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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馬駿:貨幣政策應繼續穩健 避免杠桿率進一步大幅攀升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375

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首席經濟學家馬駿在《金融時報》撰文稱,2014年以來,央行繼續保持穩健和審慎的貨幣政策。盡管強化了定向降準等定向調控措施,但都只是用調結構的方式適時適度對經濟金融運行中的突出問題進行預調微調,並非貨幣政策取向發生變化。避免過度刺激有利於調結構,防止杠桿率繼續大幅攀升。

針對近來社會關心的央行貨幣政策的作用,他表示,“總的來看,貨幣政策堅持了“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政策取向,貨幣金融環境的基本穩定,市場利率平穩運行,既較好地滿足了穩增長的資金需求,又防止了流動性供給過多積聚風險,促進了經濟的平穩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

他指出,雖然目前用GDP或工業增加值來衡量的經濟增速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但是今年以來就業情況卻較為樂觀。過度刺激不利於結構調整,重點在於防止杠桿率繼續大幅攀升。而且,中國的杠桿率總體本就較高,如果繼續推高杠桿率將加大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因此,在這樣的宏觀環境下,在當前及未來的一段時期,貨幣政策總的取向以穩健和審慎為宜。

文章最後,他還談了對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看法,以及央行即將或已經實施的相應治標和治本的辦法。他認為,能否實質性地降低融資成本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等“治本”措施的推進情況。不過,由於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的因素和下降的因素同時存在,因此社會融資成本未必能在短期內大幅下降,對此市場應該有心理準備。

以下是馬俊在《金融時報》上發表的原文:

  近來,社會各界就貨幣政策對穩定經濟增長、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作用有較多的討論。比較集中的話題包括:1、在過去一段時間內,貨幣政策在穩增長、調結構中的作用是什麽?2、為了達到穩增長的目的,貨幣政策是否應該再松一些?3、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根本原因是什麽,應該采取哪些治標和治本的措施?本文圍繞這三個問題談一些觀點。

  一、今年以來貨幣政策的實施與效果

  2014年以來,面對複雜的國內外經濟金融形勢,人民銀行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部署,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定力,主動作為,加強定向調控。兩次實施定向降準,調整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有關參數,發揮再貸款的作用,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特別是“三農”、小微企業和中西部地區的信貸支持。加強信貸政策指導,加大對鐵路、保障房、能源以及科技、文化、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重點領域的金融支持,改進扶貧、就業、少數民族等民生金融服務。繼續推進利率市場化,健全市場利率定價自律機制,穩步推進同業存單發行和交易,放開上海自貿區小額外幣存款利率上限。擴大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區間。推進國家開發銀行住宅金融事業部改革,並為開發性金融支持棚戶區改造提供了長期穩定、成本適當的資金來源。

  需要強調的是,相關定向政策措施的實施並不意味著政策取向發生了變化,而是針對經濟金融運行中的突出問題,用調結構的方式適時適度預調微調。在實施過程中,人民銀行註重保持貨幣政策連續性、穩定性,按照穩定總量、盤活存量、優化結構的原則,在不大幅增加銀行體系總體流動性的前提下,積極運用貨幣政策工具支持經濟結構調整,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更多地將新增或者盤活的信貸資源配置到“三農”和小微等國民經濟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具體來看,中國人民銀行近期兩次實施定向降準,實施範圍基本上包括了除農信社和村鎮銀行(這兩類機構已執行特殊優惠的較低準備金率)以外的全部金融機構,但是總體釋放流動性有限。定向降準的主要目的是發揮信號和結構引導作用,通過適當的獎勵和考核機制,建立正向激勵,鼓勵和引導金融機構進一步提高配置到“三農”和小微企業等需要支持領域的貸款比例,在不大幅增加貸款總量的情況下,使“三農”和小微企業獲得更多的信貸支持。此外,為進一步促進經濟結構調整,中國人民銀行今年新設了支小再貸款,並積極運用支農再貸款。截至2014年6月末,全國支農再貸款余額1842億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37億元,全國支小再貸款余額261億元。其中,地方法人金融機構借用支小再貸款發放的小微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比其運用其他資金發放的同期限同檔次小微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低約2個百分點。支農支小再貸款主要是結構性調整工具,通過定向支持,引導金融機構擴大對“三農”和小微領域的信貸投放,有助於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總的來看,貨幣政策堅持了“總量穩定、結構優化”的政策取向,貨幣金融環境的基本穩定,市場利率平穩運行,既較好地滿足了穩增長的資金需求,又防止了流動性供給過多積聚風險,促進了經濟的平穩可持續發展和經濟結構調整。一是貨幣信貸合理適度增長。截至8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12.8%,接近年初確定的預期目標。二是市場利率平穩運行。8月,金融機構對非金融性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7.09%,比上年12月下降0.11個百分點。同業拆借和債券回購加權平均利率分別為3.17%和3.11%,比上年12月分別下降0.99個和1.17個百分點。銀行間市場5年期、7年期國債收益率分別為3.97%和4.14%,比上年12月分別下降0.51個和0.44個百分點。三是信貸結構進一步優化。8月末小微企業貸款同比增長13.9%,比全部貸款高0.6個百分點,本外幣涉農貸款增長14.8%,比全部本外幣貸款高1.6個百分點。

  二、宏觀環境要求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和審慎

  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幾個新特點允許和要求貨幣政策繼續保持穩健和審慎,並應重點防止杠桿率的繼續大幅攀升。

  第一,雖然目前用GDP或工業增加值來衡量的經濟增速面臨一定的下行壓力,但是今年以來就業情況卻較為樂觀。根據李克強總理披露的數據,三、四、五月份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持續下降。今年以來,人社部公布的求人倍率(勞動力市場的需求與供給之比)也明顯高於一倍(求人倍率為一倍表示勞動力市場供求平衡,超過一倍表示供不應求),而且還呈上升趨勢。這表明,由於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和經濟結構向服務業轉型等因素,目前的產出增長的減速並沒有伴隨著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失業情況的惡化。相反,隨著就業情況的改善、反腐敗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果,目前的社會穩定程度是多年來最好的。我國經濟走向新常態的一個特點是,宏觀調控目標要逐步從追求GDP增長轉向強調穩定就業。給定7.5%的GDP增長率,在“舊常態”之下可能意味著政府要出臺很強的刺激政策,而在新常態之下由於弱化對GDP的關註(強化對就業的關註),就不需要那麽大的刺激力度了。

  第二,我國經濟的杠桿率總體較高,如果繼續推高杠桿率將加大宏觀經濟和金融風險。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的杠桿率(用廣義信貸/GDP的比例,或者用M2/GDP比例來計算)雖然還低於一些發達國家,但高於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我們用100多個國家的數據所作的實證研究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杠桿率的上升會加大一國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2009年以來,我國的杠桿率上升速度已經很快,地方融資平臺和房地產等部門杠桿率問題尤其明顯。如果過度松動貨幣政策,就可能繼續推高這些部門的杠桿率,加大未來金融風險的隱患。

  第三,過度刺激不利於結構調整。歷史上,在大的刺激之後,經濟短期內可以高速增長,但往往導致對高耗能、高汙染項目的投資熱潮和此後的產能過剩等問題。相反,增長率稍低一些,反而能加大結構調整的壓力和動力。雖然有不少結構性改革措施(如簡政放權、引入民間資本等)可以同時達到穩增長和調結構的目的,但必須承認,就總量政策而言,推動結構調整(要求政策緊一些)和保持增速(要求政策松一些)經常是必須有所取舍的一對矛盾。從全國民眾的福祉來看,降低汙染性產業的比重、發展衛生教育等結構性轉型遠比增加零點幾個百分點的GDP增長率更重要。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更好地理解保持貨幣政策定力、營造結構改革環境的重要性。

  第四,由於許多體制改革還沒有到位,我國一些經濟主體(如地方政府平臺和不少國企)的軟預算問題仍然較為普遍,一些地方政府過度追求GDP增長的激勵機制還繼續存在,在宏觀政策松動的條件下容易出現信用過度膨脹、低效部門投資過度的傾向。這個體制因素也要求我們在貨幣政策的決策中保持比其他經濟體更為審慎的態度。

  在這樣的宏觀和體制環境下,在當前及未來一段的時期,我國貨幣政策總的取向以穩健和審慎為宜。重點應該是為經濟結構調整與轉型升級創造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同時,貨幣政策調控應向更加市場化的方向轉型,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價格形成和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應該建立更可信和明確的調控目標,更加突出保持較低通脹在貨幣政策目標中的重要性。要不斷提高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公信力和控通脹的靈活反應能力,避免杠桿率的進一步大幅攀升,使市場主體形成穩定預期。

  三、解決融資難、融資貴要“標本兼治”

  解決好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對於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具有重要意義。按照國務院部署,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就降低社會融資成本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多次向國務院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小組會議和國務院常務會議進行了匯報。經國務院同意,人民銀行會同有關部門代擬並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下發了《關於多措並舉著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指導意見》(國辦發[2014]39號,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並進行督促檢查,確保有關措施得到落實。《指導意見》提出的十條措施包括:保持信貸總量合理增長、抑制金融機構籌資成本的不合理上升、縮短企業融資鏈條、清理整頓不合理收費、優化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管理、完善商業銀行考核評價指標體系、發展面向小微企業和“三農”的特色中小金融機構、發展直接融資、發展支持小微企業等獲得信貸服務的保險產品、有序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

  關於企業融資成本高的問題,我們研究發現:

  1、融資成本高企的原因中有短期因素,但更主要是結構性因素和體制機制問題。我們認為,企業融資成本高的成因至少有如下幾項。一是過去5年來整體經濟的杠桿率上升較快,許多企業債務率過高,風險溢價自然上升。二是股本融資發展不足,企業對債務融資依賴上升。三是一些領域市場化改革不到位,存在不少“財務軟約束”的借款主體,這些借款者對利率不敏感卻大量負債,在貸款市場上對中小微企業產生了“擠出效應”。四是債券市場雖然有較快增長,但仍不夠發達,地方平臺和多數大企業的融資仍然以貸款(而非發債)為主,也產生了對中小微企業的“擠出效應”。五是在設立中小金融機構方面,民間資本仍然面臨較多的準入障礙,導致中小企業金融服務的競爭不充分。六是微觀層面存在一些定價混亂和經營管理缺陷因素,擡高了金融機構自身和企業的融資成本。七是小微企業和“三農”領域融資主體自身特點和信用信息缺失等原因決定其風險溢價較高。

  2、只有充分認識到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和體制機制因素,方能標本兼治、統籌施策。否則,很容易得出應該擴大信貸總量、大幅放松流動性總閘門的結論,其結果可能是雖然在短期緩解了融資成本上升的壓力,但很快又會導致杠桿率和風險溢價進一步上升,使融資成本出現更大的反彈。而且信貸膨脹還可能引發企業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能源資源價格等上漲,最終反而推高企業的總體成本。

  3、對通過短期措施來降低企業融資成本的效果要有合理的預期。融資難、融資貴的成因非常複雜,杠桿率過高和風險溢價上升是主要原因,而杠桿率高本身又與股本融資不足、融資主體財務軟約束、經濟增長模式過度依賴投資等體制機制性因素密切相關。《指導意見》中涉及的十條措施是金融部門自身能夠采取的措施,其中多數屬於 “治標”的措施,而能否實質性地降低融資成本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深化改革和結構調整等“治本”措施的推進情況。另外,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的一些趨勢性因素仍然客觀存在。我國目前仍處於“三期疊加”,銀行不良率很可能進一步上升,風險溢價和銀行的經營行為也具有相當的順周期性。企業、居民存款通過理財、基於互聯網的貨幣市場基金等方式與金融機構存款之間頻繁轉換,客觀上形成了擡升銀行融資成本的壓力。緩解企業融資成本高問題的十條措施出臺後,各部門都在努力落實,會取得一些效果。但由於導致融資成本上升的因素和下降的因素同時存在,因此社會融資成本未必能在短期內大幅下降,對此應該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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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 馬駿 貨幣 策應 繼續 穩健 避免 桿率 進一步 進一 大幅 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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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人人都在加杠桿,美國企業杠桿率創新高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8521

中國最近一直在強調去杠桿,那美國呢?花旗分析師Stephen Antczak在其報告中給出了答案。

誰在加杠桿?

