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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雙料”院士王曉東：“體制外”的科研所是怎樣神奇的存在？

以研究細胞雕亡著名的中國、美國科學院“雙料”院士王曉東，似乎一直習慣將自己隱在媒體聚光燈之外。回國十三年來，作為生命科學領域科學家的他，讓公眾最為“熟知”的形象應該是有著國家科技體制改革“試驗田”之稱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NIBS，下稱“北生所”)創始人兼所長。

這家後來被譽為中國最高效研究所的特殊之處，在於打破了科研“鐵飯碗”，采用全員聘用制，五年內不問成績，充分給予研究人員科研自由和空間。低調王曉東的這點知名度，一定程度上還得歸功於北京大學終身講席教授饒毅在2011年的一篇博文《一個成功的研究所為何被邊緣化》引起的軒然大波。

另一次備受矚目，是在2015年1月未來論壇創立大會上，出現了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施一公、王曉東和饒毅三位優秀華人生物學家首次同臺作主題講演的盛況。

今年2月，王曉東和前保諾公司(Bioduro)創始人歐雷強(John Oyler)共同創建的百濟神州(北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稱“百濟神州”)逆勢登陸美國納斯達克，成為2016年第一家赴美IPO的中國公司。

而這一次王曉東露面的直接原因，是他和饒毅正在為一個由民間多元化資本創立的科學獎項——未來科學大獎擔任生物學家評委。

“我感覺這個事情確實是我們國家科學界的一件大事，如果做得好其實會產生很大的一個推動。”王曉東說，該獎項的評獎標準，是在大中華區內發生的對未來最有影響力的科學發現。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曉東

40歲的勇氣

同樣留美歸來的施一公曾經形容王曉東“已經達到了從新中國走出去的華裔科學家能夠在美國取得的最高地位”。

當時做出回國這個決定，對王曉東來說並不容易。

出國的時候王曉東沒想到自己會在美國待那麽久，從1985年赴美留學到成為得克薩斯州西南醫學中心終身教授，在美國的20多年里，回國一直在王曉東的計劃之中。和那些大多數在海外退休之後才回國的前輩相比，他做出這個決定的時候只有40歲。

創建北生所的初衷，是在6位新加坡華裔科學家的倡議下產生的，意在以新加坡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IMCB)為模板而建立中國IMCB。2003年，北生所以全球招聘的方式，從20多位應聘人選中選拔出美國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教授王曉東、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鄧興旺擔任共同所長。

當王曉東決定回國接受北生所聘書的時候，他聽到最大的質疑聲是：這個決定能不能再推後點，40歲的你正處在科研高峰期，而且你所在的美國實驗室科研條件也無可挑剔，可不可以等到60歲再回來?

當53歲的王曉東回過頭看10多年前做出的決定時，只慶幸40歲的自己的確有勇氣。

學會“妥協”

即使是竭力推掉很多公開亮相機會，作為北生所所長的王曉東也常會感嘆分身乏術。

對於不愛拋頭露面的原因，王曉東此次面對《第一財經日報》時直言，是因為自己確實沒有這方面興趣，“你得總有一個平衡,到底是面向什麽樣的觀眾?如果總是面向大眾，這一點其實我們真正做科學(的人)多少是有點‘不屑’的。”

王曉東所在的科學家圈子里，有一個玩笑說作為科學家每上一次報紙就會丟掉一個朋友;上一次電視就會丟掉所有朋友。依據是因為即使是科學家，面對媒體時說的話也不可能一直足夠嚴謹，這些不夠嚴謹的話通過媒體傳播出去後，科學家同行們很容易給你打上“媚俗”的標簽。

“看你這麽說就覺得你‘媚俗’，你‘媚俗’就被人看不起，如果你還經常‘媚俗’，大家肯定就知道這個人已經從(科研)第一線下來了。”王曉東說。

為了保證把足夠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實驗上，王曉東曾給自己立下規矩，每年出國參加學術會議不超過兩次，每周工作不少於6天。但如今，想要堅持這個規矩變得越來越難。“我現在也很難保證能在實驗室待足夠的時間，雖然對我來講在實驗室的時間是最享受的。”

幾年前的一個大年初一，王曉東的一個朋友打電話過來問他在哪兒度假。王曉東的確是在度假，只不過他對度假的定義是有機會留在實驗室。

事實上，回國這麽多年後，王曉東已經學會釋懷，逐步接受了出席一些公開活動是科研所必須的存在，但很多時候他還是會因此多少有點負罪感。

2004年4月，王曉東以41歲的“低齡”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成為當時中國內地二十多萬赴美留學生中進入美國科學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也是其中最年輕的學者。如今，已經邁過50歲門檻的王曉東最大的感受是時間越來越寶貴，如果能夠把時間放在實驗室里也許是他對時間最好的利用。

