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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總統痛斥首席法官：若阻礙我反毒品 就宣布軍法統治

據菲律賓世界日報報道，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周二威脅首席法官西仁諾，如果最高法院阻礙他的反非法毒品之戰，他將宣布軍法統治。

杜特爾特在一個步兵營中發表了上述針對西仁諾的講話，他痛斥說，“你是司法部門的中心人物。我是總統。我有在工作，你沒有。沒有法官在街上巡邏。沒有你的法官在抓人。”

他說，“請不要這樣對我，我不是傻瓜。如果繼續阻止我，非要我宣布軍法統治嗎?”

杜特爾特發表講話的前一天，西仁諾曾質問有七個法官涉及非法毒品的指控。西仁諾說，只有高院被授權懲戒司法部門的成員。

杜特爾特警告西仁諾不要制造一場憲法危機，他說，否則“我將命令行政部門的每一個人不承認你。”

杜特爾特說，公開指名那些據稱涉及非法毒品交易的人，是他作為國家總統的責任。

他說，“我從沒有指控任何人，除了讀出他們的名字。它不是一種告發性的說法。它同我作為菲律濱總統的責任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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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揸攤」?

偷竊案證人多 令重新排期 話一日審唔完 官提早休庭

【明報專訊】噚日冬至，但法庭仍然要開到下晝5點審案。觀塘裁判法院就開庭審理一宗現役女警超市偷竊嘅案件，控辯雙方都已經準備好，證人都嚟晒。點知到開庭嘅時候，裁判官聽咗兩句，就話證人太多，一日應該審唔完，下令將案件重新排期，最後搞到提早休庭。

原本負責審理案件嘅裁判官黃雅茵話，因為控辯雙方共有7名證人，而且被告會自辯，擔心未能喺原定嘅一日內完成審訊，又話自己其後幾日已經「爆滿」，無任何時間再處理呢單案。

主任裁判官：審唔完唔係理由

黃官仲話假期後會調往其他裁判法院，認為將案件重新排期係合適做法。

案件其後交由主任裁判官練錦鴻排期，點知練官話：「審唔完唔係一個理由喎！」之後佢即刻翻查文件，又自言自語咁講「邊個官呀？」辯方就話「6庭嘅官」。

排期仍維持一日審期

練官考慮咗一陣，決定將案件重新排期到下個月4號審理，但審期依然維持1天。Emily睇番法庭資料，其實黃官噚日只有呢一單案件。
(22/12/2016 明報)

我先申報利益, 我不認識2014年才被委任為裁判官的黃雅茵, 明報的報導有明顯貶斥之意, 好勇鬥狠的標少要評一評理。我一向沒有留意這靚女官所審的案, 對她沒有任何正反印象, 看到這報導在上一篇已回應過留言, 忍不住手多寫兩句。今晚要到朋友家Christmas Party, 所以也不長篇大論。首先要批評練官。如果下屬把案件轉到第一庭重新排期, 主任裁判官不滿理由, 不應在法庭喃喃自語, 口噏噏講出不滿, 足以給記者聽到來報導。真的不滿, 寫張便條叫黃官解釋, 或休庭在內庭聽取解釋, 不滿解釋可以拒絕重新排期, 責成黃官開審, 而不是口噏噏。使乜問邊個官, 望下檔案就知啦, 咁做豈不是借傳媒之手來訓斥下屬, 你點做大佬? 你以為咁樣炳到個伙計, 你自己做court leader都顏面無存喇。審唔完唔係理由, 咁咪唔好批囉!

練官是傳媒紅人, 一言一行大把人會報導, 記者當然食住上, 就算照實verbatim咁報導, 都會使人以為黃官懶惰。是否懶惰我不能置喙, 因為要坐在她庭中觀察她工作以及了解她在內庭的工作量才能評論。有些表象是毫無代表性的。譬如寫這新聞報導的Emily, 她翻查法庭審訊表, 見只有一單案, 就暗示本案重新排期後, 黃官可以收工歎世界? 我不知道黃官是否釘得多上訴多的法官, 很多時法官在庭面收工, 要把上訴帶返屋企做, 週末週日都要做, 我認識有些人是週末要返內庭工作的, 不只一兩個是這樣。我就試過返香港約吃飯是約在星期六, 在法庭附近吃午飯, 也碰到其他返內庭工作的人。故此, 重新排期未必表示乜都唔使做。另一方面, 昨日重新排期一整天審訊的案件可以連幾日聖誕假排到2017年1月4日審, 我夠膽講快絕全香港。裁判法院的目標是排期在6至8星期之內, 現在這件案兩星期就可以審, 去邊處揾, 即係話觀塘唔夠案審, 作為大佬有時都要體恤下啲伙計, 如果伙計平時做到好勞累, 就唔好吓吓逼得咁緊, 畀人抖吓氣。黃官要調走, 在這種環境下, 在排期無壓力下, 不用她把未審完的案帶去別的法庭審, 也是合理做法。她調去別的法庭, 肯定已編了案給她審訊, 把未審完的案帶埋去, 無形中加重別的裁判法院的工作量, 做法也不理想, 好像把欠債帶去叫人替你還。