花旗Stephen Antczak:

幾乎人人都在加杠桿。我們計算了高評級債券企業在三年前和今天的杠桿率,發現無論是以總杠桿率還是凈杠桿率算,這些企業的杠桿基本上較三年前出現了平行上移。

who is levering up

(總杠桿率:Q2 2011 vs Q2 2014;凈杠桿率:2011 vs 2014)

“悄悄”上升的杠桿

花旗Stephen Antczak:

企業提高杠桿的方式之一是回購股份,近年來企業可謂樂此不疲。

另一個同樣大受歡迎的方法是,讓資產以快於股東權益的速度增長。

Sneaky leverage

(高評級債券企業的股票總回購量;資產與股東權益增速:Q2 2013 vs Q2 2014)

那麽總杠桿率呢?

花旗Stephen Antczak:

我們分別計算了高評級債券企業的總杠桿和自2006年以來的杠桿,兩者的結果都“不妙”(創歷史新高)。

Median leverage growth

(左:歷年杠桿率中值;右:06年以來杠桿率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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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 人人 都在 在加 美國 企業 桿率 率創 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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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杠桿率升至78倍 美國真在去杠桿?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09206

2007-08年金融危機期間,投行的杠桿一下子成為華爾街人人自危的大問題,理由很簡單,大家都擔心賠錢。轉眼七年過去,華爾街是否吸取教訓謹慎對待杠桿了?

經濟資訊及分析供應商Mauldin Economics的首席投資策略師Grant Williams提供的底部圖表可見,美國大金融機構的杠桿比率非但沒有減少,反而變本加厲,由七年前的不足35倍躥升至78倍。

歷經七年大規模擴張資產負債表,今天的杠桿比率遠遠超過2008年幹倒全球金融系統的杠桿水平。(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杠桿,金融危機,雷曼兄弟,美國

杠桿,金融危機,雷曼兄弟,美國

金融 機構 桿率 升至 78 美國 真在 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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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杠桿率為何在加速上升?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0656

近幾年來,中國持續上升的杠桿率水平一直是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關註的焦點。對於如何降低杠桿率,很多學者的建議是收緊貨幣供應並保持高利率。然而,這種政策的效果卻似乎事與願違:中國債務占 GDP 的比例自 2012 年以來以每年 8~13 個百分點的速度加速上升,而過去 10 年來平均每年的升幅僅為 4 個百分點。這些醫生的“藥方”哪里出了問題?

中金梁紅認為,中國的高杠桿率問題(或投資效率低下問題)的關鍵在於金融市場發展的嚴重滯後,尤其是股票市場:由於中國儲蓄率高企卻缺乏有效的股權融資渠道,當經濟下行時,企業依靠自身盈利補充資本金的能力下降,因此債權融資在整個融資中的比重必然上升。

此外,政府儲蓄上升是近年來中國杠桿率問題惡化的另一重要因素。中央和地方政府顯性債務占 GDP 的比例自 2009年以來基本保持不變,而企業部門債務則大幅上升。中國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推出的 4 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其資金來源似乎主要是企業部門(包括國有企業和銀行),而不是像其他國家一樣來自於政府的財政支出。雖然這種巨額政策性貸款成功地挽救了處於危機邊緣的中國經濟,但同時也給中國企業部門帶來了沈重的債務負擔,並給銀行造成了潛在的不良貸款風險。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政府機構儲蓄在快速增加,但同時企業部門卻被迫去杠桿。如果用債務減去銀行存款來衡量凈負債,過去幾年來政府部門日益成為凈儲蓄者,而企業部門則在債務泥潭中愈陷愈深。毫不奇怪,在國內股權融資市場處於半關閉狀態而政府儲蓄不斷上升的背景下,近幾年來從緊的貨幣環境造成了中國內需疲弱、企業投資不振、價格下跌、勞動力市場顯現疲態但債務與 GDP 之比卻不斷上升等一系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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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國需要深入分析導致杠桿率上升的根本原因,以便重新設計一攬子政策來緩解而不是加劇導致杠桿率上升的深層次問題。中金梁紅認為,只有在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改革措施才能緩解杠桿率上升過快的問題,同時推動經濟增長和效率提升:1)改革國內股票市場;2)改革預算編制過程,減少中央政府持有的閑臵現金規模和各政府機構的“小金庫”規模;3)將部分政府或公共儲蓄投向比銀行存款回報率更高的其他資產;4)將隱性政府負債認定為顯性政府債務;5)直接向有需要的公共投資項目或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部門註入股權資本金;以及 6)調整貨幣政策立場以減輕企業部門的償債負擔。

近幾年來,中國持續上升的杠桿率水平一直是投資者和政策制定者關註的焦點。對於如何降低杠桿率,很多學者的建議是收緊貨幣供應並保持高利率。然而,這種政策的效果似乎事與願違:中國債務占 GDP 的比例自 2012 年以來以每年 8~13 個百分點的速度加速上升,而過去 10 年來平均每年的升幅僅為 4 個百分點。這一現象卻與中金梁紅在此前報告中的結論相符,即過去三十年來,中國杠桿率的增速與經濟增速是負相關的。這些醫生的“藥方”哪里出了問題?

中金梁紅認為,中國的高杠桿率問題(或投資效率低下問題)的關鍵在於金融市場發展的嚴重滯後,尤其是股票市場。道理很簡單,由於中國儲蓄率高企卻缺乏有效的股權融資渠道,當經濟下行時,企業依靠自身盈利補充資本金的能力下降,因此債權融資在整個融資中的比重必然上升。不對金融領域進行有效的結構性改革而僅靠收緊貨幣政策來降杠桿,其結果必然適得其反。

除了缺乏有效的股權融資渠道外,持續上升的政府部門儲蓄——中國資產負債表中的一朵奇葩——亦有助於解釋為何緊貨幣反而會推升杠桿率。中金梁紅近期的研究顯示,中國的政府部門(廣義上包括各類事業單位但不包括國有企業)持有巨額銀行存款,其與 GDP之比高達 30%以上,而若將外匯儲備考慮在內,這個比例則超過 70%。不僅如此,這些政府部門的銀行存款仍以每年接近 20%的速度增長,遠高於名義 GDP 增速或居民和企業存款的增速。與此同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顯性債務與 GDP 之比卻基本保持不變,2009 年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對政府的負債率毫無影響(圖表 1)。

個中緣由何在?圖表 1 顯示,中國企業部門杠桿率 2009 年急劇攀升,居民部門杠桿率 2009 年以後亦開始上升。換句話說,中國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推出的 4 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其資金來源似乎主要是企業部門(包括國有企業和銀行),而不是像其他國家一樣來自於政府的財政支出。2009 年,美國、英國、日本等其他主要經濟體的政府赤字占 GDP比例大幅上升至 10 個百分點左右,但中國的財政赤字卻不到 GDP 的 3%,可是銀行貸款占 GDP 的比例卻跳升 21 個百分點。這就是說,以銀行政策性貸款形式進行的準財政支出是金融危機期間中國刺激經濟的主要政策手段。雖然這種大規模的政策性貸款成功挽救了處於危機邊緣的中國經濟,但也給中國企業部門帶來了沈重的債務負擔,並給銀行造成了潛在的不良貸款風險。

更為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政府機構的儲蓄快速增加,但企業部門卻被迫去杠桿。如果用債務減去銀行存款來衡量凈負債,過去幾年來政府部門日益成為凈儲蓄者,而企業部門則在債務泥潭中愈陷愈深(圖表 2)。這顯然是不可持續的。毫不奇怪,在國內股權融資市場處於半關閉狀態而政府儲蓄不斷上升的背景下,近幾年來從緊的貨幣環境造成了中國內需疲弱、企業投資不振、價格下跌、勞動力市場顯現疲態但債務與 GDP 之比卻不斷上升等一系列問題。

因此,中國需要深入分析導致杠桿率上升的根本原因,以便重新設計一攬子政策來緩解而不是加劇導致杠桿率上升的深層次問題。中金梁紅認為,只有在以下幾個方面采取改革措施才能緩解杠桿率上升過快的問題,同時推動經濟增長和效率提升:

改革國內股票市場:1)培養和引進長期機構投資者,如“滬港通”和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的推出;2)在首次公開發行和後續融資中實行備案制,發揮市場配臵資源的作用;以及 3)加大對市場違規行為的監管和處罰力度。

改革預算編制過程:減少中央政府持有的閑臵現金規模和各政府機關團體的“小金庫”規模。尤其要對實際上從事商業經營的事業單位進行改革,這對降低公共部門低效率的“儲蓄過剩”具有重要意義。

將部分政府或公共儲蓄投向比銀行存款回報率更高的其他資產:在公共部門 18 萬億元的銀行存款之中,約有 3~4萬億元是地方政府的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這些基金目前只允許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債;還有 2 萬億元是住房公積金(作為對比,目前總的按揭貸款余額僅為 11 萬億元)。改善這些資金的資產配臵不僅可以取得更高的回報,也有利於中國的資本市場建設。

將隱性政府負債認定為顯性政府債務,這種重新歸類不僅可以降低利率和延長債務期限,也會緩解市場對銀行不良貸款的擔憂,並且使銀行有健康的資產負債表來為實體經濟提供正常的信貸服務。據媒體報道,財政部於近期下發了《地方政府性存量債務清理處臵辦法》(征求意見稿),其中規定被納入審計署口徑的地方政府負債(接近 10 萬億元)將被認定為政府債務。中金梁紅認為,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將有助於顯著降低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圖表 3)。

