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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稅率最低的大企業係…… 林智遠

過半毛利交了稅費 制造業盼降增值稅率

“現在最大的困難就是企業稅費負擔重，占了毛利一半以上。”

不久前，江蘇省的常熟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場投資者路演結束後，江蘇安智博電子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孫向榮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在場的多位企業家有相同的感受。

國家近兩年大力減稅降費，但不少企業家感受並不明顯。在場的企業家們建議大幅降低制造業17%增值稅稅率，目前相關部門正在研究。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6月29日作《國務院關於2015年中央決算的報告》（下稱《報告》），同時部署下一階段財稅工作，首先強調的正是落實各項減稅降費政策，增強企業發展動力。

企業稅費負擔重

孫向榮舉例稱，比如企業100元的銷售收入，減去50元的成本後，還剩50元毛利，之後要繳納17%的增值稅、附加稅費、企業所得稅和社保費用，超過一半的毛利都被稅費吃掉了，稅費負擔沈重。

江蘇德長醫療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吳長旺告訴本報記者，稅費負擔的確重，尤其是17%的增值稅稅率有些高。

今年2月份創立了蘇州納樸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徐常明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成立公司後招人發現，人力成本太高了，這主要反映在社保費用上。

星動通訊科技(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彭文峰說，公司給員工繳納的各種社保費率占了員工工資差不多30%，企業為此付出了很大一部分成本，員工卻感受不到，而且社保費率過高讓企業不太敢給員工提工資。

中國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去年10月發布了2015年全國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被調查企業要求出臺“稅收減免”政策的呼聲最高，反映此訴求的企業比例達到80%；還有68%的企業希望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審批，63%的企業希望進一步降低融資成本，51%的企業希望進一步取消不合規的收費和攤派。

其實，在經濟下行壓力下，國家近兩年加大了對企業減稅降費力度，尤其是針對小微企業和高科技企業。今年降稅力度更大，僅5月1日已全面推開的營改增預計減稅規模達到5000億元，是本屆政府最大的減稅舉措。

樓繼偉在上述《報告》中稱，要密切跟蹤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運行情況，加強對企業的指導和服務，及時解決改革中遇到的問題，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除了減稅外，國家降費力度也在加大。

繼去年國務院降低社保五險中的三個險種費率後，今年“五一”再次階段性降低企業社保費率和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對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超過20%的省份，將繳費比例降至20%；單位繳費比例為20%且2015年底基金累計結余可支付月數超過9個月的省份，可以階段性降低至19%。目前一些地方已經調低社保費率等。

國務院測算，此次降低社會保險費的措施每年可減輕企業負擔1000多億元。

17%增值稅有望降低

不過，在場初創企業反映，盡管國家加大了減稅降費舉措，但企業真正感受到減負並不明顯。

今年6月7日，國新辦就促進民間投資健康發展專項督查有關情況舉行吹風會，第四督查組組長、財政部副部長劉昆表示，從督查情況看，一些企業在稅費負擔方面的獲得感不強，有一些企業反映負擔比較重，獲得感不強和真金白銀(減稅費)實際上有矛盾。

劉昆分析，在經營環境比往年差的背景下，企業利潤下滑，即使稅費減少了，但企業感覺負擔仍較重。企業經營範圍不同，有些行業減稅力度大一些，有些則小一些。當前的稅費規則體系較為複雜，稅收優惠政策還在逐步落實。營改增對企業管理水平要求較高，特別是5月1日營改增全面推開後，有些企業管理跟不上，導致抵扣鏈條不完整，這種情況下企業擔憂稅負增加。

劉昆表示，必須提高企業在減稅費方面的獲得感，包括對一些可達性不高的稅收優惠政策做調整，進一步清理行政性收費等。

吳長旺等企業家建議，國家可以降低17%的增值稅稅率，減輕企業稅負。

其實，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到的降成本舉措中，就包括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

上海財經大學胡怡建教授曾對本報記者分析，現行工業、商業增值稅稅率是17%，服務業增值稅稅率為11%和6%，從增值稅改革的趨勢來看，未來稅率應該統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未來的改革就是工業等增值稅稅率會有所降低，現在制造業遇到了困境，企業成本較高，特別是增值稅對工業企業成本影響比較大，未來工業增值稅率有可能會先行降低。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TCL董事長李東生建議，將制造業增值稅稅率由17%降至12%。

