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林毅夫(左)與張維迎(右)在國企改革與產業政策方面的爭論已持續20年之久。(視覺中國/圖)
林毅夫與張維迎有關產業政策的公開爭論,最近成為經濟學界和媒體的關註焦點,新華網為此專門制作了專題,甚至預測說“假如從現實影響力來說,那麽,林毅夫正在贏,未來還會繼續贏。”
事實上,林張二人的爭論已經持續了20多年。中國經濟改革從啟動至今已36年,但對於一個基本問題——如何理解政府在其中的作用,一直存在爭議。林張之爭,正是根源於此。而對於結果,唯有靜待時間的檢驗。
這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爭論,而是不同經濟學範式的爭論。南方周末2014年曾刊發對林毅夫的采訪《“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此次再刊出張維迎談與林毅夫的20年之爭,試圖忠實記錄這場影響深遠的理論爭論。兩者孰是孰非,仍有待實踐檢驗。
一場有關產業政策的公開爭論,最近成為經濟學界的關註焦點。
爭論雙方林毅夫與張維迎均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創始教授。林毅夫現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前身即CCER)名譽院長、前世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張維迎1997年離開CCER,後曾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2014年底重回國發院。
這並不是他們之間的第一次爭論,事實上他們已經爭了二十多年。
21年前的1995年,林毅夫與張維迎圍繞國企改革的方向展開了一場論戰,張維迎認為國企沈屙是國有制的產權安排所致,唯一出路是變國有為非國有;林毅夫則批評了國企改革的關鍵是改變其產權的觀點,主張剝離國企的戰略性和社會性政策負擔,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時間並未為那場爭論畫上句號。在2014年7月複旦大學舉辦的“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上,以及11月14日北京大學國發院舉辦的《中國的奇跡》(林毅夫為第一作者)出版20周年研討會上,林張二人又圍繞著國企改革、產業政策、政府在市場中的角色等問題展開激辯。
“沒有辦法,與毅夫觀點的分歧20年,始終如一。”張維迎在《中國的奇跡》研討會上感嘆。事後,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再過20年,可能依然是這樣。”
中國經濟改革從啟動至今已38年。楊小凱、張維迎等經濟學家認為,中國取得的經濟增長源於市場對計劃經濟的替代,政府應該進一步退出市場、廢除管制,轉型為僅保護法治、自由和產權的“小政府”。林毅夫則認為,中國的成功在於抓住了符合比較優勢的發展機遇,政府在其中“95%的做法是正確的”,因此討論的重點不應該是政府要不要幹預,而是哪一種政府幹預能夠真正促進經濟發展。
現實中,兩種不同視角對應的政策建議截然不同,其分野集中體現於國企應該如何改革,政府應不應該幹預市場,產業政策應該取消還是堅持。
“楊小凱逝世十周年追思會”後,林毅夫發表了一篇一萬二千多字的長文“我與楊小凱、張維迎到底在爭什麽”,文中詳細回顧了他與楊、張的爭論,批評張維迎的某些辯駁“顯然是牛口不對馬嘴的”,並給出了印證他當年觀點的現實證據。意思是,爭論的結果已見分曉。
張維迎並未撰文回應林的長文。“理念不一致,爭不出什麽結果。”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重要的是未來的人們會接受哪一種觀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留學期間林毅夫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的學生,舒爾茨的研究領域是農業經濟和人力資本。張維迎早年在英國師從研究企業理論和博弈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莫里斯,後來他對米塞斯與哈耶克等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的學說十分推崇。
林張二人的爭論在經濟學界引發了大量的關註和參與。複旦大學教授韋森在這場爭論中把支持的票投給了張維迎,但把朋友情分的票投給了林毅夫。北大國發院教授汪丁丁曾對媒體表示,關於國企改革,他站在張維迎一邊。
北大國發院教授盧鋒曾在研討會上評論林毅夫學說時,指出林的研究缺乏產權與制度變遷角度的解讀,他通讀了林的所有相關著作,只找到寥寥幾處帶“產權”的敘述,還是在批評“產權核心理論”。這與受科斯等新制度經濟學大師影響的中國經濟學家,如北大國發院教授周其仁等,對中國經濟的理解框架迥異。
林毅夫承認他的理論對主流觀點闡述得不夠是“有意而為之”,“如果我的理論對某個問題的解釋比現有的理論的解釋更充分或者更恰當,我通常還是用我的理論”。林毅夫曾對南方周末記者詳述了他為何堅持產業政策的必要(參見南方周末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場,又要有為政府”一文)。
同時他認為,在爭論中多數學者把轉型問題和發展問題搞混了,他反問,是否政府的幹預取消得越徹底,經濟發展的績效就越好?