直接向重要的基礎建設項目或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部門註入股權資本金,類似於十年前的銀行註資計劃。

► 調整貨幣政策立場以使經濟增長保持在其潛在增長率水平,從而令實體經濟免受通脹或通縮的不利影響。由於國內外通脹壓力已顯著回落,中國央行具備降息空間,這將減輕企業部門的償債負擔。中金梁紅註意到,上述領域已經出現了一些積極的進展,中金梁紅期待政府推出更多的政策和改革措施。只有解決了這些導致中國杠桿率上升的根源問題,債務占 GDP 比率才會開始趨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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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桿率 為何 加速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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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資產負債表:中國經濟整體杠桿率6年增65.7%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7/4659963.html

國家資產負債表:中國經濟整體杠桿率6年增65.7%

一財網 章軻 2015-07-24 17:25:00

“杠桿轉移”是目前解決杠桿率的流行做法,李楊不反對中央政府或者國有金融結構承擔地方政府的債務,但是“不欣賞那種將企業部門的杠桿向居民部門轉移的做法,更不贊同通過推動股價上升,同時借以增發股票或IPO,進一步增加權益,來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戰略’。”

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李楊等專家聯合編制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杠桿調整與風險管理》24日發布。

從報告中可以看出,國家負債率上升與全球危機和國內經濟下滑密切相關,一旦經濟增長速度長期持續下滑並致使“或有”負債不斷“實有”化,中國的主權凈資產的增長動態有可能逆轉,因而不能掉以輕心。

研究還表明,中國的杠桿率迅速上升是確定無疑的事實,而去杠桿則是克服危機、調整經濟結構、促使國民經濟恢複健康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另外,報告還闡述了當前中國的資產負債表的結構風險,認為其主要表現為期限錯配、資本結構錯配以及貨幣和資產錯配。

中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應為小概率事件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主任、學部委員李揚介紹,2013年,曾領銜出版了《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3:理論、方法與風險評估》,首次編制了2000年以來我國居民、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政府和對外部門,以及國家和主權的資產負債表,相應計算了負債率和杠桿率,並做了若幹分析,提出了若幹建議。

“這份報告系上述研究的繼續,數據則盡量更新到2014年底。”李揚說。

基本數據顯示,在國家資產負債表方面,2007~2013年,國家總資產從284.7萬億元增加到691.3萬億元,增長406.6萬億元,年均增長67.8萬億元。同期,國家總負債從118.9萬億元增加到339.1萬億元,增長220.2萬億元,年均增長36.7萬億元。

2007~2013年,中國的凈資產從165.8萬億元增加到352.2萬億元,增長186.4萬億元,年均增長31.1萬億元;凈金融資產從7.4萬億元提高到16萬億元,增長8.6萬億元,年均增長1.4萬億元。

從結構上看,2013年,居民、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總資產占國家總資產之比分別為29.4%、30.3%、27.4%和12.9%;

在非金融資產中,居民、非金融企業、政府分別占比為38.4%、40.8%和20.8%;就金融資產而言,居民、非金融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占比分別為20.7%、20.2%、53.9%和5.2%。

李揚介紹,從國家層面的資產負債率的變化趨勢看,2007~2013年,國家負債率由41.8%提高到49%,上升7.2個百分點,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其中,2009年、2012年和2013年上升較為明顯,分別上升2個百分點、3.2個百分點和1.5個百分點。這說明,國家負債率上升與全球危機和國內經濟下滑密切相關。

按寬口徑匡算,2014年中國主權資產總計227.3萬億元,主權負債124.1萬億元,資產凈值為103.2萬億元。

考慮到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變現能力有限以及國土資源性資產使用權無法全部轉讓的情況,以窄口徑來統計,即扣除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13.4萬億元,並以2014年的土地出讓金(4萬億元)替代當年的國土資源性資產(65.4萬億元),中國的主權資產將由227.3萬億元減少到152.5萬億元。由此,窄口徑的主權資產凈值為28.4萬億元。

李揚說,無論何種口徑,中國的主權資產凈額均為正值,表明中國政府擁有足夠的主權資產來覆蓋其主權負債。因此,在較長的時期內,中國發生主權債務危機應為小概率事件。

但是,包括養老金缺口以及銀行顯性和隱性不良資產在內的或有負債風險值得關註。一旦經濟增長速度長期持續下滑並致使“或有”負債不斷“實有”化,中國的主權凈資產的增長動態有可能逆轉,對此不可掉以輕心。

中國經濟杠桿率6年上升65.7%

研究結果顯示,2000年至2014年,國有企業總資產占非金融企業總資產的比例由43.8%下降到30.2%,工業企業總資產占非金融企業總資產的比例則從34.5%下降到27.4%(其中,2004年,該占比曾達到38.5%的高點)。

國有企業總資產規模略有增加的同時其占比持續下降,反映了民營和非公經濟隨改革深化強勢崛起的事實;工業企業總資產規模略有增加的同時其占比下降,則反映了我國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良性變化。

2008年之前,我國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一直穩定在100%以內,全球金融危機後,其加杠桿趨勢非常明顯。其中,資產負債率從2007年的54%上升到2014年的60%,上升了5個百分點;其次,非金融企業負債占GDP比重從2007年的195%上升到2014年的317%,上升了122個百分點。再次,2008~2014年間,非金融企業杠桿率(反映債務占GDP的比重,與前面負債占GDP的比重略有不同)由98%提升到149.1%,猛增了51%以上。如果不考慮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杠桿率雖只提高到123.1%,但也上升了25個百分點以上。通過國際比較,我們發現,中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水平在所比較的國家中是最高的,其隱含的風險值得關註。

不過,報告也指出,通過將中國與美、英、德、日四國比較發現,非金融企業的資產負債率和負債占GDP比率是一個隨國家經濟和金融體制特點以及經濟發展階段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的經濟現象,其利弊優劣不宜一概而論。

2008~2014年,居民部門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從18.2%提高到36%,上升了17.8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部門從98%提高到123.1%,上升了25.1個百分點;金融部門從13.3%提高到18.4%,上升了5.1個百分點;政府部門從40.6%提高到58%,上升了17.4個百分點。

加總以上各部門,2014年末,中國經濟整體(含金融機構)的債務總額為150.03萬億元,其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70%上升到235.7%,6年上升了65.7個百分點。如果剔除金融機構部門,中國實體部門的債務規模為138.33萬億元,其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上升了60.3個百分點。

“我們的估算與一些國際機構(例如麥肯錫)的估算有所不同。”李揚介紹,主要差別在於對金融部門負債率的估算上。我們的方法僅計入了金融部門發行的債券余額,而麥肯錫方法則是加總了其他存款性公司資產負債表中的“對其他存款性公司債權”和“對其他金融機構債權”兩項。

李揚說,估算杠桿率的主要目的是評估風險,而金融部門債務中的通貨和存款並不構成金融部門的主要風險或風險較小,可以不計。更何況,麥肯錫在進行國際比較時,使用的也是剔除金融部門之後的實體經濟部門的杠桿率。所以,為了更清晰地認清中國的風險所在,同時,遵循國際慣例,以增強國際可比性,選擇了目前的方法。

“然而,無論取何種口徑,中國的杠桿率迅速上升都是確定無疑的事實。”李揚說,國際社會認為,2008年之前,全球杠桿率的上升主要由發達國家導致,但自那之後,全球杠桿率的上升主要歸因於發展中國家。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可能成為下一場債務危機的主角。中國作為杠桿率不斷提高的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對於這一兇險的預言,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

反對借增發股票降企業杠桿

去杠桿是克服危機、調整經濟結構、促使國民經濟恢複健康不可或缺的關鍵環節。

李揚介紹,從債務率=債務/收入這個公式出發,去杠桿的方略可有“分子對策”和“分母對策”兩類。分子對策即對分子(即債務)進行調整,手段包括:償還債務、債務減計、政府或中央銀行承接債務、降低利息支出等;分母對策即對分母進行調整,手段包括結構性改革、擴大真實GDP規模、或通過通貨膨脹擴大名義GDP規模等。

李揚說,在分子對策方面,償還債務是去杠桿的基本途徑,用出售資產的方式償債,更是去杠桿的正途。但是,任何減債的方式都有緊縮作用,這是不可忽視的副作用。直接進行債務減計的可行性可以存疑,即便實踐上可行,減計造成資產價值的直接損失及對其他市場的溢出作用,也會對經濟運行產生負面影響,而且,信用違約可能打壓市場參與者的信心,致使全社會信用萎縮。

李揚說,政府或央行承接債務,等價於債務減計。政府承擔,意味著未來的稅收負擔將會加重;央行承接,需要考慮其中長期影響,因為央行在未來的某一時點上一定會收縮其資產負債表,那時便會有反面作用出現。至於減少利息支出,即便可行,其作用也甚微。

“分母對策不會像分子對策那樣立刻見效,但卻是治本之道。”李揚說,因此,危機以來,多數接受了IMF等國際組織救援和指導的重債國,大多承諾推行結構性改革以實現中長期實際產出的增長。近期的希臘債務危機,在經歷了大範圍的迂回之後,不得不走回以改革換救助之路。“這告訴我們,改革,並以此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長速度,依然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所在。”

解決杠桿率高懸問題,有一種“杠桿轉移”說頗為流行,這指的是在一個主權主體內各組成部門之間進行債務轉移,例如,由中央政府接手地方政府債務,或由國有金融機構承擔地方政府債務等等。

李揚分析說,客觀地說,眼下,政策當局似乎也正沿著這條思路施為。“鑒於在中國,各級政府以及國有金融機構事實上屬於同一產權主體,我們並不反對這種轉移。”說到底,這種“杠桿轉移”,也正是解決我國地方和企業杠桿率過高問題的現實途徑。

李揚說,“然而,我們不欣賞那種將企業部門的杠桿向居民部門轉移的做法,更不贊同通過推動股價上升,同時借以增發股票或IPO,進一步增加權益,來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戰略’。”2015年6~7月發生股市劇烈波動,可以說為此種思路給出了負面評價。

管理資產負債表的結構風險

李揚認為,當前中國的資產負債表的結構風險,主要表現為期限錯配、資本結構錯配、以及貨幣和資產錯配。這些錯配既與發展階段相關,更與體制扭曲有關。因此,解決資產負債表風險,根本上還要依靠調整經濟和金融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研究顯示,期限錯配問題主要反映在地方資產負債表中。雖然我國地方政府總體上不存在清償力問題,但是,由於嚴重存在期限錯配,它們資產負債表的流動性風險是極大的。

地方政府資產負債表期限錯配,主要歸因於地方政府的資產大多期限較長(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投資),而在負債面,卻又缺乏可持續的長期資本來源。解決這種期限錯配問題,必須綜合施策。其中,建立穩定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融資機制,大力發展長期信用金融機構和政策性金融機構,積極根據收入和支出責任匹配原則來調整中央與地方間財政關系等,均為題中應有之義。