李東生表示，17%的增值稅23年來沒有變過，且增值稅稅率高於與我國制造業相競爭的幾個國家，比如日本（5%）、韓國（10%）、越南（10%）、印尼（10%）等。該稅項最終會體現在國內產品銷售價格上，造成同樣商品價格在國內市場要高於國外市場。在全球經濟尚未複蘇的情況下，不利於增強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

全國政協委員、吉利集團董事長李書福也在今年全國兩會上建議，大幅度降低增值稅稅率。

英國為防退歐沖擊放大招：公司稅率將降至15%以下

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日前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表示，將把英國公司稅率從現在的20%降至15%以下，以吸引資金在退歐公投後繼續投資英國，這也將讓英國成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公司稅率最低的國家。奧斯本表示降稅是其低稅率體系打造“超強競爭力經濟”計劃的一部分。

英國財政部一名發言人確認了降稅計劃，但表示具體實施日期尚未確定。

首相成了跛腳鴨後，奧斯本成了英國的中流砥柱

下一個“避稅天堂”?

奧斯本對《金融時報》表示，為了向投資者證明英國依然“對商業持開放態度”，“英國在這條路上走下去”非常重要。今年3月，奧斯本曾表示到2020年，英國公司稅將降至17%以下。

在公投前，奧斯本曾表態說，如果英國投票脫離歐盟，他就不得不推出價值30億英鎊的增稅和開支削減措施，以修複退歐對公共財政造成的破壞。但英國BBC記者勒加特(Theo Leggett)表示，奧斯本的實際策略完全不同：後者提議降低公司稅，使英國成為公司稅率最低的主要經濟體之一，意在幫助英國在與歐盟關系處於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吸引新投資、討好企業。

如此大刀闊斧降低公司稅的目標如果達成，英國的公司稅率將接近愛爾蘭12.5%的稅率，這將激怒歐盟各國的財政部長。而鑒於近期英國和谷歌等跨國公司所達成的稅收協議引發爭議，降低公司稅的做法也可能疏遠選民。

今年1月，谷歌與英國政府達成和解協議，同意向英國補繳1.3億英鎊稅款，此舉引發其他國家的批評，認為這一數目太小。法國財長薩潘當時評論說，該協議“更像是協商的產物，而不是對法律的執行”。

據路透社援引經合組織內部備忘錄中奧斯本的原話，英國退歐“可能會迫使英國在稅收政策上更加激進”，而朝著這一方向的進一步措施“則可能將英國真正變成一個類似於避稅天堂般的經濟體。”

除了降低公司稅，奧斯本的經濟計劃中還包括：推動新一輪來自中國的投資、保證對銀行貸款的支持、加大對北部發電廠的投資等。

“沖擊跡象”

由於擔心英國退歐可能拖累經濟，奧斯本已經放棄了他在2020年前實現政府財政盈余的長期目標。他表示，在英國投票決定脫離歐盟之後，英國經濟正在顯示出受到沖擊的“清晰跡象”，“我們如何對此作出應對，將對就業和經濟增長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經濟學家也就英國退歐的影響發出了警告。英國財政研究院(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院長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表示：“英國投票離開歐盟後，英國經濟顯然正在進入下降通道，可能演化成一場經濟大衰退，也可能使經濟增長保持在非常非常低的水平。”

日前有報告稱，英國央行英格蘭銀行或將在本周降低各家銀行應對意外風險所需的風險撥備金要求。英國央行將在周二發布其兩年一次的金融政策委員會會議結果，這場會議主要聚焦於英國財政穩定所面臨的種種風險。

英格蘭銀行行長卡尼此前曾表示，央行將“采取一切其認為恰當的措施來支持財政穩定。”其中一項可能的措施就是降低對各家銀行的撥備金要求，以幫助刺激經濟。

奧斯本表示，英國將積極達成一些全新的雙邊貿易協議，他將於今年訪問中國，希望借此確保有源源不斷的投資進入英國。

奧斯本承諾“將維持去年我們制定的公共財政方案”，並在今年秋季就脫歐對英國經濟造成的結構性破壞進行評估。他還表示，無論下一任英國首相是誰，都必須盡最大的可能保證英國的商品、服務和金融服務能夠進入歐盟單一市場。不過他也承認，由於英國人想對進入英國的歐盟移民進行限制，這方面的努力將受到一定限制。

