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产业链，好产品”道出了中粮集团全产业链的战略意图：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食品产业链，管理控 制其中的每一个环节，为消费者奉献安全放心、营养健康的食品，以期在产业与市场上获得关键的话语权、定价权和销售主导权，从而赢得竞争地位。 这也是中粮在国家产业安全领域(粮油食品贸易与物流)和产业投资领域(酒店与旅游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之外，开辟的第三条产业通道，即在农副食品加 工、食品(含酒与饮料)制造与销售领域建造新王国，成为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的市场主宰者。 全产业链模式真的能够解决中粮食品在未来竞争 中的地位和发展问题吗? 全产业链在低集中度的厨房餐桌食品领域可行，在成熟的快速消费品市场中难成。 中粮的全产业链 构想也许是在国际粮油巨头的挤压下形成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全面放开，国际粮食巨头逐步蚕食中国农产品市场。面对实力强大的跨国巨头，单兵作战、 实力单薄的国内粮食企业无力反攻，遭遇“被兼并”或“破产”的命运。国际知名的ADM、嘉吉、邦吉、路易·达孚等跨国粮商均采用全产业链模式，从种植—— 物流——贸易，几乎是全链条覆盖。“这是一种比较成熟、也比较有效的商业模式，对中粮而言，可师夷之长。”宁高宁这样评价。 这对市场集 中度不高，竞争力高度依赖原料的厨房餐桌食品领域(粮油肉奶菜等领域)来说，全产业链模式是适时正确的战略，但是，对于一些非生活必需品的快速消费品领 域，如饮料、酒类、糖果等，强推全产业链恰恰是“昏招”，在这些快速消费品领域，一是每个品类竞争充分，有强势品牌，市场结构稳定，中粮胜算很低;二是这 些领域的竞争关键点不是全产业链，恰恰是集中在产业链的某个点上。中粮集团大面积地在这些领域搞全产业链，在战略上值得商榷。 在成熟的 快速消费品领域，中粮可行的路径只有一条，参股或者并购已存在的知名品牌，收购蒙牛股权，接管五谷道场，洽购陕西西凤，都是实效正确的。既取得了竞争优 势，又降低了自建品牌、从零做市场的风险。 所谓全产业链，就是“纵向高度整合”的时尚表述，并不是新模式，它更适合产业市场化竞争集中 度不高的领域。 全产业链并非终极战略，因为什么都做，什么都做不好。 在适合全产业链的领域，全产业链也不是终极战 略，因为什么全做，什么都做不好。中粮要重点在产业链的咽喉处重点着力。 产业链的整合和运营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全产业链”模式 需要各大产业链条实现均衡发展，理论上应该不要此强彼弱、分化明显。但是实际操作中，企业决策、经营管理、员工队伍、文化理念等各个子系统能否很好融合， 对谁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战线越长，环节越多，成本就越高，发生错误的几率也越大。事实上，总效率随着纵向环节的增加按照几何级数大幅度下降。宁高宁自己 也坦言，“发展全产业链最大的困难就在于产业链之间的衔接。目前的状况下，有些产业链之间的确还没有达到匹配融合的程度。” 这本质上不 是能力问题，而是规律。 打造全产业链并不等于平均使用力量，即使中粮这样财大气粗的央企，平均使用力量的结果是，在每个领域、每个对手 面前都不具备优势，因为中粮的每个对手都是重量级的，其中不乏国际巨头。 专业化分工是竞争的结果，是人类进化的结果。行业越是成熟、竞 争越是充分的领域，专业化分工就越细，每个细分领域的能力就越强。笔者曾多次呼吁农业产业化企业要重视厨房餐桌食品品牌，正是因为这些领域竞争不充分，品 牌不集中，还有战略机会。比如中粮集团在大米市场构建全产业链，打造福临门大米，就是正确的举措。 品牌管理与协调也是个问题。 中粮试图通过集中火力来塑造“中粮集团”这个母品牌，并以“中粮集团”品牌的强大背书，辐射并带动品类子品牌形成市场力。这里的难度很大。 目前，中粮集团的各子品牌似乎在齐头并进，争奇斗艳，每一个子品牌又代表一大堆产品。这恰恰是做品牌的大忌。 新品牌做市场的第 一步是，设法在市场上立足，而立足的唯一办法就是聚焦。中粮不想聚焦自然有他们的想法，虽然貌似有道理。 一是，康师傅品牌包罗万象，有 方便面、茶饮料、水、饼干，我们为什么不能做产品群品牌。 二是，满山遍野播撒种子(搞产品群品牌)，不信就没有一块地产粮。两亿元的投 入分摊在四五个产品上，背着不沉，还打响了一个品牌，值! 但实际情况是，当今市场集中力量在一个点上都不一定成功，想遍地开花、遍地结 果，更是绝难实现。 做品牌必须删除掉做贸易的思想，不能批量生产，不是有钱就成。 如果说中粮集团在产业链的链条打造 上，依靠雄厚的实力不会没有一点成效，可是做品牌对于中粮和宁高宁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全新课题，这个课题与中粮以往解决的问题最大的不同是，做品牌不是自 己说了算，必须洞察市场和消费者的心智，消费者认同了，品牌才算做成了。 中粮当家品牌“福临门”2009年的市场份额仅为16.1%， 仍然以较大的差距掉在金龙鱼(45.5%)、鲁花(28.0%)后面，中粮的新品牌更没有理由乐观。 无论是打造全产业链，还是做品牌， 目的与方向没有问题。对于中粮集团来说，有机会。不过我看的更多的是挑战，是对宁高宁华润经验及中粮惯性思维模式的挑战，是对中粮模式转换与方法创新的挑 战，是对中粮集团把控全局、敏锐调整、及时应对的挑战。有挑战，才有精彩，我们有理由期待。 作者为福来品牌营销顾问机构总经理娄向鹏
關於現金流與一蟲的爭論 Barrons
http://blog.caing.com/article/15555/
我與一蟲的爭論，集中在現金流。 一蟲觀點總結成一條就是：「我們在判斷還款的現金流能力時，可以不看籌資現金流、投資現金流。」 我的觀點是：「我們在判斷一個公司的還款能力時，必須綜合考慮三種現金流，一個都不能少。」 這就是我們的最大分歧所在。 只看經營現金流是片面的。一個公司並不是只要有正的經營現金流就高枕無憂。判斷一個公司的情況要綜合考慮經營現金流、投資現金流和融資現金流。即使經營 現金流是正的，如果投資現金流流出過多，如巨大的資本支出，或者融資現金流流出過多，如還本付息過高，這樣一個公司也是危險的。 為什麼要綜合考慮？因為經營現金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攤銷折舊（鐵道部的例子裡有一半，約600億），作為所謂的「非現金」加回來。但是，攤銷折舊真的就 可以永遠這樣加回來嗎？商業中的折舊，並不只是一個會計概念，而是真實的損耗，只不過按固定的比例測算。而這些折舊，遲早要通過維修維護，或者購買新的資 產來補償。因此，遲早會反映在資本支出的投資現金流上。 融資現金流就更容易理解了。「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欠的債，遲早要還本付息，不能不考慮。只不過後面有國家（或者說老百姓）買單，情況好些。但是，兩萬億的債，相當於全國每人1500元。我相信國家的支付能力也不是無限的。 （致一蟲：哈哈。我固執己見，言語激烈，多有得罪。在此致歉。）
德國新能源在爭論中前進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06-08/100398570_all.html 德國的新能源政策對於中國光伏行業有著特殊的影響力——今年2月德國政府剛宣佈下調光
伏補貼的方案，在美上市的中國光伏概念股就大跌，天合光能（NYSE：TSL）、英利綠色能源（NYSE：YGE）等均下跌超過11%，因為這個世界上最
大的光伏市場70%-80%的光伏組件產品來自中國。
德國也是很多有意發展新能源的國家追趕的目標。作為在新能源應用上最有野心且行動力最強的國家之一，德國政府2010年9月就發佈了為未來40年能源政策設立框架的「能源概念」（Energy
Concept），首次為可再生能源時代的到來設計了路線圖。按照這個計劃，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在德國電力供應中的佔比將達80%，在能源結構中的佔比也將高達60%。
要實現這一目標，僅靠薄薄四頁紙的「能源概念」顯然不夠，特別是在德國聯邦政府決定放棄核電之後。電網建設瓶頸、海上風電巨額投資、調峰電源建設，以及電力市場如何適應整個能源轉型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在德國這樣一個多黨執政的國家，這份雄心勃勃的新能源戰略能否兌現還要遭遇特殊的政治難題。目前執政的中右翼基民黨/基社黨（CDU/CSU）和自民黨（FDP）聯合政府（黑黃聯盟）在能源政策上飽受在野的社民黨（SPD）以及綠黨（紅綠聯盟）的批評。
從去年以來，很多中國光伏企業就在密切關注德國新能源政策的變化：德國會繼續在新能源道路上往前走嗎？還是將因歐債危機和國內反對派的聲音而放慢腳步？在從事能源政策研究多年的漢斯-約阿希姆·齊新（Hans-Joachim
Ziesing）看來，目前情況的確很難，但德國已經走上這條路，想退也退不回去了。「目前德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很成功，在全球處於領先地位，現在這個野心勃勃的目標也必須要實現。」
放棄核電之後
新能源政策從來都是德國執政黨和在野黨交鋒的焦點議題。2002年，左翼大黨——社民黨和綠黨組成的聯合政府就決定在2032年之前終止核電站
運行。但2010年9月，德國議會通過了將現有核電站的運行時間平均延長12年的決定。這個決定受到廣泛抨擊，隨後，2011年3月的日本福島核事故再次
改變了德國新能源的路線。
民眾的反核呼聲以及民調和選舉的壓力迫使德國總理默克爾做出放棄核電的決定，德國宣佈要在2022年底前終止境內所有核電站的運行，棄核速度之快超出業界的想像。
「默克爾政府之所以能夠如此迅速地完成轉向，是依賴於過去20年德國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智庫生態研究所（Ecologic
Institute）研究員凱瑟琳·烏芬巴赫（Katharina Umpfenbach）評價說。根據德國可再生能源署（Germ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的統計，2011年德國發電量為6120億千瓦時，其中可再生能源佔比20%（含風電8%，生物質能6%，水電3%，太陽能3%），核能與天然氣分別生產了18%和4%的電量。核能的提前「退役」為「能源概念」的實現蒙上了一層陰影。
2011年6月6日，德國議會通過了能源一攬子法案對「能源概念」予以補充和加速，措施包括加速電網發展，簡化可再生能源項目審批，以及鼓勵房屋節能改造等內容。
放棄核電後，德國的未來能源圖景主要包括可再生能源、未來電網和能效三部分。德國環境部官員馬丁·魏斯（Martin
Weiss）向財新記者表示，這三者需要共同作用，沒有哪個要素能單獨真正起作用。烏芬巴赫則認為，目前德國最為看重的仍是電力生產，因為有明確的份額目標，其次是電力輸送。
德國正在制定到2050年的電網發展目標，主要內容包括完善電網覆蓋、實現海上風力發電的集群連接以及歐洲跨國電網的連接。
6月上旬，德國議會將討論對電網規劃立法。魏斯認為首先要解決輸電能力問題——從德國北部以及海上風電開發區域向南部負荷中心輸電。目前，德國已計劃修建兩條南北向的試驗線路。
電網的終極發展目標則是歐洲大電網。「把德國看成歐洲的一部分可以看到更大的潛力，海上風電並不只是德國在做，丹麥、英國、愛爾蘭對共同開發北海和波羅的海的海上風電都相當積極，此外還有南歐的太陽能資源和東歐的生物質資源。」魏斯表示。
「能源概念」在能效方面設定的目標是在2020年將電力消費總量減少至1990年的80%，在2050年減少至50%。熱電聯產是提高能效的一
個重要手段，德國計劃在2020年將熱電聯產在電力生產中的比例提升至25%。此外，德國40%的終端能源消費來自建築部門，德國的目標是在2020年將
這一領域的能源消耗較1990年的水平減少20%，2050年的減耗目標則高達80%。為此，德國通過立法對新建和改建建築的能耗標準做出了規定，且上限
隨時間不斷下調。始於2011年的能效基金則為公眾提供信息服務，為私人住宅提供節能審計，同時支持工業領域為提高能效開展的研發活動以及能源管理審計