“我們對現象的理解取決於我們的心智模式,”張維迎說,“你總可以找到一些證據支持你的觀點。”
2014年12月,南方周末記者曾就此采訪張維迎。2016年9月20日,張維迎對訪談文字作了訂正。
林毅夫觀點摘錄(南方周末資料圖)
南方周末:近些年你更多的是以一名非經濟學家的形象出現,發表的觀點似乎也超出了經濟學範疇,在談理念、天理、道德等話題,為什麽會有這種轉變?
張維迎:我是個經濟學家,傳統上講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的理論,但我發現在一個大的社會變革中,有時候經濟學的力度是不夠的。比如在很多人看來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工具,跟道德是矛盾的,很多人認為現實中出現的坑蒙拐騙、欺詐、道德墮落等是市場造成的,作為經濟學家你必須回答這些問題,就會引導我思考的範圍超出傳統經濟學。
其實經濟學誕生之初是為人類生活提供一種解釋和指導,而理念和觀念的力量,對社會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從歷史來看,人們傾向於什麽樣的理念,決定了他們會擁護什麽樣的制度,接受凱恩斯理論的人和接受哈耶克理論的人其行為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的未來依賴於我們的理念。說到底經濟學就是為了改變人們的理念,使你認識到自己的無知。比如我們表面看到的社會沖突是利益沖突,實際上是理念、觀念沖突。我們把改革理解為利益的博弈,我們說既得利益集團在阻撓改革。利益的沖突是零和博弈,但很多時候其實應該是正和博弈。
南方周末:但事實上要取得理念的一致是很困難的,往往在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上,分歧也是長期存在的。
張維迎:這就是人類社會的複雜性,你總可以找到一些證據支持你的觀點。任何一種理論,都包含一定的真理。重要的是未來的人們會接受哪一種觀點。每個人都有自主性,有情感和理性,每個人接受的知識、經歷和看問題的角度不一樣。人類的認識有很多的誤區,我們犯錯誤可能是前提、假設錯了,也可能是邏輯推理錯了,但對於經過邏輯訓練的人來說,更可能是前提、假設錯了,比如對人性的判斷。正因為這樣我們才需要一個真正的思想市場,我仍然堅信,真理只有在競爭中才能出現。如果我們需要強權去推行一種思想理念的話,它的正確性是值得懷疑的。
南方周末:最近林毅夫教授寫了一篇文章,文中回顧了20年前你們之間的一場爭論,當時你認為國企的核心問題是委托-代理問題,出路是民營化;他認為大型企業不管國有或民營都同樣面臨委托-代理問題,國有企業私有化後,所有者尋租的積極性會更高,效率會更低。他認為,你的觀點在蘇聯和東歐的國家中得到實踐,但結果和預期正好相反。你同意他的結論嗎?
張維迎:首先這是個邏輯問題。不能因為私人企業也存在委托-代理難題,就說國有企業的委托-代理不是問題。有知識的人有困惑,沒知識的人也有困惑,不能由此就說知識不重要。私企有委托-代理問題,它會有積極性去解決這個問題,雖然最後可能無法完全消滅這個難題。但國企的問題是,大家沒有積極性去解決這個問題。
其次不能通過現象就簡單得出結論,改革的目標不能代替過程本身,我說一個人頭發長該理發了,不等於說拿把剪刀來亂理一氣。什麽叫私有化,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不清楚的。另外,改革的難度與舊體制實施的時間長短有很大關系,蘇聯計劃經濟實行的時間很長,體制會對人的觀念產生影響,形成路徑依賴,決定了改革一定難。中國的計劃經濟實施時間相對短,好多人對市場的記憶要比蘇聯人清晰得多。中國的農村公社、合作社就搞了二十多年,蘇聯搞了七十多年。東歐有很多更複雜的問題。
所以每個國家各自都有自己的其他因素,而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也許蘇聯和中國都只能走自己的路,我們的成功也不意味著蘇聯走這條路就會成功。
南方周末:中國模式也常被用來和實行“華盛頓共識”的國家進行比較,你怎麽看這種比較?