消費稅改革來了，兩部門明日起大幅下調化妝品稅率

據財政部網站30日消息，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發布通知，取消對普通美容、修飾類化妝品征收消費稅。

將“化妝品”稅目名稱更名為“高檔化妝品”，征收範圍包括高檔美容、修飾類化妝品、高檔護膚類化妝品和成套化妝品，稅率調整為15%(此前稅率為30%)。

自2016年10月1日起執行。

財政部：將適時啟動增值稅立法，現有四檔稅率要簡並

2日，國新辦舉行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介紹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的運行情況。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表示，下一步增值稅改革要進一步完善，現有的四檔稅率要簡並，營改增承繼的優惠政策將調整優化，將適時啟動增值稅立法工作。

發布會現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提問，目前工商業實行17%的增值稅稅率，服務業主要實行6%的增值稅稅率，工商業與服務業稅率差異大，不少工商業企業呼籲是要降低17%的稅率，這方面財政部怎麽考慮的?會不會有下調的空間?

史耀斌表示，增值稅目前有四檔稅率，有17%、13%、11%、6%。設計多檔稅率主要考慮為了保證營改增的平穩進行，平衡企業的稅負、經濟的增長和稅制改革之間的關系。

生活服務業設計為6%的稅率，主要考慮到提供服務的主要支出是勞務，機器設備或者不動產相對工商業和制造業要少很多，可以抵扣的進項少，因此設置6%的稅率。制造業可抵扣的進項稅額大，17%的稅率是合適的。特別是全面試點以來，制造業從四大行業取得的進項稅額大幅增加，雖然不是新納入的試點行業，但實際享受的減稅紅利也很大。

史耀斌稱，增值稅是個中性的稅種，也是良性的、比較好的稅種。因為它是環環抵扣的，避免了重複征稅，這個機制是靠著環環抵扣一層層向下傳遞的，因此要比較不同行業或者是不同納稅人的稅負高低，不能僅看它的名義稅率，要看它的實際稅負。

關於營改增試點全面推開以後，接下來增值稅的改革會再繼續推出哪些措施，史耀斌回應稱，下一步增值稅改革要進一步完善。具體來說，增值稅目前的稅率有四檔，稅率今後需要簡並。營改增承繼了很多優惠政策，優惠的方式既有減稅、免稅，又有差額征稅等方式，哪些應該調整，哪些應該作為長期的制度安排，都要做出選擇。既提高稅收優惠的力度和效應，又避免對企業的經營行為產生扭曲，也避免偷稅漏稅的現象出現。

史耀斌還表示，立法的工作需要與增值稅改革試點和改革方案有機結合，將適時啟動增值稅立法工作，把改革成果和改革取得的成效、制度性安排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增強稅制的規範性、強制性和有效性。

財政部：上海等15個服貿創新區先進企業減按15%所得稅率

12月2日從財政部網站獲悉，財政部近日印發《關於在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推廣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其中指出，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在天津、上海等15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實行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符合條件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通知》還列出了技術先進型服務業務領域範圍（服務貿易類），包括信息系統集成服務、文化產品數字制作及相關服務、中醫藥醫療保健及相關服務等8種服務類別。

關於在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推廣技術先進型

服務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

財稅〔2016〕122號

天津、上海、海南、深圳、浙江、湖北、廣東、四川、江蘇、山東、黑龍江、重慶、貴州、陜西省(直轄市、計劃單列市)財政廳(局)、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商務主管部門、科技廳(委、局)、發展改革委：

為加快服務貿易發展，進一步推進外貿結構優化，根據國務院有關決定精神，現就在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推廣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通知如下：

一、自2016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止，在天津、上海、海南、深圳、杭州、武漢、廣州、成都、蘇州、威海和哈爾濱新區、江北新區、兩江新區、貴安新區、西鹹新區等15個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試點地區(以下簡稱試點地區)實行以下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

1.符合條件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

2.符合條件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實際發生的職工教育經費支出，不超過工資薪金總額8%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超過部分準予在以後納稅年度結轉扣除。

二、本通知所稱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須滿足的條件及有關管理事項，按照《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商務部 科技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完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59號)的相關規定執行。其中，企業須滿足的技術先進型服務業務領域範圍按照本通知所附《技術先進型服務業務領域範圍(服務貿易類)》執行。