李揚說,資本結構錯配問題主要反映在非金融企業資產負債表中,其基本表現就是負債率過高。這一狀況,與中國的金融結構密切相關。銀行間接融資為主,構成中國的金融體系的基本特色。由於銀行信用只能以貸款方式提供,依賴銀行體系為企業提供資金,自然產生提高企業負債率的結果。治本之道是認真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努力“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多渠道推動股權融資,發展並規範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同時,也應當根據變化了的環境和條件,重新審視禁止商業銀行從事投資活動的規定。

貨幣和資產錯配問題主要體現在對外資產負債表中。其集中表現,就是我國對外資產和對外負債的投資收益差額(中國對外投資與外方在中國投資的收益軋差)長期為負。

李揚認為,為扭轉此類錯配,在放松對資本和金融項目管制的過程中,應穩步從貨幣結構和資產結構兩個層面推動我國資本和金融項目的結構調整。在負債方,通過人民幣的國際化,通過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和自貿區建設,增加人民幣在我國對外負債中的比重,逐步降低我國的對外負債成本。在資產方,應註重擴大內需,放緩外幣定值資產(特別是債權類資產)的積累;在實施“藏匯於民”戰略中,大力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特別是股權投資),增加對投資對象國貨幣定值的權益類資產的持有,以分享其經濟增長的收益。

編輯:李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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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資產 負債表 負債 中國 經濟 整體 桿率 年增 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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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杠桿率已超警戒線 蘊含重大系統性風險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52075.html

金融杠桿率已超警戒線 蘊含重大系統性風險

一財網 李德尚玉 2016-02-21 21:40:00

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吳敬璉警示:金融杠桿率已超警戒線 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在“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警示:目前我國金融杠桿率不斷提高,去年已經超過警戒線,並且至今還在繼續提高,這蘊藏著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危險,必須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也指出,目前我國貨幣增長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在此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將不遠。

貨幣政策沒去杠桿

吳敬璉分析稱,我國現在陷入了一個困境,出現了兩個現象:第一是投資回報遞減。這些年來,每年刺激的力度並沒有減弱,但是效率是不斷衰減,幾乎沒有太大的作用。第二是杠桿率不斷提高。

去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意味著我們從原來主要靠凱恩斯主義式的刺激政策搞增長,轉向提高供給質量、提高發展質量為主的宏觀經濟政策。這是領導決策思路的重要改變。”吳敬璉說,西方經濟學家多次提出,凱恩斯主義的刺激政策對於中國的中長期發展來說弊端很大。

現在的貨幣政策究竟是穩健的還是寬松的?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引用數據稱,去年的GDP增長率是6.9%,但是名義增長率只有6.4%,相比起來,M2增長率是13.3%,“整整比GDP增長高了7個百分點。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實際上已經是寬松的了。”

“今年1月份,貸款投放增長2.5萬億,同比多增了1萬多億,按這個速度,我們的貨幣增長還要繼續放大,不但不能去杠桿,還要迅速提高杠桿率”。王小魯擔憂稱,“這種情況下,未來我們離金融危機還遠嗎?”

在王小魯看來,實踐已經證明寬松的貨幣政策對解決經濟疲軟是無效的。造成經濟疲軟的主要問題在於結構,如果結構不調整,單靠寬松的貨幣政策來解決增長疲軟的問題,可能會帶來重大風險。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經濟振蕩,因為供給側幾個因素都在減弱,人口紅利消失,增加投資難以為繼,潛在增長率下降。”吳敬璉表示,解決這種震蕩的處方就是通過糾正資源的誤配置、改變結構惡化的狀況和建立兼容的激勵機制來調動積極性,千方百計提高資源的配置效果和宏觀經濟的運行效果。“所謂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運行效率,其實就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然而,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成敗的關鍵是能不能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實現轉型的體制性障礙。”吳敬璉進一步表示,提出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已經20年了,但是直到現在轉型還沒有完全實現。“為什麽進展這麽慢?結論是存在體制性障礙。而如何解決,我認為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發揮市場的有效配置資源、有效激勵機制的作用來實現轉型。”

“對於政府機關和官員來說,最順手的就是老方法,即用行政手段幹預。”吳敬璉對供給側改革可能會走老路表示擔憂。其認為,供給側改革應是體制改革,而現在常常被誤解為“供給側的結構調整”,“供給側的結構性調整實際上回到了老辦法,就是用行政力量調結構。我很擔心,這個辦法恐怕不能取得我們預期的效果”。

保持去杠桿與穩增速的平衡

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亊長李揚在會上表示,在現代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經濟廣泛類金融化的情況下,去杠桿將是一個極為緩慢、曲折波動的過程。而降低杠桿率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在控制債務增長速度的同時保持中高速的經濟增長。

李揚認為,核心問題在於去杠桿和保持適當增長速度存在著矛盾。要在兩者間保持某種平衡殊非易事。在經濟增速下趨勢未得扭轉的背景下,保持適當增長速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雖然去杠桿關乎經濟長遠健康發展,但在短期內就會被犧牲。危機持續過程中設定去杠桿的任務,核心的意義在於提醒全社會不能迷失方向,不能過度依賴需求方調控,需要供給側合理安排去杠桿的路線圖。

“還有結構性的問題,期限錯配問題,地方政府資產量很大,但是負債集中在短期,所以期限錯配問題非常突出。”李揚稱,我們需要重視這個問題,不要以為它能很快解決。

編輯:蘇蔓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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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桿率 率已 已超 警戒線 警戒 蘊含 重大 系統性 系統 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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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迪:中國影子銀行體系繼續增長;杠桿率進一步上升

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27日發布《中國影子銀行季度監測報告》稱,由於以社會融資總量衡量的信貸增長超過名義GDP增速,中國經濟的整體杠桿率持續攀升。
 
穆迪董事總經理/亞太區首席信用總監Michael Taylor稱:“社會融資總量並不包括某些迅速增長的影子銀行活動,因此經濟整體杠桿率的增長情況可能被低估。” 
 
Michael Taylor稱,穆迪測算可能被低估的部分較為龐大,2015年底至少為人民幣16萬億元,占GDP的23%,相當於影子銀行總體規模的三分之一左右。
 
穆迪並稱,2016年影子銀行活動進一步擴大,不過各類活動的表現參差不齊。非銀行金融機構管理的資產規模增長,今年上半年信托貸款和委托貸款小幅上升。與之相比,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因監管收緊而大幅下降。
 
穆迪指出,在持續寬松的貨幣政策背景下,社會融資總量受到常規銀行信貸的支撐,該趨勢在2016年上半年有所加快。

穆迪 中國 影子 銀行 體系 繼續 增長 桿率 進一步 進一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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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樹清:要重視不良貸反彈問題 通過改制上市降杠桿率

山東省人民政府8日消息,8月4日下午,山東省委副書記、省長郭樹清在省金融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認真對待當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特別要重視不良貸款反彈問題;通過股權融資、改制上市等手段實現股權多元化,進一步降低企業杠桿率;降低企業過橋融資成本。

郭樹清強調,要認真對待當前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特別要重視不良貸款反彈問題,積極研究防範化解風險的配套措施。政府要切實承擔起責任,做好對企業和金融機構的服務,推動建立起政府、銀行、企業的互信關系,共同面對挑戰,加強協商,同舟共濟,實現共贏。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引導鼓勵企業完善資本金補充機制,優化企業資產負債結構,持續推進投融資領域對外開放,通過股權融資、改制上市等手段實現股權多元化,進一步降低企業杠桿率。加大金融債權保護力度,建立逃廢金融債務綜合防控懲戒機制,嚴厲打擊惡意逃廢債行為。繼續優化金融生態環境,建立金融與財政、稅務、審計等企業財務信息共享平臺,規範會計師、律師、資產評估等中介服務市場,尊重和發揮司法部門的作用,完善守信激勵機制,在全社會深入開展誠信創建活動。

會議認為,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要從金融資源的供給端加強改革,調整優化市場結構,抑制資產泡沫,為實體經濟提供更豐富的金融產品。加大對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機場、能源等重大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擴大對城市立體交通、停車泊位、地下管網、雨汙分流、智慧城市、住房保障、集中供熱、大氣汙染防治、汙水處理、垃圾處理等“十大系統”的支持,加強對農村改路、改電、改校、改房、改水、改廁、改暖等“七改”工程的服務,增加面向教育、文化、醫療、健康、養老等民生和社會事業的金融資源配置。更加關註民營經濟的融資需求,著力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降低企業“過橋”融資成本。積極化解企業間擔保鏈、擔保圈風險。加大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支持力度,推廣完善債權人委員會制度,提倡責任同擔,共渡難關,互相支持。對過剩行業堅持區別對待、有扶有控,實施“一企一策”,不搞“一刀切”。

郭樹清 重視 不良 反彈 問題 通過 改制 上市 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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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引導信貸穩定適度增長 降低企業杠桿率

中國央行10月9日消息,央行行長周小川在IMF部長級會議上表示,隨著全球經濟複蘇逐步正常化,中國會對信貸增長有所控制。盡管銀行體系不良貸款有所上升,但資本充足,整體風險可控。中國將利用各種政策工具,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在適當的水平,引導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量穩步、適度增長。財政政策將繼續積極支持中高速增長。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實現6.5-7%的增長目標。

2016年10月7-9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系列會議在美國華盛頓召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並在第34屆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部長級會議上就中國經濟形勢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等議題作了發言。

周小川行長介紹,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繼續處於合理區間,物價基本維持穩定,近期一些重要經濟指標出現回升跡象。在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的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和質量不斷改善,新的增長動力不斷湧現,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中國信貸增長較快,反映了中國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背景下應對風險、促進增長所做的努力。隨著全球經濟複蘇逐步正常化,中國會對信貸增長有所控制。盡管銀行體系不良貸款有所上升,但資本充足,整體風險可控。

較早前,央行行長周小川10月8日在代表該行發布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IMFC)聲明中稱,“中國政府將繼續保持穩定和一致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創造一個有利的貨幣和金融環境進行結構性改革,同時管理總需求。中國將利用各種政策工具,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在適當的水平,引導信貸和社會融資總量穩步、適度增長。財政政策將繼續積極支持中高速增長。”

中國經濟2016年上半年增速為6.7%,占全球經濟增長的25%。在今年前8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8.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0.3%,工業企業的盈利率上升8.4%。2016年8月,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增長至50.4%,反映出商業活動複蘇。預計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實現6.5-7%的增長目標。

中國將在各方面進行改革,以提高增長質量及效率。將進一步推進利率自由化與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將有序推進。

中國還將將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加強宏觀審慎管理。大力促進供應方面的結構性改革,以減少煤炭、鋼鐵和其他行業產能過剩為重點,降低企業的杠桿率,以及通過市場化的手段處理債務,如債務重組、債轉股、資產證券化、清算。這將有助於減少漏洞和風險,提升中長期增長潛力。

