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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萬人次看病,每次節約一小時”


2014-09-29  NCW
 
 

 

杭州初試智慧醫療已有成果。信息化撬動醫改能走多遠?

◎ 財新實習記者 盛夢露 文“ 看病比過去方便了”,家

住杭州的屠奶奶收起市

民卡,正從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下稱“市一醫院”)一樓大廳的自助掛號機前離開。盡管退休多年的她操作起機器來還不熟練,但用一張市民卡自助掛號成了她今年的新習慣。

這張市民卡還與醫保打通,充值後,醫生開完藥可即時結賬,免去了收費排隊之苦。這項服務被稱為“診間結算”。

此外,分時段預約就診、一體化預約各項檢查、自助取化驗單、在病床邊結算住院費用、住院清單每天發送短信……這一系列服務正是由杭州市衛生局推動的“智慧醫療”的產物,目前已在全部九家市屬醫院(不包含兩家市屬股份制醫院)陸續推開,至今已有兩年。

“366萬人次看病,平均每人節約了1小時”,杭州市衛生計生委主任滕建榮不無驕傲地告訴財新記者。他今年54歲,曾先後在兩家醫院擔任過院長職務,在精神科從業20年,目前還兼任浙江省精神科學會主任委員。

新醫改進入第五年,改革深入推進的同時,一些由制度造成的問題遲遲難 以突破。先于全省乃至全國完成基藥全覆蓋的杭州另辟蹊徑,著力推動區域信息化建設,欲借此突破“看病難、看病繁”的頑疾。

“全自助、全人群、全覆蓋”,在滕建榮的設想中,“智慧醫療”是一張大網,改善醫院的就診流程還僅僅是開始。

現在,這張網已將全市45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下屬的276家衛生站悉數連接。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這個擁有884.4 萬常住人口的大城市,記錄著既往病史、診療信息等個人醫療健康信息的近800 多萬份電子健康檔案已全部建成,並全面聯網,實現了市、社區兩級的區域內互通。

“建立分級轉診體系”一直是改革的重心,但由於行政分級制度下公立醫院資源向頂層堆積,基層醫院難以吸引居民首診;全國統一的基藥制度實施後,發達地區基層醫院普遍缺藥,“分級轉 診”一直難以落地。

在杭州,基於互聯的網絡,吸引病人到社區首診成為可能。主城區4家市屬三甲醫院和45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建立影像、心電會診中心。此外,預約掛號、預約檢查、向上轉診申請、電子病歷上載和下傳、轉診滿意度評價等功能,為雙向轉診提供了信息化的平台。

體制之外也有一股力量在暗暗發力。信息化浪潮中,不少廠商已緊盯逐漸放開的醫療健康領域。杭州作為阿里巴巴的主場,自然地成為其布局互聯網醫療的重地。

阿里巴巴旗下的支付寶一項名為“未來醫院”的計劃已在杭州市的邵逸夫醫院登陸。而據財新記者瞭解,其推廣人員已與杭城的每一家醫院都進行過溝通,包括杭州市紅十字會醫院(下稱“紅會醫院”)在內的五家醫院都已經洽談完畢,技術正在開發中,一兩個月內也將陸續上線。

“未來醫院”計劃短期內僅僅關注于醫院支付模式的改變和對就診流程的優化。但據支付寶相關工作人員透露,支付寶未來感興趣的還是健康大數據的建設和利用。此時,在杭州“信息化”布局已久的市屬公立醫院內部,健康數據信息的互聯互通已經成為現實。它目前僅是個封閉的網絡,尚未敞開門戶。

體制內外的這兩股力量開始有了匯聚的可能。杭州市衛計委來年的工作重心——醫養護一體化,意欲引入社會資本,打通醫療、養老、護理各環節,帶動以移動醫療、大數據挖掘為特徵的健康產業發展。體制內外的互聯將被認為 具有以技術進步倒推體制改革,破解“看病貴”“看病難”的可能性。浙江中醫藥大學副校長李俊偉表示,“互聯網能夠帶來的全新醫療體驗已不是舊有模式能夠辦到的了”。

體制內互聯互通

作為“智慧醫療”工程的一部分,目前,杭州市的衛生專網已經建成,數據都匯集到市數據中心。“建立了城鄉一體化的居民電子健康檔案,所有基層一個版本,實現了市、區縣(市)兩級電子病歷、健康檔案互通”,滕建榮表示。

患者的體檢、檢驗報告在網絡中流通,方便醫生查看,也避免了重複檢查。

患者則能通過網上檢索健康檔案實現自我健康管理。

“全國來看,城市層面頂層設計的很少,杭州的強項就是頂層設計、整體推進”,滕建榮說。

而“衛生信息化建設”是新醫改“八大支柱”之一,全國範圍的布局其實早已開始。但在大多數地區,早期的衛生信息化建設缺乏科學規劃,加之衛生行業條塊分割的體制現狀,各衛生機構根據自身需要開發了一系列相互封閉、自成體系的信息應用系統,形成大量“信息孤島”。

此前的杭州也不例外。杭州市四季青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醫師顧菁告訴財新記者,杭州早在2005年前後便開始建設健康檔案,但那時“各個區各自開發軟件、各自建檔,並且因為不能互通,只建不刪,造成檔案大量重複”。

新一輪健康檔案建設始于2009年,電子病歷則是在2010年。2012年,滕建榮由當時的杭州市衛生局副局長升任局長,推進並實現了市、社區區域的互聯。

作為省會城市,杭州在約3000平方公里的轄區內,擁有十幾家省級醫院。

在中心城區,以市一醫院為中心,直線距離1公里之內就有包括浙一醫院、浙二醫院、省中醫藥在內的六家省級醫院。

在如此激烈的競爭下,市級醫院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靠老百姓的口碑。

滕建榮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實在地解決百姓“看病難”“看病繁”是他推動“智慧醫療”的初衷。

兩年裡,市級醫院的院長們頻繁地出入市衛生局的辦公樓,商討改革方案、協調各方資源、進行財務管理培訓 ……“‘ 智慧醫療’是花了很大力氣強硬推進的”,滕建榮說。

杭州推開區域網絡一體化,“技術是不困難的,困難的是管理協調、資源整合”,紅會醫院院長何革也如此表示。

借市民卡這個政企合作的平台,杭州把財政的有限投入和惠民的需求、醫院改善自身的需求、市民卡公司發展壯大的需求整合到了一起。據瞭解,推動“智慧醫療”的兩年內,市級財政投入1500萬-2500萬元,市民卡公司則投入了3000萬元資金,加上醫院自籌,三方合力推動了項目的進展。

醫改蹊徑

在杭州的設想中,區域互聯的網絡只是一個基礎。在這張網絡上,更多的事情將成為可能。比如落實在全國大多數試 點城市推行不暢的分級轉診。

每周三上午是顧菁的糖尿病預約門診時間。由於提前預約,患者僅需在約定時間段內趕到。整個早上,診室外候診的患者一般不超過三個。

“如果不是預約,往往十幾二十個病人會堆在門口,催促、叫嚷都會有”,顧菁說。

這一天,一名中年男患者幾次就診,血糖值均偏高,病情未得到緩解,顧菁建議他向上級醫院轉診。在電腦上操作了一會兒,顧菁便成功給他掛到了幾天之後在紅會醫院的某專家門診。

據介紹,目前杭州九家市屬醫院和江幹區內所有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合作,開展雙向轉診試點,市屬醫院的專家號會定時定量下放到各社區,通過雙向轉診平台可由社區醫生直接幫忙預約掛號。除此之外,為了將病人更多地留在社區,杭州市也借信息化手段實現了部分大醫院優質資源的下沉。其中最為人樂道的是影像和心電診斷中心的建設。

由於基層醫生水平相對欠缺,在影像、心電圖的診斷上不夠專業,通過影像中心傳輸圖像,可由上級醫院醫生作出診斷。

在杭州市四季青街道社區衛生服務中心放射科工作的小董告訴財新記者,該科室通過江幹區影像中心與江幹區人民醫院筧橋院區放射科連通,“拍好的片子上傳後,他們出報告,我們跟著核對、學習。一般半小時內就會給答複”。

小董對財新記者表示,這項今年5月才開始的項目到現在已服務近千人,“聽說會有上級醫院的醫生來看片子,病人們都很高興”。

此外,該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院長錢芳介紹,借助信息化手段,目前還有聯合門診、遠程會診等機會可以培養醫務人員。“資源下沉的同時也讓我們的醫生跟著學,都是實用性很強的內容”,錢芳稱。

滕建榮表示,影像中心和全市範圍的轉診平台的建設,經試點後,年底要在全市所有市屬醫院和社區全面推開。

分級轉診的重要性越來越被專家和學者所重視,他們呼籲以此破解大醫院人滿為患導致的“看病難”,讓基層醫療機構充當衛生服務系統的守門人。而在新醫改的方案設計中,基層醫療機構的社區服務功能如預防、康複等也被強調,雖然硬件投入不斷增加,效果卻不盡人意。下一步,杭州市衛計委則構想了一塊更大的蛋糕——“醫養護一體化”,即以簽約全科醫生為紐帶,利用信息技術,進入家庭,提供個性化的醫療、養老、護理一體化的健康服務新模式。

“將來每戶人家也許都會少一台電視機,多一台健康監測機器”,滕建榮稱,將來發展在家養老,讓可穿戴式的血壓血糖設備進家庭,設一個後方的第三方數據監測中心,讓一些工作人員監 測他們的健康狀況,作出預警和建議。

在杭州“醫養護一體化”的整體方案中,將整合各部門的健康數據,構建服務數據庫,建設居民健康服務信息網,並帶動以移動醫療、大數據挖掘為特徵的健康產業發展。

李俊偉十分贊同這樣的趨勢,他認為,醫院信息化建設是互聯網醫療的基礎,數據的利用需要社會資本介入,才能產生更大的價值。

為什麼是杭州

杭州算得上是積極踐行官方醫改路徑的“模範生”。

早在2003年,杭州便先于全國提出公共衛生、醫保、公立醫院、藥品“四改聯動”。在“小病不出社區,大病確有保障,醫療費用下來,醫療質量上去”的目標下,雖然全國層面推行不暢,但在2014年4月,杭州省市級公立醫院取消“以藥養醫”宗旨改革實現全面覆蓋,早于全國計劃一年完成目標。

到2015年,新醫改要求全國民營醫院占比達20%。據瞭解,目前杭州民營醫院已占到總數的14.3%,而全國平均水平僅為2%。

此外,杭州市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已基本覆蓋所有居民,15分鐘社區衛生服務圈基本形成;主城區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全部實行有關醫改方案要求的“收支兩條線”。

“杭州市的社區醫院相當于西部某些地區三甲醫院的水平”,李俊偉告訴財新記者。杭州地處長三角城市群的中心,是中國十個經濟最發達城市之一。

全國醫改路徑能夠順利鋪開得益于杭州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經濟水平。

然而,走訪中記者瞭解到,踐行新醫改的整體部署後,針對體制的通病,當地衛生部門的發揮空間仍十分有限。

大醫院門診、住院人數居高不下,基層醫院發展受限。

杭州市某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管理人員告訴財新記者,“在杭州等發達地區,百姓對藥品的需求比較多元,基藥制度實施後的那幾天,很多居民由於配不到藥,天天到醫院投訴”。盡管幾個月後省里、區里又增補了共200余種藥物,“百姓的需求還是無法滿足”。

同時,收支兩條線、員工績效工資總額封頂的分配制度下,社區醫生待遇平均僅8萬元一年。尤其在基藥實施後,醫院收入下降,可供醫院分配的獎金多有縮水。“我們都是感情留人、事業留人”,上述社區中心管理人員無奈地告訴財新記者。

另一方面,醫保的總額預付制度未向基層傾斜限制了醫院的發展,“醫院收入愈多被社保扣錢越多”,作為管理者,他感到十分為難。

體制的軌道已經設定。滕建榮坦言“僅僅就衛生系統對這些問題能做的很有限,要呼籲更高層級的制度設計”。

推進信息化建設也是新醫改的一項任務,滕建榮認為以技術手段推動改革有空間。他說:“我們能做的是通過信息化手段夯實基礎、打通通道。”這成為杭州市衛計委選擇重點發展“智慧醫療”信息化工程的原動力之一。

目前,經過兩年的努力,“智慧醫療”進展迅速,在實現區域互聯的基礎上,為落實分級轉診提供了實際路徑。

杭州市的努力得到了國家層面的認可。

7月24日,2014年全國衛生計生主任研討班上,“智慧醫療”被作為推進分級診療體系的典型經驗,由滕建榮作了報告分享。會後,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對杭州市所取得的成績和創新做法表示了肯定。

結一張大網

體制內“智慧醫療”風生水起的同時,體制外互聯網公司也將觸角深入醫療領 域。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支付寶“未來醫院”計劃正在杭州布局。

今年7月,“未來醫院”在杭州落地于一家省級醫院——邵逸夫醫院。在支付寶手機應用的“服務窗”中找到該醫院,即可完成新增或綁定病歷、預約掛號、繳費、查看檢查報告等一系操作。據記者的親身體驗,候診時間可被大大縮短,根據手機上同步的叫號更新提示,病人可以在可預計的時間內趕到醫院就診。而就診後,手機支付、取藥可以一氣呵成,前後不超過10分鐘。“未來醫院”計劃從支付方式的改變上切入,設計醫院就診的全環節,試圖提高醫院運行的效率,提升服務的體驗。支付寶杭州地區“未來醫院”推廣人員馮麗韻告訴財新記者,支付寶在未來希望覆蓋杭州所有的醫院。

