需繳納契稅、營業稅等稅費(總稅率約6.3%),還要向農民所在村繳納基礎設施配套費,每宗0.5-1.2萬元不等。

——摘自中農辦《浙江樂清市農房跨村交易情況的調研》

潛行 20 土政策 溫州 樂清 農房 買賣 踩著 紅線 走鋼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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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開發應適度 守住水資源“三條紅線”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4/4611970.html

水電開發應適度 守住水資源“三條紅線”

第一財經日報 章軻 2015-04-29 06:00:00

近些年來,我國水環境質量有所改善,表現在七大水系I~Ⅲ類水質比例上升,地表水劣V類水質比例在下降,但是我國水環境質量總體不容樂觀。

中國目前的水資源、水環境狀況怎樣?

造成水資源減少、水環境惡化的原因有哪些?水資源戰略實施中應該采取哪些具體措施?

不久前,環保部叫停小南海水電站。目前在水電開發上存在哪些誤區?

在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下稱“水十條”)發布不久之際,《第一財經日報》就上述問題專訪了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環境咨詢委員會委員王浩。

水汙染防治還存在不足

第一財經日報:我國目前的水資源、水環境狀況怎樣?

王浩:我國水資源總量豐富,多年平均水資源總量2.8萬億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受龐大人口規模影響,我國人均水資源量僅為2100立方米,不足世界人均占量的三分之一,在水資源有統計的國家中排名第127位,位居後列;平均單位國土面積水資源量僅為29.9萬立方米/平方公里,為世界平均水平的83%。

我國水資源時空分布很不均勻,與耕地資源和其他經濟要素匹配性不好,北方地區國土面積和耕地面積占全國的60%以上,人口和GDP占全國的45%左右,但水資源總量僅占全國的19%,水資源供需矛盾尤為突出。

近些年來,我國水環境質量有所改善,表現在七大水系I~Ⅲ類水質比例上升,地表水劣V類水質比例在下降,但是我國水環境質量總體不容樂觀。全國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區達標率63%,大部分湖泊處於富營養狀態。2013年全國20.8萬公里河流水質狀況評價結果顯示,水質為Ⅲ類及以上河長占2/3,Ⅴ類及以下河長占1/3,其中劣Ⅴ類水河長占15%。總體來看,海河流域和太湖流域河流水質相對較差。從全國開發利用程度高和面積較大的119個主要湖泊水質評價結果來看,總體水質為Ⅰ~Ⅲ類的湖泊有39個,占32,%;Ⅳ~Ⅴ湖泊數50個,占42%;劣Ⅴ湖泊數31個,占26.1%。

日報:造成水資源減少、水環境惡化的原因有哪些?

王浩:總體來看,我國水資源總量變化不大,但原本水資源就非常緊缺的海河流域和黃河流域水資源減少量較為顯著。

對比1956~1979年、1980~2000年和2001~2013年三個階段地表水資源量情況,黃河流域分別為661億立方米、576億立方米和543億立方米,海河流域分別為288億立方米、171億立方米和129億立方米,都呈明顯的減少趨勢。

地表水資源量減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降水量的減少,尤其是海河流域,2001~2013年降雨量減少明顯;二是人類活動導致的下墊面變化,徑流系數降低,也就是相同降雨量條件下,河川徑流量減少。

如1956~1979年與1980~2000年相比,海河流域降水量只減少10%、但河川徑流量減少41%;

2001~2013年與1980~2000年相比,海河流域降水量相差不大,但河川徑流量減少了25%,可以看出人類活動對河川徑流量的影響作用顯著。

水環境惡化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汙染物產生量和排放進入水體的汙染量增加,2001年化學需氧量和氨氮入河量分別為1404萬噸和125萬噸,到2013年化學需氧量和氨氮入河量分別為2352萬噸和246萬噸,增加了近一倍;

二是受到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影響,部分河流湖泊水量衰減明顯,水環境容量下降了。人類活動侵占或改變水體狀態破壞了原有的水循環路徑,改變了局部河流的水動力條件,自凈能力下降等;

三是水汙染的防控和治理還存在不足,突出表現在汙水排放標準需要完善並適應中國高密度高強度排放的國情,違法排放成本低,水汙染治理激勵機制不完善,汙水處理能力和效率還需要進一步提升,流域和區域水汙染總量控制缺乏系統性設計和規劃控制,突發性水汙染事件的風險管理能力還比較薄弱。

水電開發建設應適度

日報:最近一段時間,圍繞環保部叫停小南海水電站事件,社會上對於水電開發的議論較多。你認為我國目前在水電開發上存在哪些誤區?

王浩:任何一條河流的生態環境的形成和維系都是由其獨特的水文節律和自然條件所決定。過去,環境保護意識和觀念不強,為了充分利用河流的水能資源,大江大河上規劃建設了一批梯級水庫,水庫間首尾相接,天然河流變成了逐段的人工水體。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後,改變了河流的自然水文節律、水溫和水動力條件,阻斷了洄遊性魚類的洄遊通道等,對生態環境造成一定影響。比如,魚類的產卵繁殖要依賴於洪水脈沖,水庫調節後下泄過程均勻化、不能將魚帶到河流灘地的水草上,就不產卵。

從我國的能源保障、水資源供給和節能減排來看,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開發水電也是重要的國家需求,但要適度。對規劃的、生態環境影響大的水利水電工程要慎重決策;對已建的水利水電工程,要從註重發電等興利調度轉向面向流域生態安全的綜合調度,調度中要充分考慮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

比如,近年來,三峽水庫開展了以促進長江中遊四大家魚繁殖的生態調度實踐,有一定的效果,但調度中生態目標、生態要求考慮的還不足,要繼續探索、研究,爭取將生態調度實踐納入調度規程,成為常態調度。

守住水資源管理三條紅線

日報:你認為我國該實施什麽樣的水資源戰略?應該采取哪些具體措施?

王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的治水新思路,是我國應該長期堅持實施的水資源戰略。

(圍繞這一水資源戰略,應該采取哪些具體的措施?)

一是繼續推進節水型社會建設。

二是落實最嚴格水資源管理制度。這是我國今後較長一個時期內的基礎性水資源公共政策,包括四項基本制度,即用水總量控制制度、用水效率控制制度、水功能區限制納汙制度和水資源管理的責任考核制度,其目的是要確立水資源開發總量控制、水資源利用效率和水功能區排汙總量控制“三條紅線”。

三是推進水生態文明建設。

四是建設海綿型城市。應用低影響開發建設模式,改變“快排式”的傳統模式,遵循“滲、滯、蓄、凈、用、排”的方針,把雨水的滲透、滯留、集蓄、凈化、循環使用和排水密切結合,使城市綠地、道路、水系等像海綿一樣吸納、蓄滲和凈化雨水,並緩慢釋放雨水,減少徑流總量,削減徑流曲線峰值,延緩峰值時間,解決當前廣泛存在的城市內澇災害、雨水徑流汙染、水資源短缺等突出問題,同時修複城市水生態環境。(getty圖制 圖/張逸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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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麽是“水生態系統”?

在采訪中,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對“水生態系統”、“水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等概念進行了介紹。

王浩稱,狹義上講,水生態系統是指水生物群落與其所在環境相互作用的自然系統,一般由無機環境、生物的生產者(如藻類、水草、岸坡植物)、消費者(草食動物和肉食動物)以及還原者(腐生微生物)等四部分組成,包括河流、湖泊、水庫、濕地等等。廣義上講,水生態系統還包括受水分滋養、調節的陸生生態系統。

水生態系統貫穿於自然-人工二元系統中,自然水生態系統中,動植物作為水生態系統的基本主體,其基本活動受水制約,也同時影響水的存在狀態以及水循環過程,兩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影響著自然水生態系統的形成與變化;人類活動如取水—輸水—用水—排水—回歸等過程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並影響著水生態系統,河湖萎縮、濕地退化、生物多樣性下降等很大程度上是人類活動的結果。

水生態系統服務功能是指水生態系統及其生態過程中所形成及所維持的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條件與效用,包括自然生態服務功能和社會經濟服務功能兩個方面。水生態系統自然生態服務功能主要包括調蓄洪水、生物多樣性維護、凈化環境、物質輸移和氣候調節等;水生態系統社會經濟服務功能主要包括供水、水產品生產、水力發電、內陸航運、休閑娛樂和文化美學等。

編輯:一財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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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 開發 適度 守住 水資源 水資 三條 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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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副部長為何提出反思赤字率、債務率紅線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08309.html

財政部副部長為何提出反思赤字率、債務率紅線

一財網 陳益刊 2015-11-06 15:12:00

2015年全國財政赤字16200億元,比2014年增加2700億元,中央和地方財政赤字規模都有所增加。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約2.3%,比2014年提高0.2個百分點。

