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2年6月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成立來，基金行業格局發生顯著變化，在協會自律管理下的資產管理業務占到全社會資管總量的半壁江山，4年來基金業協會一直在探索推動建設現代資產管理行業。
今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改革社會組織管理制度促進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的意見》，提出要充分發揮社會組織服務國家、服務社會、服務群眾、服務行業的作用，努力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組織發展之路。
協會相關負責人近日表示，將不斷優化組織管理制度，改革制約協會發展的體制機制，激發內在活力和發展動力，使協會真正成為提供服務、反映訴求、規範行為、促進和諧的重要力量。
協會依《基金法》設立
行業協會作為自律組織，在行業發展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在這一過程中，協會既是法律規範的貫徹執行者，也是行業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推動者，協會的根本使命就是推動資產管理行業更好地把握社會發展趨勢，服務於改革開放大局。
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依《基金法》設立，協會成立四年來，行業格局發生了顯著變化。
一是協會自律管理下的資產管理業務快速發展，已占全社會資產管理總量的半壁江山;二是公募基金產品和公司治理結構發生積極變化，繼續引領資產管理行業發展標桿;三是私募基金納入監管，實施自律管理，逐步形成推動長期資本形成的完整產業鏈;四是證券系統內部證券基金期貨機構資產管理業務實現統一功能管理，全社會資產管理業務呈現功能管理新趨勢;五是各類服務機構都有較大發展，基礎設施日益健全。
值得一提的是，協會分別在2016年5月1日和8月1日順利完成兩批次近1.1萬家未展業私募機構註銷登記工作，一定程度上遏制一些私募機構公開推介、承諾保本保收益、向非合格投資者募集資金，更有甚者，借私募基金名義搞非法集資，從事利益輸送、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等違法犯罪行為。
同時，協會正在推進構建“7+2”(7個自律管理辦法和2個行為指引)自律管理規則體系，全面覆蓋登記備案、募集行為、投資顧問業務、信息披露、內部控制、合同指引、托管業務、外包業務。
協會表示，登記備案是出發點，要將市場與監管部門的博弈轉為市場主體之間的博弈，要通過透明的登記備案標準、明確的行業行為準則和有效的事中事後監測處罰，保障市場主體之間的博弈秩序和博弈環境，讓市場主體行為真正回歸市場，讓私募基金管理人關註的焦點從監管部門回到自身信用聲譽、客戶利益和實體經濟。
科學調整會費標準
12月3日，基金業協會召開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了《第一屆理事會工作報告》、《會員管理辦法》、《會費收繳辦法》等。
據協會相關負責人介紹，經2015年6月臨時會員大會修訂以來,《會費收繳辦法》對規範協會會費收繳和管理工作、保障協會有效履行法定職責發揮了積極作用。目前，隨著協會職責、形勢任務和會員狀況等發生重大變化，為了充分保障協會依法履職，推動行業健康快速發展，加強協會建設，有必要對《辦法》進行修訂。
一是基金行業發展迅速，協會會員日趨多元化發展，行業生態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二是保障協會依法全面履行法律法規和協會章程賦予的各項職責;三是建立公開透明的會費收繳制度是建設現代化行業協會的重要舉措。
總體來說，協會按照“科學規劃、厲行節約、規範收繳、公開透明”的思路，本著“收支基本平衡、降低行業負擔、確保協會正常履責、保障財務安全邊界”的原則，根據行業發展情況、協會履職需要以及會員數量和結構的變化，對會費收繳標準進行了調整。
調整方面主要表現在：一是降低行業負擔，部分會費標準有所下調。普通會員的入會費由10萬元降低為2萬元;二是結合會員類型，具體細化了會費計算辦法;三是對個別會員會費的減免作出規定。最後，《辦法》特別明確，會費繳納遵循孰低原則。
會費分為入會費和年會費，入會費在申請成為協會會員時繳納。成為協會會員後每年繳納年會費，繳納入會費的當年不用繳納年會費。普通會員、聯席會員和特別會員入會費為2萬元，觀察會員入會費為1萬元。普通會員年會費不低於2萬元，不高於60萬元。
