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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大省的省會 百貨業績直追台北忠孝Sogo

2013-11-11  TCW  
 

 

全中國,雅詩蘭黛長期名列單櫃業績前三名的,你猜是在哪個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還是奢侈品定價更高的杭州?都不是,答案是河南的鄭州。

六成人口務農 它攻高檔商機,營收年年成長三成

河南不是富有的省分,儘管它有一億人口、是全中國人口第一大省,也是中國第一大糧倉;但這裡超過六成人口維持著與自然最貼近的工作方式──農民,這比率明顯高出中國平均水準的四八%,他們一年的平均工資不到人民幣三千元,僅台灣社會新鮮人月起薪二萬二千元的六七%。

但是,這樣一個經濟數據不「拔尖」的中原省分,丹尼斯百貨董事長王任生,在這裡一待十六年,開出了百貨業奇蹟。

每年十一月十六日週年慶時,搶購人潮湧進河南各地的丹尼斯百貨,光是鄭州人民店就要出動四百名公安維持交通秩序,甚至有外地人提前一天入住旅館,等著隔天開門搶購,比台北Sogo忠孝店更瘋狂。去年的這一天,丹尼斯做出新台幣十三億元的業績,高達該店全年營收的十分之一。

旗下業績最高的鄭州人民店,十五年來營收成長十六倍,今年營業額緊追台灣百貨坪效王──Sogo忠孝店,集團合計營收人民幣一百七十億元(約合新台幣八百二十億元),更打趴中國百貨王萬達百貨(以店數計),讓董事長王任生成為標準的「河南王」。

早晨九點多,在我們造訪之前,王任生已主持發包工作兩個小時,每一筆重要工程,他都親自上陣,二十多年來不假手他人。年約八十歲的他,每天七點半就到公司,直至晚上十點,數十年如一日。這會兒,他戴上工地帽,陪我們搭乘簡陋的工程電梯,登上酒店預定地的頂樓。

這裡才剛完成主建築結構,只能透過鋼筋混凝土,想像這間總統套房未來的富麗堂皇。站在還沒裝上落地窗的高樓邊際,高度讓我們瑟縮,王任生卻神態自若,指著腳底下一棟棟建築,「你看,深圳萬象城(中國指標購物中心)來了,這邊是華潤、萬豪……」

腳底下,是他引以為傲、明年五月開業的「大衛城」。四十萬平方米、投資超過新台幣一百億元,將是中國最大的一站式購物娛樂廣場,集結百貨公司、購物中心、超市、餐飲、電影院、國際精品等,是中國最大單一零售商業地產。

兩岸百貨業今年都不好過,中國久光百貨執行長蔡再添認為,今年中國百貨業產值將比去年衰退個位數百分點,但丹尼斯逆勢擴張、成長,不受經濟衰退干擾。

「老實講,他們(河南省政府)也滿需要我們的,」王任生說,每年丹尼斯上繳高額稅金,是河南重要財政收入,加上政府每開發一個新區,丹尼斯總第一個響應。

今年八月,丹尼斯的娛樂中心──七天地開業,所在的鄭東新區,五年多前還是鄭州市唯一飛機場;為擴大城區,鄭州政府把機場移往新鄭市,也就是鴻海集團的iPhone手機生產大本營附近,原址就由丹尼斯一馬當先、高價購地,帶頭繁榮了這個原是郊區的地段,現在這裡不僅房價居鄭州市之冠,更是彰顯生活品味的代表。

丹尼斯在河南,重現台商二十年前中國沿海的角色,開疆闢土、被當地奉為上賓。

從開店效益來看,人均GDP不高的河南不會是百貨業首選,但當全球一線百貨公司一個勁往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貼身肉搏時,丹尼斯卻在河南養兵、壯大,在龐大的人口分母下,只消瞄準金字塔頂端五%至一○%,就逼近台灣一半人口。

王任生一九九七年開出第一家丹尼斯百貨後,除卻二○○三年因SARS而成長停滯外,不管全球發生亞洲金融風暴,還是網路泡沫、金融海嘯……,丹尼斯營收每年都成長三成。

一線百貨沿海廝殺它看準內陸,買地創業、沒貸一毛錢

王任生很清楚,要利用沿海一線百貨還沒殺到內陸前的空檔,掌握黃金時機壯大;常保「居安思危」心態的他,一創業就做出了兩個關鍵的決定。

一、地產自有,丹尼斯百貨公司與量販店所有地產均為自有,免除租金年年上漲的成本壓力。

二、量入為出,不向銀行借錢,財務保持最佳狀態。

就算中國再拔尖的百貨品牌,到了河南,也得敬丹尼斯集團三分,它的據點滿布河南省重要城市,是國際一線品牌優先合作的對象。也就是說,由於最早到河南,深耕一個省,比在十個一線的城市更有效率,把整個河南的黃金城市編成一個網,後進者想合作,王任生就成了最佳人選。

體現在效益上,在所有部門裡,王任生最重視的就是「採購」部門,每週一親自講課至少兩小時,傳授的,不只是成本與利潤的觀念,更多的是「效益」的問題。

有一次,他見到十幾位員工幫忙搬運飲料,還放在門市裡最顯眼的位置,他告誡員工說,雖然這個產品賣得火紅,但獲利的絕對金額卻並不高,不應該投入這麼多人力、放在這麼好的位置。這些個案點滴透過講課,在員工心中建立共同的價值觀,一起把效益最佳化。

王任生中學時期從河南逃難到台灣,長成後以成功商人之姿回鄉投資。靠耶誕燈起家的他,四十多年來囊括全球三分之一市場,合作對象盡是美國大型零售業。看著大客戶潮起潮落,讓他總是高度警覺,從製造跨入百貨零售業,他就決定與美國百貨業逆向──買入房地產,不只是租賃。

城鎮化讓地方富起來工資、地價起漲,百貨績效跟著旺

正是這條蹊徑,確保了丹尼斯的競爭力。

蔡再添估算,上海近五年的市區精華地帶租金飆漲三倍;北京營運成本甚至比上海高。他坦言,一線城市的門店是「門面」,「二、三線城市的店,才是真正賺錢的。」

丹尼斯百貨集團八四%房產都是自有的,成本固定,河南省因為城鎮化、工資上漲而富起來的好處,完全反映在營運績效上。王任生從河南一畝地人民幣六萬開始買起,買到現在一畝地要價人民幣兩千萬,他最自豪的是,因為恪守「量入為出」的原則,丹尼斯從來只有買土地、沒賣過一筆土地,也沒有向銀行借過一分錢。

現在丹尼斯旗下三種業態,百貨公司、量販店、便利店,合計逾兩百店,二○一五年這數字將翻倍到四百二十五間店,雇員數高達五萬八千人,集團將達高峰。

如今,中國二、三線城市遍地開花,又是長出下一個王任生的理想環境,誰能不貪戀現下當紅的城市繁華,下一個豐收才會掉到你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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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央行省會支行發文明確放松限貸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824

周一,據新浪財經報道,中國人民銀行南昌中心支行發布文件進一步支持放松房貸。文件中指出,二套房首付比例下限從70%降到60%,即日起執行;要求各金融機構在10月10日前,將執行情況以書面形式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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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南昌中心支行發布名為《中國人民銀行南昌中心支行關於調整南昌市差別化住房信貸政策的通知》文件,進一步支持放松房貸。根據該文件,二套房首付比例下限從70%降到60%,即日起執行。人行南昌支行要求各金融機構在10月10日前,將執行情況以書面形式報告。

這是首個央行省會支行發文明確放松限貸。文件中顯示,該文件是應南昌市人民政府的請求,面向內資行及外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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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 央行 省會 支行 發文 明確 放松 松限 限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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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省會信息公開調查:18份公開、3份延期、10份拒絕食品監管信息,能否“芝麻開門”?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8210

31省會城市食藥局信息公開申請情況 (李伯根/圖)

平均每年每個地級市查辦食品安全行政處罰案件1000件左右。此次調查中,收到15個城市總計212個案件,平均每地僅14.1件。選擇性公開由此可見一斑。

信息公開不易,怎樣公開更難。前者是價值觀,後者是方法論。如何在信息公開與不引發社會恐慌之間尋找平衡點,至關重要。

“某奶粉”是誰?

“這是什麽?”

“你想幹嘛?”

“我們是不可能公開的”

“我們早就主動公開了。”

這是南方周末記者向全國31個省會城市(含自治區首府、直轄市,不含港澳臺地區)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以下簡稱食藥局)遞交信息公開申請後,得到的迥然不同的反饋。這也是消費者向地方食藥部門申請信息公開遭際的縮影。

2014年12月底,四川省南充市食藥局公開9起已辦結食品安全違法案件,其中一涉案品牌以“某奶粉”代替。彼時,南充市食藥局稱若曝光企業名稱,“對企業打擊是致命的”。迫於輿論壓力,該局後來公開某奶粉品牌為雀巢能恩,一同涉案的還有知名奶粉品牌貝因美。

作為1歲孩子的母親,廣州消費者何佳最早向南充市食藥局遞交信息公開申請,“奶粉有問題,卻不知誰有問題,是什麽問題”讓她感到恐慌。2015年1月26日,何佳收到南充市食藥局書面答複稱,該信息屬於“行政處罰相關信息”,由工商局查辦,要求其與工商局聯系。

深圳市民楊占青也收到同樣的答複,一字不差。在南充事件之後,長期關註食品藥品安全的楊占青又向山東省食藥局遞交了信息公開申請。

2015年1月下旬,山東省食藥局通報了該省食品安全違法犯罪二十大案例。但除1家企業外,其他19家企業均以“某某”代替。楊占青為此遞交申請,山東省食藥局由此向楊占青公布了其中的10起,稱另外10起“應由公安機關發布”。

鑒於越來越多的讀者反饋“食品安全信息公開難”,2015年1月27日,南方周末記者同時向全國31個省會城市食藥局申請公開“該市2014年度已辦結的食品安全行政處罰案件信息”。

這一信息原本屬於“主動公開”範疇,但其中20個地方食藥局將其視為“依申請公開”信息,並援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以下簡稱《信息公開條例》)要求“自收到申請之日起15個工作日內予以答複”。

至2015年2月26日截止日,武漢、成都、哈爾濱等3地要求延期回複。截止到發稿前,南方周末記者共收到北京等18地公開的信息,而海口等10地拒絕公開、無法公開或無回應。

辦公室推法規處,法規處讓找稽查局

申請食品安全信息公開找哪個部門?

有些地方食藥局內部也未必清楚,更別提消費者了。

以西安市食藥局為例,撥通其網站公布的電話,被告知歸法制辦管;法制辦回應“這是食品稽查分局在管”;食品稽查分局稱“這個信息必須由市局發布,我們是分局”。

實際上,西安是為數不多的已經在食藥局網站上公開案件信息的城市。

按照2014年8月國家食藥總局頒布的《食品藥品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實施細則(試行)》,“縣級以上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應當指定專門機構負責本部門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日常工作”。

但此次南方周末記者調查顯示,各地食藥局負責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的專門機構並不統一。有的是辦公室,有的是法規處,有的是稽查執法部門。

就具體查辦食品安全案件的稽查執法部門而言,在不同省會城市也存在稽查局、稽查處、稽查大隊三種表述。

“這是各地在食藥機構改革中改革力度不同的結果。”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胡穎廉評價,稽查大隊一般是參公事業單位,稽查處是局內設機構,稽查局(分局)是有行政管理和行政執法權的獨立性較強的機構,通常比一般處室高半級。

“各地都希望成立稽查局,但結果大部分都是稽查大隊。”胡穎廉說。這意味著作為案件信息公開的基礎,各城市的行政執法能力已經存在先天差異。

食品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都由誰來負責 (李伯根/圖)

選擇性公開

食品安全行政處罰案件屬於哪一類信息公開,同樣也存在地區間認知差異。

2007年1月頒布的《信息公開條例》,將政府信息公開分為“主動公開”和“依申請公開”和“保密”三種。

2014年8月,國家食藥總局頒布的《食品藥品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實施細則(試行)》(以下簡稱《細則》)已經明確將“食品行政處罰案件信息公開”納入縣級以上食藥局“應主動公開”的範疇。主動公開的包括“被處罰的自然人姓名,被處罰的企業或其他組織的名稱、組織機構代碼、法定代表人姓名;違反法律、法規或規章的主要事實”等6項內容。

但此次調查中,南方周末記者發現,除已公開相關信息的11個地方食藥局外,其余20地均要求按照“依申請公開”的程序辦理。

以南寧市食藥局為例,不但需要以傳真的形式提出申請,該局還要求“出示記者證和身份證,否則不予辦理”。當記者提出以公民身份提出申請時,被以“需要說明有何切身利益”為由拒絕。

“規定很豐滿,現實太骨感。”楊占青也常遇到這樣的困惑。

“目前食品安全是地方政府負總責,食藥總局的細則只有指導意義,卻沒有強制性。”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劉鵬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周漢華對此深有同感。他正接受國家食藥總局委托,開展一項關於食藥系統信息公開制度的課題研究。在實地調研中,對於行政處罰信息公開,“一直是較難的部分”。

法律和部門規定要求必須公開的內容,為何實踐中阻力重重?沈陽市食藥局一名工作人員的話道出了一些地方監管部門的擔心:“有時候你公開一個案件,會影響到企業發展。”

周漢華分析指出,對企業而言,“不怕罰款,就怕公開”。信息公開後,消費者會用腳投票。比如南京冠生園月餅事件,當年信息披露之後,很快這家企業就垮了。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為追求GDP形成的地方保護主義,導致地方監管部門面對企業出現錯位、缺位,甚至從監管的“警察”扭曲為“保姆和保安”。有的信息又確實涉及第三方的商業秘密,有的涉及個人隱私,所以地方食藥監管部門存在各種考慮。

即使案件信息公開,也可能只是選擇性公開。

胡穎廉算了一筆賬:國家食藥總局每年會公布食品藥品監管清單,總量在二三十萬件,中國地級市近300個,平均每個地級市每年辦理的食品行政處罰案件應該在1000件左右。

而此次南方周末記者調查中,收到15個城市總計212件信息公開案件,平均每地只有14.1件——遠小於1000件。

除數量外,公開的範圍和對象也是選擇性公開。此次經南方周末記者申請後公開的7地中,南京、福州、石家莊、南寧是公開在食藥局網站上,杭州、長春、濟南則只對申請者本人公開信息。

在胡穎廉看來,這更能體現各地食藥局選擇性公開的現實考量:如果只有本地公開、別的地方都不公開,當地嚴格的監管環境可能會“逼走”企業。

有些食藥局為什麽拒絕公開信息 (李伯根/圖)

公開案件打蒼蠅不打老虎?