如果這件案的重新排期處理得宜, 不論批准與否, 都不會出現明報這則標題。我再次申明, 我不認識黃官, 我不會做五毛或網絡打手。我評理, 甚麼人也不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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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講粗口下集

5個月前寫了法官講粗口一文, 5天前Legal Cheek作出跟進報導:

Judge who branded abusive defendant ‘a bit of a c**t’ cleared of misconduct

A female judge who branded an abusive defendant “a bit of c**t” has been cleared of wrongdoing by a judicial watchdog.

Back in August 2016 Judge Patricia Lynch QC, sitting at Chelmsford Crown Court, entered into a sweary back and forth with defendant John Hennigan.

Appearing in the dock having been accused of breaching his anti-social behaviour order (ASBO), Hennigan — who has 23 convictions to his name — told Lynch that she was “a bit of a c**t”. Keen to reciprocate in vernacular familiar to Hennigan, Lynch responded:

"You are a bit of a c*** yourself. Being offensive to me doesn’t help."

Despite overwhelming public support, not everyone was impressed with the judge’s c-bomb.

Less than two days after the incident, Legal Cheek reported that the Judicial Conduct Investigations Office (JCIO) had received around ten complaints regarding Lynch’s colourful language.

Fast forward five months and, according to The Guardian, the JCIO has now confirmed it will not be taking formal action against Lynch. In a statement sent to one of the complainants, the JCIO said:

"Although the Lord Chancellor and the Lord Chief Justice considered HHJ Lynch’s remarks to be inappropriate, they did not find that they amounted to misconduct or warranted any disciplinary sanction. [They] were of the view that the matter should be dealt with by informal advice."

Lynch — who later apologised for her remarks — has now been been advised to respond “appropriately to parties in court at all times”. Even if they are c**ts.

好彩這件案不是發生在香港, 否則這法官就沒有這麼便宜了。社會氣氛不同, 待人方法也會較寬宏, 法官講粗口也不用罷免。 做刁民在香港會比外國過瘾, 做官就到外國會更過癮, 不一定對辱罵可以反唇相稽, 起碼社會地位會更尊崇。

以前有個甄官, 好多犯都憎佢, 尤其是老同。老同最憎大老爺送佢入去DATC(戒毒所), 因為戒完出嚟再食會被recall, 老同寧願乾手淨腳的判監, 坐完無手尾跟。有一次老同發難: 「死人甄沾記, 食晒你啲椰子糖。」我當然不知甄官同甄沾記是否有關係, 若果有, 開心死喇, 你食晒我咪賣晒畀你, 賺晒你啲錢囉, 然後再整過。

依家做官, 尤其是做低級嗰啲, 做非刑事案嗰啲, 預咗畀人鬧架啦。記住咪發官威, 發威就畀人鬧多兩鑊, 仲有投訴跟尾, 又要解畫, 到時老細又多啲嘢做, 老細都鬧埋你, 死唔死, 忍氣吞聲喇。一係去第二度做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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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回應法官判定禁穆令暫緩執行：其意見將被推翻

4日據CNN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國家不能決定誰能安全入境是大麻煩，所謂的法官剝奪了我國的執法，他（對入境禁令）的意見將被推翻。

民眾在美國機場抗議特朗普的移民禁令

此前，美國西雅圖聯邦法官詹姆士·羅巴特周五判決，全美暫緩執行特朗普限制7個穆斯林國家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此後明尼蘇達州也加入訴訟，目前這兩個州已得到臨時解禁令。這是特朗普政府發布該禁令後遇到的最強大的一次阻礙。

