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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裡來的年輕人——對一個鄉村小額信貸組織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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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正在深入田間地頭,耐心運作著單筆五千元或一萬元的貸款業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文/本刊記者 劉建強

  又一個尤努斯的中國效仿者。

  貸幫。

  中國目前真正針對農戶的、貸款金額3萬元以下的小額信貸組織只有100多家,其中,沒有政府背景和國際援助的可能只有數家。貸幫是其中之一。他們自認 為正在解決中國政府一再強調的農村融資困難。他們正在做國有銀行不屑做或者做不到的事。他們相信公益可以通過商業經營實現。他們給農民帶去信用認知、創業 幫助。

  他們身份不明,孤立無援,隨時可能夭折。

 

 

  一筆小額信貸的誕生過程

  「5000塊太少了,」金老闆從褲兜裡摸出一小袋檳榔,往嘴裡擠入一枚。「我想貸1萬。」

  「不行啊金老闆,」李蟬婉拒了金遞過來的檳榔。「我們公司的規定,客戶第一次貸款只能貸5000元,如果你的信用好,下次可以增加額度。高經理應該跟你說過了吧?」

  高經理已經脫了鞋,與金老闆的妻子坐到了一起。她們坐在一個叫作「火箱」的床形裝置上,腿上蓋著被子,嘴裡嚼著檳榔。「火箱」下面有電熱設備。這是3月下旬的湖南省沅江市,金老闆租來的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裡與正在下雨的戶外一樣冷,大概只有5℃。

  像中國南方大部分地區一樣,在湖南,「老闆」基本上成為對成年男性的尊稱,無論他們是否做生意。金老闆是洞庭湖區萬子湖鄉的一個漁民,以販運魚蝦為 生。據他說,好的年份,收入一、二十萬元沒問題,當然,花銷也很大。2007年,他的船沉了,改行兒開了麻將館。不久前,麻將館遭遇拆遷,他把它搬到了家 裡。他的一個房間裡擺著兩張麻將桌。

  金想重操舊業。他定製了一條價值6萬元的鋼板船,還需要1萬元到長沙購買發動機。高經理的姐夫與金同村,向他介紹了高經理為之服務的「貸幫」。

  「5000不好,」金老闆又把一枚檳榔放進嘴裡,「不需要。我有八九萬借給了親戚,不好要,面子過不去。我開賭場,一天賺5000也不止。」如同大多 數湖南男人,金說話的聲音大得像吵架。「這些東西,」他用手在空中一劃,「隨便一樣也不止5000塊。我們不可能騙你們。」在他所劃的範圍內,有一台櫃式 空調,一大一小兩個電飯鍋。

  「我們是信用貸款,」李蟬說,「不要抵押物。」她給金出主意,可以再找一個人,比如他的哥哥,來替他貸5000元,「壘大戶」。

  金老闆認為這個辦法不錯,吐掉檳榔渣,換了一枚新的,隨手把包裝袋扔進了垃圾桶。李蟬開始向他作「貸前培訓」:什麼是「三人聯保」,什麼是信用。

  「如果你不及時還款,給你擔保的兩個人不僅要替你還,他們的信用也會受到影響。」

  「知道知道,沒問題。」

  「那你找人吧,兩筆貸款,需要四個和你同村的女性擔保人。」

  金老闆的反應說明他剛才根本就沒有認真聽課。「我們村離這裡五六十里路,現在哪裡去找這麼多人?還都要拍照,人家也不願意。」

  「太麻煩了,」金老闆說,又把手伸進了褲兜,當然,這一回他沒有找到檳榔。「就貸5000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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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沅江市蓮子塘村,貸幫工作人員在跟村民交流貸款事務。

  緊接著,他對李蟬強調的聯保人必須是女性這一規定又表現出驚詫。李蟬解釋說,他是他所在的村子裡第一個向貸幫貸款的人,因而不可能在村裡找到其他有良好信用的貸幫客戶擔保,這種情況下,貸幫認為,女性比較可靠。

  金老闆一邊大搖其頭,一邊開始打電話找人。李蟬指導著高經理在麻將桌上填寫客戶調查資料表。高經理接連兩次抄錯了身份證號碼,表情煩躁。像貸幫在當地招聘的許多農民客戶經理一樣,高經理文化不高。「她曾經填表填哭過。」後來李蟬對我說。