支付寶的“未來醫院”計劃的野心並不限于此。馮麗韻稱,支付寶和幾家醫院打算合作“電子處方”功能。據她介紹,具體會和特定的科室合作,在支付寶的服務窗里搭平台,讓病人把體徵信息上傳,醫生直接開藥。醫院授權給 藥店,病人再根據藥方下單到附近藥房,由他們搶單發藥。

“暫時想先試點一下慢性病,比如糖尿病、乙肝,因為用藥比較穩定”。

實際則還需進一步考察,馮麗韻稱。

紅會醫院的信息科科長孔燦紅對於“未來醫院”可以做到的事有更為大膽的設想。“將來可以做到在家醫療、與醫生視頻通話、與醫療相關的內容公開透明化”,孔燦紅說,“這樣大多流程可以在家完成,來醫院只是向醫生咨詢、做檢查。醫院的容量加大,醫療資源利用極大化”。阿里巴巴的一位相關工作人員則向財新記者透露,支付寶在未來還想搭建一個雲計算平台,聯合醫院、各大企業,一起完成醫療健康信息的採集、存儲、傳輸。一旦實現,每個人都能獲得專屬於他的“健康檔案”。

體制內的醫院和政府部門擁有大量數據及資源,為了使其價值最大化,也開始向社會資本伸出橄欖枝;體制外,社會資本大量湧向醫療健康產業,急於打破傳統就醫模式,對與體制的合作充滿期待。然而兩者之間,仍有一堵看不見的牆。

財新記者在杭州的幾家醫院走訪時 瞭解到,醫院和政府所擁有的大量醫療衛生數據並不對外開放。目前,就算患者能通過支付寶平台查看檢驗報告乃至醫囑,這些信息都不會在支付寶中留存,支付寶能夠做的很有限。

這是普遍的困境。全國範圍內,包括丁香園、春雨醫生在內的新興互聯網醫療健康服務提供商們均由於拿不到醫院數據,只能為用戶提供很初級的咨詢、評價服務。

8月29日,國家衛計委在官網上發佈的《關於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規定,“非醫療機構不得開展遠程醫療服務”,並且“醫務人員向本醫療機構外的患者直接提供遠程醫療服務的,應當經其執業註冊的醫療機構同意,並使用醫療機構統一的信息平台。”該文明確了遠程醫療的範圍,禁止醫生私自遠程醫療,這也意味著,快速發展的互聯網醫療行業有了不得入內的禁區。

滕建榮表示,互聯網醫療值得鼓勵,但目前也要對安全性等因素嚴格把關,尤其是嚴格區分通過“互聯網”進行的醫療咨詢和醫院專業的醫療診斷。他表示,目前遠程醫療尚有技術上的局限,出于安全考慮應該在能進行醫療診斷的前提下進行,以實體醫院進一步檢查為準,進行診斷的醫生應依法合規地行醫。

但體制內數據和平台資源的開放被不少人認為是大勢所趨。在美國,從2010年起,一項由政府主導、名為“藍紐計劃”的行動,保證了公民能夠獲得所有與自己相關的醫療健康信息。在其官方的網站上,獲得自身的醫療健康信息被稱作“每個人應有的權利”。

此外,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也開始逐步向社會開放醫療和健康方面的大數據。美國當地時間6月2日, FDA 的公共數據開放項目OpenFDA(open.fda.gov) 正式上線。

其先導項目開放了“300萬份藥物不良反應報告”的數據。

相比于國外,中國的醫療信息化建設還十分不完善。信息標準的缺失、信息所有權問題、信息使用時可能遇到的責任問題都尚未厘清。“比如醫療過失能不能打官司,引用了上面的錯誤信息後誰負責”,浙江醫科大學附屬邵逸夫醫院院長助理、信息中心主任喬凱表示。

而樹蘭醫療CEO 鄭傑則認為,政府在建立面向公共衛生管理的數據平台之外,還應該引導行業規範的制定。

“政府需要充分利用市場的力量,扮演好規則制定的推動者之角色”,鄭傑稱,“可以用獎勵和懲罰並舉的措施來引導,創造一個好的環境,讓規則產 生,並被越來越多的機構認同”。

鄭傑表示,受“藍紐計劃”的啟發,正積極推動以聯盟的形式所倡導的“開放生命數據運動”,呼籲政府、醫院、機構向個人開放屬於其本人的醫療健康數據。“一旦成為默認的行規,醫療信息的碎片將會自動匯集到患者本人,不僅有利於提高醫療服務的質量,還將會真正激活整個現代醫療產業”。

“信息化無所不能”,喬凱在暢想未來醫院信息化建設的時候下了這樣一個斷語。“醫改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建立在信息化的建設上。”惟有打破制度的樊籬,讓體制內外兩股力量交匯並各司其職,才有可能激發無限的可能性。

財新記者李妍、特約作者田鵬對此文亦

有貢獻

366 人次 看病 每次 節約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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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看病時代真的來了?全國首家網絡醫院半年考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9235

(何籽/圖)

不上醫院,只通過配有攝像頭的電腦網絡看病,你覺得靠譜嗎?

為了降低風險,有醫生會誇大病情,讓患者去醫院診療。而網上看病,也僅限於感冒、痛經和慢性咳嗽等50種常見病、慢性病。

“剛開始時誰都看不準。”廣東省第二人民醫院(以下簡稱廣東省二醫)工作人員鄒強(化名)說的是股價,也代表了不少醫生最初對網絡醫院前景的看法。2014年12月3日,廣東某公司宣布參股廣東省二醫網絡醫院後,股價從13.75元飆升到52.70元。“很多同事後悔當時沒買”。

彼時,這一全國首家獲衛生計生部門許可的網絡醫院,在經過一個多月試運行後,於2014年10月25日在廣東省二醫正式上線。剛開始,接診醫生對網上看病有所顧忌,一名消化內科博士一個星期才開出兩張處方。

“太草率了,會出大問題的!”面對無需當面診斷的新手法,一位不願意具名的醫生說,這種網上診療有風險。而在該院看來,任何改革和創新都是有風險的。運行近半年,網絡醫院已為11492名患者開出了8172張處方。

網上看病靠譜嗎?

在醫院幹了十幾年宣傳工作的宋忠雷怎麽也沒有想到,廣東省二醫試水網絡醫院會引起如此大的關註。

該網絡醫院起源於三年前一個叫健康小屋,兼備社區的衛生監測、預警和應急功能的慢病管理項目。剛開始,這一項目受到不少市民好評,當在廣州各社區建起100家健康小屋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對此動力不足,後續維護資金來源困難。”該醫院醫療拓展部主任張勝明說。

“不能老想著要一筆錢。”廣東省二醫院長田軍章介紹,需想辦法找到突破口。2014年7月,廣東省醫改辦主任黃飛建議,大膽探索用互聯網管理社區慢性病人。

2014年9月,張勝明找來本院的中醫師王盛飛,在一個沒有窗的“小黑屋”里通過電腦視頻給病人看病。“另一端找了兩家藥店推薦病人,剛開始還不敢說是看病,說是做健康咨詢。”

一開始不少醫院員工也不知道網絡醫院在做什麽。一位老人在廣州一家藥店看了病後來到醫院咨詢,導醫臺醫務人員說沒有這回事,老人以為自己被騙了,院方回訪得知才解釋清楚。後來該院開大會時專門向全院通報了網絡醫院的情況。

“網上看病會有很多信息缺失的。”雖然也在做網絡醫院,深圳市人民醫院網絡醫院負責人陶紅的態度非常謹慎,其網絡醫院主要是做患者管理和健康咨詢,“我們根本不做這個事情(網上診療),醫療是一項非常複雜的工作。”

網上直接給病人看病靠譜嗎?畢業於暨南大學醫學院的王盛飛在該院出任網絡接診醫生,他說,“(對網絡看病)不排斥,也不是很積極,當時覺得網絡看病有局限性。”而對於不少西醫醫生而言,更是難以適應,不少醫生一到互聯網上就不會看病了。

後來,張勝明要求網絡接診醫生轉換思維:“假如你就是一名赤腳醫生,也沒有那些檢測設備,這個病人現在很痛苦,假如也就是常見病,你能不能判斷得準?”慢慢地,網絡醫生的日接診量上升到了五六十人,多以常見病為主。

得知廣東省二醫要搞網絡醫院,該省衛計委有領導一開始也非常反對,“扯淡,這個東西怎麽能搞。”張勝明稱,現在他們都鼓掌歡迎。

2014年8月29日,國家衛計委下發《關於推進醫療機構遠程醫療服務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里面明確醫療機構運用信息化技術,向醫療機構外的患者直接提供的診療服務,也屬於遠程醫療服務。

該委相關人士也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醫療機構提供的診療服務,病人在哪里接受不受限制,在家里也算遠程醫療。

這讓田軍章心里松了一口氣,之前遠程醫療只是醫療機構對其他醫療機構患者的“B2B”模式,而網絡醫院則一頭是醫療機構、一頭是直接面對患者的“B2C”模式。

風險如何規避?

田軍章一天也不想多等。2014年10月25日,廣東省衛計委複函同意廣東省二醫建立廣東省應急醫療網絡中心和廣東省網絡醫院,批複下來的當天,網絡醫院在該院正式上線。

這是一個無需來醫院掛號看病的互聯網平臺,通過安裝在社區醫療中心或者連鎖藥店等網絡就診點的視頻終端,患者可向在線醫生求醫問診。之後,網絡醫生的處方通過打印機打印出來後,患者持處方去藥店買藥。目前診金免費,候診時間人均10-20分鐘。

對於這一做法,國家衛計委新聞發言人宋樹立在2015年2月10日例行發布會上說,“目前,在我國醫療機構當中並無所謂‘網絡醫院’這個類別,也不存在‘網絡醫院’的審批程序和標準。”換言之,廣東省二醫要搞網絡醫院,只需向主管部門廣東省衛計委報備即可。

4月10日,有媒體再次就在線診療等問題追問國家衛計委,宋樹立表示:“互聯網上其他一些涉及醫學診斷治療是不允許開展的,可以做健康方面的咨詢。”宋的這一回應被媒體普遍解讀為“衛計委禁止在互聯網上開展診治工作”。

為了核實這一說法,張勝明仔細查看了發布會文字實錄後發現,《意見》中對遠程醫療的兩個分類,“你要做診斷必須是醫療機構,非醫療機構只能做咨詢。”張勝明說,這一點很關鍵。

而更為關鍵的是,直接通過網絡終端給病人看病,是否比傳統面對面“視觸叩聽”有著更高的風險?“現在老百姓希望看病越簡單越好,但是有的事情是省不了的。”作為心內科醫生,陶紅明確說她不會去網上看病,“風險太大,表面上是小病,其實可能是大病的早期表現。”

“我們醫生至少都是有三五年臨床經驗,常見病怎麽有搞不定的呢?”張勝明對網絡醫院醫生工作進行了細分,醫生通常只處理感冒、痛經和慢性咳嗽等50種常見病慢性病。

如果遇到網上診斷判斷不了的疾病,王盛飛會建議患者去醫院檢查。“只要是醫生明確開了藥的,就是這個醫生有相對把握的。”張勝明認為,網上看病風險可能會比現實中高一點,但醫院會通過這些方式把風險降到最低。

另外,有醫生出於規避風險考慮,會適當誇大病情,院長田軍章也稱:“不能因為有風險而不去嘗試,改革和創新都是有風險的。關鍵是如何來把控風險,把風險降到最低程度。”

遠程醫療的困境

盡管在業內還有不小爭議,但顯然不僅僅是田軍章看到了互聯網醫療的前景。3月11日,與廣東省網絡醫院類似的浙江寧波雲醫院也正式運營,在雲醫院上網上診療須是診斷明確的慢性病,另外須是複診病人,且事先須與醫生簽訂服務協議。

最近一兩年,百度、阿里巴巴、騰訊紛紛重金砸向互聯網醫療。另外類似好大夫在線、春雨醫生等移動互聯網醫療產品紛紛面市,不過,按照相關規定,他們目前只能做網上健康咨詢。

“這個行業傳統保守又資源壟斷,急也急不成。”支付寶未來醫院項目負責人劉新稱,他希望有更多全流程的互聯網醫療服務加入進來,通過幾年運作,把行業資源激活。

定位於社區居民“家庭醫生”和健康“守門人”的廣東省網絡醫院,已與該省20家連鎖藥企的12649家分店簽訂合同,並完成其中分布各地的500家連鎖藥店的互聯網終端運營工作。

南方周末記者在深圳市福田區一家藥店體驗就診發現,攝像頭的清晰度是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當一位扁桃體發炎的患者張開嘴巴打算讓醫生看病時,視頻那頭的醫生說:“不用看了,看不見。”抱著嘗鮮的心態看完後,該患者說自己以後會慎重選擇網絡醫院。

為了提高攝像頭清晰度,張勝明正在和大學合作研發系列輔助器械,準備安置在藥店終端。

一位不願具名的醫療界人士表示,網絡醫院能否成功的關鍵是商業模式:“一旦參與藥店藥費分成,就又陷入了以藥養醫的困境。”對此,張勝明堅決否認,稱網絡醫院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醫藥分家,醫生開出處方後患者可以去任何地方買藥。

張勝明說,目前醫生成本主要由醫院投入,而更大的運營成本則是由深圳一家公司投入。

為了吸引醫生,網絡醫院開出的薪水往往比醫生原科室高一到兩成。網絡醫院的醫生也有著異於普通門診的辛苦,看病很大程度上靠不斷溝通,面對面聽診一下子能發現的問題,網絡上往往要問好幾分鐘。為了保護嗓子,他們往往每接診完一個病人就要喝一口水。

據介紹,目前回訪了五成就診患者發現,總滿意度達98%,還沒有出現醫患糾紛案例。

未來誰也阻擋不了?

