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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非淘金 中國個體商人不太受歡迎

http://cn.reuters.com/article/wtNews/idCNCNE88J08C20120920

路透薩利馬/北京9月18日電---馬拉維這個非洲東南部國家稱自己為「非洲溫暖之心」，並對他們友善的名聲非常驕傲。但在Jaffa Shaibu這個32歲的薩利馬服裝市場商人看來，則不那麼歡迎來自中國的貿易商們，後者在最近四年中不斷湧入當地。

「如果照現在這個樣子下去，總有一天會與他們發生爭執，總有一天會有流血衝突」，Shaibu稱。

薩利馬(Salima)是一個臨近馬拉維胡、有著4萬人口的小鎮，如非洲大陸其他地區一樣，這裡的人們對中國商人也有著相似的不滿。Shaibu和他的同事認為，中國商人們有更好的進貨渠道來低價進口服裝、鞋、電子產品等，也有更強的經濟實力以使自己保持低利潤。

這種不滿部分反映出中國在非洲地區的外交和商業影響力在不斷增長的同時，也產生了反作用。

從很多方面上來看，中非關係正處於最緊密的時期。在過去三年中，雙邊貿易額從2009年的910億美元幾乎翻番至2011年的1660億美 元。今年七月，中國政府決定在今後的三年向非洲提供200億美元的優惠貸款。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表示，中國將永遠是非洲國家的「好朋友、好夥伴、好兄 弟」。

但是越來越多的非洲人們則不那麼熱情。

去年11月，南非發生針對中國人房屋的縱火事件，四名中國人被燒死；今年8月，由於勞資糾紛，贊比亞礦工爆發衝突，礦工將礦車撞向一名中國 經理致其死亡；在加納，幾名持武器的中國方面的非正式工作人員與當地青年發生衝突，引發政府鎮壓；幾個星期前，安哥拉引渡了37名中國籍嫌犯，據新華社報 導，這37人涉嫌組成犯罪團夥針對當地中國公民進行搶劫、綁架、敲詐勒索等，對受害人施以汽油燒身、活埋等殘酷行徑。

從西部的塞內加爾到東部的肯尼亞，非洲的貿易者們紛紛表現出不滿，在他們看來，隨著投資大潮而湧入非洲的中國個體商人們是在進行不公平競爭。

這些負面效應也影響了馬拉維部分地區。今年六月，這個有著1300萬人口國家的北部城鎮卡龍加(Karonga)爆發反華示威，致使政府重新啟用了一部已經作廢了幾十年的法律，規定外國零售商們只限活動於大城市中。

但該國政府目前並沒有嚴格執行這一法律。在薩利馬的主幹道上有近200米長的商店街，其中有9家是中國人開的。當地政府限這些商舖於7月底之前搬離，然而這些中國商人認為該國政府不會做出任何不利於中國的舉動，哪怕僅與中國有一點點關係，所以仍舊照常營業。

薩利馬商人Noel Zenengeya稱，「政府的反應太慢了，如果他們不做出任何舉措，那麼我們將自己採取行動抗爭。」

中國駐馬拉維大使館並不反對馬拉維限制外國商人活動地域的新法令。大使潘和鈞並呼籲當地商人搬遷至指定地點。

在過去的五年中，非洲國家平均的經濟增長率達到5%，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今年全球十個增長最快的經濟體有五個是非洲國家，其中包括塞拉利昂、尼日爾、安哥拉、利比里亞和加納。

然而當地人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仍然保持在低水平，這決定了當地人的購買習慣。香煙販在公共汽車站叫賣是非洲大陸上很常見的景象，而很多人一次只能負擔得起一支香煙。衣物、鞋帽等用品也是這樣，不論質量怎樣，當地民眾更多地選擇便宜的中國商品，而不是本地產品。（完）

1157個有牌照的人 北京個體出租車司機的生存哲學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251

他們是十萬北京出租車司機中極為特殊的一群，自己擁有牌照。他們收穫了這個市場的豐厚利潤，也知道如何與政府博弈。

北京最新一輪出租車改革，再次迴避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出租車個體工商戶，也就是那些自己擁有出租車牌照的個人。

「我們去找（運輸管理）局領導，對方最後表示這次改革不包括個體。」劉衛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劉是東城區個體出租車司機，也是東城個體出租司機協會的主要聯絡人。這一群體在東城區大約有100人，其中99人加入了這個協會。協會掛靠在東城區個體工商協會下面，司機們通過直選的方式，選出了免費給大家服務的會長。

2013年4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強出租汽車管理提高運營服務水平的意見》發佈，個體出租車群體並未納入本輪出租車改革的盤子裡。而劉衛國透露，這個意見早前在徵求意見階段時，曾經提到過個體出租車公司的經營權要6年審批一次。

「經過了爭取。」劉衛國說。至於爭取的辦法，他不願意透露，只表示「肯定不是遊行示威」。

像他這樣由個體擁有的牌照，在北京6.6萬個出租車牌照中並不多見。按照北京市發改委2013年的數據，全市出租車個體工商戶一共1157人——這個數字自從2004年到現在沒有任何變化。

事實上，在全國的許多地方，個體出租車司機都被政府列為「收編」的對象。

據新華社報導，上海市自2005年起由大眾、強生、巴士、錦江、海博等5大出租汽車骨幹企業組建了相應管理公司，接手管理2800餘輛出租車個體工商戶。第二年，廣州也要求由自然人使用的出租車經營權都必須委託給車輛在300輛以上的出租車企業經營。

北京的這1157個出租車司機，由此成為一個極為特殊的群體。他們大多是土生土長的老北京，在過去的二十年裡，與政府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博弈。

成為「特例」

當時大部分幹個體出租的都是待業青年和下崗職工，也有一些不愁吃穿的老北京人。

最早的一批個體司機，出現在1992年。

北京東城區最早一批個體出租車司機王海峰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北京市開始放開出租車企業的投資主體限制，允許個人投資開辦出租車企業。他正是在此時進入這一行業的。

1991年4月30日發佈的《北京市個體出租汽車管理若干規定》顯示，一開始，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處（現已歸北京市交通委員會運輸管理局管理）是這些個體司機的主管機關。

申請成為個體出租司機的條件是，有北京常住戶口的非在職人員，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以及持有經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處考試合格的合格證。

劉衛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合格證考試的內容，一是地理，二是英語。英語的考試很簡單，有幾套題目，司機們把答案都背下來了，考試錄音一播放，就知道怎麼填標準答案。

考試合格的申請人，還需要取得正式駕駛證3年以上，並在從事出租汽車駕駛員前3年連續從事汽車駕駛工作。申請人拿到合格證後，可以到北京市出租管理局下設的辦證中心，自行選擇去公司當司機，還是成為個體司機。

想開個體出租的申請人按照戶籍所在區域，向不同級別的出租汽車管理處申請。劉衛國說，北京的個體出租車的名額是按照區域分配的，每個城區分配了100個名額。有的區縣沒有用完名額，比如延慶、密雲、通州和門頭溝，各只有5-30個個體出租司機。有的區則超過了100個名額限制，比如石景山區有三百多個個體司機。

為什麼石景山區會這麼多？一位要求匿名的個體出租司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石景山屬於近郊區，管理比城區松。一些城區想開個體出租的人，本城區的名額滿了，就托關係來這裡。後來政府進行過一輪清理，想把不是石景山戶口的個體出租司機清理出去，但後來司機們集體上訪，管理者經過種種考慮後保留了三百多人的名額。

劉衛國說，當時干個體出租的大多是待業青年和下崗職工，他們大多工作至今。圈子裡一聚會，來的全是白頭髮。偶有特別年輕的，往往是某個司機的兒子。

不過，當時也有一些不愁吃穿的老北京人，加入了這個行列。比如，東城區個體出租車司機王海峰，就在北京市長安街和東二環交接的地方，有一套獨門獨院的四合院。

黃金十年

1990年代他就花了五千多元給丈母娘家裝了一部電話，2005年他全款買了一套房子，四十多萬元全部是自己開出租賺來的。

無數人蜂擁而入這個新的行當。

一位要求匿名的北京某出租汽車公司總經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1992年到1993年，不到兩年，北京的出租車數量從一萬多輛增長到六萬多輛。數量劇增帶來了運力過剩和服務質量下降的問題。

1994年4月，北京市車管局發出正式文件，規定當年不審批新的個體經營者。此後十年，北京審批的個體出租經營者很少。到2004年，個體出租審批全面暫停至今——南方週末記者在北京工商局2004年第39期《工作指導》的文件中看到，2004年12月3日工商局系統內傳達了一個通知：「根據《北京市『十五』時期交通行業發展規劃綱要》明確的我市出租汽車發展規劃目標以及出租汽車行業現狀，我市出租汽車市場已呈飽和狀態，故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已停止審批新的出租汽車經營者。」

從審批閘門關上的時刻開始，已經拿到牌照的司機們迎來了好日子。

劉衛國以前是北京吉普汽車廠的工人，一個月二百多元的工資，1994年辭職去一家公司當了出租車司機，每個月毛利9000元，純利潤6000元左右。1997年自己拿到牌照後，收入更高了，因為不用再向公司繳納管理費。

最早，北京稅務部門對個體出租汽車採用的是按運營收入3%-7%的比例徵收個人所得稅。由於很多司機一個月的運營收入都在萬元級別，個人所得稅至少在300-700元之間。