三、試點地區人民政府(管委會)財政、稅務、商務、科技和發展改革部門應加強溝通與協作，發現新情況、新問題及時上報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商務部、科技部和發展改革委。

四、《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商務部 科技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完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有關企業所得稅政策問題的通知》(財稅〔2014〕59號)繼續有效。

財政部 國家稅務總局 商務部

科技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2016年11月10日

附件：

技術先進型服務業務領域範圍(服務貿易類)

增值稅率簡化提上日程，學者建議基本稅率9%或10%

在完成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5000億元減稅目標，實現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承諾後，財政部開始考慮啟動增值稅立法，而簡化增值稅稅率提上日程。

現行增值稅稅率有17%、13%、11%和6%四檔，稅率檔次過多，實際操作中企業類似業務適用不同稅率，不利於公平競爭。但為了減輕企業稅負，確保5月1日營改增全面順利推開，財政部沒有簡並稅率。

“下一步要完善增值稅改革，現有的4檔增值稅率需要簡並，優惠政策要優化。”財政部副部長史耀斌在近日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稱。對於呼聲較高的降低制造業17%的增值稅稅率，史耀斌在會上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制造業可抵扣進項額大，17%的稅率並不意味著稅負高，未來是否降低還需要統籌研究。

目前學界對簡化增值稅稅率有不同聲音。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認為可以設定10%的增值稅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兩檔。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表示，增值稅稅率可以由17%降至9%。

“也有專家建議我國增值稅稅率設在11%或12%等。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17%增值稅稅率並不低，未來有下降空間，但稅率大幅下調意味著財政收入大幅下滑，因此未來增值稅率簡化需要統籌考慮現代稅制和財政承受能力等因素。估計一兩年內增值稅稅率不會大動。”普華永道中國中區流轉稅服務的主管合夥人李軍對第一財經稱。

下一步簡化稅率

5月1日，隨著建築業、房地產業、金融業和生活服務業1000多萬戶納稅人實行營改增，營改增全面推開。當時李克強總理承諾實現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也已兌現。

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納入營改增試點的上述四大行業26個細分行業稅負下降14.8%，今年前10個月營改增累計減稅3717億元，全年能實現減稅5000億元以上。

營改增實際操作中的一些問題也逐步得到解決，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營改增補丁文件超過40份，這解決了不少行業營改增面臨的實操問題。

隨著營改增順利平穩推進，營業稅徹底告別歷史舞臺，而增值稅改革卻剛剛開始。

在12月2日的國務院新聞辦全面推開營改增吹風會上，史耀斌表示，今後要根據經濟的發展、改革的需要、立法的要求進一步推動增值稅改革，比如要簡並稅率的檔次。

李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際上其他采用增值稅的國家稅率檔次一般就一兩檔，而我國目前增值稅稅率和征收率加起來有7檔，除了四檔增值稅稅率，還有適用於小規模納稅人的三檔增值稅征收率5%、3%和1.5%。檔次過多帶來類似業務適用政策不一問題，不利於公平競爭，不利於充分發揮增值稅中性作用。

他舉例說，一家電視生產服務企業如果要送電視上門服務並安裝調試，售賣電視適用17%增值稅稅率，電視送到用戶家里如果按運輸適用11%增值稅，如果按派送則適用6%增值稅，對電視進行安裝調試適用6%增值稅。對於企業來說這幾項服務是按單獨業務來確定相應稅率，還是作為混合銷售按17%來征稅，不同的企業策略不同，但類似業務帶來稅負不等。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也認為，目前增值稅稅率需要統一，因為制造業和服務業增值稅率差異較大會造成矛盾。

“比如一家餐廳堂食屬於服務業，適用6%的增值稅稅率，而如果這家餐廳還做外賣，那麽外賣視同貨物銷售，適用17%增值稅稅率，這就反映了服務業和貨物銷售稅率的不平衡。”胡怡建稱。

其實增值稅稅率層級過多早已被官方意識到，但是當時考慮到經濟下行壓力下，營改增要減輕企業稅收負擔，因此在全面推開營改增時采取了暫不簡並稅率的舉措，以確保營改增進展順利。而經過7個多月的改革後，營改增順利推開，簡並稅率也被正式提上日程。

