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入湖北地产项目中国木业复牌大涨

富士康湖北普工招聘遇冷 薪酬缺乏竞争力？

http://epaper.nbd.com.cn/shtml/mrjjxw/20100902/1623782.shtml

每经记者 刘晓杰 发自武汉
代工巨头富士康自决定内迁后，瞬间成为各目标地的座上宾，但在地方政府的热情中，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其新一轮招工过程可谓喜忧参半。在湖北襄樊，经过多方艰辛努力才送40余位少年南下深圳，而这离富士康在当地的2000名招工计划差距尚远。
普工难招成常态
用工大户富士康的北上计划搅动了各地政府的心，也搅乱了各地用工企业的心，掀起一场场“抢人大战”。
“哪里应聘的人多，哪里就是富士康的展位。”河南省就业促进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该省年内要为富士康招聘培训员工10万名。在湖北，随着富士康（武汉）科技工业园新项目即将投产，“年内急需招普工2.8万名。两年后，员工人数最终达到6万人。”
之所以大量招聘普工，富士康武汉招聘人员给《每日经济新闻》的解释是“就是基层员工，也就是说能干活就行”，要求年龄为16岁～35岁，初中或高中文化程度；裸眼视力不低于0.6。
“我们企业在两年前就已经遭遇了用工荒这个问题”，武汉某大型服装企业行政人事袁经理告诉 《每日经济新闻》，“富士康本来就是个用工量非常大的代工型企业，它的到来对我们肯定有影响。”据其介绍，为了解决用工荒问题，他所在的企业已经在提供基 本工资的基础上，“为每位员工都购买了基本的保险，还有节日福利。”
不仅在项目所在地武汉，湖北襄樊的一家机械制造厂招聘负责人金女士在接受采访时也直言：“自富士康来襄樊招人后，我们现在更难招到人。为增强优势，我们已经将工资上调至每月1500元。”
湖北襄樊市鄂西北人力资源市场主任沙鸿表示，“现在普工确实不好招，不只是富士康一家企业，所有的企业都遇到招工难这个问题。”
950元底薪被指无吸引力
截至昨日（9月1日），富士康派驻襄樊负责招聘的三人工作组在一周时间里只“抢”到了40余位合适的年轻普工，这距离招够2000名普工并送往深圳总部培训的任务还差得太远。
“我们专门为富士康设置了一个招聘窗口，他们工作人员就住在这里”，据沙鸿介绍，湖北省政府在8月10日专门为富士康招工的事情召开全省人力部门会议， 但各地工作成绩还并不乐观。“根据富士康工作人员提供的各地招聘数量统计，黄石招了2个人、咸宁有5个人、天门有2个人、仙桃和潜江都还没有招到人，就武 汉的情况最好。”在沙鸿的印象里，“以省里面下派任务的形式来为企业招工还是第一次。”
除适用型人力资源缺乏这个客观因素外，富士康所提供的薪酬“确实也没有什么吸引力”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当地人告诉记者：“我们襄樊的普工月薪现在都有1200多元了，富士康只给950元的底薪，还是在武汉生活，我们肯定不愿意去。”
对此，沙鸿坦言：“客观地说，富士康给出的待遇也确实没有什么吸引力。”他解释道，目前，由于襄樊招商的引资力度比较大，有很多沿海企业都纷纷来襄樊投 资建厂，“他们都需要普工，有的企业都开出了每月1400元、甚至1600元的工资。”此外，他还认为 “很多人也想进富士康，但就是不想去深圳培训。”
企业软环境成重要标准
对于此次富士康招工遇冷的事实，某网站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姜永杰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这个情况的出现，我觉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之前发生的富士 康跳楼事件形成比较恶劣的舆论影响；其次，富士康庞大产业园的工作环境与已经不太具备较强竞争力的薪资待遇和频繁加班的工作状态，也是现在年轻人不愿意接 受的。”
喜得龙（中国）人力总监李婷婷也表示：“可能是深圳那几次事件的影响，再有就是工资的问题。”据其介绍，现在的普工一般都是初中、高中毕业，大都是在1989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对以后的目标不明确，他们也不会把金钱看作是唯一的标准。”
在湖北省一家门户网站所做的关于“你会去富士康工作吗？”话题调查中，选择“不考虑”的人数比例是59.21%，考虑前三位的因素分别是：工资水平、企业氛围、发展前途。
上述袁姓经理就对《每日经济新闻》直言：“企业的软环境已经成了求职者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更多员工在乎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不仅仅是金钱。在我们这 种制造企业中，虽然员工素质不是很高，但待遇也不错，他们当下关心的是工作够不够舒心、有多少休息时间，而且考虑自身的问题也很长远。这是我接触制造型企 业员工后了解最多的想法。”
尽管进展不如人意，沙鸿仍表示：“工作再难也要做，下一步，我们将为富士康召开一次专场招聘会，全都是免费。”