1999年，北京市地方稅務局出台規定，對個體出租汽車司機暫時採用定額方法徵收個人所得稅，定額分別為180元和200元兩種。

到如今，北京個體出租司機的個人所得稅，統一按照7000元的計稅金額計算，每個月固定繳納128元。7000元的計稅金額多年沒有改變。

但實際上，據南方週末記者向多名個體出租司機瞭解，個體出租司機每個月的運營收入遠高於7000元。而且，他們不用像出租車公司手下的司機那樣每個月繳納5175元的份錢，運營收入除去油錢和維修費用就是純利潤。

劉衛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尤其是剛開始的那幾年，收入確實不錯，「每年純利幾萬元沒有任何問題」。1990年代他就花了五千多元給丈母娘家裝了一部電話，2005年他全款買了一套房子，四十多萬元全部是自己開出租賺來的。

個體出租司機成為那些只能給公司開車的同行們羨慕的對象，許多人都想擠進這一行列。2004年7月1日，在北京出租車行業有名的幾個維權分子——出租車司機邵長良、王學永、車殿光向運管局出租車管理處聯名申請個體經營出租車，最終還是沒有得到批准。

與運輸局博弈

後來他才瞭解到，其實當時連政策細則都制定好了，但最終都擱置了。

安逸的日子，讓個體出租車司機們產生了新的想法，他們希望請幫手，也就是說雙班運營。

2000年左右，個體司機就曾聯合起來，找到北京市交通局反映訴求，但被告知沒有先例，不能應允。

但實際上，當時很多個體出租司機私下把車包給他人運營。交通部門對此經常罰款，當時的政策是，只要查到了，就要罰款3000元，所以他們一般見到交警就加油門跑開。

劉衛國記得，2005年，好幾百個個體出租司機一起聯署寫了申請，要求允許請幫手。聯署申請先是遞到了北京市政府，然後被轉到北京市交通委，最後轉到了北京市運輸局。

「大家去運輸局的時候，被大的領導看到了，要求解決，運輸局的相關人士才坐下來，跟我們談雙班問題。」劉衛國回憶說。他當時是這一事件的主要推動者，參與了跟當時擔任北京市運輸管理局局長的丁保生對話的座談會。

一開始，個體司機的訴求是按照《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允許個體司機僱用1-7人，但北京運輸局方面堅持只允許請一個幫手。

「最後我們就同意了，能爭取一個幫手的名額也是勝利吧。」劉衛國說。

2005年6月23日，北京市運管局發佈了《北京市個體出租汽車勞動者請幫手暫行管理規定》。該文件規定，個體出租車主必須在不能正常工作的情況下，才能聘請幫手。

「要證明自己身體不好，我們就去醫院寫個假條。這個年紀的人，一身的病，開個假條很容易。」劉衛國說。

這之後，劉衛國也請了55歲的鄰居做幫手，自己上白班，幫手上晚班，每個月交給他兩千多元。據劉介紹，在圈內，一般幫手的份錢都在2000到3000元之間。

南方週末記者在一些分類信息網站上看到了很多個體出租司機的招募廣告，大多數招募的是夜班司機，往往要求對方繳納2萬元的風險抵押金，每個月交3000元的「份錢」。

2006年，北京市運輸局提出個體出租司機的特許經營權，要從過去無償無期，改成無償有期。即8年為一個週期，採取積分制的形式，在一個週期內違規積分到一定程度，就要被收回經營權。

劉衛國回憶說，當時超過200名個體出租司機，一起去運輸局，要求面見局長。

「我一個人去，他不見我，但是大家要同時去，他就見了。政府放了我們一馬，當時就說這事（無償有期）擱置，留給以後更聰明的人去做。」劉衛國說。後來他才瞭解到，其實當時連政策細則都制定好了，但最終都擱置了。

2006年4月13日，北京市政府下發《關於加強出租汽車行業管理的意見》，剔除了對上述涉及個體出租的經營做明確規定的條款。

抱團維權

他們正在讓自己的維權變得理性和溫和，並籌劃組建個體出租汽車協會。

新的博弈，依然還在繼續。

就在2013年5月中旬，劉衛國開始組織個體司機一起擬定舉報材料，以實名制形式，舉報北京市運管局2005年出台的那份「請幫手」的文件是違法的規範性文件，應該取締。

他們的理由是：2011年，《個體工商戶條例》正式實施，暫行了24年的暫行條例同時廢止，新條例取消了對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的限制，那麼個體出租司機在招聘從業人員的時候也就不應再受到人數限制。

「我們的目標是讓政府答應我們，可以實行三班制，也就是說我們至少請2-3個人。」劉衛國說。舉報半個多月了，他們目前還沒有得到回覆。

在過去這些年裡，這群獨特的司機們漸漸組建了自己說話的平台——QQ群和微信群。超過200個個體出租司機加入到了同一個無線電台裡，經常溝通。只要配載了這個車載的無線電台，以車為中心，方圓15公里內的個體司機都能保持實時互動。

劉衛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正在讓自己的維權變得理性和溫和，並籌劃組建個體出租汽車協會。

「我們想成立一個在政府旗下的自治組織，避免做一些極端的事情，包括群體性事件，包括其他一些不好的負面行為。」劉衛國說。協會將給個體出租司機們維權，比如解決上社保等問題——他每個月都是自己去買社保保險，而據他瞭解，有一半個體司機至今沒有上社保。

經營權轉讓，也將是博弈的焦點所在。

目前北京的個體出租車司機可以把經營權轉給自己的子女。「雖然沒有紅頭文件，但只要你去申請，一般都會給你轉。」劉衛國說。

但如果是把經營權轉給非家庭成員，政府一般不會批准。

要知道，現在個體出租車牌照已是天價——據劉衛國瞭解，溫州的個體牌照拍到了80萬元，石家莊的一個個體牌照也能值50萬元，北京市場的價格也在50萬元左右。

守著天價牌照，卻不能買賣，這讓個體出租司機們十分不滿。

不過，一位要求匿名的個體出租車司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轉讓其實沒有完全卡死。他在2007年以30萬元的價格把特許經營權轉讓給了一個朋友，打了申請之後，用了一年的時間「特批」了下來。按照他的說法，只要想轉移，總是有辦法的。

而私下的轉讓一直沒有停止。

南方週末記者在多個分類信息網站看到相關的轉讓信息，開價一般在50萬元左右，而且說明不能過戶。能保證過戶的價格則更高，比如一位自稱有辦法辦理過戶的個體出租車司機就向南方週末記者開出了最低85萬的轉讓價格。

讓這些私下的轉讓浮出水面，形成光明正大的政策，正是北京個體出租車司機們眼下的新目標。一旦要到了這項政策，就意味著他們手中的每個牌照都能變成以幾十萬來計量的真金白銀。

中國A股個體參與者之現狀 kuhasu

http://xueqiu.com/3046231158/24191698
  現在對於高頻交易普遍存在誤讀，要麼認為非常賺錢，要麼認為擾亂市場。而實際上，大部分高頻策略根本不是賺錢策略，是做市用，提高市場流動性和市場深度的，說白了，是繁榮市場，增強交易所穩定性和國際競爭力的。　　真正擾亂市場的，跟頻率其實沒關係，就算是低頻，如果市場容量小，照樣影響，比如現在的小盤交易所，現貨，以及之前文交所的情況。反而是隨機單，盈利低不說，還把市場搞的很亂，最後整個市場的盈利水平降低，就跟現在歐美市場一樣。目前公開宣傳的很多人根本沒有高頻交易經驗，所以說話很多都是想當然，不太負責任。

　　還有一個令高頻交易飽受輿論詬病的是人們包括很多專家[1]把失誤損失和市場操縱歸咎於高頻交易模式而不是操作風險管理缺陷和違規交易上，把市場不公平歸咎於高頻交易而不是大機構行為和監管漏洞上。

　　人們時常從媒體上瞭解到因為「胖手指」（FatFinger）或某個機構的訂單程序進入了死循環而向市場中發出了巨量訂單，然後高頻交易算法迅速反應，造成市場崩盤或者劇烈波動的情況。很多人會說，如果沒有高頻交易，那麼市場就不會這麼動盪，因為人們不會來不及反應，而且高頻交易在市場波動的時候推波助瀾，加劇了市場波動。而實際上，即便沒有高頻交易，市場參與者也會根據自己的情況作出平開倉的決策，當這種決策具有廣泛一致性的時候，市場一樣會出現劇烈波動，這個是市場中一個常態特徵。而且不是所有高頻交易策略都是趨勢跟隨類策略，市場深度的增加和各種各樣的交易行為反而有利於減少不必要的波動，因為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和策略對行情的看法並不一致。而很多這類情況中虧損的發生，其根本原因，是參與者的操作風險和市場風險管理有嚴重缺陷造成的，比如不按照交易規定或者策略設計執行操作，風險敞口過大而沒有留存充足的風險準備金。因此這類託辭，無異於一名依據日線進行操作的交易者抱怨一分鐘線的波動太大。同時，人們往往忽略了一些可能違規的交易行為，如操縱市場。對沖基金和投行自營對市場的壓力測試，很多都被偽裝成了「胖手指」，在市場出現崩盤和劇烈波動之前，往往已經通過主動性策略試驗了很多次，而且有聲譽資源的機構，為了彌補自身算法能力的不足和增強算法效果，往往還會靠資本運作、媒體宣傳的方式造市，比如大家時常看到的一些著名機構的報告。與傳統理解的操縱市場需要大量資金和資源不同，很多這類機構，往往扮演的是對已經走到懸崖邊兒的市場輕輕推了一把的角色，當然他們不會承認其實之前已經推了很多次沒推動，也絕不會承認是他們推的，因為此類主動性交易策略往往伴有合規問題。當然也有算法可以利用此類市場操縱行為實現盈利，因為只是利用而不進行市場操縱，所以也沒有合規問題。而這一切，與高頻與否沒什麼關係。