在調查中,多個城市都提到了食品藥品機構改革進展緩慢對信息公開工作的影響。

天津和銀川分別推行工商、質監、食藥“三合一”的市場局模式。由於銀川尚未完成改革,因此無法公布信息,已完成改革的天津,其處罰信息散落在不同部門,無法集中整理成發布版本。

完成機構改革後,地方食藥局的職責包含生產、流通和餐飲三個環節。但公開的212件案件中,餐飲環節以44.3%的比例占了近一半。

“餐飲在2010年劃歸食藥局,生產和流通直到2014年才劃歸,因此餐飲案件自然做得多。”廣州市食藥局相關處室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餐飲企業很容易“攤上事兒”也與其數量多、規模較小、原輔材料容易發生變質、直接面對消費者等因素相關,江蘇省南通市食藥局副局長繆寶迎認為,因為餐飲業處罰的對象,通常是小飯館,實際危害比較局限,個案公開影響也有限,因此,被公開的案件“自然也就多了”。而生產、流通這兩塊,盡管改革後職責劃轉,但人員還沒到位,食藥部門對於這兩塊不熟悉,如果企業提出行政複議要吃官司,監管部門也要權衡這個風險。

從公布案件看,的確很少涉及大企業。

上海市食藥局主動公開了“上海俏江南酒店冷凍庫內的156.3公斤肉類產品無動物產品檢疫合格證明”一案。這是為數不多的涉及大型餐飲企業的案件。

“沒有壓力,實事求是,檢驗報告不可能作假。”上海市食藥局負責信息公開的工作人員回應稱,如果企業認為有問題,可以在期限內申請複檢。

據悉,上海俏江南自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之日起十五日內便繳納了罰款。

從地區分布上看,15個公布案件的城市,東部10個、中部1個、西部4個。案件數量上也有差異。公布案件最多的廣州達60件,最少的南寧只有1件。信息公開數量和質量似乎與經濟水平成正比。胡穎廉認為,“這背後是治理理念”的差別。

安徽省食藥局局長徐恒秋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曾表示,對於不合格產品,該省主張“全部曝光”,並且要打快仗。“一檢測出來馬上就公布出去,要等企業找來時,就難辦了,不能給他們找的機會”。

已公開的15省會城市包含哪些案件信息 (李伯根/圖)

信息公開易,怎樣公開難

種種跡象表面,食品安全信息公開已是大勢所趨。

中國政府網消息,2015年3月6日上午,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聽完人大代表孫丕恕提出的關於“讓政府數據實現共享和公開”的建議後,明確表態:“你的建議很好!政府掌握的數據要公開,除依法涉密的之外,數據要盡最大可能地公開。”

事實上,正在修訂的食品安全法中,信息公開也被放在一個更重要的位置。

“通過加大信息公開的方式,來實現食品安全監管,這部分內容已經審議過兩次。”參與食安法修訂工作的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高秦偉介紹,修訂草案使用的是“信息公布制度”的概念(第109條),特別強調政府義務。同時修訂中增加了風險交流制度(第22條),風險交流是以信息公開為基礎,是信息公開的更高水準。

“信息公開易,怎樣公開難。”廣州食藥局一位負責人指出,越來越多的地方食品安全監管者已經意識到風險交流的價值。比如某企業生產的某批次鹵味食品存在致病菌超標,但是簡單的公開可能造成該企業所有產品滯銷甚至整個城市鹵味市場的恐慌。因此“如何在信息公開與不引發社會恐慌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至關重要”。

胡穎廉認為,應當樹立“公開是常態,不公開才是例外”的原則。高秦偉也認同這一觀點,食藥部門“應持續不斷地進行公開,建立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

“信息公開制度應向上遊和下遊延伸。”周漢華認為,向上遊延伸就是更及時地公開,不能永遠比網絡傳播慢半拍。所謂往下遊延伸,就是要在信息公開同時,要加強對這個信息的解釋和解讀工作。

周漢華以被妖魔化的食品添加劑為例,有些人談添加劑就色變,但添加劑是現代食品工業必不可少的部分。一些濫用添加劑的信息公開之後,要通過後續的專家的科學解讀、政府的政策解讀來讓大家能聽得懂,信得過。

對於操作難度,周漢華坦言“比較棘手”,但並非不可實現。

“可以借鑒最高法院在推動裁判文書公開這個領域的做法。既然裁判文書能夠公開,食品行政處罰當然也能公開。另需完善相關制度。比如原來最高法院的文書公開,連當事人身份證號碼都公開了,但後來最高法院專門作了一個司法解釋,要求把這些信息要做匿名化處理。”

楊占青至今仍在向各地各部門申請信息公開。他有一個信息公開的夢,“人們買食品前,有意識的查一查食藥局公開的信息,將成為一種消費常態”。

(南方周末記者袁端端對本文亦有貢獻)

31 省會 信息 公開 調查 18 延期 10 拒絕 食品 監管 能否 芝麻 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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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能當省會城市的書記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1247

空缺三個月的昆明市委書記一職,2015年7月29日由北京市朝陽區區委書記程連元“空降”擔任,之前程連元剛被評為“全國優秀縣委書記”。 (CFP/圖)

省會城市書記大多經歷過多崗位歷練,特別是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歷練。

省委常委雖然是中央管理幹部,但在確定省會城市書記時,省委有提名、推薦權。

1992年以來,國內27個省會城市共產生175位市委書記,除在任的27位外,離任的148人中,有61人官至正部級以上,占41%。

2015年7月29日,空缺3個月後,昆明的“一把手”終於有了新人選。這天下午昆明市召開幹部大會,宣布北京市朝陽區區委書記程連元擔任昆明市委書記。程連元剛在29天前,被評為全國優秀縣委書記。

在前三任市委書記相繼落馬之後,程連元的“到任儀式”不同尋常:幹部大會由雲南省委組織部長劉維佳主持,並宣布任命決定,省委副書記鐘勉到會講話。依照慣例,地市黨政主官變動,一般只有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到會。

程連元調任昆明市委書記,級別暫未提升,但主政一個省會城市,施政舞臺無疑更大。此外,其他26個省會城市市委書記都是省委常委,程連元的仕途有足夠的想象空間。

包括昆明在內,十八大後已有7個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落馬,省會城市書記這個群體也備受關註。他們有多大權力?為何會高配為省委常委?應該具備什麽樣的素質?有什麽樣的履歷要求?日後去向如何?

南方周末梳理1992年以來175位省會市委書記的從政軌跡,試圖從中尋找答案。

在任者八成具有“條”“塊”經驗

8月2日,程連元開始了他到任後的首次調研,主題是滇池的治理工作。程連元說,滇池如果治理不好,對不起黨中央、國務院、省委省政府和全體昆明市民。

昆明經濟總量在國內城市間排名不靠前,但在雲南省內一城獨大,2014年以3415.3億元的經濟總量,占全省30%左右。按經濟學界通行說法,一個城市經濟總量占全省25%以上,說明該城市對所在省份十分重要,如果超過三成意味著所在省份對這個城市的依賴程度較高。

在內地,省會城市一城獨大已是普遍現象。2014年,除去四個直轄市,27個省會城市經濟總量占全省經濟總量百分比中,有15個占比超過了1/4,其中有10個超過了30%。老工業基地長春的GDP為5342.4億元,占全省比重38.7%,中部城市武漢占比超過35.95%,西北的銀川更為突出,GDP占全省比重51.7%,占比超過一半以上。與中西部相比,省會城市一家獨大的現象在東部不太明顯,杭州GDP在浙江占比23.1%,這跟東部省份省內發展均衡、一些地級市齊頭並進有關。

省會城市經濟強勢多種原因,最基本的還是區位優勢,機場、鐵路建設大多都是以省會為中心展開布局,此外省會城市對土地、科技等資源的整合能力更強,城市發展更加迅速。

但一個城市的重要不能只看經濟因素,省會城市是一個省的政治中心,同時占據大量文化、教育、衛生等公共資源。如高校集中的湖北共有123所高校,84所位於武漢;陜西有高校81所,其中有53所位於西安。

1990年代以後,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的規格不斷提高,陸續高配為省委常委。2000年後,多個省會城市的書記還由省委副書記兼任。2006年黨委“減副”後,基本由常委兼任。由於省會城市黨政機構經常與省直部門打交道。在行政級別決定協調能力的現狀下,省委常委兼省會書記無疑增加了協調力度。

目前27個省會書記的年齡,多在51歲到55歲之間,50歲以下有4人,最年輕的是福州市委書記楊嶽,生於1968年7月。年紀大的要數沈陽市委書記曾維、西安市委書記魏民洲,都生於1956年,已經59歲。

梳理他們的簡歷可以發現,省會書記大多經歷過多崗位歷練,特別是地方黨政“一把手”的歷練。

據統計,27名省會書記中,有23人曾當過縣、(普通地級)市兩級的黨政“一把手”,他們至少在縣長、縣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四個崗位中擔任過一個職務,大多數都擔任過兩到三個職務,少數如鄭州市委書記吳天君,在四個職務崗位上都待過。他先後擔任過河南內黃縣縣長、縣委書記、新鄉市市長、市委書記以及鄭州市代市長。

作為省會城市的書記,僅有“基層”經驗並不完美,這23人全部還都有省級部門工作經驗,通俗的話說就是既有“條”(省直部門)的經驗,也有“塊”(市縣地方)的經驗。

他們大多數都“上上下下”好幾輪,不少人還在省里當過廳長,最後才當上省會書記。如合肥市委書記吳存榮一直在安徽省水利系統工作,1997年從水利廳處長一職“空降”擔任樅陽縣長、縣委書記,後又回到省水利廳擔任廳長,4年後轉任合肥市長,最終升任市委書記。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許耀桐說,在國家部委和省廳局做“條”的工作,需要的是處理某方面事務能力,到地方需要綜合治理能力。省會書記對個人能力要求更高,所以一般都是“條”“塊”經驗都很豐富的人才能當省會書記。

南京市委書記黃莉新2003年前一直在江蘇省水利系統工作,2003年由水利廳長升任副省長,2011年從副省長位置轉任無錫市委書記後,開始有地方工作經驗,並在今年1月任南京市委書記。

長沙市委書記易煉紅,是從省委黨校常務副校長一職空降擔任嶽陽市委書記之後,才積累了地方工作經驗,後從嶽陽市委書記升任省委秘書長,2013年又轉任長沙市委書記。

27名省會書記中,有4人沒有擔任過市縣黨政一把手,其中杭州市委書記龔正曾擔任深圳海關關長,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任過國企董事長,也有“一把手”經歷,只有福州市委書記楊嶽和西寧市委書記王曉在任市委書記之前沒有當過前述類似崗位“一把手”。

省委秘書長更有“競爭優勢”

27名省會城市書記中,盡管大多數都有“條”“塊”雙重經驗,但大多也沒能立即擔任省會書記,有20人先是以省委常委身份兼任其他職務,熟悉了省委常委會運行規則後再擔任省會書記。

例如,成都市委書記黃新初,當初卸任四川阿壩州州委書記後,又當了4年的省委宣傳部長,才於2011年就任成都市委書記。朱海侖從新疆和田地委書記升任自治區黨委常委後,先兼任了3年政法委書記,2009年改任烏魯木齊市委書記。

常委們轉任省會城市書記前,當省委秘書長的最多,共有7人。除太原市委書記吳政隆是從重慶市委秘書長跨省空降,其他都是在省內由省委秘書長轉任,如長沙市委書記易煉紅、南昌市委書記龔建華、福州市委書記楊嶽、海口市委書記孫新陽、沈陽市委書記曾維、西安市委書記魏民洲。

省委常委雖然是中央管理幹部,但在確定省會城市書記時,省委有提名、推薦權。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省委秘書長作為“大管家”,協調能力強,對省會也熟悉,在競爭省會書記時更有優勢。