湖北“隐形冠军”为何对上市不感冒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1/586112.html

台灣科技人一定要認識的兩個湖北小子 一場夾擊宏達電、華碩的 零利革命

湖北第二大民企瀕臨破產 逾70億銀行貸款被套牢

湖北首富的碼頭 陳承龍

大市又冇運行，都係繼續炒股仔。小弟上周做節目時發現有創業板股份異動，睇完資料先至知佢正嘢，所以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嚇，呢隻就係近期公布季績勁增9.3倍嘅中國基建港口（8233）。

 呢間公司以武漢港口作主營基地，而在建中嘅通用港口標準箱處理能力將較現時大增50%，令其已具壯大為中型港口股的條件，加上過去數年業績均錄盈利，故估計好快就可成功跳上主板，現大股東卓爾發展（2098）掌舵人閻誌在2011年的入股造價都要0.36元，現位只處沈寂3年後的起步位，今年更是分享肥美成果的開始，首目標以0.9元為第一站。

2011年底，卓爾發展主席閰誌以每股0.36元作價收購中國基建港口51%股權，其後再以同價提出全購建議，令持股增至75%，刻下街貨其實只值數千萬元，一個規模稍大的對沖基金已可一口食去，而閻氏如此耐心將股權全數歸邊，必係希望分享今天開始成形的豐厚成果，微妙嘅係，大股東旗下嘅卓爾發展都係以武漢物業發展及投資為主業，近期股價亦見久未相逢嘅異動，閻氏同執一地產、一港口嘅兩隻上市公司股份在手，應有好多意念可以發揮，目前股價只處其接手後的首個起動期，所衍生嘅股價升幅絕對可以睇高好多線！

事實上，中國基建港口上周三公佈嘅9月結季績，應係大升浪起動訊號，當日股價最高抽上2005年上市以來嘅0.6元新高（亦係上市價），全日成交均價約0.45元，幕後掃入成本亦都如此，以此基礎謀求倍計目標，便可以0.9元為第一站。

武漢係內地港口業必爭之地，處長江與漢水交匯，係長江中遊最大內外貿易港口，又係全國重要水陸交通樞紐，而中國基建港口則紮根在陽邏港，佔權85%，除咗現有40萬個標箱處理力外，另一在建新港口——通用港口亦喺明年開始投入營運，總處理年為20萬個標箱，預期第一階段的5萬標箱於明年第三季投運，故此未來數年業績呈強勁複合增長已成定局。

截至今年9月底止的第三季度，集團盈利達580萬元，較去年同期大增9.3倍，而首3季盈利則為930萬元，同比大增6.5倍，尤其第三季較首兩季盈利增長更大更速，完全分享到第三季內地港口業務復興的勢頭，而第四季更喺內地基建及國際貿易增長的雙重帶動而猶勝第三季，所以預期全年應有1,700萬元，不僅連續3年錄得盈利，而且應係破紀錄嘅水平，股價起動絕對有根有據！