美國白宮也回應稱，將就西雅圖一名聯邦法官要求暫緩執行特朗普的移民禁令的判決進行“反擊”。白宮新聞秘書斯派塞稱，特朗普此前頒布的行政命令是“合法和適當的”，“總統的命令是為了保護祖國，他被憲法賦予權威和責任以保護美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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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移民禁令受重擊，西雅圖聯邦法官判定全美暫緩執行

美國西雅圖聯邦法官詹姆士·羅巴特周五判決，全美暫緩執行特朗普限制7個穆斯林國家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此後明尼蘇達州也加入訴訟，目前這兩個州已得到臨時解禁令。這是特朗普政府發布該禁令後遇到的最強大的一次阻礙。

4日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在明尼蘇達州加入後，華盛頓州提交了對特朗普移民禁令的訴訟。華盛頓州司法部長鮑勃·弗格森(Bob Ferguson)稱該項禁令是非法和違憲的，因其涉及地域歧視。

報道稱，羅巴特公開反對美國政府律師所謂“美國各州無權挑戰特朗普命令”的言論，他認為各州有權起訴。特朗普政府也可以對羅巴特法官的這一臨時限制令進行上訴。

民眾在美國機場抗議特朗普的移民禁令（圖：美聯社）

1月27日，特朗普頒布行政令，暫禁全球難民和西亞北非7國公民入境。根據這份行政令，美國將在120天內暫停所有難民入境;在90天內暫停伊朗、蘇丹、敘利亞、利比亞、索馬里、也門和伊拉克7國公民入境;無限期禁止敘利亞難民進入美國。

為遵從這一禁令，美國國務院3日稱，美國已暫時撤銷近6萬份簽證。

白宮方面則表示，相信特朗普的移民禁令是合法且適宜的。司法部有意出臺一個暫緩聯邦法官就特朗普移民禁令裁決的緊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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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新政”100天|挑戰禁令，羅巴特被特朗普稱”所謂法官“

美國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在當地時間2月5日駁回了司法部對立即恢複移民禁令的上訴，總統特朗普阻止穆斯林移民進入美國的做法受阻，各界一片嘩然。

3日，華盛頓州西區聯邦法院法官詹姆斯·羅巴特（James Robart）作出裁決，在全美範圍內暫停實施特朗普頒布的限制難民等群體入境的行政令，一天後，美國司法部就此向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提出上訴。

羅巴特指出，移民禁令違背了該州保護公民人權和宗教自由的歷史。聯邦第九巡回上訴法院在駁回司法部要求立即恢複禁令的上訴後，要求華盛頓州西區聯邦法院在美國東部時間6日早上3點（北京時間6日16點）前提交更多書面文件，司法部在6日下午6點前做出回應，最終對此進一步聽證或裁決。

華盛頓州西區聯邦法院法官詹姆斯·羅巴特（James Robart）

按照程序，司法部原本可以直接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但是司法部發言人表示，將先訴諸上訴法院。但如果司法部敗訴，可以要求最高法院介入，由大法官投票裁決。

對於華盛頓法官裁決暫停實施禁令的做法，特朗普已經很不滿，他在推特上寫道“不敢相信一個法官會如此把國家置於危險之中。一旦有什麽事情發生，那就得怪他和整個法院系統。”他還稱，已經下令美國國土安全部對正在進入美國的人進行非常嚴格的檢查。

在羅巴特作出裁決後，作為對法庭裁決的回應，美國國土安全部和國務院已經暫停執行禁令，海關和邊境保護局也恢複了美國主要航空公司的正常運作。

除了華盛頓以外，紐約、馬薩諸塞、弗吉尼亞、加利福尼亞等6個州的聯邦法院都反對了禁令的一些內容。因此，這份禁令恐怕還要在美國的司法體系之下被反複推敲、辯駁才會看到未來的命運。

一些法律專家認為，總統有權制定移民政策。但是反對聲認為，這份實際上是在施行種族歧視的命令並非真正以國家安全為出發點。

這份特朗普在1月27日發布的行政令要求，限制來自敘利亞、伊拉克、伊朗、蘇丹、索馬里、也門和利比亞這7個主要穆斯林國家的公民進入美國，要求來自該多個國家的難民在120天內被禁止入境美國，該多個國家的普通公民在90天內被禁止入境美國。