稅率下調或成大趨勢

隨著營改增完成，增值稅成為中國第一大稅種。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前10個月國內增值稅收入達32896億元，占全國稅收收入比重約28.9%。

在中央今年首提降低宏觀稅負，以及稅制改革降低間接稅（以增值稅為主）比重，提高直接稅比重的大背景下，業內預期未來增值稅稅率將下調。

楊誌勇表示，增值稅改革和積極財政政策所要求的減稅聯系起來，更好的戰略選擇可能是直接降低稅率，而不是其他。現行的17%、11%兩個基本稅率，13%和6%兩個低稅率，5%、3%、1.5%三個征收率並行的做法讓增值稅制過於複雜，且留下了行業避稅的漏洞。特別是，技術進步讓許多行業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再強調行業稅負已經不能適應現實社會發展的需要。為此，應盡可能縮短營改增全面試點的時間，通過增值稅立法，讓應該免稅的商品和服務盡可能免稅，讓增值稅稅率結構進一步簡單化。

“考慮國情和中國處於亞太地區的實際情況，合理的增值稅稅率應該是兩檔稅率，即10%的基本稅率和5%的低稅率。”楊誌勇對第一財經稱。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鄭新業認為17%的增值稅稅率不符合學理，因為從效率角度講彈性低的稅率應該是高稅率，彈性高的稅率應該低一點。從公平角度講，生活必需品的稅率應該低一點，目前增值稅的政策不利於公平。

他建議，完成營改增之後應該將現行增值稅一般稅率從17%降到9%,而對生產汙染產品的企業稅率可以提高到30%，這樣可以實現財政收支平衡，而普通家庭也沒有太大負擔，但汙染企業稅負上升。

李軍稱，從我國增值稅改革縱向角度來看，隨著近些年機器設備、采購服務等可以納入進項抵扣，企業增值稅稅負逐步降低。但從與其他國家增值稅體制縱向比較來看，目前我國增值稅稅率並不低，從提高企業競爭力來看，增值稅稅率有進一步降低空間，當然考慮到財政收入的穩定，增值稅稅率也不宜過低。

國稅總局網站刊文：“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了社會公眾

本文轉自國家稅務總局網站

作者：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 李萬甫

日前，有關媒體相繼報道“死亡稅率”問題，有關人士認為，“死亡稅率――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真實原因”，“稅率之重，接近企業的‘死亡線’”，“我國長期實行重稅主義的後果，就是經濟動力和活力的下降”。歸結起來，其核心要義就是：稅負過重嚴重影響企業生存空間，是導致經濟下行壓力的主要原因。情況果真如此嗎?

一、“死亡稅率”之說，嚴重誤導了社會公眾

源自有關媒體的報道，“當前我國企業實際稅費負擔接近40%，對企業來說意味著死亡。”或稱作“死亡稅率”。這一說法的提出，足夠吸引社會公眾的眼球，激起了社會公眾特別是企業界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情緒宣泄，引發社會公眾對稅負問題的誤解，帶來一系列負面效應。所謂的“大部分企業利潤率都不到10%”與“30-40%的稅費負擔”存在怎樣的內在關聯?需審慎對待，尚難以簡單評價!至於30-40%的“死亡稅率”是“我國當前經濟持續低迷的真實原因”這一結論，嚴重曲解和低估了導致經濟下行壓力的深層次原因。

實際上，形成經濟增速下滑的誘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體制因素，又有制度因素，也有市場環境變化的因素。如果按照這一邏輯思維，是否可以這樣遞推出：只要企業稅費負擔降低了，經濟下行壓力就會得到遏制。顯然，經濟運行狀態的轉變遠非這樣簡單。至於“中國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呈負相關關系”。

事實上，我國宏觀稅負近些年來一直穩中有降，特別是一系列減稅降負措施的陸續出臺，企業的稅負大大減輕，但同期經濟增長卻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波動，由最初的兩位數的高增長到目前6.7%的增長。可見，簡單推論出宏觀稅負與經濟增長之間負相關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二、正確看待宏觀稅負的水平

宏觀稅負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口徑，通常結合政府收入構成狀況，分為大、中、小口徑：大口徑宏觀稅負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統計口徑測算，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接近30%，遠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2.8%，也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測算口徑，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23.4%，而2014年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5.5%;小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18.5%左右，並逐年下降，按照IMF數據測算，2013年發達國家為25.9%，發展中國家為20.4%。