張維迎:我發現華盛頓共識成為了一個稻草人,誰沒搞好就說是因為實行了華盛頓共識。我們要看這些國家的政府是不是在走向法治和民主,民主不是說搞一次選舉就完成了,民主指的是穩定的制度,建立民主制度的過程經常有反複。看私有財產是不是真正得到保護,首先要有法律,還要看司法,即法律的執行程序,還有文化方面的土壤,不是說國有企業賣了就叫私有財產得到保護,就是華盛頓共識了。
中國過去三十多年大部分改革的基本精神就是給人們更多的自由,約束政府的權力,允許非國有部門發展壯大。難道我們走的道路不是貿易自由、消除管制、給私有企業更大空間嗎?還有個後發優勢的問題,後發國家跟別人距離很長的時候,給你一點陽光你就會燦爛。
南方周末:產業政策是你和林毅夫爭論的另一問題,林毅夫認為後發國家政府必須優先支持對經濟發展能有最大貢獻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因此必須有產業政策。他觀察到的現象是經濟發展成功的國家都有產業政策,失敗的都沒有。你為什麽反對產業政策?
張維迎:我們對現象的理解取決於我們的心智模式,有時候現象與結果之間的鏈條是非常複雜的。比如說,成功的國家有產業政策,不等於產業政策本身是成功的。以日本為例,許多人推崇日本的產業政策,但最近一些詳細的研究表明,日本的產業政策總的來說不成功,索尼當年差點被日本政府掐死。說失敗的國家沒有產業政策不符合事實,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失敗與產業政策有關。
我之所以不贊成產業政策,因為我認定經濟發展要靠企業家,企業家面對不確定的世界做判斷、決策,他要猜,他要創造新的、無法預測的、不能從統計中得出的東西。人類的創造力集中體現為企業家精神。
南方周末:你不認為後發國家的政府有責任幫助市場找到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
張維迎:這是自相矛盾的說法,如果我們承認經濟發展要靠比較優勢的話,市場是最能發揮比較優勢的,從亞當·斯密到李嘉圖,經濟學家們在這點上幾乎沒有爭議。其實所有的市場交易都是基於比較優勢,沒有比較優勢就不會有交易發生,企業家更是發現比較優勢的天才。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比較優勢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不斷變化的,從英國的紡織業到日本的汽車業,你可以看到,現實中大量的比較優勢都是最具創造力的企業家創造的。如果我們贊成比較優勢理論,那就不會贊成政府的產業政策。亞當·斯密就講過,在判斷資本應該用於哪些產業以及其產品有多大價值方面,企業家比政治家或立法者要好得多,讓政治家或立法者指導私人如何運用他們的資本,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了。政府之所以提出產業政策,包括計劃經濟時期的趕超計劃,就是因為它不同意比較優勢理論,想突破比較優勢的束縛。
理論上講,後發國家因為先發國家趟開了一條路,所以照貓畫虎的話也許不會錯得離譜,但政府做與私人做效率是不一樣的,因為私人企業家如果違反比較優勢,一定賺不了錢,政府則不會破產。如果是一個未來的產業,未來是靠每個人發揮自己的能動性,由無數人憑企業家精神去探索創造出來的。
南方周末:林毅夫的觀點也不是由政府親自去做,他說市場需要“有為的政府”來解決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過程中,必然出現的外部性問題和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協調問題。
張維迎:外部性理論完全是錯的,按照外部性理論,市場經濟中技術進步的速度比原來慢多了,因為你的技術被別人學走了,但實際不是這樣。很多經濟學家過分誇大了外部性的存在,市場有它克服外部性的辦法,過去大量經濟學家認為是市場失敗的例子最後發現是市場理論的失敗。市場競爭通常不是邊際上的競爭,而是生死問題。何況你事前根本沒有辦法知道那個所謂的外部性究竟是正的還是負的。
基礎設施政府當然可以做,但不要封住別人的道路,英國第一條馬路是私人修的,美國第一條高速公路也是私人修的,不是說這些只能政府做。
2016年9月8日,財政部官方網站明確列出了作為典型騙補案例的五家企業。在產業補貼政策實施過程中,企業騙補一直是令管理者頭疼的問題。堵住管理漏洞,是產業補貼政策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視覺中國/圖)
南方周末:所以你不認為政府需要對“第一個吃螃蟹者”進行保護和補貼?
張維迎:對創新來說,你根本不知道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因為你不知道螃蟹長得什麽樣。政府不應該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沒有必要為吃螃蟹埋單,因為那會誘使許多人假裝吃螃蟹,但實際上不過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勢啃饅頭。政府只需要做好知識產權保護,產權保護是政府的核心職能,有沒有能力和勇氣吃螃蟹那是企業家自己的事情。政府要補貼的話你就要去選擇對象,你怎麽去判斷誰該得到補貼?你補貼的這個企業和產品可能不是更好的,但由於拿到你的保護補貼,它打垮了比它更好的那個企業和產品,這就帶來不公平。
南方周末:這可能是分歧的關鍵,林毅夫認為政府是有責任和義務去判斷、甄別的。
張維迎:如果你沒有能力去判斷的話,何來責任和義務?