禁令很快在美國各地機場造成一片混亂，不少受影響的簽證持有人想趕在禁令正式生效之前進入美國，而在這個過程中已經有6萬張簽證被撤銷，很多人因此遭到限制。同時，更大範圍的抗議活動也在美國多地爆發。但是由於羅巴特的裁決，一些被限制的簽證持有人被恢複放行。更多受影響的人還在觀望、等待，或者在禁令生效前加緊腳步進入美國。

2月5日，杜勒斯機場，移民與親人團聚

更多的質疑，來自於上周末身在佛羅里達私宅的特朗普。他在推特上對此事發表評論，他甚至把裁定拒絕執行禁令的法官羅巴特稱為“所謂法官”，這在把司法公正視為不可撼動的權威的美國，精英階層顯然難以接受。

於是，副總統彭斯再次為特朗普四處救火。他在多個新聞節目上為特朗普辯護稱“總統絕對有權批評立法和司法兩個體系”，但他並不是在“質疑法官的合法性”。

在電視節目上為特朗普辯護的副總統彭斯

彭斯稱，特朗普是在他作為總統的職權範圍內行事，並不違背憲法和其他明確的制定法。“我們非常有信心將會最終獲勝，根據是非曲直贏得訴訟。但我再次強調，事情的重點是美國人的安全和保障。”

但是國會這邊已經火力全開，共和黨參議員本·沙瑟（Ben Sasse）稱無法理解特朗普如此言論：“我們沒有所謂的法官，我們沒有所謂的參議院，我們也沒有所謂的總統。”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同樣不滿：“一次次地，我們對法院在很多我們關心的事情上的裁決並不滿意。但我認為最好不要批評法官本人。”

羅巴特是2004年由小布什總統任命的法官，當時在參議院以99票贊成0票反對的投票結果進入聯邦法院。

但特朗普並非頭一回對法官本人進行抨擊。在2016年的競選過程中，特朗普還曾在推特上批評另外一名法官柯里爾（Gonzalo Curiel），該法官當時正在經手一起針對特朗普大學的欺詐起訴，最終特朗普因此支付了2500萬美元的和解費，但他反複稱柯里爾“是墨西哥人”而對他帶有偏見。柯里爾出生在印第安納州，父母是來自墨西哥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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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七警案的判刑, 看法官的判案步驟

香港受到政治氣候的影響下, 近年司法機構也變成磨心。十幾年來, 搞社會運動涉及示威遊行、非法集結、行為不檢、阻街等的控罪, 審訊經歷三級法院(裁判法院、高院及終審法院)的審訊及上訴, 逐步釐清了這些控罪在法律上的元素, 以及牽涉《人權法》、《基本法》及一些國際公約賦予平民權利義務方面的解說。經終院闡釋後, 下級法院在審案時比以前更易處理法律爭拗。以前建制人士不會批評法官, 只有泛民及激進社會運動人士罵法官。可是到了近年, 建制人士也開始罵官了, 不止罵官, 還會罵娘。一下子甚麼監察法官判案, 甚麼警拉官放等一干言論, 甚囂塵上。七警被定罪和判監兩年之後, 這股罵官氣氛被推上高潮, 連警察也罵官了, 又說會按章工作。不少人提出近期個別判決, 譬如襲警脫罪、暴徒輕判感化, 衝擊政府機構判社會服務令等例子, 來證明「黃官」的偏頗。我寫這一篇是預了給人罵的。我一直以來都被人罵撐警, 現在連撐警的人都罵起我來。罵就無需講道理, 罵我無妨, 有沒有道理都可以罵人, 這是言論自由賦予我們的權利。我罵得人多, 被別人罵也可能活該, 但道理我還是想講的。

我寫這一篇有兩個目的, 其一, 粗略分析一下法官判刑的準則, 其二, 上一篇有讀者在留言留下一篇文章的連結, 是香島中學鄧飛校長在《文匯報》發表一篇叫《用法治的方式解決法治中可能存在的問題》的文章, 我從鄧校長的文章學習之餘, 也寫一下香港法院在判刑一致性方面的法律原則。我不是為了反駁鄧校長的觀點而寫, 而是見到他在文章末兩段講英國的情況, 我借香港上訴庭一宗案例來講香港、英國及澳洲三地對判刑一致性(parity)的思維。