11月6日,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在第六屆財新峰會上表示,對於一些傳統的指標概念需要反思。

他稱,從金融危機教訓可以反思,3%的赤字率紅線和60%的負債率紅線,是不是一個絕對科學的標準?是否可以調整?這些觀念的僵化並不利於改革,要在實踐中調整,形成有指導意義的經濟學理論。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今年中國赤字率為2.3%,而2014年底中國負債率低於40%。

3%赤字率紅線和60%的負債率紅線來源於1991年簽訂的《歐洲聯盟條約》,這一條約根據歐元區穩定和增長協議,確定了區內各國都必須將赤字率(財政赤字與GDP的比率)控制在3%以下,並且把降低財政赤字作為目標。同時,各成員國必須將債務率(年末債務余額與當年GDP的比率)的占比保持在60%以下。

這兩條紅線成為其他歐盟國家加入歐元區必須達到的重要標準。

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本報記者,3%和60%兩個數字的確定其實是妥協的結果。

“歐盟各國對這一標準有不同看法,有的國家傾向於把赤字率和負債率定的低些,比如德國。有的國家認為赤字率和負債率太低,他們無法實現,吵架的結果就是定的3%和60%。”楊誌勇稱。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副教授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赤字率低於3%、負債率低於60%是當年其他國家進入歐盟的標準,這是大致的標準,並沒有學術上的依據。事實上,西班牙、希臘等國長期以來根本也沒有遵循上述警戒線。國家之間對財政赤字、政府債務的看法迥異。例如,德國相對保守,這兩年已經消滅了財政赤字。

本報記者了解到,今年中國財政政策定調為積極且有力度。積極財政政策表現之一就是擴大赤字率至2.3%。

2015年全國財政赤字16200億元,比2014年增加2700億元,中央和地方財政赤字規模都有所增加。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約2.3%,比2014年提高0.2個百分點。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今年兩會期間答記者問時表示,今年財政可以多安排2000多億元的支出(這些支出已經列支但未花出去),這些支出如果按當年的收支差額計算赤字率的話,實際上(赤字率)差不多是2.7%。這個力度是比較大的,對於支撐經濟的發展、抵禦下行壓力,將發揮重要的作用。

審計署2013年底披露的全國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數據顯示,2012年底全國政府性債務的總負債率為39.43%。樓繼偉在今年博鰲論壇期間表示,中國的總體債務規模可控,包括國債和地方債,2014年底負債率低於40%。

未來中國是否會擴大赤字率和負債率?

楊誌勇對本報記者表示,一個國家選擇赤字率和負債率紅線,主要看債務的可持續性,如果債務可持續,那數字高一點也不是大問題。

鄭春榮對本報表示,現在財政赤字不宜再擴張。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目前經濟形勢總體平穩,不宜進行大規模的積極財政政策;二是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率和財政收入增長率都呈低速增長,債務增長以後,難以化解和消化。

 

編輯:楊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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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 部副 部長 為何 提出 反思 赤字 率、 債務 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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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土地限價令後首拍:“限價”地塊價格超紅線全部流拍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7344.html

5月23日,蘇州舉行了“限價令”後的首次土拍,而進行土地拍賣的四塊土地卻出現了不同的場景。

上午首宗進入拍賣的蘇地2016-WG-23號地塊最終以51431萬元底價成交,競得人為深圳新威輝達投資有限公司(金地商置),樓面價為11250元/平方米。

同樣,蘇州出讓2016-WG-40號地塊也以底價成交,競得者為蘇州樂園發展有限公司。該地塊位於高新區滸關開發區東陽山路綠化地西、山神灣路北,用途為文體娛樂用地,土地面積52908.7平方米,成交價為5952萬元,樓面價3750元/平方米。

上述兩塊土地均沒有價格限制,而有價格限制的土地拍賣過程則出現了“瘋狂”。

今年5月18日,蘇州市國土資源局網站指出,其於2016年4月20日發布了蘇地網掛〔2016〕3號蘇州市區國有建設用地使用權網上掛牌出讓公告。經市政府批準,以下地塊設定最高報價,對報價超過最高報價的,終止土地出讓,競價結果無效。其中,2016-WG-39號地塊最高限價10.01億,2016-WG-41號地塊最高限價27.12億。

這兩土地在23日的拍地中全部超過紅線而流拍。

其中,2016-WG-39號地塊位於高新區滸墅關鎮桑園路東、規劃區間路南,用途為城鎮住宅用地,土地面積44700.5平方米,起拍樓面價6656元/平方米,該地塊最高限價單價13997元/平方米。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包括新城、招商、旭輝、弘陽、天地源、華宇、南山、藍光、正榮、陽光城等房企參與競拍該地塊。經過113輪競拍,該地塊最高總價報價已達到10.06億元,最終樓面價14066.68元/平米,溢價率111.33%。由於競價過於激烈,該地塊出讓最終以流拍告終。

同樣的情況發生在41號土地,41號土地兩分鐘不到就出現了93輪競價,最後以111輪競價總價27.27億而超過紅線導致流拍。

顯然,蘇州的限價並未限制住開發商的拿地熱情。

事實上,蘇州在近期已經召開了土地儲備和招標拍賣領導小組會議,對蘇州市區2016年土地收購儲備和商品住宅開發用地計劃作了專題研究。會議確定蘇州市區2016年商品住房用地供應計劃為380公頃(合5700畝),較2015年商品住房用地供應量310公頃增加22.6%。會議還確定,下半年市政府將對蘇州房地產市場供需狀況再作專題研究,確保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而在此前,蘇州也傳言要進行限購,雖然政策已經開始收緊,但是市場依舊表現非常火爆。

“此前蘇州一直有限購的傳聞,如今還沒有正式執行,前期蘇州土地市場就過熱,兩天成交金額超過250億元,在對一線限購的背景下,房企轉戰二手成為常態,所以對土地市場采取熔斷的機制也是可以預料之中,對地價熔斷至少表明了政府的一種態度,高地價不可取,這對於當前的土地市場而言也是最直接有效的調控手法。”上海中原市場研究中心資深研究經理龔敏告訴記者。

易居智庫研究總監嚴躍進認為,從目前的市場看,高價拿地是不太可能改變的現實,但是考慮到未來地產的周期下行,未來這些拿到地王的開發商如何應對才是關鍵,而這個也增加了開發商的風險。

事實上,不只是蘇州,在近期的其他城市房企依舊保持高價拿地的態度。

5月20日,融信中國在便以23.61億元總價、31404元/平方米樓面價閃電拿下杭州慶隆單元R21-04地塊(熱電廠地塊),溢價率89.56%,成為拱墅區新晉單價地王。

同一日,陽光城以6.39億元競得東莞2016WG014號地塊,拿地單價7788.62元/平方米,刷新了南城區地王紀錄。泰禾集團則在深圳最終經過一個多小時競拍以總價57.2億元獲取深圳坪山新區地塊,折合樓面價1.56萬元/平方米,溢價率74.23%。

“從實際運行情況來看,通過增加土地供應來穩定未來市場供應的預期的效果並不理想,房企進入城市高價拿地主要看中的是城市的發展潛力和需求,由於大家對一線城市普遍預期看好之下,在受限的影響下,二線成為眾多房企追捧的對象很難改變了,所以短期只有依靠行政手段或許可以降降溫,至少在土地層面可以暫時急剎車。”龔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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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今年將劃定發布海洋生態紅線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5321.html

今天(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同日發布的《2015年廣東省海洋環境狀況公報》和《2015年廣東省海洋災害公報》顯示,廣東近岸海域海水質量基本保持穩定。

公報顯示,2015年廣東省海洋功能區水質達標率年均值約為63.5%,近岸海域海水符合第一、二類海水水質標準的面積比例年平均值達到88%,水質劣於第四類海水水質標準的海域面積比例年平均值為3.97%。

廣東省海洋與漁業環境監測中心主任陸超華表示,2014年,廣東省近岸海域約89.4%的海域符合第一、二類,約3.2%劣於第四類,海洋功能區水質達標率年均值為68.6%,可見2015年與2014年相比,近岸海域海水質量基本保持穩定。

陸超華還提供了一組數據,“十一五”期間廣東省近岸海域達到《海水水質標準》第一類、第二類的海域面積為81.5%,劣四類的海域面積為8.0%,到了“十二五”符合第一、二類的近岸海域面積增加到86.0%,劣四類的海域面積縮小為5.9%,“說明水質是變好的,劣四類海域主要集中在珠江口海域”。