作為廣東醫改的一個亮點,網絡醫院被寄予厚望。通過近半年運行,網絡醫院平均處方金額為64.7元,遠低於廣州市2014年普通門診平均處方價格250.7元。

4月17日,聽到網絡醫院服務模式介紹時,正在該院視察的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省醫改領導小組組長徐少華打斷了田軍章的話:“允不允許醫生在家里也放一個終端提供服務?對於使用者來講,是基於手機的,對於醫生來講,既可以基於診室,也可以基於家里。”盡管目前政策還不允許,他認為這是未來的發展方向。

網絡上有業內人士發文質疑,網絡醫院還是占用的三甲醫院的醫生資源,是否與目前三級分診思路相反?

“隨著多點執業開放後,我們歡迎所有的醫生都到這個平臺上來。”張勝明希望吸引社區醫生服務好周邊病人,形成一個互聯網醫療聯合體,這樣就把病人留在社區了。

除了未來的商業模式外,目前網上看病在納入醫保方面還有待政策支持。美國遠程醫療普及的基礎是,不少州的商業保險公司會支付遠程診治費用。

2015年1月,深圳市衛計委表示,今年將研究制定“網絡醫院”建設方案。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該委的設想除了健康管理、網上咨詢、醫療機構的遠程診療等外,還計劃將醫生以個人名義的網上診療也納入監管範疇。

“以後醫生多點執業了,這應該是大的方向。”該委隸屬的深圳市醫學信息中心主任林德南表示,目前基本方案已經寫出來了,還需進一步研究,爭取下半年開始實行。

林德南也知道,目前國家衛計委只允許在醫療機構對病人開展網上診療,但他認為可以考慮允許深圳先試先行:“把制度設計好,穩妥的情況下,要有這個勇氣探索。互聯網是趨勢,雖然沒有有些人說得那麽神,但誰也阻擋不了。”

網上 看病 時代 真的 來了 全國 首家 網絡 醫院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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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爭議】用丈夫的醫保卡看病也犯罪?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4115

浙江諸暨75歲的鄒某患有高血壓病30多年,長期吃藥降壓,因嫌自己參加的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報銷比例低,遂讓女兒周某冒用80歲丈夫老周的社保卡多次到醫院看病開藥,自2011年2月至2015年7月,合計報銷藥費11376.64元。2015年12月17日,諸暨市法院,以詐騙罪對鄒某和周某母女倆,均判處拘役3個月,緩刑5個月,並處罰金2000元。或有人哀嘆法律沒有人情味,稱此事是“窮人的悲哀”。用丈夫的醫保卡看病也犯罪?值得一辯。

正方:

深圳市規定,個人賬戶積累額超過本市上年度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的,超過部分除支付本人的醫療費用以外,還可用於其“已參加本市社會醫療保險的父母、配偶及子女”。這種規定是合理的,因為個人賬戶上的錢本來就屬於賬戶主人,給家人用是合理的。如果鄒某用的是老公個人賬戶上的錢,這是完全正當的,怎麽也不構成犯罪。但如果鄒某用老公的醫保卡去醫院看病,那是不太妥當,但讓事主退還不當得利並對事主批評教育就得了,何必大動幹戈?

反方:

周某用她父親的社保卡,累計報銷藥費11376.64元。這和你買了一個商業醫療保險,你的家人冒用你的名義騙取理賠一個性質。2015年7月,江蘇省高院公布一起用親妹妹醫保卡報銷醫療費用的案例。江蘇洪澤居民羅某2014年8月在體檢中被發現患有早期乳腺癌。羅某用妹妹的醫保卡住院治療,前後共報銷醫療費20228元,出院後,羅某妹妹又領取大病保險補償費用6230元。事後,兩位當事人均因詐騙罪獲刑。冒用親人醫保卡就診是犯罪行為。

正方:

還不是中國社會保障還不夠完善嗎?要是醫保能夠覆蓋每一個人,看病報銷比例100%,誰還會不顧體面,鋌而走險冒用親人的醫保卡就診啊?發生這樣的事情,讓我們體會到身為窮人的悲哀。每個人都有健康的權利,不能因為患病者是窮人而得不到及時與充分的救治。法律不外乎人情,有溫度的法律有助於世道人心。一個好社會是每個人都有尊嚴地活著。

反方:

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人社部透露,三項基本醫保合計覆蓋超13億人。看病報銷比例並非越高越好,一定的自付比例有助於減少患者濫用醫保資金。鄒某也不是窮人,有兒女,有醫保。根據《諸暨市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辦法(試行)》,一個醫保年度內,參保人員在定點醫療機構普通門診發生的政策範圍內費用,起付標準以上至最高支付限額部分,在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醫療的,在職職工報銷60%,退休人員報銷70%;參保人員住院和特殊病種門診發生的政策範圍內費用,報銷比例達80%-95%。這還嫌低啊?窮不是犯罪的執照與擋箭牌。

正方:

鄒某可能不是窮人,但中國的窮人不少。2011年,中國把貧困標準從1196元提升至2300元。年收入在2300元以下的人群,就是貧困人口。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貧困室主任吳國寶測算,根據這個新的貧困線標準,中國的貧困人口約有1億。這些人即使參加了醫保,可能自付部分也承受不起。國家與社會對這部分人應該給予關愛,創造條件讓他們看得起病。

反方:

一個有手有腳的成年人,難道不應自負其責嗎?現在只要勤勞肯幹,掙些錢不成問題:當保姆收入高過大學生起薪,快遞小哥月入過萬也不少見。有醫保的人,如果居然連自付部分的錢也掏不起,也能怪到社會頭上?個人支付真有困難,首先也應家庭互助。誰都想讓不相幹的人替自己承擔生活的重擔,這怎麽可能?國家只能救助無法謀生、無依無靠的極少數人。

【點評者說】輿論場上動輒“為民請命”、其實是想慷他人之慨的民粹分子不少。真從這些人口袋里掏錢來“幫到窮人”,恐怕會馬上嚎叫起來。不付任何成本的道德秀既虛偽又無聊。

第一 爭議 丈夫 醫保卡 醫保 看病 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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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號費4500元:號販子加劇“看病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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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P/圖)

這兩天,一女子痛斥北京某醫院“號販子”的視頻在網上瘋傳。視頻中,一個操著東北口音的女子說,她在北京某醫院排了兩天隊也沒能掛上號,原因是號販子與醫院保安內外勾結,不給正常排隊的病人掛號,卻把原本三百塊錢一個的號炒到四千五。這位聲淚俱下的女子擔心自己的母親會死在看病的路上,在絕望之中發出悲鳴:“這是北京、是首都啊!”“你們(號販子等人)怎麽這麽猖獗呢?”

應該說,該視頻所反映的“看病難”問題,已經屬於老生常談。近年來,看病難每年都成為兩會討論的熱點,但至今未得到有效解決。也有人就此開出各種各樣的藥方,其中提高掛號費是呼聲頗高的一個。筆者註意到,在上述視頻引起波瀾之後,就有醫生建議,把北京的掛號費提高到一萬塊一個,這樣一來就不會再有號販子了。因為號販子賺取的是政府定價與市場價之間的差價。掛號費價格提上去,號販子賺不到錢,自然就會消失。

上述觀點的基礎,是醫療行業的“市場化”理論,它強調醫療行為的市場屬性,認為可以使用價格杠桿調節醫療秩序。筆者認為這一觀點在理論上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是荒謬的,在實踐中也是失敗的。首先,它回避了醫療領域的“市場失靈”特征,醫療區別於一般產業的特點,就是醫患雙方存在絕對意義上的信息不對稱。作為個體,患者沒有能力在看病就醫問題上自行做出合理選擇。比如,對於視頻中的這位女子,有醫界人士就認為,她原本不應該跑到北京的大醫院看病,因為根據發達國家經驗,90%的疾病都可以在最基層解決。事實上,就在北京等地的大醫院因人滿為患病人長期“看病難”時,基層醫院卻“門庭冷落車馬稀”,普遍面臨缺少病人的困境。

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病人過於迷信大醫院的專家,對於身邊的醫院和醫務人員卻不信任。事實上,所謂專家,只是在某些疾病診治方面具有專長,可專家不是神仙,在綜合診治方面,專家可能還不如一位業務過硬的普通全科醫生。另外,去大醫院看病也未必看的都是專家,網上曾有這樣一個段子:一個病人千里迢迢去北京看病,歷盡艱辛掛了一個號,結果見到醫生他卻楞住了——對方竟是自己家鄉縣醫院來此進修的進修醫生。

病人無法選擇合理就醫方面,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

我國是世界公認的輸液大國,出現這一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患者對輸液存在認識誤區,盲目以為輸液“好得快”,完全不知道其中的風險。當然,這反映出我國在國民健康教育方面存在很大欠缺。但也說明,在看病就醫問題上,病人是沒辦法做到真正自由選擇的。而消費者的自由選擇恰恰是市場經濟的重要基礎。價格無法合理調節醫療秩序在實踐中也得到印證。根據視頻內容,女子掛的號的正常價格是三百塊,這個價格說明它屬於“特需”號或者“專家號”,它已經比北京市規定的主任醫師掛號費高出10倍以上。筆者想,在制定這個價格時,有關方面也經過了調查,認為它是符合所謂市場規律的。但他們恐怕沒想到,號販子會把價格炒到四千五。那麽,誰敢保證,在把價格提高到一萬塊時,號販子不會再繼續炒到十萬?筆者不懷疑,即使是十萬的價格也會有所謂市場。因為總有人保命心切,會不惜一切代價把錢花在看病上,可這絕不是正常的市場價,而是醫療行業在面對生命健康時的一種市場扭曲現象。

我們可以把北京的號販子與春運時的火車票“票販子”作比較,就會發現兩者十分地相像。對於春運,也有人提出通過提價解決問題,但事實上並不可行。人們發現,哪怕是車票漲一倍,該回家的人還是要回家,提價解決不了春運擁堵問題。更何況,春運僅僅是關乎人們能不能回家,醫療關乎的卻是人們能不能活命,這意味著價格失靈會在醫療行業體現得更明顯。在筆者看來,中國的看病難問題,其癥結恰恰在於盲目推行市場化所導致的醫療秩序的失範。曾幾何時,中國和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發達國家一樣,有一張相對完善的“三級醫療網”。處在“網底”的,在農村,就是曾經受到世界衛生組織高度肯定的數百萬赤腳醫生;在城市,則是街道、工廠醫院的基層醫生。他們在中國醫療體系中的地位,恰如現在發達國家的“家庭醫生”,是百姓健康的“守門人”,維護著人們看病就醫的正常醫療秩序。可是,隨著醫療市場的放開,表面上看似乎看病更容易了,但三級醫療防護網的“網底”卻因此破了,市場並沒有給病人帶來看病就醫真正的自由,卻培養了一大批坐地起價的號販子以及隱身背後的醫療既得利益集團。看病實際上更難了。

至於解決問題的出路,也只有回到原點,培養中國的全科家庭醫生,重建三級醫療網,恢複正常的醫療秩序。事實上,我國政府目前正在走這條路,雖然步履維艱,但卻是被歷史和現實所證明了的唯一正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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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空看病、驗貨都靠它 虛擬實境最新潮流:讓你摸得到

2016-04-11  TCW

淘寶今年將推虛擬實境功能,未來在家就摸得到衣服,VR商務應用成最熱話題,台積電、宏達電等可望受惠。

如果有一天,你戴上虛擬實境裝置後,可以免去舟車勞頓,直接在台灣驗越南紡織廠裡的貨,不只看得見,甚至能隔空摸到布料質感。你還會認為虛擬實境,只是青少年或遊戲玩家的玩具嗎?