另外不是由省委常委轉任的7名省會城市書記中,哈爾濱市委書記陳海波原來是沈陽市長(副省級),石家莊市委書記孫瑞彬原是河北省副省長,廣州市委書記任學鋒原是天津市副市長,這3人本來就是副省級。另外城市4人則由廳級幹部直接被提拔為省會書記,分別是內蒙古巴彥淖爾市委書記那順孟和任呼和浩特市委書記、吉林通化市委書記高廣濱任長春市委書記、合肥市長吳存榮任合肥市委書記、北京朝陽區委書記程連元調任昆明市委書記。

4名廳級幹部中,除了程連元,另外三人在被宣布為市委書記的同時就升任省委常委。

十八大以後,已有廣州、南京、西寧、南寧、濟南、太原等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落馬,但“救火者”都是已經在副部級崗位上履職多年的“老資歷”,唯有程連元是從正廳級崗位提拔為昆明市委書記,這在講究論資排輩的官場是個突破。

根據黨政幹部任用條例,加強中央和地方的幹部交流,是近年幹部任用的思路之一。省會書記也不乏從中央空降者,但中央幹部到地方很少一開始就主政一方,一般都是先進省級黨政領導班子鍛煉適應一下。

龔正從海關總署副署長空降到浙江後,先擔任副省長,後又擔任常委兼常務副省長,5年後才改任杭州市委書記。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王曉2013年空降青海,也是擔任了兩年常委、副省長之後,今年5月擔任西寧市委書記。

1992年以來,四成省會書記官至正部級以上

從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的履歷看,從政經歷不僅比一般地級市市委書記豐富,甚至也超過一些省級幹部。豐富的履歷,也使得省會書記們的仕途被看高一步。1992年以來,27個省會城市共產生175位市委書記,除去在任的27位,已有148人離任,其中有61人官至正部級以上,占41%。

近年來知名度較高的正部級幹部中,原山西省委書記、現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袁純清曾任西安市委書記。從袁純清手中接棒的現山西省委書記王儒林,曾任長春市委書記。江蘇省委書記羅誌軍曾任南京市委書記。

已退休的正部級官員中,原國家能源局局長吳新雄曾擔任過南昌市委書記,原雲南省委書記秦光榮曾任長沙市委書記,原廣電總局局長王太華也當過合肥市委書記。

61名日後官至正部級的省會書記中,還有13人成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其中就包括國家主席習近平。1990年,習近平在37歲時擔任福州市委書記,3年後升任福建省委常委兼福州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中組部部長趙樂際1995年38歲任青海省副省長,兩年後以省委副書記身份兼任西寧市委書記。當過省會城市書記的國家級領導人還有,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當過西安市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家副主席李源潮當過南京市委書記,國務委員、國務院秘書長楊晶擔任過呼和浩特市委書記。

這些後來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省會城市書記們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升至副部級幹部時年紀輕,13人升副部時平均年齡為43歲。現任27位省會書記中,除程連元還是廳級,另26人升任副部時平均年齡是48歲。

27個城市中,鄭州、烏魯木齊自1992年以後,歷任市委書記中還沒有出現過正部級幹部。1992年後,武漢歷任市委書記都升至正部,1991年到1998年擔任市委書記的錢運錄日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其繼任者羅清泉官至湖北省委書記。

省會書記雖然仕途光明,但直升正部的不多。現任部級官員中,陳政高是從沈陽市委書記直升遼寧省長的,後來又調任住建部部長。車俊是從石家莊市委書記直接升任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楊松直接升省政協主席,不過後兩人都是以省委副書記的身份兼任市委書記的。

從近幾年的人事調整看來,如果不是年齡到屆,省會書記離任後,先升任省委副書記或改任常務副省長的幾率較大,這兩個職務都是省長的熱門人選。現任湖南省委副書記孫金龍、黑龍江省委副書記陳潤兒等人,都是從省會城市市委書記升任的。各地常務副省長中,湖北省常務副省長王曉東曾任貴陽市委書記,河北省常務副省長楊崇勇此前是昆明市委書記。

在省會書記的去向中,還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崗位,如原哈爾濱市委書記林鐸現任遼寧省紀委書記,原鄭州市委書記連維良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南方周末記者註意到,27個省會城市的上一任市委書記中,除了幾個落馬者之外,沒有一人的仕途會止步於省會城市市委書記,都會在其他省部級崗位繼續工作。即便是年齡到了60歲才離任的原濟南市委書記焉榮竹和原海口市委書記陳辭,也都進入當地省政協擔任黨組副書記,並兼任排名第一的政協副主席。而同級別的其他省委常委,到了60歲後大多都直接退休。

1992年以來,148名已離任的省會城市市委書記中,除了落馬的,仕途止步於省會城市書記的也不過10人左右。

(本文數據資料截止到8月9日,10日杭州市委書記龔正已擔任山東省委副書記)

誰能 能當 省會 城市 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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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版“以房養老”試點擴大至所有省會城市

中國保監會15日發布消息,被稱為保險版“以房養老”的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將擴大範圍,同時延長試點時間至2018年6月30日。

反向抵押養老保險是一種將“住房抵押”與“終身養老年金保險”相結合的創新型養老保險,即擁有房屋完全產權的老人,將其房產抵押給保險公司,繼 續擁有房屋占有、使用、收益等處置權,並按照約定條件領取養老金直至身故。老年人身故後,保險公司獲得抵押房產處置權,處置所得將優先用於償付養老保險相 關費用。

作為一個新興事物,“以房養老”在中國已開始探索,政府、銀行曾從不同層面開展過,保險的探索還是起步階段。

2014年7月起,北京、上海、廣州、武漢正式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試點,這意味著保險版“以房養老”正式開閘。

本次,保險版“以房養老”試點範圍擴大至各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以及江蘇、浙江、山東和廣東的部分地級市,這四個省中,每省開展試點的地級市原則上不超過3個。

根據前期試點情況,共有42戶家庭57位老人參與試點並完成了承保手續,參保老人平均年齡為71.6歲,平均每戶月領養老金約9071元,最高一戶月領養老金2萬余元。

保監會相關負責人表示,試點運行總體上是平穩、正常的,對於反向抵押養老保險這種創新型小眾業務,主要針對特定老年群體,不能沿用傳統標準,簡單地以數量論成敗,只要它滿足了一部分老人的需求,為老年人增加了養老選擇,哪怕只有一單業務,也是成功。

從國際來看,“以房養老”也是一個小眾業務,有條件有需求並且有意識使用這種養老方式的人群比較少。即使是在“以房養老”開展得比較早、比較成功的美國,在有條件參與的老年家庭中,也只有約3%的參與比例。

下一步,保監會將繼續鼓勵支持保險公司開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養老保險業務,並將堅持維護保險消費者合法權益,逐步建立規範有序的反向抵押養老保險市場,為廣大老年人提供更加豐富的養老服務,更加靈活的投保選擇。

(綜合來源:保監會、新華網)

保險 以房 養老 試點 擴大 所有 省會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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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個省會房價:12城均價過萬 北京一套房可換重慶長沙七套

作為所屬行政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省會城市往往具備了該省最好的教育和醫療等公共資源,在城鎮化加快推進的過程中,資金、人口進一步向省會城市集中,這些城市也成為未來城鎮化的核心區域。

那麽各個省會城市的房價是怎麽樣的? 《第一財經日報》根據中國房價行情平臺發布的9月31個省會城市(含四大直轄市)的住宅房價排行情況統計發現,9月份,有12個城市均價超過萬元大關,北京均價已經超過5萬元/平方米,是重慶、長沙的7倍多。在部分東部和中部省會房價高企的同時,西部和東北的大部分省會仍處於去庫存的過程中,房價也比較平穩。

這也正是本輪樓市的一大特點,即一線城市和二線熱點城市十分火熱,廣大三四線城市和弱二線城市仍比較平淡。熱點城市房價上漲過快的情況,也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從9月30日開始,各地也紛紛出臺了限購限貸的調控舉措,房價上漲過快的熱點城市出現了明顯降溫。

需要說明的是,統計中價格和漲幅為該市的全市範圍內均價,在現實成交中,一個城市中心城區的價格和漲幅都會比統計的數據高出不少。

12城均價過萬 合肥上漲最快

首都北京的均價已達到了52104元/平方米,是31個城市中唯一一個突破5萬元大關的城市。必須指出的是,這僅僅是統計中的均價,目前北京中心城區市場早已豪宅化,10萬+比比皆是。

北京之後,另一個超一線城市上海的均價達到了46154元/平方米。位居第三的是南京,這個二線省會城市均價達到了23472元/平方米,超過了廣州和杭州。之所以位居第三,是因為去年下半年以來南京房價持續高漲,今年更是與蘇州、廈門、合肥並稱房價上漲的二線“四小龍”,而同期廣州、杭州漲幅遠低於南京。

在31個城市中,房價最高的7個城市來自沿海發達地區,除了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直轄市外,南京、廣州、杭州和福州對應的江蘇、廣東、浙江和福建,剛好是東南沿海四個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省份,經商群體眾多,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也比較高。

例如,位居第七的福州,盡管在外邊的影響力不如省內的另一個中心城市廈門,但作為省會,福州近年來經濟發展勢頭不錯,其均價也達到了18149元/平方米,與天津、杭州相當。

福州之後,排名第8到第10的是中部的三個省會城市合肥、武漢和鄭州。這其中,第8的合肥,雖然與第7的福州還有較大的差距,但上升速度最快。去年9月,合肥的均價只有8122元/平方米,在中西部排在武漢、南昌等城市之後,但到今年9月,合肥均價已上漲至13298元/平方米,雄踞中西部各城市榜首,其漲幅高達63.71%,位居31個城市第1。

過快上漲、過高的房價也帶來了不少隱憂。從產業結構上看,由於緊鄰長三角經濟發達地區、承東啟西的地理位置、較低的綜合成本、良好的高教資源、以及安徽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等優勢,加上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的獲批和建設,作為該示範區的核心城市,合肥吸引了美菱、榮事達、海爾、格力、長虹、美的、華淩、三洋等家電巨頭落戶,並一舉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家電制造業基地。

制造業的發展壯大對合肥區域經濟快速發展至關重要。制造業的發展需要一個較低的綜合成本環境。房價上漲過快、房價過高,同樣也會造成房租等各種生活成本的提高,進而會阻擋年輕人流入的步伐,那麽未來合肥在與同類型中西部城市的競爭中就可能處於不利的位置。

武漢和鄭州兩個中部省會的大漲也頗為引人關註。作為這些人口大省的省會,武漢和鄭州都是所在省份的單極核心城市。例如,在人口大省河南,早在2010年末,河南省的戶籍人口就超過1億人。盡管有1000多萬人口流向了沿海發達地區,但本省常住人口還有9000萬左右,城鎮化還有很大的空間,這其中,鄭州最可能吸引大量的人口進入。因此,鄭州也成為近兩年來房地產市場廣為看好的二線城市。

北京1套房可換重慶、長沙7套

排名第11位的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的省會濟南,房價低於合肥、武漢、鄭州三個中部省會,與同為東部沿海的省會南京、廣州、杭州、福州更是有相當大的距離,這其中的一大原因在於山東雖然是第三經濟大省,但產業結構中以農業和重化工業為主,在城鎮化水平、人均純收入等方面與浙江、江蘇、廣東、福建都有差距。

不過,城鎮化率低的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潛力無限。今年以來,濟南樓市也開啟了一輪火爆的行情,價格隨之上揚,9月濟南均價已達到了11770元/平方米,比去年同期上漲了兩成。

排名第12的是石家莊,隨著京津冀一體化的推進,身為人口大省河北的省會,石家莊的房價也水漲船高。9月石家莊均價突破萬元大關,達到了10974元/平方米,同比漲幅超過了三成以上。

總體上看,31個城市中,房價排名靠前、漲幅較多的大多位於東部沿海以及中部幾個勞動力大省的省會,房價較低的省會則主要來自東北、西北和西南。雖然省會城市作為所在省份的核心城市,聚集了所在省份最好的教育和醫療文化等各種公共資源,但仍有不少省會由於供應量過大,目前仍處在去庫存的階段,在今年以來一二線城市房價上漲的過程中,這些省會仍處於下滑或不溫不火的水平。

從漲幅上看,沈陽、長春都出現了同比下降的情況,哈爾濱、西安、銀川、呼和浩特等地的漲幅也很低。這些城市大多來自能源重化省份或西部地廣人稀省份,供應過大,人口流入緩慢,面臨著不小的去庫存壓力。

一個城市的房價與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緊密相關。但這並不等於說,房價越高,經濟發展水平就越好,競爭力就越強;房價越低,經濟發展就越差,城市競爭力就越弱。比如重慶和長沙,這兩個城市近年來的經濟增速領跑一二線城市,但這兩個城市的房價卻保持穩定,至今仍沒有超過7字頭,這個價格甚至還不如浙江、江蘇的很多縣城。

這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重慶、長沙的供應十分充足,很好的滿足了購房需求,從而使得房價保持在較為平穩的水平,有利於為當地的實體制造業提供較好的外部成本環境,區域經濟也得以快速發展。

以重慶為例,9月重慶的均價為6869元/平方米,與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在西部地區,這一價格排在蘭州、昆明、成都、南寧、西安等城市之後,不到北京的七分之一。中部的長沙均價也只有6906元/平方米。也就是說,同樣買100平方米一套的房子,北京1套房子就可以換至少7套重慶、長沙的房子。