等。
實際上，能效被很多德國人形容為「沉睡的巨人」——潛力巨大卻始終未被喚醒，由於要涉及到很多已建成住宅的節能改造，在商業和激勵模式上比發展
可再生能源更複雜。齊新直言，能效提高會產生一些輸家，潛在輸家們會反對提升能效的各種做法。德國社民黨議會黨團副主席烏爾裡希·克爾伯（Ulrich
Kelber）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應該有更多補貼流向能效領域，同時可再生能源發展也不應將能效問題排除。
電網挑戰
德國可再生能源得以迅猛發展的關鍵是可再生能源法規定的，優先上網和上網電價補貼使得投資回報和現金流情況非常清晰，銀行也喜歡這樣的項目。
因此，對於德國能否完成可再生能源裝機目標，大部分人都持樂觀態度。僅2010年一年，德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投資就高達260億歐元。但整個能源系統需要為此作出的轉變絕非易事。
目前，德國已經關閉了八家核電站，儘管上一個冬天沒有發生大停電，但已經數次出現過電力供應緊張的情況，最終通過從奧地利等國進口電力得以緩解。德國政府的願望是將電力出口國的地位維持至2020年。「這會受到一些影響，是個（能源轉型的）負面效應。」
烏爾裡希·克爾伯承認。
相較大停電的危險，電網建設迫在眉睫。幾乎所有接受採訪的德國人士都提到了電網的重要性。「我們需要迅速完成電網建設，但事實上沒有做到。」德國發展研究所（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的馬蒂亞斯·魯克薩（Matthias Ruchser）表示。
據他介紹，德國需要建設近千公里的新輸電線路，目前僅完成60公里。進度緩慢的原因主要是很難獲取建設用地，「人們不希望在自家上方或者院子裡
出現輸電線」。規劃也非易事。「因為不僅要考慮作為用電側的消費中心，還要考慮未來十年因為核電退出，在電力生產側可能發生的變化。」馬丁·魏斯告訴財新
記者。
不只是高壓輸電線路。在低壓側，原有的輸電線只需用於配電，而現在消費者也在投資屋頂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項目，他們也成了電力生產者，而配電網則需要接入分佈式電源。這在根本上改變了電力行業的結構。
傳統大型電力公司還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點。費爾德海姆（Feldheim）是距離柏林約一小時車程的村莊。Energiequelle公司在其附
近投資建設了一個風電場，並將電力銷售給當地的一家公用事業公司。這家公司向德國四大電力公司之一的Eon提出能否租用其當地的配電網絡，遭到拒絕。現在
費爾德海姆有兩個電網並存，而Eon只有三個顧客。
解決可再生能源波動性及並網難題的另一個辦法是儲能技術，這還是未知數。凱瑟琳·烏芬巴赫認為，如果歐洲大電網發展得足夠好，可能依靠輸電就能
解決問題。「對於可再生能源來說，政策是關鍵因素，對於儲能技術來說，情況還不是如此，關鍵是未來電力市場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以及投資者們的選擇。」烏
芬巴赫說。
在德國能源轉型的過程中，天然氣的境遇與其他化石能源有所不同。由於其碳排放量較少且啟停靈活，燃氣電廠成為了過渡時期調峰電源的首選。問題在
於，調峰用途使投資者無法估計每年的發電利用小時數，進而無法計算其投資回報。烏爾裡希·克爾伯呼籲重塑德國以及歐洲的電力市場體系，不再以簡單的度電價
格來衡量電力生產，「必須有更靈活的定價方式來吸引投資者」。
上網補貼爭議
在德國，圍繞著新能源政策的爭論從未停止。隨著設備造價不斷降低，圍繞著上網電價補貼的爭論也愈演愈烈。
2000年，執政的紅綠聯盟通過了可再生能源法案（EEG），確立了可再生能源優先上網、給予電價補貼，並且保證20年補貼年限的做法。12年間，德國的可再生能源在電力供應中的佔比從6.4%增長到20%。
光伏補貼是爭論的焦點。今年2月下旬，德國環境部和經濟部就可再生能源法案的修訂達成一致。根據新方案對於各類光伏項目的補貼下調幅度在
20%-29%。補貼還將以每月0.15歐元/千瓦時的速度遞減。2012年7月1日以後，裝機量在10MW以上的公用事業級項目將取消所有補貼，採取一
事一議的方式。新建小型系統只有發電量的85%能夠享受電量補貼，中等及大型光伏系統發電量的90%將獲得補貼，同時草案取消了對自用消費的獎勵。這一方
案得到了聯邦政府內閣和國會下議院的同意，但遭到上議院的阻擊。5月11日，德國國會上議院的一項投票結果宣告暫停議案，交議會仲裁委員會。
目前看來，社民黨和綠黨佔據了上風。但補貼削減問題一直是懸在光伏行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根據德國環境部的數據，2010年，有195
億歐元的投資發生在光伏領域，佔可再生能源總投資額的70%，但其電力供應僅佔可再生能源電力供應的11.2%，全國電力消費量的1.9%。「每個人都覺
得這是不合理的，應該進行修正。」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可再生能源項目主任穆斯文（Sven-Uwe
Mulle）評論道。
凱瑟琳·烏芬巴赫則認為關鍵在於補貼調整和監管要跟上行業發展。「我們的政策和立法都跑在現實情況的後面，而且還需要通過議會等決策系統，這是
個挑戰。」但能源政策問題專家漢斯-約阿希姆·齊新則認為，鼓勵政策應保持穩定，「不要每月或者隔一段時間就變。減少補貼是對的，但人們需要知道正在發生
什麼」。
馬蒂亞斯·魯克薩對僅有85%的發電量能獲得補貼提出批評。原本是效率越高，發電量越高，投資者拿到的補貼也越高，但現在只有部分發電量能夠獲得補貼，這使得投資者不再注重效率，轉而尋求便宜組件，「德國的政策將傷害本國的光伏企業」。
烏爾裡希·克爾伯是太陽能堅定的支持者。「社民黨反對削減補貼，因為我們不想讓可再生能源的境遇比我們當初引入上網電價補貼時設想的更差。」他
還指責現任政府誤導人們以為補貼過高了。「消費者為補貼支付的費用中很大一部分沒有真正流向可再生能源領域。」除了能效領域，他認為應該將補貼更傾向於用
於供暖和製冷的可再生能源以及用以解決交通系統的問題。
海上風電方面，目前上網電價補貼標準為19歐分/千瓦時。但由於投資巨大，有實力進行投資的大型電力公司紛紛表示成本太高、存在很多問題，因此需要更多時間和補貼。
烏爾裡希·克爾伯在談到這一問題時連用了四個「更多的」來形容投資者對於海上風電補貼的要求。
在被問及為何德國要設立遠至2050年的長期能源目標時，一位德國外交部官員告訴財新記者，這主要是基於經濟上的考慮——如果沒有長期政策保
證，很難要求私人企業花巨額資金投資相關項目，特別是成本和投資尚不清晰的海上風電項目。這位官員還強調，所有政黨都支持這一能源轉型，「明年會有聯邦選
舉，即便會有一個新政府，也會採取相同的政策，在『能源概念』上，不會有大的改變」。
政黨們可沒這麼容易達成一致。就在環境部長諾貝特·勒特根因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選舉敗北被「炒」之際，烏爾裡希·克爾伯還在Twitter上指責說，現任政府對能源轉型的阻力仍然存在，而自民黨則認為迄今為止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抬高了電價，影響德國企業的競爭力。
爭論仍然在繼續。不過，大部分德國民眾仍然表現出對可再生能源的熱情，在這種熱情之下，德國通往可再生能源的道路雖有荊棘，但應該不會走上回頭路。
美國關於貧富分化的爭論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70064
紐約時報專欄作者Ezra曾寫道：
在「貧富分化」的一般範疇裡，收入分配不均比財富分配不均吸引了更多的社會注意力。但財富分配不均是更為嚴重的，通過不同的渠道，已經對社會結構構成了更危險的影響。尤其的，正是財富分配不均使社會內部的流動僵化了。
最富有的1%的孩子可能只有個別有能力賺取與他們父母一樣多的財富。但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通常已經獲得了大量的惠贈，並把他們推向經濟階梯的頂端，給予他們政治理由去反對象遞進稅收政策這樣的鬼東西。這類不平等並沒有收入分配不均所帶來的好處：巨額的遺產並不會令人們更努力的工作。這只會給他們提供完全不努力工作，並且嘗試影響公共政策，這樣就能成為在未來繼續不需工作的理由。
我之前也寫過類似的東西，但我已經修正了我的看法——財富分配不均是一種重要的信號。在我列出這些問題將在未來變得重要前，我會先解釋為什麼財富分配不均暫時還並非致命問題。第一，財富分配不均的情況幾乎一直如此糟糕——不像收入分配不均，財富分配不均並沒有顯示出嚴重的惡化。實際上如下圖所示，最富有的1%在克林頓的繁榮期出現了地位的下滑。
當然，財富的基尼係數在任何時候都要「差於」收入的基尼係數，但這就像把橙子與蘋果比較一樣。要分析原因，想想財富和財富分配不均是怎麼產生的：儲蓄和投資。在任何級別的收入分配不均情況中，財富分配不均都將上升，因為富人傾向於儲蓄造成了第一階影響（而資本資產又是重要的反饋）。
鑑於收入分配不均不斷加劇，財富的分配一直如此穩定是令人相當驚訝的。難以認為，財富的分配不均——不像收入分配不均一樣存在一直變化的特徵，真的存在如Ezra所形容的對政治行為的影響。就算象沃爾瑪家族尋求的那麼令人討厭的政策，也最多只是固化當前的財富分配不均，並沒有在收入上製造任何一階效應。立足於財富分配不均本身會製造政策來保護財富分配不均的觀點，進而認為財富分配不均是更重要問題的觀點，是過分武斷的。
對財富分配不均的關注也把貨幣政策的制定黑暗化了。雖然QE幾乎肯定加劇了財富分配不均，但有理由相信QE其實也在通過令勞動力市場緊缺來改善了收入分配不均的局面（長期來說這將降低財富分配不均...）。實際上，過去十年的貨幣政策沒有最大化的加劇財富分配不均的一個原因是，美國成本高昂的居者有其屋計劃，其中包括了利息稅收減免和擔保貸款。
在一個更自由的房地產市場——一個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將是更有效和更少道德風險的市場，很可能導致房屋的持有量更為集中，大部分中產階級只能從富人那裡租房。那麼，21世紀初和第一個十年末的寬鬆貨幣政策將會更嚴重地加劇財富分配不均。但這並不意味著任何東西，也不應該作為任何政策行動的基礎。
另一方面，一些關鍵的事情正在變化，財富分配不均在未來可能變得更加重要。正如經濟學家Piketty和Zucman的研究顯示，在經濟的「大穩健時期（80年代中期開始商業週期波動的減少）」，富裕國家的財富與收入之比已經大幅上升，這與該比率長期是保持穩定的傳統理論相衝突，也反映了更低的人口和生產率增速和更高的儲蓄率。
然而在美國該比率的變化就沒有這麼明顯了，美國的人口增長相對強勁，儲蓄率低——所以該比率上升得也沒有這麼明顯。然而，在自動化和資本比重不斷上升的年代，該比率的上升可能會變成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
儘管資產性收入怎麼說都是一種收入。相比財富的回報問題，人們對於財富分配不均的擔憂更多是由於資本稅和收入稅的不一致，這是一些進步人士一直擔憂的，也是一直以來輿論所宣揚的問題。
財富分配不均的重要性歸結於此。難以認為，這本身存在任何問題，因為財富分配不均在歷史上一直大約維持在這麼高的水平，在幾十年前幾乎沒有人認為這是個問題。認為嚴重的財富分配不均會引起更嚴重的財富分配不均，不僅只是假設性的結論，而且並沒有實際事實支持（雖然數字顯示最富有1%人群的財富與財富中位數之間的比值已經大幅上升）。
認為財富分配不均事關重要的另一個原因源自某些形式的收入分配不均，通常是資本增值的分配問題。這是形形色色貧富分化問題爭論的核心。雖然財富並非無關緊要的，但在一個社會認識到深層的安全網和教育體系更重要時，流量應該比存量更為要緊，我們應該對遺產的流動徵收，而不是收入，因為收入相對於資產的流動太微不足道了。
京東離亞馬遜多遠（一）：科技和零售公司的爭論
來源: http://new.iheima.com/detail/2014/0207/58416.html