罵警拉官放的人其實也希望警拉官放吧, 他們不是很希望Dufton判七警無罪嗎? 如果Dufton判七警無罪, 到其時就輪到非建制的人罵警拉官放了。即是說, 只要法官釘你想釘的人, 而放你的同路人就可以了。那麼法官變成磨心, 兩面不討好, 該怎辦? 咿, 來個網上投票, 順應民情來判案好嗎? Majority wins. 一於搞判案雷動計劃, 發動網民來決定是釘是放, 符合民主精神, 豈不美哉? 真正維護法治, 不是那種一方面講維護法治, 另一方面收受利益, 也不是講贏了法治輸了公義、七警不是故意打人那類廢話。Dufton判這件案, 仔細考慮了影片呈堂的法律爭拗, 涉案人身份的爭論, 也衡量證據事實, 詳盡解釋了理據, 寫了817段判辭。不滿這裁決, 請從這判案書找空間去上訴, 沒有入會阻你, 而不是發動種族歧視去罵這洋法官, 罵就找判詞的錯處來罵。判刑可以批評嗎? 當然可以, 不過要用法律去批評, 說他判得輕和判得重, 都要提出實質理據。

法官判刑是隨心所欲的嗎? 基本上法官可以有兩種途徑去決定怎樣量刑。其一, 司法機構有判案的Manual, 提供給不同工種的各級法官作為參考, 這種Manual是時常更新的, 民事、刑事、家事、各種審裁處、死因庭諸如此類, 都各有判刑及程序指引, 這些Manual只有法官才看到, 因為要從司法機構的內聯網登入, 公眾接觸不到。其二, 參考Sentencing In Hong Kong這本書, 這書是由前刑事檢控專員江樂士及他的下屬前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維新共同撰寫的, 現已出到第七版。法官判案的量刑基本上參考這些東西, 參考了也難免同一個官, 判同一件案(超過一名被告)會出現不一致的刑罰, 因為裏面涉及很多不同因素, 年齡、背景、案底、犯法的角色等, 都足以使判刑時出現各被告刑罰不一樣的情況。同一個官, 判不同的案就更加千變萬化了。不同的法官, 處理同類形和不同類形的案就更加不會一致。再加上有些法官仁慈, 有些法官嚴厲, 根本無可能會一樣。七警遇到另一位法官可能脫了罪, 定罪也未必判多過15個月, 根本沒有對錯可言, 有人會把量刑起點降低, 再把求情因素增大, 就會出現很不一樣的結果了。如果案情特別, 沒有可作參考的案例, 就靠法官個人看法去判刑了。七警案可算是這種情況。