在主要入海汙染源方面,2015年,廣東全省實施監測的74個各類代表性入海排汙口中,有28個入海排汙口超標排放,超標率(超標排放的入海排汙口數量占實施監測的入海排汙口數量的比例)約37.84%,較2014年減少7.28%,主要超標因子為化學需氧量、氨氮和總磷。

值得註意的是,實時監測的39個市政汙水入海排汙口中,有20個排汙口排放的汙水超標,超標率為51.28%,這一數字遠遠高於排汙河以及工業廢水,且超標排放的市政汙水口主要集中在粵西地區。

陸超華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這是由於相對於珠三角的地市,粵西等欠發達地區的財政實力有限,即使汙水處理廠建起來了,配套的管網設施卻建設滯後,導致超標排放。

廣東省海洋與漁業局副局長何少青透露,今年將重點推動大亞灣汙染物排海總量控制試點。此外,今年還要劃定並發布廣東省海洋生態紅線,制定紅線監管措施,將重要的海洋生態功能區、敏感區、脆弱區劃為海洋生態紅線區域。

目前,環渤海三省一市(遼寧省、河北省、天津市、山東省)已按照國家要求建立了渤海海洋生態紅線制度。國家海洋局此前也提出,要在全國全面建立實施海洋生態紅線制度,開展海洋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監測預警試點,建立健全海洋生態損害賠償制度和生態補償制度,繼續推進入海汙染物總量控制制度試點。

另據公報,2015年,廣東省海洋災害造成直接經濟損失約28.77億元,死亡(含失蹤)人數6人,相比前兩年總體災情偏輕,但海洋災害直接經濟損失仍居全國第二位。

海洋災害以風暴潮、海浪災害為主,赤潮、海岸侵蝕、海水入侵與土壤鹽漬化、鹹潮入侵等災害也均有不同程度發生。

此外,2015年廣東沿海海平面較2014年下降30毫米,比常年(1975-1993年的平均海平面)高75毫米。海平面上升等因素也加劇了廣東沿岸臺風風暴潮、海岸侵蝕和鹹潮入侵的影響程度。

廣東 今年 劃定 發布 海洋 生態 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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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半年考(二)】資本充足率逼近紅線?靠同業“尋租”與“區域套利”躲開監管

在7月15日《第一財經日報》“銀行半年考”系列(一)報道中,A銀行遇到了存款數據需要“調劑”的問題,而B銀行的不良率過高,需要將不良資產“假出表”。

雖然監管在近兩年來先後下發“127號文”(《關於規範金融機構同業業務的通知》)、“56號文”(《關於規範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不良資產收購業務的通知》)、“82號文”(《關於規範銀行業金融機構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業務的通知》)等,約束了一些銀行原本處於灰色地帶的各種騰挪動作,但個別銀行也見招拆招,想出了“升級”的對策來躲避“升級”的監管。A、B兩家銀行調存款和調不良率的做法,正是某種“升級戰”。

除了這兩項敏感指標外,面對半年考,某城商行要解決的問題是該行資本充足率逼近監管紅線,他們曾經的“消額度”騰挪術是借由一個自己安排的外部主體,由此主體受讓信貸資產收益權,並利用外部通道不透明、監管難以追蹤等特性,不再對轉讓出去的信貸資產全額計提資本金。然而眼下,監管一紙“82號文”堵住了這一騰挪空間。

上述城商行的王某說,他們開始尋求資本充足情況尚佳的同業進行合作,相當於讓同業拿出風險計提空間進行某種“尋租”;甚至,如果合作銀行在不同的監管區域,他們還可以進行“區域套利”,雙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規避約束。

資本金不足是銀行業內不少機構存在的問題,一些銀行增資擴股、謀求上市正是為了“補血”。但如果資本補充暫時無望,則在做報表的應急關口,粉飾的辦法就是動分母:“消額度”騰挪術,亦即“假出表”掉一點風險資產。

被監管堵上的老路

王某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監管收緊之前,資產“假出表”有兩個相對簡單的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典型的“影子銀行”套路,即銀行安排某外部主體暫時接盤,銀行進行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通過一定形式的擔保和兜底,基礎資金和風險其實暗中仍由銀行背負。“這實際是一種監管套利,我們可以節約資本金,還可以藏不良。”王某說。

但監管在今年4月的一紙“82號文”堵上了這個空子。根據“82號文”第二部分第一條:“出讓方銀行應當根據《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在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後按照原信貸資產全額計提資本。”根據第二部分第二條:“出讓方銀行應當按照《企業會計準則》對信貸資產收益權轉讓業務進行會計核算和賬務處理。”可見,監管火眼金睛之下,借此招數節約資本金怕是行不通了。

招商證券大金融研究團隊分析稱,銀行信貸收益權轉讓可以做,但必須在監管眼皮底下做,同時不允許監管套利。

曾經管用的第二個辦法,是借用同業買入返售操作,同時再引入一個“過橋銀行”,把信貸資產倒騰轉變成同業資產。此前有存貸比考核時,這種做法還一度可以繞過75%的監管限定。

這樣為了粉飾報表而設計的同業業務,如果追究起底層資產的基礎性質的話,其實就是一筆信貸,但會計上卻可以被銀行計入同業投資,在監管收嚴前,同業業務占用了較少的風險資本,3個月內20%、3個月以上25%,而非表內信貸的100%。

但這個空子也被監管的一系列政策給堵上了。前有一行三會和外管局聯合發布的、被業內尊稱為“同業新規”的“127號文”,明文規定“金融機構開展買入返售(賣出回購)和同業投資業務,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間接、顯性或隱性的第三方金融機構信用擔保”(這等於切斷了交易結構中的重要環節,使當通道的“接盤俠”機構風險難以控制),以及“金融機構同業投資應嚴格風險審查和資金投向合規性審查,按照‘實質重於形式’原則,根據所投資基礎資產的性質,準確計量風險並計提相應資本與撥備”;後有去年年中,銀監會加急下發關於《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實施情況調查評估的通知,再度要求按“實質重於形式”原則檢查非信貸資產和表外業務資本計提的準確性。

同業“尋租”與“地域套利”

政策升級後,銀行的對策也在升級。

王某所在的這家城商行(下稱“銀行甲”)今年做半年報時用了一個“初級辦法”,即尋求一家同業合作,基礎交易結構是:

第一步,銀行甲將實際需要發放給企業的貸款資金轉而先存入合作的同業機構銀行乙,乙開具同業存單給甲,對於同業存款,即便在監管收嚴後,甲的風險資本計提仍然僅為20%;

第二步,銀行乙獲得資金後,轉手再投給受安排而入局的通道方丙(比如券商資管),並受讓丙的資產收益權;

第三步,通道丙再將資金投給表面上的資產管理人丁,丁可以是某信托機構,而丁的實質也是一個由銀行組局進入的通道,資產真正的管理人和風險兜底人是銀行甲;

第四步,信托丁獲得資金後,發放貸款給本來該在銀行甲進行貸款的企業戊,甲由此也沒有對戊的表內貸款了,即資金兜兜轉轉,一筆銀行甲的貸款變成了借道資管通道的信托貸款;

第五步,實際需要兜底風險的是銀行甲,但名義上承擔了資管風險的是銀行乙,由此甲可給乙簽訂某種“抽屜協議”兜底函,銀行乙實際不承擔風險。

不過,王某也承認,這種“初級辦法”有兩個後患:其一是,這種設計仍未繞過“127號文”對隱性信用擔保的限制,只能靠交易鏈條長、擔保隱蔽來“晃點”監管,使其不易追蹤;其二是,合作方銀行甲受讓資產收益權即意味著名義上要承擔風險,因此在監管趨嚴的情況下,銀行甲可能要承擔100%風險計提。

對於第二點,乙某說,行業里也出現過計提空間“尋租”的情況,即在合作方銀行資產規模擴張緩慢、資本金較為充足的情況下,有風險計提空間替人出表風險資產,以此來獲取作為通道的“中收”利潤。

故事到這里還沒完,上述只是一個已被銀行甲拋棄的“初級辦法”。

銀行甲今年的“高級版”已經對上述方案打了一個“補丁”,即有意找了一家外省的合作方銀行乙。王某自稱這種做法是對監管的“地域套利”——因為不同省市的銀監局之間很少為了銀行調報表這樣的“小事”互通協調監管。

正是因此,銀行乙可向其所在地監管出示銀行甲開具的風險擔保函,證明其在此單資管業務中實則不承擔風險,因此免於風險計提;而銀行乙所在地監管即便有可能發現銀行甲的風險資產出表貓膩,但對甲並無屬地監管權限,一般情況下,似乎也不會那麽費力地協同甲所在地監管來對此進行追蹤。

“存單質押”不算“信用擔保”