但在房價保持低位的同時,重慶、長沙的實體制造業卻保持十分良好的態勢。例如,重慶市統計局發布的半年報顯示,今年上半年重慶實現地區生產總值(GDP)8000.8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6%,較全國高3.9個百分點。這也是重慶經濟增速連續十個季度在全國領跑。

各直轄市、省會、首府的小區在當月出售的存量住宅均價的算術平均值(元/㎡)。

排名

城市名稱

省份

平均房價(元/㎡)

同比上年

1

北京

北京

52,104

+41.11%

2

上海

上海

46,154

+35.04%

3

南京

江蘇

23,472

+36.09%

4

廣州

廣東

21,211

+6.43%

5

杭州

浙江

19,323

+7.91%

6

天津

天津

18,925

+23.49%

7

福州

福建

18,149

+26.72%

8

合肥

安徽

13,298

+63.71%

9

武漢

湖北

12,732

+29.96%

10

鄭州

河南

11,833

+26.77%

11

濟南

山東

11,770

+18.72%

12

石家莊

河北

10,974

+31.15%

13

南昌

江西

9,359

+3.99%

14

蘭州

甘肅

8,980

+6.79%

15

成都

四川

8,362

+3.87%

16

昆明

雲南

8,312

+1.62%

17

太原

山西

8,180

+3.15%

18

海口

海南

7,926

+7.78%

19

拉薩

西藏

7,709

-0.85%

20

哈爾濱

黑龍江

7,423

+1.43%

21

南寧

廣西

7,288

+3.54%

22

沈陽

遼寧

7,097

-0.49%

23

長沙

湖南

6,906

+8.41%

24

重慶

重慶

6,869

+0.02%

25

西安

陜西

6,789

+0.06%

26

烏魯木齊

新疆

6,588

-2.87%

27

長春

吉林

6,526

-1.04%

28

呼和浩特

內蒙古

6,437

+2.52%

29

貴陽

貴州

6,062

-0.78%

30

西寧

青海

5,872

+2.56%

31

銀川

寧夏

5,018

+0.57%

(數據來源:中國城市房價行情平臺)

31 省會 房價 12 均價 過萬 北京 套房 可換 重慶 長沙 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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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省最依賴省會經濟:寧夏最高山東最低 成都武漢均獨大

省會城市作為所在省份中心城市,往往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資源,經濟發展也比較快。不過在不同的地方,省會城市在全省的占比有就存在很大的不同。大體上,中西部的省城強勢度特別高,而東部不少省城的占比較低。

10省的省會經濟占比超30%

如果一個省會經濟占所在省份的三成以上,那麽可以視作省會的強勢度較高。《第一財經日報》通過對27個省份(不含直轄市)的省會2015年GDP占比統計發現,有10個省份的省會占比超過了30%。

表1:27個省會城市2015年GDP及占全省的比重

省份

省會

2015年省會GDP(億元))

2015年省份GDP(億元)

2015年省會占比 (%)

寧夏

銀川

1480.73

2911.77

50.85

青海

西寧

1131.62

2417.05

46.82

吉林

長春

5530

14274.11

38.74

黑龍江

哈爾濱

5751.2

15083.7

38.13

西藏

拉薩

389.46

1026.39

37.94

湖北

武漢

10905.6

29550.19

36.91

四川

成都

10801.2

30103.1

35.88

陜西

西安

5810.03

18171.86

31.97

海南

海口

1161.28

3702.8

31.36

甘肅

蘭州

2095.99

6790.32

30.87

湖南

長沙

8510.13

29047.2

29.30

雲南

昆明

3970

13717.88

28.94

新疆

烏魯木齊

2680

9324.8

28.74

貴州

貴陽

2891.16

10502.56

27.53

安徽

合肥

5660.27

22005.6

25.72

遼寧

沈陽

7280.5

28743.4

25.33

廣東

廣州

18100.41

72812.55

24.86

江西

南昌

4000.01

16723.8

23.92

浙江

杭州

10053.58

42886

23.44

福建

福州

5618.1

25979.82

21.62

山西

太原

2735.34

12802.6

21.37

廣西

南寧

3410.09

16803.12

20.29

河南

鄭州

7315.2

37010.25

19.77

河北

石家莊

5440.6

29806.1

18.25

內蒙古

呼和浩特

3090.5

18032.8

17.14

江蘇

南京

9720.77

70116.4

13.86

山東

濟南

6100.23

63002.3

9.68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制作)

這些省份主要位於中西部,一部分是經濟總量較小、人口較少的省份,如寧夏、青海、西藏,地廣人稀,總人口均在千萬以下,人口和經濟都主要集中在省會城市。東部的海南,作為1988年才成立的省份,總人口也才910萬,僅有4個地級市,所以省會占比也比較大。

另一部分則是一些經濟總量較大的中西部省份的省會,如武漢、成都和西安,這幾個城市均為傳統計劃經濟時代的大區中心,聚集了整個大區最好的教育、醫療等資源,比如華中開頭的大學基本集中在武漢、西南開頭的大學有相當大一部分在成都,西北開頭的大學大多數在西安。這些城市具有對周圍地區強大的輻射力和吸附能力,在所在省份的強勢度相當之高。

東北的吉林、黑龍江的省會長春和哈爾濱的城市經濟規模也比較大,作為副省級城市,這兩個省會的占比均達到了38%。

一些中西部省會占比盡管沒有超過30%,但也都超過了25%,比如長沙達到了29.3%,昆明為28.94%,烏魯木齊為28.74%,貴陽也達到了27.53%。

貴州省社科院教授胡曉登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中西部的省會城市大多是省內單極核心城市,各種公共資源包括交通、醫療、教育等資源都集中在省會城市。

正因為如此,在2008年以後沿海產業向中西部轉移的過程中,中西部省會城市往往成為大型企業布局的首選,比如富士康就先後布局武漢、貴陽、鄭州等城市。畢竟對大企業來說,便捷的交通是企業布局的重要因素。在中西部,只有省會城市才有大中型的機場、豐富的航線,在近十年來的高鐵大發展中,省會城市也往往是區域的樞紐。

以鄭州為例,中國民航大學航空運輸經濟研究所所長李曉津說,鄭州圍繞空港經濟區給富士康做配套,富士康主要做手機,手機的時效性很強,用飛機運輸很有優勢。鄭州空港經濟區剛好抓住了產業梯度轉移的時機,是空港經濟區建設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對大型企業是如此,對優秀人才來說也一樣。沿海北上深這幾個一線城市生活壓力太大,但要回到家鄉的話,又不可能去三四線城市,因此省會城市就成為首選。在信托行業工作、來自湖北鄂州的李小姐在武漢讀完大學後曾到上海工作幾年,前幾年回到了武漢,“基本上我們這行業也只有武漢才有較多機會。”

另一方面,隨著高鐵、城際鐵路、城市軌道交通的建設,中西部省會城市對周圍中小城市人口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強,省會城市逐漸成為主要的人口流入地。以武漢為例,目前武漢的到周圍的鹹寧、鄂州、孝感等城市均有便捷的城際軌道相連,加上武漢市內逐漸便利的地鐵線與動車站相連,武漢與周圍的聯系越來越緊密。

來自鄂州的楊先生說,一到周末,大量的鄂州人會跑到武漢來消費,周日下午坐城際列車回去。“這對我們鄂州的商業消費產生了較大的沖擊。”

在這種情況下,中西部的不少省會近年來的占比不斷提高。例如,相比2010年,武漢占比從34.9%提高到36.9%,成都從32.85%提高到35.88%;貴陽從24.42%提高到27.53%,合肥從22.04%提高到25.72%,省會城市明顯跑贏了非省會城市。

當然也有少部分省會過去5年的占比不升反降,這些省會有西安、昆明、濟南等。

表2:過去5年27個省會城市經濟占比變化

省份

省會

2015年占比 (%)

2010年占比(%)

寧夏

銀川

50.85

46.44

青海

西寧

46.82

46.52

吉林

長春

38.74

38.81

黑龍江

哈爾濱

38.13

35.82

西藏

拉薩

37.94

35.26

湖北

武漢

36.91

34.90

四川

成都

35.88

32.85

陜西

西安

31.97

32.35

海南

海口

31.36

28.78

甘肅

蘭州

30.87

26.71

湖南

長沙

29.30

28.59

雲南

昆明

28.94

29.37

新疆

烏魯木齊

28.74

24.19

貴州

貴陽

27.53

24.42

安徽

合肥

25.72

22.04

遼寧

沈陽

25.33

27.45

廣東

廣州

24.86

23.32

江西

南昌

23.92

23.39

浙江

杭州

23.44

21.84

福建

福州

21.62

21.37

山西

太原

21.37

19.56

廣西

南寧

20.29

18.95

河南

鄭州

19.77

17.43

河北

石家莊

18.25

16.84

內蒙古

呼和浩特

17.14

16.01

江蘇

南京

13.86

12.25

山東

濟南

9.68

9.92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數據制作)

東部:省會首位度普遍較低

相比中西部,東部的省會城市普遍的占比普遍不高,占比普遍低於25%。

這其中,廣州算是占比最高的沿海省會,達到了24.86%。廣州之所以相對較高,與廣東的區域經濟發展格局緊密相關。作為第一經濟大省,廣東是沿海發達省份中經濟發展最不均衡的省份,經濟發展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尤其是廣深兩大一線城市GDP之和就達到了3.5萬億。而粵東、粵北地區的大部分地市人均GDP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因此廣州在全省的占比也相對其他沿海省會高。

不過在廣東省內,廣州的“強勢度”並不高。同省的深圳作為計劃單列市、副省級城市,近幾年的發展勢頭蓋過了省城。由於高新技術產業、金融和房地產等產業的帶動,近幾年深圳經濟實現高速增長,現如今無論是金融還是IT、房地產業,北上深的格局已經形成,深圳儼然成為華南的金融、高新技術產業中心。

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深圳名義增速大漲11.2%,總量進一步逼近了廣州,僅比廣州少269億元。

實際上,有計劃單列市在的省份,省會的強勢度都比較低。深圳、廈門、寧波、青島、大連這五個計劃單列市都是我國十分重要的港口城市,加上計劃單列、副省級城市的行政地位,這些城市在聚集各種資源方面的能力不弱於省會,甚至強於省會,所以這些城市的發展勢頭也往往蓋過了省會。

例如在遼寧,沈陽的GDP低於大連,在山東,濟南的GDP距離青島還有較遠的距離。在福建,省會福州雖然比計劃單列市廈門來得高,但城市影響力方面卻明顯遜於後者,GDP總量方面也不如閩南的泉州,位居福建第二。

江蘇盡管沒有計劃單列市,但改革開放後,靠近上海的蘇南地區憑借外向型產業的發展,經濟也隨之高速發展,多年來蘇州和無錫GDP分列江蘇一、二位,身為副省級省會城市的南京只能屈居第三。只是近年來,省城南京“奮發圖強”,終於趕超無錫,上升至第二。不過,南京的占比仍然只有13.86%。

與江蘇相鄰的經濟大省山東的省會濟南,要擺脫“魯小三”的位置則還有較長的路要走。2015年,濟南GDP僅占山東的9.68%,是全國唯一一個占比低於10%的省會。在山東省內,濟南GDP比青島少3200億,比第二的煙臺少了300多億。並且相比五年前,濟南占全省的比重不僅沒有提升,而且還略有下降。

當然,並不是所有占比低的省會都在沿海,呼和浩特、太原、南寧、鄭州這幾個中西部省會的占比同樣不高。尤其是呼和浩特,目前該市的經濟總量在內蒙古僅位列第三,與排名前兩名的鄂爾多斯和包頭均有一定距離。

從各省會在所在省份的位次來看,有21個省會位居第一,4個省會位居第二,分別是沈陽、石家莊、福州和南京,2個省會位居第三,為濟南和呼和浩特。

如果要衡量一個省會在所在省會的“首位度”,可以通過計算“省會城市”/“非省會城市中GDP最大的城市”來觀察。通過對27個省會城市的這一比值統計,我們可以發現,成都、蘭州、武漢、昆明、銀川的首位度最高,比值均超過了3。

這其中,作為中西部的經濟大省省會,成都是四川第二大城市綿陽的6.35倍,堪稱是中國最強勢的省會城市。與成都同為大區中心的武漢,是湖北第二大城市宜昌的3.22倍。

相比之下,東部兩個經濟大省江蘇和山東的省會——南京、濟南的首位度最低,南京只有蘇州的67%,濟南只有青島的66%。

表3:27個省會城市首位度比較

省份

省會

2015年省會GDP

非省會最大市

GDP

省會首位度(%)

四川

成都

10801.2

綿陽

1700.33

6.35

甘肅

蘭州

2095.99

慶陽

609.43

3.44

湖北

武漢

10905.6

宜昌

3384.8

3.22

雲南

昆明

3970

玉溪

1245.7

3.19

寧夏

銀川

1480.73

石嘴山

482.3

3.08

湖南

長沙

8510.13

嶽陽

2886

2.95

海南

海口

1161.28

三亞

435

2.67

青海

西寧

1131.62

海西

439

2.58

山西

太原

2735.34

運城

1173.54

2.33

西藏

拉薩

389.46

日喀則

168

2.32

新疆

烏魯木齊

2680

昌吉

1160

2.31

安徽

合肥

5660.27

蕪湖

2457

2.3

吉林

長春

5530

吉林

2455

2.25

陜西

西安

5810.03

榆林

2621.29

2.22

河南

鄭州

7315.2

洛陽

3508.75

2.08

江西

南昌

4000.01

贛州

1973.87

2.03

黑龍江

哈爾濱

5751.2

大慶

2983.5

1.93

廣西

南寧

3410.09

柳州

2298.62

1.48

貴州

貴陽

2891.16

遵義

2168.34

1.33

浙江

杭州

10053.58

寧波

8011.5

1.25

廣東

廣州

18100.41

深圳

17502.99

1.03

遼寧

沈陽

7280.5

大連

7700

0.95

福建

福州

5618.1

泉州

6137.74

0.92

河北

石家莊

5440.6

唐山

6100

0.89

內蒙古

呼和浩特

3090.5

鄂爾多斯

4226.13

0.73

江蘇

南京

9720.77

蘇州

14504

0.67

山東

濟南

6100.23

青島

9300

0.66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數據制作,GDP單位為億元)

哪省 省最 依賴 省會 經濟 寧夏 最高 山東 最低 成都 武漢 均獨 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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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突出“省會引領” 省城為何跑得更快?