IMFC部長級會議主要討論了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近況和風險、全球政策議程和基金組織改革等問題。會議指出,當前全球經濟複蘇緩慢且不平衡,明年經濟增速預計會略高於今年,主要得益於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速有所好轉。部分經濟體的經濟表現和韌性有所改善,金融市場的短期風險大幅下降。但全球經濟的複蘇勢頭仍較為疲軟,全球總需求增長緩慢,產出缺口仍然存在,全球貿易、投資和生產率增速進一步放緩,地緣政治不確定性以及中期金融風險上升。發達國家生產率較低,危機遺留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正在經歷經濟調整和轉型;持續走低的大宗商品價格對大宗商品出口國持續帶來負面影響。總體而言,不確定性和下行風險增加,長期挑戰依然存在。

會議呼籲各成員國使用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在內的所有政策工具,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以及包容性增長。各國應更加靈活地實施財政政策,並實施更為增長友好型的稅收政策和公共支出。通脹低於目標水平且產出缺口為負的發達國家應繼續維持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註意金融穩定風險。結構性改革對於提高潛在增長率、提振總需求以及促進包容性增長十分重要。

周小川 引導 信貸 穩定 適度 增長 降低 企業 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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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文: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

國務院10月10日發布《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文件稱,近年來,我國企業杠桿率高企,債務規模增長過快,企業債務負擔不斷加重。在國際經濟環境更趨複雜、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仍然較大的背景下,一些企業經營困難加劇,一定程度上導致債務風險上升。

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做好“三去一降一補”工作的決策部署,促進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增強經濟中長期發展韌性,現就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以下簡稱降杠桿)提出以下意見。

一、總體要求

降杠桿的總體思路是: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認真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部署,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通過推進兼並重組、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盤活存量資產、優化債務結構、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依法破產、發展股權融資,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助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助推國有企業改革深化,助推經濟轉型升級和優化布局,為經濟長期持續健康發展夯實基礎。

在推進降杠桿過程中,要堅持以下基本原則:

市場化原則。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債權人和債務人等市場主體依據自身需求開展或參與降杠桿,自主協商確定各類交易的價格與條件並自擔風險、自享收益。政府通過制定引導政策,完善相關監管規則,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做好必要的組織協調工作,保持社會穩定,為降杠桿營造良好環境。

法治化原則。依法依規開展降杠桿工作,政府與各市場主體都要嚴格依法行事,尤其要註重保護債權人、投資者和企業職工合法權益。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防範道德風險,嚴厲打擊逃廢債行為,防止應由市場主體承擔的責任不合理地轉嫁給政府或其他相關主體。明確政府責任範圍,政府不承擔損失的兜底責任。

有序開展原則。降杠桿要把握好穩增長、調結構、防風險的關系,註意防範和化解降杠桿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各類風險。尊重經濟規律,充分考慮不同類型行業和企業的杠桿特征,分類施策,有扶有控,不搞“一刀切”,防止一哄而起,穩妥有序地予以推進。

統籌協調原則。降杠桿是一項時間跨度較長的系統工程。要立足當前、著眼長遠,標本兼治、綜合施策。要把建立規範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強化自身約束機制作為降杠桿的根本途徑。降杠桿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與企業改組改制、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化解過剩產能、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等工作有機結合、協同推進。

二、主要途徑

(一)積極推進企業兼並重組。

1.鼓勵跨地區、跨所有制兼並重組。支持通過兼並重組培育優質企業。進一步打破地方保護、區域封鎖,鼓勵企業跨地區開展兼並重組。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勵國有企業通過出讓股份、增資擴股、合資合作等方式引入民營資本。加快壟斷行業改革,向民營資本開放壟斷行業的競爭性業務領域。

2.推動重點行業兼並重組。發揮好產業政策的引導作用,鼓勵產能過剩行業企業加大兼並重組力度,加快“僵屍企業”退出,有效化解過剩產能,實現市場出清。加大對產業集中度不高、同質化競爭突出行業或產業的聯合重組,加強資源整合,發展規模經濟,實施減員增效,提高綜合競爭力。

3.引導企業業務結構重組。引導企業精益化經營,突出主業,優化產業鏈布局,克服盲目擴張粗放經營。通過出售轉讓非主業或低收益業務回收資金、減少債務和支出,降低企業資金低效占用,提高企業運營效率和經營效益。

4.加大對企業兼並重組的金融支持。通過並購貸款等措施,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開展並購重組。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通過發行優先股、可轉換債券等方式籌集兼並重組資金。進一步創新融資方式,滿足企業兼並重組不同階段的融資需求。鼓勵各類投資者通過股權投資基金、創業投資基金、產業投資基金等形式參與企業兼並重組。

(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強化自我約束。

5.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對企業負債行為建立權責明確、制衡有效的決策執行監督機制,加強企業自身財務杠桿約束,合理安排債務融資規模,有效控制企業杠桿率,形成合理資產負債結構。

6.明確企業降杠桿的主體責任。企業是降杠桿的第一責任主體。強化企業管理層資產負債管理責任,合理設計激勵約束制度,處理好企業長期發展和短期業績的關系,樹立審慎經營觀念,防止激進經營過度負債。落實企業股東責任,按照出資義務依法繳足出資,根據股權先於債權吸收損失原則承擔必要的降杠桿成本。

7.強化國有企業降杠桿的考核機制。各級國有資產管理部門應切實履行職責,積極推動國有企業降杠桿工作,將降杠桿納入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對國有企業的業績考核體系。統籌運用政績考核、人事任免、創新型試點政策傾斜等機制,調動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國有企業降杠桿的積極性。

(三)多措並舉盤活企業存量資產。

8.分類清理企業存量資產。規範化清理資產,做好閑置存量資產相關盡職調查、資產清查、財產評估等工作,清退無效資產,實現人資分離,使資產達到可交易狀態。

9.采取多種方式盤活閑置資產。對土地、廠房、設備等閑置資產以及各類重資產,采取出售、轉讓、租賃、回租、招商合作等多種形式予以盤活,實現有效利用。引導企業進入產權交易市場,充分發揮產權交易市場價格發現、價值實現功能。

10.加大存量資產整合力度。鼓勵企業整合內部資源,將與主業相關的資產整合清理後並入主業板塊,提高存量資產的利用水平,改善企業經營效益。

11.有序開展企業資產證券化。按照“真實出售、破產隔離”原則,積極開展以企業應收賬款、租賃債權等財產權利和基礎設施、商業物業等不動產財產或財產權益為基礎資產的資產證券化業務。支持房地產企業通過發展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向輕資產經營模式轉型。

(四)多方式優化企業債務結構。

12.推動企業開展債務清理和債務整合。加大清欠力度,減少無效占用,加快資金周轉,降低資產負債率。多措並舉清理因擔保圈、債務鏈形成的三角債。加快清理以政府、大企業為源頭的資金拖欠,推動開展中小企業應收賬款融資。對發展前景良好、生產經營較為正常,有技術、有訂單,但由於階段性原因成為資金拖欠源頭的企業,鼓勵充分調動多方力量,在政策允許範圍內,統籌運用盤活資產、發行債券和銀行信貸等多種手段,予以必要支持。

13.降低企業財務負擔。加快公司信用類債券產品創新,豐富債券品種,推動企業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利用債券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優化企業債務結構。鼓勵企業加強資金集中管理,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設立財務公司,加強內部資金融通,提高企業資金使用效率。通過大力發展政府支持的擔保機構等措施,提高企業信用等級,降低融資成本。

(五)有序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

14.以市場化法治化方式開展債轉股。由銀行、實施機構和企業依據國家政策導向自主協商確定轉股對象、轉股債權以及轉股價格和條件,實施機構市場化籌集債轉股所需資金,並多渠道、多方式實現股權市場化退出。

15.以促進優勝劣汰為目的開展市場化債轉股。鼓勵面向發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嚴禁將“僵屍企業”、失信企業和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的企業作為市場化債轉股對象。

16.鼓勵多類型實施機構參與開展市場化債轉股。除國家另有規定外,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銀行將債權轉為股權應通過向實施機構轉讓債權、由實施機構將債權轉為對象企業股權的方式實現。鼓勵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保險資產管理機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多種類型實施機構參與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支持銀行充分利用現有符合條件的所屬機構,或允許申請設立符合規定的新機構開展市場化債轉股;鼓勵實施機構引入社會資本,發展混合所有制,增強資本實力。

(六)依法依規實施企業破產。

17.建立健全依法破產的體制機制。充分發揮企業破產在解決債務矛盾、公平保障各方權利、優化資源配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完善破產清算司法解釋和司法政策。健全破產管理人制度。探索建立關聯企業合並破產制度。細化工作流程規則,切實解決破產程序中的違法執行問題。支持法院建立專門清算與破產審判庭,積極支持優化法官配備並加強專業培訓,強化破產司法能力建設。規範和引導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依法履職,增強破產清算服務能力。

18.因企制宜實施企業破產清算、重整與和解。對於扭虧無望、已失去生存發展前景的“僵屍企業”,要破除障礙,依司法程序進行破產清算,全面清查破產企業財產,清償破產企業債務並註銷破產企業法人資格,妥善安置人員。對符合破產條件但仍有發展前景的企業,支持債權人和企業按照法院破產重整程序或自主協商對企業進行債務重組。鼓勵企業與債權人依據破產和解程序達成和解協議,實施和解。在企業破產過程中,切實發揮債權人委員會作用,保護各類債權人和企業職工合法權益。

19.健全企業破產配套制度。政府與法院依法依規加強企業破產工作溝通協調,解決破產程序啟動難問題,做好破產企業職工安置和權益保障、企業互保聯保和民間融資風險化解、維護社會穩定等各方面工作。加快完善清算後工商登記註銷等配套政策。

(七)積極發展股權融資。

20.加快健全和完善多層次股權市場。加快完善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健全小額、快速、靈活、多元的投融資體制。研究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公司轉板創業板相關制度。規範發展服務中小微企業的區域性股權市場。支持區域性股權市場運營模式和服務方式創新,強化融資功能。

21.推動交易所市場平穩健康發展。進一步發展壯大證券交易所主板,深入發展中小企業板,深化創業板改革,加強發行、退市、交易等基礎性制度建設,切實加強市場監管,依法保護投資者權益,支持符合條件的企業在證券交易所市場發行股票進行股權融資。

22.創新和豐富股權融資工具。大力發展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促進創業投資。創新財政資金使用方式,發揮產業投資基金的引導作用。規範發展各類股權類受托管理資金。在有效監管的前提下,探索運用股債結合、投貸聯動和夾層融資工具。

23.拓寬股權融資資金來源。鼓勵保險資金、年金、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等長期性資金按相關規定進行股權投資。有序引導儲蓄轉化為股本投資。積極有效引進國外直接投資和國外創業投資資金。