虛擬實境已經是今年熱門話題。但,里昂證券最新發布的報告認為,明年起,「觸覺」,將成為虛擬實境新一波潮流。

虛擬實境觸覺,指的是透過戴上手套、穿戴裝置,或甚至穿上特製的衣服,讓使用者可以直接用手,去觸摸畫面中的實體、感受到作用力的回饋,並能直接用手勢操作,預計可應用於商業、醫療、電子商務、影視娛樂等領域。

例如患者進行物理治療時,可以透過虛擬實境觸覺的刺激,知道自己復健動作是否標準。或是醫生甚至可以隔空讓機器人動手術,但能透過手套裝置,感受到手指在病人身體裡運作狀況,以增加準確度。

就連淘寶預計今年也將

推出的虛擬實境購物功能

@BUY+#,未來也可能加入觸覺體驗,你可以摸到想買的衣服與包包材質。

目前要實現虛擬實境觸覺,有相當多種途徑,像是馬達振動、超音波、電流刺激等等,包括索尼、蘋果、以及日本和德國的研究單位,都已投入相關研究。

但資策會市場情報中心

(MIC)分析師李易鴻認為,目前虛擬實境觸覺技術發展,離透過穿戴裝置,產生電流,刺激使用者的真皮層跟神經,藉以產生錯覺,慼受到觸覺的最理想狀況,還有一段距離。

預期明年,市場上的產品,可能會先從

最初階、透過手把或

穿戴裝置的作用力回

饋開始,再逐漸發展到手套、衣服,最後

才是超音波或者電流

刺激。

可惜,台灣少有業者能沾到相關商機,里昂證券點名的台商之中,只有晶片代工的台積電,與已推出穿戴裝置的宏達電可能受惠。觸覺慼測器的發展商仍以歐美和日商為主。

從看的,到可以摸到觸覺,甚至能聞到味道。你,準備好進入一個五感皆可模擬的虛擬生活了嗎?

撰文者吳中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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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三分鐘,買藥幾百塊”背後:醫生的勞動價值誰說了算

“排隊三小時,看病三分鐘,買藥幾百塊。”今後,這種就醫與購藥的尷尬狀況有望逐步改變。

日前,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國家衛生計生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印發了《關於印發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的要求,制定改革具體實施方案。醫療服務價格調整的改革即將啟動,過去以賣藥為主、被忽視的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將被重新定位。

但是,如何給醫務人員的服務進行科學定價?這可能是涉及能否達到改革的目標的大問題。

“醫療服務價格的確定,最重要的是需要醫院科室的真實成本的核算,但是目前這塊數據還不健全,還缺乏微觀基礎性的研究。”國家衛計委衛生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衛平7日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

在《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的意見》中也指出,醫療服務價格的改革需要按照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要求,科學核算醫療服務成本,控制醫藥費用總量,優化醫藥費用結構,逐步理順醫療服務比價關系,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合理確定醫療服務政府定價範圍,充分發揮行業監管、醫保控費和市場機制作用,引導價格合理形成。

“醫療服務價格的定價,成本核算是基礎,現在的定價基本上沒有成本概念。但是有一點,就是技術勞務類的定價,總體都是遠遠低於標準成本,所以改革的方向也是不斷提升技術勞務類項目的價格。”國家衛計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應亞珍對本報記者解釋道。

而如何科學核算,又能控制醫藥費用總量,這確實是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

根據《醫院財務制度》第三十條(三)科室成本的分攤規定:“各類科室成本應本著相關性、成本效益關系及重要性等原則,按照分享逐級分步結轉的方法進行分攤”,“先將行政後勤類科室的管理費用向臨床服務類、醫療技術類和醫療輔助類科室分攤,分攤參數可以采用人員比例、內部服務量、工作量等”。

據了解,在這種成本核算方法下,醫院的管理費用首先分配給各科室,而管理費用的形成並非各科室能夠控制和管理的,比如行政部門的設置、行政部門的人員結構和工資標準、行政部門占用的建築面積及相應折舊都不是醫療科室可以決定的。管理費用和科室成本相關性以及成本效益關系均不是最直接,通過這種分攤方式形成的科室醫療成本看似考慮了管理費用,滿足了成本核算的完整性,實際上扭曲反映了成本核算單位的直接責任,導致科室成本核算的結果不能反映科室成本管理的真實情況。

事實上,醫院在進行科室成本核算時,應當按照“誰收益,誰負擔”的原則,歸集、分配各項成本費用,使各項收入與為取得該項收入的成本費用相配比,核算科室的收入應該與該科室的成本費用相配比。

然而一般的公立醫院經營模式與成本核算都較為粗放。“很多公立醫院科室成本核算都沒有,有的是讓軟件公司幫著弄,沒有采集到真實的信息,而是簡單的進行配比,這是不能反映科室的真實成本的。無論是按照項目還是病種,如果沒有真實的科室成本數據,是無法對醫療服務成本進行科學核算的,所以導致醫療服務價格調整幾次之後總感覺不到位。”李衛平表示。

另一方面,被忽視太久的醫療服務價格的改革勢在必行。“以藥補醫”不僅導致看病貴,還衍生出種種灰色利益鏈。未來“以技養醫”,體現醫務人員勞動價值,才能讓最優秀的人才呵護好生命。

在經過4年相關改革的三明市,現在已經嘗到了甜頭。

三明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市醫改工作協調小組組長詹積富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醫療服務價格的調整都是用的我們真實的數據,才能給出正確的改革定位。正是因為調整到位,在這改革四年的時間內,把醫療收入從39%提高到了60%,這個醫療性收入包括檢查、化驗、手術、治療、診查、護理費用,藥品和耗材的費用占比從60%下降到35%。其中,手術和治療費用占25%,檢查和化驗占25%,診查和護理占15%,而在過去,診查和護理僅僅占5%。”

在詹積富看來,在他整個盤子的調整中,雖然提高了醫療行業收入,但並沒有讓整個三明市的醫療總費用翻了番地增長。在四年時間內,三明22家縣級以上醫院的收入從17億增長到23.6億,每年增長的幅度在8%,他強調,在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時,用力擠掉藥品耗材等虛高的空間來換取,同時必須控制住醫療總費用的增長幅度在8%~10%之間。

看病 三分 買藥 幾百 背後 醫生 勞動 價值 說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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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擊世界互聯網大會|IBM烏鎮賣萌:人工智能Waston能作詩也能協助看病

一向以商務、沈穩形象示人的老牌IT企業IBM難得在今年的互聯網大會上賣起了萌。

第二次參加烏鎮互聯網大會的IBM全球副總裁、大中華區董事長陳黎明這一次做起了詩。

事實上,這首詩真正的“作者”是被安置在烏鎮IBM自動詩文寫作系統“偶得”。陳黎明在大屏幕上輸入“最美烏鎮”之後,屏幕上呈現出“最無春草滿江山 美人仍憐舊羽冠 烏雁自飛明月上 鎮雲長在翠微見”的詩句。

除了作詩,這一次IBM還在自家展臺上玩起了遊戲,讓大家通過腦電波意念控制小機器人BB-8,並完成打保齡的任務。在我們現場工作人員的控制下,BB-8簡直是滿屏的橫沖直撞,現場絕對是一場腦與腦之間的保齡球較量。

BB-8保齡球大賽之外,IBM這次還展示了溫暖的成長小夥伴——智能玩具小恐龍Dino。作為陪伴孩子成長的學習型“玩具”, Dino能在與孩子不斷的聊天中與孩子一起學習,成長。

而這些看似相當不IBM的產品背後都有IBM近來力推人工智能產品Watson計算機的身影。

在e-Business、智慧地球之後,擅長以概念領跑的IBM這次在中國打出了“認知商業”的口號。

來自IBM大中華區董事長陳黎明的“野心”是:認知商業是繼“智慧地球”之後,IBM發布的又一次重大轉型戰略,它將引發堪比電子商務的又一次的商業變革大潮。

IBM首席執行官羅睿蘭(Ginni Rometty)在2016年CES期間公開宣布“IBM不再只是一家硬件公司、軟件公司、服務公司,而已經轉型為一家認知解決方案和雲平臺公司”之後,曾有誤傳IBM會“放棄咨詢業務”。

2016年春節後再度面對媒體,陳黎明一開始就主動談起這次轉型。“發布之後有不同的解讀,說IBM的業務是不是有些傳統的行業不做了?不是,在這里我再做一個澄清。IBM在一些核心的傳統領域,包括我們的主機、高性能計算機(Power)、存儲,也包括很多傳統的軟件,我們依然會做下去。當然,像雲計算、大數據、移動社交及安全,包括雲平臺、認知計算這個領域的轉型,也是勢在必行的。”

對於IBM的傳統業務和新興業務,陳黎明的觀點是就整個行業的發展來看,傳統的IT行業在全球是呈下降趨勢的,但在中國目前下降的趨勢不像國外那麽迅猛。可以肯定的是,IBM在雲平臺、認知計算領域未來的收入將會占到相當的比重。

對於認知商業,羅睿蘭的觀點是“未來是認知的,而我們正朝著一個認知的物聯網前進。”

作為最早從事人工智能、認知計算的公司之一,IBM從數十年前就開始在認知計算領域進行投資。2014年,Watson集團成立,2015年10月,成立了業內首個“認知商業”咨詢部門。

這一次的世界互聯網大會上,陳黎明透露,在機器學習算法領域,IBM 已經獲得一系列專利成果,使得Watson可以自動選擇和優化機器學習算法和模型,整個過程無需人工介入,無需編程,消除了人工智能和大數據分析的一個關鍵瓶頸。IBM還投資數十億美元,與數千名醫療、法律、金融等領域的專家和專業機構合作,為二十多個行業建立了知識本體,Watson通過閱讀和分析海量的專業文獻和數據,進行知識吸收、展現和推理,建立證據庫,並與領域專家交互合作,增強知識本體,擴充和改進證據庫,迅速成為該領域的頂級專家。

在癌癥領域,目前Watson已經向美國、中國、印度、泰國等國家和地區的2億病人提供診斷和治療:在中國,IBM與杭州認知合作,幫助全國21家醫院引入Watson腫瘤解決方案,幫助醫生根據每位患者需要制定個性化的治療方案;在日本,Watson在10分鐘之內閱讀和分析了2000萬份醫學文獻、論文和病例,找到了東京大學收治的一位66歲女性白血病患者的一個活性基因突變,幫助醫生采用新的醫療方案,使患者順利康複。

按照IBM方面公布的數據,目前 Watson已經能夠為全球超過2億的消費者提供服務:IBM與GM合作,將Watson的強大能力整合到首個汽車認知移動平臺“OnStar Go”之中,為司機和乘客創建更加高效、安全的行車體驗,如燃料不足時臨時停車、激活燃油泵並付款加油後再行上路,在旅途中訂購一杯咖啡,或在路過藥房前收到處方藥購買提醒等;Watson還分析了時尚明星李宇春從2013年以來的出鏡形象及其全部微博和微信評論,建立了李宇春“時尚形象”與粉絲及公眾評論間的關聯模型,把握其時尚特質,在短短一周時間之內幫助設計師設計出了個性化的李宇春“認知禮服”;Watson還為超過50萬學生選擇合適的課程,幫助教師制定最佳教學計劃等。

此外,陳黎明發布了IBM類腦計算機及原子存儲技術等。據了解,作為一款用於深度學習的類腦超級計算平臺,IBM TrueNorth其處理能力相當於 1600萬個神經元和40億個神經鍵,消耗的能量只需2.5 瓦。將低能耗的類腦處理器應用於深度學習無疑是未來大數據處理創新方法。相比目前存儲一個比特的信息需要100萬個原子的現狀,IBM新一代存儲技術只需要12個原子。

直擊 世界 互聯網 互聯 大會 IBM 烏鎮 賣萌 人工 智能 Waston 能作 作詩 詩也 也能 協助 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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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窮的地方報銷越少,看病越困難”羅爾事件背後:兒童醫保的“馬太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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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費用204244.31元,個人現金只付3.6萬余元,漩渦中的深圳羅爾尚算幸運。而貧困地區的孩子正陷入大病“越窮越難報銷”的馬太效應。(東方IC/圖)

悖論的倒掛——大醫院集中在北上廣地區,到這些醫院屬於“跨區域治療”,報銷比例會更低。

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地方政府保障弱、異地就醫報銷更少,結果是,越是貧窮、保障越差,越看不起病。

與身處深圳的羅爾相比,貧困地區的家庭,獲得社會救助也更為困難。

因為利潤太低,健康商業保險,同樣罕有業務員主動銷售。

“必須把醫療作為一個保障所有人的福利體系進行設計,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有公費醫療、醫保、新農合,碎片化得厲害。”

在一個名為“兒童因病致貧”的五百人微信群里,對於兒童大病醫保的討論,自羅爾募捐風波後,一刻也沒停過。

他們都是惡性腫瘤患兒的家長,來自天南海北,集中到北上廣等醫療條件好的大城市看病。和交流求醫問藥經驗的病友群不同,這個群目標清晰——“因病致貧是兒童惡性腫瘤共同面對的難題,我們的目標是引起國家重視”。

2016年11月30日,深圳市第一時間公布羅某笑的報銷清單後,討論達到了頂峰。

“天壤之別!”家長們感嘆。

按照深圳市社保局公布,羅某笑2016年9月8日至今三次住院,共產生醫療費用204244.31元,其中醫保記賬16.8萬元,個人現金只支付了3.6萬余元,說明醫保支付八成以上,這其中包括了基本醫療保險、深圳地方補助和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補充醫療保險。

聯想到自己的孩子,他們發現,地方不同,報銷比例和政策懸殊:同一個檢查、同為門診化療、同一種藥品……不同地方能否報銷,千差萬別。

“命不好,沒生對地方。”對比深圳的羅爾,家長們沮喪地抱怨。

難以複制的深圳經驗

家長們理想中的保障體系,並非一日建成。

“深圳開展醫改比較早,1992年就開始探索了。”深圳市人社局醫保處李中齊副處長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羅爾的女兒受益於深圳醫保體系的三重保障。