作為所屬行政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省會城市往往具備了該省最好的教育和醫療等公共資源,在新一輪的發展中,省會城市的引領派頭作用日益凸顯,多個地方均提出要突出省會引領作用。

多地突出省會引領

2月6日,福州市創新發展大會在海峽會展中心召開。會上,福州市發布推動新一輪經濟創新發展十項政策,包括49條措施。

十項政策包括加快福州市總部經濟發展的八條措施、扶持企業技術改造的五條措施、扶持企業技術研發的四條措施、扶持工業企業創建品牌的兩條措施、扶持企業上市的五條措施、鼓勵引進高層次人才的七條措施、加快現代職業教育發展的五條措施、扶持“雙創”工作的七條措施、加快物聯網產業發展的三條措施、加快大數據產業發展的三條措施。

會上,福建省委副書記、福州市委書記倪嶽峰說,只有以更高的標準來要求,進一步鼓足精氣神,才能在全省發展中繼續發揮引領作用。福州要當好帶動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排頭兵。

此間的一大背景是,改革開放以後,福建經濟重心一直在閩南泉廈地區,省會福州在經濟總量上不如民營經濟發達、重商主義氛圍最濃厚的泉州,在城市影響力和輻射力方面,又不如作為經濟特區和副省級城市的廈門。再加上與閩南三角洲緊挨著的閩西龍巖,福建經濟“南重北輕”的格局一直頗為明顯。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分析,改革開放後,福州的商業氛圍一直不如閩南的泉州、廈門,計劃經濟思維比較嚴重,“比如以前福州當地很多高校畢業生,畢業後首選是從政,思想相對保守一些。”

在這種背景下,這幾年福建省正在下大力氣發展閩江口經濟,通過福州新區、自貿區建設帶動閩江口乃至福建中北部的發展。這幾年,省會福州的經濟也保持較快增長。

與福州相似的還有濟南。在山東省內,省會濟南的GDP總量多年來一直排在青島和煙臺之後,僅位居第三。濟南的GDP總量占山東省的比例僅為9.73%,是27個省會城市中最低的。

據山東媒體報道,在日前召開的山東兩會上,山東省委常委、濟南市委書記王文濤說,從區位上看,濟南北面是京津冀城市群,南面則面臨著南京、合肥這些城市的強勁壓力,西面的鄭州不久前被確定為國家中心城市,是個很大的刺激,以鄭州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還包納了山東兩個市。“山東沒有形成‘峰’,中間就會形成塌陷。”

王文濤認為,資源向大城市集中是區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要先集聚再產生輻射帶動作用。未來各省間的競爭,就是城市群的競爭,或者說是核心城市的競爭。因此,他建議舉全省之力推進“省會戰略”,對山東的發展,對解決山東“群山無峰”的現狀來講至關重要。

在廣東,日前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提出,要讓廣州這臺全省最大的“發動機”開足馬力,必須讓廣州擁有與副省級城市相配套的審批權限、監管權限和責任權限,真正把全市各區聯合聯動起來,變成一個並聯的“發動機”,進一步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把廣州打造成為華南經濟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和國際樞紐中心。廣州要做大做強國家重要中心城市地位,努力在全省發揮“龍頭”作用。

省會占比不斷提高

在中國經濟進入到新階段後,省會城市所擁有的各種優勢正在凸顯。省會城市的發展也較普通地級市更快,多數省會城市在全省的比重也日益提高。

以福州為例,數據顯示,2016年福州市GDP總量突破6000億元,在福建省內僅次於泉州。從近三年來的數據看,福州市GDP與泉州市差距由2014年的564.19億元縮小到2015年的519.63億元,並進一步縮小到2016年的448.86億元,差距縮小幅度加快。

在江蘇, 2006年,南京GDP只相當於無錫的82.6%,相當於蘇州的57.6%。但到2016年,南京已經超出無錫一個身位,是蘇州的67.87%。

此外,相比2010年,2015年武漢占全省比重從34.9%提高到36.9%,成都從32.85%提高到35.88%;貴陽從24.42%提高到27.53%,合肥從22.04%提高到25.72%,省會城市明顯跑贏了非省會城市。

為何省會城市的占比不斷提高,為何省會城市的發展空間更大?有幾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在2008年以後的4萬億投資大潮中,基建投資占據了很大的一部分。貴州省社科院城市經濟研究所所長胡曉登說,在近幾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轄市、省會城市具有天然的優勢,比如高鐵,一般都是以省會城市為中心展開的,很多重大投資項目也都會選擇在省會投資。

隨著高鐵、城際鐵路、城市軌道交通的建設,省會城市對周圍人口的吸引力也越來越強。例如目前武漢到周圍的鹹寧、鄂州、孝感等城市均有便捷的城際軌道相連。來自鄂州的楊先生說,一到周末,大量的鄂州人會跑到武漢來消費,周日下午坐城際列車回去。“這對我們鄂州的商業消費產生了較大的沖擊。”

不光是基建投資,在產業發展過程中,一些大企業在全國布局的時候,也往往會選擇進入省會城市。尤其是中西部,只有省會城市才擁有便利的大型機場,而便利的交通對大企業的發展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進入到轉型升級新階段後,省會城市所擁有的科教文化、地理交通等各種資源優勢逐漸顯現出來。

江蘇省社科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員王樹華認為,省會城市的科教文化資源雄厚,各種高端生產要素在省會城市的聚集度比較高。在經濟轉型升級的過程中,產業、價值鏈由低端向中高端邁進的過程中,一些高端要素資源必須要配套,在這個過程中,省會城市比非省會城市往往更有優勢,省會城市的服務業占比也會比較高,具備了更強的輻射周邊地區的能力。

不過,丁長發也提醒,省會城市不能只有服務業,而忽視了相應的產業鏈打造。因為如果周邊地區沒有發達的制造業體系,那麽生產性服務業也就沒有服務的對象。

以福州為例,丁長發說,福州以前的東南汽車、冠捷電子等都一度發展不錯,但後來整個產業鏈沒有並做起來,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也受到影響。他認為,福州的土地面積很大,所以未來福州的土地價格能否維持在相對合理的水平,降低融資、物流成本及各種隱性成本,為包括福耀玻璃、東南汽車等在內的實體制造業的壯大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十分重要。

多地 突出 省會 引領 省城 為何 跑得 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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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學鋒任廣東省委副書記 這些省會一把手由省委副書記兼任

近日,中央批準任學鋒同誌任廣東省委副書記。

由此,任學峰成為全國又一個省委副書記兼任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的官員。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在此之前,已有南京、福州、沈陽、武漢四座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由省委副書記兼任,並且出現的時間也比較密集:去年10月後。

公開資料顯示,1965年10月生的任學鋒是河北邢臺人。1984年考入河北工學院(今河北工業大學,在天津市),碩士畢業後留校任團委書記。1992年底,任學鋒調往天津新技術產業園區工作,先後擔任管委會業務處工程師,園區開發總公司工業投資部副部長、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等職務,2002年同時擔任園區管委會副主任。

2004年7月,任學鋒來到香港,先後擔任香港津聯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董事長、董事長職務。津聯集團是天津市政府派駐香港的窗口,也是天津市在境外唯一的綜合性集團企業。 2008年1月,42歲的任學鋒當選為天津市副市長,進入省部級領導幹部行列;2012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2014年6月27日,廣東省委原常委、廣州市原市委書記萬慶良落馬被查。兩個月後的8月27日,經中央批準,任學鋒任廣東省委委員、常委和廣州市委書記。此間一大背景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委書記一職幾乎都由廣東籍或在粵長期工作的官員擔任,任學鋒“空降”羊城,打破了這一多年傳統。

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最近首次密集出現在是2016年10月份,彼時吳政隆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調任江蘇省委副書記、南京市委書記。之後的2016年11月,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倪嶽峰在換屆後當選為省委副書記。一個月之後,遼寧省委常委、沈陽市委書記王蒙徽也在換屆後當選為遼寧省委副書記。今年1月3日下午,武漢市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宣布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決定:陳一新同誌任湖北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此前陳一新擔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專職副主任。

省委副書記的職能變化,頗為引人關註,2006年,中央利用集中換屆這一契機,開始推行“一正兩副”模式。近些年,除新疆、西藏設四名副書記外,其他省(區、市)黨委只設兩名副書記,其中一名由省長兼任,另一名則是專職副書記。因此,省委副書記可謂是一省官員中職務最高的副職。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會的市委書記,是近期才較多出現的現象。

與此同時,作為所屬行政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省會城市往往具備了該省最好的教育和醫療等公共資源,在新一輪的發展中,省會城市的引領派頭作用日益凸顯,多個地方均提出要突出省會引領作用。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城一把手,也有助於省會城市發揮這種引領的作用。

例如在廣東,日前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提出,要讓廣州這臺全省最大的“發動機”開足馬力,必須讓廣州擁有與副省級城市相配套的審批權限、監管權限和責任權限,真正把全市各區聯合聯動起來,變成一個並聯的“發動機”,進一步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把廣州打造成為華南經濟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和國際樞紐中心。廣州要做大做強國家重要中心城市地位,努力在全省發揮“龍頭”作用。

任學 學鋒 鋒任 廣東 省委 書記 這些 省會 把手 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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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環保督察組:西安已成全國汙染嚴重省會城市之一

說起全國汙染嚴重的城市,看看環境保護部每月公布的空氣質量榜單就知道了。石家莊、濟南、鄭州……這些省會城市是榜單上的常客。

近年來,在這個榜單中,又多了一個“西安”。4月11日,中央第六環境保護督察組向陜西省反饋督察情況時稱,關中地區大氣環境質量形勢嚴峻,西安市已成為全國汙染嚴重的省會城市之一。

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28日,中央第六環境保護督察組對陜西省開展環境保護督察,並形成督察意見。

4月11日,中央第六環境保護督察組督察陜西省情況反饋會。

發展與保護矛盾突出

督察組組長李家祥在反饋會上說,陜西省在全國較早出臺大氣汙染防治條例,組織實施治汙降霾保衛藍天五年行動計劃和年度工作方案。完成渭河流域水汙染防治三年集中整治並啟動新一輪治理行動,推進退耕還林、天然林保護、三北防護林建設、京津風沙源治理等重點工程,但發展與保護的矛盾依然突出。

督察發現,鹹陽巿、渭南市2016年大氣PM10和PM2.5平均濃度均比2015年大幅上升。但該區域仍在大量新建擴建高汙染項目,2014年以來,關中地區違規新建多個火電化工及燃煤供熱鍋爐項目,違規新上80多臺10蒸噸以下燃煤小鍋爐;龍門鋼鐵公司還擅自建成1座1800立方米高爐及附屬設備,新增煉鐵產能約150萬噸。

西安市因部分區域汙水管網建設不到位,多個汙水處理廠采取“河道納汙、抽取河水”方式收集處理汙水,2015年以來,渭河西安段天江人渡、耿鎮橋兩個斷面水質仍為劣V類。江村溝垃圾填埋場1994年建成後,一直向唐家寨水庫直排垃圾滲濾液,尤其是2015年11月以來,因垃圾滲濾液廠處理能力嚴重不足,每天約1800噸垃圾滲濾液未經處理直排水庫,造成嚴重環境汙染和風險隱患,群眾反映強烈。

鹹陽市永壽縣、旬邑縣、乾縣、三原縣汙水處理廠,以及紡織工業園區汙水處理廠2016年長期超標排放。

曾對空氣監測數據造假

“督察談話中,不少領導反映,全省環境保護認識仍有差距,一些地方領導仍然認為經濟發展是硬任務、環境保護是軟指標。”督察意見舉例說,西鹹新區本應成為落實新發展理念的示範區,但在實際工作中存在重開發、輕保護的問題。

一些地方領導仍然認為經濟發展是硬任務、環境保護是軟指標。攝影/章軻

督察發現,西鹹新區環境保護責任落實不到位,基礎治汙設施建設滯後,環境監管缺失,每天近4萬噸工業廢水和生活汙水未經處理直排滲坑或河流;灃東新城三橋和王寺街等城鄉接合部大量冶金、塑料、建材等小企業汙染嚴重;延長石油子午輪胎廠、陜西萬象鹹陽環保電力等企業環境問題長期未得到有效處理,群眾反映強烈。近兩年,西鹹新區大氣PM10和PM2.5平均濃度高居陜西省首位。