三、營造良好的市場與政策環境

24.落實和完善降杠桿財稅支持政策。發揮積極的財政政策作用,落實並完善企業兼並重組、破產清算、資產證券化、債轉股和銀行不良資產核銷等相關稅收政策。根據需要,采取適當財政支持方式激勵引導降杠桿。

25.提高銀行不良資產核銷和處置能力。拓寬不良資產市場轉讓渠道,探索擴大銀行不良資產受讓主體,強化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競爭。加大力度落實不良資產轉讓政策,支持銀行向金融資產管理公司打包轉讓不良資產。推動銀行不良資產證券化。多渠道補充銀行核心和非核心資本,提高損失吸收能力。

26.加強市場主體信用約束。建立相關企業和機構及其法定代表人、高級管理人員的信用記錄,並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構建參與各方失信行為聯合懲戒機制,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嚴格追究惡意逃廢債和國有資產流失等違法違規單位及相關人員責任。

27.強化金融機構授信約束。銀行業金融機構應通過建立債權人委員會、聯合授信等機制,完善客戶信息共享,綜合確定企業授信額度,並可通過合同約定等方式,避免過度授信,防止企業杠桿率超出合理水平。對授信銀行超過一定數量、授信金額超過一定規模的企業原則上以銀團聯合方式發放貸款,有效限制對高杠桿企業貸款。

28.健全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制度。合理確定投資者參與降杠桿的資格與條件。鼓勵具有豐富企業管理經驗或專業投資分析能力,並有相應風險承受力的機構投資者參與企業市場化降杠桿。完善個人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制度,依法建立合格個人投資者識別風險和自擔風險的信用承諾制度,防止不合格個人投資者投資降杠桿相關金融產品和超出能力承擔風險。

29.切實減輕企業社會負擔。完善減輕企業非債務負擔配套政策,落實已出臺的各項清理規範涉企行政性、事業性收費以及具有強制壟斷性的經營服務收費、行業協會涉企收費政策。加大對企業在降杠桿過程中剝離相關社會負擔和輔業資產的政策支持力度。

30.穩妥做好重組企業的職工分流安置工作。各級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視降杠桿過程中的職工安置,充分發揮企業主體作用,多措並舉做好職工安置工作。鼓勵企業充分挖掘內部潛力,通過協商薪酬、轉崗培訓等方式,穩定現有工作崗位。支持企業依靠現有場地、設施、技術開辟新的就業崗位。對不裁員或少裁員的企業,按規定由失業保險實施穩崗補貼政策。依法妥善處理職工勞動關系,穩妥接續社會保險關系,按規定落實社會保險待遇。積極做好再就業幫扶,落實就業扶持政策,加大職業培訓力度,提供公共就業服務,對就業困難人員按規定實施公益性崗位托底安置。

31.落實產業升級配套政策。進一步落實重點行業產業轉型升級和化解過剩產能的配套支持措施,加大對重點企業兼並重組和產業整合的支持力度,發揮產業投資基金作用,吸引社會資本參與,實行市場化運作,推動重點行業破局性、戰略性重組,實現產業鏈整合及產業融合,通過資源重新配置降低企業杠桿率,進一步提升優質企業競爭力。

32.嚴密監測和有效防範風險。加強政策協調,強化信息溝通與研判預警,提高防範風險的預見性、有效性,嚴密監控降杠桿可能導致的股市、匯市、債市等金融市場風險,防止風險跨市場傳染。填補監管空白與漏洞,實現監管全覆蓋,完善風險處置預案,嚴守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33.規範履行相關程序。在降杠桿過程中,涉及政府管理事項的,要嚴格履行相關核準或備案程序,嚴禁違法違規操作。為適應開展降杠桿工作的需要,有關部門和單位應進一步明確、規範和簡化相關程序,提高行政效率。

34.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在降杠桿工作中的職責是制定規則,完善政策,適當引導,依法監督,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保持社會穩定,做好職工合法權益保護等社會保障兜底工作,確保降杠桿在市場化、法治化軌道上平穩有序推進。政府在引導降杠桿過程中,要依法依規、遵循規律、規範行為,不幹預降杠桿工作中各市場主體的相關決策和具體事務。同時,各級人民政府要切實履行好國有企業出資人職責,在國有企業降杠桿決策中依照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行使國有股東權利。

國家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財政部、銀監會等相關部門和單位要建立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加強綜合協調指導,完善配套措施,組織先行先試,統籌推進各項工作。及時了解新情況,研究、解決降杠桿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通過多種方式,加強輿論引導,適時適度做好宣傳報道和政策解讀工作,回應社會關切,營造良好的輿論環境。及時歸集、整理降杠桿相關信息並進行分析研究,適時開展降杠桿政策效果評估,重大問題及時向國務院報告。

附:關於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的指導意見

為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和政府工作報告部署,切實降低企業杠桿率,增強經濟中長期發展韌性,現就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以下簡稱債轉股)提出以下指導意見。

一、重要意義

為有效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策部署,支持有較好發展前景但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渡過難關,有必要采取市場化債轉股等綜合措施提升企業持續健康發展能力。在當前形勢下對具備條件的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是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防風險的重要結合點,可以有效降低企業杠桿率,增強企業資本實力,防範企業債務風險;有利於幫助企業降本增效,增強競爭力,實現優勝劣汰;有利於推動企業股權多元化,促進企業改組改制,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有利於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優化融資結構。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當前具有開展市場化債轉股的較好條件。公司法、證券法、企業破產法、公司註冊資本登記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已較為完備,為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銀行、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和有關企業治理結構更加完善,在資產處置、企業重組和資本市場業務方面積累了豐富經驗,為開展債轉股提供了市場化的主體條件。

二、總體要求

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認真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政府工作報告部署,遵循法治化原則、按照市場化方式有序開展銀行債權轉股權,緊密結合深化企業改革,切實降低企業杠桿率,助推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實現降本增效,助推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助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增強企業競爭力和發展後勁。

開展市場化債轉股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市場運作,政策引導。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建立債轉股的對象企業市場化選擇、價格市場化定價、資金市場化籌集、股權市場化退出等長效機制,政府不強制企業、銀行及其他機構參與債轉股,不搞拉郎配。政府通過制定必要的引導政策,完善相關監管規則,依法加強監督,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為市場化債轉股營造良好環境。

遵循法治,防範風險。健全審慎監管規則,確保銀行轉股債權潔凈轉讓、真實出售,有效實現風險隔離,防止企業風險向金融機構轉移。依法依規有序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政府和市場主體都應依法行事。加強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防範道德風險,嚴厲打擊逃廢債行為,防止應由市場主體承擔的責任不合理地轉嫁給政府或其他相關主體。明確政府責任範圍,政府不承擔損失的兜底責任。

重在改革,協同推進。開展市場化債轉股要與深化企業改革、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化解過剩產能和企業兼並重組等工作有機結合、協同推進。債轉股企業要同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強化激勵約束機制、提升管理水平和創新能力,為長期持續健康發展奠定基礎。

三、實施方式

(一)明確適用企業和債權範圍。

市場化債轉股對象企業由各相關市場主體依據國家政策導向自主協商確定。

市場化債轉股對象企業應當具備以下條件:發展前景較好,具有可行的企業改革計劃和脫困安排;主要生產裝備、產品、能力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技術先進,產品有市場,環保和安全生產達標;信用狀況較好,無故意違約、轉移資產等不良信用記錄。

鼓勵面向發展前景良好但遇到暫時困難的優質企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包括:因行業周期性波動導致困難但仍有望逆轉的企業;因高負債而財務負擔過重的成長型企業,特別是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成長型企業;高負債居於產能過剩行業前列的關鍵性企業以及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企業。

禁止將下列情形的企業作為市場化債轉股對象:扭虧無望、已失去生存發展前景的“僵屍企業”;有惡意逃廢債行為的企業;債權債務關系複雜且不明晰的企業;有可能助長過剩產能擴張和增加庫存的企業。

轉股債權範圍以銀行對企業發放貸款形成的債權為主,適當考慮其他類型債權。轉股債權質量類型由債權人、企業和實施機構自主協商確定。

(二)通過實施機構開展市場化債轉股。

除國家另有規定外,銀行不得直接將債權轉為股權。銀行將債權轉為股權,應通過向實施機構轉讓債權、由實施機構將債權轉為對象企業股權的方式實現。

鼓勵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保險資產管理機構、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等多種類型實施機構參與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支持銀行充分利用現有符合條件的所屬機構,或允許申請設立符合規定的新機構開展市場化債轉股;鼓勵實施機構引入社會資本,發展混合所有制,增強資本實力。

鼓勵銀行向非本行所屬實施機構轉讓債權實施轉股,支持不同銀行通過所屬實施機構交叉實施市場化債轉股。銀行所屬實施機構面向本行債權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應當符合相關監管要求。

鼓勵各類實施機構公開、公平、公正競爭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支持各類實施機構之間以及實施機構與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等股權投資機構之間開展合作。

(三)自主協商確定市場化債轉股價格和條件。

銀行、企業和實施機構自主協商確定債權轉讓、轉股價格和條件。對於涉及多個債權人的,可以由最大債權人或主動發起市場化債轉股的債權人牽頭成立債權人委員會進行協調。

經批準,允許參考股票二級市場交易價格確定國有上市公司轉股價格,允許參考競爭性市場報價或其他公允價格確定國有非上市公司轉股價格。為適應開展市場化債轉股工作的需要,應進一步明確、規範國有資產轉讓相關程序。

完善優先股發行政策,允許通過協商並經法定程序把債權轉換為優先股,依法合理確定優先股股東權益。

(四)市場化籌集債轉股資金。

債轉股所需資金由實施機構充分利用各種市場化方式和渠道籌集,鼓勵實施機構依法依規面向社會投資者募集資金,特別是可用於股本投資的資金,包括各類受托管理的資金。支持符合條件的實施機構發行專項用於市場化債轉股的金融債券,探索發行用於市場化債轉股的企業債券,並適當簡化審批程序。

(五)規範履行股權變更等相關程序。

債轉股企業應依法進行公司設立或股東變更、董事會重組等,完成工商註冊登記或變更登記手續。涉及上市公司增發股份的應履行證券監管部門規定的相關程序。

(六)依法依規落實和保護股東權利。

市場化債轉股實施後,要保障實施機構享有公司法規定的各項股東權利,在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範圍內參與公司治理和企業重大經營決策,進行股權管理。

銀行所屬實施機構應確定在債轉股企業中的合理持股份額,並根據公司法等法律法規要求承擔有限責任。

(七)采取多種市場化方式實現股權退出。

實施機構對股權有退出預期的,可與企業協商約定所持股權的退出方式。債轉股企業為上市公司的,債轉股股權可以依法轉讓退出,轉讓時應遵守限售期等證券監管規定。債轉股企業為非上市公司的,鼓勵利用並購、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掛牌、區域性股權市場交易、證券交易所上市等渠道實現轉讓退出。