仲有一點值得一提，閻誌乃湖北首富，佢啲學歷仲驚人，佢係高級經濟師，武漢大學工商管理碩士、長江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華中科技大學兼職教授。更搞笑嘅，原來佢係一個作家，喺內地出版過好多著作，而且以寫詩為主，總之猛料。

另外，閻誌嘅卓爾控股主要專註於企業供應鏈物業服務，致力打造全球交易平臺，為客戶提供供應鏈物業、物流、港口、金融、傳媒、交易服務。集團係中國企業500強，中國服務業百強企業，企業總資產近400億元人仔。由於閻誌摣住中國基建港口嘅成本都唔平，估計最終佢會再註入相關資產入內壯大，真係唔怕同佢玩嚇。

陳承龍

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一審被判17年

2015年4月17日早上，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宣判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濫用職權、受賄一案。陳柏槐被判有期徒刑17年。

據中新網報道，陳柏槐，1950年8月12日出生，湖北省武漢市人，漢族，在職碩士研究生學歷，原系湖北省政協副主席，曾任湖北省農業廳黨組書記、廳長。因涉嫌犯濫用職權罪、受賄罪於2014年3月7日被刑事拘留，同年3月21日被逮捕。

2014年12月23日8時30分，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開庭審理湖北省政協原副主席陳柏槐濫用職權、受賄一案。

福州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陳柏槐在擔任湖北省農業廳廳長和湖北省政協副主席期間，違反規定，徇私舞弊，授意、批準將農業廳下屬單位的國有劃撥地非法轉讓用於經營性開發，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6.1億多元，並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共計283萬多元。

在法庭辯論階段，被告人陳柏槐曾表示，起訴書指控其濫用職權沒有證據證實，其審批都是依照程序進行，也未給國家造成重大經濟損失；其在偵查階段關於受賄的有罪供述系特定情況下作出的虛假供述，從未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過利益，認定其受賄沒有事實與法律依據。

福州中院官方微博消息，法院審理查明，2004年至2008年，被告人陳柏槐擔任湖北省農業廳黨組書記、廳長期間，違反國有資產和土地管理有關規定，擅自決定將下屬單位湖北畜禽育種中心國家劃撥的畜牧科研用地非法轉讓用於經營性開發，並弄虛作假幫助受讓方競得土地使用權，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6.1億余元。

2003年11月至2013年8、9月間，陳柏槐利用擔任湖北省農業廳黨組書記、廳長、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等職務上的便利，為武漢佳和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深圳泰然公司等單位和個人在土地轉讓、項目開發、企業經營、工程招標等方面提供幫助，直接或通過親屬多次非法收受上述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務功績折合人民幣283萬余元。

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陳柏槐身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徇私舞弊、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早上重大損失，情節特別嚴重；其還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陳柏槐的行為分別構成濫用職權罪、受賄罪，依法應數罪並罰，遂依法作出如下判決：認定被告人陳柏槐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8年；犯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30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7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30萬元。

湖北崇陽教育城十年實驗 撤了學校，提了質量，苦了孩子

崇陽力推當地“最大的民生工程”——教育城，十年來，教育質量明顯提升。

在義務教育法及修訂案中屢次被強調的就近入學原則，在崇陽縣成了一句口號。

十年前，劉文華在鄉下教書；王清平上初三；饒方複在縣城最好的初中當黨支部書記。

十年後，劉文華從鄉鎮進城當老師；王清平因撤校沒有去70公里外的縣城讀書，輟學一年後去江蘇打工；饒方複的書記不好當，天天為招不到學生而發愁。

這一切，都源於湖北崇陽縣的“教育城實驗”。

這項斥資5.2億的教育實驗，自2005年起步，於2009年達到頂峰。全縣初中學校由21所減至14所，完小由115所調至98所。而該實驗從一開始，就在爭議中推進。

在主政者的眼中，撤並合校有利於教育均衡化發展，也促進了當地教育大發展——崇陽縣教育質量過去排不上名次，現在能進鹹寧（下轄一市一區四縣，含崇陽）前三，還帶動了周邊房地產市場繁榮；談及教育城下一步發展，主政者直言提高教學質量是當下最迫切的任務。在山區家長的眼中，最長70公里的上學路，讓孩子和自己想來就害怕。上學、放學，路上不安全；到縣城住宿學習，因開銷大漲而增加了負擔。