除夕夜京東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了IPO申請後，國內媒體界差不多分成涇渭分明的看好和看衰兩派;整個春節期間因為京東IPO而硝煙彌漫：先是有知名記者因為“批評”京東被腦殘粉威脅，後來有科技媒體急不可耐地翻譯主題為“京東是下一個當當網”的稿件，再加上兩年前描寫淘寶腐敗的文章被重新翻出引發阿里人揣測陰謀論……作為中國兩大電商巨頭之一的京東，其上市前就早已是各方關註的焦點，在上市過程中被廣泛議論不足為奇;此次京東IPO，爭論的焦點不是京東能否成功上市，而是京東上市後能值多少錢?這個問題如果僅從公布的財務數據去分析，很難得到滿意的答案。京東要給資本市場巨大想象空間，所倚重的邏輯是：B2C是未來，而京東是中國B2C領域最強的玩家。確實，相對應C2C，B2C的份額在逐漸增大，兩年後B2C將超過C2C成為網購的主體;而天貓的B2B2C模式，由於目前缺少有效的倉儲物流做支撐，在服務和效率上要受限不少。京東要想證明B2C是未來，甚至不需要用到數據，只需對比一下美國的亞馬遜和eBay(前者更受資本市場青睞);顯然，京東在想方設法拉近和亞馬遜的概念，一旦資本市場相信京東將成為下一個亞馬遜，屆時再高的市值都會變得情有可原。問題是，京東離亞馬遜有多遠?京東有自己的強項，以不足10%的毛利率一直持續運營，2013年前三季度甚至還能盈利6000萬元(註：運營仍為虧損);而亞馬遜歷年的毛利率都在20%以上，但也經常性虧損。京東以低於亞馬遜10多個點的毛利率能做到虧損收窄，除了受益於中國人力成本較低外，自身在成本方面的把控能力確實值得稱贊。但成本把控能力強並不能為京東獲得太大溢價，很多線下零售商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亞馬遜獲得資本市場青睞，它的科技服務公司標簽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從營收上看，亞馬遜依然遠低於傳統零售大佬沃爾瑪，但在市值上目前亞馬遜1600億美元對應沃爾瑪2300億美元，相差並不遠。說亞馬遜是服務公司，2013年的745億美元營收里面，有18.2%(135億美元)是服務營收(第三方平臺Marketplace、倉儲物流服務FBA、數字出版KDP);說亞馬遜是科技公司，2013年亞馬遜AWS的營收規模在38億美元(數據來源於Macquarie);亞馬遜的互聯網廣告業務也被普遍看好成為下一個10億美元業務(2012年廣告業務營收6.1億美元，數據來源於EMarketer)。在服務上，京東和它的中國同行相比算做得相當不錯，京東以“正品+快速”的差異化競爭從淘寶的籠罩下殺出一條血路，最後一公里的自主配送確保了相對更好的服務;但以更苛刻的標準看，京東還稱不上是一家服務公司，其在服務質量和服務種類方面還明顯不足。京東也說自己是技術驅動的公司，而實際2013年前三季度京東在技術和內容方面的投入為6.88億，費用率為1.4%;同期亞馬遜的投入為47億美元，費用率為9.6%。客觀地講，京東在技術方面差亞馬遜還非常遠;當技術能力欠缺和技術投入不足時，技術難以驅動龐大的業務，靠人力驅動很多時候就被迫成為了選擇。從人員規模來看，到2013年底京東共有3.8萬名員工，而2013底亞馬遜的全職和兼職員工為11.7萬人;亞馬遜人員規模三倍於京東，營收六倍於京東。京東創始人劉強東做零售出身，亞馬遜創始人貝佐斯技術背景出身，創始人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兩家公司的不同。如果說亞馬遜和京東都是科技零售，但亞馬遜的科技成分顯然更多，京東的零售特性顯然更甚。亞馬遜的市值，有相當部分是靠AWS、KDP、FBA獲得溢價，它們背後正在撬動的是雲計算、數字出版、倉儲物流服務的巨大市場;作為一家技術驅動的公司，亞馬遜被認為能達到谷歌的高度。京東如果僅作為一家零售商+物流服務商，其想象空間將有限;如果其想成為亞馬遜一樣的科技服務公司，在技術方面的投入必須大力加碼。京東開展網絡零售晚亞馬遜將近9年，很容易用這個理由去解釋技術方面落後的原因;但是同樣，技術一日千里，長久這樣下去，京東技術方面落後亞馬遜的距離會更遠。
相關公司：
數據來自 創業項目庫
作者：黃淵普 | 編輯：weiyan | 責編：韋
實質審查落空 《服貿協議》爭論更難善了
|
| |
立法院內政等委員會三月十一日起審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但在朝野爭相杯葛議事，未有任何討論下，審查會主席、國民黨立委張慶忠卻喊出，將《服貿協議》送院會「存查」；未來院會只能行使同意權，無逐條審查空間。 在野黨批評此舉違反「立院逐條審查、逐條表決」的協商結論。國民黨則主張，《服貿協議》屬行政命令，應於院會交付審查後三個月內完成，逾期未完成即「自動生效」。 但就制度而言，依大法官第三二九號解釋文，條約、公約、協定附批准條款者應送立院審議。馬英九總統也曾說，將ＥＣＦＡ比照條約處理，牽連廣泛的《服貿協議》位階為何，至少該由大法官解釋。 就算將《服貿協議》視為行政命令，《立法院職權行使法》也規定，若命令被認定牴觸法律，或應以法律訂定，只要有十五名立委連署，即可再交付審查。即使《服貿協議》生效，未來也可不斷被審查、修改，與行政院長江宜樺宣稱的「我方無權修改」完全牴觸。 《服貿協議》爭議不斷，若經立法院實質審查，或可取得正當性，但執政黨以取巧方式強渡關山，不僅侵害民主精神，更已埋下無窮後患。 （鄭閔聲） |
| |
德意誌銀行內部爭論是否保留華夏銀行股份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532
在國內銀行不良資產規模擴大、違約零星爆發的背景下，德意誌銀行內部對於是否繼續持有華夏銀行股份發生了激烈爭執，華夏銀行股票有可能面臨拋售。
據路透社引述德國媒體稱，德意誌銀行重新考慮銀行服務全球布局之際，聯席執行長Anshu Jain反對繼續持有中國華夏銀行的股份。
WirtschaftsWoche雜誌援引監事會消息人士稱，Jain多次對持有華夏銀行近20%股份提出質疑。這些股份的價值約為16億歐元(18億美元)。
據該雜誌報導，華夏銀行被認為在缺乏未來前景之際吸收了過多的資本。
但該雜誌稱，德意誌銀行的零售與商業銀行業務主管Rainer Neske一直堅定支持投資華夏銀行。
德意誌銀行正在檢討業務模式，該行因涉嫌違規而面臨巨額罰款，還得面對行業監管日趨嚴格。由於獲利能力落後，德意誌銀行股票2014年在全球性投資銀行中表現最差。
德意誌銀行的一名發言人重申，戰略調整結果將在第二季公布，拒絕進一步置評。
2005年11月，華夏銀行與德意誌銀行簽署《全面長期戰略合作協議》，在技術支持、信用卡業務以及其他業務領域開展了戰略合作。雙方合作範圍包括技術支持與協調、信用卡業務合作及公司客戶、國際結算業務和貿易融資、本外幣資金業務、銀團貸款、國內結算業務、不良資產處置、網上銀行和電子商務、現金管理、市場研究、保險代理、資金產品代銷、基金相關業務、零售銀行（如財富管理業務）等合作。
此後，德意誌銀行數次增持，2010年5月德意誌銀行再度增持華夏銀行股份至19.99%的上限，一度有控股華夏銀行、將其變為一家外資銀行的情勢。
（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觀測中國走向的重要風向標——中國財長引爆大爭論
來源: http://www.gelonghui.com/portal.php?mod=view&aid=2338
本帖最後由 jiaweny 於 2015-5-1 09:30 編輯
觀測中國走向的重要風向標——中國財長引爆大爭論 作者：蘇原
一、引爆輿論的樓部長講話
24日晚，財政部長樓繼偉在清華大學舉行的“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論壇”上發表演講，因演講中涉及諸多重要政經話題，且提出許多有沖擊力的觀點，引發輿論關註。
清華官方網站顯示，清華中國經濟高層論壇，由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舉辦。樓繼偉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委員。
百度百科顯示，該委員會由50余位國際、國內知名企業的董事長、總裁或首席執行官，世界知名商學院院長，以及中國政府及財經部門的領導人組成。學院首任院長朱镕基擔任顧問委員會名譽主席。美國財政部長、高盛公司前首席執行官亨利·保爾森先生是顧問委員會的首任主席（2000年－2002年），英國BP集團前首席執行官約翰·布朗勛爵是顧問委員會的第二任主席（2003年－2007年），凱雷集團聯合創始人兼聯合首席執行官大衛·魯賓斯坦是現任主席。
樓繼偉此次演講沒有正式的演講稿對外發布。北鬥深度智庫（bdsdzk）通過整理網上報道的新聞和流傳的筆記，簡要梳理如下：
演講中，樓繼偉部長首先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特征，認為：“2007年是個拐點，這一年我們在討論《勞動合同法》。這部法律存在很多弊端：從2001年到2006年，農民工的工資年均增長率為6.7%；2007到2012年這一數字為12.7%，超過了勞動生產率，這種情況就會導致比較大的弊端。弊端在於：一方面，勞動力市場的雇傭靈活性降低了，即工人可以炒雇主，而雇主無權炒工人。推行集體談判是對的，但是提出了行業集體談判和區域集體談判卻是可怕的。”
接著，樓繼偉認為，上述弊端被08年四萬億的出臺掩蓋了。然而，四萬億刺激經濟之後，我國面臨經濟增速換擋期、老齡化、經濟結構調整陣痛期，全要素生產率下跌、生產過剩等問題，由此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要避免滑入這個陷阱，必須要做到如下幾點：減少對糧食的全方位補貼，鼓勵農產品進口，不要有戰爭思維，農業人口轉入非農；戶籍改革，自由遷徙；要保證靈活流動的勞動力市場，員工不能有行業和區域談判，不能與雇主強勢地談判，使工資增長低於勞動生產率增長；解除市場管制，要素流動尤其是土地，農地、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劃撥國有資本進入社保；保證開放的經濟環境；政府收入占比逐步提高等。
那麽，什麽是樓繼偉所理解的“中等收入陷阱”呢？
一個流傳的清華演講版本中記載，樓繼偉以拉美為例子，講述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1050美元到1200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們在中等偏上。是個停滯陷阱。”、“拉美在8000到10000停滯了很多年，四小龍也在停滯。”、“拉美的問題：經濟不開放，勞動力市場僵化，民粹主義。”
2013年，樓繼偉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發言，同樣以拉美為例子，對“中等收入陷阱”做出了自己的闡釋。他認為：“國家大力擴大開支，進行較大規模的再分配，但提取的財政收入較少，財政長期赤字，個人付出較少的努力享受更多的福利，從而國際收支赤字也會越來越大。但是天上不會掉餡餅，也沒有免費的午餐，這種方式最後要靠通貨膨脹來平衡，結果低收入人群和地區會更為困難，陷入一種惡性循環。一些拉美國家在歷史上就有這樣的例子，也就是所謂中等收入國家陷阱。”
樓繼偉的這些提法，在學界、輿論界引發一系列爭論，如：中等收入陷阱的提法是否成立？拉美是否因為高福利、重分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自由”、“開放”後，是否脫離了中等收入陷阱？糧食戰爭是否不存在？工人能不能聯合起來與雇主談判？等等。
二、圍繞樓繼偉演講的爭論
1.中立或者支持樓繼偉部長演講的觀點
@劉勝軍改革（以選擇性反腐推動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鼓吹者）重發以前的若幹條微博以支持樓繼偉，如：在利益集團抵制下，改革陷僵局。建議：借鑒商鞅變法以賞罰立信，大膽起用體制外改革人才，反腐重點關照不改革幹部，通過利益補償讓改革從零和博弈向帕雷托改進轉化，以思想解放促改革，以法治為改革的可持續機制。
@任誌強（憲政民主、軍隊國家化、私有化的鼓吹者）轉發新聞支持樓部長稱：問題很嚴重。
@Ft中文網（英國《金融時報》網站）：【寧高寧：為未來糧食進口打基礎】作為中國最大的國有糧食貿易公司，中糧集團正積極布局全球#糧食#主產區。@中糧COFCO 董事長寧高寧在《#高端視點#》欄目中透露，這是為中國未來糧食適度進口，提供一個更好的供應基礎。
@Marco_徐曉峰（主張國企私有化的大V）:樓部長是務實的。不能再掩耳盜鈴了，形勢並非一片大好，少唱贊歌多做事，加大改革力度。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途徑是簡政放權、大規模減稅減費、打破壟斷，別無他法。下得了決心嗎？