四、營造良好環境

(一)規範政府行為。

在市場化債轉股過程中,政府的職責是制定規則,完善政策,依法監督,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保持社會穩定,做好職工合法權益保護等社會保障兜底工作,確保債轉股在市場化、法治化軌道上平穩有序推進。

各級人民政府及其部門不幹預債轉股市場主體具體事務,不得確定具體轉股企業,不得強行要求銀行開展債轉股,不得指定轉股債權,不得幹預債轉股定價和條件設定,不得妨礙轉股股東行使股東權利,不得幹預債轉股企業日常經營。同時,各級人民政府要切實履行好國有企業出資人職責,在國有企業債轉股決策中依照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行使國有股東權利。

(二)推動企業改革。

要把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作為開展市場化債轉股的前提條件。通過市場化債轉股推動企業改組改制,形成股權結構多元、股東行為規範、內部約束有效、運行高效靈活的經營機制,提高企業經營管理水平。

債轉股企業要健全公司治理結構,合理安排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建立權責對等、運轉協調、制衡有效的決策執行監督機制。

(三)落實和完善相關政策。

支持債轉股企業所處行業加快重組與整合,加大對債轉股企業剝離社會負擔和輔業資產的支持力度,穩妥做好分流安置富余人員工作,為債轉股企業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產業與市場環境。

符合條件的債轉股企業可按規定享受企業重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根據需要,采取適當財政支持方式激勵引導開展市場化債轉股。

(四)強化約束機制。

加強對市場化債轉股相關主體的信用約束,建立債轉股相關企業和機構及其法定代表人、高級管理人員的信用記錄,並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構建市場化債轉股參與各方失信行為聯合懲戒機制,依據相關法律法規嚴格追究違法違規單位及相關人員責任。

強化對債轉股企業的財務杠桿約束,在債轉股協議中,相關主體應對企業未來債務融資行為進行規範,共同制定合理的債務安排和融資規劃,對資產負債率作出明確約定,防止企業杠桿率再次超出合理水平。

規範債轉股企業和股東資產處置行為,嚴格禁止債轉股企業任何股東特別是大股東掏空企業資產、隨意占用和挪用企業財產等侵害其他股東權益的行為。防範債轉股企業和實施機構可能存在的損害中小股東利益的不正當利益輸送行為。

建立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制度,對投資者參與市場化債轉股設定適當資格與條件,鼓勵具有豐富企業管理和重組經驗的機構投資者參與市場化債轉股。完善個人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制度,依法建立合格個人投資者識別風險和自擔風險的信用承諾制度,防止不合格個人投資者參與市場化債轉股投資和超出能力承擔風險。

(五)加強和改進服務與監督。

各部門和單位要健全工作機制,加強協調配合,做好服務與監督工作。要按照分工抓緊完善相關政策,制定配套措施。要加強監督指導,及時研究新情況,解決市場化債轉股實施中出現的新問題。加強政策宣傳,做好解讀、引導工作。

各地人民政府要營造良好的區域金融環境,支持債權人、實施機構、企業自主協商,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保持社會穩定,做好相關工作。

國家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財政部、銀監會等相關部門和單位要指導銀行、實施機構和企業試點先行,有序開展市場化債轉股,防止一哄而起;加強全過程監督檢查,及時歸集、整理市場化債轉股相關信息並進行分析研究,適時開展市場化債轉股政策效果評估,重大問題及時向國務院報告。

國務院 國務 發文 積極 穩妥 降低 企業 桿率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18042

國務院:同意建立降低企業杠桿率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國務院同意建立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聯席會議負責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試點,以發改委為牽頭單位,包括央行和財政部等。

附件

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工作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為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和政府工作報告有關部署,進一步加強組織領導,強化統籌協調和協作配合,有序推進降低企業杠桿率(以下簡稱降杠桿)工作,經國務院同意,建立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工作部際聯席會議(以下簡稱聯席會議)制度。

一、主要職責

在國務院領導下,聯席會議履行以下職責:

(一)研究擬定《國務院關於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的意見》(國發〔2016〕54號)相關配套文件。

(二)組織開展市場化銀行債權轉股權試點。

(三)研究確定降杠桿的具體政策,組織協調實施降杠桿相關支持政策和監管政策。

(四)跟蹤分析研究非金融企業債務問題並提出建議。

(五)開展降杠桿重大問題專題研究,及時協調解決降杠桿過程中出現的問題。

(六)組織建立健全約束機制,推動依法懲處違法行為、聯合懲戒失信行為,確保降杠桿不偏離市場化、法治化軌道。

(七)負責就降杠桿問題與地方人民政府溝通協調,引導地方營造良好的區域金融環境,指導地方做好相關支持和協調工作。

(八)建立降杠桿信息收集和報送機制,組織對降杠桿政策的效果評估。

(九)組織協調降杠桿相關輿論引導工作,適時適度做好宣傳報道和政策解讀工作。

(十)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根據降杠桿工作的進展情況,經國務院同意可適時調整聯席會議的職責和工作重點。

二、成員單位

聯席會議由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財政部、銀監會、中央宣傳部、中央網信辦、工業和信息化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國土資源部、商務部、國資委、稅務總局、工商總局、法制辦、證監會、保監會、高法院等17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發展改革委為牽頭單位。

聯席會議由發展改革委主要負責同誌擔任召集人,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財政部、銀監會各一位分管負責同誌擔任副召集人,其他成員單位有關負責同誌為聯席會議成員。聯席會議成員因工作變動等原因需要調整的,由所在單位提出,聯席會議確定。根據工作需要,經聯席會議研究確定,可增加成員單位。

聯席會議辦公室設在發展改革委,承擔聯席會議日常工作,由發展改革委、人民銀行、財政部、銀監會派員參加;必要時,可邀請其他相關成員單位派員參加並組織相關人員集中辦公。聯席會議設聯絡員,由聯席會議成員單位有關司局負責同誌擔任。

三、工作規則

聯席會議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主持,根據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開。成員單位可以提出召開會議的建議。研究具體工作事項時,可視情況召集部分成員單位參加會議,也可邀請其他單位參加會議。聯席會議以紀要形式明確議定事項,經與會單位同意後印發有關方面,同時抄報國務院。重大事項按程序報國務院。

四、工作要求

發展改革委要牽頭做好聯席會議各項工作。各成員單位要按照職責分工,主動開展工作,切實履行職責,認真落實聯席會議議定事項及工作任務。各成員單位要相互支持,密切配合,互通信息,形成合力,充分發揮聯席會議作用,形成高效運行的長效工作機制。聯席會議辦公室要加強對聯席會議議定事項的跟蹤督促落實,及時向成員單位通報進展情況。

聯席會議應與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有關銀行、實施機構建立有效的信息溝通協調機制。

積極穩妥降低企業杠桿率工作

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名單

召 集 人:徐紹史  發展改革委主任

副召集人:連維良  發展改革委副主任

範一飛  人民銀行副行長

史耀斌  財政部副部長

王兆星  銀監會副主席

成  員:郭衛民  新聞辦副主任

任賢良  中央網信辦副主任

辛國斌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

張義珍  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副部長

王廣華  國土資源部副部長

童道馳  商務部部長助理

沈 瑩  國資委總會計師

孫瑞標  稅務總局副局長

劉玉亭  工商總局副局長

袁曙宏  法制辦副主任

姜 洋  證監會副主席

陳文輝  保監會副主席

杜萬華  高法院審判委員會副部級專職委員

國務院 國務 同意 建立 降低 企業 桿率 工作 部際 聯席 會議 制度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20562

李揚:中國杠桿率上升 但離債務危機還很遠

“當前中國債務問題越來越嚴重,杠桿率不斷上升,但距離債務危機還很遠。”11月19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李揚在第一財經金融峰會暨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年會上指出。

公開資料顯示,按寬口徑匡算,中國主權資產總計229.4萬億元,主權負債126.2萬億元,資產凈值為103.2萬億元。

李揚認為,無論寬口徑還是窄口徑,中國的主權資產凈額為正。這些資產主要由外匯儲備、黃金等貴金屬儲備、以及在全球主要資本市場上市的中國企業資產等高流動性資產構成。所以,中國發生債務危機是小概率事件。

李揚認為判斷中國尚不存在債務危機,還有另外兩個重要原因,第一是高儲蓄,第二是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結構。李揚說,中國一向以高儲蓄著稱,即便是在儲蓄率已有所下降的2015年,儲蓄率依然高達47%。這意味著,中國債務融資來源主要是國內儲蓄。統計顯示,外幣計價的外債只占總債務不到3%。這種“左口袋欠右口袋”的債務、債權格局,使得我們可以平滑處理自己的債務。

另外,李揚認為,中國是一個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這使得中國債務的融資主要來自相對穩定的銀行存款,而非波動性很大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資金。這決定了中國金融業的風險點主要集中於流動性上,償債能力則位居其次。基於這種金融結構,只要高儲蓄率得以延續並支撐著巨額的資金流動,債務問題就很難演化為系統性金融危機。

李揚指出,從全球來看,杠桿率上升在過去八年來是全球趨勢。從2007年開始,雖然居民部門、金融機構杠桿率下降,但是政府杠桿率急劇上升。

總體杠桿率上升的結果是,把風險大規模轉移到政府,於是以後全球經濟變成了一個政府間的博弈,下一步宏觀政策協調是一個非常有挑戰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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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財辦楊偉民: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

據新浪財經實錄,在12月17日舉辦的2016-2017中國經濟年會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他表示,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適應貨幣供應新變化,調節好貨幣閘門,努力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維護流動性基本穩定。要在增強匯率彈性的同時,明年把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下決心處置一批風險點。

楊偉民表示,去年重點任務是三去一降一補,今年拓展為四個方面:一是繼續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二是推進農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是著力振興實體經濟。四是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要防止已經化解的過剩產能死灰複燃,同時用市場法治的辦法做好其他產能嚴重過剩行業的去產能工作。也就是說去產能不僅僅是鋼鐵和煤炭,要擴圍,但是辦法必須是市場化法治化的辦法。

他還表示,金融政策宏觀上要管住貨幣,微觀信貸政策要支持合理自主購買,嚴格限制信貸資金流向投機性住房。落實地方政府主體責任,房價上漲壓力大的城市,要合理增加土地供應,提高住宅用地比例。

我國今後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為高收入國家只能和必須依靠實體經濟。這一戰略思想必須堅定不移,不能有絲毫的動搖,近兩三年來,金融業占GDP的比例快速提高,但制造業比重卻在快速下滑,這種變化是不正常的。

要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現在企業負債100多萬億,按照4%的利率計算,一年支付的利息就是4萬億,相當於2015年全年GDP增長總量。長期下去會掏空實體經濟,提早進入產業空心化的時代。同時,去產能不僅僅是鋼鐵和煤炭,要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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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企業跨境融資的杠桿率由1倍提高到2倍