爭議中，兩所當年被撤的中學通過家長多年呼籲，最終，“失而複得”。

這是全國很多縣城義務教育發展的縮影。在“就近入學”的教育規律之下，崇陽教育城所帶來的集中化辦學模式究竟有沒有問題？能否複制？

“城市里的農村中學”

教育城占地1200畝，相當於兩個天安門廣場那麽大。十年前，教育城所在的大集村還多是荒山、野草；現在，這里是當地人眼中“最漂亮”的建築群，四條馬路全部命名為“××大道”。

如此龐大的教育城，分三期完成。第一期開始於2005年，建成了一所職業技術高中。這所職高的前身是一當地人與一浙江商人合辦的高中，後來辦不下去了，由縣政府接盤。

第二期開始於2008年，這是教育城發展的高潮。2008年5月，崇陽縣委縣政府以9880萬元將老城關中學拍賣。耗時四個半月、投資1億元，在職高旁邊建起了占地600畝的大集中學。2009年，將桂花、桂口、鹿門、金塘、高梘、華阪、蔡墩、銅鐘、大源等鄉鎮中學及原城關中學撤校，十校合一，組建新的大集中學。入學者全部是義務教育階段的初中生。

2009年教育城三期開工，1.9億建成崇陽新一中。此外，教育城還新辦了一所小學——第二實驗小學。

據公開資料顯示，到2009年9月，全縣初中學校由21所減至14所。完小由115所調整至98所。至此，一所以小學、初中為主的教育城在崇陽縣城里完成布局。

翻閱《崇陽縣教育新區工程建設指揮部工作日誌》，不難發現當時縣委、縣政府領導對教育城的重視。相關領導隔三差五開會部署，強調“大風小事、統一口徑”，“不要相互猜忌，有事跟我講”；為了趕工，“我們‘十一’不放假”。“辛苦要政績，要團結一心”。

全國少見的教育模式，為何全縣總動員？當初又是怎樣謀劃教育這盤棋的？崇陽縣教育局副局長龐雄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是上一屆政府的決定。作為貧困縣，崇陽發展教育、培育人才，理所當然。這也是當地“最大的民生工程”。

但當地老百姓並不買賬。坊間流傳的眾多版本中，有說法是政府為了發展房地產。當地最早引進的房地產商是來自江西的凱鴻房地產，據“中國崇陽網”報道，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凱鴻所投資的2.8個億。凱鴻房地產別姓銷售經理證實，當初是崇陽縣政府以稅收優惠等條件吸納他們來的，而所拿地塊就在教育城邊上。目前，教育城周圍在建樓盤達12個。

龐雄軍不同意老百姓的說法。在他看來，教育城帶動周圍房地產發展，是城鎮化發展的自然規律。崇陽縣過去的教育質量排不上名次，因為有了教育城現在已進鹹寧（含崇陽，共有一市一區四縣）前三名。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難以證實。但有一個事實無法回避，當初力推教育城的原崇陽縣委書記程群林“因涉嫌嚴重違紀問題被調查”。

崇陽縣被譽為“湖北省首批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綜合改革試驗縣”。讓農村孩子大規模進城住宿上學，這在全國也並不多見。目前，這項教育實驗最大的爭議，在義務教育法及後來的修訂案中屢次被強調的“就近入學”義務教育辦學原則，在崇陽縣失去了效力。

“孩子一上車心就橫在那里”