但“偏愛”實驗室的王曉東面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時也坦言，科學家到了一定年齡要學會放手，比如嘗試把自己的工作重點放在培養下一代。

如今，王曉東對於自己的要求是努力地讓自己腦子不要懶，有時候不見得非得要本人待在實驗室里面，但腦子不能停止對實驗的思考。

堅持“體制外”

北生所經常被外界描述成一個相當特立獨行的存在。

北生所的英文名稱——Nation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Sciences,Beijing(國家生命科學研究所，北京)——與其中文名字並不一致，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它出身的複雜性。

曾經有媒體這樣表述北生所的特殊性：在中國，幾乎99.99%的科研機構都隸屬於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系統，目前獨立於這個龐大體制的，只有一南一北兩家機構：一是位於深圳的華大基因研究院，另一個就是北生所。

華大基因集團董事長汪建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對國家給北生所在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開了“口子”羨慕不已。

王曉東並不否認北生所的特殊性，並且強調這種特殊性才是北生所的立足之本。“沒有這個特殊性就沒有辦法在一個小環境里面去種一塊試驗田，如果完全跟大環境是通著的，大環境又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你的小環境就很難獨立生存。”

和很多海歸學者一樣，剛回國那幾年，王曉東花了很長時間去適應國內的科研體制。“國內的科學群體比較小，真正能夠理解你、欣賞你的‘內行’並不多。”

相比海外比較成熟的評價系統，王曉東在初期需要反複地向“上級”科普他們到底在做什麽，有多重要。“你要做真正有創造性的科學研究，它確實不是一個一帆風順的過程，也不應該是一個政績工程，作為一個先驅，你總是要經歷所有的冷暖。”

有很多人給中國的科學研究盡快發展開了很多藥方，而王曉東的藥方就是要辦獨立的研究所。“因為我們中國沒有足夠數量的真正的好科學家，科學家不夠，底子不行，開再多藥方也不管用，即使有的藥方能一時把某個學科的水平推上去，但也不可持續。我們需要在人才、資源和體制上發力，打造創新體系。”

從科研到高科技企業，王曉東的藥方是科學要高於商業，需要培養各方面的專業人才。

但不可忽視的大背景是，現在中國的某些高科技領域極度缺乏合適的人才。因為很多領域以前沒有做過，沒有做過就不可能有現成合適的人才。

偏愛有野心的人

2012年，北生所年僅41歲的研究員李文輝在《eLife》雜誌上發表了有關乙肝病毒受體的研究結果。這一發現，被國內同行認為是“真正在中國做出的生命科學重大突破”。

而李文輝自2007到北生所到2012年，在過去5年里只發過一篇小文章。一個科研機構竟然容許自己的工作人員在長達5年的時間里沒有什麽像樣的“業績”，這在國內科學界是難以想象的。

但這就是北生所打破科研“鐵飯碗”，采用全員聘用制，五年內不問成績，充分給予科研自由和空間的特殊性與成果。

經歷十多年的特殊化發展之後，北生所交出的成績單是：所內科研人員已在《科學》《自然》《細胞》等國際頂尖雜誌上發表論文30余篇，質量為行業翹楚;2012年，全球著名研究機構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授予來自17個國家的28位科研人員“國際優秀青年科學家”稱號，入選的7名中國人中，北生所獨占4席。

由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科學院院士等組成的國際科學指導委員會曾如此評價北生所：“世界上還沒有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時間里，在國際科研領域占據如此重要的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北生所在挑選人才上，並不太看重過去有過怎麽樣的成績，而是更關註引進人才計劃做的項目其整體目標是否足夠大膽。

“很多人考核關註提交的計劃是不是足夠嚴謹、是不是可行，我不關心可行性，我需要的是有野心的人。敢想敢幹，這才是真正探索性的科研。你如果沒有那樣腦洞大開的能力，這些科研永遠是低層次的。”按照王曉東的表述，他目前看過的所有計劃，至今都沒有能夠完全按計劃實現。因為一種真正看得很遠的計劃，很多細節是不可能在早期就能提前“填”進去的。

和很多科學家一樣，王曉東喜歡未知帶來的快感，直言“如果前方的路已能看得很清楚，那就沒意思了”。

而這樣一個發現性的科學成果，很多時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工作必須得做到，做不到就沒有發現，但是誰也不知道工作做到什麽時候才能獲得真正有價值的發現。