　　同樣的，相當多的市場參與者為了盈利也會費盡心思挖掘監管漏洞和利用甚至創造市場的不公平。閃單交易就是一個典型。閃單（FlashOrder）的交易模式也是屬於不公平交易的，與高不高頻無關，即便在人工電話下單時代，券商交易員也會根據自己情況抬高、壓低、延遲成交某些投資人的電話委託，這個也就是閃單（FlashOrder）的原型，有券商資質的各個投行一直將其作為穩定收入來源之一，從人工到自動，後來還加入了分析客戶訂單的算法。雖然閃單交易已經因為被曝光而被禁止，但是還有各類不公平的交易模式充斥在市場當中，利用著監管的漏洞，比如前些日子因為BATS閃電崩盤導致服務器故障而暴露出的操縱市場的事情。你可以在高頻交易中找到所有違規交易的影子，但是對應的有效的監管方法卻乏善可陳。有些監管部門會邀請直接的市場參與者對監管方法做指導，這是一個能夠彌補監管者市場經驗不足和提升監管政策制定的有效性的好方法。

　　除了上述一些誤解，一些推銷高頻交易的專家有時也會有概念混淆，例如低延時交易和高頻交易就是兩個概念，不少人還分不清，會把低延時交易等同於高頻交易。與我國的券商總部集中然後交易所撮合的訂單路徑不同，歐美市場很多券商和交易所支持DMA交易模式（DirectMarketAccess，直接市場接入），即交易者的訂單可以直接遞交到交易所進行撮合。當然國內期貨市場中上期綜合交易平台（CTP）的出現的確改善了部分非上海總部券商客戶交易上期和中金所標的的訂單路徑。如果我從天津去北京，不坐便捷快速的和諧號動車，而是坐飛機飛香港然後轉首都國際機場，你肯定認為這是一個笑話，但是大多數二級市場的參與者實際上每天都在做這個事情。技術背景專業人士和受媒體高頻交易宣傳熏陶的行家往往會把交易終端放置於離交易所電信運營商中轉節點附近[2]，這樣做的確可以降低訂單的網絡延時，可以減少10-120毫秒（1秒=1000毫秒）的交易數據網絡傳輸時間，而且如果足夠專業的話，管理層會驚喜地發現在效率改善報告上，網絡效率提高了80%-90%。儘管看起來相當完美，但是如果你知道一個人看到信號的反應時間，最快需要130-220毫秒，點擊鼠標或者下單鍵盤的速度最快也要214毫秒，交易軟件本身從接收到數據到顯示最快也要10-50毫秒，那麼針對網絡延遲的改善的效果恐怕就遠遠沒有想像的好。而且當你發現大多數情況下，在這麼折騰後，報價表的價位根本沒有動過，這時候一般多少會有點兒小失望。既然是這樣，從改進交易策略入手，效果會好得多。從專業角度來講，在上馬這類解決方案之前，我們會組成專家組詳細的進行成本收益分析，遺憾的是，絕大部分機構基本沒有做過此類分析就決定參加到「軍備競賽」中去。當然市場參與者追求低延時交易主要還是出於對自身權益的保護，本身無可厚非。如果在上海能比在北京獲得較多的交易優勢，那麼這個市場是不公平的，這方面我國的監管機構和交易所做的就相當出色，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廣大的投資者，維護了市場的公平性；而歐美市場正因為缺乏這樣的公平性，所以很多機構都是被迫在進行設備升級和高頻改造，伴隨著軍備競賽，其有效盈利水平不是在提高，反而是在降低，這情形與國內家長給孩子報名參加各類補習班極為相似。

　　國外之所以玩兒了命的喊高頻，很多根本是硬件廠商，軟件廠商，以及火箭科學家在喊，會把西蒙斯抬出來。但是最早對沖真正搞真正意義的高頻的，是看市場環境的，不是公開的那些知識，公開的知識是學校看準市場推出的培訓，學術研究和靠教學盈利的。這也是二級市場相對公平的方面，不看學歷、學校、年齡、社會背景。所謂的百分之幾十都是高頻單，其實相當部分只是做市和大單拆分而已，對於大單拆分，我國證券的機構版下單軟件從很早就有。在歐美投資諮詢機構中，有相當多的所謂算法交易提供商，主要以訂單拆分策略為主營業務，如果你詳細瞭解了他們用於執行訂單的算法模型，你會驚嘆，原來錢在華爾街[3]是這麼的好賺！

　　如果你關注高頻交易的相關信息，你就會發現，上面的真實情況很少有人提及，這是很奇怪的。不說清楚會增加市場的風險，不利於市場完善和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而且需要明確的是，搞明白不是就一定要大力推廣或者打壓頻率較高的交易行為，任何有利於市場健全和穩定的交易行為都應該被支持，都是市場裡重要的組成部分，一個保持了多樣性的市場環境才有利於經濟穩定。只推崇價值投資或者只崇拜套利投機[4]，都是犯了主觀定價錯誤，即便是高級數量專家，使用高級量化模型，也會經常犯主觀定價錯誤，從他開始選擇模型開始工作的時候就開始犯錯誤了。而且在任何一個市場裡，都不可能徹底消除價值投資，或者是投機交易，其根本原因是各種交易方法不過是資本的逐利屬性在不同的市場環境下的不同行為表現而已。一個公平健康的市場環境，對所有市場參與者都有好處。當然國內對高頻肯定是限制的，這保護了大多數投資者，並且有利於維護市場的公平性。現在的環境也的確沒有高頻環境，這個是事實。政策方面應該還不會放鬆，況且也沒有必要一定要放開。難道真要每秒20-40萬單，平均一天都1.3-2.5萬單成交一個品種？

    除了對高頻交易有清晰的認知外，我們也應該注意到，隨著量化投資理念的深入和高頻交易越來越熱的宣傳推廣，在這個經濟危機的宏觀背景下，現在的國內市場正在面臨一些前所未有的風險。　　這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現有風險管理方法的缺陷和正在暴露出來的虛假有效性。對於交易風險管控，大部分現代風險管理方法在高頻交易中都有同樣的應用。從商業銀行到投資銀行自營部門，到正規的對沖基金，基本上採用的市場風險管理體系和操作風險量化方法還是建立在VaR（ValueatRisk，風險價值）之上的。可是基於VaR的現代風險管理框架本來就是先天不足，後天補還是不足。而各個銀行在風險識別和管理上一直以來就有嚴重漏洞，08年時候只不過是個驗證而已。況且很多使用風險管理模型的從業人員，其實對風險管理模型本身並不是多熟悉，用法也不一定對。這些機構，相當於赤身裸體走在寒風裡，我國的很多銀行、公募基金、私募股權基金、信託公司、私募（對沖）基金，也是如此。比如這次摩根大通的「倫敦鯨」事件，儘管限於保密協議我不能披露太多，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從去年10月份開始，就已經有對沖基金發現相關市場裡一些大機構的風險是不可避免的，而他們的系統風險，也越來越大，加強內控也沒用，他們在當時已經錯過了最好的自我調整機會。這些傳統上光鮮的機構，現在應該很鬱悶或者還蒙在鼓裡，因為他們的資產充足率和VaR報表一直都「表現良好」。雖然從08年開始有不少對沖基金著手研發全新的風險管理框架用以改善風險管理水平並已經取得了還算不錯的效果，但是這些方法是與核心交易算法受同等嚴密保護的，不太可能公開，也不一定具有普適性。

　　另一個重要風險是我們正在經歷又一次的多樣性喪失，多樣性的喪失會導致系統性風險的積累，而美國前不久剛剛經歷過，那直接導致了本次經濟危機。華爾街僱傭了大量的商學院畢業生和火箭科學家，先不提用自然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科學的合理性的問題，同樣的理論灌輸，同樣的培訓模式，造就了大批缺乏差異性的金融精英。也許每個人都覺得自己與眾不同，但是從知識體系和認知層面，對風險的感知整體敏感度下降了。而我們現在，正在做幾乎同樣的事情。如果任意一個新手進入市場，只堅定有效市場假說是正確的，那是十分糟糕的。認知喪失多樣性目前看唯一的好處就是增加了行為的可預測性，如果一個國家的宏觀經濟教材絕大部分篇幅都是凱恩斯主義，那你閉著眼睛也能知道當面臨金融危機的時候政府會採取什麼行動。既然人類的認知水平是相當有限的，那麼也就沒有任何理論是一定能靠得住的，因此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沒什麼壞處。另一個技術層面來看，市場參與者越來越採用趨同的交易技術，增加了市場的劇烈波動和可操縱性，而這個帽子，往往被扣在高頻交易頭上。尤其是隨著國內滬深300綁定的ETF產品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套利策略被採用，而這些套利策略，往往又基於經典套利方法和算法，那麼當出現相同的交易信號時，除了競速外別無他法，「秒殺」行情自然會增多。通常來講操縱滬深300股指期貨行情是相當困難的，況且國內期貨還有有限單和限倉的規定，但是即便是單交易賬戶，也可以借助算法分析滬深300成份股，以及市場中採取的各類策略類型和比重，利用足以影響市場的大規模同質策略的資金，比如套利策略，實現對滬深300指數的操控從而在期指交易上牟利。首先，操縱者不用去影響全部滬深300的成份股，然後也用不著人們想像的能夠操縱指數的資金規模，在算法幫助下，自有資金扮演的是催化劑和引導的角色，當市場中同質策略越多，其操縱成本就越低。這些並不太難實現，但是卻缺乏有效的監管方法，因為現有的監管方法很難確定「看起來不算大」的資金規模是不是真的在操縱市場。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監管機構不支持在國內股票市場中恢復T+0是相當明智的。這也可以看出來，在制度建設和投資者保護方面，我國的監管部門和交易所很多都要比美國的監管部門和交易所要優秀和先進得多，對於一個深入全球市場的實際參與者來說，很容易分辨這點。