2009年秋季開學，被撤的9所鄉鎮初中搬進了大集中學。加上春季先搬來的原城關中學學生，大集中學在校生近5000人，遠超教育部2010年規定的初中不超2000人。

為了符合國家規定，大集中學將初一、初二、初三分成了三所分校。每一分校有自己的一棟教學樓、宿舍樓和食堂。實際上都在一個大院內。

大集中學剛成立那半年，來自不同鄉鎮和縣城的孩子矛盾不斷，家長們也常聽說學校里有人打群架。金塘鎮陳大哥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有一天他的鄰居接到電話後就急著往縣城趕，原來鄰居的兒子在學校被人捅傷，送到武漢花了19萬醫藥費。

比學生矛盾更難處理的，是十校合一後老師間的相處問題。在大集中學常務副校長羅火林的記憶中，剛合校的頭半年，老師們有些不習慣，也不配合。每次開大會，縣城的老師和原來鄉鎮的老師自動坐成兩個陣營，中間隔著一大塊空地。

比起在學校的不安全，家長們更擔心的是孩子上學、回家路上的不安全。教育城並未配套校車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崇陽公交公司的社會車輛。每到周五下午放學，大集中學操場上停滿了開往各鄉鎮的小型公共汽車。

2015年5月8日下午放學時間，南方周末記者在操場上粗數進校接學生回家的班車，共15輛，是清一色的“縣內班車”小型巴士。面對魚貫而出的各分校學生，各車司機早早下車大聲吆喝，恍如身處縣城車站。

初二學生陳微說，像他這樣距家半小時車程的學生，能在學校坐車實屬幸運。而家住華陂的黃鵬，需要先去距離學校4公里的三角洲轉車。

此時的大集中學門口，還停有不少被學生稱為“黑車”的8人座的面包車，其收費比公車貴，但跑得快。在小商販的吆喝聲中，南方周末記者身旁的一輛“黑車”猛踩油門，呼哧沖上了路。

即使從校內開出的有核載標識的班車，也並不在乎搭乘人數的多少。在開往大源等線路中，後上車的學生沒了座位，全部站在車廂過道上，彼此沒有走動空隙。

崇陽地處鄂南山區，縣內多山路。離縣城最遠的高梘鄉，70公里的路程需要開兩個半小時。其中金塘到高梘路段全是約3米寬的土路，路途隨處可見“彎多路陡”“此處塌方”的安全提示牌。全程時速不超過20公里，最陡的路段，U形的急轉彎連續四五個。

看到電視上播其他地方的校車事故，高梘鄉王大哥捏了一把汗。“孩子一上車，心就橫在那里”。這幾年崇陽雖然沒發生過校車事故，但並不意味著絕對安全。前幾年的“6.23特大交通事故”，一班車翻入20米深的山溝中，死了12人，傷8人。

王大哥向南方周末記者抱怨，有些班車司機不負責任，把孩子（指的是初中生）放在半路上就返回縣城拉客，第二趟才一起把孩子送回來。如果不撤並學校，這些孩子就可以就近入學而無需乘車，更不用花這筆額外的交通費了。

負擔重了，老師甜，家長疼

劉文華已經習慣了朝六晚九。以前在鄉鎮中學，120個老師管四五百學生；現在教育城，78個老師管1500個學生。即使這樣，劉文華也願意進城。南方周末記者采訪到的大多數教育城老師都和劉的想法一樣：負擔重了，但心里甜。