王曉東並不回避這麽多年來，天天要面對失敗是件很恐怖的事情，但他給自己開出的藥方是內心要足夠強大，能夠有堅定的方向，不能完全別人喜歡聽什麽就去說什麽做什麽。

科學與技術的界限

在美國待了20多年，又回國10多年，在中美兩地科研環境差異上，王曉東最直觀的感受是成熟度不同。

相比在二戰後迅速發展的美國科學研究大環境，拋開經濟水平差異和對於前沿科學的投入差別，王曉東不滿意的是：中國是一個缺乏科學精神或者說科學傳統的國家，沒有真正的科學傳統，所以很難把科學追求真理和經濟、技術發展的關系搞得很清楚。

“真正在中國做科研，做真正原創性的科研，其實還是一個很新的事情。”按照王曉東的理解，科學和技術應該是兩碼事，科學最重要的功能是對人類未知的探索，而技術是怎麽樣把事情利用科學的原理做得更好，但中國至今還沒有把科學和技術兩個概念完全區分開。不過，利好因素是中國有很多聰明人，有足夠的做科學的儲備;此外，如今的中國正站在近現代史上最好的時間點，可以有更多的資金來投入科學研究。

“從生物學研究的角度來講，現在的年輕人建立自己的獨立實驗室，留在中國還是留在美國，我覺得基本上差別不是很大了，這也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但王曉東還是堅持，必須搞清楚為什麽要做科學，什麽是好的科學，這個標準如果搞不清楚，也會把大家的路給帶歪。

湖北省委副書記王曉東任代理省長

據新華社報道，14日下午，湖北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決定任命王曉東同誌為湖北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長。

此前，7月28日，湖北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決定：接受王國生辭去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長職務的請求。

王曉東

王曉東簡歷

王曉東，男，1960年1月生，漢族，江西信豐人，1983年8月參加工作，1983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

1979.09-1983.08江西大學哲學系馬列主義基礎理論專業學習

1983.08-1989.04江西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綜合處辦事員、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副處長(其間：1987.01-1988.07北京經濟函授大學現代經濟管理專業學習)

1989.04-1992.03江西省委辦公廳副處級秘書

1992.03-1993.10江西省委社教辦副主任、省委政策研究室黨建政法處處長(其間：1993.05-1993.09掛職任江西省南昌縣委副書記)

1993.10-1994.10貴州省委辦公廳正處級秘書

1994.10-1998.02貴州省委副秘書長(其間：1995.10-1997.08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倫理學專業在職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學習)

1998.02-1998.10貴州省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

1998.10-2000.01貴州省委秘書長、辦公廳主任

2000.01-2000.12貴州省貴陽市委書記

2000.12-2007.05貴州省委常委，貴陽市委書記(2000.09-2003.07中央黨校函授學院省部級幹部研究生班政治學專業學習)

2007.05-2007.06貴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黨組副書記，貴陽市委書記

2007.06-2011.12貴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黨組副書記

2011.12-2012.02湖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黨組副書記

2012.02-2016.04湖北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務副省長、黨組副書記，省行政學院院長

2016.04-2016.09湖北省委副書記、省委政法委書記，省政府常務副省長、黨組副書記，省行政學院院長

2016.09-湖北省委副書記、省委政法委書記，省政府常務副省長、黨組書記

湖北代省長王曉東：湖北只有1個“一把手” 就是書記

5天前，王曉東從黨和人民手中接過湖北省政府工作的“接力棒”，成為代省長。那麽，他將如何接好這一棒，跑好這一棒?

9月19日下午，王曉東履新後第一次主持召開省政府全體(擴大)會議，就如何努力開創省政府工作新局面提出“十個務必”。

王曉東從貴州來湖北工作已有6個年頭，這是王曉東履新後，第一次系統論述政府工作該怎麽做。

王曉東感言：

黨和人民把省政府工作的“接力棒”交到我手上，這既是對我的高度信任，也是對我的重大考驗，我深感使命光榮、責任如山。

雖然我個人能力水平有限，但我堅信，有黨中央的親切關懷，有省委的堅強領導，有全省幹部群眾的大力支持，有歷屆省政府班子打下的良好基礎，我們一定能夠接好這一棒、跑好這一棒。