@克里斯托夫-金（獨立經濟學家）: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概念，新興市場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後，很快會奔向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了人均GDP3000美元時，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就會集中爆發，人均GDP無法突破1.1萬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此發展停滯期即陷阱。只要大開國門，招商引資，賤賣國資，從貧窮到溫飽都能做到，中國要躍為發達國家，人均收入得乘上8倍，39年高速增長中聚集的多重危機一一顯露，經濟瞬間逆轉的陷阱無所不在，經濟殖民化日趨嚴重，陷阱深不可測。
@屈宏斌（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未來5年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決戰期。要成功跨越，首先路徑要正確，日韓臺新成功經驗表明持續工業化城市化是正路，所幸這也是我們一直走的路，因此必須需要做的不是另辟蹊徑，而是要通過改革清除路障確保不從此路徑上脫軌。其次必須保持一定增長速度，才能成功跨越陷阱。
@葉檀（新自由主義財經評論家）：財政部長說，中國有一半以上的概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大實話，脫出中等收入陷阱是幸運，絕大部分法治、市場不健全的國家，基本上會踩進泥潭里。看看巴西這些國家。
此外，在傳統媒體中，搜狐財經刊登鄧新華的評論文章《樓繼偉說得好，但更重要的是做》，支持樓繼偉，該文要點為：
【1.那些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實只是跌入觀念的陷阱；2.這個觀念的陷阱就是，當經濟發展起來之後，更多的人傾向要福利、要工會、要產業轉型；3.如果要福利、要工會，才真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4.樓繼偉的難得在於，他主張全面改革、更靈活的勞動關系，降低社保費率、“多交多得”、減少農業補貼。】
鄧新華是人文經濟學會特約研究員，人文經濟學會是由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發起成立於2012年7月。
2.批判樓繼偉部長演講的觀點
@祝東力（著名學者）：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在胡扯。每個中等國家在世界中地位、產業結構、人口資源配比、國內政治狀況都千差萬別，不存在籠統的中收陷阱。高收入國也會長期停滯，最典型如日本，貧困國家更如此。高中低經濟體，既可持續增長，也會陷入停滯，具體問題需具體分析，一概而論就是忽悠。
@鄭彪（知名學者）：“中等收入陷阱”，還有類似的不少陷阱概念，其實都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陷阱，這個最大的陷阱，避而不談，而且高管中多有其信徒，老百姓都看出大尾巴狼的破綻了，還能忽悠幾天呢？“中美國”的嚴重性在於，不僅掐著中國的錢袋（財富），是否還掐著某些高官（如財金）的任命？終於，這一切似乎快到頭了。
@曹豫生（獨立學者）：中國樓財長說中國有50%的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看了樓的幾條措施後，我覺得他說的是真的，如果按照他的政策來，中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比例不止50%。
@巔峰倦客（前中國聯合商報河南記者站記者）：習總強調的是咱們的飯碗要端在咱自己手上，而且中央歷屆領導人都是如此反複強調強調再強調！樓部長，你這是端錯碗了呢，還是“有對抗性思維”？[汗]
@風雨曌（黑龍江文化產業投資控股集團總裁）：對於黑龍江，第二產業已經出現斷崖式下跌，相當於主發動機熄火，最具比較優勢的第一產業在國家新常態思維下還將面臨補貼減少和進口增加的雙重壓力（樓繼偉的話顯然不會是空穴來風），而基礎條件本就不夠豐厚的第三產業即便保持增長恐也是大勢推動下的自然表現。天，漸漸暖了，可經濟還是那麽冷。
@MRneoanderson（《盧瑟經濟學》作者）：這些年提拔的經管高層基本都信仰新自由主義。
@海波論經濟（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很喜歡，不隱晦自己是什麽人，為誰服務。人民幣貨幣主權黨，高端大工業黨，生態小農業黨，都是左翼，都不會同意樓部長。
@尹國明（左翼大V）：樓部長等美國基金會培訓過的官員，不但信奉新自由主義，而且和茅於軾水平相當，是支撐中國新自由主義經改路線的主要組織力量，這股力量能把任何改革部署導向新自由主義。其實，從厲以寧茅於軾劉勝軍成廟堂高參，就可目測經濟管理團隊的傾向和水平，中等收入陷阱正來自樓繼偉推崇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措施。
在微博界外，錘子之聲微信號發布署名趙德亮的文章《與財政部長樓繼偉先生商榷：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破土網接連發布評論性報道《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清華講話：為老板操碎了心》、署名黃河的文章《樓部長藥方：又見資本笑哪聞百姓哭》，還有署名張慧鵬的文章《“中等收入陷阱”？用勞工團結邁過去》，人民食物主權網也同時發布兩篇文章，一篇由嚴海蓉（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教授），張慧鵬，陳義媛聯名撰寫的《敢問樓繼偉部長：誰要跨過中等收入陷阱？誰需要糧食安全？》，另一篇文章是胡靖（(華南師大教授)）的《沒有了糧食安全，樓繼偉部長要怎麽跨陷阱？》。這些文章在微信圈、微博、論壇、qq群、傳統網站等媒體平臺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破土網幾篇評論文章的要點為：
【1.種糧收益“太高了”農民就不願意進城打工，因此補貼要減少，只有這樣才能讓農民放棄種田來到城市出賣自己的廉價勞動力，“人口紅利”就可以繼續維持；2.而“避免出現勞動者的聯合”是要禁止工人結社、組織工會與資本家進行談判，讓被日益頻繁的工人集體行動搞得焦頭爛額的‘企業家’們吃一劑定心丸；3.中國能否成功走向高收入行列，關鍵在於能否解決嚴重的城鄉和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解決收入差距懸殊問題；4.中等收入陷阱其實是個假問題。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發展經濟學的一個概念，背後是一套發展主義的邏輯。】
人民食物主權網嚴海蓉、胡靖等學者的文章主要針對糧食安全問題做出批判，要點為：
【1.樓部長的“新思維”直接挑戰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把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指示，間接挑戰了中央為糧食安全而堅守的十八億畝紅線的政策底線；
2.農業綜合補貼本身是普惠性的，對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有促進作用。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研究表明，我國自2002年開始陸續實行的各種農業補貼，對農戶糧食產量、糧食播種面積和資金投入都產生了顯著的正向影響，且農業補貼對貧困地區農戶糧食生產的正向影響更大；
3.歐美等發達國家，糧食生產均有每年數以百億美元、百億歐元計的補貼。農場主的補貼收入，甚至接近其總收入的一半；
4.中國大豆的進口，但實際上卻掩蓋了中國為此付出的巨大代價。大量的轉基因大豆進口，直接摧毀了中國的本土大豆的生產主權。中國大豆的整個油脂產業，從生產到加工、貿易，80%以上的環節都被外資控制住了；
5.當前中國經濟遭遇的是典型的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農民和農民工是中國最龐大的群體，問題在於農民和農民工的收入太低，無法提供“有效的”消費需求。因此，解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危機，不是像樓部長建議的消滅農村，壓低勞動力價格，恰恰是複興農村，增加農民和農民工收入，為制造業提供市場空間。】
此外，廖子光（曾任哈佛大學教授，洛克菲勒公司投資顧問）撰文評論稱：
【樓繼偉只是在重複李嘉圖觀察到的在歐洲工業革命早期的所謂“工資鐵律”。但亨利·福特證明李嘉圖是錯的，福特認識到，如果不給工人支付高工資，那麽工人就買不起自己生產的汽車，公司就會倒閉，所以他提高工資，實現了良性循環，為美國超越成為第一工業大國奠定了基礎。
當前的世界經濟秩序本質上是為向發達國家出口設計的，所以外資不需要提高中國國內工人的工資來提高有效需求。如果中國不提高工資，就永遠擺脫不了出口換美元的老路，因為國內需求永遠上不來，產品只能向海外找銷路，這是一個惡性循環。樓繼偉就是想繼續走壓低工資向美國等國家出口這一老路，但是這將帶來巨大的社會危機和環境危機，使中國真正陷入發展陷阱。】
3、圍繞“中等收入陷阱”而熱傳熱議的幾篇舊文
以上梳理的是輿論界中新發布的評論和文章。我們看到，跟著樓部長的演講一起火起來的，主要有“中等收入陷阱”、“拉美教訓”等命題的討論。有幾篇舊文重新在網絡熱傳。一篇是《南方周末》2013年的文章《怎樣才能長久地幫到窮人》，該文是2013年樓部長發表與“中等收入陷阱”的相關言論後，對樓部長的一篇支持文章，認為不能搞均等化福利，否則就會跟拉美一樣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另外三篇，一篇是學者侯峰的《誰在給中國挖一個“中等收入陷阱”？》，一篇學者江湧（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的《中等收入的“陷阱”為誰而設？》，一篇是拉美問題權威學者、中國社科院拉美研究所研究員徐世澄的《拉美有望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這幾篇文章論證了拉美踐行新自由主義導致兩極分化、去工業化和金融危機，進而才落入停滯，而放棄新自由主義則可以走出停滯。
《南方周末》的文章要點如下：
【1.不能承諾過多，不能搞均等化的福利，所謂均等化，必然意味著對吃財政飯的現有醫療住房方面的特權要削除。
2.中國有過教訓。想想朱镕基時代國企改革是何等艱難。為了收回政府對國企員工隱含承諾的終身雇用和子女接班特權（民企外企可沒有），全民付出極大代價。再走老路，再搞類似的大包大攬，納稅人受得了嗎？
3.阿根廷的教訓值得玩味。在20世紀初，阿根廷和美國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都吸納了大量歐洲移民，欣欣向榮。後來阿根廷推出種種反市場的措施，庇隆主義更是以社會正義、幫窮人為賣點，大搞政治與經濟民族主義及民粹主義，國有化、強化工會特權、大派福利和高築關稅壁壘等。1950年，阿根廷人均收入為前宗主國西班牙的兩倍；1975年，情況倒過來。一來一去相差四倍。阿根廷這樣幫到窮人嗎？不僅坑了窮人，還坑了整個國家。】
侯峰、江湧、徐世澄三篇文章的要點梳理如下：
【1.“中等收入陷阱”掩蓋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周期。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這些資本主義的先行者，在成長與發達過程中，並未遭遇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當今，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相關經濟學者所羅列的經濟停滯甚或倒退，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與經濟周期的必然。