有意思的是,在本報記者多方采訪中,另一家銀行的總行相關業務管理部門人士在了解了王某所說的做法後,提供了一個同時可繞“127號文”和“82號文”的“升級辦法”——對調銀行甲乙在交易結構中的位置,使乙成為出資方,甲即在名義和實際上都成了風險兜底方,乙銀行獲得同業存單後進行質押並通過抽屜協議解除。

第一步,銀行乙給甲同業存款,並獲得同業存單。甲銀行可另行安排,在其他交易中先行安排資金給銀行乙。

第二、三、四步同上,銀行甲組局券商的定向資管計劃和信托入場並放款給企業。

第五步,也是最巧妙的一步,銀行乙將甲銀行開具的同業存單質押給信托丁,再反手簽訂“抽屜協議”解除存單質押。這樣做的好處是,使銀行甲的投資有足額的同業存單質押,在名義上不承擔風險,因此逃避了100%的風險計提;而銀行乙做的存單質押“抽屜協議”立刻解除,因此不承擔信用風險,只承擔利率風險,也只需為同業投資做20%的風險計提。

這樣的做法“升級”之處是,交易結構中所提供的擔保方式系物權法項下的質押擔保,因而不是“信用擔保”,規避了“127號文”中對“信用擔保”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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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易會滿: 撥備覆蓋率、撥貸比低於“紅線”得到監管部門理解

工商銀行半年報公布的數據顯示,工行上半年撥備覆蓋率降至143.02%,工行撥貸比為2.21%,同比上年末下降了0.14個百分點。撥備覆蓋率143.02%與撥貸比2.21%已經低於銀監會貸款損失管理辦法的撥備覆蓋率150%,撥貸比2.5%的監管紅線。

董事長易會滿在業績發布會上對於撥備覆蓋率、撥貸比低於銀監會監管紅線做出正面回應:“工商銀行這種處理方式,也得到監管部門理解。”

根據銀監會《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管理辦法》,正式引入貸款撥備率和撥備覆蓋率指標。貸款撥備率基本標準為2.5%,撥備覆蓋率標準為150%,這兩項中的較高者為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的監管標準。管理辦法要求重要性銀行於2013年底達標,對非系統重要性銀行則放寬期限至2018年底達標。

易會滿對於工行低於監管標準還提出兩點理由。第一,工商銀行撥備提取一直堅持穩健、審慎原則,動態真實提取撥備。工商銀行整個撥備提取符合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得到了審計師的認可。第二,在當前經濟放緩,結構調整陣痛期大環境下,銀行通過適度釋放撥備資源,加大處置不良貸款是穩健經營的正常舉措,踐行了撥備覆蓋率‘以分補欠’的逆周期管理的原則。

易會滿還透露,六月底工行撥備覆蓋率是143%,比上個季度的情況增加了1點多百分點。

但值得註意的是,工商銀行以低於現行監管要求標準計提撥備是在其資產質量出現好轉的時候。上半年,工商銀行不良率為1.55%,比上年末上升了0.5個百分點。上半年不良率與第一季度相比下降了0.11個百分點。、

易會滿介紹,工商銀行第二季度的不良貸款額、不良率雙下降,是工行13個季度以來貸款質量首度出現好轉,但他不認為這是銀行資產質量好轉的拐點。

他指出,管理層不認為這是拐點,而是加強信貸管理,加大不良處置成果的反應。這兩年工行對信貸管理采取行之有效措施,上半年加大了處置,不良貸款絕對額在下降。

易會滿並稱,工行的不良資產證券化正在緊鑼密鼓進行,下個月將推出首筆證券化產品,總額低於10億。

面對全球經濟金融形勢不確定,易會滿表示,外部環境沒有好轉跡象,國內經濟進入結構調整陣痛期,不良貸款何時見頂需要進一步觀察。

工行 易會 會滿 撥備 覆蓋率 覆蓋 、撥 撥貸 貸比 低於 紅線 得到 監管 部門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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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半年凈利1507億 撥備率、撥貸比低於“紅線”

8月30日,工商銀行公布半年業績,上半年實現凈利潤1507億元,同比增長0.8%,不良率1.55%,比上年末上升0.5個百分點。值得註意的是,工行上半年不良率與第一季度末相比下降了0.11個百分點,但是撥備覆蓋率降至143.02%,低於銀監會150%的監管紅線。

此外,工行撥貸比為2.21%,同比上年末下降了0.14個百分點。

根據銀監會《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管理辦法》,正式引入貸款撥備率和撥備覆蓋率指標。貸款撥備率基本標準為2.5%,撥備覆蓋率標準為150%,這兩項中的較高者為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的監管標準。管理辦法要求重要性銀行於2013年底達標,對非系統重要性銀行則放寬期限至2018年底達標。

然而,工商銀行今年中期業績顯示,撥備覆蓋率已經低至143.02%,撥貸比也低至2.21%。尚不知銀監會是否調降指標要求。

2015年11月,銀監會政策研究局廖媛媛公開表示,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快了不良貸款的核銷,動用了一些在豐年提出的超額貸款撥備,現在來看整個銀行業的撥備水平還是處於一個比較高的狀態,銀行的利潤增速仍然為正數,撥備覆蓋率仍然比150%高比較多的百分點的情況下,銀監會認為,統一調整撥貸比這樣的政策,可能還需要進行進一步的考慮。

今年初,有消息稱,銀監會降低了撥備覆蓋率要求,2015年大銀行已經有撥備覆蓋率壓至紅線的情況,工農中建四大國有銀行撥備覆蓋率下降最快的是建行,2015年末,建行撥備覆蓋率為150.99%,較上年下降71.34個百分點;工行撥備覆蓋率156.34%,較上年下降50.56個百分點;中行不良貸款撥備覆蓋率153.30%,比上年末下降34.30個百分點;交行撥備覆蓋率155.57%,較上年下降23.31個百分點。

早前,在中信銀行2015年業績發布會上,該行副行長方合英表示,就撥備覆蓋率調整一事,中信銀行向相關部門進行求證,但是沒有明確地說哪家銀行可以調到140%,哪家可以調到130%,這個問題目前還不確定。

此外,盈利能力方面,上半年,工行ROA與ROE分別為1.32%與16.83%,分別同比上年末下降0.07個與2.03個百分點。凈利息差與凈利息收益率都出現下降,分別為2.07%、2.21%,分別較上年末下降0.27個與0.32個百分點。此外,與大多數銀行一樣,工行上半年利息凈收入出現負增長,減少了178億元。

在市場高度關註的房貸業務上,工行個人貸款比上年末增加3297.64億元,增長9.3%。其中個人住房貸款增加3453.62億元,增長13.7%,主要是順應國家房地產政策調整,積極支持居民購房融資需求所致。

工行 半年 1507 撥備 備率 率、 、撥 撥貸 貸比 低於 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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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藥企“屢觸紅線” 阿斯利康涉華行賄被罰550萬美元

美國證監會(SEC)周三宣布,制藥巨頭阿斯利康同意支付550萬美元,以了結針對其中國與俄羅斯子公司涉嫌行賄問題進行的調查。

SEC表示,阿斯利康在這兩個國家的員工向包括醫生在內的國有醫療機構工作人員行賄,違反了美國《反海外腐敗法》,這些行為最早可追溯到2005年。該公司至少到2010年仍未在這兩個國家建立內部會計控制制度,並將所有行賄款項作為營業費用入賬。

阿斯利康在和解協議中既未承認也未否認SEC的行賄指控。該公司同意支付的550萬美元中,有432.5萬美元是沒收非法所得,82.2萬美元是應付利息,37.5萬美元是罰款。SEC表示,由於阿斯利康積極配合調查,因此對其予以從輕處罰。

跨國企業j近年來在中國“屢碰紅線”。此次被舉報的阿斯利康“涉案”已不是第一次。

2006年就有媒體報道,該公司前員工爆料,公司一直委托獨立調查公司開展市場調研項目,其項目的內容是發放調查問卷由醫生填寫,內容包括調查患者服藥記錄、療效、滿意度等內容,每調查1名患者醫生可以獲得一定費用。他提供的資料顯示,2004年阿斯利康的兩種拳頭腫瘤藥“瑞寧得”和“諾雷德”支付給醫生市場調研費用高達200萬元。此外,該公司還多次邀請處方量大的醫生到國外“研討”,目的地包括塞班、南非等。其他制藥企業在這方面的報道也屢見報端。

國藥 屢觸 紅線 阿斯 利康 涉華 行賄 被罰 55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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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鉆空”無風險套利 公募超額申報觸及紅線