　　此外隨著量化交易的推廣，國內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模型風險及操作風險監管難題。實施量化交易的機構，一年需要維護和監管的模型數量少則幾十，多則成百上千。這裡面存在的最大難題在於，交易策略、風險管理、產品設計、市場營銷等本身屬於不同模型範疇，各個類型下面又分很多子類，也是不同模型範疇，比如交易策略，基於不同假設、背景、設計原理、採用算法、實現手段五花八門，很多還是黑箱算法，模型代碼的直接可解釋程度很差，即便模型中出現某人的八字作為決策依據也是很常見的，相對的，一般機構人員本身的建模經驗就有限，而且往往缺乏綜合應用和實戰經驗，那麼這種情況下要進行模型風險管理，找到一個有效解決方案來監控各種模型風險，可以說十分困難。這個情況，相信在國內實施過巴塞爾新資本協議和巴塞爾資本協議三的會很有感觸。在投資領域，包括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我見到過和建立過的相當數量的模型都比諾貝爾經濟學獎級別的模型要複雜，有的是模型看起來極為精簡，但是訓練模型的方法卻極其複雜。這當中感觸最深的就是，對於相當多的模型算法，使用者是很難瞭解到算法發明者的全部意圖和模型缺陷的，甚至就連模型算法發明者自己，也有相當部分沒有意識到自己模型算法的缺陷，長期資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另外，在相關模型進行部署實施的審查階段，現實中也經常會有非專業業務領域的管理層出於經營和某些利益的考慮，放棄穩定的模型解決方案而採用可能更冒險和欠缺穩定性的解決方案，因為決策者即為監管者，那麼在出現不可挽回損失前，其實際操作和市場風險水平往往會被掩蓋。這一幕在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中已經多次上演，並且一直到最近也依舊在上演，根據對各個機構盡職調查的結果來看，在未來的一段經濟動盪期中，還將會一次次地上演。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量化交易和高頻交易增加了風險，而是這類事物的發展，讓很多原有的風險管理漏洞更快的暴露了出來。據我瞭解到的情況，國內有自營業務的機構，有市場風險管理，操作風險量化稍差，相當數量的機構沒有專門的模型風險管理，但是卻在積極快速地推行算法交易和高頻交易。

　　另外，不可否認的是，量化交易的確促進了券商自營業務的發展，但是也帶來了不少問題。採用量化手段，本身降低了二級市場中交易的門檻，並起到了一定的風控作用，這樣原本需要極高天賦和經驗的交易員的工作變得可以用研究員代替，就連所謂的盤感也可以進行量化。對於券商來說，這雖然增加了業務線，豐富了收入渠道，有助於促進券商向投行或投資集團的進一步發展完善。不過需要擔心的是，如果自營不獨立成法人機構，客戶的資料就可以作為內部資料被查閱，加之高頻交易方法讓一些操作更容易實現，隨之而來就有可能出現跟單嚴重，客戶訂單被延遲申報，針對客戶的訂單情況（不是單一客戶）派生出算法侵吞客戶的資金卻偽裝成「滑價」，甚至分析客戶情況與客戶對賭，還有很多不公平的交易手段，都會損害客戶利益和影響整個券商行業及金融市場的穩定。而如果自營業務獨立出來，比如成立對沖基金，那麼兩個機構之間如出現客戶信息洩露的情況，無論從合規還是監管的實際操作執行上，都會便捷有效得多。

　　最後，高頻交易應用的主要市場之一的衍生品交易在未來幾年極有可能在國內得到推廣，那麼這類金融發泡劑有多少對實體經濟有幫助，有多少又會埋下隱患，需要我們非常謹慎的對待。歐美金融業的衍生品設計現在存在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就是不再秉持有助於實體經濟發展的需求導向，而是偏向金融機構本身盈利的創收導向。這就使很多金融衍生品存在的實際意義和高頻交易方式被質疑。前幾天獲悉私募債發行的消息，我曾經開玩笑地說過：我們這類人，完全有能力把私募債重新拆分組合、打包定價，僅僅採用不同的定價模型就能讓資產「增值」，還完全合規，然後把私募債的衍生品再賣回給發債方，券商可以盈利、設計者有佣金、交易所有業績、連發債的企業方的財務報表看起來都會有所改善，還做了金融創新，一舉多得。可是這整個過程，除了幾方面可以牟利，其他什麼幫助也沒有，甚至反而增加了發債方和整個市場的風險，那麼這種金融創新，應該抵制。而且針對領導拍板決定製的買方，賣方機構很容易找到突破點和有效方法來進行銷售。需要買方警惕的是，很多衍生品不一定會以成型的產品的形式出現，也有可能是以交易結構設計的形式出現的。而對於已經成熟的衍生品市場，適當促進國內的交易平台發展，反而有助於降低風險。一方面是因為部分金融衍生品的確有經濟潤滑劑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因為隨著全球化進程，國內機構不參與國際衍生品交易基本是不可能的。那麼不論是爭取定價權還是減少參與國際衍生品金融機構因為經驗不足而導致的風險，設立這樣的平台是有必要的。不過在現在全球經濟依舊面臨動盪的時候，還是需要審慎的考量才是上策。[5]

　　自從薩老先生（薩繆爾森）不太受哈佛待見而轉到麻省理工，並把大量數學工具應用於經濟學開始，金融業就沒有停止過量化的腳步。於是國人更是對數理分析崇拜到極致，不少從業者更以複雜模型為榮，高頻交易和算法交易恰恰能夠滿足這個虛榮心。可是，金融到底需要哪些數學知識呢？

　　第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加法，你要知道你的投資組合是如何分配的，利潤是多少。

　　第二個，更加重要的，就是減法，你需要知道你的損失在哪裡，並把它們從你的資產總值中減去。

　　第三個，是除法，因為你會發現只有金額和價格是不夠的，你沒法準確判定形勢，所以你需要百分比。

　　第四個，是乘法、乘方、以及根運算，因為你需要把你的投資組合收益進行時段化，通常是年化，這樣做唯一的目的，是吸引其他感興趣的投資人的投資。當然你如果只是自營的話，第四個可以不知道。

　　也許不少精英會嗤之以鼻，可是據我瞭解，華爾街包括中國的金融業裡，能完全掌握上面的四個/三個知識的人，的確不多。

　　2012年5月於中國天津

  註釋：

　　[1]High-frequency trading the fast and thefurious,The Economist, Feb 25th 2012.

　　[2]原先的宣傳是交易所旁邊，後來有人意識到地理位置近不一定到交易所的電話線就短。而且準確的說應該是交易所撮合服務器所在地，國內因為交易所和撮合服務器在一起，所以地理位置等同；而歐美市場許多交易所的撮合服務器所在地與交易所不在一起。

　　[3]事實上很多機構的註冊地和總部已經不在華爾街，儘管美國依舊享有著全球資本給提供的流動性。

　　[4]投資與投機都是中性詞，無任何感情色彩，也沒有好壞之分，二者都應是金融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5]國內正在準備推出的國債期貨、期權，以及相關的固定收益類衍生品，就十分有益於健全市場生態環境。但是單純的固定收益的專業人員，在衍生品交易方面的經驗是相當欠缺的。

日本、台灣、韓國股市樓市泡沫的海外比較研究 投資個體戶007

http://xueqiu.com/3086771759/29443168
發現一篇舊文，裡面有很多珍貴的資料。不過作者所做股市樓市相關性的結論卻略顯粗糙。裡面提到泡沫後，韓國、台灣房價跌幅遠遠小於股市，似乎給人以「房市比股市抗跌」的暗示，但是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文章中羅列的其他數據，其實已經揭示了這一表象的「本質」----之前漲得凶，事後自然跌得多！_韓國股票漲7倍的時候，房價只漲了80%；台灣股市漲27倍的時候，房地產只漲了2倍多。而與之相對，泡沫後股市房市跌幅同步的日本，其跌幅相同的因也是泡沫定點前種下的：82年-89年股票漲4.6倍的時候，地產指數漲幅也有3.6倍——一直在同步。找出這一邏輯關係，是想告訴很多認為「房價跌股市肯定跌」的朋友，看問題還得看本質，實事求是，活學活用。因為中國目前的現狀是：股市整體14年0漲幅，房地產大多已經漲了5倍甚至15倍以上。扔掉投資的實物房產，買入$萬科A(SZ000002)$ $中國建築(SH601668)$ 都是十分合理的！