《會費收繳辦法》修改後共二十條，分為總則、會費標準、會費繳納和附則四章，自2017年1月1日起實施。
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
在行業外部環境方面，制約我國資產管理業發展的核心問題是長期資金來源不足、長期資產不夠充足、長期資金與長期資產對接機制不夠有效。
行業仍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簡單來說，一是《基金法》未獲得資產管理行業大法地位，資產管理業務監管碎片化，缺少統一監管和公平競爭環境;二是《基金法》內涵未得到充分落實;三是行業產業鏈發育不足;四是行業自律還不滿足快速發展需要，大量非會員私募機構信用良莠不齊，無法實施有效的自律管理;五是協會服務能力與行業發展需求仍有較大差距等。
證監會主席劉士余近日在協會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上提出，要求協會不斷強化“為會員服務、為行業服務、為市場服務、為黨和人民利益服務”的責任意識，堅持把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放在突出位置，嚴格落實法律法規要求，承擔好自律監管職責，推動解決行業面臨的共性問題，切實促進行業持續健康發展。
協會方面表示，今後四年，協會將重點抓好三個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強黨的領導，引領行業發展方向，狠抓黨風廉政和員工隊伍建設;二是深入學習貫徹落實《基金法》，圍繞保護投資者權益，加強行業誠信建設;三是全面貫徹落實《基金法》，堅決維護行業權益，建設“會員之家”。
“人無信不立，業無信不興。資產管理行業欣欣向榮，代表未來發展方向。打敗我們的對手不會是別人，只有我們自己。因此，我們必須倍加珍惜會員權利，倍加重視行業自律，全力建設行業信譽。”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
讀書札記170127
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 (一) 中國經濟現代化的轉折
掌門執筆
《中國為何不會統治世界The China Boom：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2015) 孔浩烽Ho-fung Hung
本書是本兼顧學術和普及的佳作, 主旨在於探討「中國經濟崛興」的歷史淵源;與及對當今世界的衝擊效應. 與書名一致,內容論斷中國的經濟利源依賴於當前的「新自由主義」環球秩序, 故而沒有意願,與及欠缺能力去改變世界. 更重要的一點,由於諸般內外因素, 中國經濟強勢擴張根本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 如此又有何能力“統治” 世界呢？
作者是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副教授, 曾獲美國社會學協會頒發五項著作獎,及 蘇黎世世界社會基金會論文獎.
本書專註於經濟史(而非國際關係面向),全書分為兩個獨立部分, 前半部綜攬
〈中國經濟現代化的轉折〉歷程.
1中國經濟近代化始於 明朝嘉靖萬曆年間 日本和美洲白銀流入,促成民間經濟全面貨幣化, 加上美洲作物傳來,人口為之倍增,經濟規模大幅擴張.
但是這一擴張勢頭並未導致經濟轉型至「市場資本主義」, 究其原因,乃是儒家官僚的「輕/賤商主義」施政方針, 阻截了農業盈餘投入工商業成為首筆資本.**** 明清中國不乏盈餘, 只是地方層次的農業盈餘絕大部分重新投放在農地兼併上面, 再不然就是興辦教育,使子弟透過科舉晉身士大夫階層.*** 總言之,富者以正反饋方式加固其“地主–士紳” 社會階級, 而非形成有力量和厚度的 “商業–資本家” 階級. 至於國家層次,拘囿於保守意識形態, 除了主軸交通幹綫(運河驛站), 鮮少作出重大資本投資計劃.
2這種膠著狀況到了 清朝同治光緒年間的「自強/洋務運動」才進入轉捩點. 自強運動的推手是 湘淮軍閥大員, 他們在太平天國亂後掌控了省級政治權力, 截留地方稅源(主要是戰時開徵的商業間接稅.)和 口岸關稅, 投資於大型工商、運輸和採礦業. 這是近代中國首次由國家主導的全面性資本投資計劃, 民間立即蜂擁效尤,從而萌發由農業經濟向工業市場經濟的初步轉向.****
由於經濟結構僵固和地域縱深,這股轉型勢頭未及深化, 便被「國民革命」浪潮和軍閥戰亂阻撓而成效不彰. 國民黨北伐統一全國,所謂 “黃金十年”過於短促, 不旋踵,日本侵華戰爭和國共內戰兵禍結連,經濟和社會根基毀壞不堪. 經濟層面的深度破壞卻造成政治層面的 “洗牌效應”, 千年邇來無法撼動的 “地主士紳階級” 被連根拔除, 為經濟制度改造廓清了道路.