這種不一致, 就帶入鄧飛校長的宏文提出的論據。我講了不是要反駁, 而是用香港案例來展示香港法院的思維。在吳敏兒案 (HKSAR v Ng Man Yee CACC 278/2013), 上訴庭副庭長 Stock及上訴庭法官McWalters (不好意思, 那些不喜歡老外法官的, 這兩位是老外, 而且以前都是在律政司工作的), 在判辭中講了判刑是否一致的原則:
40.  When disparity of sentence is the ground of appeal we note that in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decision of Lowe v The Queen (1984) 154 CLR 606 Mason J expressed the view that the fact that the sentence is not a just sentence is a ground for appellate intervention notwithstanding that the injustice is generated by error arising in proceedings other than those of the appellant.  At page 613 he said:
“The sentence under appeal may be free from error except in so far as discrepancy itself constitutes or causes error. And the justification which the courts assign for intervention in the case of disparity is that disparity engenders a justifiable sense of grievance in the applicant and an appearance of injustice to that impassiv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ommunity, the objective bystander.” [5]
41.  These views were subsequently followed by the majority of the High Court in Green v The Queen (2011) 244 CLR 462 where French CJ, Crennan and Kiefel JJ said at page 475, paragraph 32:
“32 A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 deciding an appeal against the severity of a sentence on the ground of unjustified disparity will have regard to the qualitative and discretionary judgments required of the primary judge in drawing distinctions between co-offenders. Where there is a marked disparity between sentences giving rise to the appearance of injustice, it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of a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s discretion to intervene that the sentence under appeal is otherwise excessive. Disparity can be an indicator of appealable error (88). It is also correct, as Mason J said in Lowe, that logic and reality combine to favour the proposition that discrepancy is a ground for intervention in itself (89). Unjustifiable disparity is an infringement of the equal justice norm. It is appealable error, although it may not always lead to an appeal being allowed.”
42.  It is important to recognize that whether a disparity between sentences is an unjustifiable one, thereby resulting in an unjust sentence, does not fall to be determined by the subjective feelings of the offender whose sentence is under appeal.  As the majority said in Green at page 474, paragraph 31:
“31. … The sense of grievance necessary to attract appellate intervention with respect to disparate sentences is to be assessed by objective criteria.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rity principle does not involve a judgment about the feelings of the person complaining of disparity …”
43.  In Hong Kong the objective test that has been applied is that expounded by Lawton LJ in Fawcett (1983) 5 Cr App R (S) 158 which he described at page 161 as:
“… would right-thinking members of the public, with full knowledge of all the relevant facts and circumstances, learning of this sentence consider that something had gone wrong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6]
44.  The argument in the present case seeks to extend disparity of sentence as a ground of appeal beyond co-offenders to a disparity in sentence between wholly unrelated offenders; here the applicant and other persons sentenced for the same type of criminal activity but in respect of completely unrelated crimes. In considering whether such an extension should be permitted it is helpful to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legal foundation of the parity principle.  This was explained by the majority in Green.  They said at page 473, paragraphs 28-29:
“28. … Consistency in the punishment of offences against the criminal law is “a reflection of the notion of equal justice” and “is a fundamental element in any rational and fair system of criminal justice” (75). It finds expression in the “parity principle” which requires that like offenders should be treated in a like manner (76). As with the norm of “equal justice”, which is its foundation, the parity principle allows for different sentences to be imposed upon like offenders to reflect different degrees of culpability and/or different circumstances (77). [7]
29. … The consistency required by the parity principle is focused on the particular case. It applies to the punishment of “co-offenders”, albeit the limits of that term have not been defined with precision.” [8]
45.  As can be seen from this passage the parity principle is confined in its application to co-offenders.  Likewise, in Hong Kong where there is long line of authority that limits disparity of sentence as a ground of appeal to co-offenders sentenced differently by the same judge.[9] It has never been extended to offenders charged with the same offence arising out of completely unrelated criminal conduct.
46.  Nor, has it been so extended in England. In the English case of Large (1981) 3 Cr. App. R (S) 80 the Court of Appeal refused to entertain a submission that there was disparity of sentencing between the sentence imposed on the appellant and sentences imposed by the same judge on other offenders for the same offence but who were participants in completely unrelated crimes.  At page 82 the Court said:
“This Court declines to entertain such a submission. By reason of the appeals which consistently come before it the Court is aware of the general level of sentencing throughout the country. If, when individual sentences are being considered, it was permissible for counsel to analyse sentences passed by other judges on other occasions for other offences the work of this Court would come to a standstill. It would occupy the time of the Court to an inordinate extent and would do no more than draw its attention to the sentencing practice of a particular judge on a particular occasion in circumstance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with which the Court is immediately concerned. We will consider the matter of disparity when it arises in respect of participants in the same offence who have received different sentences for the parts that they played in the offence. Where it appears that for similar involvement in the offence the offenders have received very different sentences it is a warning sign that something may possibly have gone wrong with one or more of the sentences.”
47.  The New South Wales Supreme Court adopted a similar view in Kardoulias v The Queen (2005) 159 A Crim R 252.  After accepting that what in Australia is referred to as the parity principle applies to co‑offenders, the Court of Criminal Appeal said at page 274, paragraph 106:
“However, the parity principle is not to be applied when a ground of appeal invites comparison between sentences imposed upon two offenders who are not co-offenders simply because the two offenders may hav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and may have committed similar crimes.”
48.  There is nothing in the judgment of the High Court in Green to suggest that the parity principle can inure to the benefit of persons other than co-offenders; nor is there in English or in Hong Kong case law.  All three jurisdictions speak with one voice.  The only occasion that relativity to other offenders’ sentences will create a justified sense of grievance is when the relativity concerns sentences imposed on person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same offence as the offender.  That is not, of course, the position here.
49.  Outside of this situation it is for each applicant to demonstrate error or excessiveness in his own case.  A sentence otherwise appropriate for the level of that offender’s culpability does not become unjust simply by reference to an erroneous or unduly lenient sentence imposed on another offender in an unrelated crime.
50.  That being so, it cannot be said that other erroneous or unduly lenient sentences imposed in unconnected cases involving the same offence, provide an offender receiving a heavier sentence than those imposed in these other unconnected cases, with a justified sense of injustice.  It does not seem to us that it matters what the reason is for the alleged disparity between the cases; whether it be one judge being more lenient than another or the prosecutor selecting the wrong venue for trial.  Whatever the reason, the principle remains the same – the parity principle only applies to co-offenders.
51.  We do not doubt that this applicant and his family may not understand why others involved in more serious money laundering activity have been sentenced apparently more leniently but, for the reasons we have given, this does not entitle this applicant to harbour a justified sense of injustice.