落在家長身上的負擔，就不那麽好受。高梘鄉賣菜的廖大姐一直羨慕隔壁開雜貨鋪的王大姐。王的兄弟在縣城安家，孩子有什麽事都有舅舅照應，放心得多。

廖大姐心里總是牽掛剛上初中的孩子。原本每個月只是孩子往返四趟，因為不放心，她每月額外再去縣城看看孩子，但又不能去得太多，因為還要賣菜賺錢。

心理負擔之外，經濟上的負擔更重。

2009年大集中學秋季開學時，崇陽縣教育局局長龍誌凡曾公開向家長承諾：“讀書全免費、生活有補助、交通有補貼、安全有保障、住校如住家”，以解除家長後顧之憂。

該校副校長羅火林兩次向南方周末記者稱學生坐車無需花錢，但據了解，只有少數家住偏遠山區的學生曾有少數時間段坐車不花錢。

“生活有補貼”也並不是人人都有。常年做班主任的李老師見證了補貼比例的逐漸縮減。2009年剛開始的時候補貼最多，現在相比原來的大幅減少，而獲得補貼的人數占總人數不到30%。

大集中學初二學生陳微拿到了這份補貼。“這是用來給我們吃飯的”。學校的食堂里，一頓飯有5塊、有6塊的。在陳微眼里，“6塊的飯菜好很多，尤其肉多了很多”。剔除寒暑假和雙休日等假期，即使吃飯均按“肉少”的5塊算，陳微一年吃飯大約需要2500元，而他獲得的生活補貼不到一半。

查閱《崇陽縣誌》，教育城伊始的2005年，崇陽12個鄉鎮的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1496元到2999元，均未超過3000元。

撤了，複了，“死而複生”

為了讓孩子們就近入學，減輕負擔，崇陽縣不少鄉村家長開始呼籲，恢複中小學。

2012年，也就是教育城實驗推進七年後，金塘中學“死而複生”。

兩年後，同樣的一幕發生在高梘鄉。到目前為止，當年被撤並入教育城的9所鄉鎮中學，已恢複2所。

一年後，50歲的劉文華被派往金塘中學任教，為期一年。劉文華本來並不在需要重回山區的老師名單里。他之所以選擇去是代替年僅27歲、孩子尚在繈褓的女同事。

劉文華被派去的第一天，他看到院子里幾個學生家長在孩子報完名後並未離開。後來得知，他們是當地家長協會成員，是在觀察新來的老師們。

也就是這家長協會，打通了山區中學失而複得的自救之路。

家長協會會長陳義良介紹，當初金塘鎮、高梘鄉僅有的三所初中悉數被撤。家長們對此意見很大。縣里派出幾十輛班車去挨個接學生進城。只有大源中學暫時被保住了，靠的是家長集體阻攔，甚至鉆到車子下面，那一天，還驚動了縣里的警察。

但這種保住，僅維持了一年。第二年，大源中學“垮了”。

在縣教育局副局長龐雄軍的口中，是因為大源的家長用了一年的時間看到了教育城的好，“沒有采取什麽措施，沒有做什麽工作，家長們就自願把孩子送到了教育城”。

“他們是釜底抽薪啊。”陳義良對此尤為氣憤，大源中學暫時保住的那一年，該校所有老師被調走，只留一些新來實習的大學生，久而久之，學校就這麽被拖垮了。

最偏遠的高梘鄉距縣城70公里。1976年前這里不通公路，生產生活物資全靠肩挑背馱，外運靠汛期紮排沿高梘河、青山河順流至縣城。現在，這里還只有土路。

自從學校被撤走，金塘鎮、高梘鄉義務教育階段的失學率越來越高。學校搬走的那一天，高梘鄉初二的學生王清平就放棄了踏上接他們進教育城的公共汽車。一年後，遠赴江蘇打工。在王的記憶里，他們當時班上不到四十人，有十分之一的同學和她一樣放棄了讀書。

據陳義良了解，因撤並學校，上學路途遠，該鎮義務教育階段失學率最高時達30%。家長付德盛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所在的組1995年出生了7個孩子，就我女兒讀完了初中，其余6個孩子中學撤並後陸續輟學”。

陳義良們要把學校奪回來的腳步就沒停止過。他們跑去縣里、市里、省里，跑到北京，一級級爭取。

2012年，希望來了！

這一年7月，國家教育部下達了《關於規範農村義務教育學校布局調整的意見（征求意見稿）》，明確規定每個鄉鎮保留一所以上初中學校，保證學生就近入學。陳義良們拿著國家政策跑得更勤了，也更有底氣了。