南方周末:他認為是可以有能力的,並提出六步“產業甄別和因勢利導”的方法。
張維迎:如果你假定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有判斷力的話,當然沒問題。研究者也不比企業家有更好的判斷力,你去矽谷問問,他們都會告訴你,政府怎麽可能判斷得出一個矽谷的誕生?
政府的規則必須一視同仁,具有普遍性,政府不應該扮演一個厚此薄彼的角色,它也沒能力做好。政府如果厚此薄彼,像選美一樣選出個最美的美人,就一定會破壞市場,阻礙創新。
南方周末:你不認為有些國家選對新興產業,背後是有規律可循的?
張維迎:沒有規律。義烏、溫州這些產業聚集,哪個是政府規劃出來的?有人總是以為社會是可設計的,把社會看成蓋大樓,但現實不是那樣的。
南方周末:那你如何看“發達國家也有產業政策”的說法,即發達國家的政府由於預算有限,對基礎科研的支持是需要有所選擇的。
張維迎:第一,不要覺得發達國家政府做的就一定是對的,美國政府做的大量的事情是錯的;第二,政府是市場上的大玩家,它的活動必然會影響市場,但這和無所不在的產業政策是兩碼事。
人們先驗地認為,從外部性出發,基礎科研一定要靠政府去做,但其實好多基礎科研不一定政府去做,我們不要低估人類本身對科學的好奇。產生基礎科研成果最多的機構是大學,而美國最好的大學基本上都是私人辦的,科研成果最突出的大學大部分是私立大學。你說它拿了政府的錢,但沒有政府的錢不等於就沒人給它錢了,這是人類的成就感問題。
南方周末:那麽你同意林毅夫主張的“有效的市場,有為的政府”嗎?
張維迎:這話字面上沒錯,我們需要有為的政府,但這個“有為”為的是什麽,才是關鍵。有所不為才有所為。我相信政府最重要的職責是法治,維護市場遊戲規則的公正,保護個人的自由和財產,而不是幹預具體的經濟事務。政府的行為超出了這個範疇,就可能會侵犯人們的財產權,而該它做的它就沒法去做,就不可能出現一個“有效的市場”。除了保障法治本身,政府所做的任何事情不應該與法治相沖突。比如產業政策,那就會對不同的企業和人進行歧視性對待,就違反平等對待所有人的職責了。
上世紀經濟學的一大進步是公共選擇學派的產生,它說政府是人類自身創造的,沒有政府,自由和產權就沒有保障,企業家精神就發揮不出來。但我們也要防止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幹預,要約束政府只做它應該做的事。政府與市場不一樣,市場是通過競爭來優勝劣汰,但政府是壟斷的,可以長期不面臨競爭,它具有強制權。同時政府官員的知識不比我們普通人更多,能力不更強,他們和我們一樣容易犯錯誤。但政府獲得一定的正當性後,很容易去做超出正當性範圍內的事情。這就提醒我們,必須把政府所做的事情減少到最低必要限度,讓人們在這種制度下有穩定的預期。
很多時候我們把市場理論的失敗歸結為市場的失敗,比如說1930年代大危機,傳統理論認為是市場失靈的結果。但現在大量的研究表明,那次大危機可能正是由於政府的政策過度幹預市場機制,如胡佛政府限制工資的自由調整,美國的關稅保護法案,特別是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導致的。
南方周末:這次你為什麽沒寫文章回應林毅夫?
張維迎:我的觀點他知道,這不僅是兩個人之間的爭論,更是不同經濟學範式的爭論,是理念之爭。關鍵是你怎麽理解市場經濟,如何認識企業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如果在這些問題上看法不一致,爭論就得不出什麽結論來。
傳統經濟學把市場簡單理解為如何分配給定的資源,市場的最大功能是讓每個人的創造性得到最大發揮。如果你認為市場就是給定資源如何分配,那你就會認為這事兒政府也能做。我們今天討論的問題,在人類歷史上重複過多次,如果你認為人的需求、偏好、技術進步都可以計算出來,你可能就會相信計劃經濟,事實上冷戰之初許多經濟學家都曾支持計劃經濟。而哈耶克認為那些信息是高度分散且私密的,是政府無法收集和計算的,所以才需要市場,才需要企業家。你認為這兩種假設哪種更符合現實呢?
有些東西說了沒用,人有時候很固執,包括我自己,有些爭論可能要若幹年之後才能見分曉。有關計劃經濟的大爭論發生在上世紀30年代,但直到1990年代初蘇東計劃體制的垮臺,米塞斯等人的理論才說服大多數人。
中國人每年一次“說走就走的旅行”——春運,又來了。世界上最搶手的票——中國春運火車票,又迎來了一輪哄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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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另一位小哥也哭了,“用搶票軟件花了錢還沒買到票,這找誰算賬去!”