首先,深圳基本醫保支付最高為全市上年度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6倍,以2015年深圳市上年度在崗職工平均工資6753元/月來計算的話就是48.6萬元。其次,基本醫療保險連續參保時間滿72個月以上的,地方補充醫療保險基金支付最高為100萬元。再次,針對重特大疾病,深圳還有20元重疾補充保險,只要自付超過1萬元,就可再報銷70%。而且,深圳社保繳費比例低於國家規定,尤其是醫保三檔繳費比例為0.55%,僅為國家規定上限的1/16。

對於少兒來說,深圳門診大病最高可報銷90%,住院費用超起付線以上部分支付比例高達90%。2015年,深圳更將11種靶向藥所發生的費用納入重特大疾病使用目錄,最高可報銷15萬元。

但這樣的充分保障,對全國很多地方來說,“可望而不可及”。

以深圳為例,2015年,深圳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收入16.770億元,其中家庭及個人繳費收入10.539億元、各級財政繳費補助5.834億元,利息收入0.397億元;基金支出13.659億元,其中待遇支出13.659億元;當期結余3.111億元。年末基金滾存結余14.176億元。

而此前有媒體報道,北京、天津、湖北、重慶、貴州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六個地區統籌基金累計結余不足6個月支出。——對於這些地方的政府而言,複制深圳模式,無疑有著巨大的壓力。

越是欠發達,越限制跨區域就醫

表面上看,從全國層面,現階段兒童大病保障並無太大區別,三個層次的保障體系基本健全。

第一層次是基本醫療保險。在我國,目前基本醫保覆蓋率為95%左右,但報銷比例低,且可報銷最高限額也較低,實際報銷比例只有10%到55%不等。城鎮居民總體比農村報銷比例高。

第二層是重大疾病醫療保障,主要是對特定病種提高基本醫療保險報銷比例,且逐年加強,缺點是只保障部分病種。

第三層是大病醫保政策。2015年底,國家全面實施的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即城鄉居民大病保險。這是由政府從醫保基金劃撥資金,向商業保險機構購買大病保險,對參保人患高額醫療費大病、經基本醫療保險報銷後需個人負擔的合規醫療費用,給予“二次報銷”。但不包括有正式職業的人群。按照設想,通過兩項政策的疊加,實際報銷比例可提升到60%-70%。

但在全國,醫保統籌的行政級別並不相同。部分發達地區省份,已全省統籌,而越是欠發達地區,越是限制跨區域就醫的報銷。

這和中國現階段高度集中的醫療資源形成了悖論式的倒掛——因為大醫院集中在北上廣地區,一旦到了這些醫院,都屬於“跨區域治療”,原本不多的報銷比例會降至更低。

因為一場大病,原本普通甚至小康的家庭陷入了災難,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山西汾陽,身患橫紋肌肉瘤的兒童天昊,到北京求醫。但很快就遇到新難題:醫保和報銷。

“同樣就是一種病的,交的錢是一樣的,為什麽報銷的錢就不一樣?有的地方十萬報八萬,有的地方十萬報兩萬,心理就特別不平衡。”天昊爸爸不能理解。

另一位河北衡水農村的白血病兒家長說,因為新農合報銷上限只有8萬,自費藥不報銷,他們第一次入院七萬多的花費,費盡周折,最終才報了一萬來塊錢。而整個療程下來至少需要三十萬。“還得自己先墊付,報銷的錢兩個月後才下來。”

即使是在省會城市鄭州,這樣的困境也依然存在。根據鄭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官網的資料顯示,2016年上半年,在最高支付限額方面,居民醫保達到40萬元(其中基本醫療保險10萬,商業補充保險30萬);在統籌基金支付比例方面,居民醫保的最高報銷比例達到80%。

但患兒君君的母親向南方周末記者訴苦,她孩子確診白血病時還不到二歲,為救命輾轉來到上海。現在療程暫告結束,總共花費30萬左右(不包含生活費),最終鄭州社保只給報銷不到5萬元。因為,抗生素和高端化療藥都不能報銷,大城市病房緊張,很多時候只能在門診治療,而門診“一分錢也報不了”。

羅爾女兒的危險,他們同樣經歷過。君君在第二個化療療程中感染,住進了重癥監護室(ICU)——感染往往是兒童重病中最危險也是花費最大的部分。

“米開民(一種抗真菌藥物)用了三萬多塊錢,不報銷,培門冬酶(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首選藥物)一針5000塊不報銷,在門診做抗感染治療一個禮拜8000塊一分不報……”君君媽說。最後,她只能把家里唯一的房子賣了。

粗略統計幾十位病兒家長的報銷單據,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實際報銷費用占總費用報銷不到30%。這和中國公益研究院副院長高華俊測算的結果類似——“大病患兒的實際報銷比例在25%—45%,費用超過封頂線,實際報銷比例會進一步降低。”

“我們第一個療程花了十幾萬,但二次報銷只報了2800元。”君君媽想不通,而同一醫院上海市戶口的孩子,繳費時直接減掉一半的費用。

各地區的現實差距

國家並非不曾努力。

2012年,原衛生部發布《關於加快推進農村居民重大疾病醫療保障工作的意見》,把重大疾病的保障病種擴展到20個,並提出自付費用超過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部分可再次報銷50%。其中與兒童相關性的疾病,有兒童白血病、兒童先天性心臟病、終末期腎病、耐多藥肺結核、艾滋病機會性感染、慢性粒細胞白血病、血友病、I型糖尿病、唇腭裂。

2015年,民政部等五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完善醫療救助制度全面開展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工作的意見》。針對重點救助對象,對經基本醫療保險、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及各類補充醫療保險、商業保險報銷後的個人負擔費用,在年度救助限額內按不低於70%的比例給予救助。

2016年11月4日,國家衛計委提出,2016年-2018年,將對農村貧困人口中,罹患兒童先天性心臟房間隔缺損、兒童先天性心臟室間隔缺損、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兒童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食管癌、胃癌、結腸癌、直腸癌、終末期腎病等9種疾病的患者進行專項救治。

名目繁多的保障政策和救濟政策,看似能讓人感到安心,但在實際運行中,確是另一番景象。

“能找的機構都找遍了。”前面提到民政救助70%的報銷額度,在實際執行中也受到各地救助資金籌集等情況限制。天昊爸爸去當地民政局,得到的答複是:無論你花多少,補助5000塊錢一年封頂。而一年多下來,他的孩子自費花了約三十萬。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數十位大病患兒家長發現,上述政策在實際中會受多重因素影響,一是,異地治療需要開具轉診證明,且門診無法報銷、住院報銷比例偏低。二是,兒童大病需用的很多藥品都不在可報目錄當中,只能自費;三是,對於同一病種,不同地區不僅報銷比例不同,是否將其納入大病範疇也會影響報銷。四是,如果一次報銷報得少,二次報銷就跟著報得更少,“造成惡性循環”。

李中齊承認,費用和醫生用藥、治療方法及病情有很大關系,地方經濟水平和醫保資金不等,也造成了現有各地區的現實差距。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一些地市的重大疾病補充保險和互助基金對兒童大病保障有重要貢獻,但僅限於特定城市。以深圳為例,其重特大疾病補充醫療保險,保一年只需要交20元。而在上海,18歲以下的中小學生、嬰幼兒,無論健康與否,只要在規定時間里參加少兒住院互助基金,每年繳納80元參保費用,就能享受由上海少兒住院互助基金承擔的醫療費用。

多層保障構築的兒童大病醫保系統,正形成越來越明顯的“馬太效應”:大城市醫療條件好、經濟基礎強、政府保障充分,報銷比例高,如果大城市孩子得病,只需要花很少部分的錢就可以滿足需求,而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在原本家境差的條件下,地方政府保障弱、異地就醫報銷更少,長此以往的結果是,越是貧窮、保障越差,越看不起病。

廣西百色的一位患兒家長表示,本地治療報70%,去百色以外的地方,都只報30%,但在百色,這類病根本無法醫治。大部分患兒,依然得經歷從本地醫院到省會城市醫院,最終再到北上廣等醫院的“遷徙”。

“說白了,越貧窮的地方報銷越少,看病越困難。”天昊爸爸嘆氣。

越窮越難得到救助

因病致貧,正成為中國大部分家庭的噩夢。

《中國兒童大病救助與慈善組織參與現狀報告》顯示,兒童慢性腎功能衰竭尿毒癥期、急性腎功能衰竭,每年需要6萬至10萬元透析費用,換腎則需40萬至50萬元;兒童再生障礙性貧血,若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約需15萬至30萬元;兒童白血病的治療費一般在10萬至60萬元;血友病兒童根據出血程度每年約需10萬至20萬元。

上述報告中,所有被調查家庭因給孩子治療白血病而平均負債超過14萬元,其中約47%的家庭負債超過10萬元,還有少部分家庭負債金額在30萬元以上。而在1229個貧困白血病患兒調查樣本中,75.1%為農村兒童,76.4%的家庭年收入不超過兩萬元。

即使有外界的少量捐助,也很難彌補由此出現的深重恐懼。“對白血病無底洞一般的治療費,這可能連杯水車薪都算不上。”正如羅爾9月22日給一位白血病患兒捐款3000元時所言。

君君媽親見一個病友,孩子在第11次化療時複發逝去,家長花了近一百萬,“現在那個孩子的媽媽,還在沒日沒夜地做蛋糕還債”。

兒童白血病和先心病是保障最好的一類特定疾病,在大部分地方都有特殊政策,實際可報銷的比例為40%、70%。

但“兒童因病致貧”群的家長,很少受益於這項政策,因為“國家不把兒童惡性腫瘤當成大病”。他們孩子所患的神經母細胞瘤及各種母細胞瘤、軟組織肉瘤(橫紋、尤文)、生殖細胞瘤(卵黃囊瘤、畸胎瘤)、星型、顆粒細胞瘤、腦瘤、淋巴瘤等其他未特指類型的兒童腫瘤均未被列入,家長們在各大慈善救助基金會也幾乎申請不到救助資金。

2014年,華中科技大學《中國基本醫療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報告》曾建議,兒童重大疾病醫療救助對象可以逐步由常規低保對象擴大到低收入人群。因為“兒童患了重大疾病後,即使是重大疾病病種,新農合提高補償水平後,部分病種自付費用仍較高,對於低保對象以外的低收入人群仍會造成災難性衛生支出”。

對於兒童大病救助來說,公益組織和民間慈善機構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2016年11月發布的《中國兒童大病聯合救助模式分析報告》總結了“聯合救助”在現實中形成的4種模式:第一,政府+社會組織的聯合模式,如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小天使救助基金項目、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微笑行動項目基金、兒慈會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等;第二,社會組織+社會組織聯合模式,如中國兒童大病救助聯盟等;第三,慈善組織+互聯網公益平臺聯合模式,如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919大病救助工程等;第四,慈善組織+大病救助專業機構聯合模式,如愛佑慈善基金會愛佑童心項目專家委員會等。

相比其他,醫療救助項目數量總體偏少,其原因在於,“醫療救助需要一定的醫療知識背景,而且通常是緊急救助,要求項目能夠有較高的執行效率和充裕的資金。”但這種募資存在很大困難,新陽光慈善基金會在開展青少年白血病項目時,計劃募資2000萬,而實際僅籌集200萬。

但與身處深圳的羅爾相比,貧困地區的家庭,獲得社會救助也更為困難。

“類似輕松籌的方式,幫不到貧困地區群體。”天昊爸爸堅定地認為。他從農村來,看到太多農村家庭連微信都不會用,就算有人幫他們申請,也沒親戚朋友幫他們轉發。

有人想到了商業保險。但現實中,健康險種成為保險公司最不願意主推的項目。

“保險公司有盈利的需求。”一個在中國排名前三的保險公司員工丁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幾年前,他的孩子不幸罹患白血病,他才開始不遺余力地推廣公司的健康險項目。

“人們最需要的是健康險、住院險,周圍孩子得病後都會後悔沒有買保險,被宣傳的往往是數額大、購買年數多的儲蓄型險種。”丁健說,他們公司今年4月有一款健康險種面世,但只有不到20%的業務員知道這一險種,因為利潤太低,幾乎沒有業務員願意主動去銷售。

“這類產品是不掙錢的,公司也沒動力推廣。”他希望這些廉價惠民的保險應該由政府推廣,而不是由保險公司人員銷售。

不過,高華俊指出,兒童大病救助根本解決之道,在於完整的頂層設計制度,構建統一的國民健康體系,“必須把醫療作為一個保障所有人的福利體系進行設計,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有公費醫療、醫保、新農合,碎片化得厲害。”

(應受訪者要求,丁健和文中患兒皆為化名。)

越窮 窮的 地方 報銷 越少 看病 困難 羅爾 事件 背後 兒童 醫保 馬太 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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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窮的地方報銷越少,看病越困難”羅爾事件背後:兒童醫保的“馬太效應”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313

醫療費用204244.31元,個人現金只付3.6萬余元,漩渦中的深圳羅爾尚算幸運。而貧困地區的孩子正陷入大病“越窮越難報銷”的馬太效應。(東方IC/圖)