  　　高速發展的經濟體都產生了大的泡沫

　　　　我們選擇的是同處亞洲市場的日本、中國台灣地區、韓國和泰國四個市場，選擇的時間段分別是1982-1992年（10年）的日本市場、1983-1990年（7年）的台灣市場、1985-1992年（7年）的韓國市場和1986-1998年（12年）的泰國市場。我們之所以選擇述市場，在於述時期內，這四個國家或地區都展現了與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的相似性。

　　首先，這些國家或地區都經歷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階段。日本1960年代就開始騰飛，持續高速增長了3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台灣地區、韓國與香港、新加坡緊隨日本之後，於1970、1980年代經濟快速增長而被譽為「亞洲四小龍」（因為後面的兩個市場較小，受外部影響較大，獨立性較差，我們不對其進行重點考察），而泰國則是後來興起的「亞洲四小虎」之首。經濟的高速增長與股票市場牛市興起的背景基本吻合，這四個國家和地區在泡沫產生之前，都經歷了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在泡沫時期，四個市場的GDP通常保持了高速增長的勢頭。其中，日本為4.12%（儘管增速有所降，但還是延續了1960、1970年代的增長勢頭）、台灣為7.69%、韓國為7.97%、泰國為8.5%。

　　其次，這些國家或地區基本都經歷了本幣升值的過程（泰國除外，其在泡沫期間仍然實行聯繫匯率制度）。1980年代中期，為解決美國經濟面臨的財政和貿易雙赤字的困境，1985年9月，美日等五國簽訂「廣場協議」，旨在降低美元對日本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匯率，由此導致了日元的急劇升值，韓元和台幣也緊隨其後，紛紛升值。其中，日本在1984-1995年本幣對美元升值63%，台灣在1985-1992年升值幅度達到38%，韓國在1985-1989年升值幅度達到25%。

　　我們發現，在述時間區間內，這些市場的股市都無例外地出現了大泡沫。而各市場估值差異性也較大，並可能長期出現系統性偏離，從而考量泡沫大小需要綜合各種因素，不能簡單地以PE、PB的高低為唯指標，因此，我們給出對於大泡沫的統描述：

　　（1）短時間內漲幅度驚人，至少都有數倍的漲幅；（2）泡沫破滅後的跌幅度很大和速度很快（跌落幅度超過50%以，時間1-2年內）；（3）相當長的段時間內（通常超過3-5年）沒有有效創出新高，股市整體投資收益顯著降低，甚至長時間為負。

　　以我們統計了中國台灣地區、日本、韓國和泰國等幾個市場的泡沫特徵，為便於比較，我們也提供了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大陸的相關數據。

　　日本日經225指數從1982年9月的7000點，漲到1989年底的39000點，其中，歷時7年時間，漲幅達4.63倍。達到高點後，股指快速跌，用了2年時間，跌去60%，股指從39000點跌到1992年10月的17000點。直到今天，日經指數仍不到高點時候的半。

　　台灣加權指數從1983年的440點，漲到1990年的12000點，其中，歷時7年，漲幅高達26倍。達到高點後，股指路快速跌，用了1年時間，就跌去78%，股指從12000點跌到1990年底的2700點附近。直到今天，台灣加權指數仍然沒有達到12000點的歷史高點。

　　泰國曼谷綜合指數從1986年7月的130點，漲到1993年的1700點，其中，歷時7年時間，漲幅高達12倍，達到高點後，股指震盪整理了2年時間，然後從1996年初開始快速跌，用了2年半時間，跌去80%，股指從1700點跌到1998年9月的250點。直到今天，泰國曼谷綜合指數也沒有恢復到歷史高點。

　　韓國綜合指數從1985年10月的140點，漲到1989年3月的1000點，其中歷時3年半，漲幅達到6倍以。達到高點後，股指快速跌，用了2年時間，跌去50%，股指從1000點跌到500點，低點後2年時間有所恢復，但短暫的新高後，韓綜指繼續跌，並直到2005年才實現了對歷史新高的有效突破，期間歷時15年。

　　述四個市場的泡沫儘管都不小，但是比較而言，韓國市場的泡沫相對較小，無論從跌幅、跌的時間以及恢復的時間來看都是程度最小的（後面我們還將從估值角度分析，韓國市場估值也是最低的）。順便提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在泡沫破滅後也出現了快速跌，2000年受美國科技泡沫影響短暫創出新高，但實際用了十年左右的時間才實現對泡沫高點有效突破。另外，作為比較，我們也列示了H股指數、海A股與深圳成分指數近年來的漲幅，海A股4.5倍漲幅，深圳成指6倍漲幅，H股漲幅更大，有8倍。

　　因此，我們傾向於認為新興的市場總是會出現輪因為經濟高速增長（經濟高速增長也是本幣升值的內在根源）導致的牛市，牛市發展到後期，大型泡沫的出現似乎不可避免，這可以被種行為金融學的心理自我強化機制來解釋，而泡沫破滅後，都迎來了相當長段低投資收益的時期。

　　泡沫時期的市場特徵分析

　　既然泡沫看起來是不可避免的，那麼讓我們來好好地解剖它、研究它。以我們來觀察在泡沫生成、吹大的過程中的某些市場特徵。

　　1、估值水平比較

　　首先來看泡沫時期各個市場的估值情況（面提到的市盈率和市淨率如果不特別指出則皆為靜態指標，由於業績預測的不確定性，國際般都用靜態或者滾動指標作為衡量指標）。

　　日本直被我們認為是個高市盈率的國家，但是實際，我們通過研究其歷史市盈率的變化發現，在1980年代的初期，日本東京交易所的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只有20倍左右，隨後，日本市場市盈率逐漸提高，從1980年初的20倍，逐漸推升到1987年的70倍，1987至1989年三年時間內，儘管股指繼續漲，但是PE相對維持60-70之間，因此，日本市場不過5倍的漲幅中，有3倍漲幅來自於估值提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泡沫加速膨脹的後面幾年中，市盈率水平並沒有持續提高，而是維持相對高位震盪，這反映了泡沫後期的企業盈利情況增長較高。為說明問題，我們以日本的企業利潤數據為證，日本製造業稅後利潤於1988財年增速達到52.34%，1989財年也有18.80%，而股指在同期只漲了50%，當然，我們相信這期間相當部分市公司利潤還應該來源於證券市場資產價格漲（交叉持股、投資收益等）帶來的正反饋收益。1990年泡沫破滅後，盈利水平伴隨經濟增速起滑，這加速了日本泡沫破滅的過程。隨後的1990年代中期，由於日本企業效益的降，大量微利或者虧損企業出現，導致市場整體市盈率水平度突破過100倍，不考慮這段時期的市盈率變化，日本整體市盈率水平在泡沫破滅後，到目前已經恢復到1980年代泡沫初期的20-30倍左右水平。PB水平的降幅度也是比較大的，日本股市在達到1989年底的最高點5.4倍PB以後，整體PB水平就伴隨股指路降，在股指達到最低點後，PB水平為1.7，隨後的多年直到現在，PB直維持1.2至2之間的水平。

　　在股市泡沫面，中國台灣是與日本最為接近的市場，而且，漲跌幅度都超過了日本。在1990年初的泡沫高峰期，中國台灣整體市盈率達到70倍以的最高點，之後迅速降，9個月時間內降到只有20倍左右的水平，隨後有所恢復到30倍左右，至今的多年時間內直在20倍左右水平。而PB水平也是從泡沫高峰期的8.9倍，降到1991年底的3倍左右，1992年初有所恢復回到4倍，隨後跌至1993年初的2.26倍。相比日本而言，中國台灣的泡沫破滅速度更快，而且在破滅後的最初幾年內，經濟增長與公司盈利增長速度並沒有顯著地降，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台灣泡沫的破滅更多地體現為估值的降。

　　與中國台灣、日本相比，韓國的泡沫程度要小很多，在泡沫產生和破滅中，韓國的PE水平直維持15-25倍之間，PB也相對較低，在1-2倍水平左右。

　　泰國的泡沫儘管點不遜於台灣和日本，但是在估值，PE與PB在泡沫期都不是很高，在牛市初期的時候，只有10倍，在泡沫最高峰的1993年底，也只有26倍，不過泰國市場的PB值相對韓國而言較高，泡沫高峰期達到過4倍。在1989年的時候有過短暫的估值高估階段，PB最高7倍，PE30倍，1993年股市新高的時候PE、PB都有所降，並沒有超過1989年的最高估值水平。

　　我們認為PB才是較穩定的估值指標，從PB看，國內估值也已經接近或者超過多個市場高峰期估值，就靜態估值PB、PE，僅僅相比台灣，我們還顯得比較溫和。

　　2、整體證券化率比較

　　估值水平是微觀層面的比較，我們還比較了資產證券化率這宏觀指標。我們發現，在中國台灣、日本的泡沫高峰期，其證券化率分別為180%、150%左右，泰國和韓國相對較低，尤其是韓國只有61.7%。比較而言，中國目前單考慮A股證券化率就為108%，但根據證券化率的本意，我們還應算在香港和美國等市的中國公司的市值，這樣，我們的證券化率為158%，這水平已經可以與日本、台灣泡沫期的證券化率水平相提並論了。