每經小編(微信號:nbdnews)也是郁悶透頂,登錄12306買動車票,剛剛到出票時間點,再刷新就已經是無票狀態。心灰意懶之下,使用了微信的預約搶票服務功能,其中有三種搶票服務,價格分為50元、30元、20元,差別在於刷票的次數不同,次數越多價格越貴。
不同價格的服務真的是否有差別,小編並不知道,反正都是程序猿們說了算。果斷選擇50元的“光速搶票”,不過遺憾的是,小編還是沒有搶到票。
突然,有同事提出這樣一個關鍵問題:“付費的搶票軟件到底是不是黃牛?鐵路公安抓不抓?”
接下來,我們還是看看人民日報(中央廚房?麻辣財經工作室)是怎麽說的吧。
據人民日報報道,記者網上搜了一下,搶票軟件上的收費令人眼花撩亂:20元的VIP搶票通道,30元的VIP極速搶票通道、66元的至尊光速搶票通道……其中,智行火車票的APP,每多付1元錢就可以為搶中一張火車票提高0.1到1個百分點不等,“小費”200元封頂;攜程網的35元極速搶票,66元專人閃電搶票,一天至少能刷票2萬多次!
搶一次收費66元,2萬次是啥概念?一天就是130多萬元的收入啊!(小編並不贊同該數據,但尊重原文內容)鐵路公司拉一列車乘客,恐怕也掙不了這麽多吧?這跟“倒票”有啥區別,不就是披著高科技馬甲的“黃牛黨”嗎?
社會在進步,“倒票”手段也在與時俱進。“倒票”也不用蹲在寒風里排隊,內外勾結地囤票了。但實際上,除了合法的火車票代售點外,其他加價販賣火車票行為,都屬於價格違法!
國家對這方面的規定非常明確。2006年,國家工商總局、公安部、國家發改委和鐵道部曾聯合發布《關於依法查處代售代辦鐵路客票非法加價和倒賣鐵路客票違法犯罪活動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對火車票銷售、代售服務價格進行了明確規定:
一是服務費5元封頂。5元的鐵路客票銷售服務費。除此以外,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名義、任何形式在客票預訂、銷售環節加收任何費用,地方有關部門也不得批準收取各種費用。
二是代售車票過程中,加價或變相收費屬於價格違法。
這些規定,目的就是要限制加價收費,讓廣大乘客能夠買到“平價票”。可是,對照一下現在的搶票軟件,好像每一條它都違反了:代理銷售火車票得有資質,搶票軟件沒有;服務費不得超過5元,搶票軟件收費最高的都上百元了。
那麽,違反了上述規定,該受到怎樣處罰?根據《通知》,不具備代辦鐵路客票資格的單位和個人,為他人代辦鐵路客票並非法加價牟利的;個人以營利為目的,變相加價、從中漁利的,屬於倒賣鐵路客票的違法犯罪行為,由公安機關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此外,《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也規定,倒賣車票、船票,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票證價額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罰金。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倒賣車票刑事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則明確,高價、變價、變相加價倒賣車票或者倒賣坐席、臥鋪簽字號及訂購車票憑證,票面數額在五千元以上,或者非法獲利數額在二千元以上的,構成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倒賣車票情節嚴重”。
經濟之聲《天天315》則請到了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碩士生導師朱巍,北京潮陽律師事務所律師胡鋼進行了分析。
胡鋼認為,搶票軟件確實會使很多消費者得到一些便利,但同時會使那些不熟悉網絡、沒有支付這些費用的人在網絡環境中處於一種劣勢,因此從法律上是來說,不能說這種行為違法,但在公平性上值得探討。因為我們還有傳統的面對面購買火車票的群體,所以車票投放的比例應該適當,不能全部放在網上。
朱巍同樣認為搶票軟件的收費行為不違法,因為法律沒有明文禁止。黃牛黨和搶票軟件的本質區別是:黃牛黨是假冒別人的身份證買了票,然後再高價賣給別人;但搶票軟件實際是委托平臺,消費者花一定的費用委托平臺用更快的渠道、更便捷的手段、以更高的可能性來獲取車票,實際的買票行為還是用戶自己,所以它不是黃牛黨行為。
不過,現實當中同樣的案例其實早已有之,也曾引起社會的廣泛討論。據羊城晚報報道,2013年春運期間,佛山一對夫妻因為收取每張火車票10元的代購費而被警方刑拘;不久,又有一對佛山的夫婦受到鐵路警方的調查,原因是他們提供電腦和網銀幫人訂票,並從中收取5元到20元不等的費用。警方隨後扣押了他們的電腦主機等物品。
從核心事實來講,人工幫忙代購和網絡軟件搶票本身是一樣的,只是運用的方法不同(人工操作和軟件自動處理)。
對於搶票軟件是不是黃牛黨的爭論,在新浪微博上,不少網友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說史171214
治河的sense爭論
掌門執筆:天花亂說系列44
1852-55年黃河改道, 數個世紀以來從江蘇入海,改徙為從山東入海. 此番天災情勢嚴苛,民不聊生, 導致叛亂四起,稅收無著,地方行政崩潰. 更逢「太平天國」與及緊隨其後的「英法聯軍」兩場大禍, 朝廷統治力度備受削弱,各省勢力擡頭, 列強臨門欺淩,天下板蕩,無從生息.