此外，我國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高新技術企業適用15%稅率，世界上征收企業所得稅的126個國家標準稅率平均為23.7%，歐盟國家所得稅標準稅率平均為22.1%，OECD國家平均為24.8%;我國增值稅標準稅率為17%，還有13%、11%和6%的低檔稅率，實行增值稅國家標準稅率平均為15.7%，歐盟國家增值稅標準稅率平均為21.6%。

綜上可以看出，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總體上還是比較低的。當然，由於不同稅種的計稅依據不一，稅率設定不同，對企業而言，衡量企業稅負的輕或重，不能簡單片面只看稅率的高低，稅率並不等於稅負，應當從多維度綜合衡量。

三、稅負的結構性分析

從稅負構成及承擔者來看，我國企業承擔了90%以上的各種稅費，個人承擔的各類稅費占比不足10%。一方面是由目前我國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所決定;另一方面也使企業對稅(費)負敏感，尤其是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企業盈利能力變弱時，企業自然會感覺稅費負擔重。相比較而言，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費)占比較高，企業直接負擔的稅費顯得並不高。

從稅負的轉嫁性來看，收費往往與政府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有關，與企業具體的經營活動相關聯，難以轉嫁;占我國稅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轉稅，由於依附於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可以實現轉嫁，納稅人與負稅人分離，企業只履行繳稅義務，並非負擔者。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會導致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總稅率”指標計算的企業稅負虛高。至於流轉稅的累退性，可以通過稅制結構優化完成，但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四、完善我國宏觀稅負的幾點思考

一是推進清費立稅進程。加大費改稅力度，切實將適合稅收形式征繳的收費項目、基金項目改為稅收;在大力推進稅制改革的進程中，適時將某些收費項目並入到稅改方案中，統籌實施;在構建財稅體制框架結構中，通過費改稅，健全地方稅體系，確保地方財源穩固。

二是加大減稅降負力度。在明晰政府事權和規範政府支出的前提下，控制政府規模膨脹，減少政府對社會資源的強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額，著力把握好減稅降負主基調，為刺激企業投資增長、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擴大消費能力，預留空間。妥善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以及相互間資源占有和分配使用的關系，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主導地位，為企業和市場松綁，為經濟發展增添活力。

三是逐步提高直接稅的比重。借營改增減稅之機，進一步提高直接稅比重，加快推進個人所得稅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稅制改革，積極研究房地產稅立法，擴大企業所得稅稅基，規範稅前扣除。通過稅制改革，為政府實施精準調控預留空間。

中國企業稅負全球第12？主要是勞動力稅率高

玻璃大王、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近期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在談及制造業成本高時感慨，中國稅負比美國高很多。

中國企業稅費負擔在世界上到底處於什麽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排名，中國總稅率高達68%，位列世界第12，對此，各方的評論不一，不過，中國企業總體稅費負擔重則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總稅率虛高？

曹德旺近日接受第一財經采訪，吐槽中國高稅負，讓中國企業稅負問題再度成為輿論焦點

近日，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布關於全球企業稅負情況的報告(下稱“報告”)，統計了190個國家和地區反映企業稅費負擔指標的總稅率，2016年所有國家(地區)平均總稅率為40.6%，而中國總稅率為68%，遠高於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

總稅率排在中國前面的國家主要來自非洲和南美洲的欠發達國家，比如總稅率世界最高的國家是非洲的科摩羅伊斯蘭聯邦共和國(Comoros)，總稅率高達216.5%，南美的巴西總稅率68.4%，略高於中國。

主要發達國家總稅率也明顯低於中國，比如德國總稅率為48.9%，美國總稅率為44%，英國總稅率為30.9%。不過金磚國家總稅率並非中國最高，比如巴西高於中國，印度總稅率也達到60.6%，俄羅斯總稅率為47.4%。

報告稱，總稅率指企業所需繳納稅費占商業利潤的比例，包含利潤稅、勞動力稅和其他稅收等。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財稅專家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世界銀行的這一指標來說，他們認為中國企業稅費負擔在世界上排第12名。