這里，我提出“十個務必”，與大家共勉。

一、務必講政治

講政治是我們黨的一貫要求和特有優勢，是做好政府工作的根本前提。

講政治的“講”，不是講話的“講”，也不是講故事的“講”。這個“講”應該是講求、講究、推崇、信仰。古人說，“政者正也”，“正則不為邪所媚”。講政治，最根本的是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觀點、政治紀律、政治規矩。

高度的思想自覺。加強黨性鍛煉，堅定理想信念，對黨絕對忠誠，愛黨憂黨護黨。增強“四個自信”，強化“趕考”意識，堅定不移做“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踐行者。

高度的政治自覺。始終同以習近平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堅決向黨中央看齊、向習近平總書記看齊、向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看齊，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

高度的行動自覺。政府要堅持在黨委領導下開展工作，省政府要堅決服從省委領導。湖北省只有一個領導核心，這就是省委;湖北省只有一個一把手，這就是書記。自覺維護省幾大班子的團結協調，共同營造全省良好的政治生態。

二、務必講學習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事業發展沒有止境，學習就沒有止境。對我們來說，本領恐慌、能力危機普遍存在、長期存在。解決問題的唯一途徑，就是與時俱進增強本領，依靠學習走向未來。

要以如饑似渴的態度、沈下心來的定力、終身不輟的毅力，從理論上、思維上、方法上進行系統全面學習提升。要堅持學以致用、學用相長，結合工作需要，幹中學、學中幹，幹什麽學什麽、缺什麽補什麽，努力使自己真正成為行家里手。

三、務必講發展

發展是硬道理，是解決我省所有問題的關鍵，也是政府工作的第一職責。

發展不夠仍然是當前我省的最大實際，我省GDP總量屬全國第一方陣，但人均GDP卻屬第二方陣。我們必須牢牢扭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不放松，以“第一力度”抓好“第一要務”，堅持以發展論英雄。

我理解，第一要務的新內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新在發展理念。發展理念是管全局的。牢固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

第二，新在發展目標。“率先、進位、升級、奠基”，是我省“十三五”發展的四大目標。其核心是既要做大總量、高位求進，更要以質為帥、升級增效，實現“雙中高”。

湖北“十二五”的總量規模雖然在全國前移了3位，在中部仍面臨“前有標兵、後有追兵”的夾擊態勢，稍有松懈，就有可能掉下來。

第三，新在發展方式。要更加突出創新這個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搶抓新工業革命、數字經濟等新機遇，培育新動能、發展新經濟、厚植新優勢。

要更加突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經濟工作的主題主線。有力有度有效落實好“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任務。

要更加突出構建現代產業體系這個重點任務。

要更加突出綠色生態這個湖北的最大優勢。推進“藍天、碧水、凈土、還湖”四大工程，以實際行動建設好“生態湖北”。

四、務必講改革

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最鮮明的時代特點，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

我省與先進省份的發展差距，從根本上講是改革開放的差距。

要增強改革定力。改革進入深水區，也處在密集“施工期”，阻力大、任務重、硬骨頭多。越是爬坡過坎，越要保持定力。不分心、不走神，把改革蹄疾步穩、馳而不息向前推進。

要凝聚改革共識。善於尋找最大公約數，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最大限度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要狠抓改革落地。改革是一場革命，改的是體制機制，動的是既得利益，必須真刀真槍、一抓到底。要切實提高改革精準化、精細化水平，從頂層設計到具體措施，既要貫徹中央精神，又要彰顯湖北特色;既要“連天線”，又要“接地氣”，確保精確發力、精準落地。

要以開放促改革。加快大通道、大平臺、大通關建設，打造內陸開放新高地。

五、務必講為民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我們的奮鬥目標，把執政為民的價值追求貫穿到政府工作各領域全過程。

打好民生底線守衛戰。織牢民生“網底”，堅決守住三條底線：

嚴守生活底線。更加關註受災群眾，更加關註貧困家庭，更加關註去產能企業的安置職工，切實保障人民群眾基本生活。

嚴守安全底線。盡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

嚴守生態底線。努力讓人民群眾喝上幹凈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呼吸清潔的空氣。

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我們要帶著感情和責任，以決戰決勝的勇氣和力量，精準施策，合力攻堅。今年因災致貧、返貧現象增多，要再加力度，再強措施，不折不扣完成年度精準脫貧任務。