　　另外，再考慮到國內GDP構成中有相當部分是三資企業和外資的貢獻，而這些企業基本都沒有在國內市，因此，我們的證券化率應該比發達國家更低才合理。

　　3、金融地產行業的演變規律

　　在行業結構，得益於資本市場繁榮，各個市場的金融類股票漲幅居前。日本市場儘管普漲明顯，但金融類漲幅相對居前；台灣泡沫高峰期金融類100多倍PE，因此，儘管泡沫高峰期的三年內金融行業漲幅巨大，但很大的貢獻來自於估值提升；韓國儘管整體PE不高，但2000年以金融服務為首的行業PE達到最高，相應證券類為首的金融行業漲幅居前，達到40多倍；泰國證券類漲幅達到20倍，而銀行股表現般，稍好於指數漲幅。

　　各個市場的房地產行業與股市的發展也密切相關，這與房地產具有極強的金融屬性有關。我們比較了述四個市場發現，日本的房地產市場與股市走勢基本吻合，在1983年到1990年的牛市行情中，日本六大城市地價指數漲幅為3.6倍，於1990年9月達到峰值，隨後就伴隨股指基本沒有反彈的跌，直到今天，仍維持在1983年左右的水平。由於土地稀缺，日本東京地價在房價中的比例高達65-80%，般城市在60-75%，因此，地價指數與房地產指數相關性非常強。而台灣地區在1980年代末房地產與股價齊漲時，房地產價格也漲2倍以，房產價格由於調控政策也開始跌，但是跌幅度遠沒有股市大，尤其是台北市這大城市房價的抗跌性更強，在1992年達到高峰後，儘管緩慢跌但跌幅不大，到1996年也只有20%的跌幅。相對股市而言，韓國的房價指數走勢更為穩健，房價整體漲幅相比而言不是很大，全國房價指數從1986年到1991年達到局部高點，漲80%，隨後出現盤整格局，至2002年以來繼續漲。泰國的房價指數抗跌性也較強，世紀90年代早期，泰國房地產價格急劇漲，漲幅在2-3倍，受到金融危機衝擊，1998年，房屋價格平均跌15%至20%。

　　我們研究發現，各市場的房地產走勢與股市走勢有很強的正相關性，但不同步；房價走勢相對股市而言波動相對要小。

　　是什麼導致了泡沫的破滅

　　1、泡沫的破滅時間與實體經濟衰退、升值結束與否沒有必然聯繫

　　既然泡沫的產生有著很強的規律性，那麼泡沫的破滅也似乎成為必然。現在很多人認為既然牛市泡沫的產生般都是伴隨著GDP和公司盈利的高速增長，以及本幣的持續升值過程，那麼，泡沫的破滅通常的先兆就應該是經濟增速出現滑，或者本幣升值預期結束的時候，但是，根據我們的觀察發現，泡沫破滅的時間與GDP增速滑以及本幣升值是否結束沒有必然聯繫：首先，從GDP增長的角度，台灣和韓國的經濟增長在泡沫破滅後依然較為強勁，儘管比泡沫破滅前有所降低，但到1997年金融危機以前仍分別保持了5.79%和6.08%的較高增長水平，泰國泡沫在1996年破滅，那年的經濟仍然高達5.9% ，而日本經濟開始衰退也是在泡沫破滅後的年以後；其次，從本幣升值與否的角度，日元在1995年前直保持著持續的升值、台幣的升值也持續到1992年，而這個時候，泡沫早就完全破滅了。因此，不能認為只要GDP仍然保持較高速度增長、本幣升值仍然持續，就認為泡沫不會破滅，換言之，GDP增速滑以及本幣結束升值不是泡沫破滅的最根本原因。此外，我們還發現，除了日本之外，泡沫的破滅對實體經濟影響並不是非常大的，儘管股票市場陷入低迷，但是，GDP增速仍會保持較為快速的增長，這其中，台灣、韓國、泰國市場泡沫的破滅對實體經濟發展並沒有產生太大影響。而之所以日本股市泡沫破滅後，進入長達十年的經濟衰退期，其中的原因在於日本銀行介入資本市場太深，積累了大量壞賬，泡沫期投資生產的設備出現嚴重過剩、房產和股票跌導致企業和個人負債提高，隨後的10年經濟低速乃至負增長，稱為「失去的十年」，泡沫破滅對日本實體經濟的確帶來了很大的傷害。

　　2、各市場泡沫時期的調控措施比較

　　各國面對資產泡沫的出現，無例外，都採取緊縮性的政策調控，而利率提高等緊縮性調控政策產生的累積效應的確能成為擠破泡沫的最後稻草；而當泡沫破滅後，降息等提高流動性的寬鬆貨幣政策往往也於事無補。

　　我們首先來看日本的情況：1980年代初，日本市場的漲幅和估值水平處於穩步提升階段，因此，日本政府並沒有刻意採取強硬的調控政策限制股市發展，這時的最大問題在於貿易日益增長引發的日美貿易摩擦。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導致了1986年秋季日本經濟的短暫衰退，為此，日本政府還採取了寬鬆的貨幣政策，於1986年11月和1987年2月兩次調低了官方貼現率，由原先的5%降低到2.5%。而1980年代後期，日本開始意識到資產價格膨脹的嚴重性，於1989年將官方貼現率提高到3.25%，又於1989年底進步提高到4.25%。1990年8月，為防止海灣戰爭可能導致的石油價格漲導致通貨膨脹，日本中央銀行採取了預防性緊縮政策，將官方貼現率提高到6.0%，於是積重難返的股市開始暴跌，泡沫破裂。相反，在泡沫破滅期內，由於擔心經濟持續衰退，日本貨幣當局重新轉向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連續降低利率（在隨後失去的十年中，利率降低到零），增加貨幣供應，但是收效甚微。

　　其次，與日本非常相似的中國台灣地區市場，似乎是完全的個翻版。由於新台幣在短期內大幅升值，對當時的中國台灣地區經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1985-1987年，台國際收支賬戶中短期資本淨流入猛增，為延緩外資進入，中國台灣地區還引導利率不斷調，從1983-84年的7.25%，調低到1988年的4.5%，但仍無法阻止熱錢湧入，新台幣升值壓力進步加劇。1980年代末，資產泡沫快速膨脹，迫使台灣採取系列強硬的緊縮政策：比如開放外匯管制，大幅提高居民匯出資金的額度限制，引導企業對外投資；實現利率的完全自由化，並隨後大幅升高存款準備率和再貼現率，採取緊縮政策降低貨幣供應量，其中，1989年4月再貼現率從維持了年的4.5%提高到5.5%，同年，8月提高到6.153%，9月再提高到7.75%；同時，嚴格取締地金融活動，打擊股市非法資金等等。其中，最嚴厲的調控措施是1988年9月份台當局宣佈恢復徵收證券交易所得稅，股市投資者信心受到嚴重衝擊，股指大跌55%。但其後，為避免崩盤，台灣當局對其政策予以澄清，並鼓勵機構進場護盤，導致投資熱情重新點燃。還是與日本相似，1990年海灣戰爭爆發，普遍預期油價將漲，外資撤離，中國台灣地區股市開始崩盤。

　　再次，我們來看韓國，在1980年代初，韓國的利率水平相對保持較低水平，從1987年開始，韓國股票市場和房地產過度投機使物價水平提高，在這種情況，韓國於1988年12月宣佈了攬子利率自由化措施，包括放開大多數銀行和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貨幣市場工具利率等，結果利率急劇攀升，1989年基準利率──拆借利率達到18%，自由化計劃被迫中止。泡沫破滅後，利率也隨之降，在1990年代基本維持在6-8%左右水平；同時，還大幅度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從1985年的4.5%逐步提高到1991年歷史最高點11.50%，並直維持到1995年。

　　最後，泰國的牛市泡沫啟動和破滅時間比述三個市場要晚，泰國實施的匯率盯住制度使中央銀行喪失了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靈活性，直維持著較高的利率水平，1980年代以來，直到1990年代，泰國最小貸款利率多年直維持在12-16%水平浮動。1995-1996年，由於出口增長降、泰國經濟增長速度明顯放緩，短期資本開始外流，為了維持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吸引外資流入，防止外資流出、更為了抑制資產價格泡沫，泰國中央銀行被迫繼續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不斷收緊銀根，持續提高利率。1996年，由於經常項目逆差迅速擴大、泰國經濟形勢惡化、使泰銖面臨巨大的貶值壓力。這為國際投機資本提供了可乘之機，1997年以泰國為代表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

　　3、外資在泡沫產生與破滅中所起作用

　　四個市場的證券自由化程度各有異同：日本是四個市場中自由化開展時間最早、程度最深的，其在1980年代初就允許境外投資者投資國內市場，而中國台灣、韓國的證券市場自由化進程則較慢，台灣在1990年股市大跌的時候才引入QFII制度，寄希望於境外資金入場救市，而韓國在1992年引入QFII制度，也是在其泡沫破滅後實施的制度。

　　因此，我們認為，外資在泡沫產生過程中所起的積極作用是毋庸質疑，尤其是日本、中國台灣和韓國市場正處於本幣升值階段，外資通過多種渠道進入境內的房市和股市，而儘管泰銖並沒有升值，但是由於升值預期明確，同樣，吸引了大量外資進入泰國，因此，外資在助推境內房市、股市泡沫中的確起到相當作用，外資的進入直接助推了泡沫的吹大。但泡沫的產生最主要是由於本土資金的推動，我們注意到在泡沫時期往往本土投資者都展現了極大的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泡沫破滅時與外資的關係也不大。以日本為例，實際外資從1980年後期就開始陸續撤離日本，最後的泡沫瘋狂階段，基本由國內資金推動。而中國台灣地區和韓國的外資比例都很小，外資在泡沫後期的撤離對泡沫的破滅更多的只是心理意義。其中，只有泰國市場受外資影響算是最大的，這與其在1995年以後繼續保持高利率吸引外資的政策有關，1995年泰國證券市場外國投資比重僅4.8%，1996年快速升到34.25%，在金融危機前更是達到44%以的水平，金融危機後外資撤離，的確對國內市場造成較大負面衝擊。