資產荒下,C類投資者網下打新年化30%-40%的收益讓太多人紅了眼。

按照上半年新股發行情況粗略計算,如果滬深兩市都參與,C類投資者上半年打新的累計收益為14.66%,年化達到31%之多。單單在上海,這個數據更是高達39%。

由於取消了打新預繳款制度,1000萬市值的門檻便可上限參與網下申購。同時,23倍的新股發行機制下,新股被炒到80倍PE也成為常態。

機構預測,網下打新收益會不斷降低,各券商、私募也在積極籌備抓緊利用好這“階段性的政策紅利”。對於不夠門檻的投資者,券商不僅聯合私募發行打新產品,還提供相應的融資服務,並提供底倉對沖的投資建議及相應服務。

另一類門檻更低的公募打新基金自然成了“香餑餑”,投資者樂之不疲。不過,在江蘇銀行等網下打新中,也出現了公募基金超額違規申報的現象。

不再那麽劃算

“線下打新以前是1000萬門檻,現在是2000萬或3000萬。現在打新,成本提高,已經沒有像之前那麽劃算了。”北京一位機構投資者表示。

由於存在資金的占用成本以及一定的融資成本,加上打新者開始逐漸增多,打新的收益已經不如上半年那麽高。毫無疑問的是,隨著線下打新參與者越來越多,必然會導致獲配率的降低,進而影響收益率。

機構人士甚至測算,隨著收益率逐漸走低,在將來打新的收益率有可能降到6%-8%。因此,打新也被稱為“階段性的政策紅利”、“布局宜早不宜遲”。

“雖然滬市的漲幅不如深市,但是總規模幾乎是2倍的深市,這也決定其收益率優於深市。”北京一家私募負責人表示。

“雖然說滬市收益更高,但對C類投資者而言,並不代表一定要參與滬市打新。”該私募負責人解釋道,因為很多C類投資者資金在2000多萬,夠不到滬市3000萬的門檻。而到了3500萬以上資金量時,則可以選擇在滬市打新。

一家大型券商人士表示,現在網下打新非常之火熱,有些時候券商也會發一些網下打新產品,這樣的產品可以用“趨之若鶩”來形容。譬如近期發的一只規模在7000萬左右的私募產品,幾乎是滿配,並且這個產品在幾天就賣光。

最大的吸引來自於幾乎零風險下的財富效應。按照新股打開漲停賣出計算,如有2000萬本金在6月份的收益會有80多萬。

“現在很多個人在申請網下申購,門檻提高,人數也在增加。”該大型券商人士進一步表示,券商自然是看到了這樣的機會。

“如果普通投資者門檻夠不到的話,現在也可以到券商來融錢。很多券商都提供了一條龍的服務,從融資到底倉對沖都提供了相應的服務。”華南某業內人士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本報記者也了解到,因為C類投資者需要配置2000-3000萬元的底倉,券商也在積極地為這些投資者出謀劃策。目前市場可見的對沖底倉配置風險的方法有融券賣出、收益互換、股指期貨套保等。這些方式成本不一、各有利弊。

違規的公募

本報了解到,對於公募基金這樣的A類投資者,打新的年化收益率一般水平是5-6%的收益。很多公募基金給保險公司定做打新產品,因為網下打新的收益對保險來說已經足夠。

“公募打新很容易賣,因為都是保險在那兒頂著。剩下的是就是湊戶數。”不止一位業內人士表示。

公募基金發行打新產品動力自然不小。在這種情況下,也出現了一些公募產品存在申報新股資金規模遠超自身資產規模的違規情形。

按照《公開募集證券投資基金運作管理辦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基金管理人運用基金財產進行證券投資,不得有下列情形,其中之一是:基金財產參與股票發行申購,單只基金所申報的金額超過該基金的總資產,單只基金所申報的股票數量超過擬發行股票公司本次發行股票的總量。

“基金專戶申報規模不得超過自身產品規模,這是有明確規定的。”一位“奔私”公募基金經理也指出。

在江蘇銀行(600919.SH)的網下申購中,財通基金的四只產品財通價值動量、財通成長優選、財通多策略、財通多策略升級等四只基金獲配。公開資料顯示,這四只基金申購數量均是8.08億股,按照江蘇銀行6.27元每股的發行價,意味著財通四只基金的申購金額都要有50.66億元。也就是說,按照相關規定,這四只基金的總資產必須要達到50.66億元。

截至6月30日,財通價值動量、財通成長優選、財通多策略以及財通多策略升級這四只基金產品的總資產分別是8.89億元、9.36億元、28.12億元和47.76億元。

“這的確是違規了。應該說基金公司的風控會註意到這一點,他們出現這樣的問題不清楚是怎麽回事。”一家大型基金公司高管如是告訴《第一財經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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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3.6萬多個地方預算未公開 多地觸“紅線”被點名

財政部8日對外公布關於地方預決算公開情況的專項檢查結果,截至2015年10月底,全國有超過3.6萬個地方預算單位未公開2015年部門預算,多地因未按規定公開部門預決算報告遭點名批評。

這一涉及省市縣三級25萬多個預算單位的大檢查,是財政部首次針對地方預決算公開情況的一次專項行動,折射出新預算法實施以來我國推進財政信息公開的進步與不足,對於進一步嚴肅財經紀律、深化財政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地方預決算公開仍存三大問題

2015年初實施的新預算法首次將預決算公開寫入法律,並對公開行為作出具體規定,一旦違規將被追求行政責任。

2015年底,財政部首次在全國範圍內組織開展了地方2015年預算和2014年決算公開情況專項檢查,涉及省市縣三級預算單位258296個。

從通報的檢查結果看,新預算法實施以來,地方預決算公開力度不斷深入。截至檢查結束,省、市兩級政府預決算公開率均達到100%;縣級政府預算公開率達到100%、決算公開率達到99%;部門預決算公開力度加大。

但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檢查發現,目前仍然存在一些瓶頸問題不容忽視,突出表現為三大問題:

——部門預決算公開有待加強。截至2015年10月31日,全國有36638個單位未公開2015年部門預算,56481個單位未公開2014年部門決算,占比分別為14.48%和22.27%。

—— 公開內容的完整性和細化程度有待提升。17個省級政府(含計劃單列市)、159個市級政府未對2015年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分地區預算匯總情況進行說明。 11個省級政府、138個市級政府未公開2014年舉借債務情況說明。1601個省級部門、16934個市級部門、91778個縣級部門未公開國內公務接 待的批次、人數。

——基層預決算公開內容與社會關註不盡匹配。基層社會公眾更關註民生資金等關系切身利益的財政補助情況,與當前基層預決算公開的內容存在一定錯位,基層預決算公開關註度較低。

多地認識不到位觸“紅線”被點名

檢查中,財政部還發現個別地方對預決算公開工作重視不夠,部分預算單位未按規定公開部門預決算報告,觸犯了預算法的“紅線”:

——福建省省檔案局、省工商聯、省廣播影視集團等38家省直預算單位未公開2015年部門預算和2014年部門決算;

——山東省省委黨校、省政府辦公廳等23家省直預算單位未公開2015年部門預算和2014年部門決算;

——寧波市市委辦公廳、市委組織部、市委宣傳部、市委政法委、市委政研室、市監察局等32家市直預算單位未公開2014年部門決算;

——貴州省貴陽市市委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市公安局、市氣象局等46家市直預算單位未公開2014年部門決算;

——江蘇省南京市高淳區66家預算單位中,除2家涉密單位外,53家未公開2015年部門預算,55家未公開2014年部門決算;

——廈門市思明區應公開2015年預算和2014年決算的58家預算單位中,有36家未公開2015年部門預算,40家未公開2014年部門決算;

——湖南省臨武縣應公開2014年決算的134家預算單位中,有89家未公開2014年部門決算;

——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賽罕區2015年政府預算於2015年1月15日經區人代會批準,公開時間為2015年11月5日。賽罕區137家應公開2015年部門預算的單位,公開時間也均超出預算批複後的20日。

出現上述問題的原因,財政部表示,一方面是由於部分地方黨政領導和預算單位負責人對預決算公開的重要性認識不夠到位,接受社會監督意識相對淡薄。

另一方面,部分預算單位以“比照上級部門”為理由拒絕公開預決算信息。此外,新聞媒體和社會公眾對基層政府和部門預決算公開信息關註度不高,尚未形成有效的監督氛圍。

檢查將成常態推動預算約束由“軟”轉“硬”

目前,針對檢查發現的問題,財政部駐各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和地方政府財政部門已依法下達處理決定,檢查的整體情況也向各省級黨委政府做了通報。

據悉,各地黨委政府對此高度重視,23個省(區、市)黨政主要領導已作出批示,要求盡快完善相關機制,進一步做好轄區預決算公開工作。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今後此類財政預決算公開專項檢查將成常態,下一步將以預決算公開作為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的重要抓手,及時研究解決預決算公開中反映出的問題,總結好的經驗做法推廣至全國。