不過中國官方對這一指標並不太認可，認為中國總稅率虛高。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近日撰文認為，中國企業承擔了90%以上的各種稅費，而個人承擔各類稅費占比不足10%。但由於我國是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流轉稅(如增值稅等)占我國稅收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由於流轉稅依附於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企業可以實現轉嫁，納稅人與負稅人分離，企業只履行繳稅義務，並非負擔者。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會導致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總稅率”指標計算的企業稅負虛高。

簡單說，世界銀行公布的反映企業稅費負擔的總稅率雖高達68%，但實際上其中部分稅費負擔企業可以轉嫁給普通消費者或產業鏈下遊，企業實際稅費負擔並沒有這麽大，因此虛高。

對這一說法，也有學者發表不同意見。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世界銀行總稅率已經公布十年了，按照中國說法叫商業利潤稅費率，稅費主要來自企業所得稅、社會保險費用和其他稅種，並不包括可以轉嫁的流轉稅，也就是說理論上這里的稅費負擔就是企業實際承擔的稅費，因此68%的總稅率並不存在虛高，考慮到中國企業稅費抵扣不充分，甚至有可能存在低估的情況。

根據報告，中國的總稅率為68%，其中利潤稅率10.8%、勞動力稅率48.8%、其他稅率8.4%。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總稅率指標分析方法並不科學。勞動力稅率其實是指社會保險繳費占企業利潤比率，在68%的總稅率中，中國的勞動力稅率高達48.8%，這一方面說明了企業社會保險繳費負擔很重，另一方面體現社會保障待遇高，保障力度大。反觀一些發展中國家，由於國民基本養老醫療保險都沒有，當然勞動力稅率就低。

李煒光認為，雖然中國社會保障五險一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被當作職工福利，但對企業來說影響其當期利潤，本質上就是一種稅。

鄭春榮也表示，目前我國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資金結余量較大，客觀上應該降低費率，而這兩年政府也正在做這件事。

宏觀稅負偏高

盡管對中國企業稅負全球排名是否在12位各方有不同看法，但對於當前企業稅費負擔重並沒有爭議。

國內通常用宏觀稅負作為判斷企業稅費負擔的重要指標。近20年政府規模不斷擴大，提供的公共服務不斷增加，中國的宏觀稅負一路攀升，在減稅降費舉措下近些年穩定在29%左右。

今年7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降低宏觀稅負。這是一個重大的決策部署，因為此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是“穩定稅負”。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17年經濟工作時再度強調減稅降費。即降成本方面，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近些年政府出臺了不少減稅的政策措施。“營改增”擴圍和轉型、小微企業免征範圍擴大、允許企業追溯過去3年應扣未扣的研發費用予以加計扣除、節水及環境保護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取消減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征範圍等等，不斷加大減稅清費力度。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近日對媒體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定調，未來還會進一步降低稅費，這就相當於是顆定心丸。至於具體怎麽減、哪個稅種減，還要等待具體政策，這需要綜合權衡。從長遠來看，減稅仍必要，但相對容易。其實更重要、更難的是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

“我們通過調研發現，體制與機制的不順暢，才是造成企業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譬如，目前中國發電企業產能過剩閑置，但同時企業用電成本又很高，其實雙方都有降低電價的需求，但當前電力體制卻使這個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再比如，有些企業抱怨中國借貸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體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脫節——現在中國不是缺錢，反而資本相對過剩，很多錢一直只在金融體系里轉圈，即俗話說的‘錢生錢’。”劉尚希說。

劉尚希回應“死亡稅率”：不可能依靠降稅使企業有利潤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今天(28日)表示，降成本僅僅依靠現有的降低稅負，比如稅率下調、社保繳費適當的下調，階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稅、社保繳費使企業有利潤。

在出席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主辦的“財經戰略年會2016”時，劉尚希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經濟工作的主線，具體操作上是“三去一降一補”。“我講降成本，降成本要和當前熱議的一個問題緊密聯系在一起，就是稅負問題。”

劉尚希說，前不久有專家提出企業死亡稅率的問題，引起了熱烈反響。後來，企業家曹德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講到中美之間辦企業的成本的比較，其中也談到了稅。

“企業在市場競爭中掙不掙錢，其實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創造附加值的能力，二是成本的控制。”劉尚希分析說，如果創造附加值的能力很強，能創造高附加值，那麽企業就會很有競爭力，哪怕成本高一點也能承受。當然成本的控制能力也很重要。從微觀的角度來看，對企業來說也是一個考驗。成本的控制既取決於企業自身，也取決於外部環境、體制機制，有的不是完全由企業能控制的，與經濟發展的階段、經濟形勢的變化都是聯系在一起的。