打好民生改善持久戰。保持民生投入只增不減，讓發展成果更多地與民共享，讓人民群眾有更大的獲得感。

六、務必講擔當

擔當詮釋忠誠，擔當成就事業，擔當贏得民心。政府工作講擔當，取決於在座的“關鍵少數”是否真擔當。

要敢擔當。為官避事平生恥。堅決做到矛盾面前不繞道，困難面前不逃避，問題面前不退縮。

要善擔當。“責重山嶽，能者方可擔之”。大事難事急事面前扛得起、拿得下。既能牽住“牛鼻子”、把握重點，又能“十指彈琴”、統籌兼顧，善於駕馭複雜局面、處理複雜問題。

我要特別強調的是，政府要真正為敢於擔當者擔當，旗幟鮮明地支持擔當者、保護擔當者、褒獎擔當者、重用擔當者，為他們遮風擋雨、撐腰鼓勁，讓他們放心放手幹事創業。

七、務必講法治

法治是施政之要。建設法治政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要切實把法治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入推進依法行政，把政府工作全面納入法治軌道。

政府工作必須堅持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切實把對法律的敬畏轉化為思維慣性和行為習慣，轉化為行政理念和辦事底線。讓行政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確保政府工作公開透明，時時刻刻處在有效監督之下。

八、務必講數據

領導幹部要胸中有“數”，這是毛澤東同誌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強調的重要一條。只有胸中有“數”，才能胸有成竹。

政府處在經濟社會建設一線，必須對轄區範圍內、工作職責內的基本情況、基本數據，了如指掌、爛熟於心，扳指頭就能講出個一二三、說出個所以然，這樣就不至於記糊塗賬、辦糊塗事、做糊塗人。

九、務必講實效

一分部署，九分落實。落實決定成敗。

要重執行。千招萬招，不執行就是“空招”。確保政令暢通、令行禁止，決不允許各自為政、各行其是，決不允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要重實幹。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社會主義是幹出來的。少沾“官氣”,多接“地氣”，切忌作秀、搞花架子。0.99和1看似只差0.01，但如果每一個工作環節都差那麽一點點，最終的結果就會謬以千里。

大力發揚工匠精神，既要從大處著眼，也要從小處著手，嚴謹細致、敬業專註，精益求精地把每一件工作做細做實做到位。

要重效能。大力度簡政放權，發揚“馬上就辦”的作風。大力推進“互聯網+政務服務”，強化部門協同聯動，讓群眾和企業少跑腿。政府部門之間勤溝通、善協調、多配合，堅決防止扯皮、推諉、中梗阻現象。

十、務必講廉潔

幹凈是為官從政的基本底色。

黨和人民把權力交給我們，是一份信任，更是一份約束。我們要始終把紀律和規矩挺在前面，自覺把“三嚴三實”作為行為準則，敬仰事業、敬畏權力、敬重人民，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要深入貫徹執行《黨章》《準則》《條例》等黨規黨紀，真正做到內化於心、外化於行、融化於魂。

今年離年終交卷只剩3個多月了 代省長王曉東劃了7大“考點”

今年已經過去大半，距年底只有三個多月時間。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又是遭受大災之年。那麽，在剩下的有限時間里，如何做好經濟“考卷”呢?

9月19日下午，代省長王曉東主持召開省政府全體(擴大)會議，就如何做好今年余下的“考卷”，劃出了7大“考點”。

擴大有效投資

投資不穩，經濟難穩。要采取針對性措施，不斷擴大有效投資。

一要落實政策激活民資。二要搶抓機遇主動爭資。三要創新機制招商引資。招商引資一刻不能放松。要進一步優化投資環境，健全激勵機制，更大力度走出去、引進來，以招商引資的積極成效增強經濟發展後勁。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要按照湖北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方案及相關專項行動方案，狠抓年度任務落實，年底硬賬硬結。

一要加大“去”的力度。去產能要保持定力，不因市場短期反彈而動搖“去”的決心，確保完成既定目標任務。二要鞏固“降”的效果。三要加快“補”的步伐。

災後恢複重建

要把災後重建作為一場硬仗來打，作為重大機遇來抓。湖北省災後恢複重建的總體方案和專項方案已經印發，要精心組織實施，加強督促檢查，高質量落實到位。

安置群眾要加快進度，力爭今年11月底前完成因災倒房重建，確保春節前受災群眾全部搬入新居。

培育發展新動能

把握和引領經濟新常態，實現“雙中高”，最核心的還是培育發展新動能。要把握四個發力點：

一是從新經濟發力。二是從創業創新發力。三是從培育消費新增長點發力。四是從打造新的增長極發力。更好發揮“一主兩副”龍頭引領作用，推動各市州競相發展，加快培育一批基礎條件好、發展潛力大的中小城市和特色小鎮。

