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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東院士：企業里的科學家

在中國生命科學領域，王曉東和施一公、饒毅齊名，稱為“三劍客”。三人都從美國留學回國，擁有頂尖大學的學習和工作經歷，都為中國生命科學的發展做出傑出貢獻。並且，三人現在都創辦了自己夢想的事業——施一公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研究型學院西湖大學，饒毅創辦了科普公眾號《知識分子》，王曉東創辦了第一家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新藥研發公司百濟神州。

王曉東目前擔任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所長，他身上有很多標簽——40歲的時候放棄在美國的高薪職位，毅然選擇回國，這是他自稱至今都感到“慶幸”的選擇；41歲的他“低齡”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成為當時中國內地二十多萬赴美留學生中進入美國科學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

一片樹葉窺探細胞雕亡

5月下旬的上海，已經進入了梅雨季節的前奏，天空時不時地飄著小雨。但是這並沒有打消科學愛好者的熱情——中科大上海研究院的報告廳座無虛席，他們都是來參加上海科技周期間的墨子沙龍活動的，當天的演講嘉賓正是生命科學界的頂級學者王曉東。

王曉東個子不高，長相富有親和力，他身穿一件白襯衫，沒有考究的袖扣，而是隨意地將袖子挽了幾下，外面套上一件深藍色西裝，顯得極其簡單樸素。這也是王曉東一貫的風格——“擼起袖子搞科研”。

他始終面帶笑容，一開口就讓全場安靜下來，大家被他富有磁性的聲音所吸引。王曉東平時為人頗為低調，很少將自己置身於聚光燈下，尤其是創辦了百濟神州之後，他幾乎不會以公司的身份出現在公眾和媒體面前。但是科普活動總能讓他破例露面，他喜歡參加這種不帶任何目的性的純學術場合，用生動的故事吸引觀眾，一切高深的生物學理論，只要讓王曉東來解釋，就變成了一個個活潑的例子，小朋友都能聽懂。

王曉東的研究重點是細胞雕亡的生物化學途徑。為了向人們解釋什麽是細胞雕亡，他發揮了科學家的浪漫想象，開場便引用一首泰戈爾的詩歌《生如夏花》：“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從一片樹葉的雕零，窺探細胞雕亡的全過程。

細胞雕亡是有規律的，而王曉東正是這種規律的研究者。2000年，王曉東的團隊進行了一項實驗，研究一種神秘的線粒體蛋白質細胞，這種細胞可以打破腫瘤的“堅硬堡壘”，誘使腫瘤細胞“自殺”，對研究治療癌癥方法有重要幫助。

王曉東表示，早在1972年就有科學家發表文章稱，細胞雕亡是細胞內的某種“死亡開關”的機制被觸發了，如果抑制這種開關不被觸發，就有抑制細胞雕亡的可能性。“這一理論在發表後近20年只被引用了不到20次，一直到1992年，人們才逐漸認同這種觀點，開始用實驗驗證。”王曉東表示，“這說明，如果你的觀念比別人超前10年、20年，文章是很難在主流科學刊物上發表的。”

此後，王曉東致力於研究受體相互作用蛋白RIP3是如何殺死細胞，以及這個過程與細胞雕亡及其他形式的細胞死亡間有何聯系。這項研究也是對過去十幾年來由細胞內一種叫做Caspases的酶執行的細胞死亡形式系統研究的延伸。

直到現在，王曉東還堅持戰鬥在科研的第一線。他經常親自指導學生做實驗，鼓勵他們力圖從實驗中找到別人容易忽略的新發現。比如，最近一位學生在意外的情況下研究了一歲半的雄性老年老鼠的壽命和生殖功能的關系，實驗發現，藥物能夠控制雄性老年老鼠精囊腺的分泌，提高其生殖能力，不過老年老鼠繁殖的後代幾乎無一例外有先天基因缺陷。盡管目前沒有改變這種基因缺陷的方法，王曉東認為，這樣的研究依然有意義。他還透露，目前他的團隊很大一部分又在投入卵巢相關的研究，希望解決更多社會問題。

從沒感覺他是企業家

施一公院士對王曉東的評價是：“王曉東已經達到了從新中國走出去的華裔科學家能夠在美國取得的最高地位。”施一公回國也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王曉東的影響。與王曉東共事13年的國際知名神經生物學家、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資深研究員羅敏敏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這樣評價王曉東：“頂級的學者，真正的大師。”