此前,西安市長安區、閻良區相關人員人為幹擾國家空氣質量監測子站正常運行,對空氣質量監測數據實施造假一事,已在社會上造成惡劣影響。

渭南市2015年11月還印發《關於加快縣域工業園區發展的意見》,要求除稅務和安全生產外,其他部門不得對工業園區內企業進行檢查,阻礙環境執法。

督察發現,由於歷史原因,關中地區重化產業比重較大,大氣汙染問題突出。但近年來仍在大量新建擴建高汙染項目,2015年火電裝機規模、煤化工產能、水泥熟料產能分別較2013年增加約13.0%、17.7%和8.4%,不僅進一步加劇區域大氣汙染,也為今後產業結構調整帶來沈重負擔。

督察意見說,陜西省發展改革委部門減煤工作不實,全省2014年規模以上工業1000萬噸減煤任務,僅完成295萬噸,2015年300萬噸減煤任務僅完成11萬噸。現場督察發現,鹹陽市發展改革部門認定渭河發電、大唐渭河熱電、陜西華電瑤池等3家企業2014年減煤25.67萬噸,但實際增加燃煤18.73萬噸。工業和信息化部門淘汰落後產能工作不力,陜西漢中鋼鐵集團公司4臺90平米以下燒結機長期違規運行,無脫硫設施,超標排放嚴重;寶雞秦安鍛造等7家企業仍然存在化鐵煉鋼、中頻爐和軋機等不符合產業政策的落後裝備,長期未按要求淘汰到位,環境汙染嚴重。

約談492人,938人被問責

督察還發現,陜西省重點生態區域環境破壞較為嚴重。近年來秦嶺地區采礦采石破壞生態情況突出,根據2016年衛星遙感監測數據分析情況,區域270多處礦山開采點中,60%以上存在違法違規問題,生態破壞面積達到3500多公頃。

目前秦嶺地區違法違規采礦采石行為雖然依法強制停止,但資源整合、有序退出、生態恢複等任務仍然艱巨。藍田縣東山麻巖礦、大岔溝花崗巖礦和戶縣栗峪石料礦均位於秦嶺限制開發區,在未取得西安市秦嶺生態環境保護管理機構準入手續的情況下,兩縣國土資源局於2014年前後仍違規向三家企業頒發采礦許可證。

陜西省重點生態區域環境破壞較為嚴重。攝影/章軻

渭北“旱腰帶”區域生態環境脆弱,但該區域近年來采石面積不斷擴大。涇陽縣政府及有關部門違規向采石企業供應建設用電及炸藥,該縣四星友誼、匯通等14家采石企業在未取得采礦證情況下,持續違法建設和生產。淳化縣整治工作不力,圓通、薄達等7家采石企業在整治期間違法開采。大量違法違規采石導致部分區域生態破壞嚴重,造成大片山體自然植被遭到破壞。

陜西省還有14家省級以上自然保護區存在采礦、采砂、開墾等違法問題。2013年以來,陜西省水利廳違規批複《漢江幹流漢中平川段2015-2019年河道采砂規劃》,占用朱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內漢江河道15.9公里。韓城市將黃河濕地自然保護區核心區內近萬畝濕地開墾為耕地,並配套建設基礎設施,生態破壞嚴重。

第一財經記者從中央第六環境保護督察組了解到,按照邊督邊改要求,截至2017年2月底,督察組在陜西交辦的1309件環境舉報問題均已辦結,關停取締222家、立案處罰363件,拘留26人,約談492人、問責938人。

督察要求,陜西省要“在生態環境保護上算大賬、長遠賬、整體賬、綜合賬,在生態環境保護上強化系統思維和底線思維。”“依法依規嚴肅責任追究,對督察中發現的問題,要責成有關部門進一步深入調查,厘清責任,並按有關規定嚴肅問責。”

西安城夜景。攝影/章軻

中央 環保 督察組 督察 西安 已成 全國 汙染 嚴重 省會 城市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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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2G電影只需20秒 成都建成全國首個千兆省會城市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7-05-16/1106508.html

體驗千兆寬帶

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官遠星

下載一部2G的電影,所需的時間僅為20秒左右。“簡直不敢想象!”一位千兆寬帶電腦的體驗者向記者感嘆道。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今日(5月16日)從成都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獲悉,即日起,成都將開啟千兆寬帶體驗點,並接受千兆寬帶入戶的預約辦理服務。

據悉,這是成都在今年一季度全面實現千兆光網覆蓋、具備千兆到戶網絡能力後,率先建成全國首個千兆省會城市的又一舉措。自此,成都作為“寬帶中國”戰略首批示範城市,提前三年完成2020年“發達城市部分家庭實現1G寬帶”的戰略目標,推動信息化建設和通信樞紐能力再次邁上新臺階。

智慧家庭成千兆網絡普及的“第一顆紐扣”

作為成都“千兆寬帶”的辦理方,中國電信成都分公司將首個千兆寬帶體驗點設置在成都成華區雙林北支路473號的中國電信新華營業廳。

使用千兆寬帶網絡是什麽感受?在現場,一位千兆寬帶電腦的體驗者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他下載一部2G的電影,所需的時間僅為20秒左右。“簡直不敢想象!”他向記者感嘆道。

更多人則聚集在電視屏幕前,率先體驗智能家庭帶來的“便利”。在電視中,一位來自四川大學華西婦女兒童醫院的醫生身著大褂,正在接受現場體驗者的診療咨詢服務。而在電視的上方,包括PM2.5,甲醛等數值提示體驗者所處房間內空氣的質量。

上述負責人告訴記者,這正是在成都將在今年推出的4項智慧家庭服務中的兩項:“環境監測”與“家庭醫生”。其中,搭載家庭物聯網,“環境監測”功能還將實現智能手機的實時通報,以及在特定數值下自動控制空氣凈化器、新風系統,對家庭環境進行優化。

據她介紹,未能在現場體驗的兩項功能,包括為用戶提供網絡連接的環境勘測、方案設計與設備安裝調測等一站式組網服務的“智能組網”功能,與幫助用戶通過手機、平板實時掌控家中動態的“家庭安防”功能,都將與這兩個功能一同在成都推出。

智慧家庭與“千兆寬帶”有何聯系?“事實上,這些服務在普通光纖網絡的環境下已經可以實現,但它們在千兆網絡的環境下將更穩定、體驗感更好。通過先期的體驗和推廣,智慧家庭將率先走進市民家中,這也與千兆寬帶的後續推廣相得益彰。”上述負責人說到。

值得註意的是,在其規劃中,千兆寬帶正將滿足以高速低時延的優異性能同時滿足家庭多成員的4K、8K、VR、多屏、3D等新興視頻需求,並可以以千兆網絡為基礎構建家庭化的雲計算、雲遊戲及智能家居應用。

基於此,上述負責人也向記者說到,從今日起,成都電信將全面啟動“200M提速”的惠民行動。活動期間,成都130萬現有帶寬為100M的家庭寬帶用戶,均可申請將帶寬免費提速至200M。“這也是千兆網絡先期體驗活動的一部分。”她告訴記者。

助力智慧城市建設從“泛在寬帶”到“萬物互聯”

值得註意的是,自2016年初起,成都逐步采用最新的對稱10G無源光網絡技術啟動千兆接入網絡改造,采用MS-OTN多業務光傳輸網技術將承載網網絡接口升級為萬兆/十萬兆,並按“千兆到戶、萬兆到樓”原則下沈接入局點、優化網絡布局。

而寬帶建設已成為成都發展電子信息產業,打造高端產業的有力支撐。此前,成都已先後成為全國八大通信樞紐之一和國家“八縱八橫”光纖骨幹網節點,並獲批國家首批“寬帶中國”示範城市。

截至目前,成都光纖寬帶用戶已突破500萬戶,IPTV用戶超過400萬戶,均位居副省級城市第一。

基於此,成都提出要“增強綜合交通通信樞紐功能,加快建設高速、泛在、融合、安全、綠色的信息網絡,打造‘一帶一路’重要信息通信節點、數據中心、物流中心和國際信息港,初步建成國際性區域通信樞紐。”

據成都經信委有關負責人介紹,下一步,成都將持續推進互聯網骨幹直聯點和城域網出口帶寬擴容,擴展國際直達數據專用通道,持續推進核心網絡優化升級,增強網絡承載能力,全面增強通信樞紐功能,為廣大用戶提供更好的服務保障。同時,加快推進電信、移動、聯通、曙光和萬國數據等互聯網數據中心建設運營,打造全國領先的信息服務實力。

具體而言,今年上半年,成都將建成全域覆蓋、全球領先的新一代物聯網(NB-IoT),與千兆光纖寬帶網、4G移動通信網絡一起,形成高速、泛在、融合、安全、綠色的智能化信息網絡,並在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的驅動下,助力智慧城市建設從“泛在寬帶”到“萬物互聯”,為城市智慧治理打下堅實基礎。

 

同時,將全面推動以政務、民生和產業為主的各項“互聯網+城市”智慧應用升級,助推智慧民生、智慧政務、智慧產業發展,推進實施“互聯網+智慧家庭”、“互聯網+社會管理”、“互聯網+食品安全監管”、“互聯網+醫療”、“互聯網+居家養老服務”、“互聯網+教育”、“互聯網+旅遊”等多個重點項目,全面增強我市在信息網絡經濟環境、招商引資方面的差異化優勢,助推智慧民生、智慧政務、智慧產業發展。

下載 2G 電影 只需 20 成都 建成 全國 首個 千兆 省會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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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省會城市部分區域取消限購!樓市真的松綁了嗎?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1-07/1180022.html

從2016年底到整個2017年,全國各大城市的樓市調控政策一波又一波,目前,很多城市的房價已趨於平穩,有的地方樓市成交量大幅下降,這讓大家真實體會到,房子真的不能炒了。

然而,1月5日晚間,蘭州市的一則取消部分限購通知震驚全國,而在1月3日,合肥市國土資源局、市物價局在回複網友提問時表示,2016年11月份(合肥出臺“限價令”)之前拿的高價地,未來上市時售價全都不受限制。

看了這兩則新聞,很多人認為,樓市調控政策要松綁了。

蘭州,此輪調控以來首個松綁限購城市

1月5日,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發布通知,對現行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將進行調整,該調整包括兩個部分,取消限購和限售措施。

取消限購部分:此次取消限購的區域包括西固區、九州開發區、高坪偏遠區域;城關區、七里河區、安寧區範圍內仍實行限購,但是不再提供社保證明和納稅證明。

限售措施部分:個人在部分區域購買的住房,自取得《不動產權證書》登記記簿日期滿3年方可上市交易。

蘭州的限購政策出臺於2017年4月,該版本僅執行了不到8個月的時間。通知提到,此次出臺的政策是為落實住建部提出的有關要求。

那麽到底是什麽要求呢?

2017年底,住建部會議提出,“抓好房地產分類調控”是2018年重點需要做好的工作之一。針對各類需求實行差別化調控政策,同時,庫存仍然較多的部分三四線城市和縣城要繼續做好去庫存工作。

中國城市房地產研究院院長謝逸楓接受中新網采訪時認為,在蘭州市場供大於求的情況下,此次的調控政策屬於完善調控,有利於消化一手房庫存。

據21世紀經濟報道,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副院長楊紅旭解讀稱,出臺限購政策時,蘭州房價並未大漲。他認為,西北地區,只有西安樓市熱度需要以限購來調控。

“新四小龍”合肥也松綁?

除了蘭州,最近,“樓市新四小龍”之一的合肥,也被傳出樓市調控政策松綁。其原因是,在“合肥12345政府服務直通車”的網站上,合肥市國土資源局和物價局在1月3日回複了一份投訴信。

投訴信的主要內容是:

萬科在廬陽區和萬達在包河區的兩個項目,當初拿地價3000多,備案價卻19000,政府為啥給批了?而一些開發商2017年拿的地,樓面價都到了1萬塊,政府為啥要限制他們的備案價?這不公平,要求給說法。

地方管理部門則回複:

1、根據國家政策規定,商品住宅價格實行市場調節價,即商品房銷售價格由開發企業根據開發建設成本、費用、稅金、利潤和市場供求等多種因素自主定價,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價格部門不得核定商品房價格。萬科萬達兩個項目的價格是由開發企業根據開發建設成本、費用、稅金等自主制定的,屬於企業自主權。

2、合肥自2016年11月開始,對市轄區和長豐縣、肥西縣、肥東縣範圍內的居住用地(含商住用地)實行“限房價、限地價”的土地拍賣方式,但在2016年11月之前出讓的居住用地(含商住用地)沒有此項規定。

所以此次答複,不代表政策松動,只代表對部分樓盤定價的一個解釋。

為搶人才,多地定向“取消”限購?