同時,還將深入推動各地區各部門擴大公開範圍、細化公開內容、完善公開機制,並將逐步建立完善財政監督和社會監督相結合的長效機制,真正讓預算約束由過去的“寬、松、軟”轉向“嚴、緊、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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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資產規模破20萬億 不良回落 撥備覆蓋率破紅線

10月27日,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SH:601939;HK:0939)公布的三季度業績顯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建設銀行資產總額突破20萬億,達205,006.83億元,較上年末增加21,511.94億元,增長11.72%。實現凈利潤1,946.70億元,其中歸屬於本行股東的凈利潤1,938.35億元,分別較上年同期增長1.35%和1.19%;年化平均資產回報率、年化平均股東權益回報率分別為1.34%和17.16%。

三季報顯示,截至2016年9月30日,建設銀行客戶貸款和墊款總額115,153.97億元,較上年末增加10,302.57 億元,增長9.83%。客戶存款152,771.78億元,較上年末增加16,086.45億元,增長11.77%。

在存貸款業務穩定增長的同時,建設銀行中間業務增長穩健,至9月底,手續費及傭金凈收入923.14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4.09%。代理保險、理財產品、托管業務等均實現較快增長,信用卡、電子銀行等產品表現良好。

在資產質量方面,建設銀行提升不良貸款處置效率,特別值得關註的是,不良貸款率9月末已經呈現觸底跡象。不良貸款余額1,797.27億元,不良貸款率1.56%,較上年末下降0.02個百分點。

在今年8月建設銀行中期業績發布會上,建行首席風險官曾儉華已經對不良資產做出了較為樂觀的判斷:“未來幾年,不良資產仍會高位運行,但最差情況在去年年底結束了,建行新暴露的不良情況已經見底。建行今年的資產質量要好於去年。”

但是,令人擔憂的是,建設銀行三季度撥備覆蓋率為148.78%,較上年末下降2.21個百分點,已經下降至監管層設定的150%紅線之下,成為繼工商銀行之後第二家撥備覆蓋率低於監管紅線的上市銀行。就在早前,據媒體報道,工商銀行由於撥備覆蓋率低於150%,在央行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考核該指標中被扣分,該行上半年撥備覆蓋率將至143.02%。

在資本充足率方面,建設銀行各項指標均滿足監管要求。三季報顯示,2016年9月30日,建設銀行資本充足率15.36%,一級資本充足率13.54%,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13.37%。

建設銀行表示,下一步將繼續銜接國家“十三五”規劃,將戰略轉型向縱深推進,發揮自身優勢,積極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打造新的競爭優勢,加快建設最具價值創造力的國際一流銀行集團。

 

建行 資產 規模 20 萬億 不良 回落 撥備 覆蓋率 覆蓋 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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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長江經濟帶明年將率先劃定生態紅線

長期的過度開發,使全國90%以上的森林與草地不同程度受到損害,60.6%的森林與68.3%的草地嚴重退化。這僅僅是我國生態環境問題的“冰山一角”。

監測數據顯示,目前,全國水土流失面積167.75萬平方公里、土地沙化面積182.35萬平方公里,南方喀斯特地區石漠化面積9.56萬平方公里。自2000年以來,全國有5.69萬平方公里的農田、草地、森林與濕地生態系統類型轉化為城鎮生態系統,4.06萬平方公里草地、濕地等自然生態系統開墾為耕地。

全國有面積在5公頃以上的礦產開發點52566個。礦產資源開發生態環境破壞和環境汙染嚴重,地面沈降、滑坡、潰壩等次生地質災害頻發。

與2000年相比,我國天然林面積減少了10.3%,我國東部湖泊面積減少了2.7%,自然海岸線長度減少了10.7%,野生動植物自然棲息地減少,生態系統提供服務功能的能力下降。

環境保護部日前公布的《全國生態保護“十三五”規劃綱要》稱,“總體上,我國生態惡化趨勢尚未得到根本扭轉,生態保護與開發建設活動的矛盾依然突出,生態安全形勢依然嚴峻。”

規劃綱要介紹,現階段,我國面臨的三大生態問題:

生態空間遭受持續威脅。城鎮化、工業化、基礎設施建設、農業開墾等開發建設活動占用生態空間;生態空間破碎化加劇,交通基礎設施建設、河流水電水資源開發和工礦開發建設,直接割裂生物生境的整體性和連通性;生態破壞事件時有發生。

生態系統質量和服務功能低。低質量生態系統分布廣,森林、灌叢、草地生態系統質量為低差等級的面積比例分別高達43.7%、60.3%、68.2%。全國土壤侵蝕、土地沙化等問題突出,城鎮地區生態產品供給不足,綠地面積小而散,水系人工化嚴重,生態系統緩解城市熱島效應、凈化空氣的作用十分有限。

生物多樣性加速下降的總體趨勢尚未得到有效遏制。資源過度利用、工程建設以及氣候變化影響物種生存和生物資源可持續利用。我國高等植物的受威脅比例達11%,特有高等植物受威脅比例高達65.4%,脊椎動物受威脅比例達21.4%;遺傳資源喪失和流失嚴重,60%-70%的野生稻分布點已經消失;外來入侵物種危害嚴重,常年大面積發生危害的超過100種。

而在監管體制上,問題也不少。環保部介紹,生態保護工作目前仍按生態要素分別設置生態保護管理機構,難以對生態系統實施整體性保護。由於權責一致的統一管理體制和協調聯動機制尚未建立,未能實現所有者和監管者分離以及一件事情由一個部門負責,直接影響生態保護效果。此外,全社會共同監督的機制尚未建立,尚未建立統一的生態監測監控網絡。

2017年底前,京津冀區域、長江經濟帶沿線各省(區、市)將率先劃定生態保護紅線。圖為航拍長城。攝影/章軻

根據規劃綱要,“十三五”期間,我國將按照山水林田湖系統保護的要求,陸海統籌、上下聯動,打破要素、區域界限,對各類生態系統實施統一保護和監管,增強生態保護的系統性、協同性。

目前,全國已建立各類自然保護區2740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428個)約占陸地國土面積的14.8%,超過90%的陸地自然生態系統類型、89%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類得到保護。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2020年,我國還將新建30-50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完成200個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規範化建設,全國自然保護區面積占陸地國土面積的比例維持在14.8%左右(包括列入國家公園試點的區域)。

同時,我國將完成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本底調查與評估,建立生物多樣性觀測網絡,加大保護力度,國家重點保護物種和典型生態系統類型保護率達到95%。生態監測數據庫和監管平臺基本建成,還將推動60-100個生態文明建設示範區和一批環境保護模範城創建。

對於生態保護的紅線劃定問題,規劃綱要提出,“十三五”期間,將制定發布《關於劃定並嚴守生態保護紅線的若幹意見》。按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結合的原則,各省(區、市)在科學評估的基礎上劃定生態保護紅線,並落地到水流、森林、山嶺、草原、濕地、灘塗、海洋、荒漠、冰川等生態空間。

2017年底前,京津冀區域、長江經濟帶沿線各省(區、市)劃定生態保護紅線;2018年底前,各省(區、市)全面劃定生態保護紅線;2020年底前,各省(區、市)完成勘界定標。在各省(區、市)生態保護紅線的基礎上,環境保護部會同相關部門匯總形成全國生態保護紅線,向國務院報告,並向社會公開發布。到2020年,基本建立生態保護紅線制度。

環保部介紹,“十三五”期間,我國將建立“天地一體化”的生態監測體系。利用衛星和無人機航空遙感技術,提高生態遙感監測能力。到2020年新建、改建或擴建50個陸地生物多樣性綜合觀測站,建成800個以上生物多樣性觀測樣區。建設一批相對固定的生態保護紅線監控點。優先在長江經濟帶、京津冀地區建立觀測站和觀測樣區。

與此同時,定期開展生態狀況評估,包括年度重點區域生態環境質量狀況評價和五年生態環境狀況調查評價。2016年啟動2010-2015全國生態狀況調查與評估,2020年完成“十三五”時期全國生態狀況調查與評估,形成全國生態狀況定期評估機制。全面開展生態保護紅線、重點生態功能區、重點流域及城市生態評估,系統掌握生態系統質量和功能變化狀況。

京津冀 京津 長江 經濟帶 經濟 明年 率先 劃定 生態 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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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制定PM2.5濃度紅線 五年要降30%

11月8日,北京市政府召開常務會議,北京市委副書記、代市長蔡奇主持會議。會議審議通過《北京市“十三五”時期環境保護和生態環境建設規劃》(以下簡稱規劃),確定“十三五”時期本市生態環保目標。依據規劃,2020年,本市PM2.5年均濃度比2015年下降30%,降至每立方米56微克左右,全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超56%。