在談到十幾年前選擇回國決定的時候，王曉東坦言：“很慶幸在40歲的時候有勇氣做了這個決定，而不是在60歲。”從1985年赴美留學到成為得克薩斯州西南醫學中心終身教授，在美國的20多年里，回國一直在王曉東的計劃之中。

2003年，中國計劃成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並以全球招聘的方式，從20多位應聘人選中選拔出美國得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教授王曉東、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鄧興旺擔任共同所長。當王曉東收到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聘書的時候，他毅然做了回國的決定。

作為科技體制改革的試驗田，這一“開歷史先河”的研究所從創立之日起，身上就有諸多托付和期盼。王曉東更是從回國那一刻起，就在思考如何在中國做出影響世界的科學。他表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怎樣建立符合科學發展的文化和體制環境，並以此為載體，吸引有科學訓練和科學追求的年輕人回國。”

回到國內，王曉東的工資收入比過去減少了一半。他對第一財經記者開玩笑說道，創辦百濟神州也有這部分原因。“這（創辦企業）是出於社會責任，也是出於家庭責任。”王曉東說，“當時我的工資減了一半，太太也辭去工作跟著我回來，雖然她很顧全大局，但是我們壓力很大，難免抱怨。”

各種機緣巧合的因素下，王曉東和幾個誌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成立了百濟神州，專註於癌癥治療的創新型分子靶向和腫瘤免疫藥物的研發。這些人當中也包括百濟神州的CEO歐雷強（John Oyler）。

王曉東和歐雷強的交情，要追溯到2003年王曉東剛剛回國創立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的時候。他和歐雷強創辦的北京保諾（Bio-Duro）生物科技公司在同一個園區。直到現在，百濟神州的總部就位於北大清華生命科學聯合中心的對面。

2010年，有投資人找到王曉東，希望他能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創立醫藥公司。灣區是和美國波士頓齊名的生物醫藥創新谷，那里聚集了大批的華人科學家和創業者。投資方同時還給王曉東帶去一個消息：“歐雷強的保諾公司剛剛賣了。”

於是王曉東就約歐雷強吃飯。兩人在飯桌上決定一起去灣區創業。做抗癌藥物是歐雷強的想法。他認為，創業應該在中國，因為中國當時已經成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醫藥市場，而癌癥發病率的增長和病人的增加，讓這個市場有非常多未滿足的需求。

歐雷強說服了王曉東，2011年百濟神州誕生。王曉東依然在科學院上班，公司的日常經營由歐雷強主管。王曉東在百濟神州不擔任管理職務，僅象征性地擔任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但他是公司的大股東，掌握著決策權。

2016年，百濟神州在納斯達克上市，成為了第一家中國在美國上市的新藥研發企業。短短兩年內，百濟神州股價從二十幾美元的發行價漲到了目前接近200美元的水平，漲了近七八倍。

但在談到經營企業成功時，王曉東總是顯得特別不好意思。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其實說起來，我的內心更認同科學家的身份。”王曉東很少在公開場合主動談論公司。而他給人的感覺也是科學家的成分要遠勝過企業家。羅敏敏甚至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從來沒有覺得他（王曉東）是一個企業家。”

羅敏敏表示，王曉東大部分精力還是會放在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北生所就好像是他自己新生的小孩。”羅教授向第一財經記者說道，“通過這麽多年的積累，他最大的成就是建立鼓勵自由探索的體制，培養真正做事情的文化。我想文化方面的支持對於科學家而言是最重要的。”羅教授還表示，自己加入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是這些年來所做的人生中最正確的選擇之一。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北生所對於很多雄心勃勃的科學家來說，仍然很有吸引力。”

中國不缺實驗室里的科研人才

百濟神州目前市值已經超過100億美元，但它仍然還是一家燒錢無數，尚未有銷售額的公司。

然而，劇情正在被改寫。王曉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今年下半年就將同時向中國和美國藥監局申請新藥，我想到明年我們就會有幾個新藥走向市場。”其中兩個即將能夠投產的小分子藥物包括BGB-3111和BGB-290，分別用於淋巴瘤和實體瘤。