重點領域改革開放

設立湖北自貿區，是促進湖北省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自貿區建設的核心是體制機制創新，關鍵是與國際規則接軌。我們要敢於擔當，主動作為，以自貿區建設倒逼湖北省改革開放、創新發展。

保障和改善民生

積極做好高校畢業生、去產能安置職工、退役軍人、返鄉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大力度推進“四個一批”落實，實現147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穩定脫貧，完成38萬貧困人口易地搬遷任務。加強督促檢查，實行銷號管理，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安排的民生實事一件一件落實到位。

維護安全穩定

安全穩定無小事。要切實增強風險意識、責任意識，牢牢把握安全穩定工作主動權，堅決維護安全穩定的良好局面。

王曉東院士：企業里的科學家

在中國生命科學領域，王曉東和施一公、饒毅齊名，稱為“三劍客”。三人都從美國留學回國，擁有頂尖大學的學習和工作經歷，都為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做出傑出貢獻。並且，三人現在都創辦了自己夢想的事業——施一公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研究型學院西湖大學，饒毅創辦了科普公眾號《知識分子》，王曉東創辦了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新藥研發公司百濟神州。

王曉東目前擔任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他身上有很多標簽——40歲的時候放棄在美國的高薪職位，毅然選擇回國，這是他自稱至今都感到“慶幸”的選擇；41歲的他“低齡”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成為當時中國內地二十多萬赴美留學生中進入美國科學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

一片樹葉窺探細胞雕亡

5月下旬的上海，已經進入了梅雨季節的前奏，天空時不時地飄著小雨。但是這並沒有打消科學愛好者的熱情——中科大上海研究院的報告廳座無虛席，他們都是來參加上海科技周期間的墨子沙龍活動的，當天的演講嘉賓正是生命科學界的頂級學者王曉東。

王曉東個子不高，長相富有親和力，他身穿一件白襯衫，沒有考究的袖扣，而是隨意地將袖子挽了幾下，外面套上一件深藍色西裝，顯得極其簡單樸素。這也是王曉東一貫的風格——“擼起袖子搞科研”。

他始終面帶笑容，一開口就讓全場安靜下來，大家被他富有磁性的聲音所吸引。王曉東平時為人頗為低調，很少將自己置身於聚光燈下，尤其是創辦了百濟神州之後，他幾乎不會以公司的身份出現在公眾和媒體面前。但是科普活動總能讓他破例露面，他喜歡參加這種不帶任何目的性的純學術場合，用生動的故事吸引觀眾，一切高深的生物學理論，只要讓王曉東來解釋，就變成了一個個活潑的例子，小朋友都能聽懂。

王曉東的研究重點是細胞雕亡的生物化學途徑。為了向人們解釋什麽是細胞雕亡，他發揮了科學家的浪漫想象，開場便引用一首泰戈爾的詩歌《生如夏花》：“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從一片樹葉的雕零，窺探細胞雕亡的全過程。

細胞雕亡是有規律的，而王曉東正是這種規律的研究者。2000年，王曉東的團隊進行了一項實驗，研究一種神秘的線粒體蛋白質細胞，這種細胞可以打破腫瘤的“堅硬堡壘”，誘使腫瘤細胞“自殺”，對研究治療癌癥方法有重要幫助。

王曉東表示，早在1972年就有科學家發表文章稱，細胞雕亡是細胞內的某種“死亡開關”的機制被觸發了，如果抑制這種開關不被觸發，就有抑制細胞雕亡的可能性。“這一理論在發表後近20年只被引用了不到20次，一直到1992年，人們才逐漸認同這種觀點，開始用實驗驗證。”王曉東表示，“這說明，如果你的觀念比別人超前10年、20年，文章是很難在主流科學刊物上發表的。”

此後，王曉東致力於研究受體相互作用蛋白RIP3是如何殺死細胞，以及這個過程與細胞雕亡及其他形式的細胞死亡間有何聯系。這項研究也是對過去十幾年來由細胞內一種叫做Caspases的酶執行的細胞死亡形式系統研究的延伸。

直到現在，王曉東還堅持戰鬥在科研的第一線。他經常親自指導學生做實驗，鼓勵他們力圖從實驗中找到別人容易忽略的新發現。比如，最近一位學生在意外的情況下研究了一歲半的雄性老年老鼠的壽命和生殖功能的關系，實驗發現，藥物能夠控制雄性老年老鼠精囊腺的分泌，提高其生殖能力，不過老年老鼠繁殖的後代幾乎無一例外有先天基因缺陷。盡管目前沒有改變這種基因缺陷的方法，王曉東認為，這樣的研究依然有意義。他還透露，目前他的團隊很大一部分又在投入卵巢相關的研究，希望解決更多社會問題。