2.世界銀行以及相關經濟學者，津津樂道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標本”就是拉美。但是，倘若拉美真的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那麽那個推手或牽引者，恰恰是世界銀行與IMF、美國自由主義學者。
3.1973年，智利皮諾切特將軍在美國的鼎力支持下發動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並殺死了阿連德總統，由此開啟了新自由主義的“偉大實驗”。新自由主義實踐的結果引致國家經濟災難，智利的人均收入增長不斷下降，直到80年代末才達到政變前的水平。在同時期拉美的國家治理上，只有另一個實施經濟自由主義國家——阿根廷比智利更加糟糕。在美國、世界銀行與IMF的全力策動下，80年代新自由主義近乎在拉美全面推廣，結果一塌糊塗!20世紀60、70年代的保護主義，實現的增長達到3.1%，然而自80年代實現新自由主義以來，增長率只有1.7%。拉美所遭遇的經濟困境，是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體系下，發展中國家致力於現代化所遭遇的困境，是實施自由主義政策的困境。
4、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源自於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馬來西亞、以及一些中東石油國家等，在20世紀70年代均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至今這些國家仍然掙紮在人均GDP幾千美元或過分依賴石油收入的發展階段。這些陷入困境的國家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是從沒有經濟學家或國際組織反思過他們的制度問題，其實這些國家和跳過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如日本、韓國的最大區別不是所有制上的差異，而是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能否掌握核心技術。反觀那些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一向老老實實按西方制定的遊戲規則玩，沒有一個國家掌握在國際市場具有競爭力，牽動本國經濟發展的產業核心技術，也便失去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機會。上世紀80年代起以美國為首，世界銀行與IMF的全力策動下，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全面推廣，其結果就是這些國家一起掉進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5、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顯示，現代化的關鍵與核心是工業化，由工業化帶來的收入潮水可以浮起所有的船(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語)。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的“獨門秘笈”在於，在保護主義下建立起相對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但是，發達國家或世界銀行、IMF在給發展中國家提供的現代化路線圖中，抽掉了工業化，或用自由主義下的工業化取代保護主義下的工業化。然而，在這個自由主義的“通衢”上，由發達國家設置路障，比17世紀萊茵河上的關卡還要多(這曾經是德國落後的重要原因)。發達國家通過各種技術專利、標準化坐收漁利，通過不合理的國際分工產業鏈、不平等貿易交換條件，占有發展中國家創造的財富。發展中國家越是努力，生產產品越多，自己所得越少，如此便有了“勤勞而不富裕”的困境。歷史反複證明，成功的工業化是一國發達(包括由中低收入邁向高收入)的關鍵，而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一個共同的典型特征代表，就是在這些國家出現了明顯的工業化進程的停滯抑或倒退，即“工業化不足”(未能建立起相對獨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抑或“工業國際化”(即由外資主導的工業化，跨國壟斷資本壟斷高端、高附加值制造，而本土企業釘死在低端、低附加值制造，或本身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代工制造)。更有甚者，連代工制造都難得一見，紛紛發展服務業、地產業、旅遊業，沒有基本的生產能力——財富的創造能力，只有所謂的價值創造能力，而價值的最終決定權依然為跨國資本所控制。
6、在“華盛頓共識”的系列政策組合中，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是必不可少的安排，其理論基礎是“金融深化可以促進經濟增長”。金融深化的顯著結果是經濟金融化——資產乃至債務證券化，如此使資產、財富可以流動起來。金融自由化最為關鍵的是國際化，本土金融市場與國際市場金融接軌，國際金融資本可以自由出入一國市場。由此，國際資本其實主要是美國的金融資本，在房地產市場、證券市場、外匯市場可以興風作浪，引發金融危機，借以巧取(買空賣空)豪奪(發動襲擊、制造危機)發展中國家辛苦積攢的財富。東南亞的“經濟增長——金融危機”為此做了最清晰也是最典型的闡釋。在危機發生後，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曾經痛斥這些國際投機資本為“國際強盜”，但是他似乎沒有指責引盜入室者。
7.拉美國家正在總結新自由主義為主導的經濟改革的經驗教訓，解決貧富差異懸殊，並重新確定和發揮政府的作用，加強金融安全，擴大國內需求等，近十年來，擺脫新自由主義模式後，拉美經濟出現了持續增長的好兆頭，初步展露出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曙光。2003年至2010年拉美年均增長率達5.3%，成為繼亞洲之後全球增長第二快的地區。拉美的貧困率呈下降趨勢，貧困率從2003年的43.9%（2.25億）下降到2011年的30.4%（1.74億）。從長遠來看，隨著拉美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的成功轉型，拉美實現集體性跨越的可能性加大。
8.只有遠離新自由主義，遠離資本主義體系，才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4.習近平:工人階級無足輕重的觀點錯誤有害
早在2015年4月9日，人民日報刊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3月21日）指出，要“推行集體協商”、“支持工會依法建立行業性、區域性勞動爭議調解組織”：
【推行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以非公有制企業為重點對象，依法推進工資集體協商，不斷擴大覆蓋面、增強實效性，形成反映人力資源市場供求關系和企業經濟效益的工資決定機制和正常增長機制。完善工資指導線制度，加快建立統一規範的企業薪酬調查和信息發布制度，為開展工資集體協商提供參考。推動企業與職工就工作條件、勞動定額、女職工特殊保護等開展集體協商，訂立集體合同。加強集體協商代表能力建設，提高協商水平。加強對集體協商過程的指導，督促企業和職工認真履行集體合同。
……大力推動鄉鎮（街道）、村（社區）依法建立勞動爭議調解組織，支持工會、商（協）會依法建立行業性、區域性勞動爭議調解組織。
……針對不同所有制企業，探索符合各自特點的職工代表大會形式、權限和職能。在中小企業集中的地方，可以建立區域性、行業性職工代表大會。
……深入推進區域性、行業性工會聯合會和縣（市、區）、鄉鎮（街道）、村（社區）、工業園區工會組織建設，健全產業工會組織體系。】
隨後，2015年4月28日，習近平在“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暨表彰全國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大會”的講話中，再次重申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意見》的基本精神，“要依法保障職工基本權益，健全勞動關系協調機制，及時正確處理勞動關系矛盾糾紛”，並強調“各級黨委要加強和改善對工會的領導，註重發揮工會組織的作用，及時研究解決工會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為工會工作創造更加有利的條件。”同年2月2日，習近平還曾指出，“要在全黨同誌特別是高級幹部中進一步重申，……任何人都不得違背黨中央的大政方針、搞“獨立王國”、自行其是，任何人都不得把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當兒戲”。
在上述慶祝五一的講話中，習近平還嚴肅指出，認為“工人階級越來越無足輕重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有害的”：
【我國工人階級是我們黨最堅實最可靠的階級基礎。我國工人階級從來都具有走在前列、勇挑重擔的光榮傳統，我國工人運動從來都同黨的中心任務緊密聯系在一起。在當代中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始終是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維護社會安定團結的根本力量。那種無視我國工人階級成長進步的觀點，那種無視我國工人階級主力軍作用的觀點，那種以為科技進步條件下工人階級越來越無足輕重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有害的。不論時代怎樣變遷，不論社會怎樣變化，我們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的根本方針都不能忘記、不能淡化，我國工人階級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動搖、不容忽視。】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夏小林撰寫《財政部長反"中共中央國務院意見"毫無道理》一文認為，樓繼偉部長在清華的演講是對中共中央國務院《意見》“說三道四”、“毫無道理”，該文要點為：
【1.實際上，中國勞動力市場的買方主導特征鮮明(類似“縱向壟斷”，或是薩繆爾遜說的“公司給你什麽就是什麽”的“壟斷”特征)，根本就不存在自由市場關系。而中小微企業及擁有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有幾千萬戶之多，其雇員約有2億，他們在空間上還高度分散。在這種“強資弱勞”和經濟小型化、分散化的大局下，再考慮到大多數雇主、雇員的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識薄弱，發展區域性、行業性工會及集體談判，是維護上億工人(及那些雇主)合法權益的唯一合理選擇。
2.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或所謂“華盛頓共識”是要求放棄勞動力市場規制、否定工會組織和集體談判。但是，滿世界推銷這一套的美國政府真在本國這麽做了嗎?財政部長自己對此都予以了否認的回答。那麽，為什麽中國的勞動力市場可以比美國或G7國家還要自由、任性呢?