新中國從廢墟中建立成為另一轉折處, 作者按經濟史觀點將其後的歷史割分為兩個時段：改革開放之前簡稱「毛澤東時代」, 之後是「鄧小平時代」. 這兩個時段都由中央以集權方式規劃或主控宏觀經濟進程, 但是中央的指導思想卻出現斷裂式轉向,臨界事件即是 鄧小平提出的「改革開放總政策」. 改革開放是迄今為止中國經濟史的終極轉捩點, 不單止對中國,也對全球經濟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3「毛澤東時代」全面奉行 蘇聯式「中央規劃經濟路綫」, 以 “五年計劃” 把地方農業盈餘強行徵調到中央設置的城市重工業部門, 再按垂直式生產規劃, 層層擴及輕工業部門.*** 這在缺乏工業基礎的農業大國實行經濟現代化的起步時期,是頗有成效的實戰策略.
但是徵集盈餘的戰略部署郤因農民不願按照官訂價格出售糧食, 寧可轉於自由市場脫手而遭到窒礙. “超英趕美,只爭朝夕” 的政府憤而將基層生產主權收回中央,*** 這便是 “大躍進–人民公社” 的過激政策,其災難性結果…..不消提起. 此政策雖然很快被廢止,但已收到預期效果,國家掌控地方經濟的能力大為加強, 農業盈餘按照進度穩定流入中央資本池,推動宏觀經濟建設. 可惜以這種缺乏誘因,跡近強制的手法治國效益甚微, “人口多,底子薄” 的中國經濟無從激活,一貧如故; 資本積累,亦一籌莫展.
4「計劃經濟」效率低下自不待言, 於是而有「開放改革總政策」的出臺. 1978年該政策在深圳試點; 1992年上演總工程師 “鄧小平南巡講話” 戲碼,正式推行全國,「鄧小平時代」正式來臨.
“開放”和“改革” 雙頭並進：
A首要為籌集資本,最直接是從國外引入, 最優先的是海外華僑資本(先中之先是香港,接著是臺灣和南洋.),次為日韓和西方集團國. 與資本同步引進的是生產和管理技術,與及向海外銷售產品的方法和渠道.
「開放政策」實質只是一種 “招商” 策略, 之所以大獲成功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低地租和 價格亷宜而高效率的勞動人口. 另外,華僑資本家在語言文化上容易與國內溝通,尤其在操相同方言的家鄉更然. 政府運用高強度的集權式行政能力,透過適切的法規保護外商的投資利益, 此點較諸其他發展中國家遠為優勝.
然而,最具決定性的是國際經貿大格局, 其時由「新自由主義」掀起的「全球化」浪潮勢不可當,貿易壁壘紛紛拆除, “中國製造” 得以長驅直進, 席捲各富裕國家的消費市場.**** “地利” “人和”又怎及得上 “天時” 那麼重要.
B稱為「改革政策」的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治國哲學革命, 其要害是 “經濟權力下放”. 在空間上,權力由中央政府向下釋放至地方層級; 在組織上,企業由國家營運轉向獨立運營,最終是民間經營; 在運作上由中央計劃生產和分配,轉為由市場和利潤引導經濟活動.****
除了引入外資,國內的資本形成有三條並行不悖的路綫： a直接將國企資本民營化; b省政府運用稅收和底存; 及c將各種稟賦資源資本化,再向民間或外資招納資金.*** 在這過程中,境外的,後來是國內的,股票市場擔當了關鍵角色.
「開放改革總路綫」意料外的高度成功造就了羨稱為「中國崛起」的經濟奇蹟,震撼了整個世界. 中國成為經濟強權,重塑全球生產鏈和資源配置狀況, 進而影響了國際政局. 對中國人來說,社會脫胎換骨,意識形態天翻地覆, 堪說是 “換了人間”.
〈開放改革造成的經濟結構轉換〉
“經濟權力下放”玆事體大,中央政府可以說是“永久性” 地失去了前沿生產活動的決策權, 其角色轉換成 “宏觀管理人”, 一方面制訂政策指導經濟發展路向和規範市場作業方式; 另一方面以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場域.**** 從「馬克思主義」轉向「凱恩斯主義」, 以「市場經濟」切換了「規劃經濟」,其戲劇性績效…..有目共睹.