在這樣的時代背境下, 當政士大夫被迫革新思想,以應對種種內憂外患. 這股思潮稱為「自強/洋務運動」.*** 從 海防vs陸防 全盤大戰略,到漕運及黃河等區域治理引發出各種
〈政策面的sense爭論〉.
關於黃河治理,廷議上面有人提出把黃河逼回故道的方案, 代表了山東的傳統利益集團,其立論有三點:
a舊河道有的是「官堤」, 用料(主要是石料) 和施工較佳,只需少量維修即可復用. 而新河道因經費問題和時間怱促,興建時採用(貪汙叢生的) “官督民辦” 制度, 這些「民堤」用料(主要是草料)和施工較劣. 目前河床尚未淤積,問題不大, 時日一久,水患損失和維修成本勢必大增.****
b故道理應較為穩定, 新道可能發生不測之變.
c黃河回到故道將極大地簡化對大運河的管理, 使漕運恢復舊觀,山東西部經濟可望脫困.*** 黃河改道已使其與大運河的交匯處流量減緩,河床淤積,部分甚至乾涸, 對大運河侵害很大,未來治理成本將會大幅提高.
但代表江蘇與及沿海新興商業地區(最主要當屬 上海)的利益集團,以 李鴻章為首組成反對陣綫. 他們主張 疏濬淤塞的舊道和復修舊堤的成本,起碼與在新河道兩側加築新堤的成本相捋.*** 逼河改道的不確定性更大. 當時漕糧已逐漸改由海運,採用蒸汽船已克服了海運的安全問題.(這裡暗藏了大運河理應廢棄的論點.) 更有力的是,盡復舊觀並沒有解決任何舊有問題,治河應該追求新型技術, 按當時流行的 “洋務運動” 思想,尤其是西方的先進技術.
最後,當然是李鴻章贏.
〈治河新論〉
1887年黃河泛濫之後,朝廷首次求教於西方工程師, 這在數十年前是無法想像之事. 當時 “河道整治” 在西方也是新興學問, 而黃河出了名是全世界淤塞最利害的大河,因此西方專家們都興緻勃勃,參與討論.
外國專家支持的是中國專家中的少數派觀點「收窄河道論」:水道應該強行收窄使流速加快,增強沖刷河床的力度,以清除淤泥. 另外,快速流動的河道不會搖擺, 減低從不同角度衝擊堤壩的機會.**** 後來的專業意見都贊同該種觀點.
實踐這項理論需要用石料建築內堤,石塊開採成本不貴但運輸成本甚貴, 而山東省境並非隨處都有石礦場. 官方估計把石塊從礦場運輸200里,其成本即為開採的19倍!而運河失修,正是運費高昂的根本原因,這當真是“愈窮愈見鬼”. 石塊的代替品是磚頭,可以沿綫建設磚窰供應, 磚的製作成本是石的1/3,但是運營維護和防止盜竊需要額外成本.
結論:興建石堤要靠中央的財政和管理能力,地力沒法獨自完成.
反之, 建築草堤主要靠徵用(無償的)民夫; 物料是高梁稭稈,可以就地取材, 重量是石塊的1/20,運輸成本甚低. 外國專家十分驚奇於中國工匠竟然用草料築出堅固的堤壩, 可惜草料在水中三數年即開始腐爛,需要經常維修加固. 而石壩卻可用20年毋須維修. 所以,儘管草堤的總成本只為石堤的六成左右, 長遠而言,卻是得不償失.
石堤雖然經濟效益較佳, 但由於初始投資昂貴,地方無力支應; 而國庫又為甲午賠款所虧空. *** 最終,朝廷並沒有採行高效益的政策.