3.所以，共產黨領導中國工會發展區域性、行業性工會和集體談判是符合國情的理性選擇。同時，這也是歐、美工會工作，特別是他們處理中小企業內部勞資關系的一種比較成功的歷史經驗，且早已獲得了歐美政府和法律(包括歐盟)的確認。】
三、風口浪尖之上：近年來圍繞樓繼偉的一系列爭論
以上是北鬥深度智庫（bdsdzk）梳理的是圍繞本次樓繼偉講話的一些爭論。
實際上，多年以來，圍繞樓繼偉的話題不斷，爭議不斷。
先簡單敘述一下樓繼偉的簡歷。1984年至1988年歷任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財金組主任科員、副組長（副處級），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物資經濟研究所成本價格室主任（正處級）。
中國經營報《“契約先生”樓繼偉》一文記載：
【在此期間，樓繼偉被時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朱镕基發現，並獲得他的賞識。在朱镕基出任上海市市長後不久，樓繼偉被任命為上海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背景下，樓繼偉被調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出任宏觀調控體制司司長。】
體改委歷史若再往前敘，搜狐財經2013年《誰來推動改革：還原“體改委”沈浮之路》記載：“1982年5月4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正式成立，由國務院總理趙ziyang兼主任。從此掀開了80年代轟轟烈烈的改革浪潮。”[4]
樓繼偉從體改委卸任後，1995年9月至1998年3月任貴州省副省長。
《“契約先生”樓繼偉》一文強調：【當朱镕基於1998年3月出任國務院總理後不久，樓繼偉再次被召回北京，出任財政部副部長、兼任黨組副書記，繼續主持財稅改革的工作。】
樓繼偉後來的履歷更加輝煌：
1998年3月至2007年2月，樓任財政部副部長、黨組副書記。
2007年2月至2007年9月，樓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正部長級）、機關黨組成員兼國家外匯投資公司籌備組組長。
2007年9月至2013年3月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2013年3月任財政部部長、黨組書記。
可能正是由於這一連串非同一般的履歷，多年以來樓繼偉一直是中國輿論場風口浪尖的敏感人物。下文北鬥深度智庫（bdsdzk）將對歷次事件進行梳理，和上文一樣，無論是對樓繼偉支持贊賞的還是否定批判的，筆者都按照中立原則客觀地進行總結和收錄。
1、長期推動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私有化並讓外資參與
據中新網2001年5月10日上海5月10日消息：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9日在上海指出，國有股減持已有百億元進帳，待規則完善後可推開進行，並考慮讓外資參與。他同時透露，一個完整的規則目前正在國務院的5個部門間簽署,簽署完畢經國務院批準後可進行更為廣泛的減持工作。他肯定地表示，在這一過程中將有國外投資者參加。
而據2014年06月30日華爾街見聞報道：據澳洲金融評論報（FinancialReview），中國最大的五家銀行有望允許外資增加持股比例，而國有持股比例將下降。澳洲金融評論報稱，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確認了國有減持的策略。中國五家最大銀行分別是，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交通銀行。 “（中國）在外資投資體制上將有變革特別是......有機會買入五家主要銀行”。 “從字里行間理解，他們的意思是準許大型機構入股”。中國此前曾允許外國投資機構購買中國大行的股份，但是數量相對較少。
2.審計署：樓繼偉任內中投對外投資的若幹虧損
樓繼偉出任中投董事長期間的爭議可謂是史無前例的。
2007年9月至2013年3月間，樓繼偉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2014年6月18日，國家審計署公布了對中投公司、中國銀行、農發行等金融單位2012年度審計結果。曝光了中投存在82億違規投資房地產等諸多問題。審計發現，中投公司境外投資管理不規範，對境內機構管控不到位，財務管理也比較薄弱。其中2008年至2013年間，中投公司境外投資中有6個損失項目、4個浮虧項目、2個面臨損失風險項目都存在問題。
中投年報顯示，在公開市場股票投資方面，美國依然是中投公司最大的投資區域。對外投資股票中，美國市場占到49.2%，非美國發達市場股票占27.8%，新興市場股票占23%。
《第一財經日報》隨後披露：
【目前已經知道的是中投公司投資黑石、摩根士丹利、貨幣基金ThePrimary Fund以及東京電力公司表現“失利”。2007年5月，中投公司斥資30億美元以每股29.605美元買入黑石無投票權的股份，持股比例近10%。黑石完成IPO之後，金融危機突至，黑石股價即陷入長期低迷。中投公司的投資也長期處於浮虧狀態。2007年12月，中投公司斥資50多億美元購買摩根士丹利發行的可轉換債。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摩根士丹利股價暴跌。為了攤薄成本，2009年中投公司對摩根士丹利繼續增持。2010年，中投公司以大大低於轉股價的價格減持了股份。此外，中投還曾在美國出資50多億美元購入一只貨幣基金，最終也因為跌破凈值而清盤。在2011年，中投公司被媒體披露間接參股了因日本地震和核電事故而虧損巨大的東京電力公司稱其投資總額約為359億日元(約30億元人民幣)。】
3.“協助黑石掠奪中國財富”還是“眼光長遠”？
上述《第一財經》報道了2007年樓繼偉中投投資黑石集團的失利，這在2007年引發激烈的爭論。持批評態度的一方認為樓繼偉是“協助黑石掠奪中國財富”，而持支持態度的一方則認為樓繼偉此舉是眼光長遠。
經濟學家曹建海持批評態度，他在《南風窗》上發表的題為《黑石集團：專為中國政府下的蛋》的文章，文中要點為：
【1.9月２９日宣告成立的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尚在上半年的籌備過程時，就已迅速出手投資入股美國黑石集團。
2.隨著美國黑石集團在中國的迅速橫空出世，讓國人充分領略了私人股權投資基金步步為營、蠶食中國國有資產的巨大威力。8月中下旬，美國黑石集團董事長兼ceo施瓦茨曼一行訪問中國。8月14日下午，國務院國資委副主任李偉在北京會見施瓦茨曼，李偉就黑石集團與中央企業的戰略合作談了意見。9月10日，黑石集團聲明將註資6億美元認購藍星集團20％的股份，藍星集團將變更為外商投資的股份有限公司。
3.種種跡象表明，黑石ipo是華爾街資本集團貪婪本性的集中體現。然而更壞的消息在於，黑石上市這一事件本身發生的背景，連同美國次級債危機，標誌著美國資本市場將迎來一個衰落周期。
4.考慮到對沖基金根本不能創造實體經濟價值，中國投資黑石然後黑石再投資中國，不論主觀動機如何，它的客觀效果，實際上就是協助黑石集團掠奪中國財富，最後體現為黑石集團賬面盈利或股價攀升。】
而《南方周末》則持支持態度。2008年，南方周末《【拯救美國】次級債帶來餡餅還是陷阱》一文則認為指責中投是“散戶所為”，該文要點為：
【1.聯訊證券首席分析師文國慶則指責中投完全是“散戶所為”： “中投作為政府的主權基金，直接體現政府意誌，它應該具備戰略眼光，把出發點放在改善中國經濟結構的不平衡上，而不應該以提高外匯收益率為目標，像散戶一樣在市場上去追逐短期利潤。”
2.新加坡投資公司是中投學習的典範。成立於1981年的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雖然歷經國際金融市場的多次動蕩，在其成立的26年中，仍然取得了年均9.5％的不菲回報。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副主席陳慶炎表示，政府投資公司首先關註的是風險問題，如果風險可以接受，才會著眼於回報率。而如果不承擔風險，就什麽都不必做了。
3.而此前，面對市場對中投公司的指責，中投公司也曾如此反唇相譏：那些批評我們的人並不了解內情，也不具備長遠眼光。】
在這場投資黑石的爭論過去三年後，《華夏時報》一篇《中投投資黑石三年浮虧超60%黑石投資中國三年賺100%》的文章當中報道：
【至今年8月5日收盤，黑石集團股價為11.51美元，在3年多的時間里，這筆30億美元的投資浮虧仍超過60%約18億美元。
黑石集團除了沒能積極讓中投公司的30億美元“解套”外，但在中國市場上無論是引資募資還是在尋找項目積極投資等方面都顯得遊刃有余。借助中投的“東風”，黑石集團從2007年開始，入股藍星集團、買入上海商務樓、打造壽光物流園，甚至設立中國大陸基金，吸引包括社保基金的關註等幾乎都是順水順風。
或許對於黑石集團來說，借著中投的名氣，將來甚至是借著社保基金的名氣，它在中國版圖上的擴張才剛剛開始。】
4.註資摩根士丹利：“解圍救火”還是“賺了三筆”？
上面《第一財經》的報道還提到，樓繼偉的中投2007年底投資摩根士丹利失利。對此持批評態度的認為這是替摩根士丹利解圍救火，相反，對此持支持態度的一方則認為這筆投資不能僅看賬面收益，實際是贏得了“感情賬”、“經驗賬”和“安全賬”。
《商務周刊》2008年一篇題為《聖誕老人樓繼偉》的文章認為樓繼偉替摩根士丹利解圍，文章要點為：
【1.在摩根士丹利蒙受慘重的次貸損失後，中投公司2007年12月19日的這次註資，將為大摩的資產負債表提供支撐。在美聯儲主席伯克南都無法看到底的次貸危機中，大摩94億美元的減記是否清理幹凈了自己的風險，還是一個未知數，因此，很多專家認為，中投公司出演“救火英雄”的可能性遠大於“坐收河蚌相爭之利”的“漁翁”。
2.英國《金融時報》寫到，“這只基金拿出了50億美元，甚至都沒索要一個董事會席位作為回報。”美國總統布什12月20日也表示，他本人樂意看到外國資本幫助支持美國金融機構。這里面有一個關鍵原因就是，10%的股權比例是外國資本收購美國企業的“高壓線”，低於10%被認為是被動投資，不會對美國企業的未來商業計劃和運作有控制能力，也不需要接受美國政府的審查。中投公司顯然在這方面下了工夫，甚至不惜主動放棄股東表決權。
3.師從金融大師麥金農的曹紅輝表示擔心，“這將不利於中投保障自己作為第二大股東的基本權益”而且，他也不認為目前進入金融市場的股權購並領域是一個好主意，“中投應在發達國家購買具有豐富物理網點資源的公司，比如萬事達、沃爾瑪等，這樣我們可以將中國的產品推到國際市場。而金融業的網點也可幫助國內商業銀行進行海外擴張”。】
中投投資摩根到底是虧了還是賺了？2007年國際金融報刊出一篇題為《中投入股摩根士丹利的生意經：算三筆帳都賺了》的文章，該文則認為賺了三筆賬：
【1. “感情賬”。正所謂“患難見真情”，在患難“結交”的百仕通、摩根士丹利，使我國在國際舞臺面對歐美施壓之時，無形中增加了友善聲援的可能性。
2. “經驗賬”。在同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合作的同時，我們可以學習到這些金融機構的文化氛圍、思維方式、對話手段與操作技巧，即使沒有主動管理決策權，也值得為這些個“第一次親密接觸”而舉杯。
3. “安全賬”。我們可以在第一時間感知次貸危機的“風吹草動”，在第一時間拉響警報，危機未到便能豎起堅固的防火墻。】
如上，圍繞樓繼偉在中投的投資經歷，一直是輿論熱議的焦點，未有定論。
5.里根是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
除了在中投的投資經歷，如同本次的清華演講，樓繼偉以往的一些觀點主張也都屢次引發過爭論。
2004年2月17日《參考消息》登載了一篇文章：《里根經濟學登陸中國》。該文轉載了美國《亞洲華爾街日報》和法國《費加羅報》的兩篇報道，內容是樓繼偉向美國透露我國稅制改革的計劃。外媒報道，關於把33%的企業所得稅率降到中外資企業“24%到28%”的統一稅率，稅改的“主要設計師”樓繼偉表示：“這很像里根經濟理論”、“我們希望給予企業而不是政府更加充分的自由”、“這種徹底放棄毛澤東時代計劃和統管模式的經濟政策源於羅納德·里根”。