空氣質量優良天數比例超56%

“十二五”期間,本市空氣中的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顆粒物(PM10)和總懸浮顆粒物(TSP)等主要汙染物年均濃度平均下降27.4%。國家環境空氣質量新標準實施後,細顆粒物(PM2.5)濃度比2012年下降15.8%。

依據規劃,到2020年,大氣和水主要汙染物排放總量持續削減;大氣和水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土壤環境質量總體清潔,生態環境質量保持良好;環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進一步提升。2020年,PM2.5年均濃度比2015年下降30%,降至每立方米56微克左右;全市空氣質量優良天數的比例達到56%以上。

清潔優質能源比重提高到90%

規劃提出,“十三五”期間,本市以“煤改氣”“煤改電”“太陽能+輔助熱源”等多種改造方式,推進壓減城鄉接合部和農村地區居民用生活散煤。到2020年底,實現全市基本無燃煤鍋爐,平原地區基本實現平房采暖“無煤化”;經營性服務行業的燃煤設施全部改用清潔優質能源。

到2020年,本市將嚴格控制能源消費總量,推動能源結構清潔化。全市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在7651萬噸標準煤以內,形成以電力和天然氣為主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為輔助的能源供應體系。到2020年,清潔優質能源比重提高到90%以上。

同時,加快退出低排放標準的機動車。嚴格執行新增出租車“8改6”強制淘汰制度,到2020年,全市在用燃油出租車力爭達到國Ⅴ及以上標準。

企業汙染減排實行全程管理

依據規劃,本市將繼續淘汰建材、化工、機械、印刷等行業汙染排放大的企業和汙染排放較大的落後工藝。到2017年底前完成全市50個重點區域、200個重點行政村的“散、亂、汙”企業清理整治。

2017年底前,19個市級以上工業園區全部建成生態工業園區,實現能源梯級利用、廢棄物排放最小化、產業循環式組合。到2020年,完成400家以上企業的清潔生產審核,其中強制性審核150家,實現節能降耗和汙染減排的全過程管理。

用水總量不超43億立方米

“十三五”期間,本市將遵循“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產”的原則,實施全市用水總量調控,形成量水發展新模式,提升水環境容量。到2020年,全市用水總量將控制在43億立方米以內。同時,保障飲用水源安全,聚焦黑臭水體和劣Ⅴ類水體治理,綜合治理生活汙水、工業廢水和農業汙水,繼續提高汙水處理能力,推進汙水管網建設,加大水資源調配、補給力度,改善水環境質量。

全市森林覆蓋率提高到44%

“十二五”期間,全市林木綠化率、森林覆蓋率分別提高到59%和41.6%。生態環境質量級別保持良好。

依據規劃,2020年全市森林覆蓋率提高到44%。本市將加強西、北部生態涵養區的生態保護和建設,結合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等重點生態功能區的保護,強化生態服務和水源涵養功能。完善平原地區主要道路、河流兩側綠色生態廊道,繼續實施平原38萬畝綠化工程。加強森林撫育,實施300萬畝中幼林撫育工程。加快道路綠地景觀、濱水綠廊和公園綠地建設。建設環京森林濕地公園環,恢複濕地8000公頃,新增濕地3000公頃。

北京 制定 PM2 濃度 紅線 五年 年要 要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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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並購重組審核收官:24起被否案例厘清監管紅線

伴隨一系列監管政策的出臺和實施,2016年被稱為並購重組市場的“最嚴監管年”。監管層以完善和修訂交易規則、提升問詢和審核力度等多種途徑,全面清理並購市場各類頑疾;市場則加緊調整和適應,保證資本運作效率。證監會並購重組委在2016年共召開103次會議、審核275起並購重組申請;上會重組數量和交易總額同比都有不同程度回落,但整體仍處於歷史高位水平。

展望2017年,並購重組審核工作即將於1月4日全面啟動,從嚴監管趨勢未有松動之勢。從去年24起被否的重組案例審核意見來看,持續盈利能力、信息披露的完善程度、控制權的穩定性、合法合規性等成為審核和問詢工作的重點,也未新一年的並購重組市場明確了監管邊界和規則紅線。

並購井噴之勢小幅回落

因為三大監管條例的出臺和實施,2016年的並購重組市場被鮮明的分為了上、下半場。

2016年6月17日,證監會就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公開征求意見,“借殼”標準進行了全面修訂。同日,證監會上市公司監管部發布兩則常見問題解答,分別是《關於上市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同時募集配套資金的相關問題與解答》、《關於上市公司業績補償承諾的相關問題與解答》,對重組交易中業績承諾、募投資金的細節問題進一步予以明確。

以三大監管條例出臺為分界點,上半場是繼續井噴的並購大潮,市場需求是核心驅動力。尤其2016年一季度時,並購市場的多項指標都已逼近2015年全年水平。投中的統計數據就顯示,2016年一季度中國並購市場進行中的並購案,所涉及的交易規模已接近去年全年的並購規模。而在A股市場,僅創業板去年一季度發布的並購預案融資額就已超過2015年全年。

但在上述監管條例出臺後,並購市場風向急轉,監管成為下半場最重要的影響因素。三個監管條例,意在全面堵漏規避“借殼”的交易,整治“殼”股炒作、忽悠式重組等A股頑疾。據本報此前報道,去年7月最後一周,就出現了5家上市公司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申請連續被否的“高壓”期。此後,市場經歷重組大量終止、“類借殼”闖關折戟等不斷的適應和實踐,逐漸進入常態化的並購2.0時代。

從數據看並購重組的“最嚴監管年”,市場熱度略有下降,且嚴監管至今未有放松之勢。

據證監會官網數據統計,2016年證監會並購重組委共召開103次會議、審核275起並購重組申請;相比2015年審核的339起重組方案,審核數量環比下降了19%。以審核通過的並購重組案例統計來看,A股2016年並購交易單數、交易總額同比都有所下降。但2016年整體仍處於歷史高位水平,且單筆交易金額有所提升;與之對應的是,在2014年時並購重組委召開78次會議、審核了194起並購重組申請。

並購重組的嚴監管之勢,在數據統計中也有明確體現。2016年有24起並購重組方案未獲通過,較2015年的22起環比有升,整體通過率下降了2.3%。在6月17日新規公布後,證監會共召開了61次並購重組會議,審核未通過率由新規前的6.67%,快速上升至14.15%。

此外,對於“帶傷上會”的並購重組申請,監管態度也開始有所收緊;在三大監管條例出臺後,有條件通過率由此前的55%下降至年底的34.8%。

24起被否案例明確監管紅線

在24起被否的並購重組案例背後,當前監管“四大雷區”已逐漸明確。包括持續盈利能力存疑、估值和定價差異等信息披露不充分、控制權存在不確定性、違法公開承諾與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等,都是過去一年里並購重組被否的重要原因。這同樣也為新一年的並購重組市場,明確了監管邊界和規則紅線。

具體來看,標的資產的盈利能力仍是審核的重中之重。被否的24起重組申請中,涉及盈利能力的審核意見達15起,表述內容包括標的盈利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持續虧損不利於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業績真實性無法判斷、持續盈利能力披露不充分等。因控股權存在不穩定性而被否決的重組有3起,審核意見主要為交易完成後實際控制人認定依據披露不充分。此外,交易估值和股權定價的前後差異較大也被多次提及,還與盈利能力、控股權認定等重合出現在審核意見中。

 

 

監管趨緊不僅以審核否決的形式呈現。值得註意的是,上述審核意見相關內容也均是滬深交易所並購重組問詢函、重組說明會和證監會反饋意見中的重點監管內容。此外,有市場消息稱此前的保代人培訓中曾透露,並購重組審核將減少“有條件通過”的中間地帶,主要保留“無條件通過”和“否決”兩項審核。

與之呼應的是,並購汪研究中心的統計顯示,2016年上半年獲有條件通過的並購重組申請占比是57%,在7月和8月時下降至35%,9月和10月期間已低至25%,在年末最後兩個月才有所回升。“帶有較為明顯‘小硬傷’的方案,在上會之前應該詳盡回複並妥善處理監管所問詢或反饋到的問題,以提高過會概率。”報告稱。

某正進行重組且被下發問詢函的上市公司內部人士透露,交易所當前的重組審核極為審慎,公司重組草案已進行了修訂,但即便是已回複的問詢函內容也有可能被二次問詢,上會目前尚未有明確時間表。就該公司的重組方案來看,重組目的和資產定價的合理性、涉訴情況的最新進展是決定其重組命運的關鍵。

另一家上市公司重組相關人士則表示,此次重組交易中采取了現金支付的方式,按現行規定可以免於證監會審核,但交易仍收到了交易所的問詢函。公司目前已就相關問題與交易所多次溝通,並正按要求完善交易方案;但部分問題仍需要等待監管層的認可,目前仍在停牌中。