反過來看,省級政府成為權力下放的最大得益人, 省成為經濟活動的單元網絡. 「地方主義」從此盛行,省考量本身的產業和就業狀況,爭取最大產出, 經常繞過中央的指令,與他省暗中較勁競爭, 導致全國產業佈局混亂,產能過剩和汙染嚴重.
前綫生產決策權則歸個體企業所有, 小型鄉鎮企業大量湧現,反映國內市場的需求; 而較大型中外合資企業則取代前此港臺等地的出口工業位置, 產品傾銷全球,滿足國際市場的龐大需求.***
生產體制改革確實千難萬難, 市場化意味著取消補貼,自負贏虧….. 被譏諷為 “老大難” 的國營企業首當其衝,雖然迄今仍佔有最大市場份額,但其佔有率和涵蓋面一路萎縮, 為此,每年有數千間國企轉型甚或解散,數以十萬計員工下崗. 民企和合資企業吸納這股解散出來的勞動力,抵消 “創造性破壞” 的衝擊波,一度險象環生. 幸而2001年中國果斷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 中國廠商力打開國際市場,跨出了險境.
進入「鄧時代」, 採行市場策略即時激活了個體層次的生產力, 首先勃興的是鄉鎮企業和中外合資企業. 行政和法規有效地保障了企業產權,這是改革成敗的根本關鍵之處.*** 優待外資政策令到海外資金源源不絕註入中國, 現今成為日韓臺港的最大境外投資場地.
社會激烈地向市場資本主義轉型,伴隨著基層經濟活動急劇擴張, 引起了很大的治理困難,包括最為人詬病的貪腐問題. 內部需求未足以支撐生產擴張則是最大病因,開放改革再遇重大難關. 再次幸運的是2008年金融風暴嚴厲打擊西方集團國的經濟實力,使其更傾向依賴中國生產的消費品. 那也是鄧時代的內部分水嶺,國家施行激烈的貨幣寬鬆政策,大力扶植出口工業, 中國產業終極轉型為出口導向型,****亦即是今日的模樣.
1978年以來，中國實行改革開放，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的經濟、社會轉型歷程。改革開放近40年，中國國民經濟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正在大步邁向“兩個100年”奮鬥目標。財政制度安排體現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中央與地方關系，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各方面。
1994年分稅制改革以提高“兩個比重”為基礎、以服務於市場經濟的經濟性分權為取向調整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關系，強調發揮中央與地方兩個積極性，形成了我國現有財政制度的基本框架，成為上世紀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奠定了我國20年來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同步推進的稅收制度改革則進一步規範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釋放了微觀市場主體的活力，有效促進了市場經濟體制運行，提高了政府調控經濟的能力。
1998年開始建立公共財政制度的探索將重點放在支出制度的完善和支出結構的調整上，財政支出的重點從經濟建設領域轉向民生領域。
1999年啟動了預算制度改革，通過部門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和政府采購等制度的引入，初步構建了現代預算體系框架，預算的公開性、民主化程度顯著提高。公共財政體制的建設與完善，較好地規範了中央與地方、國家與企業、政府與市場間的關系，為構建現代財政制度奠定了良好基礎。
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里程碑意義
中國已經進入啟動新一輪經濟體制配套改革的關鍵時期，與此前若幹輪改革類似，財稅改革再次成為研討和推進配套改革的切入點，其中又以如何認識和深化1994年以來的分稅制改革為核心。
在學術界已達成的較普遍共識是：稅收制度是規範政府與企業分配關系的制度安排，財政體制則是處理政府間分配關系的制度安排。如在學理層面做更周詳的審視，可知實際上這一認識是遠未到位的。
財政作為一國政權體系之“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分配體系，作直觀考察，首先是解決政府為履行其社會管理權力和職能而配置公共資源的問題，與之密切相關、不可分離的，便是其所牽動的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問題。因此財政制度安排——包括解決政府“錢從哪里來”問題的稅收與非稅收入、“錢用到哪里去”問題的支出、轉移支付以及資金收支的標準化載體即預算等的一系列體制、制度、機制的典章式規定——所處理的實質問題，是處理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三大基本關系：政府與市場主體的企業之間；中央政府與地方各級政府之間；公權體系與公民之間的財力、資源、利益分配。