在2014年天則雙周論壇《財稅改革與國家治理》上，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柯華慶表達了對樓繼偉財當年稅改革思路的肯定：
【據我讀樓繼偉的著作，他也非常強調所謂現代財政制度，並且他的觀念更多是美國的財稅體制思路。】
任誌強（憲政、軍隊國家化的支持者）在2014年接受紙牌屋訪談時，也表達了對樓繼偉里根式減稅思路的支持：
【比如這次樓繼偉提了落實擴大營改增和整體經濟“減稅”問題，而我們看上一屆政府，謝旭人幾時提過稅制改革中“減稅”嗎？從來沒有。所以最難啃的骨頭不在於我們看到的矛盾，而在於去解決一些實實在在的問題。說動利益比動靈魂難，那是因為你不敢動。
當時我們可以看到英國、美國都是里根和撒切爾時期進行最多的改革，所以撒切爾下臺了。但是她下臺之前實際上做出來一些事情讓後面所有人受益。所以在里根和撒切爾去世的時候，這兩個人是比歷屆都受到社會尊敬的人。】
不過，對於樓繼偉的主張，學者“信言不美”有不同的看法，要點如下：
【1.眾所周知，前美國總統里根只不過是個二流演員，並非什麽經濟學家。所謂“里根經濟理論”也只不過是美國供給學派領軍人物拉弗和費爾德斯坦等的一整套新自由主義理論，其原源是老自由主義者薩伊的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謬論。現在即使在美國，“里根經濟理論”也早已式微，備受詬病了。
2.在政策實踐上，里根的減稅政策是一項大規模的劫貧濟富政策，其所創造的財政赤字比美國開國以來歷屆總統所創造的財政赤字的總和還要大。
3.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樓先生竟然說：“徹底放棄毛澤東時代計劃和統管模式的經濟政策源於羅納德·里根”。這就等於說我國實行市場經濟政策不是源於鄧小平等人，而是“源於羅納德·里根”。全世界恐怕只有樓先生一個人才能說出這種話來。全世界都知道，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市場經濟體制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例如與公有制為主體等緊密聯系的。難道我國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成分也是“源於羅納德·里根”？這根本不符合事實。
4.假設樓先生認為，市場經濟只能建立在私有制經濟基礎上，而不能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社會主義這個定語是多余的。由此可以得出樓先生的結論：“徹底放棄毛澤東時代計劃和統管模式的經濟政策源於羅納德·里根”。假設這個論點成立，那麽它正好證明“里根經濟理論”是一種和平演變中國的意識形態，那麽樓先生為什麽要贊賞它？】
6.圍繞“華盛頓共識”的爭議
除了欣賞里根引起了激烈的爭論，2005年，樓繼偉贊賞華盛頓共識的言論也頗有爭議。
2005年第23期《比較》雜誌登載了樓先生的一篇文章：《改革是資源配置制度的整體躍進——關於中俄改革與發展的比較》。樓繼偉說：“批判‘華盛頓共識’，並不是說其精髓——以市場配置資源和宏觀穩定就錯了。從宏觀經濟穩定、市場化和對外開放這三條來看，‘華盛頓共識’所包含的一些經濟學基本原理在中國的改革中起了作用，也是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接著他以較大篇幅論述了我國改革實踐中實施了“華盛頓共識”的“三條”：“第一，中國的宏觀經濟比較穩定，…… 第二，市場化取得長足的進展。…… 第三，中國的經濟是開放的，……”。
學者奚兆永和信言不美均不認同樓繼偉贊賞華盛頓共識的這些說法，他們撰文批駁，要點為：
【1.“華盛頓共識”的經濟學基礎是以哈耶克、弗里德曼、拉弗、盧卡斯等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那麽樓先生為什麽要回避新自由主義呢？
2.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美國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的實踐表明，其出發點是美國的利益，並不符合各國的國情，無論在哪里，它都沒有取得成功。
3.經過樓先生這樣包裝，“華盛頓共識”就變得有益無害了。然而，“華盛頓共識”的基本內容是：市場非調控化，國有企業私有化，商品和資本流動的自由化，以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為惟一內容的經濟穩定計劃。為什麽樓先生要對“華盛頓共識”隱惡揚善？
4.鄧小平、江澤民均指出，改革開放要發展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產生資產階級，因此，從總體上說，以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和政府最小化為主要內容的新自由主義理論作基礎的“華盛頓共識”是不可能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的。樓繼偉先生把“華盛頓共識”說成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成功的基本因素”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7.“中情局打開中國國務院大門”PK“坦誠專業”的“改革派”
多年以來，網上網下對樓繼偉的質疑還基於國安部的一份報告。國家安全部1989年6月的報告《關於美國等國際政治勢力對我國的思想與政治滲透的報告》中第一節的第三小節“千方百計把觸角伸向中國高層領導”中提到：
【美國經常以訪問學者的名義，邀請體改委系統的人去美國訪問。一九八八年，體改委系統就有十二人安排訪美，成行十一人。美駐華使館那名中央情報局的特務，在推薦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樓繼偉訪美時寫道：邀請樓訪美有助於打開中國國務院神奇的至今尚未打開的大門。】
從這份報告看，早在八十年代樓繼偉就已經是頻遭攻擊的敏感人物。
不過，對立面的輿論則強調樓繼偉是一個“坦誠專業”的人。在財新博客的官方博客中，有一篇題為《李克強沒說的話樓繼偉都說了》的文章，該文盛贊樓繼偉“坦誠專業”、“敬畏人民的知情權”稱：
【在中共部級幹部里，財政部長樓繼偉是個性比較突出的一個，這與其成長環境和學術背景有關。因為自信和開放，樓繼偉回答問題就坦誠專業，而不是繞來繞去“講政治”。……樓繼偉調侃說，他除了帶副部長做助手，還帶了一個大包，里面裝滿了材料，準備回答各種問題。雖然是玩笑話，但這一點應該得到肯定，這體現了高級官員的敬畏心理，既敬畏專業責任，也敬畏人民的知情權。】
被美國大為贊賞的中國自由主義勢力喉舌《南方周末》2013年《內閣圖譜》一文中，也盛贊樓繼偉：
【“學者型官員”樓繼偉，另一個標簽是“改革派”。】
無可爭辯的事實是，自90年代以來，樓繼偉在爭議中依然步步高升、在中國經濟改革中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毫無疑問，一定程度上說，樓繼偉已經成了一個符號，一個標誌，樓繼偉的系列觀點是否能夠像以往那樣繼續主導中國改革，樓繼偉的“官運”如何，都將成為觀測未來中國戰略走向的一個重要風向標。
來源：北鬥深度智庫
|
今日頭條PK艾瑞：數據機構和企業為何總是爭論不休？
來源: http://www.iheima.com/space/2016/0205/154181.shtml
導讀 : 為什麽大家信任奧斯卡？因為它有自己的品牌，人們相信它，數據機構也是如此。但數據機構需要自律。
放假了，我們還是迎來了羊年最後一次撕逼：今日頭條和艾瑞。
今日頭條指責艾瑞的一則報告嚴重不符合事實，並與艾瑞終止一切合作。在這份報告中，今日頭條日活躍用戶（DAU）這一考量移動App最關鍵的指標不到騰訊新聞二分之一，低於鳳凰網旗下的興趣類客戶端一點資訊，為967.99萬。而在TalkingData、TrustData、QuestMobile等機構的數據中，今日頭條DAU超過3千萬。正是因為這一巨大的出入讓今日頭條高管震怒，並公開投訴艾瑞、宣布與之終止合作，有意思的是，去年今日頭條還拿到了艾瑞頒發的一個獎項…
在數據這件事情上，中國的數據機構與企業之間，或者企業與企業之間一直都處於這樣的狀態：一份報告出爐，某項指標第一、第二、第三之類的排序明確之後，企業要麽會質疑數據機構統計數據的方法、結果或者動機，要麽質疑競爭對手與數據機構『合作』進而導致數據不公平。
類似的爭議還發生在搜索、電商、地圖、視頻、音樂、輸入法、應用分發、外賣、電影票、機票諸多業務之中…如果一個領域沒有數據之爭，只有兩種可能：一是這個行業太小了，數據機構報告都不屑於出；二是這個行業差距太大了，你看過誰去跟微信或手Q爭社交老大嗎？
不過，行業差距大並不意味著不會有數據之爭，君不見搜索引擎領域，百度、搜狗和360的市場份額總是有『幾本賬』嗎？大家對自己的市場份額是否絕對壟斷，與老二、老三的差距，還是非常care的。
為什麽互聯網企業這麽在乎數據呢？運動員需要裁判。
數據證明自己的實力，這會影響到公司融資、股價，會影響到廣告主投放決策…就是說，數據事關利益。但一個公司，哪怕是大公司，自己站出來說有多少數據，總會有人來質疑你：每一次阿里巴巴雙十一結束後的數據總會有人說里面有多少是刷的，小米每一次公布手機銷量之後都會有人說里面有多少水分……這就需要『第三方中立、權威、專業』機構來證言了，所以就誕生了『第三方數據咨詢機構』這個商業模式。
為什麽數據機構與企業之間的糾紛一直不停歇呢？原因主要在這里：
第一，數據機構的結果如何得來的本身不夠透明。
說某家公司市場份額這麽多，使用時長這麽多，是如何得出結論的？如果是抽樣調查，樣本選擇是否科學；如果是自動化工具，覆蓋用戶是否足夠大，原始數據和數據統計過程是否有漏洞…這些都是企業可能會質疑的點，所以數據源來自哪里，如何統計的，方法論，都要足夠透明，經得起第四方、第五方的檢驗才有說服力。
第二，機構要數據與企業商業機密之間的矛盾。
第三方機構如果想要基於原始數據而不是抽樣調研去做報告，就必須想辦法拿到數據。但是，這些數據在企業或者少數平臺手里，例如Android系統、友盟開發者平臺，這些平臺也在基於數據做報告或者不做報告，不大可能分享給第三方機構。現在數據機構為了做報告也開發了接口，但企業不一定願意接入。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數據統計更難了，大家都知道的『信息孤島效應』，App是一個封閉的體系，它自己最清楚數據情況。如果涉及到交易額之類的機密數據就更難公開了。現在數據機構希望與企業合作去拿到數據，但企業因為自身考量又不一定開放數據出來，這就是矛盾。
一個形象的比喻就是，一個男人被『某機構』發布報告說你性能力不如另一個男人，但這個男人又不大可能或者不願意證明給大家看，所以最後就只能嘴巴扯皮了……
第三，假如數據開放出來，又有一個『刷數據』問題。
在微信公眾賬號沒有開放『閱讀數』的時候，是沒有『刷閱讀數』這門生意的，現在有了。同樣，App Store上有龐大的刷榜生意。如果榜單和數據會影響利益，就會有人去給數據註水。所以就算某數據機構拿到了各個應用的全量數據，這些數據究竟有沒有水分，企業究竟有沒有給自己的數據註水，又是一個大家要扯皮的事情，而這一點，企業是永遠無法自證清白的。
第四、不同機構數據指標口徑嚴重不統一的問題。
在過去一年發生了許多大公司合並案例，並且經常出現合並之後，兩家公司市場份額加起來大於100%甚至200%的情況…這是因為之前兩家公司可能找了不同的數據機構做報告，並且，這些報告采取了不同口徑：有的統計的是滲透率，有的是用戶市場份額，有的是活躍用戶份額…總之，五花八門的指標讓人眼花繚亂，精細化的統計並不是沒有必要，但很多時候數據機構是為了給企業做一份能夠拿到『第一』的報告而努力設計指標，結果就是，A企業用數學去跟B企業比語文，大家根本就不是在對比同一個指標。『第一』『第二』『第三』已經讓企業著魔了……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因為市場需要。