〈朝廷總政策〉
實情重中之重,是朝廷的大戰略轉向傾斜沿海地區 (主要為江浙,也包括河北山東的向洋面.), 著眼點是國際貿易,口岸商業稅收和關稅收益,經常賬戶的盈虧, 與及國防考量.*** 對於往昔首要的施政關懷, 即內陸重要腹地的經濟交通(例如視為京師命脈的漕運.)和人民福祉,現在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於是,在國庫匱乏的條件下, 僅餘的資金選擇投放於沿海地區的工業和基建項目(代表自強運動的具體政策),與及軍備建設. 凡此種種,俱以犧牲內陸腹地為代價.***
所謂「自強運動」, 乃是中國版的歐陸「重商主義」. 認為富國強兵之道,端在外貿盈餘, 由於當時西方國家奉行「金本位制度」, 換句話說,就是盡可能賺取和積聚貴金屬.*** 有了 “金錢” 就可以建軍,尤其是海軍; 有了海軍就可以反過來追求更多的外貿利益,其極致是攫取殖民地…. 如此成為“良性循環”. 對於慘遭霸淩的落後國家來說,欲求打破此一“惡性循環”, 只能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行重商主義的套路.
循此思路,首要在於抑制貿易赤字,截止貴金屬流失. 弱國的出口狀況無法自主,能夠控制的是進口. 降低進口的辦法,一是直接控制進口產品的消費,這會削減國民的生活水準; 另一就是實行「進口替代」,建設現代工業. “建工立業” 則需要鉅額資本投資.***
朝廷制定的新式重商主義總政策才是山東西部, 與及其他腹地區域經濟衰敗的決定性因素. 而這些傳統重要地帶的社會崩壞,令致人民對朝廷向心力急速喪失, 導入亡國的契機.***
《腹地的建構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1993)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彭慕蘭,當今首屈一指的歷史學家,「全球史」學潮領軍人物,「加州學派」創始人. 他兩度榮獲「費正清獎」(1994年以本書,2000年《大分流》.); 2001年獲頒「世界歷史協會圖書獎」(《大分流》); 2003年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 真可謂炙手可熱.
彭氏耶魯博士,師從 史景遷,本書是他的畢業論文, 一鳴驚人,翌年即獲學界頂級獎項. 此書的利害之處是方法論創新, 從清朝「自強運動」政策轉向的角度審視華北內地 (研究範圍鎖定山東省 “黃河—大運河” 區域) 的社會和經濟狀況, 在滅絕性壓力之下,最終導致生態系統崩潰.****
說史171214
治河的sense爭論
掌門執筆:天花亂說系列44
1852-55年黃河改道, 數個世紀以來從江蘇入海,改徙為從山東入海. 此番天災情勢嚴苛,民不聊生, 導致叛亂四起,稅收無著,地方行政崩潰. 更逢「太平天國」與及緊隨其後的「英法聯軍」兩場大禍, 朝廷統治力度備受削弱,各省勢力擡頭, 列強臨門欺淩,天下板蕩,無從生息.
在這樣的時代背境下, 當政士大夫被迫革新思想,以應對種種內憂外患. 這股思潮稱為「自強/洋務運動」.*** 從 海防vs陸防 全盤大戰略,到漕運及黃河等區域治理引發出各種
〈政策面的sense爭論〉.
關於黃河治理,廷議上面有人提出把黃河逼回故道的方案, 代表了山東的傳統利益集團,其立論有三點:
a舊河道有的是「官堤」, 用料(主要是石料) 和施工較佳,只需少量維修即可復用. 而新河道因經費問題和時間怱促,興建時採用(貪汙叢生的) “官督民辦” 制度, 這些「民堤」用料(主要是草料)和施工較劣. 目前河床尚未淤積,問題不大, 時日一久,水患損失和維修成本勢必大增.****
b故道理應較為穩定, 新道可能發生不測之變.
c黃河回到故道將極大地簡化對大運河的管理, 使漕運恢復舊觀,山東西部經濟可望脫困.*** 黃河改道已使其與大運河的交匯處流量減緩,河床淤積,部分甚至乾涸, 對大運河侵害很大,未來治理成本將會大幅提高.
但代表江蘇與及沿海新興商業地區(最主要當屬 上海)的利益集團,以 李鴻章為首組成反對陣綫. 他們主張 疏濬淤塞的舊道和復修舊堤的成本,起碼與在新河道兩側加築新堤的成本相捋.*** 逼河改道的不確定性更大. 當時漕糧已逐漸改由海運,採用蒸汽船已克服了海運的安全問題.(這裡暗藏了大運河理應廢棄的論點.) 更有力的是,盡復舊觀並沒有解決任何舊有問題,治河應該追求新型技術, 按當時流行的 “洋務運動” 思想,尤其是西方的先進技術.