央行近日下發了《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有關事宜的通知》(銀發〔2017〕9號,以下簡稱《通知》),將此前已在全國範圍內實施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進一步升級。其中最為顯著的變化是,企業跨境融資的杠桿率由1倍提高到2倍。

央行此次下發的《通知》將企業跨境融資的杠桿率由原先的1調整為2。這意味著假如凈資產不變,企業可以借更多的外債。同時,《通知》延續了132號文的精神,通過風險轉換因子的設定,鼓勵企業借用人民幣融資和中長期融資。

與132號文相比,《通知》還進一步明確了因境外機構投資境內債券市場產生的本外幣被動負債、QFII和RQFII存放在金融機構的托管資金和存放在金融機構托管賬戶的熊貓債募集資金等不占跨境融資額度余額。這意味著對於銀行來說,跨境融資的額度更加充足,空間更大。

132號文規定,央行和外管局實行的全口徑跨境融資宏觀審慎管理自2016年5月3日在全國正式實施後,設置一年的過渡期。此次《通知》明確,自2017年5月4日起統一按《通知》規定的模式管理。而對於外商投資企業和外資金融機構,則繼續設置一年的過渡期,可在現行跨境融資管理模式和《通知》的模式下二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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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綱:中國杠桿率總體不是特別高 非金融企業部門較高

3月10日消息,在今日央行關於金融改革的記者發布會上,在回應“杠桿率問題”時央行副行長易綱表示,我國的杠桿率總體不是特別高。從結構看,住戶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杠桿率還不是特別高,但是企業部門,就是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從全球比較看,是比較高的。

鳳凰衛視記者:

有一個關於去杠桿的問題。去杠桿是今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過去兩年,這項改革推進得不是很快。請問對央行來說,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去杠桿,您認為哪個更加緊迫?另外,還有那些促進去杠桿的政策?謝謝。

易綱:

大家都關心杠桿率,我國的杠桿率總體不是特別高。從結構看,住戶部門和政府部門的杠桿率還不是特別高,但是企業部門,就是非金融企業部門的杠桿率從全球比較看,是比較高的。所以,我們說的降杠桿有這樣幾層含義。

一是杠桿率的持續增加不利於經濟的持續發展,並且在積累一定的風險。這些杠桿率、負債率的增加,積累的問題目前已經看到了。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考慮降杠桿首先要考慮穩杠桿,就是總的杠桿率還是要把它穩住,或者讓它每年增長少一些、慢一些,要穩住。

二是在總的杠桿比例下,家庭、政府、企業間的杠桿結構還可以有一些優化。

我們國家杠桿率和國際上比有點高,這和我國金融結構有關。因為我們國家儲蓄率高,形成以銀行為主、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格局,大家從銀行借錢占的比例比較高。這樣就造成了中國杠桿率偏高。因此,杠桿率偏高和儲蓄率高是連在一起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

但同時,我們也要考慮到,在這個格局下怎麽走出來?無疑有一條思路非常清晰,就是我們要大力發展直接融資,要有更多的資本金進去,這是一條。如果資本金多了,杠桿率就下來了,企業抗風險的能力就加強了。資本金怎麽進去?我們考慮在各個行業要嚴格資本約束。我們要宣傳一個理念:一個企業、一個投資有多少錢就幹多少事。這個投資和這個企業,首先要有自己的資本金來承擔風險,然後你去借錢,不管是借貸款還是發債融資,使你的資本金和借來的錢有一個最優的配置和比例,這樣就能夠激發全社會融資結構的優化,同時,也能夠激發投資主體承擔風險,小心、認真地進行每一個項目的評估,在做決策之前,把風險控制好。這樣一個思路,可以把整個杠桿率穩住,然後慢慢地實現有所下降。

易綱 中國 桿率 總體 不是 特別 非金融 企業 部門 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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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居民部門杠桿率過快上升

近來,居民部門杠桿率的過快上升引起了社會各界的註意。有兩種觀點,一種觀點是,我國居民部門的杠桿率並不高;另一種觀點是,我國有自己的國情,過快上升的居民部門杠桿率已經蘊藏了一定風險。

日前召開的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要結構性去杠桿,“有效控制居民部門杠桿率過快上升趨勢”這一論斷,說明居民部門杠桿率過快上升已經引起中央層面的高度重視,“有效控制”也成為今後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方面。

其實,鑒於居民部門近年來杠桿率攀升過快,提示居民杠桿率風險、促進居民杠桿率趨穩是應有之舉。

居民部門杠桿率,可能不少人對這個名詞還不是很熟悉。簡單地說,從宏觀方面看,居民部門杠桿率就是居民部門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順延到家庭方面,就是負債占到家庭收入的比重。

近年來,居民部門杠桿率呈現過快上升的趨勢。1996年我國居民杠桿率只有3%,2008年也僅為18%,而2016年達到44.4%,去年已超過54%。美國居民部門杠桿率從20%上升到50%以上用了接近40年的時間,而中國只用了不到10年,因此我國居民部門杠桿率確實“上升過快”。

居民部門杠桿率過快上升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是個人房貸,二是消費貸款。在國家對房貸政策收緊、加強審核力度的同時,我們也要關註消費貸的過快上升。

現在,隨處可以看到這樣的廣告:零首付,轎車開回家;裝修貸款50萬元,審批下來也不難。這些都是使得居民部門杠桿率過快上升的重要因素。從數據上說,去年,我國居民短期消費貸款增長過快,全年增長達38%。

近年來,隨著房地產調控措施的加強,各地紛紛推出住房限貸政策,銀行收緊了房地產貸款額度,批貸周期也相應拉長,使得部分貸款渠道轉向了短期消費貸。這部分貸款缺少實物資產的抵押,銀行面臨的風險敞口更大。因為“零首付”貸款買車的群體,大部分不是“高凈值”群體。擁有負債的家庭缺少相應的金融資產作為覆蓋,一旦其收入流出現問題,就會出現違約風險。

與居民部門杠桿率過快上升同步的,是居民儲蓄增速的大幅下降。我國居民儲蓄增速已從2010年的16%下降到了2017年的7.7%,同期,居民儲蓄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從25.4%下降了近一半、至12.7%。

抑制居民杠桿率的說法我們並不是第一次聽說,只不過這次中央財經委的會議將其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今年1月,銀監會主席郭樹清接受媒體專訪,圈出了下一階段銀行業改革及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工作重點,其中,就說到了要抑制居民部門杠桿率,透露出監管新風向。

而在日前召開的銀保監會工作會議上,提出今年要打好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攻堅戰,使宏觀杠桿率得到有效控制,其中一個重要工作就是努力抑制居民杠桿率,打擊挪用消費貸款、違規透支信用卡等行為,嚴控個人貸款違規流入股市和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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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刑自強:快速去杠桿時期已過,杠桿率增速將平穩下滑

歷時近兩年的去杠桿後,廣義社會融資總量增速已經從高峰期的17%大幅回落到12%。摩根士丹利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刑自強5月30日表示,目前快速的去杠桿時期已過,未來杠桿率增速將平穩下滑,預計到2019年底實現穩杠桿的目標。

“緊縮周期結束了,但放松還遠沒有到來。”他說。

違約率尚低,不會引發宏觀風險

近期,多家上市公司出現信用違約,引發市場擔憂。刑自強認為,現在債券的違約並不會產生宏觀方面的風險,無需過分擔憂。

據統計,2018年年初至今,已經有11家違約主體的21只債券違約,涉及金額近190億元。從整體來看,目前的境內債市違約率在0.2%,隨著後續去杠桿的推進,還有進一步上升的空間,但即便如此,和其他新興市場1.2%、1.5%左右的水平相比,這仍舊是一個較低的水平。

“和過去幾次債券違約相比,並沒有明顯高於2015年、2016年。”刑自強稱。此輪違約主要聚焦在民營上市企業,“主要是過去五六年,有一些企業為了並購、投資,加杠桿比較高,現在面臨信用的再續款壓力,同時國內去非標、去通道,導致很多非標融資渠道被堵。”他解釋稱,此輪違約其實比過去幾年,人們一度擔心的銀行不良貸款率對金融體系產生的宏觀風險要低。

從這個角度而言,“仍然可以容忍讓市場曝露出一些正常的信用風險。”

從去杠桿到穩杠桿

不過,通過觀察統計仍可發現,自今年年初至今,中國央行通過臨時準備金動用安排、降準、中期借貸便利、逆回購等一系列操作,讓銀行體系的流動性較之去年有所緩和,貨幣市場利率也有所回落。與此同時,連續下發的資管新規、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都相比征求意見稿在過渡期安排有所延長。4月份的政治局會議重提“重視內需”,一系列的信號意味著,“去杠桿還是要掌握節奏。”刑自強稱,但這並不代表著政策的轉向,而是代表了預調、微調,正是因為看到了外部的不確定性,一個不確定是來自全球的央行緊縮造成的金融市場以及經濟晚周期的擔憂;第二個就是中美之間的貿易談判還在進行的不確定性。

實際上,在央行發布的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也首次給出“穩杠桿”的提法。而現實情況來看,加杠桿的速度已經快速下滑。過去兩年里,中國的廣義社會融資總量已經從17%的峰值回落到12%,回落幅度非常大。刑自強認為,接下來的回落幅度將趨於溫和。

他稱,中國央行將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其他各種“有保有壓”的安排來抵消金融去杠桿後,表外業務回表所帶來的信貸緊縮壓力。比如,地方政府發債、通過一些統改、基建項目等。他預測,今年年底,我國廣義社會融資增量依然有望保持11%以上的增長,明年年底降至10.5%左右。

“這意味著從去杠桿到穩杠桿的目標,到明年下半年差不多可以實現,屆時債務的增長速度就會跟GDP的增速差不多一致。”刑自強稱。

進一步降準的可能性

對於未來的貨幣政策,摩根士丹利預測下半年以及明年還會有進一步降準的可能性。

“任何一個國家先有基礎貨幣,然後再有貨幣乘數,共同影響社會融資總量。最近一年,央行、銀保監會出臺了包括資管新規在內的針對金融理財產品的監管政策,這對貨幣乘數構成影響,為了抵消這種影響,防止出現信貸緊縮,貨幣當局需要釋放一定的流動性來補充基礎貨幣,方式就是降準。”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及全球經濟部門主管陳艾亞(Chetan Ahya)對第一財經記者解釋稱。

利率方面,目前的通脹上升幅度並沒有非常強勁,今年CPI預計在2.4%左右,仍然處於2%~3%的區間,因此預期央行不會正式加存貸款基準利率。不過,或許會通過打開存款利率上限等利率市場化手段,實現溫和的利率上升。在公開市場方面,或許會跟隨美聯儲加息的步伐,對短期利率加5個點或10個點。

“緊縮周期是結束了,但放松還遠沒有到來。”刑自強說。

摩根 士丹利 自強 快速 時期 已過 桿率 增速 平穩 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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