劉尚希說，當前，企業、行業及整個經濟都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也可以說處在爬坡過坎的時候，在這個時候表現出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創造附加值的能力還不是很強。中國在全球產業鏈里、價值鏈里，整體來看我們是處於微笑曲線的底端，不是在兩側，也就是說企業、行業基本上都還是附加值不算高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意味著企業在經營過程中要掙錢就相當困難，因為利潤會比較薄。而另一方面，成本又升得比較快，有些成本是到了這個發展階段不可避免的，不是通過政府的努力可以解決的。”他說，比如人工成本，人工成本的上升是經濟進步的一個表現。如果工資不漲，那麽經濟的發展目的就丟掉了。

“還有環境成本，過去對環境成本相當一部分是由社會來承擔的，沒有內部化，一些企業在排放方面沒有達標，有的汙染物就直排了，對企業來說成本省了，這個成本體現在社會的成本，環境變糟糕了。”劉尚希說，控制汙染對於企業來說毫無疑問，治汙的成本就得上升。原來由社會承擔的一些環境成本內部化，表現為企業的身上，像這種成本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尤其在這個階段，可能這種環境成本的上升是比較快的，如果企業不能消化，就會擠壓企業的利潤空間。”

劉尚希說，當然，還有一些成本的上升是與體制機制有關，比如融資成本的問題，與實體經濟或者金融虛擬經濟之間的關系不順導致的。

針對目前資金進入實體經濟比較難，在金融體系中自己在轉，變成了錢生錢遊戲的問題。劉尚希認為，首先要考慮為什麽，它不願意進入實體經濟，或者說它不能進入實體經濟。

劉尚希認為，這個問題與金融體制有關，金融的壟斷性還沒有完全打破，再一個就是金融監管，分業監管帶來的監管套利可能就會吸引相當一部分資金在金融體系中轉圈。“如果這種監管套利能獲取利潤，何必要去帶到實體經濟領域，帶給實體企業呢?金融企業低風險、高回報，什麽掙錢幹什麽。”

劉尚希還介紹了一個新情況，比如電，對於傳統的制造業來說，用電成本比較高，但是電價居高不下。“我們在調研中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一邊是電廠產能過剩，另一邊電價很高，搞職工電試點，電廠高興、企業高興。電價的成本居高不下，導致了企業的成本上升。而且這種運營成本不但沒有下降的趨勢，還有上升的趨勢。這就與我們的行政性壟斷聯系在一起，這說明改革是不到位的。”

“這些都是與改革相關聯的企業成本問題，怎麽去均衡。”劉尚希說，其實還涉及到大家最關心的稅，調研中發現稅收占企業營業收入的比重變化不明顯，但是稅收占利潤比重的變化非常明顯。因為利潤變薄了，企業虧損了。從行業來看，利潤大幅度下滑，這種情況下，稅占利潤的比重自然就上去了。

“其實是企業成本的上升擠壓了利潤空間，企業的利潤空間變小相對負擔就加重了。”劉尚希認為，當前，顯然要解決企業負擔重的問題，而不僅僅是一個稅負的問題，是綜合負擔的問題。“為了解決企業綜合負擔重的問題，顯然不僅僅是降稅，還必須要推動各個方面的體制改革。比如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的，社保體制的改革、金融體制的改革，其中還有國企體制的改革。”

劉尚希認為，這些體制機制的改革不全面推進，降成本僅僅依靠現有的降低稅負，比如稅率下調、社保繳費適當的下調，階段性的措施是可以的，但是不可能依靠降稅、社保繳費使企業有利潤。 “所以，這個事情兩面看，一方面通過改革使企業有一個更好的營商環境，降低五險的成本，制度性的交易成本。一方面通過金融體制改革，降低融資的成本。”劉尚希說，通過物流體制改革降低物流的成本，通過行政性壟斷的改革降低現在用人成本，當然還有土地制度的問題。“只有推進改革，有了更好的營商環境，有了更好的體制機制，同時通過體制機制的改革，企業創造附加值的能力不斷的增強，利潤空間就會擴大。”

12月28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劉尚希在“財經戰略年會2016”上演講。攝影/章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