因此，財政體制首先要解決資源配置中基於產權契約和法治環境、政府作用之下的效率激勵、創業創新響應機制問題，以及利益分配過程的公正、可預期、可持續問題，進而服務、影響、制衡資源配置全局。
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後在我國所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實際確立的是多種經濟形式和產權規範的法治化取向不可逆轉、公平競爭市場和間接調控體系的成型勢在必行，因而完全合乎邏輯地要引出在1993年加緊準備、於1994年1月1日正式推出的“分稅制”配套改革。
這正是與中國經濟社會歷史性轉軌中通盤資源配置機制的再造相呼應的制度變革。
對於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評價，學界多從當年改革目標之一——“提高中央財政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的實現程度來評判和肯定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不錯，這一問題是逼迫1994年改革並提供決策層空前一致的“政治資源”來推行這一改革的直接因素之一。但全面地看，1994年分稅制改革的里程碑意義和歷史性貢獻遠遠不僅於此。
在轉軌、改革的基本邏輯鏈條上展開評價，其貢獻和意義，在於使中國的財政體制終於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不久的50年代即不得不告別嚴格、完整意義的統收統支而反複探索卻始終不能收功的“行政性分權”，走向了與市場經濟相內洽的“經濟性分權”，突破性地改造了以往不論“集權”還是“分權”都是按照企業行政隸屬關系組織財政收入的體制癥結。在“繳給誰”和“按照什麽依據繳給誰”的制度規範上，前所未有地形成了所有企業不論大小、不講經濟性質、不分行政級別，在稅法面前一律平等、一視同仁，“該繳國稅繳國稅，該繳地方稅繳地方稅”的真正公平競爭環境，提供出在激發微觀企業活力基礎上有利於培育長期行為的穩定預期；其次也使中央地方間告別了行政性分權歷史階段分成制下的扯皮和包幹制下“包而不幹”延續扯皮因素的“體制周期”，打破了令人頭痛的“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循環，形成了政府對市場主體實行宏觀“間接調控”的機制條件和中央與地方間按稅種或按某一稅種的同一分享比例分配各自財力的比較規範、穩定的可持續體制安排。
正是在這種以統一、規範、公正公平為取向處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公權與公民分配關系的“三位一體”框架下，淡化了每一具體地區內各級政府對各種不同企業的“遠近親疏”關系和由親疏而“區別對待”中的過多幹預與過多關照，抑制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討價還價機制和地方政府之間“會哭的孩子有奶吃”的苦樂不均“攀比”機制。既為企業創造了良好的市場經營環境，也為地方政府營造了一心一意謀發展中認同於規範化的制度氛圍。
當前一些財政困難恰恰是分稅制沒貫徹到位
當然，魄力和動作極大的1994年改革，在多方面制約條件之下，只是提供了以分稅分級體制處理三大關系的一個初始框架，仍帶有較濃重的過渡色彩。深化改革的任務，在其後已完成了一些，但如何在省以下真正貫徹落實分稅制的任務，還遠未完成。
自1994年以來直至今天，我國各省級行政區以下的地方財政體制，總體而言始終未能如願地過渡為真正的分稅制，實際上就是五花八門、複雜易變、討價還價色彩仍較濃厚的分成制和包幹制。為人們所詬病的基層財政困難問題、地方隱性負債問題和“土地財政”式行為短期化問題等種種弊端，實際正是在我們早已知道而欲作改變的分成制、包幹制在省以下的無奈運行中產生的。把地方“基層困難”、“隱性負債”、“土地財政”問題的板子打在分稅制身上，是完全打錯了地方，並由此會實際否定1994年改革的大方向。這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不可忽視，必須說明白講清楚。
分稅制財政體制內洽於市場經濟。在我國不斷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推進全面配套改革，“五位一體”地實現現代化中國夢的征程上，堅持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方向，是切切不可動搖的。從1994年以來的基本事實出發，近些年來地方財政運行中出現的縣鄉財政困難、隱性負債、土地財政、“跑部錢進”等問題，絕非分稅制所造成的，恰恰是因為分稅制改革在深化中遇阻而尚沒有貫徹到位，特別是在省以下還並未成型所引致。