關於限購“松綁”,還有一個信息值得註意。1月3日,南京宣布,允許研究生以上學歷及40歲以下的本科學歷人才,以及持高級工及以上職業資格證書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先落戶再就業。

過去一段時間,很多“新一線”和二線城市展開了人才爭奪戰。據每經小編(微信號:nbdnews)不完全統計,包括武漢、長沙、蘇州、濟南等城市都出臺類似政策,明確了部分人員的落地政策,一定程度上不受住房限購。

鄭州:本科以上即不受限購約束買首套房

去年11月27日,鄭州市宣布,在鄭州工作並擁有全日制本科以上學歷、副高級職稱(高級技師)以上的非鄭戶籍人才,可在鄭州購買首套自住商品住宅。

長沙:專科以上學歷購房者首套房不限購

去年8月23日,長沙市政府門戶網站發布的“長沙人才新政22條”細則顯示,在長沙工作、具有專科以上學歷、技師及以上職業資格的人才,首套房不受戶籍、社保繳存的限制。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畢業生憑戶口本、身份證、畢業證即可辦理落戶手續。

其中,向在長沙工作的博士生首次購房給予6萬元購房補貼。學歷為碩士的,在長沙工作並首次購房的給予3萬元購房補貼。

昆山:本科即可就業落戶、買房

去年10月18日,江蘇省昆山市宣布兩種不限購住房人才:

1、在昆山市企業工作,申請購房時在崗在職,具有本科及以上學歷的人才;

2、在昆山市企業工作,申請購房時在崗在職,具有大專學歷,本人專業與所在崗位匹配,且專業符合當年度市人社局發布的《昆山市重點產業緊缺人才需求目錄》。

濟南:本科學歷繳納社保滿半年可享本地購房待遇

去年5月8日,濟南市下發通知,提出全日制大學本科(含本科)以上學歷的購房者,與用人單位簽定正式用工合同,且連續繳納社保滿半年以上,可享有濟南市常住戶口居民同等購房政策。

武漢:博士、碩士畢業生落戶不受年齡限制

去年10月11日,武漢市發布文件,博士、碩士畢業生落戶不受年齡限制,普通高校本科學歷由年齡不滿35周歲放寬至不滿40周歲;普通高校專科學歷、非普通高校本科學歷由年齡不滿30周歲,放寬至年齡不滿40周歲。

西安:放開普通大中專院校畢業生落戶限制

去年3月1日起,西安放開普通大中專院校畢業生落戶限制。6月,陜西省西安進一步放寬部分戶籍準入條件,將政策優惠力度再“加碼”。

這些舉措是否意味著,房地產調控政策有放松的趨勢?

有分析人士認為,多地推出人才引進政策並變相“松綁”樓市的做法,同樣未突破樓市調控的底線,即對炒房行為零容忍。通過降低戶籍門檻留住人才的做法,本身就是制度進步之舉,並能有效鼓勵剛需購房者,並不違反樓市調控的基本原則。

多家機構近期發布報告都認為,短期內,房地產調控政策的總基調不會改變。政策的合理化調整仍將存在,但很難有實質性的松綁做法。

每經編輯 王嘉琦

每日經濟新聞綜合中國新聞網、中國經濟網、21世紀經濟報道、華爾街見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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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 省會 城市 部分 區域 取消 限購 樓市 真的 松綁 綁了 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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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置業一線報告|回鄉買房選省會 “漂一族”購房更愛“強二線”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2-19/1193200.html

每經記者 舒曼曼 每經編輯 王曉波

彩禮、買房成了皖北小縣城當下結婚流行的兩大元素,也是年輕人見面的必聊話題之一。而“結婚了嗎?什麽時候結?”“買房了嗎?在哪買?”幾乎成了寒暄的高頻詞。

隨著農村人外出務工,再加上收入逐漸增長,在大城市打拼幾年以後,積蓄增加的同時,人們的購房意識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以往年輕人結婚會在農村的一畝三分地上新起一棟小洋房,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外出打工,規模大、經濟增長穩定、教育資源豐富的省會城市以及三四線城市成為返鄉人群置業首選。

安居客房產研究院調查問卷顯示,38%的人希望回老家買房,21%的人希望在老家的省會城市買房,且超半數的人計劃在一年內購房。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對身邊置業人群的調查中總結發現,返鄉置業人群中多為剛需首套置業。大部分人購房的首要因素是“方便”,他們大多選擇在工作的城市購房,但也有一部分群體由於一線城市房價壓力過大,選擇強二線城市購置首套房。

安徽60%省內人首選合肥置業

“縣城看不上,其他城市沒感情”。家住安徽碭山縣的小吳考上了隔壁縣城蕭縣的公務員,這是他一直以來的想法。小吳慶幸的是,他去年趕在合肥限購之前東湊西借攢夠了在合肥購置一套二手房的首付款,“現在已經升值了,”在與記者的閑聊中無不透露出他“買對了”。

隨著外來人員增加,近年來合肥剛需置業隨之增多。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合肥的購房人群中,35%為合肥市區人口,60%為安徽省內合肥市外人口,還有5%的來自上海、南京等地的投資客。

“咱們這邊的年輕人基本上都在合肥買房子,”小吳的媽媽也向記者表示,在她看來,作為一個安徽人,到省會城市買房成為“剛需”。

小吳的情況和大多數在合肥購房的年輕人一樣,大學基本上在安徽省內高校,工作地點也安徽省內,“故鄉情懷”較為濃重。除此之外,合肥未來的發展機會、城市活力、教育娛樂等配套設施齊全等都是小吳在合肥購房的動力。

但也有一部分省內人選擇了蘇州、無錫、杭州等城市。安居客2017-2018返鄉置業報告顯示,一線城市返鄉置業人群遷移主要流向周邊省市或省內其他地方,其中合肥市位列上海返鄉置業的第三名,僅次於南通和蘇州。

王女士四年前在安徽某高校畢業後就在江蘇的蘇州找了份工作,目前已經結婚生子,結婚兩年她選擇了租房子生活,壓力相對較小反而能更好享受生活。

相比在縣城置業,她的想法是蘇州的生活質量、居住環境比較好,以後對小孩的教育也有好處。有了孩子以後,她打算在蘇州買一套房子。“要買的話就在蘇州買,因為在那邊上班”。面對記者的追問,王女士坦言,不會去省會城市買,因為對南京感到陌生,而對合肥“沒感覺”。

北漂買房傾向於強二線城市

與小吳不同的是,在北京已工作六年計劃今年結婚的小李卻有些措手不及。

安居客房產研究院數據顯示,2017年一線城市中從北京流出的返鄉置業人群占比最高,而新一線城市中蘇州、成都、杭州、南京等城市返鄉置業人群占比位居前列。小李就是其中一位。

小李去年10月份從北京一家單位辭職來到杭州工作。讓他做出選擇的直接原因是隨著各地劍指投資客限購政策的出臺,即便在北京工作了六年的小李發現,自己工資的上漲速度依然趕不上北京房價的上漲速度,面對北京高企的房價,自己處在了“北京的房子買不起,縣城的房子瞧不上”的尷尬境地。

不僅是小李,在杭州工作了兩年的小夏也堅持不在縣城買房,他認為“買了不住也沒用”,有了兩年社保,他計劃今年買一套80平米左右的小戶型。

和小夏比,小李算是入杭的遲到者。反複思考了之後,北京生活成本太高,房貸月供成為“北漂”們無法承受之重,小李最終鎖定了新一線城市杭州,相對北京不至於有太大的心理落差,而與北京高企的房價相比,杭州32000元/平方米的均價讓他覺得至少“可以接受”。

安居客首席分析師張波指出,相比在大城市,“漂一族”返鄉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後積累買房資本的難度也降低不少。根據58集團招聘數據研究院發布的2017年白領平均薪資,2017年北上廣深白領平均月工資在6800-7500元之間不等,新一線城市中杭州、蘇州、成都等地的白領平均月工資也達到了5500元-6700元不等。

有了“買房資本”作為支撐,為了能盡快滿足資格買房,小李毅然決定結束“北漂”選擇新一線城市。在他看來,杭州發展潛力巨大,就業機會與北京均等,其次,相對於北京來說,杭州推出的一系列人才優惠政策也對小李有很大的吸引力。

今年過年回家,小李有些不好意思地跟記者透露道,“今年2月份,我在杭州的社保剛好交滿三個月,離買房又近了一步。”

文中圖片來自攝圖網

返鄉 置業 一線 報告 回鄉 買房 省會 一族 購房 更愛 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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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鄉置業一線報告|回鄉買房選省會 “漂一族”購房更愛“強二線”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8-02-19/1193200.html

每經記者 舒曼曼 每經編輯 王曉波

彩禮、買房成了皖北小縣城當下結婚流行的兩大元素,也是年輕人見面的必聊話題之一。而“結婚了嗎?什麽時候結?”“買房了嗎?在哪買?”幾乎成了寒暄的高頻詞。

隨著農村人外出務工,再加上收入逐漸增長,在大城市打拼幾年以後,積蓄增加的同時,人們的購房意識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以往年輕人結婚會在農村的一畝三分地上新起一棟小洋房,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外出打工,規模大、經濟增長穩定、教育資源豐富的省會城市以及三四線城市成為返鄉人群置業首選。

安居客房產研究院調查問卷顯示,38%的人希望回老家買房,21%的人希望在老家的省會城市買房,且超半數的人計劃在一年內購房。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對身邊置業人群的調查中總結發現,返鄉置業人群中多為剛需首套置業。大部分人購房的首要因素是“方便”,他們大多選擇在工作的城市購房,但也有一部分群體由於一線城市房價壓力過大,選擇強二線城市購置首套房。

安徽60%省內人首選合肥置業

“縣城看不上,其他城市沒感情”。家住安徽碭山縣的小吳考上了隔壁縣城蕭縣的公務員,這是他一直以來的想法。小吳慶幸的是,他去年趕在合肥限購之前東湊西借攢夠了在合肥購置一套二手房的首付款,“現在已經升值了,”在與記者的閑聊中無不透露出他“買對了”。

隨著外來人員增加,近年來合肥剛需置業隨之增多。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合肥的購房人群中,35%為合肥市區人口,60%為安徽省內合肥市外人口,還有5%的來自上海、南京等地的投資客。

“咱們這邊的年輕人基本上都在合肥買房子,”小吳的媽媽也向記者表示,在她看來,作為一個安徽人,到省會城市買房成為“剛需”。

小吳的情況和大多數在合肥購房的年輕人一樣,大學基本上在安徽省內高校,工作地點也安徽省內,“故鄉情懷”較為濃重。除此之外,合肥未來的發展機會、城市活力、教育娛樂等配套設施齊全等都是小吳在合肥購房的動力。

但也有一部分省內人選擇了蘇州、無錫、杭州等城市。安居客2017-2018返鄉置業報告顯示,一線城市返鄉置業人群遷移主要流向周邊省市或省內其他地方,其中合肥市位列上海返鄉置業的第三名,僅次於南通和蘇州。

王女士四年前在安徽某高校畢業後就在江蘇的蘇州找了份工作,目前已經結婚生子,結婚兩年她選擇了租房子生活,壓力相對較小反而能更好享受生活。

相比在縣城置業,她的想法是蘇州的生活質量、居住環境比較好,以後對小孩的教育也有好處。有了孩子以後,她打算在蘇州買一套房子。“要買的話就在蘇州買,因為在那邊上班”。面對記者的追問,王女士坦言,不會去省會城市買,因為對南京感到陌生,而對合肥“沒感覺”。

北漂買房傾向於強二線城市

與小吳不同的是,在北京已工作六年計劃今年結婚的小李卻有些措手不及。

安居客房產研究院數據顯示,2017年一線城市中從北京流出的返鄉置業人群占比最高,而新一線城市中蘇州、成都、杭州、南京等城市返鄉置業人群占比位居前列。小李就是其中一位。

小李去年10月份從北京一家單位辭職來到杭州工作。讓他做出選擇的直接原因是隨著各地劍指投資客限購政策的出臺,即便在北京工作了六年的小李發現,自己工資的上漲速度依然趕不上北京房價的上漲速度,面對北京高企的房價,自己處在了“北京的房子買不起,縣城的房子瞧不上”的尷尬境地。

不僅是小李,在杭州工作了兩年的小夏也堅持不在縣城買房,他認為“買了不住也沒用”,有了兩年社保,他計劃今年買一套80平米左右的小戶型。

和小夏比,小李算是入杭的遲到者。反複思考了之後,北京生活成本太高,房貸月供成為“北漂”們無法承受之重,小李最終鎖定了新一線城市杭州,相對北京不至於有太大的心理落差,而與北京高企的房價相比,杭州32000元/平方米的均價讓他覺得至少“可以接受”。

安居客首席分析師張波指出,相比在大城市,“漂一族”返鄉找到一份滿意的工作後積累買房資本的難度也降低不少。根據58集團招聘數據研究院發布的2017年白領平均薪資,2017年北上廣深白領平均月工資在6800-7500元之間不等,新一線城市中杭州、蘇州、成都等地的白領平均月工資也達到了5500元-6700元不等。

有了“買房資本”作為支撐,為了能盡快滿足資格買房,小李毅然決定結束“北漂”選擇新一線城市。在他看來,杭州發展潛力巨大,就業機會與北京均等,其次,相對於北京來說,杭州推出的一系列人才優惠政策也對小李有很大的吸引力。

今年過年回家,小李有些不好意思地跟記者透露道,“今年2月份,我在杭州的社保剛好交滿三個月,離買房又近了一步。”

文中圖片來自攝圖網

返鄉 置業 一線 報告 回鄉 買房 省會 一族 購房 更愛 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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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空經濟示範區增至12個 內陸省會成對外開放新高地