  在等待擔保人的時間裡,李蟬為金老闆和他的妻子照了合影,並對他們提供的證件拍了照。金老闆對需要在合同上按手印又表示了小小的驚奇。「太麻煩,」他說,「我在賭場一輸就是1萬。」

  金老闆的話引起了李蟬的警覺。「這個,」她指著麻將桌,「在這兒?」

  「賭場,」金老闆說,「這個是麻將館。」很快,他把我們帶進了一部黑幫電影。往年在不打魚的季節,金老闆就與幾個朋友合夥開賭場,一個月可以收入數萬 元。當然有「黑社會」,有「看場子」,有「保護費」,有「警匪一家」。金老闆自稱總是控制不住自己不賭,結果開賭場賺的錢只是過眼云煙。「我不會用家裡的 錢去賭,」金老闆說,「我老婆也不可能讓我貸款去賭啊。」

  金老闆不參與「黑社會」的活動,但有時會請他們幫忙。2011年春節,他把村裡的一個幹部約到茶樓裡,為自己曾經的沉船索要補償。看著金身旁的兩個人,村幹部給了他5000元。「我知道他貪污。」金老闆說。

  第一位擔保人來到了,距離我們見到金老闆過去了兩個多小時。她坐進「火箱」裡,聽李蟬的培訓。「如果金老闆不講信用,會影響你的信用。」

  「可以,可以。」她與金同村,以船運蘆葦為業。

  在完成了本人及證件拍照後,擔保人利索地在合同上按了手印。看得出來,這才是她一進門就想做的事。

  將近中午,另一個擔保人找到了,約好在街頭見面。是金老闆的妹妹。

  雨還在下,我們的雨傘數次被風頂得翻轉過來。我建議去看一下金老闆的船。

  洞庭湖邊,金老闆的船正在銲接中。一張平鋪的7米多長的鋼板上,已經焊好了幾個隔斷。

  「這裡裝魚,」堅持不打傘的金老闆指著那些隔斷說,「這裡放小龍蝦。」

 

  李蟬所在的公司叫「貸幫」,是一個專門向中低收入農戶提供3萬元以下貸款的鄉村信貸組織。這樣的組織目前中國有100多家,其中像貸幫一樣沒有政府背 景的不過數家,茅於軾創辦的山西永濟富平小額貸款公司規模最大,目前貸款餘額4000多萬元(近3000筆)。為了與數千家商業性小額貸款公司相區別,杜 曉山(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中國小額信貸聯盟理事長)把上述組織稱為「公益性制度主義小額信貸」,而本來只有它們才叫「小額信貸」 (microcredit)。

  李蟬大學畢業進入貸幫不到1年,公司的年齡比她的工齡也不過大兩歲。她是海南人,在大學裡學的是「勞動與社會保障」。成為貸幫員工之前,她參加過一些NGO的活動,自稱要找「最辛苦的工作」。從目前來看,她的願望基本上實現了。

  我們在等從沅江市區到蓮子塘村的公共汽車。貸幫在湖南唯一的辦事處設在蓮子塘。細雨時有時無,寒氣逼人。「你說金老闆靠譜兒不?」李蟬跺著腳問我。她的鞋裡進了水。

  我認為問題不大。如果他想騙貸,不會講那些亂七八糟的事情。而且,高大姐是貸幫在當地招聘的第一批客戶經理,忠誠度就像她的姓一樣。

  我認為天氣太冷,應該打一輛出租車。我們已經站了將近40分鐘,到蓮子塘不過10幾公里。李蟬有些為難,她不想因為拒絕我的好意讓我難堪。「要不再等等吧,」她說,「享受慣了就吃不了苦了。」

  那天的4路汽車不可能來了。當我們跟著另一位也要去蓮子塘的小夥子坐上開往長途汽車站的公共汽車後,售票員說,4路車罷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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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飛描述的前景打動了經理們,他們暫時忘記了尋找客戶、催收欠款的煩惱。

  小夥子是當地人,在華宇物流某地分公司擔任部門主管,回來休假。他熱情地給我們買了票(每張1元)。他對華宇物流被荷蘭TNT收購之後的表現很不滿意:與外國高管的薪酬相比,他的工資可以忽略不計。

  在開往益陽(路經蓮子塘)的長途車上,我們熱情地給他買了票(每張4元)。我們回到了貸幫蓮子塘辦事處,要分手了。「我表哥在這一塊名氣很響,」華宇員工說,「如果你們遇到麻煩,可以去找他。」