面對現實生活中與基層困難、地方隱性負債和“土地財政”短期行為相關的問題與弊端，除了有未知實情而把這些負面因素歸咎於1994年分稅制改革（實質上便會否定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財政改革和轉型大方向）這種錯誤認識之外，還有一種雖未在表述上全盤否定分稅制方向，卻從強調“因地制宜”切入而提出的“中央與省之間搞分稅制、省以下不搞分稅制”、“非農區域搞分稅制、農業區域不搞分稅制”的主張，可將其概括為“縱向分兩段、橫向分兩塊(兩類)”的設計思路。這一設計思路看似以“實事求是”為取向，要害卻是未能領會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內在要求而脫離了中國經濟社會轉軌的基線和現實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屬於一種使財政體制格局重回“條塊分割”、“多種形式包幹”的思維方向，完全未能把握深化改革的“真問題”：一個統一市場所要求的各種要素無壁壘流動的制度安排，如何能夠如此“因地制宜”而橫、縱皆為切割狀態？
如果說省以下不搞分稅制，那麽實際上這恰恰就是說的1994年改革以來我們遺憾地看到的因深化改革受阻而業已形成、為人詬病的現實狀態，真問題是如何走出這一“山重水複疑無路”的困境。如果說“農業地區不搞分稅制”，那麽且不說實際操作方案中如何可能合理地將我國具體劃分為各類大大小小、與非農地區僅一線之分的“農業地區”，試想一下體制分隔、切割狀態下各個區域中的企業將如何形成我國目前第一大稅種增值稅的抵扣鏈條，以及各地政府將如何處理各自轄區的企業所得稅索取權？這將生成完全不能接受的紊亂狀態，並將帶來無法解決的真問題。統一市場的資源配置優化機制，必然要求分稅制“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實施，即實現其制度安排的全覆蓋——這也是分稅制改革制度創新的內在要求。與之相聯系、相呼應的管理系統創新、信息系統創新，也必然都應當“橫向到邊，縱向到底”地全覆蓋。
現代財稅體制未來改革重點
財政收支機制與安排要在五位一體的框架下，全面體現國家治理意圖。財稅體制改革要把創造機會均等、維護社會正義，放在最為突出的位置，既加快財稅自身的改革，又積極支持配合相關改革，著重建立機制、促進包容，使各級政府財權與事權相順應，財力與支出責任相匹配的現代財政制度，服務於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頂層設計與部署。
根據1994年改革以來分稅制深化改革不盡如人意的突出矛盾和真實問題，在提高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現代化背景下，建立現代財稅體制的重點應包括：
（一）以政府扁平化改革為框架。
在“最小一攬子”配套改革中積極、漸進推進省以下分稅制的貫徹落實，通過省直管縣、鄉財縣管和鄉鎮綜合配套改革，在大面上將我國原來的五個政府層級扁平化為中央、省、市縣三個層級（不同地區可有先有後），以此作為由“山重水複”變“柳暗花明”的一個框架基礎。
其意義是促進1994年以後始終不能貫徹落實的省以下分稅制的進行。如果一旦分稅制可以在省以下貫徹，其他的配套改革都可以有實質性的推進。過去我國約20種稅怎麽分的問題，經多年探索，怎麽都分不好，現在人們所抨擊的很多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與其合理職能相悖的表現，伴隨制度條件的改變應都可以得到改造。
總體來看，我國的“省直管縣”改革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像目前各省的改革試點搞的那樣，省主要對直管縣的財政進行直管，並適當下放經濟管理權，但仍維持市對縣的行政領導地位；第二步是市和縣分治，統一由省直管，重新定位市和縣的功能，某些市毗連的縣可改為市轄區；第三步是市的改革，在合理擴大市轄區範圍的同時，合理調整機構和人員，總的方向應當是撤銷傳統意義上的管縣的地級市（級別可保留，人員逐漸調整），全面落實市縣分置，省直管縣。在上述過程中，還可大力推進鄉鎮財政體制改革，對經濟欠發達、財政收入規模小的鄉鎮，試行由縣財政統一管理其財政收支的辦法，對一般鄉鎮實行“鄉財縣管”方式，在保持鄉鎮資金所有權和使用權、財務審批權不變的前提下，采取“預算共編、賬戶統設、集中收付、采購統辦、票據統管”的管理模式。
（二）以合理調整事權為匹配邏輯。