我沒有本事去翻譯, 一言以蔽之, 判刑的一致性只適用於同案的被告(the parity principle only applies to co-offenders)。時下聽到批評法官判刑, 甚麼黃絲藍絲的, 有沒有人認真去硏究孰輕孰重的因由, 連那些所謂法律學者也在胡謅, 又怎能怪一般市民。以我自己觀察, 事實上確有些不太稱職的法官, 也有些遇到棘手案件就以案情事實來判被告無罪的法官。世界不是完美的, 制度也不能說不存缺陷的, 在社會撕裂分化之下, 才會因感性充昏了理性, 七警案的審判結果使這種情緒完全發酵。我尚算有幸, 沒有置身於瘋癲之中, 還可以提出理性討論, 盡量撇開個人情感去思考。我不是睡不著輾轉反側才去思考, 我住在悉尼十多年, 有機會把兩地發生的事情作比較, 像曾蔭權那類案, 在澳洲, 官商利益輸送無日無之, 在澳洲那些官員, 給捅出來就只有撤職, 像影片落畫, 從來都不會被檢控。香港在法治方面的成績, 真的很不錯了, 把香港的法治精神輸到這裏來, 恐怕不少官員已鋃鐺入獄了。香港警察來澳洲做, 就會更舒適, 很少機會被辱罵, 動了粗也很多人撐你, 分別在於社會的氣氛很不相同。今時今日在香港當差不是一份筍工, 但尚算是一份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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樸槿惠終被彈劾 8名法官全票通過

韓國當地時間上午11時20分左右(北京時間10點20左右)，韓國憲法法院就總統樸槿惠一案作出判決。

憲法法院在代院長李貞美朗讀判決條文以後，在包括即將卸任的李貞美在內的八名法官出席本次判決的情況下，並以8名贊成的壓倒性優勢通過彈劾案。

上圖為法官走出法院

樸槿惠在同一時刻立刻停止總統職務。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根據韓國有關法律規定，與普通法院不同，韓國憲法法院遵循單審制，也就是沒有上訴的余地。

宣判前，第一財經記者在韓國憲法法院所在的安國站附近看到：贊成彈劾的“反樸”勢力與反對彈劾的“親樸”勢力正在現場周邊進行遊行。警方以數十輛大巴將群情激奮的雙方人群隔開。據韓國媒體的報道，當天警方將首爾全市的警戒等級提升至最高級別，並從韓國各地派遣2萬余名警察，以準備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

樸槿惠被彈劾以後，將立刻被停止職務，並被剝奪包括刑事免除權在內的絕大多數總統、前總統特權;此前韓國被剝奪前總統特權的還有因軍事叛亂而被逮捕的全鬥煥、盧泰愚兩名總統;此前，也有分析人士告訴記者：樸槿惠被彈劾以後，刑事免除權將立刻失效，這也為檢方調查樸槿惠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

一名參加反樸遊行的韓國民眾向記者表示：“希望樸槿惠以及崔順實一行能夠被‘法辦’，還韓國民眾一片正義”;而一名親樸人士則對於判決表示強烈的不滿。

據此前韓國的一則調查顯示：韓國民眾有77%贊成彈劾，而反對彈劾的民眾僅為17%;有近五成的民眾表示“若彈劾未獲通過，將前往遊行進行抗議”，選擇接受結果的民眾僅有四成左右;這與判決中國會和總統方代理人宣布接受判決結果形成鮮明對比。

韓國將於3月20日正式對外公布總統選舉日期、最晚在4月16日之前結束各黨派候選人的登記;並於5月9日正式舉行總統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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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兩州法官“叫停”新版移民令 特朗普：這是越權