從沒感覺他是企業家

施一公院士對王曉東的評價是：“王曉東已經達到了從新中國走出去的華裔科學家能夠在美國取得的最高地位。”施一公回國也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王曉東的影響。與王曉東共事13年的國際知名神經生物學家、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羅敏敏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這樣評價王曉東：“頂級的學者，真正的大師。”

在談到十幾年前選擇回國決定的時候，王曉東坦言：“很慶幸在40歲的時候有勇氣做了這個決定，而不是在60歲。”從1985年赴美留學到成為得克薩斯州西南醫學中心終身教授，在美國的20多年里，回國一直在王曉東的計劃之中。

2003年，中國計劃成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並以全球招聘的方式，從20多位應聘人選中選拔出美國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教授王曉東、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鄧興旺擔任共同所長。當王曉東收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聘書的時候，他毅然做了回國的決定。

作為科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這一“開歷史先河”的研究所從創立之日起，身上就有諸多托付和期盼。王曉東更是從回國那一刻起，就在思考如何在中國做出影響世界的科學。他表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怎樣建立符合科學發展的文化和體制環境，並以此為載體，吸引有科學訓練和科學追求的年輕人回國。”

回到國內，王曉東的工資收入比過去減少了一半。他對第一財經記者開玩笑說道，創辦百濟神州也有這部分原因。“這（創辦企業）是出於社會責任，也是出於家庭責任。”王曉東說，“當時我的工資減了一半，太太也辭去工作跟著我回來，雖然她很顧全大局，但是我們壓力很大，難免抱怨。”

各種機緣巧合的因素下，王曉東和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百濟神州，專註於癌癥治療的創新型分子靶向和腫瘤免疫藥物的研發。這些人當中也包括百濟神州的CEO歐雷強（John Oyler）。

王曉東和歐雷強的交情，要追溯到2003年王曉東剛剛回國創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時候。他和歐雷強創辦的北京保諾（Bio-Duro）生物科技公司在同一個園區。直到現在，百濟神州的總部就位於北大清華生命科學聯合中心的對面。

2010年，有投資人找到王曉東，希望他能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創立醫藥公司。灣區是和美國波士頓齊名的生物醫藥創新谷，那里聚集了大批的華人科學家和創業者。投資方同時還給王曉東帶去一個消息：“歐雷強的保諾公司剛剛賣了。”

於是王曉東就約歐雷強吃飯。兩人在飯桌上決定一起去灣區創業。做抗癌藥物是歐雷強的想法。他認為，創業應該在中國，因為中國當時已經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醫藥市場，而癌癥發病率的增長和病人的增加，讓這個市場有非常多未滿足的需求。

歐雷強說服了王曉東，2011年百濟神州誕生。王曉東依然在科學院上班，公司的日常經營由歐雷強主管。王曉東在百濟神州不擔任管理職務，僅象征性地擔任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但他是公司的大股東，掌握著決策權。

2016年，百濟神州在納斯達克上市，成為了第一家中國在美國上市的新藥研發企業。短短兩年內，百濟神州股價從二十幾美元的發行價漲到了目前接近200美元的水平，漲了近七八倍。

但在談到經營企業成功時，王曉東總是顯得特別不好意思。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其實說起來，我的內心更認同科學家的身份。”王曉東很少在公開場合主動談論公司。而他給人的感覺也是科學家的成分要遠勝過企業家。羅敏敏甚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從來沒有覺得他（王曉東）是一個企業家。”

羅敏敏表示，王曉東大部分精力還是會放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北生所就好像是他自己新生的小孩。”羅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說道，“通過這麽多年的積累，他最大的成就是建立鼓勵自由探索的體制，培養真正做事情的文化。我想文化方面的支持對於科學家而言是最重要的。”羅教授還表示，自己加入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是這些年來所做的人生中最正確的選擇之一。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北生所對於很多雄心勃勃的科學家來說，仍然很有吸引力。”

中國不缺實驗室里的科研人才

百濟神州目前市值已經超過100億美元，但它仍然還是一家燒錢無數，尚未有銷售額的公司。

然而，劇情正在被改寫。王曉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今年下半年就將同時向中國和美國藥監局申請新藥，我想到明年我們就會有幾個新藥走向市場。”其中兩個即將能夠投產的小分子藥物包括BGB-3111和BGB-290，分別用於淋巴瘤和實體瘤。