悖論的倒掛——大醫院集中在北上廣地區,到這些醫院屬於“跨區域治療”,報銷比例會更低。

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地方政府保障弱、異地就醫報銷更少,結果是,越是貧窮、保障越差,越看不起病。

與身處深圳的羅爾相比,貧困地區的家庭,獲得社會救助也更為困難。

因為利潤太低,健康商業保險,同樣罕有業務員主動銷售。

“必須把醫療作為一個保障所有人的福利體系進行設計,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有公費醫療、醫保、新農合,碎片化得厲害。”

在一個名為“兒童因病致貧”的五百人微信群里,對於兒童大病醫保的討論,自羅爾募捐風波後,一刻也沒停過。

他們都是惡性腫瘤患兒的家長,來自天南海北,集中到北上廣等醫療條件好的大城市看病。和交流求醫問藥經驗的病友群不同,這個群目標清晰——“因病致貧是兒童惡性腫瘤共同面對的難題,我們的目標是引起國家重視”。

2016年11月30日,深圳市第一時間公布羅某笑的報銷清單後,討論達到了頂峰。

“天壤之別!”家長們感嘆。

按照深圳市社保局公布,羅某笑2016年9月8日至今三次住院,共產生醫療費用204244.31元,其中醫保記賬16.8萬元,個人現金只支付了3.6萬余元,說明醫保支付八成以上,這其中包括了基本醫療保險、深圳地方補助和深圳市重特大疾病補充醫療保險。

聯想到自己的孩子,他們發現,地方不同,報銷比例和政策懸殊:同一個檢查、同為門診化療、同一種藥品……不同地方能否報銷,千差萬別。

“命不好,沒生對地方。”對比深圳的羅爾,家長們沮喪地抱怨。

難以複制的深圳經驗

家長們理想中的保障體系,並非一日建成。

“深圳開展醫改比較早,1992年就開始探索了。”深圳市人社局醫保處李中齊副處長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羅爾的女兒受益於深圳醫保體系的三重保障。

首先,深圳基本醫保支付最高為全市上年度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的6倍,以2015年深圳市上年度在崗職工平均工資6753元/月來計算的話就是48.6萬元。其次,基本醫療保險連續參保時間滿72個月以上的,地方補充醫療保險基金支付最高為100萬元。再次,針對重特大疾病,深圳還有20元重疾補充保險,只要自付超過1萬元,就可再報銷70%。而且,深圳社保繳費比例低於國家規定,尤其是醫保三檔繳費比例為0.55%,僅為國家規定上限的1/16。

對於少兒來說,深圳門診大病最高可報銷90%,住院費用超起付線以上部分支付比例高達90%。2015年,深圳更將11種靶向藥所發生的費用納入重特大疾病使用目錄,最高可報銷15萬元。

但這樣的充分保障,對全國很多地方來說,“可望而不可及”。

以深圳為例,2015年,深圳市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基金收入16.770億元,其中家庭及個人繳費收入10.539億元、各級財政繳費補助5.834億元,利息收入0.397億元;基金支出13.659億元,其中待遇支出13.659億元;當期結余3.111億元。年末基金滾存結余14.176億元。

而此前有媒體報道,北京、天津、湖北、重慶、貴州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六個地區統籌基金累計結余不足6個月支出。——對於這些地方的政府而言,複制深圳模式,無疑有著巨大的壓力。

越是欠發達,越限制跨區域就醫

表面上看,從全國層面,現階段兒童大病保障並無太大區別,三個層次的保障體系基本健全。

第一層次是基本醫療保險。在我國,目前基本醫保覆蓋率為95%左右,但報銷比例低,且可報銷最高限額也較低,實際報銷比例只有10%到55%不等。城鎮居民總體比農村報銷比例高。

第二層是重大疾病醫療保障,主要是對特定病種提高基本醫療保險報銷比例,且逐年加強,缺點是只保障部分病種。

第三層是大病醫保政策。2015年底,國家全面實施的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即城鄉居民大病保險。這是由政府從醫保基金劃撥資金,向商業保險機構購買大病保險,對參保人患高額醫療費大病、經基本醫療保險報銷後需個人負擔的合規醫療費用,給予“二次報銷”。但不包括有正式職業的人群。按照設想,通過兩項政策的疊加,實際報銷比例可提升到60%-70%。

但在全國,醫保統籌的行政級別並不相同。部分發達地區省份,已全省統籌,而越是欠發達地區,越是限制跨區域就醫的報銷。

這和中國現階段高度集中的醫療資源形成了悖論式的倒掛——因為大醫院集中在北上廣地區,一旦到了這些醫院,都屬於“跨區域治療”,原本不多的報銷比例會降至更低。

因為一場大病,原本普通甚至小康的家庭陷入了災難,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山西汾陽,身患橫紋肌肉瘤的兒童天昊,到北京求醫。但很快就遇到新難題:醫保和報銷。

“同樣就是一種病的,交的錢是一樣的,為什麽報銷的錢就不一樣?有的地方十萬報八萬,有的地方十萬報兩萬,心理就特別不平衡。”天昊爸爸不能理解。

另一位河北衡水農村的白血病兒家長說,因為新農合報銷上限只有8萬,自費藥不報銷,他們第一次入院七萬多的花費,費盡周折,最終才報了一萬來塊錢。而整個療程下來至少需要三十萬。“還得自己先墊付,報銷的錢兩個月後才下來。”

即使是在省會城市鄭州,這樣的困境也依然存在。根據鄭州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官網的資料顯示,2016年上半年,在最高支付限額方面,居民醫保達到40萬元(其中基本醫療保險10萬,商業補充保險30萬);在統籌基金支付比例方面,居民醫保的最高報銷比例達到80%。

但患兒君君的母親向南方周末記者訴苦,她孩子確診白血病時還不到二歲,為救命輾轉來到上海。現在療程暫告結束,總共花費30萬左右(不包含生活費),最終鄭州社保只給報銷不到5萬元。因為,抗生素和高端化療藥都不能報銷,大城市病房緊張,很多時候只能在門診治療,而門診“一分錢也報不了”。

羅爾女兒的危險,他們同樣經歷過。君君在第二個化療療程中感染,住進了重癥監護室(ICU)——感染往往是兒童重病中最危險也是花費最大的部分。

“米開民(一種抗真菌藥物)用了三萬多塊錢,不報銷,培門冬酶(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首選藥物)一針5000塊不報銷,在門診做抗感染治療一個禮拜8000塊一分不報……”君君媽說。最後,她只能把家里唯一的房子賣了。

粗略統計幾十位病兒家長的報銷單據,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實際報銷費用占總費用報銷不到30%。這和中國公益研究院副院長高華俊測算的結果類似——“大病患兒的實際報銷比例在25%—45%,費用超過封頂線,實際報銷比例會進一步降低。”

“我們第一個療程花了十幾萬,但二次報銷只報了2800元。”君君媽想不通,而同一醫院上海市戶口的孩子,繳費時直接減掉一半的費用。

各地區的現實差距

國家並非不曾努力。

2012年,原衛生部發布《關於加快推進農村居民重大疾病醫療保障工作的意見》,把重大疾病的保障病種擴展到20個,並提出自付費用超過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部分可再次報銷50%。其中與兒童相關性的疾病,有兒童白血病、兒童先天性心臟病、終末期腎病、耐多藥肺結核、艾滋病機會性感染、慢性粒細胞白血病、血友病、I型糖尿病、唇腭裂。

2015年,民政部等五部委聯合發布《關於進一步完善醫療救助制度全面開展重特大疾病醫療救助工作的意見》。針對重點救助對象,對經基本醫療保險、城鄉居民大病保險及各類補充醫療保險、商業保險報銷後的個人負擔費用,在年度救助限額內按不低於70%的比例給予救助。

2016年11月4日,國家衛計委提出,2016年-2018年,將對農村貧困人口中,罹患兒童先天性心臟房間隔缺損、兒童先天性心臟室間隔缺損、兒童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兒童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食管癌、胃癌、結腸癌、直腸癌、終末期腎病等9種疾病的患者進行專項救治。

名目繁多的保障政策和救濟政策,看似能讓人感到安心,但在實際運行中,確是另一番景象。

“能找的機構都找遍了。”前面提到民政救助70%的報銷額度,在實際執行中也受到各地救助資金籌集等情況限制。天昊爸爸去當地民政局,得到的答複是:無論你花多少,補助5000塊錢一年封頂。而一年多下來,他的孩子自費花了約三十萬。

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數十位大病患兒家長發現,上述政策在實際中會受多重因素影響,一是,異地治療需要開具轉診證明,且門診無法報銷、住院報銷比例偏低。二是,兒童大病需用的很多藥品都不在可報目錄當中,只能自費;三是,對於同一病種,不同地區不僅報銷比例不同,是否將其納入大病範疇也會影響報銷。四是,如果一次報銷報得少,二次報銷就跟著報得更少,“造成惡性循環”。

李中齊承認,費用和醫生用藥、治療方法及病情有很大關系,地方經濟水平和醫保資金不等,也造成了現有各地區的現實差距。

南方周末記者發現,一些地市的重大疾病補充保險和互助基金對兒童大病保障有重要貢獻,但僅限於特定城市。以深圳為例,其重特大疾病補充醫療保險,保一年只需要交20元。而在上海,18歲以下的中小學生、嬰幼兒,無論健康與否,只要在規定時間里參加少兒住院互助基金,每年繳納80元參保費用,就能享受由上海少兒住院互助基金承擔的醫療費用。

多層保障構築的兒童大病醫保系統,正形成越來越明顯的“馬太效應”:大城市醫療條件好、經濟基礎強、政府保障充分,報銷比例高,如果大城市孩子得病,只需要花很少部分的錢就可以滿足需求,而小城市和農村地區,在原本家境差的條件下,地方政府保障弱、異地就醫報銷更少,長此以往的結果是,越是貧窮、保障越差,越看不起病。

廣西百色的一位患兒家長表示,本地治療報70%,去百色以外的地方,都只報30%,但在百色,這類病根本無法醫治。大部分患兒,依然得經歷從本地醫院到省會城市醫院,最終再到北上廣等醫院的“遷徙”。

“說白了,越貧窮的地方報銷越少,看病越困難。”天昊爸爸嘆氣。

越窮越難得到救助

因病致貧,正成為中國大部分家庭的噩夢。

《中國兒童大病救助與慈善組織參與現狀報告》顯示,兒童慢性腎功能衰竭尿毒癥期、急性腎功能衰竭,每年需要6萬至10萬元透析費用,換腎則需40萬至50萬元;兒童再生障礙性貧血,若進行造血幹細胞移植約需15萬至30萬元;兒童白血病的治療費一般在10萬至60萬元;血友病兒童根據出血程度每年約需10萬至20萬元。

上述報告中,所有被調查家庭因給孩子治療白血病而平均負債超過14萬元,其中約47%的家庭負債超過10萬元,還有少部分家庭負債金額在30萬元以上。而在1229個貧困白血病患兒調查樣本中,75.1%為農村兒童,76.4%的家庭年收入不超過兩萬元。

即使有外界的少量捐助,也很難彌補由此出現的深重恐懼。“對白血病無底洞一般的治療費,這可能連杯水車薪都算不上。”正如羅爾9月22日給一位白血病患兒捐款3000元時所言。

君君媽親見一個病友,孩子在第11次化療時複發逝去,家長花了近一百萬,“現在那個孩子的媽媽,還在沒日沒夜地做蛋糕還債”。

兒童白血病和先心病是保障最好的一類特定疾病,在大部分地方都有特殊政策,實際可報銷的比例為40%、70%。

但“兒童因病致貧”群的家長,很少受益於這項政策,因為“國家不把兒童惡性腫瘤當成大病”。他們孩子所患的神經母細胞瘤及各種母細胞瘤、軟組織肉瘤(橫紋、尤文)、生殖細胞瘤(卵黃囊瘤、畸胎瘤)、星型、顆粒細胞瘤、腦瘤、淋巴瘤等其他未特指類型的兒童腫瘤均未被列入,家長們在各大慈善救助基金會也幾乎申請不到救助資金。

2014年,華中科技大學《中國基本醫療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報告》曾建議,兒童重大疾病醫療救助對象可以逐步由常規低保對象擴大到低收入人群。因為“兒童患了重大疾病後,即使是重大疾病病種,新農合提高補償水平後,部分病種自付費用仍較高,對於低保對象以外的低收入人群仍會造成災難性衛生支出”。

對於兒童大病救助來說,公益組織和民間慈善機構是不可忽視的力量。

2016年11月發布的《中國兒童大病聯合救助模式分析報告》總結了“聯合救助”在現實中形成的4種模式:第一,政府+社會組織的聯合模式,如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小天使救助基金項目、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微笑行動項目基金、兒慈會中國鄉村兒童大病醫保公益基金等;第二,社會組織+社會組織聯合模式,如中國兒童大病救助聯盟等;第三,慈善組織+互聯網公益平臺聯合模式,如中國社會福利基金會919大病救助工程等;第四,慈善組織+大病救助專業機構聯合模式,如愛佑慈善基金會愛佑童心項目專家委員會等。

相比其他,醫療救助項目數量總體偏少,其原因在於,“醫療救助需要一定的醫療知識背景,而且通常是緊急救助,要求項目能夠有較高的執行效率和充裕的資金。”但這種募資存在很大困難,新陽光慈善基金會在開展青少年白血病項目時,計劃募資2000萬,而實際僅籌集200萬。