尊重不同個體 羅氏給員工最大決策權 職場公民》這裡，沒有工作守則、不必事事回報

2016-02-22  TWM

從萊茵河畔的小肥皂廠，到全球第三大製藥商，羅氏深信，負責的經營態度，是企業得以永續發展的不變鐵律。但對內，羅氏鼓勵員工展現差異，因為挑戰未知領域的熱情，是企業前進的動力。 緊鄰著萊茵河岸的羅氏藥廠總部「二十一號大樓」（Building 21），除了長方形排列的玻璃窗，找不到其他裝飾。同一條街上距離不到一百公尺，就是去年剛完工、建物高度傲視全瑞士的羅氏辦公中心；相形之下，二十一號大樓只像是一片陰影。 這棟八十年前落成的三層樓建築，至今仍扮演羅氏這個全球第三大製藥廠的神經中樞。在它白色的屋頂下，有每一位董事會成員的辦公室；每一項關乎企業發展的重大決策，都在這裡做決定。 穿過玄關，是一條有如醫院病房的白色長廊，留著一頭金色長髮的羅氏歷史文獻館館長比爾利（Alexander Bieri），就站在走廊的另一頭，「這棟建築，代表羅氏的傳統。而羅氏今天的面貌，都源自於創辦人的家族價值（family values）。」他說。 一八九六年，霍夫曼．拉羅區（Fritz Hoffmann-La Roche）以他的姓氏Roche，為他所經營的企業命名。當時，羅氏只是一家以肥皂為主力商品的小工廠，「尊重不同個體」、「責任」，卻已經是這個家族企業的經營守則。 「十九世紀的瑞士，是個非常分歧且脆弱的國家，所以瑞士沒有發展出中央集權，而是強調分權與制衡。這樣的歷史背景，直接影響了羅氏『尊重不同個體』的企業文化。」比爾利說，「請跟我來吧，讓我告訴你一個好故事。」搭乘貨梯前往地下室，穿過另一條天花板只有兩公尺高的白色走廊，打開密碼鎖，眼前出現的是一座近似小型圖書館的檔案室。比爾利俐落地從牆邊的鐵櫃搬出一本精裝相簿，指著一張黑白照裡、站在日本街頭的西方女性，「她是凱勒（Alice Keller），羅氏最優秀的經理人之一。」他說。 打破傳統雇用未婚女性，讓她，成為日本分公司負責人一九二五年，羅氏破天荒地延攬了擁有巴賽爾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凱勒。這段雇傭關係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在當年的瑞士，婦女若有意就業，必須先取得丈夫簽名同意；而凱勒當時未婚，按理不能被企業合法雇用。「顯然，羅氏的管理階層不太在意這項規定；他們重視的是凱勒的能力，而不是她與其他人一不一樣。」比爾利說。 凱勒進入羅氏後隔年，就被派往日本擔任分公司負責人；一九二九年，更成為羅氏成立以來第一位女性資深主管，「凱勒認為，只有你對工作懷有本質上的熱情與信仰，才能成功銷售，並在面對危機時做出正確決定。直到現在，這依舊深深影響羅氏的經營理念。」尊重不同個體，也意味著企業願意留給員工更多自由發展的空間，不會限制任何職涯的可能性。「你知道嗎？我剛進羅氏時，負責的工作也是基因與癌症治療；但沒多久我就發現，自己對檔案文獻充滿熱情，主動要求轉換跑道，也獲得同意。我只能說，一切都太美妙了。」比爾利說。 「轉換跑道，在羅氏是很常見的。當然，變化不一定成功；一個人離開熟悉的位置，短期生產力當然會下降；但是只要員工提出合理要求，通常能獲得充分支援，因為羅氏樂見每個人發展不同的潛能。」羅氏媒體關係主管杜南（Nicolas Dunant）說：「羅氏傾向長遠思考，畢竟研發每一款新藥，也都是超過十年的漫長歷程。」杜南解釋，由於生技製藥產業講究自主性與延續性，在羅氏工作並沒有太多的細節管理，「你不必對主管回報每一件小事。 因為尊重每一個個體，所以羅氏盡量把決策權力交給基層員工。」位於二十一號大樓角落的幹細胞研究室，每次進出都必須消毒雙手，並且換上無塵衣與鞋套，約五十坪大的實驗室裡，培養著取自不同器官的幹細胞。研究員必須仔細照顧在近似人體環境中生長的細胞，隨時觀察，並剔除細胞自我分化增生的部分。 「基本上，每個人為自己的樣本負責，這裡沒有嚴格的作息時間或工作守則。若你不是頂尖的科學家，或並未對研究充滿熱忱，是無法勝任這份工作的。」研究團隊主任葛拉夫（Martin Graf）說，「即使是耶誕假期，我們也不可能放著保溫櫃裡的細胞不管，就像照顧嬰兒一樣。」企業裡的成員有充分機會探索自我、擁有較多的決定權，這一點，很有瑞士風格；但該承擔的責任也少不了。「羅氏的員工，絕不會因為一次失敗就遭到淘汰；但也有一些不能妥協的價值必須遵守，例如責任、誠實、熱情。」杜南說。 「惟有用對股東、社會、環境負責任的態度經營事業，才有可能成功。」這段話，是羅氏集團網站首頁的企業精神。羅氏確實也自○九年起，連續七年被「道瓊永續指數」（DJSI）評為全球生技醫藥產業第一名。企業除了策畫各項慈善活動外，也鼓勵員工主動加入，○三年起每年舉行的「羅氏兒童遊行」（children’s walk），則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策畫全球創意募款活動，讓員工，為美好事情一起努力兒童遊行最初目的，是為了馬拉威愛滋兒童募款。但過去十三年來，已成為全球羅氏分公司的重要年度計畫，除了固定的健走活動，全球各地的羅氏員工，自行以創意策畫公益募款活動，羅氏總公司最終再挹注相同金額的捐款，所得可用來幫助馬拉威兒童或當地社區。 例如台灣羅氏在一五年就捐助五十九萬元、約一半兒童健走捐款，協助台灣愛滋基金會。 「公益活動不只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我們更認為這對員工而言，是滋養個人生命的珍貴經驗。當你知道在日常工作之外，還能與同事一起支持需要協助的人與事，人生將更為豐富。」杜南說，「當所有人聚在一起，一同為一件美好的事而努力，是最直接讓人感到『身為共同體』一分子的方式。」它孕育３座諾貝爾獎，腫瘤藥研發領先全球羅氏藥廠在腫瘤藥的研發領先全球，旗下研究室曾拿下３座諾貝爾獎，主要的兩大核心業務為藥品和診斷。 過去15年間，羅氏購併近20家相關藥廠，使羅氏成為全球最大的生化科技公司，擁有在癌症、免疫、感染性疾病、眼科及中樞神經系統等領域的獨特藥品。其中，乳癌用藥賀癌平（Herceptin）、大腸直腸癌用藥癌思停（Avastin）等藥物，皆為全球暢銷的抗癌用藥。 撰文 / 鄭閔聲

調查顯示中國近七成女性名下有房 個體戶、公務員等比例最高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5557

調查顯示中國近七成女性名下有房（21世紀經濟報道/圖）

個體或合夥經營者、公務員、事業單位女性名下有房比例前三。

2017年6月28日，在第十二屆中國女性消費高層論壇上發布的2017《女性生活藍皮書》顯示，被調查女性中近七成（69.6%）名下有房。

其中，與他人共有住房的占比45.9%，自有住房的占比23.7%；名下無住房的占30.4%。

上述報告論壇中國家庭文化研究會、中國消費者協會、中國婦女雜誌社、華坤女性消費指導中心、華坤女性生活調查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等單位共同主辦。

該調查也發現，被調查女性名下房產狀況呈現出個人和家庭收入、學歷、職業差異。

1、個人收入越高，女性名下有房產的比例也越高。

比如月收入10000元及以上的被調查女性名下有房產的比例最高，達到81.5%。

2、家庭收入越高，女性名下有房產的人數比例也越高

根據家庭收入進行的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家庭月收入2萬元及以上的被調查女性名下有房產的比例最高，達到82.9%

3、學歷越高，女性名下有房產的比例也越高。

本科學歷被調查女性名下有房產的比例為73.1%，碩士及以上學歷被調查女性名下有房產的比例為81.7%

4、個體或合夥經營者、公務員、事業單位女性名下有房比例前三。

根據職業進行的交叉分析結果顯示，在被調查女性中，個體或合夥經營者名下有房產的比例最高，為80.3%；其次是公務員，為78.2%；第三是事業單位人員，為75.8%。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債券違約的“鍋”流動性不背，需更關註個體風險

在上周五釋放《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這一重磅監管政策後，本周一（5月28日）央行公開市場凈投放300億元，又給了市場一顆“甜棗”。