迫於壓力，崇陽縣教育局同意恢複金塘中學。原本應有68名初一學生入學的年級，迎來了73名學生。有5名是從教育城大集中學轉來的。原本該讀初三的陳武廣，在金塘中學恢複第一年選擇讀初二，那時還沒有初三年級。

兩年後，高梘中學成功恢複。

曾經在金塘、高梘流傳一首改編自《紅樓夢》的順口溜：“學生悲，離鄉求學幾時歸。家長愁，孩子讀書前途憂。教師喜，工作一步進城里。領導樂，政績輝煌少投入”。

新一輪教育失衡？

教育城的矛盾蔓延，縣城里的學校也同樣慘烈。

桃溪中學黨支部書記饒方複幹了十五年，他沒想到自己有一天要為招不到學生發愁。他的老搭檔校長黃青松已經退休，離開崇陽。黃謝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電話采訪，“離開了那里，對那里的事情不想再說什麽了”。

但黃青松在2010年開學帶著老師做的那件事，在當地仍有回響。

9月初一新生報到，黃青松拿著大喇叭站在了大集中學的校門外：要學生！本該來桃溪中學報到的420名學生中，183人去了大集中學。這件事最終驚動了教育局，教育局讓大集中學副校長羅火林把這183名學生交給黃青松。這些學生是被黃帶回來了，但後來又都回到了大集中學。“學生家長不願意，說義務教育階段，想上哪讀就去哪讀”。

羅火林也很苦惱。每年開學季，他雷打不動地被各學校校長投訴，因為學生都來了大集中學。

擇校引發的教育生態失衡已愈發明顯。在原來的崇陽縣城，城關中學、桃溪中學和天城中學如三駕馬車，在校生均有2000多人，並駕齊驅。現在桃溪中學在校生僅為1200人，天城中學為1800人，近5000人的大集中學成了當地無人抗衡的“航空母艦”。

“我們是不行了，已經開始為招生發愁。”桃溪中學一負責人透露。

天城中學日子也不好過。現在該校被教育局“調整”到了城鄉接合部，招生也成了難題。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曾被另一實行教育城模式的政府“拉去考察”。他清楚地記得一個數字：40%，這是當地可以進教育城讀書的孩子比例。

儲朝暉一直擔心，這是否已經造成新一輪的教育失衡？

在崇陽縣教育局局長龍誌凡看來，教育城頗有優勢，一來整體提升了學校硬件水平，二來可以讓更多的農村孩子進城讀書，享受“優質教學資源”。“想進教育城讀書的學生、家長太多了！”這是該局副局長龐雄軍眼中教育城唯一的劣勢。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此認為，教育城模式是“行政權力對教育的一次綁架”。義務教育要均衡，應該剝離政府的幹預，而不是鞏固加強。“為了證明教育城是對的，政府可能會有很多政策傾斜”，如此發展下去，將會面臨新的教育失衡和生態破壞。

在一輛“高梘—崇陽”的班車旁，一年輕媽媽正在哄繈褓中僅數月大的嬰兒，被問及將來會不會把孩子送到70公里外的教育城上學時，她的頭搖得像撥浪鼓。

湖北兩大激光企業合並 打造千億激光航母

湖北兩大激光企業合並 打造千億激光航母

一財網 周芳 2016-02-29 12:12:00

楚天激光是我國第一家民營激光企業，經歷31年的發展歷程，保持著行業排頭兵的地位，擁有469項國家專利，創造了36項中國第一。

湖北江蘇回應數萬高考計劃支援中西部 扶貧與公平如何兼顧？

近日，教育部、國家發改委安排湖北、江蘇、浙江等省面向中西部省(區)編制招生計劃。其中，2016年安排湖北省地方高校編制4萬名計劃支持中西部;安排江蘇省地方高校編制3.8萬名計劃支持中西部和錄取率較低的人口大省。這一決定引發了一部分高考考生及家長對於省內招生計劃減少、高考錄取率下降的擔心。