隨著我國航空市場規模的不斷壯大,臨空經濟區也隨之蓬勃發展。一些城市通過建設臨空經濟示範區,打造成為對外開放的新高地。

近日,寧波臨空經濟示範區和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獲國家發改委、民航局正式批複。我國的臨空經濟示範區增至12個。

寧波、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獲批

根據批複,按照集約緊湊、產城融合、區域協同的發展理念,寧波臨空經濟示範區規劃範圍西至橫鄞線、南至鄞城大道、東至奉化江、北至聯豐路區域,管理面積82.5平方公里。

國家發改委對寧波臨空經濟示範區提出了“五個著力”建設要求,即:著力提升全球資源配置和服務能力;著力培育發展新動能;著力促成港產城融合發展;著力加快構建以臨空經濟指向性產業為核心,以航空貿易物流、臨空智能制造為主導的現代臨空產業體系;著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其中,促進港產城融合發展、提升全球資源配置和服務能力是一大亮點。在海港方面,去年12月,寧波舟山港成為全球首個年貨物吞吐量超10億噸大港,且連續9年位居世界第一。但港口與城市自身產業發展、與城市後方經濟腹地並沒有很好地聯動起來。

曾長期在寧波工作的暨南大學教授、華南城市研究會會長胡剛對第一財經分析,寧波港口貨物吞吐量很大,但對寧波經濟的帶動作用還沒有完全發揮出來,港口與當地經濟聯系不夠緊密,帶動作用不夠突出。

因此,寧波如何加快產城融合,提高集聚資源要素能力,更好的服務於自身經濟的發展十分關鍵。在空港發展方面,下一步,寧波將利用全球資源建設好示範區,並充分發揮臨空經濟示範區的輻射帶動作用。

西安是聯通歐亞、承東啟西、連接南北的重要樞紐,西安鹹陽國際機場是中國北方第二大門戶樞紐機場,2小時航程可覆蓋全國70%的領土和85%的經濟資源,區位交通條件極為優越。而已初具規模的臨空經濟,更是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設立的重要基礎,目前空港已聚集了國內外物流企業66家,先後引進法國賽峰起落架維修、梅里眾誠生物制藥等大項目落地;航企CBD已吸引13家航空公司落戶。

根據批複,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位於西鹹新區空港新城,面積144.1平方公里。西安市人民政府作為臨空經濟示範區規劃建設管理主體。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將加快構建國際航空樞紐,主動服務和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等國家戰略,為陜西省乃至西北內陸地區開放發展提供有力支撐和典型示範。

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還將重點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探索臨空經濟發展新路徑、新模式;推進綠色發展,培育壯大臨空特色產業體系;推進軍民融合,深化示範區與周邊地區的合作互動和協同發展。

其中,推進“軍民融合”是西安臨空經濟區的一大亮點。以創新驅動發展、軍民融合發展為動力,也正是西安以及關中平原城市群要重點著力的方向。

武嶽峰資本創始合夥人武平去年8月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過去,西安的人才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方面是軍工企業;另一方面是傳統的制造業。未來,西安能否針對高端新興產業這方面做些布局將會顯得十分重要。

根據《西安日報》報道,西鹹新區空港新城黨委副書記、管委會副主任艾晨分析,設立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將加快區域航空產業要素整合,推進軍民融合,示範區的設立有助於進一步推進匯集了國內航空近四分之一的科研、生產力量向空港新城集聚,推進空港航空產業集群化發展。

示範區增至12個 內陸省會成對外開放新高地

臨空經濟區是依托航空樞紐和現代綜合交通運輸體系,提供高時效、高質量、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集聚發展航空運輸業、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而形成的特殊經濟區域,是民航業與區域經濟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相互提升的重要載體。

為了推動臨空經濟區有序發展,2015年7月,國家發改委、民航局發布關於臨空經濟示範區建設發展的指導意見。意見指出,選擇若幹條件成熟的臨空經濟區開展試點示範,有利於發揮比較優勢、挖掘內需增長潛力、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增強輻射帶動作用,對於促進民航業發展、優化我國經濟發展格局、全方位深化對外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此次寧波和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獲批後,我國的臨空經濟示範區已增至12個,除了西安和寧波外,此前獲批的還有10座城市。從獲批時間看,分別是鄭州、北京、青島、重慶、廣州、上海、成都、長沙、貴陽和杭州。

其中,浙江成為全國唯一擁有兩個國家級臨空經濟示範區(杭州和寧波)的省份。從大的區域分布來看,12個城市中,有6個在沿海地區,6個在中西部。

對一些內陸省會城市、直轄市而言,臨空經濟區的建設使得這些城市由內陸變成了對外開放的高地,推動很多相關產業迅速做大做強。

中國民航大學臨空經濟研究所所長曹允春認為,臨空經濟正成為中西部內陸城市跨越式發展的一種全新的動力模式。通過依托機場打造的產業集群,能夠不斷拉近與世界的距離,促使信息、技術、資本、項目等要素加快流動,帶動相關產業鏈條快速發展,推動地方積極地參與到全球產業分工體系中去,從內陸城市轉身為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

例如,鄭州空港經濟區剛好抓住了產業梯度轉移的時機,給富士康做配套,富士康主要做手機,手機的時效性很強,飛機運輸很有優勢。在富士康的帶動下,很多著名智能手機品牌往鄭州航空區集聚,鄭州空港區已經成為我國乃至全世界手機生產的重要基地之一。

西安也同樣如此。艾晨認為,西安臨空經濟示範區的設立還將推動陜西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從而加快陜西對外開放高地建設。示範區的設立將進一步吸引臨空指向型高端要素聚集,推動臨空型現代服務業和臨空型先進制造業發展壯大,助力西鹹新區加速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綜合試點試驗地區和大西安萬億級經濟中心建設。

臨空 經濟 示範區 示範 增至 12 內陸 省會 對外 開放 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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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會城市引領作用凸顯,南昌全力打造大都市圈

省會城市是省域發展的關鍵引擎,近幾年各個省會城市的引領作用不斷凸顯。

根據《江西日報》報道,8月6日上午,中共南昌市委十一屆五次全體(擴大)會議消息,南昌提出今後要1小時通達都市圈內所有縣城,打造“半天工作生活圈”。 為實現這一目標,南昌正在完成或即將開工建設一批交通要道,明年實現城市一環全面打通、二環初見維形。

大南昌都市圈是以南昌為核心,以贛江新區為引擎,以九江、撫州為支撐,以一小時交通時空距離為半徑,聯動豐樟高、鄱余萬等周邊縣市而打造的。

南昌打造大都市圈

根據《江西省城鎮體系規劃(2015-2030年)》,南昌大都市區包括南昌市轄區、撫州市轄區、南昌縣、新建區、安義縣、奉新縣、高安市、豐城市、樟樹市、靖安縣、進賢縣、東鄉區、余幹縣、永修縣等,總面積約2.3萬平方公里。

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江田祥是江西人,他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由於歷史因素,在長江中遊幾個省份中,江西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城鎮化水平較低,經濟體量也較小。作為江西的省會,南昌的經濟總量、城市競爭力比同為中部的武漢、長沙、鄭州、合肥都遜色不少,對江西的帶動作用也比較弱。

數據顯示,2017年南昌GDP總量首次突破5000億大關,達到了5003.19億元,但僅為長沙的47.5%,武漢的37.3%,合肥的69.4%,鄭州的54.8%,與兄弟城市之間的差距十分明顯。

不過,近年來南昌正不斷發力做大中心城市,帶動整個江西經濟的發展。2016年6月,國家級新區——江西贛江新區獲批,贛江新區範圍包括南昌市青山湖區、新建區和共青城市、永修縣的部分區域,規劃面積465平方公里。

贛江新區的獲批,可以發揮核心城市的輻射作用,進而帶動整個江西發展。江西財經大學經濟發展與改革研究院院長吳誌軍認為,贛江新區的設立,將進一步聚集政策、資金、人才等各種資源,改變南昌目前經濟輻射帶動力不強的尷尬局面,對南昌市做大經濟體量、提升競爭力是一個契機。

未來,南昌將按照“城市功能互補、人口分布優化、產業配置密切”的定位,加強與周邊市縣在空間規劃、交通物流、產業發展、城鎮體系、體制機制、公共服務等方面一體化銜接,推動都市圈在更大空間、更廣範圍、更高平臺聚集更多的資源,加速都市圈一體融合、抱團發展步伐。

強化省會引領作用

省會是一個省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一個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除了南昌,其他省會城市也在加快做強做大,突出省會城市的引領作用,強化省會意識,突出產業集群,正成為省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

在同處中部的太原,上半年,太原地區生產總值 1729.82億元,地區生產總值增長9.1%,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1.5%,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7.4%,這3項指標增速在中部省會城市中均居第一位。

對太原未來的發展方向,今年1月份的山西“兩會”上,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指出,“太原市要進一步強化省會意識,攻堅克難、銳意進取,率先發展、奮力趕超,通過五年努力,實現太原市在全省的首位度和在全國省會城市的綜合排名‘雙提升’。”

在貴陽,此前7月16日,《貴陽日報》刊登的中共貴陽市委黨校寫作組的文章指出,省會不僅是一個省的“窗口”和“形象”,更是引領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排頭兵”。作為省會城市,貴陽在貴州發展中起著引領作用。文章指出,要切實強化省會意識,勇於擔當省會使命,積極發揮省會作用。

作為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的省會,濟南對人口吸引的力度相較周邊省會城市明顯偏弱。數據顯示,去年濟南GDP占全省比重僅為9.9%,在全國27個省會城市首位度排名中是倒數第一。而同期中西部的西安和武漢這一比重分別達到了34%和37%左右。

濟南市市長孫述濤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濟南作為省會城市,其應有的地位和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落伍不要緊,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落伍了,知道自己在什麽地方落伍了,知道自己為什麽落伍了,知恥而後勇。”

從數據來看,近幾年,不少省會城市的經濟增速都在所在省內名列前茅,省會城市的引領作用不斷凸顯。

比如,南京過去長期居於蘇州和無錫之後,位列江蘇省內第三。數據顯示,2006年,南京GDP只相當於無錫的82.6%。不過近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後,兩者的差距不斷縮小。南京至2014年更是首度超越了無錫,上升至江蘇地市經濟總量第二位,近年來不斷拉大同無錫的差距,縮小與榜首蘇州的距離。

省會引領作用不斷凸顯,一大原因在於,在近幾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轄市、省會城市具有天然的優勢,比如高鐵,一般都是以省會城市為中心展開的,很多重大投資項目也都會選擇在省會投資。

在這個過程中,高鐵、城際軌道加速推動人口、經濟要素從三四線城市向一二線尤其是二線省會城市集聚,加速推進人口、要素向大都市圈集聚。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長謝良兵說,高鐵虹吸效應導致作為二線城市的省會集聚優勢明顯,首位度不斷加強。

尤其是中西部的強省會城市,作為所在省的單極核心城市,集聚了全省最好的教育、醫療文化資源,在加速城鎮化的過程中,大量人口向這些省會城市集聚。

以鄭州為例,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對第一財經分析,與沿海省份大多擁有雙中心乃至多中心的格局相比,河南是一個單中心的區域結構。在省會鄭州之外,河南其他地級市與鄭州的差距太大,無法形成於鄭州相競爭的格局,這也使得河南的產業要素、資源等優先向鄭州集聚。再加上河南人口規模很大,城鎮化水平又相對滯後,目前河南處在高速城鎮化的階段,使得各種要素不斷向鄭州集聚。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進入到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階段,對科教、人才的需求和依賴也越來越大。在這個過程中,省會城市所擁有的科教文化和高端生產要素的優勢要比普通地級市要突出很多,省會城市的引領作用也更進一步凸顯。

培育副中心城市

不過,對於一些中西部人口大省來說,僅僅靠一個省會城市帶動顯然不夠,也不地區之間的均衡發展。近年來,包括四川、河南、湖北、安徽等中西部人口大省,都在加快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

6月29日,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在四川省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指出,做為四川這樣一個人口和經濟大省,沒有一定規模的經濟副中心是不行的,一個還不夠,二三個也不多。但誰能擔此重任,要靠實力說話。目前四川候選的7個區域中心城市,即綿陽、德陽、樂山、宜賓、瀘州、南充、達州,這些城市經濟總量目前在全省都是排在前列的。“(四川)省委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區域中心城市爭創全省經濟副中心。”

在戶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去年年中,河南出臺的《河南省建設中原城市群實施方案》增加了“一副”的布局。一副,即洛陽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市域面積1.52萬平方公里,2015年底總人口700.3萬人,中心城區建成區面積20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過230萬人。

在湖北,近幾年來,湖北把宜昌、襄陽作為兩個省域副中心城市發展,與武漢相互呼應,形成“一主兩副”的鼎足發展格局。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分析,從沿海擁有“雙子星”、“多子星”的省份來看,省會之外的其他城市之所以成為該省的中心城市,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還具有區位優勢,以及不弱於省會的行政資源優勢。比如需要所在省加大傾斜力度,加快交通樞紐的打造。

實際上,即便在沿海發達省份,打造更多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也十分重要。例如,廣東作為經濟第一大省和常住人口第一大省,已不滿足只擁有廣州和深圳兩大中心城市,未來還將把珠海、汕頭、湛江這三座城市打造成省域副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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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胥會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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