在頂層規劃下調整、理順中央與地方事權劃分，包括中央事權、地方事權、中央與地方共擔事權、中央委托事權、中央引導與鼓勵事權等等，進而按照政府事務的屬性和邏輯原理，合理和力求清晰地劃分政府間支出責任，盡快啟動由粗到細形成中央、省、市縣三級事權與支出責任明細單的工作，並在其後動態優化和加強績效考評約束。盡快將基礎養老金、司法體系、食品藥品安全、邊防、海域、跨地區流域管理等劃為中央事權。地方政府應退出一般競爭項目投資領域，同時規範省以下政府的事權劃分邊界。
（三）以稅制改革為配合，完善政府間收入劃分改革。
以稅制改革為配合，積極完善以稅種配置為主的各級收入劃分制度。大力推進資源稅改革，以將“從價征收”機制覆蓋到煤炭為重頭，進一步擴大資源稅的征收範圍。推進房地產稅立法。開征獨立的環境保護稅，並將該稅種收入劃分地方。擴大消費稅征收範圍、調整部分稅目的消費稅征收環節，將部分消費稅稅目收入劃歸地方；將車輛購置稅劃歸為地方收入；鞏固“營改增”成果，將增值稅中央增收部分作為中央增加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的來源。
（四）以規範的轉移支付制度體現事權優先原則。
按照人口、地理、服務成本、功能區定位等因素優化轉移支付的均等化公式，加強對欠發達地方政府的財力支持；適當降低專項轉移支付占全部轉移支付的比重，歸並、整合專項中的相似內容或可歸並項目；盡量提前其具體信息到達地方層面的時間，並原則上取消其“地方配套資金”要求，以利地方預算的通盤編制與嚴肅執行。此外，還應積極探索優化“對口支援”和“生態補償”等地區間橫向轉移支付制度。
（五）以建立現代公共預算管理制度為基礎性支撐。
結合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的要求，在全口徑預算前提下從中央級開始積極試編3~5年中期滾動預算；把單一賬戶國庫集中收付制發展為“橫向到邊、縱向到底”；配之以“金財工程”、“金稅工程”式的全套現代化信息系統建設來支持、優化預算體系所代表的全社會公共資源配置的科學決策；落實新《預算法》關於地方債的規定，加快地方陽光融資的公債、市政債制度建設步伐，逐步置換和替代透明度、規範性不足而風險防範成本高、難度大的地方融資平臺等隱性負債；地方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建設也需結合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建設而積極推進。
在“漸進改革”路徑依賴和“建設法治國家”、“強化公眾知情與參與”多重約束條件和邏輯取向下，逐步而積極、理性地推進財稅法制建設，掌握好服務全局大前提下“在創新、發展中規範”與“在規範中創新、發展”的權衡點，強化優化頂層規劃和繼續鼓勵先行先試，在經濟社會轉軌歷史時期內，不斷及時地把可以看準的穩定規則形成立法。
（六）以舉債權和產權管理為重要組成要素。
市場經濟所要求的分稅分級財政體制，內含地方適度舉債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舉債權是規範化的分稅制體制下各級政府應有的財權，在大多數市場經濟國家，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已較為成熟和完善, 成為地方融資的重要途徑和資本市場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國家的經濟發展尤其是地方經濟的發展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新《預算法》賦予地方政府適度舉債權，允許地方政府通過規範的法定程序，在有透明度和受監督的條件下以適當規模舉債，籌集必要的建設資金, 這有利於地方政府在分級預算運行中應對短期內市政建設等方面的高額支出，把支出高峰平滑化分攤到較長時段中，並借力於社會資金和市場機制發揮提供準公共產品的職能, 有效彌補地方政府收入的不足。為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改革拓寬路徑。
產權管理是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重要事權劃分內容之一。混合所有制作為“現代國家治理”的現代市場體系的產權制度基石，為國有經濟部門改革和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的重構打開空間，基於“現代國家治理—現代市場體系—現代企業制度—混合所有制”的邏輯鏈，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混合所有制”認識的突破性表述，實際上強調在現代國家治理法治背景下，使任何一個市場主體內部，產權可以按照股份制框架下的混合所有制來處理，實現最大包容性和共贏、多贏，實質性地推進改革。
（作者系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