但與身處深圳的羅爾相比,貧困地區的家庭,獲得社會救助也更為困難。

“類似輕松籌的方式,幫不到貧困地區群體。”天昊爸爸堅定地認為。他從農村來,看到太多農村家庭連微信都不會用,就算有人幫他們申請,也沒親戚朋友幫他們轉發。

有人想到了商業保險。但現實中,健康險種成為保險公司最不願意主推的項目。

“保險公司有盈利的需求。”一個在中國排名前三的保險公司員工丁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幾年前,他的孩子不幸罹患白血病,他才開始不遺余力地推廣公司的健康險項目。

“人們最需要的是健康險、住院險,周圍孩子得病後都會後悔沒有買保險,被宣傳的往往是數額大、購買年數多的儲蓄型險種。”丁健說,他們公司今年4月有一款健康險種面世,但只有不到20%的業務員知道這一險種,因為利潤太低,幾乎沒有業務員願意主動去銷售。

“這類產品是不掙錢的,公司也沒動力推廣。”他希望這些廉價惠民的保險應該由政府推廣,而不是由保險公司人員銷售。

不過,高華俊指出,兒童大病救助根本解決之道,在於完整的頂層設計制度,構建統一的國民健康體系,“必須把醫療作為一個保障所有人的福利體系進行設計,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有公費醫療、醫保、新農合,碎片化得厲害。”

(應受訪者要求,丁健和文中患兒皆為化名。)

越窮 窮的 地方 報銷 越少 看病 困難 羅爾 事件 背後 兒童 醫保 馬太 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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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深圳看病收費大調整 個人支出將略有下降

深圳人看病要花多少錢?從明年開始,這個答案會有所不同了。

近日,深圳市發改委、市衛計委和市人社局聯合印發了《深圳市公立醫院醫療服務價格改革實施方案》和《深圳市公立醫療機構第一階段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有關工作的通知》,標誌著醞釀了近2年的深圳市醫療服務價格改革將從2017年1月1日正式拉開序幕。

在總量持平、結構優化、不增加群眾就醫支出的前提下,深圳將分三批對公立醫院的2617項收費價格進行結構優化調整。調價有升有降:降低大型設備檢查檢驗的費用,提高手術、護理、治療等體現醫務人員技術勞務價值的醫療服務價格等。

深圳衛計委相關負責人強調,醫療服務價格調整後,“減量”要大於“增量”,患者支出總量將下降。

價格有升有降

今年7月,國家衛計委聯合發改委等部門印發《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意見》的通知,要求各地按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原則,統籌考慮各方面承受能力,合理制定和調整醫療服務價格,逐步理順醫療服務比價關系,並與醫保支付、醫療控費政策同步實施,確保群眾費用負擔總體不增加。隨後,各地紛紛推進這項改革。

深圳市衛計委副主任劉堃在12月28日的發布會上介紹,改革計劃分三步走:第一階段先調整833項收費,占醫院收費項目的9.2%,患者支出將減少3000萬元。第二和第三階段的改革啟動時間將由深圳市發改委、市衛計委和市人社局協商後確定,預計在明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完成。“三個階段的改革完成後,預計患者總體支出和醫保基金支出均有下降,醫院收入結構更加優化。”

那麽,價格具體是如何調整的呢?深圳市衛計委財務處副處長蔔奇文表示,第一階段的調價,降低了252項大型設備檢查治療項目價格,包括CT、MRI、PET-CT等,降價幅度平均20%。如三級醫院的磁共振平掃(0.5T以下)從500元降為400元。預計調價後,一年將減少大型設備檢查收費1.65億元。

與此同時,第一階段的調價也取消7個項目的收費,包括掛號費、單人房病房取暖費、雙人房病房取暖費、三人以上病房取暖費、單人房病房空調降溫費、雙人房病房空調降溫費、三人以上病房空調降溫費。據測算,這7項收費取消後,一年將減少7200萬元。

此外,第一階段調整的價格中,提高357項4級手術類醫療服務項目價格,提價幅度平均在50%。如人工椎間盤植入術從2500元提高到3750元,乳腺癌根治術從2000元提高到3000元。不過,患者不必過於擔心。由於手術屬於醫保住院報銷範疇,個人自付比例不會增加太多。會診和搶救的費用也進行了調價。如:院際會診從現在的150元調整為260元。據測算,這項收費提價後,一年將增加4000萬元。

深圳市衛生部門希望,通過下調大型設備檢查項目和檢驗類項目價格來控制過度檢查和檢驗,減輕患者負擔,同時通過提高手術等服務項目的收費,體現醫務人員的價值。

患者總費用將減少

在本次改革中,當地經濟效益不高的學科不受重視的局面也將有所改變。

上述改革方案提高了價格明顯偏低的部分綜合治療類項目價格。其中就包括一些開藥、檢查較少,主要依賴醫務人員技術和勞務的特殊專科,如病理、康複、精神、兒科、中醫等項目,通過經濟的杠桿向這些專科的傾斜,引導公立醫院學科發展,回歸公益性。

那麽,患者看病的總費用會增加嗎?公立醫院的收入會減少嗎?據測算,第一階段減少的費用要多於增加的費用,患者支出將減少3000萬。

深圳市衛計委副主任劉堃說,第一階段價格改革後,深圳市部分基層醫院和中醫類醫院等部分專科醫院的收入略有下降。深圳市將通過完善財政補助政策措施,包括提高基本醫療衛生服務財政補助標準,建立家庭醫生簽約服務財政補助機制等方式予以補貼。

他補充道,第二、第三個階段改革實施後,預計患者總體支出和醫保基金支出均略有下降,全市各級各類醫院的收入將實現總體平衡,結構更加優化合理。

明年 深圳 看病 收費 調整 個人 支出 略有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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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吃藥,入教,當今內容付費的三種邏輯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324/162094.shtml

看病,吃藥,入教,當今內容付費的三種邏輯
小馬宋 小馬宋

看病,吃藥,入教,當今內容付費的三種邏輯

各有好處,看你的能力在哪。

本文由小馬宋(微信ID:zhongguowenlian)授權i黑馬發布。

羅胖說,內容付費還遠遠不是一個風口,因為風口的意思就是,豬也能飛起來,很顯然,目前一頭豬在內容付費的領域是飛不起來的,所以它不是一個風口。

但它是一個商業模式。

盡管從孔夫子“十條幹肉”開始就已經是付費模式,到後來的培訓和出版同樣是付費的,只是互聯網把內容付費又打扮了一番,好多家玩出了新花樣。

最近一段時間,連最文藝的豆瓣都有了豆瓣時間,可愛的生意人丁磊推出了“蝸牛讀書”,分答推出了“小講”,小鵝通發布了3.0,最近我還玩上了小密圈。

內容付費這件事越來越有有意思了。

跟其他一開始沒想著賺錢的互聯網商業模式不一樣,內容付費最大的好處就是,它是有錢賺的,否則為啥叫內容付費呢?

今天我們總結一下,各家玩的內容付費模式。

1、看病模式

這種模式的代表是在行、分答、知乎live、簡單心理、微博問答、好大夫在線等等。

我把這些模式稱為看病模式,因為你花錢買到的是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或者答案。比如你現在在產品設計上有困惑,你可以去在行約個行家問一下,你也可以去分答找人提問,或者參與知乎live獲得提問機會,總之你得到的是一個具體問題的答案,也就像是一個醫生給你的病開出的處方,而你要為這個處方付費。

盡管各家模式各不相同,分答衍生出了偷聽,知乎live是圍觀+提問,簡單心理則是典型的看病模式,本質就是看病。

這種模式的核心在於你的醫生資源,轉換個視角的話,你的競爭力取決於你擁有的各行各業的專家資源,以及你對專家資源的管理和控制能力。

這種模式對平臺來說,收取的是傭金,對專家來說,收到的是診費,好處是不用專門設計內容產品,而是根據具體病情和自己經驗來開處方。

壞處是,平臺流量太貴。

所以能做出來的,大概就是那些本來就有流量的,在行和分答是從果殼衍生出來的,live背後有知乎的流量支持,微博問答有微博的流量。沒有流量,這種模式太難玩,所以山寨在行的一堆後來者,幾乎沒幾個幸存的。

或者,就只能走細分路線,像簡單心理這樣的心理咨詢平臺。

這個模式的第二個難題可能是這樣的:如何快速匹配“病人”和醫生?這在好大夫在線、簡單心理這樣的專業網站就不是那麽困難,但是我要去分答或者live找一個合適的大夫,還是有難度的。

所以這幾個平臺,都是大V的舞臺,不知名但是有料的內容提供者很難在上面賺到錢。而平臺對與大V們的關系顯得有些微妙,大部分錢都被大V們賺走了,傭金比例過低,那就只有指望GMV的大幅增長,但現在看來,各個平臺都遇到了各自的問題。

2、吃藥模式

這種模式的代表是得到、喜馬拉雅、多看、愛奇藝。

居然還有愛奇藝?是的,不要驚訝,我覺得愛奇藝是最典型的內容付費,它就是一個藥店模式:自己批發進貨,然後散裝賣給客戶。據說2016年愛奇藝的會員費收入是40億,這是一個網絡視頻的內部人士告訴我的。

但是愛奇藝的成本也很高,我這里只是說它的會員收費,沒有算成本和利潤。

多看是對電子書收費閱讀,這個就比較好理解。

得到最典型的產品是付費訂閱,按年收費,199。其他產品類型還有“說雜誌”、“每天聽本書”等。

簡單點說,吃藥模式和看病模式的區別是這樣的,看病是先付費後有產品,吃藥是先有產品後付費。看病是“服務業”,吃藥是“制造業”。

得到這樣的模式,它是在“制造”產品,當然愛奇藝是藥店,做的是經銷代理的生意,就像711;得到是藥廠,做的是藥物研發生產制造模式,就像拜耳。

既然做的是產品,你瀏覽一下得到收費專欄的訂閱數就可以理解銷量的差異了。

我買一副藥,對於吃完之後是有預期的,六味地黃丸,治腎虧;廣西金嗓子,利咽止痛;偉哥,雄起。

那我買一個產品,預期是什麽呢?如果沒有明確的預期,我就不容易(記住,是不容易,不是不可能)下決定。所以你看《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課》和劉潤老師的《五分鐘商學院》看起來賣相最好,為什麽呢?因為有明確預期,有嚴格的產品規劃。

在這種模式下,大V並不是一個商品好賣的必要條件。薛兆豐當然是知名的經濟學教授,可是真的聽過、了解他的人有多少?劉潤是中國最貴的管理顧問,但真正知道劉潤的也不多。

其實你看王煜全、熊太行、卓克、老浦、萬維剛、郝廣才、王爍等等都不是知名人物,但貴在他們能提供好的內容產品。

所以在這個模式上,大V沒有那麽重要,重要的是產品的設計和打磨,就像一瓶老幹媽辣醬。我們也很少能說出《人類簡史》的作者赫拉利,也不知道《新華字典》的作者是誰,但這些是我們樂意付費的內容產品。

相比看病模式,吃藥模式有幾個好處:

1、自主性強,不過於依靠大V,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打磨設計產品上。

2、收入高,這里並不是指流水,而是指分成。相比看病模式的低比例傭金,得到與作者的分成基本是對半,因為雙方都高度參與了內容的研發。

3、可重複出售。看病模式,一個醫生對一個病人,一個處方賣一次出診費,效率不高(盡管存在知乎live這種變體)。但是吃藥模式,可以大批量出售產品,比如《薛兆豐北大經濟學課》,即使訂閱一年結束,這個內容是完成了,它完全可以批量再賣的,因為想快速提高經濟學認知的人還有很多,但經濟學的基本知識是變化不大的。

說了這麽多好話,吃藥模式的難點在哪呢?