目前，百濟神州已經將多款藥物從研發推向了臨床試驗階段。王曉東向第一財經記者介紹稱，公司擁有上千人的研發團隊，分布在中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百濟神州已經在中國蘇州落成了其首個藥物生產基地。蘇州工廠每年大約可以生產50批，產量達5000萬粒到1億粒，可以滿足2萬到5萬病人的需求。公司斥資22億投資的廣州生產基地也已經奠基。

另一件改寫歷史的大事是2017年，百濟神州與美國生物制藥公司新基（Celgene）合作，獲得兩款已上市加一款已獲批即將上市的藥品和市場團隊。作為交換條件，新基公司將獲得百濟神州免疫治療領域的PD1抑制劑BGB-A317在實體瘤方面的亞洲以外市場的商業化權利。

免疫治療是當下腫瘤研發領域最火的靶點，而PD1是這一領域競逐最激烈的賽道，被稱為“抗癌神藥”。王曉東表示，基於生物標記物的治療原理，理論上它能治療的癌癥種類很多。目前除了國際上已經批準的兩個上市的PD1藥物以外，百濟神州是擁有PD1臨床數據最多的。

通過這次合作，百濟神州可獲得2.63億美元的前期許可費和1.5億美元的股權投資；有資格獲得高達9.8億美元的研發、監管和銷售里程碑付款以及特權使用費。除了直接獲得大量的資金，百濟神州通過接受新基中國的運營，還獲得了市場團隊，完成了從研發、生產、市場運營的布局。

在談到與新基的合作初衷時，王曉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雖然可以將自己的藥品在美國等市場推進臨床試驗階段，但組建市場團隊需要的人力物力，以及對於管理的要求，顯然不是公司在短時間內達成的，最好的方法是將市場權益許可給跨國巨頭，坐收利潤。這是一個共同開發的戰略合作的做法，以後這種做法在國際方面會越來越多。”

王曉東承認，中國的創新藥企與跨國醫藥巨頭相比，在商業運作方面沒有任何經驗。“百濟神州從研發起家，生產尚可以砸錢建廠，但市場團隊並不是只有錢就能速成的。”王曉東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與新基合作後，我們一下子擁有了一支富有經驗的團隊。要成為立足於中國的、有世界影響力的藥企，我們現在至少雛形已經從價值鏈上合攏了。”

對於百濟神州取得的成功，王曉東一直抱以非常謙遜的態度。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們還算是走得比較前面的，正好趕上政策放開，醫療行業起飛的階段，百濟神州有先發優勢。現在香港的醫藥板塊允許不盈利的藥企也能上市，A股也會逐步放開，一定會看到很多企業在近期上市。”

王曉東表示，中國這麽多年積累了那麽多的生物技術領域的人才，是促成目前新藥研發領域活躍的關鍵因素。他一直強調：“產品在哪，人在哪，資金就在哪。”不過他表示，政策的推出會有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新藥審批制度放開也只是一部分，後續還包括支付、醫保、生產以及生產後的監督等諸多難題。“我覺得具體一個是時間問題，另一個就是人才問題。”王曉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我們缺的不是在實驗室里的科研人才，缺的是後期的轉化開發人才和商業運作的人才。”

和很多科學家一樣，王曉東喜歡未知帶來的快感。不過在他看來，中國真正的原創技術其實還不多。“在中國做科研，做真正原創性的科研，其實還是一個很新的事情。”王曉東表示。他認為，科學和技術是兩碼事——科學最重要的功能是對人類未知的探索；技術是怎麽樣把事情利用科學的原理做得更好，中國至今還沒有把科學和技術兩個概念完全區分開。

不過好在中國有很多聰明人，有足夠的科學知識的儲備。王曉東認為，中國正站在近現代史上最好的時間點，可以有更多的資金來投入科學研究。“從生物學研究的角度來講，現在的年輕人建立自己的獨立實驗室，留在中國還是留在美國方差別並不大。”王曉東說，“關鍵是要搞清楚為什麽要做科學，什麽是好的科學，這個標準如果搞不清楚，很容易誤入歧途。”

上世紀70年代，風險投資家Robert A. Swanson主動約見諾貝爾獲獎人、生物化學家Herbert Boyer教授，決定共同創辦一家公司。這家公司就是基因泰克，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術公司，後來被羅氏收購。王曉東堅信，只有當本土生物醫藥公司的實力能支持其不以短期回報為目的的原創科研時，這些公司就能成為中國的基因泰克。而他正在依靠胸懷的遠大理想和對科學堅定的信仰，帶領百濟神州實現這個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