最後,當然是李鴻章贏.
〈治河新論〉
1887年黃河泛濫之後,朝廷首次求教於西方工程師, 這在數十年前是無法想像之事. 當時 “河道整治” 在西方也是新興學問, 而黃河出了名是全世界淤塞最利害的大河,因此西方專家們都興緻勃勃,參與討論.
外國專家支持的是中國專家中的少數派觀點「收窄河道論」:水道應該強行收窄使流速加快,增強沖刷河床的力度,以清除淤泥. 另外,快速流動的河道不會搖擺, 減低從不同角度衝擊堤壩的機會.**** 後來的專業意見都贊同該種觀點.
實踐這項理論需要用石料建築內堤,石塊開採成本不貴但運輸成本甚貴, 而山東省境並非隨處都有石礦場. 官方估計把石塊從礦場運輸200里,其成本即為開採的19倍!而運河失修,正是運費高昂的根本原因,這當真是“愈窮愈見鬼”. 石塊的代替品是磚頭,可以沿綫建設磚窰供應, 磚的製作成本是石的1/3,但是運營維護和防止盜竊需要額外成本.
結論:興建石堤要靠中央的財政和管理能力,地力沒法獨自完成.
反之, 建築草堤主要靠徵用(無償的)民夫; 物料是高梁稭稈,可以就地取材, 重量是石塊的1/20,運輸成本甚低. 外國專家十分驚奇於中國工匠竟然用草料築出堅固的堤壩, 可惜草料在水中三數年即開始腐爛,需要經常維修加固. 而石壩卻可用20年毋須維修. 所以,儘管草堤的總成本只為石堤的六成左右, 長遠而言,卻是得不償失.
石堤雖然經濟效益較佳, 但由於初始投資昂貴,地方無力支應; 而國庫又為甲午賠款所虧空. *** 最終,朝廷並沒有採行高效益的政策.
〈朝廷總政策〉
實情重中之重,是朝廷的大戰略轉向傾斜沿海地區 (主要為江浙,也包括河北山東的向洋面.), 著眼點是國際貿易,口岸商業稅收和關稅收益,經常賬戶的盈虧, 與及國防考量.*** 對於往昔首要的施政關懷, 即內陸重要腹地的經濟交通(例如視為京師命脈的漕運.)和人民福祉,現在被放到了次要位置. 於是,在國庫匱乏的條件下, 僅餘的資金選擇投放於沿海地區的工業和基建項目(代表自強運動的具體政策),與及軍備建設. 凡此種種,俱以犧牲內陸腹地為代價.***
所謂「自強運動」, 乃是中國版的歐陸「重商主義」. 認為富國強兵之道,端在外貿盈餘, 由於當時西方國家奉行「金本位制度」, 換句話說,就是盡可能賺取和積聚貴金屬.*** 有了 “金錢” 就可以建軍,尤其是海軍; 有了海軍就可以反過來追求更多的外貿利益,其極致是攫取殖民地…. 如此成為“良性循環”. 對於慘遭霸淩的落後國家來說,欲求打破此一“惡性循環”, 只能 “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行重商主義的套路.
循此思路,首要在於抑制貿易赤字,截止貴金屬流失. 弱國的出口狀況無法自主,能夠控制的是進口. 降低進口的辦法,一是直接控制進口產品的消費,這會削減國民的生活水準; 另一就是實行「進口替代」,建設現代工業. “建工立業” 則需要鉅額資本投資.***
朝廷制定的新式重商主義總政策才是山東西部, 與及其他腹地區域經濟衰敗的決定性因素. 而這些傳統重要地帶的社會崩壞,令致人民對朝廷向心力急速喪失, 導入亡國的契機.***
《腹地的建構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1993) 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
彭慕蘭,當今首屈一指的歷史學家,「全球史」學潮領軍人物,「加州學派」創始人. 他兩度榮獲「費正清獎」(1994年以本書,2000年《大分流》.); 2001年獲頒「世界歷史協會圖書獎」(《大分流》); 2003年任美國歷史學會會長. 真可謂炙手可熱.
彭氏耶魯博士,師從 史景遷,本書是他的畢業論文, 一鳴驚人,翌年即獲學界頂級獎項. 此書的利害之處是方法論創新, 從清朝「自強運動」政策轉向的角度審視華北內地 (研究範圍鎖定山東省 “黃河—大運河” 區域) 的社會和經濟狀況, 在滅絕性壓力之下,最終導致生態系統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