  啊哈,金老闆。

  辦事處在蓮子塘村商業區的邊上。商業區主要包括一家農村信用社,一個小菜市場,一間理髮店,一家小旅館,幾家飯店,兩個小的日用品和食品超市,一個建材商店。

  貸幫租的是一棟簡易居民樓的底店,兩層,大約50多平方米。一層前半部辦公,後半部為廚房和衛生間。二層是宿舍。

  李子已經做好了晚飯。辦事處三個人裡只有他是湖南人,農業大學畢業,今年2月加入貸幫。另一位叫有為,是蓮子塘辦事處的創建者,廣東人。他們互相稱呼用的是在貸幫網上論壇的暱稱,按照這一習慣,下面我將稱李蟬為「饅頭」。

  作為辦事處主任,饅頭主持了當晚的小組會。有為有些不太配合,有時候可以感到他在故意找茬兒。他可能對不久前饅頭取代他的主任位置還有些生氣。三個人 討論了明天的客戶經理培訓和近期的宣傳計劃。他們對將要製作的宣傳橫幅上究竟是寫「深圳貸幫」(貸幫公司的註冊地)還是「貸幫」莫衷一是。他們就橫幅大 小、字體顏色等展開討論。在我這個旁觀者看來,有些議題很無謂,但與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式會議不同的是,三個離開學校未久的年輕人的熱情。

 

 

  貸幫不是尤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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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8點半,6個客戶經理從不同的村子趕到了辦事處,包括高大姐。最遠的一位離這裡有60公里,還有一位來自洞庭湖深處,需要坐船。有為按著牆上的 「講紙」(沒有講板,以寫好提綱的白紙代替)給經理們上課。「要讓農戶認識到信用很重要,」有為說,「誠信的客戶會享受到越來越低的貸款利率,從現在的1 分3(月息)直到9釐。」接下來,他要求經理們要「更專業」,掌握判斷客戶資質的技巧。他舉例說,如果看到客戶家裡總是剩菜剩飯,或者平時在家裡只炒一兩 個菜在外面卻大擺排場,就要格外警惕。「賭毒害全家」,這是他念的四句順口溜的最後一句。

  饅頭傳授的是如何正確填寫調查表。此類培訓顯然不是第一次,經理們的文化程度決定了培訓需要很大的耐心。他們的學習態度很認真,當饅頭髮給他們空白的調查表做測驗時,坐船來的那位竟然還畫出了數個手印的形狀。

  經理們提出,貸款額度偏小、按月還款過於死板等問題導致發展客戶困難。這不是饅頭們能決定的事情。這時候,門外停住了一輛轎車,下來一個戴眼鏡的小個子年輕人,提著包,走路身子略弓,進了辦事處。經理們都認識,他是貸幫的創始人尹飛。

  尹飛開著租自「神州租車」的汽車從長沙趕來參加培訓會。他的工作除了尋找投資,主要就是巡視貸幫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幾個辦事處。

  「額度不是不可以提高,」尹飛笑眯眯地對經理們說,「靈活還款也不是不能商量,但是我們要先問一問自己,是不是已經把現在的產品做得很好了?」他的意思是,如果這麼小的額度、這麼高頻率的還款都不能做到無逾期、無拖欠,怎麼保證新產品可以無憂?

  「最主要的是要劃分區域,建立中心社區,追欠款、發展新業務現在都不重要。各位要盡快熟悉所在的社區,主動為其中的潛在客戶做信用評級,做到心中有 數,不要等人家送上門來。也不要遍地開花,自己又累,效果又不好。」尹飛去過印度和孟加拉,見過「窮人的銀行家」尤努斯,知道那裡的客戶經理一個人管理 300個客戶,而在座者手裡最多的不過幾十個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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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子微弓、笑眯眯的尹飛看上去像一個好脾氣的推銷員,讓人感覺他既善解人意,又辦法無窮。他在貸幫內部叫蟋蟀。「想一想,」蟋蟀說,「如果你手裡掌握 著附近一百、兩百個潛在客戶,對他們的情況都瞭如指掌,那你還用像現在一樣10幾個村子到處去跑嗎?那時候,老陳,」他笑著招呼那位趕了60公里路的經 理,一位獸醫,「你每天在街上走一走,喝喝茶,就把業務辦了。我們的收入當然也會跟上,專職做貸款,不是沒有可能吧?」