兩省教育部門隨即作出回應，今年省內高考各批次錄取率不會下降，甚至會略有提高。

湖北省教育廳有關負責人表示，4萬名跨省招生計劃為指導性計劃，而非指令性計劃，既可作本科計劃安排，也可作專科計劃安排。據介紹，今年國家下達湖北省省屬高校本科招生計劃比去年增加2300人，而該省普通高中畢業生高考報名人數比去年減少1.8萬人。湖北省教育廳將積極爭取省外重點高校，特別是“985”和“211”高校，根據湖北省高考生源情況向該省多投放招生計劃;在招生錄取過程中，湖北省還將通過再次征集意願、高職高專補錄等方式，為廣大考生創造更多的升學機會。綜合上述各因素，預計該省2016年各批次高考錄取率與去年持平，甚至有所上升。

江蘇省教育廳亦表示，今年該省高考報名人數為36.04萬，比去年下降3.25萬人，調出計劃不會影響考生本專科各批次錄取比例。據悉，江蘇省本科調出專項任務計劃占本科總計劃的比例較低。其中關於38000人的調出計劃為指導性計劃，既可安排本科，也可安排專科。具體安排為本科9000人和專科29000人，已經充分考慮了省內高考考生的本專科錄取率不降低的因素。江蘇省教育廳預計，今年該省高考錄取比例將不低於去年，甚至略有提高。

據教發[2016]7號文件，“2016年部分地區跨省生源計劃調控方案”中，湖北、江蘇、浙江三省調出計劃數位列前三，占總調出計劃編制的60%。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查閱2015年全國各省市高考一本錄取率發現，北京、天津、上海三個直轄市排名前三，分別為24.13%、23.39%、20%。而三直轄市中，僅上海市拿出5000個編制支持中西部，北京、天津兩市則無需安排高校編制支持中西部和錄取率較低的人口大省。

武漢市二中一名高三學生家長朱女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反問道，為什麽升學壓力最小的北京、天津“一毛不拔”，相反卻要湖北、江蘇這些升學壓力較大的省份來扶貧?

事實上，社會各界一直對高校招生名額分配制度不公頗有微詞。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東方電氣風電有限公司研發中心主任工程師趙萍就向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建議，盡快對目前的高校招生計劃分配制度進行改革，逐漸向教育完全公平的目標推進。

“目前高等教育不同省(市)學生受教育權不平等的問題仍然較為嚴重。”趙萍指出，高校在不同地區招生的不平衡問題主要體現在大學招生計劃分配上，投放給個別省(市)的大學學額(特別是名牌大學)太高，而另一些考生大省卻投放不足。對於掌握國內絕大多數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部屬高校，在一些省份招生名額與考生人數比例遠高於其他省份。

趙萍以北京大學為例。趙萍指出，2015年，北京大學(不包括北大醫學部)在北京計劃招生人數318人(實際招生人數大於此數)、北京考生人數約6.8萬，錄取比例約0.47%;同年，北京大學在河南招生201人、河南考生人數約77.2萬，錄取比例不到0.03%。

據了解，分省配額制是我國目前高等教育招生錄取的主要選拔方式。在區域間差異較大的情況下，合理地使用分省配額制，可以積極補償西部邊遠地區或少數民族地區較為薄弱的教育基礎。然而，由於過去數據上的限制，大部分政策的推行均以東部、中部和西部為劃分標準。

鑒於此，有教育界專家建議，采用基於歷史數據的建模方式，對院校分省招生名額進行科學合理的劃分。具體建模以適齡人口基數為核心變量，並結合地區的基礎教育水平、優質高校資源以及優質高校入學機會的歷史數據設定科學的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