而展望2017年的並購重組市場,除嚴監管態勢延續之外,市場對中概股和港股回歸也報以高度關註。去年5月證監會宣布,對中概股回歸A股的明顯價差、殼資源炒作等現象予以高度關註,對可能引起的影響進行深入分析研究。此表態被市場認為是中概股回歸之路全面收緊的開始。

隨後,萬里股份與搜房網的交易在7月終止,前者宣布暫時撤回向證監會提交的申請文件。永達汽車借殼揚子新材在當年9月9日公告終止籌劃重組。幾天後,港股上市公司背景的中軟國際與博通股份的重組也宣布終止。這期間,A股未有新增中概股或港股通過“借殼上市”而回歸A股的案例。目前,仍在進行中的忠旺集團借殼中房股份、威高骨科借殼恒基達鑫也一直未有新的進展。有外資行投行部人士此前曾對本報表示,其負責的某中概股回歸項目並未取消,從此前監管層表態來看,未來有望出臺專門的規則來重新推進;但從當前來看只能等待政策的進一步明朗。

2016 年並 並購 重組 審核 收官 24 起被 被否 案例 厘清 監管 紅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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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板”劃紅線 國務院重申屬地監管

從貴金屬、原油、郵幣卡、微盤,到“原始股”、“優先股”,再到私募債,地方交易所風險事件一波接著一波。進入2017年以來,監管層密集召開高級別會議,部署對非法交易場所的檢查和監管。

證券和期貨交易更是具有特殊的金融屬性和風險屬性,直接關系到經濟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而且,作為多層次資本市場的基礎層,俗稱“四板”的區域性股權市場風險更加不容忽視。特別是在互聯網金融助推之下,交易所風險防控亟待提升。

1月11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李克強總理再次重申對區域性股權市場的要求,並從經營範圍、運營主體、投資者適當性以及監管權屬方面劃出“紅線”。

重申38號文

2011年,《國務院關於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切實防範金融風險的決定》(國發[2011]38號)發布,根據“38號文”安排,清理整頓各類交易場所部際聯席會議正式成立。

自發布以來38號文發布以來,聯席會議已召開三次。1月9日召開的第三次聯席會議上,監管層部署開展一次交易場所清理整頓“回頭看”活動,計劃用時半年。

值得一提的是,聯席會議特別關註到部分股權交易場所違規上線私募債產生兌付風險的問題。

與此同時,國務院常務會議再次重申38號文要求,並對區域性股權交易所定位和監管權屬做出明確。

一是要促進區域性股權市場在規範中發展,發揮其主要服務所在省級行政區域內中小微企業的積極作用。但是對目前跨區域經營的,要求抓緊調整規範。二是規定各省(區、市)和計劃單列市區域性股權市場由1家機構負責運營。對同區域多家運營機構的,要求積極穩妥整合。

三是重申要實行合格投資者制度。參與區域性股權市場交易的,應當是依法設立且具備一定條件的法人機構、合夥企業以及具備較強風險承受能力和一定規模金融資產的自然人等。

四是明確監管權屬。其中,省級人民政府負責按規定對區域性股權市場實施監管,並承擔風險處置責任。而證監會則負責對發行證券的範圍、交易方式、持有人數量等制定規則,並對監管工作進行指導、協調和服務。

作為聯席會議的牽頭部門,證監會先後出臺多個文件,規範區域股權市場。2012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之後,證監會發布《關於規範證券公司參與區域性股權交易市場的指導意見(試行)》,對中介機構參與地方股權市場做出規範。

更系統的規範文件是在2015年。在《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的若幹意見》(國發〔2014〕17號)和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做出部署之後,證監會發布《區域性股權市場監督管理試行辦法(征求意見稿)》(下稱《辦法》),對區域性股權市場的基本定位、功能作用、監管體制、監管底線、市場規則和支持措施等作出了規定。

當時證監會提出,按照負面清單的思路進行管理,並計劃推出專門服務於區域性股權市場的小微證券公司試點,引導依法設立的私募投資基金等機構投資者參與區域性股權市場。

《辦法》自2015年6月開始征求意見,10月份證監會表示“擬報國務院批準後發布”,但是之後遲遲沒有出臺。

防風險、降杠桿

證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9月底全國已設立40家區域性股權交易場所,掛牌企業1.35萬家,展示企業5.4萬家,累計為企業實現各類融資規模達到6450億元。

過去兩年新三板市場發展迅速,這讓市場各方對“四板”市場也充滿想象。上海、前海、天津、齊魯等多個股權交易中心都從交易制度、企業結構等方面嘗試創新。

期待已久的“政策紅利”並沒有出臺,迎來的反而是更加嚴厲的監管措施。在多層次資本市場的結構中,區域股權市場被定位為“私募股權市場”,監管層對其服務中小微企業的能力寄予厚望。11日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也提到,要以有力的協同監管“逐步降低企業杠桿率”。

同樣強調的是風險防控。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反複強調“防控金融風險”,而包括股權交易所在內的地方市場卻風險不斷。各地交易所良莠不齊,問題繁多。

有券商場外市場部人士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四板”市場在股權質押、私募債業務當中都存在不合規,投資者適當性管理不嚴格,甚至有中介機構撮合交易,最基本的掛牌業務也不夠規範。

“近期‘四板’市場以及其他交易所,風險問題有所擡頭。這也是國務院為何重申38號文的要求。”原太平洋證券副總裁、企巢新三板學院院長程曉明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區域性股權市場的核心問題是缺少流動性,交易不足,無法解決資本市場的定價問題,很難發揮股權融資的功能,一直以來發展都比較困難。

但是私募債等所謂創新措施,並不屬於地方股權交易市場的核心職能。他認為,股權融資可以實現投融資雙方的風險共擔,但是債權融資不能。因此股權融資能夠支持創新、支持小微,債權融資不能。所以,要真正支持中小微企業融資,還是要發展股權融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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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俊波警告踩紅線險資:露頭就打、出手要快、下手要狠

1月12日,中國保監會主席項俊波在出席2017年全國保險監管工作會議時指出,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是我們黨95年歷史中,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的一次會議。全會的重大歷史貢獻就是明確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地位,正式提出“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全會從“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高度,對從嚴治黨作出部署,這是對黨的建設實施的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工程,必將對我們黨和國家的建設產生深遠影響。學習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是今年乃至今後相當長一個時期保險監管系統的一項重要政治任務。要堅決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全會精神上來,牢固樹立“四個意識”特別是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決服從、堅決捍衛和衷心擁戴習近平總書記這個領導核心,堅定不移把全面從嚴治黨貫徹落實到保險監管工作的各個方面,確保黨始終成為保險監管工作和保險強國建設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項俊波指出,2017年是黨的十九大召開之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承上啟下的重要一年,也是實現保險強國建設目標的關鍵一年,做好今年的保險監管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2017年保險監管工作總的指導思想是: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按照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和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始終堅持“保險業姓保、保監會姓監”,從嚴從實加強監管履責,積極穩妥處置潛在風險點,堅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充分發揮保險保障功能,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項俊波強調,做好2017年的保險監管工作,關鍵在於全面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經濟金融工作的決策部署,把“保險業姓保、保監會姓監”理念貫穿到監管工作各個方面。要打贏一場硬仗,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把防控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重點圍繞公司治理、保險產品和資金運用三個關鍵領域,下決心處置潛在風險點。對於觸碰風險紅線的,要堅持露頭就打,出手要快、下手要狠,確保把風險消滅在萌芽狀態;對於形成風險隱患的,要增強同風險賽跑的意識,跑在風險前面,瞄準要害、果斷處置,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風險。要強化兩個建設,為加強改進監管提供強有力保障。牢牢抓住能力建設和制度建設兩條主線,把提升監管能力作為強化監管的重要基礎,把完善規章制度作為強化監管的重要支撐,著力打造符合時代要求的監管幹部隊伍和現代保險監管體系,全面提升新形勢下從嚴從實監管的能力和水平。要做實三項服務,把保險業服務全局推向新的高度。從服務脫貧攻堅、服務實體經濟、服務社會治理體系建設三個方面入手,全面落實“保險業姓保”,把保險立足全局、融入全局、服務全局推向新的高度。要抓好四大改革,繼續以深化改革引領發展新常態。適應把握引領發展新常態,按照加快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改革要求,積極深化市場體系改革,有序推進條款費率改革,穩步實施資金運用改革,加快擴大對外開放合作,進一步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中更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保險需要。

項俊 俊波 警告 紅線 險資 露頭 就打 打、 出手 要快 快、 下手 要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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