難點在於產品研發。你來看病,我只要搞個知名大夫放那就好了,具體怎麽看我平臺是不關心的,但是要研究藥物,我就不是平臺,我是藥廠,我要有研發人員專門研究。

所以各有好處,看你的能力在哪。

3、入教模式

內容收費,還有第三種模式,叫入教模式。

這就是各種收費社群模式。

社群當然也存在內容輸出,但它既不會針對某個具體病人開藥方,也不會制造特定的藥物出售,它出售的是一個社群關系、一種信仰和崇敬包括一種心理上的安慰。

這就像一群信仰基督教的人,他們每周去教堂做禮拜,有事了還要去懺悔,還能跟其他教友互相交流,但教會只提供信仰,不提供具體服務。

社群是一個互相激發的學習群體,本質上就是信教,它往往是基於一個核心人物,如某個互聯網大V組織起來的。

馮大輝在小密圈的讀者群,有超過一萬的付費用戶,但是馮大輝並不承諾說我每天要給你們發多少帖子,也不一定會回答你的問題,但是這些用戶卻能提供不錯的內容。

馮大輝起到的是組織和篩選的角色。

內容付費 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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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 吃藥 入教 當今 內容 付費 的三 三種 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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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看病難和繁 杭州智慧醫療節省四千萬小時以上排隊時間

從受精卵到一抔黃土,生命的整個過程都將被記錄在數據軌跡里,它能帶來的,不僅僅是就醫的便捷、自我管理、個性化治療,還將推動生命科研的進步,這樣的一份醫療大數據,在杭州市已經初見雛形。

“智慧醫療破解了‘看病難’、‘看病繁’,至少幫助杭州老百姓節約了4000萬小時的就醫排隊時間,折合解放了至少500個工作日,相當於給所有杭州城區人放了一天假。”杭州市衛計委黨委書記、主任滕建榮在3月3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先解決看病繁

“醫療機構流程複雜、現場排長隊、候診時間長、診療秩序混亂”是長期以來人民群眾對醫療行業反映最強烈、最突出的問題。幾個小時的排隊掛號到診室換來的可能只有五分鐘的就診時間,然後又是系列的排隊檢查,沒有三四個小時,似乎無法離開醫院,這憑空就增加了“看病難”的感受。

“從破解群眾最迫切要求改變的‘看病繁’、‘看病難”’問題入手實施改革,借助信息化手段創新發展智慧醫療,徹底顛覆傳統的診療流程。率先在國內用信息化技術和精細化的管理,改善了我們的醫改流程。”滕建榮表示。

從2012年就開始,杭州市開啟了構建一體化信息平臺,使用杭州市民“一張卡”,這張市民卡兼備了醫保功能。同時構築“一張網”(杭州市衛生專網),建好“兩大庫”(居民健康檔案庫、電子病歷庫);搭好“兩級平臺”(市級衛生信息平臺、區縣級衛生信息平臺),通過平臺建設,打造了數字化的基層醫療機構和數字化的醫院。

通過這個信息平臺的建設,杭州市民的健康信息都收攏在內,無論去哪個醫院就醫,杭州市各級診療的醫生都可以通過這個平臺來查詢患者既往病史和檢查項目以及結果。

“這些年全國在推信息,如果只有信息沒有化,是不行的。只有信息互聯互通互享才能化,才能發揮作用。所以信息化,我個人一直認為,信息只是生產力,信息化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重構。我們強調的互聯網時代、大數據時代,是需要嶄新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再建的。在醫生的診間可以預約,一切讓老百姓便利,這是這個時代最好的技術給大家帶來的。”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李玲表示。

事實上去年的6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日前審議通過了《關於促進和規範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發展的指導意見》(下稱《指導意見》),提出到2017年底,實現國家和省級人口健康信息平臺以及全國藥品招標采購業務應用平臺互聯互通,跨部門健康醫療數據資源共享共用格局基本形成。到2020年,建立國家醫療衛生信息分級開放應用平臺,依托現有資源建成100個區域臨床醫學數據示範中心,基本實現城鄉居民擁有規範化電子健康檔案和功能完備的健康卡,適應國情的健康醫療大數據應用發展模式基本建立,初步形成健康醫療大數據產業體系。

但是打破各個醫療機構之間的信息孤島,一直都是一個難點。但是在杭州,通過頂層設計,這個健康大數據平臺完成了系統的信息化。

“現在看病不用來醫院掛號,直接通過手機app或者社區醫生來約即可,在約號的時候,就已經告知幾點來,根本無不需要排隊,交錢、檢查預約都可以在診療的醫生這里完成,過去看個病怎麽也得2到3個小時,現在也就1個小時就完成了。”一位正在就診的杭州市民表示。

在杭州市所轄的大中小醫療機構,都設置了自助掛號機,居民可以用多種方式預約掛號,網絡、電話、手機APP、自助機、醫生診間、社區轉診等。以“杭州智慧醫療”的APP為例,可以自主選擇醫院、查詢醫院相關信息、預約各院專家、查詢各院報告單等,實現杭州掌上就醫一卡通。

信息化已經顛覆了目前仍存在排長隊掛號的醫療模式。“不論哪種掛號形式,病人掛號時就明確就診序號和哪個時間段來等候,這樣就不用起早排隊領專家號和候診。按照掛號單上時間到醫院後,半小時之內就可看上醫生。所有的專家門診、普通門診、醫技檢查都實行預約就診,分時段預約診療也極大地減少了醫院壓力,使得掛號時間均勻分布。”滕建榮說,

而診間結算除了方便之外,杭州還創新推行市民卡“醫信付”信用結算,提供一千元的免息額,供先診療後還款服務,免去了患者診間結算余額不足的問題。出院時結算也完全可以通過自助機、市民卡護士站結算,95%患者出入院服務在床邊完成,免去了家屬和患者跑上跑下的流程。市民可以在離院前通過院內櫃面、自助機充值還款,或者離院後再通過手機端智慧醫療APP、支付寶服務窗等多個還款渠道進行還款,實現“先診療後還款”。

“截止到2016年,市屬醫院全面運行了2個月,累計發放貸款4586筆,貸款金額29.14萬元,還貸2321筆,還貸本金27.48元,按期還款率達94%,未發生預期不還款的情況。”滕建榮表示。

通過一系列智慧醫療建設,真正破解了“看病難”和“看病繁”。以診間結算為例,由於每個醫生診間都可以直接結算醫療費用,相當於將市級公立醫院原有的119個窗口增加到了2188個,全市開通“智慧結算”的用戶達550萬以上,市級醫院診間結算率達78%,累計已有4000余萬人次受益。

再解決分級診療

分級診療是當前乃至未來,都是中國醫改的一個重點,也是中國醫改之始的初心。但是如何把分級診療落實,在中國很多的省市都在糾結中時,而杭州市先行了一步。

“我們以簽約服務和資源下沈為載體,建立分級診療體系,圍繞‘患者願意去、基層接得住,醫院舍得放’的改革目標,制定醫保、價格和醫護人員激勵分配政策,以醫養護一體化簽約服務和醫療資源‘雙下沈,兩提升’為載體,以智慧醫療和信息化為紐帶,探索建立分級診療制度的杭州路徑,初步構建了城區二級(即省市級醫院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兩個層級)、農村三級(即鄉鎮衛生院、縣級醫院、省市級醫院三個層級)的層次清晰、定位明確的分級診療體系。”滕建榮表示。

而要把患者留在基層,必須基層接得住。這是首要解決的問題。

圍繞“基層接得住”、“大醫院舍得放”,杭州市實施了城市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加大財政投入,建立公立醫院科學的補償機制,同時,通過強化對公立醫院的績效考核這一指揮棒,提高公立醫院公益性,形成各級醫療衛生機構各司其職的工作機制。打通基層全科醫生與大醫院專科醫生的雙向轉診通道,建立基層全科醫生解決基本醫療服務,大醫院以處理重癥病人為主的“小病在社區、大病到醫院、康複回社區”的急慢分治模式。

在城區市級綜合醫院聯合周邊區域內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建立聯合體,實施醫療資源統籌管理、有序開展雙向轉診、慢病治療藥品的統一配送、鞏固和深化全科醫生簽約服務、強化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醫務人員的業務指導培訓。在城鄉之間,實施優質資源下沈,由市級醫院長期下派管理及技術團隊全面參與托管醫院的運行管理;市政府專項補助市級醫院,縣政府根據評估結果增加對縣級醫院的投入,建立了政府擔當、衛生指導、醫院結對、重點發展、全面提升的運行格局。現共有6家市屬三甲醫院托管了18家縣級醫院,2016年實現市對郊縣以及縣對鄉鎮資源下沈的全覆蓋。

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國務院醫改領導小組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 吳明認為,杭州市醫改抓住改革的關鍵環節,在解決改革難點問題上有所突破。

“杭州抓住了分級診療這個牛鼻子,現在分級診療的難點在哪里?大醫院不願意放,基層積極性不夠高,不願意接,基層能力也有問題,接不住,所以分級診療目標的實現確實面臨了很大挑戰,杭州在解決這三點問題上路徑非常清楚。”

吳明解讀杭州醫改時表示,首先杭州市通過公立醫院的綜合改革“五環聯動”,讓大醫院願意放。其次是怎麽讓基層接得住?他們采取了醫聯體的方式,優質的醫療資源下沈,下沈到基層,提高基層的服務能力,這樣能夠接得住。第三,他們采取了一些改革,比如說基層的醫務人員的薪酬改革,多勞多得,優勞優酬,這樣提高了醫務人員的積極性,他們有動力接,願意接,很好地解決了這些問題。當然同步地怎麽吸引患者到基層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簽約服務醫保的差別化支付,對於簽約服務的參保人,醫保在很多方面給予優惠等等,這些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解決了目前一些地區在推進分級診療方面遇到的難點問題。

由於一系列讓“病人願意去”的政策使簽約居民得到了實惠,簽約居民數量逐年增長,主城區簽約數從2015年的52萬上升到2017年的80.8萬,其中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比例達39.62%。2016年底前所有區、縣(市)政府都出臺了簽約服務政策,實現簽約服務制度全市城鄉居民全覆蓋。

目前,全市簽約總人數已達173.2萬人,其中60歲以上的老年人比例達42.50%。2016年簽約居民在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就診率達到了64.67%,轉診到省市醫療機構就診的比例控制在12.04%,從市醫保數據分析2016年城鎮職工醫保簽約人群社區就診率為63.36%,遠高於不簽約人群48.50%的社區就診率,充分體現了簽約服務在促進基層首診和雙向轉診的成效。

破解 看病 難和 和繁 杭州 智慧 醫療 節省 四千 千萬 小時 以上 排隊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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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版Uber 為老人看病

1 : GS(14)@2017-10-15 13:58:09

【明報專訊】香港公私營醫療供求嚴重失衡,有醫生立志出一分力,冀能釋放更多醫療服務資源,於是在去年創辦醫療共享平台「老友所醫」(DoctorNow NEEDS),透過結合資訊科技和醫療服務,成為「醫療版Uber」,讓醫生於空餘時間為有需要的病人提供服務。

明報記者 余麗明

老友所醫是結合線上線下的醫療社企,由馮治本醫生(Wilson)創辦,透過網上平台,為本港安老院舍長者配對醫生上門應診,更承諾診後半小時內把藥物速遞至院舍,以及提供視像診症和覆診服務,長者可免卻舟車勞頓,面對面與醫生對話和求診問症。

承諾診後半小時內送藥至院舍

有研究指,視像診症可減少長者10%到急症室求醫或入院次數,「過去一年老友所醫已接了3200宗個案,當中1600個為睇症,即老友所醫成功減少160個入院機會或使用急症室個案。」Wilson又指,每個病人到急症室求醫的成本則為2000元,入院成本更高達2.6萬元,意味老友所醫可為公共服務節省成本。

Wilson指,現時服務多為上門診症,當中約有一成老人家嘗試轉用視像診症,往往老人家需要陪診員陪同外出,甚至或需家人請假陪同,而老友所醫提供的視像診症服務對各方也有利。「較健康的長者每年也平均發燒一至兩次,而視像診症主要是看半急性的疾病,如發燒和皮膚病等,故服務能大大減低各方成本,如果為急

性,我們仍會將病人轉介到急症室求醫。」

Wilson早於2011年開設了一間醫學美容中心,驟眼看,可能只是沒什麼特別的美容中心,但原來就是老友所醫的「基地」,為其藥房和行政辦公室。Wilson更形容中心為「多功能的醫療診所」,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老友所醫核心成員則只有馮醫生和兩名員工,主要負責執藥、安排送藥、處理醫療券文件和與院舍和醫生溝通。

騰出美容中心空間 作社企基地

由於資金有限,撇除Wilson和兩名半義工性質的全職員工,其會計、公關和IT工作均外判,「聘請IT人員真的很貴,但公司始終標榜手機睇症」,Wilson指,如得到社企基金資助,將會用於IT方面,以及加強醫生以外方面的聯繫,以評估服務質素,現時正申請政府撥款和不同的社企基金。

賺錢非必然 長遠目標不蝕錢

一站式服務包括上門診症、速遞送藥和視像覆診,每次收取380元,當中200元支付予醫生作車馬費和診金,加上藥物費用、執藥員工人工和速遞藥物等成本,要收支平衡有困難,更遑論賺錢。

有見及此,老友所醫亦會透個其他途徑「開源」以幫補開支,如售賣潤膚膏等醫療相關產品,以及透過轉介

賺取微薄的中介費。作為一間社企,Wilson認為賺錢非必然,「宗旨是長遠唔好蝕錢」。

目前老友所醫醫療團隊有32人,遠遠談不上「多」,而且每位醫生加盟也經過Wilson一番努力。Wilson笑言,自己一直是在「感召」其他醫生,「起初不少人也有疑慮:究竟安不安全?會否被吊銷牌照、不能執業?我又是不是借他們的名義來獲取個人利益?」Wilson主要說服一些於私營醫院工作,或自己開診所的醫生加盟,往往要花上不少時間解釋和游說,一路走來,殊不容易。

團隊未敷需求 望更多醫生加盟

醫療團隊只有30多人,每一個醫生本身也有正職,每星期只會抽一至兩小時提供服務。對於服務對象數目,相信大家也會有點好奇,其實現時老友所醫已與60多間老人院舍合作,「起初我們醫生還不足30人的時候,提供服務和接受服務的人數比例極不平衡,所以暫停與更多老人院合作。」目前Wilson的首要任務,相信是邀請更多醫生加盟。

[社企新天地]


來源: http://www.mpfinance.com/fin/dai ... 4653&issue=20171009
醫療 Uber 老人 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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