分析人士發現，相對於2017年的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目前基本穩定的流動性環境存在一定程度的放松。2018年監管者對流動性的管理思路更傾向於松緊有度的貨幣政策和維護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合理穩定。

不過，結合最近兩個月來信用債市場違約的頻發，市場人士警示，相比於流動性風險，未來更應該關註個體風險。

近期流動性投放寬裕

周一央行公開市場進行了200億元7天期、100億元28天期逆回購操作，當日無逆回購到期，凈投放300億元。

同時，央行今日進行28天期逆回購操作中標利率為2.85%，較上次（3月15日）操作上調5個基點。7天逆回購中標利率2.55%，與上次持平。

市場人士稱，三四月公開市場操作利率（7天和14天逆回購）上行5個基點之後，28天期逆回購一直沒有操作過，此番利率上調，其實是滯後表現，不是新增動作。

3月22日，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宣布加息25個基點，將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區間上調至1.50%～1.75%。央行隨後跟進“加息”，上調7天逆回購利率5個基點。央行公開市場業務操作室負責人當時表示，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小幅上行符合市場預期，也是市場對美聯儲剛剛加息的正常反應。

隨後的4月16日，央行14天逆回購中標利率為2.7%，較上次上調5個基點；7天逆回購中標利率2.55%，與上次持平。

本周央行公開市場有3700億元逆回購到期，其中周一、周五均無逆回購到期，周二、周三、周四分別到期1300億元、2000億元、400億元；無MLF（中期借貸便利）、正回購和央票到期。

為應對5月繳稅高峰期，央行近日來公開市場投放的手筆一直比較寬裕。上周五（5月25日），央行公告稱，月末財政支出和金融機構法定準備金退繳推動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處於較高水平，當日不開展公開市場操作。當日也無逆回購到期。上周央行共開展2900億元逆回購操作，無MLF投放和國庫現金定存投放，凈回籠資金300億元。更早前一周，則累計凈投放規模達4100億元。

政策層面，上周五，銀保監會發布了《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下稱《辦法》）。《辦法》引入三個新的量化指標，采取了差異化的管理，強化了對國有大行、股份行以及大型城商行的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要求，並且將監管範圍覆蓋至全部的商業銀行。

當商業銀行開始受制於流動性指標的考核壓力，過去商業銀行投貨幣基金、債券基金的都將按照百分之百的權重來認定資金占用，在新的考核下，銀行為了滿足監管要求，必然會贖回一些流動性好的債基和貨基，從而影響市場的流動性。

受到市場和政策雙重的影響，周一銀行間回購定盤利率多數上漲。FDR001（隔夜銀銀間回購定盤利率）報2.52%，漲1個基點；FDR007報2.70%，跌2個基點；FDR014報3.80%，漲7個基點。

國債期貨弱勢盤整全線收跌，10年期債主力合約T1809跌0.12%，5年期債主力合約TF1809跌0.10%。銀行間現券收益率攀升，10年期國開活躍券180205收益率上行1.96個基點報4.42%，10年期國開次活躍券170215收益率上行2.44個基點報4.535%。

個體風險需更關註

今年一季度，央行創設新工具，平滑流動性季節性波動。年初至春節前，人民銀行啟用新創設的臨時準備金動用安排(CRA)，並綜合運用普惠金融定向降準、MLF、逆回購操作等工具適時適度投放流動性，既對沖春節前現金大量集中投放等因素對流動性的擾動，也滿足金融機構對不同期限流動性的合理需求。

在這一系列操作下，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穩定，貨幣市場利率有所回落。3月份同業拆借月加權平均利率為2.74%，比上年12月低17個基點；質押式回購月加權平均利率為2.9%，比上年12月低21個基點。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間利率債質押式回購月加權平均利率為2.65%，比上年12月下降9個基點。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總體有所下行。3月末，隔夜和1周Shibor分別為2.69%和2.92%，分別較上年末下降15個和4個基點；3個月和1年期Shibor分別為4.46%和4.65%，分別較上年末下降45個和11個基點。

“2017年底和2018年初的一系列重大會議對2018年貨幣政策進行基調奠定後，松緊有度的貨幣政策以及維護銀行體系流動性總量合理穩定的流動性管理思路，實質意義上相對於2017年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取向以及基本穩定的流動性環境存在一定程度的放松。”中信證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師明明認為。

但在較為寬裕的流動性下，近期信用債市場上市公司違約頻發。明明認為，這不應歸咎於流動性，而是要關註個體風險。

中信建投宏觀債券分析師黃文濤認為，當前貨幣政策調控方式轉變不僅是對沖經濟下行壓力或保持“寬貨幣、緊信用”的需要，更是宏觀經濟結構調整以及貨幣政策轉向價格型調控框架的迫切要求。

央行在一季度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對於未來的貨幣政策表述仍然是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中性，管住貨幣供給總閘門，但首次出現了“穩杠桿”的提法。市場人士分析稱，這意味著未來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將會延續今年以來穩健偏松的方向。而且，在信用風險頻出的當下，監管部門也會視情況應對，流動性會保持平滑波動。

在黃文濤看來，未來，貨幣政策穩健中性的基調並未改變，其服務於調結構的核心目標也並沒有調整，信用擴張亦保持基本穩定，但具體政策操作會更加註重價格型調控框架的培育和完善。“置換式降準+上調存款利率上限（據央行行長易綱此前在博鰲亞洲論壇透露，央行近期已經上調了存款利率浮動上限，意在擡升存款利率水平）”的政策組合依然具有一定的操作空間，但具體的操作窗口和政策力度還有待進一步分析、論證。

研個體消費助減貧英學者奪經濟學諾獎

1 : GS(14)@2015-10-14 02:52:02

■迪頓獨得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諾貝爾獎】治學可以以大見小，可以以小見大，但殊途未必同歸，有時只看整體宏觀數據，會失諸粗疏。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英國出生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迪頓（Angus Deaton），就憑指出個體消費選擇的重要性，修正從整體數據分析經濟的偏差，評審指頒獎給他是「表揚他對消費、貧窮和福祉的分析」。


瑞典皇家科學院評審團昨宣佈迪頓獨取今年經濟學獎，將得800萬瑞典克朗（758萬港元）獎金。評審開宗明義指出：「要設計經濟政策去改善福祉和減貧，我們要先了解個人消費選擇。迪頓推動這方面的了解，貢獻比任何人都多。透過連結詳細的個體選擇和整體集合結果，他的研究協助改變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



評估消費稅對不同群體影響

評審指對商品和服務的消費，是一個人福祉的基本，而迪頓的貢獻在於令外界更深入了解消費的不同面向，指迪頓數十年研究，都是關乎三大問題：消費者如何分配不同方面的開支？社會上收入有多少是花了，有多少是儲蓄了起來？如何量度福祉和貧窮最好？評審指第一個問題，不只關乎解釋和預測實際的消費模式，對評估消費稅改變和福利政策對不同群體的影響等政策效果，都很重要。經濟學家建構需求模型，分析收入、不同商品價格、性別和年齡等因素，如何影響人們花多少錢在飲食和買衣服等不同方面消費上，但過去這些模型的預測效果都不好。迪頓在1980年代指舊模型問題出於假設太多，他有份提出的「近似理想需求體系」（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模型彈性較大，較能配合現實統計數據使用，成研究經濟政策效果的標準工具。在第二個問題上，迪頓在90年代指出，過去宏觀經濟學家用整體收入變化分析整體消費改變，消費變化幅度理應大於收入變化幅度，現實卻是相反，他提出應以分析不同個體的收入和消費模式入手，從而綜合出整體圖像，評審指這一點現已廣為宏觀經濟學界接受。在第三個問題上，迪頓近年研究指出住戶消費對了解經濟發展和貧窮問題的重要性，評審指亦改變發展經濟學過去只看整體數據和理論化傾向，改為具體看個體的實證數據。



促成印度改變補貼政策

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委員會秘書長佩爾松表示，迪頓的研究助世界銀行等機構「從最基本層次去了解貧窮」。挪威經濟學院副教授阿爾馬斯指出，迪頓從消費出發對印度的研究，發現當地鄉郊的窮人比之前所想多，促成印度政府改變測量貧窮方法和補貼政策，令有需要的窮人受惠。評審指迪頓對消費的分析，貢獻範圍非常廣泛，包括基本理論、測試理論的統計方法、現有數據質素的深入了解，以及製造新型式數據的大量工作，對經濟研究和實際經濟政策，都貢獻良多。美聯社/法新社/諾貝爾獎官網



本年度諾獎得主

醫學獎屠呦呦（中國）‧研製出新型抗瘧疾藥「青蒿素」坎貝爾（William C. Campbell，美國、愛爾蘭）及大村智（日本）‧發現蛔蟲病新療法物理學獎瑇田隆章（日本）及麥克唐納（Arthur B. McDonald，加拿大）‧發現證明中微子具質量的震盪效應化學獎林達爾（Tomas Lindahl，瑞典）、莫德里奇（Paul Modrich，美國）及桑賈爾（Aziz Sancar，美國、土耳其）‧研究有助癌症治療的DNA修復機制文學獎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白俄羅斯）‧紀實文學作品為當代的苦難和勇氣立碑和平獎突尼斯全國對話大會（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茉莉花革命後，透過和平對話實現突尼斯民主經濟學獎迪頓（Angus Deaton，美國、英國）‧對消費、貧窮與福利的分析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51013/19330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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