有企業不care數據嗎？當然是有的，比如蘋果，你去做一份報告說它在智能手機排名最後一位，人家也不care；再比如微信，它說日活躍是多少，也沒多少人會質疑。這些企業沒有『數據』的煩惱，處在一個很安逸的狀態。但大部分企業都是要努力奮鬥，去追逐數據和名次，所以當張一鳴說『以後都不會給數據機構給錢』時，有人說張一鳴何必呢，畢竟今日頭條還沒到微信這個level——今日頭條自認為到了，張一鳴說『我們自己就是數據公司，我們更清楚行業數據』。
數據機構和企業之間的問題很多是無法解決的，例如『數據註水』問題，再就是企業為何要把數據給到機構審計？當然，像指標口徑統一、統計方法論更透明這類問題，是可以解決的，只是利益攸關，也沒那麽容易。
我想這個問題最切合實際的，還是要靠數據機構自律，如果只有一家數據機構，行業的選擇太少，但如果有許多數據機構，如果你數據總是不靠譜，品牌沒了、數據也沒人信了，大家會選擇去相信有品牌的數據機構。就好像電影評獎，為什麽大家信任奧斯卡？因為它有自己的品牌，人們相信它。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羅超，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
提標爭論背後的千億賬本汙水處理廠被“妖魔化”了嗎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16760
（農健/圖）
汙水處理廠的修標工作，演變成為業界大爭論。支持者認為不提標，汙水處理廠難治汙；反對者則認為非治本之策，這反而會增加財政與企業負擔。
業界另外的擔憂是，公眾誤讀汙水處理廠。提標之爭以及一些汙水處理廠日常的超標事實，讓汙水處理廠漸有排汙大戶的“罪名”。
“汙水處理廠正在被妖魔化。”面對南方周末記者的提問，珠海水務集團副總經理方曄給出了肯定的回答。這樣的觀點也得到一些汙水處理廠業內人士的認同。
業內人士認為的“妖魔化”，出自2016年2月一家媒體評論文章《汙水處理廠為何不治汙》：“以治理汙染為本職的汙水處理廠，竟然成了超標排汙大戶。而治本之策，在於提高汙水處理廠汙染物排放標準。”文章點出了提標問題。
為反駁上述文章，中國環境科學院原副院長夏青在個人微信公眾號上連發三篇評論，認為“提高排放標準不是治本之策”。反駁文章在環保圈內大量轉發，成一時熱點。
緊隨其後，一份信函被遞送到環保部主要領導的案前，此信出自一家環保企業。“汙水處理廠建在哪，排汙就在哪，哪里就會形成黑臭水體。標準不提高，全國大規模治理黑臭水體的行動恐怕會變成一場勞民傷財、無功而返的運動。”上述信函寫道。
自此，一場大規模的“提標”爭論在行業內掀起。
截至目前，汙水處理廠排放標準提升已經完成公開征求意見階段，相關意見已匯總至標準修訂者，等待環保部會議討論通過。
“提標”大爭論
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夏青大膽預測：“這個城鎮汙水處理廠排放標準征求意見稿一定不會被環保部會議通過。”
之所以這樣判斷，是源於夏青對持不同觀點者的分析：“這種贊成使用一刀切的辦法，一味進行提標的人，從人數上看，目前在環保系統中並不占大多數。”而且，“與環境質量為核心的管理體系相左”。
2015年11月4日，環保部發布了新修訂的《城鎮汙水處理廠汙染物排放標準》征求意見稿，向國家發改委、中國科學院、碧水源等39家政府部門及企事業單位征求意見。征求意見稿提到：自2016年7月1日起,新建城鎮汙水處理廠執行一級A標準；自2018年1月1日起，敏感區域內的現有城鎮汙水處理廠執行一級A標準。
而之前的標準是，僅當汙水處理廠出水引入稀釋能力較小的河湖作為城鎮景觀用水，以及作為一般回用水等用途時，執行一級A。除此之外，汙水處理廠的出水根據不同排入水域的功能類別，執行一級B到三級標準。這一標準自2002年制定發布，沿用至今。出水汙染控制項目包括化學需氧量（COD）、懸浮物、總磷、總氮等。級別越高，出水水質則越好。
“汙水處理系統有多個問題，標準只是其中之一。而相比之下，更大的問題則在於汙水處理系統落後。汙水收集不上來，標準再提高，河道如何幹凈？”上海市政工程設計研究總院總工程師張辰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和張辰持相同觀點反對汙水處理廠提標的，在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中占絕大多數。“真正汙染是多年來工、農業和生活汙水直排累積造成的，把直排的、偷排的問題解決了，汙水處理廠絕對不用提標。”方曄亦表示。此前標準的制定已經充分考慮了環境容量問題，而且應根據各地實際在國家統籌的前提下強化地方標準，不應該全國一刀切。
對此，碧水源常務副總裁何願平則有不同觀點：“拿汙水收集管道說事，跑冒滴漏，這並不是理由。汙水收集系統不完善和排放提標二者是不矛盾的，為何要放在一起說？”
“現在一級A還是劣五類水，水體喪失了循環的功能，就是一潭汙水。”何願平說。例如，從COD濃度來看，一級A的數值為50mg/L，而被視為汙濁的地表五類水，按照《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COD也不能高於40mg/L。如果這樣進行數值比較，按一級A標準處理後的水，確實比地表五類水還差些。
“這就是說，汙水處理廠達標排放的大量汙水，仍可能是超出人們預想的劣五類水！”人民日報上述評論總結。
對此，北控水務集團技術總監賈立敏則並不認同，原因是這樣的對比忽略了水體的自凈能力。而這兩個水的標準，一個屬於質量標準，一個是排放標準。賈立敏認為不能將二者混為一談。
更進一步講，如果將新建汙水處理廠標準都提升至一級A，資金方面將會存在巨大缺口。
千億市場的賬本
同樣關註到汙水處理廠提標的還有金融機構。
據《金融投資報》分析，提標將打開千億市場。並預判，未來汙水處理費用還將存在較大的上漲空間。該媒體援引環保部的測算，未來汙水處理改造和新建投資將達到1326億元，年運營費用656億元。
住建部城鎮汙水處理廠實時管理系統的數據也顯示著巨大市場空間：截至2015年6月底，全國城鎮累計建成汙水處理廠3802座，其中一級A項目僅860個。
“標準提升，無疑會擴大環保設備生產企業的市場規模。對他們有利，這些企業自然會支持提標。”方曄表示，“而問題在於，政府財政目前是否有能力對此埋單？”
“標準制定要考慮地方經濟的承受能力。在經濟發達的珠海尚且有財政承受不起的時候，其他一些欠發達地方則更不用說了。”方曄說。
業內文獻普遍引用的一個“賬單”是：一個汙水處理廠從一級B排放標準到一級A排放標準的追加投資，等於該處理廠原始投資成本的50%-70%。以一座平均處理能力為4萬立方米/日的汙水處理廠為例，一級B汙水處理廠基礎建設投資約為6000萬-8000萬元，其升至一級A的追加資本為3000萬-5600萬元。
這樣的成本測算也得到了桑德集團董事長文一波的認同。
“企業為了達到新的更嚴格的標準，投入的資金會增加，運營成本也會大量提高。而這之後，會涉及和當地政府就新的汙水處理費談判的問題。於是，標準提升，將會帶來的是整個現有運營格局的打破。”賈立敏認為。
“由於政府自身財力所限，企業的提價要求未必會如願以償。”北控水務運營著規模龐大的汙水處理廠。賈立敏表示，在一些地方標準提升的過程中，這種雙方談不攏的情況並不少見。而如果實在談不攏，接下來面臨的可能就是退出。“既然做不成，那我就退出不做了，換別人來做。這種情況也有發生。”
何願平不贊同上述觀點：“保守派認為沒錢。那我們為什麽就有錢做其它的？環保問題隨著GDP增長而產生。GDP發展帶來了稅收，為什麽就沒有資金投入環境保護？”
何願平做了這樣的測算：國家目前每天產生城鎮汙水約1.7億噸，如果全部提標，按每噸增加成本0.2-0.3元， 一年整個國家需要多花100多億，而將帶來一個好的環境與水循環效應，這個賬是算得過去的。
“持反對觀點的人，都多多少少涉及自身利益。在環保行業，依然是保守派力量大。他們缺乏資金、技術、實力，總是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場上說話，阻礙著提標工作的推進。”何願平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夏青對此則表示：“有先進技術的企業要把自己的生意做大，無可非議。但是將自身技術跟排放標準提標聯系起來造與論，不符合企業社會責任。”
十三年未修標
關於汙水處理廠國家標準的修訂，最近的政策指導可見於《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即“水十條”）。其中提到：修訂城鎮汙水處理汙染物排放標準。敏感區域城鎮汙水處理設施應於2017年底前全面達到一級A排放標準。
《城鎮汙水處理廠汙染物排放標準》（GB18918-2002）最早於2002年12月24日發布，至今已逾13年。“標準自出臺至今，汙水處理量增長了多少？經濟總量增加了多少？所以經歷了十余年的巨變，標準也應該進行相應提升。”何願平說。
根據住建部的統計數據，2002年標準剛發布時，我國汙水處理能力約為3700萬立方米/日，到2015年6月底，這一數字已增長至1.61億立方米/日。而這期間，國家標準並無變化。
據夏青回憶，全國範圍內的汙水處理廠提標改造工作，始於2007年太湖藍藻事件的爆發，此次事件直接推動了各地規模龐大的提標改造工程開展。
為解決太湖的汙染問題，當年緊急出臺了《太湖地區城鎮汙水處理廠及重點工業行業主要水汙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提到：將太湖流域的汙水處理廠出水排放標準由一級B提升為一級A。隨後，提標改造工作在一些對水環境質量要求嚴格的地方開始實施。
例如地處太湖流域的江蘇無錫。2010年改造工作完成之後，主城區汙水處理率達到95%以上，汙水處理廠出水水質達到一級A標準，由於汙水處理標準的提高，進入太湖的氮磷汙染物大大減少，對防治藍藻問題作出貢獻。
不管怎樣，這僅僅是地方的自選動作。地方是否執行更為嚴格的標準，取決於當地決策部門的政績觀。在夏青看來，隨著中央日益重視環境問題，這樣的觀念正在各個地方逐漸形成。因此，地方自選動作完全可以實現標準更嚴。
隨著更嚴格的地方標準逐漸實施，以及“水十條”的要求，修訂國家標準的事情在2014至2015年終於開始醞釀，其間經歷了大約三次提標工作。據賈立敏回憶，現在的征求意見稿，和過去每次提標工作提的方案，有所不同。
南方周末記者致函負責本次修訂標準起草工作的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然而截至發稿，仍未得到回複。
“妖魔化”背後的真問題
方曄所認為的“妖魔化”汙水處理廠現象，既來自於行業外，也存在於部分業內人士。
“什麽是妖魔化？把地表水和汙水處理廠排汙的幾個指標拿來進行簡單對比，得出差於五類水的結論來誤導人們，這就是妖魔化。”方曄說。於是，汙水處理廠被扣上了“排汙元兇”的帽子。
越多的人認同“汙水處理廠排汙”的說法，汙水處理廠排放提標就會得到越多人的贊同。“如果標準提高真是能解決汙染問題，那貴點也無妨。而如果水汙染問題並未得到解決，結果則是浪費了大量納稅人的錢。”方預測。因為汙水處理廠提標是本末倒置、錦上添花，並無法最終解決汙染問題。
而賈立敏則認為，“妖魔化”的問題，的確有部分汙水處理廠存在排放的汙水某些指標達不到標準的要求。
近些年，有關汙水處理廠成為排汙大戶的新聞頻繁見諸報端。2016年2月22日，甘肅省環保廳公布了1月份汙染源自動監控數據涉嫌超標的名單，在被通報的14家超標排汙企業中，汙水處理廠竟有5家。
“個別不達標廠的違法案例，如何能夠否定汙水處理廠的作用和主流？”夏青反問。但正是這樣個別排汙問題的現實存在，使得一些公眾會認同“汙水處理廠排汙”的說法。
而導致排放不達標的發生，原因則在於技術和資金兩大難題。
“資金方面，一些經濟欠發達的地方花不起那麽多錢，所以導致了偷工減料的上一些設施。技術方面，一級A標準本身運行是不穩定的，這樣就會造成一些關鍵性指標超標，例如在北方冬季，總氮可能會超標。”賈立敏說。
一方面是地方財政對汙水處理費用的支付資金短缺，一方面是汙水處理廠排放不達標形成的“妖魔化”。這樣的問題如何破解？
如果提標勢在必行，確定相應的調價機制則顯得更為迫切。賈立敏提出，考慮到地方政府承受力，確立一定的調價機制對於提標後汙水處理廠正常運營十分必要。
“一種汙水處理先進技術，對企業來講可能很好，但是對全局未必適用。要分別考慮不同地方的水質改善需求，不能搞一刀切。國家標準首要是保全國汙水處理底線技術；地方標準和排汙許可證，則可以解決不同地方的特殊問題。”夏青說。
Next P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