繼夏威夷法官“叫停”了特朗普的新版移民令之後，馬里蘭州聯邦法官也“叫停”了該禁令的部分條款。

16日據美聯社報道，當地時間周四，法官Theodore Chuang裁定，特朗普的兩版移民令出於政治原因歧視穆斯林，因此，“法庭將禁止行政令第二條C款條文的實施。”該條文的主要內容為暫停來自伊朗、利比亞、索馬里、蘇丹、敘利亞和也門公民“無限制入境”，為期90天。

15日，夏威夷聯邦地區法官德里克·沃森作出裁決，要求在全美範圍內暫停執行特朗普日前頒布的新版移民入境限制令，此時距離該禁令生效僅數小時。

對此，特朗普表示，夏威夷聯邦地區法院裁決暫停執行新版移民入境限制令的做法“越權”，稱不排除將此案上訴至美國最高法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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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學畫

今天明報出了這報導: 裁判官法院內學畫 老師獲免費泊車, 其中一段這樣講;

司法機構2016年的年報中「有關法官和司法人員的投訴」的一項透露，去年非涉及司法或法定的決定的投訴中，其中一宗投訴獲證明部分屬實。投訴人指一名裁判官容許私人畫師長時間將車輛免費停放在某法院大樓內，及該裁判官容許該畫師在法院的法官辦公室內授課，耗用政府資源。

這新聞昨天東方報導了, 明報今天執二攤。說新聞當然不新, 早前司法機構的年報已報導了, 根本不是新聞。我都算知道一點來龍去脈, 當然知道誰人涉事其中, 但休想我會爆料。我寫這篇是在思考這件事的處理手法及傳媒怎會報導起舊聞來。有人投訴, 老總調查, 學畫佔用法院處所屬實, 也處理了, 沒有再發生了, 這事理應完結。第一個問題, 為何在年報登這些東西出來? 每年大大小小投訴都不少, 這一宗有需要凸顯報導嗎? 第二個問題, 為何不是一早向傳媒爆料, 而是今時今日才見報?

不論司法機構怎樣標榜透明開明, 裁判官做了不妥當的事, 由內部處理了, 向投訴人交待了, 就完結了, 一般都無需搞得這樣鋪張, 大鑼大鼓的。撇開是否知情不講, 我怎知是內部事件呢? 首先, 街外市民怎會知道法院停車場的車輛是誰的, 怎知那個裁判官利用午膳時間學畫, 動用了公帑買碎紙機。所以投訴人一定是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 即是可以內部處理而無需公諸於世。又不是作奸犯科, 好明顯是無需要紀律聆訊, 採取處分的。當事人因被投訴而停止了不妥當做法, 還要在年報刋登這件事出來,  即是老總唔妥你囉。如果是老總的自己友, 凑得老總好妥貼, 你估老總會不會揚了這件事出來? 其實老總這樣做不單只行政手法差, 也使司法機構蒙羞。講到尾是把內部矛盾暴露於公眾之前, 可以達致甚麼目的呢? 有沒有需要把appraisal report公諸於世才叫透明度高? 已退休的Symon Wong曾向我投訴, 聽他那宗上訴的大老爺預先招集記者, 印好判辭分發給他們, 讓他們可以為那宗罵他的上訴大肆報導。若果那是事實, 司法機構的處理手法, 不單只使個別裁判官蒙羞, 最終是使司法機構自己蒙羞。如果在年報刋登學畫這件事是要想當事人蒙羞, 司法機構真是可悲!

這次傳媒在炒冷飯, 究竟是有人爆料抑或凑巧看到年報呢? 我相信是有人爆料。去年事發時新鮮熱辣不爆, 事過境遷才爆, 意欲何為? 這就不能說得太白, 否則變成我在爆料, 況且我也只在推論, 並非有人向我承認自己訴諸傳媒。我相信事發時不爆料是因為投鼠忌器, 到了現在屬於攬住一齊死。

可能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認為法官不妥當的行為應該公開, 公眾有知情權。我想, 知情權要視乎事件的性質, 不是事無大少都要公開的。否則, 豈不是應該把每一宗投訴內容公開, 讓公眾知道那個法官被投訴做了甚麼事, 處理是否恰當, 讓大家判斷。如果這要求不合理, 在年報刋登法院學畫一事又有甚麼理據? 我不是在撐當事人, 只是質疑整件事處理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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