目前，百濟神州已經將多款藥物從研發推向了臨床試驗階段。王曉東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稱，公司擁有上千人的研發團隊，分布在中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百濟神州已經在中國蘇州落成了其首個藥物生產基地。蘇州工廠每年大約可以生產50批，產量達5000萬粒到1億粒，可以滿足2萬到5萬病人的需求。公司斥資22億投資的廣州生產基地也已經奠基。

另一件改寫歷史的大事是2017年，百濟神州與美國生物制藥公司新基（Celgene）合作，獲得兩款已上市加一款已獲批即將上市的藥品和市場團隊。作為交換條件，新基公司將獲得百濟神州免疫治療領域的PD1抑制劑BGB-A317在實體瘤方面的亞洲以外市場的商業化權利。

免疫治療是當下腫瘤研發領域最火的靶點，而PD1是這一領域競逐最激烈的賽道，被稱為“抗癌神藥”。王曉東表示，基於生物標記物的治療原理，理論上它能治療的癌癥種類很多。目前除了國際上已經批準的兩個上市的PD1藥物以外，百濟神州是擁有PD1臨床數據最多的。

通過這次合作，百濟神州可獲得2.63億美元的前期許可費和1.5億美元的股權投資；有資格獲得高達9.8億美元的研發、監管和銷售里程碑付款以及特權使用費。除了直接獲得大量的資金，百濟神州通過接受新基中國的運營，還獲得了市場團隊，完成了從研發、生產、市場運營的布局。

在談到與新基的合作初衷時，王曉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雖然可以將自己的藥品在美國等市場推進臨床試驗階段，但組建市場團隊需要的人力物力，以及對於管理的要求，顯然不是公司在短時間內達成的，最好的方法是將市場權益許可給跨國巨頭，坐收利潤。這是一個共同開發的戰略合作的做法，以後這種做法在國際方面會越來越多。”

王曉東承認，中國的創新藥企與跨國醫藥巨頭相比，在商業運作方面沒有任何經驗。“百濟神州從研發起家，生產尚可以砸錢建廠，但市場團隊並不是只有錢就能速成的。”王曉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與新基合作後，我們一下子擁有了一支富有經驗的團隊。要成為立足於中國的、有世界影響力的藥企，我們現在至少雛形已經從價值鏈上合攏了。”

對於百濟神州取得的成功，王曉東一直抱以非常謙遜的態度。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還算是走得比較前面的，正好趕上政策放開，醫療行業起飛的階段，百濟神州有先發優勢。現在香港的醫藥板塊允許不盈利的藥企也能上市，A股也會逐步放開，一定會看到很多企業在近期上市。”

王曉東表示，中國這麽多年積累了那麽多的生物技術領域的人才，是促成目前新藥研發領域活躍的關鍵因素。他一直強調：“產品在哪，人在哪，資金就在哪。”不過他表示，政策的推出會有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新藥審批制度放開也只是一部分，後續還包括支付、醫保、生產以及生產後的監督等諸多難題。“我覺得具體一個是時間問題，另一個就是人才問題。”王曉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缺的不是在實驗室里的科研人才，缺的是後期的轉化開發人才和商業運作的人才。”

和很多科學家一樣，王曉東喜歡未知帶來的快感。不過在他看來，中國真正的原創技術其實還不多。“在中國做科研，做真正原創性的科研，其實還是一個很新的事情。”王曉東表示。他認為，科學和技術是兩碼事——科學最重要的功能是對人類未知的探索；技術是怎麽樣把事情利用科學的原理做得更好，中國至今還沒有把科學和技術兩個概念完全區分開。

不過好在中國有很多聰明人，有足夠的科學知識的儲備。王曉東認為，中國正站在近現代史上最好的時間點，可以有更多的資金來投入科學研究。“從生物學研究的角度來講，現在的年輕人建立自己的獨立實驗室，留在中國還是留在美國方差別並不大。”王曉東說，“關鍵是要搞清楚為什麽要做科學，什麽是好的科學，這個標準如果搞不清楚，很容易誤入歧途。”

上世紀70年代，風險投資家Robert A. Swanson主動約見諾貝爾獲獎人、生物化學家Herbert Boyer教授，決定共同創辦一家公司。這家公司就是基因泰克，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術公司，後來被羅氏收購。王曉東堅信，只有當本土生物醫藥公司的實力能支持其不以短期回報為目的的原創科研時，這些公司就能成為中國的基因泰克。而他正在依靠胸懷的遠大理想和對科學堅定的信仰，帶領百濟神州實現這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