  尹描述的前景打動了經理們,他們暫時忘記了尋找客戶、催收欠款的煩惱,也忘記了「遍地開花」在開展業務初期曾經受到鼓勵(尹稍後向我承認自己當時 「也不懂」)。「尹總的話給我們指明了方向,」老陳說,「我原來有幾十筆業務,還是總覺得可干可不干,現在覺得可以幹下去。」

  在小飯館裡吃了一頓午飯後,經理們回去了。饅頭和蟋蟀發生了爭論。一位曾經有信用的客戶再貸款時超過了貸幫的年齡限制(65歲以下),饅頭認為不該因此讓一位優秀客戶失望。「當初你給我們做培訓的時候說可以放寬,現在為什麼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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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從扶貧自然人向機構轉變,原來的很多判斷標準對機構來說是不可操作的。」蟋蟀給饅頭解釋。「為什麼非要在65歲上較真呢?30歲40歲的客戶不夠嗎?而且,有沒有更聰明的方法呢?比如讓他的兒子作借款人。」

  尹說的原則是對的,但顯然他忽略了具體操作中的困難。「你覺得蟋蟀是不是在忽悠?」當天下午,尹飛開著「神州租車」趕往江西后,饅頭問我。這個海南姑娘掌握了不少北方俗語。作為領導者,尹飛有足夠的鼓動力、解釋力。「領導必須要高瞻遠矚吧。」我說。

  「我們都明白彼此的意思,」饅頭說,「但是為了催欠款,凌晨去農戶家蹲點兒的不會是蟋蟀。」

 

  蟋蟀有更大的壓力。來蓮子塘之前,他剛與理事會吵了架。理事們認為貸幫的業務質量不好,貸款逾期率達到了8%。尹不同意,如果與農村信用社30%到 40%的不良貸款率相比(甚至有資料推測這一數字為60%,或許因為分級不同)的話。除去創立初期的遺留問題,貸幫目前不到500萬元有效貸款餘額 中,180天以上的拖欠率不到3%。理事們更大的不滿在於,幾次看起來很有希望的融資都沒有落實。

  尹是江蘇人,像貸幫的大多數員工一樣,也出生於農村。1992年,16歲的尹考上清華大學,但未能進入報考的計算機系,被調配在水利系。他不去聽課, 甚至不參加考試。他自學計算機。他被學校勸退。尹前往深圳,加入張樹新創辦的電子商務公司瀛海威。互聯網泡沫破滅,尹應聘進入深圳市商業銀行籌建網上銀 行。2002年,26歲的尹因為成績突出被提拔為「行內最年輕的正科級幹部」。尹發現網上銀行儘管熱鬧一時,但遠非銀行的主流業務。他開始自學金融、財 務,如願介入中小企業貸款業務。2006年,平安保險收購深圳商業銀行,尹被新來的分管中小企業信貸的副行長看中,成為其秘書。尹設計了無須抵押和擔保公 司的小企業信貸方案,終因銀行「抵押文化強大」,無法推行。尹很沮喪。這一年,尤努斯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讓尹相信自己是對的:「人家根本沒有抵押物,做 了30年,幫助了那麼多窮人,風險控制得又好,不良率2%以下。我們則是500萬元以下的貸款基本不做。」在銀行新一輪的提拔中,尹落選了。雙重失望導致 他2007年6月辭職。

  尹飛希望自己能像尤努斯一樣做一家為農民服務的銀行。在中國,他不可能獲得牌照。他可以註冊小額貸款公司,但是既沒有那麼多錢(2000萬元註冊資本 金)又不想受限制(不能跨地域經營)。他不想犯法。2007年11月,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尹稱自己受到了啟發:他可以像阿里巴巴一樣做一個中介平台,為 放貸人和借款人撮合交易,而個人借貸,是合法的,並且,不需要審批。這就是目前貸幫使用的P2P(point2point)模式。

  接著,尹出現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云南等地,蒐集不同類型農村的資料,瞭解農民的借貸需求。他選擇湖北大別山區一個距縣城60多公里的村子進行 放貸試驗。他假裝成一個「有組織」的人。半年後,十幾筆貸款如期收回,只有一筆拖了幾天。他證實了尤努斯的說法:窮人是有信用的。

  2009年春節前,尹回到深圳,邀請過去的銀行領導、商界友好開了一個研討會。尹宣告自己的扶貧試驗成功:小額信貸能夠幫助窮人,同時也能賺錢。他列 出有可能出資共襄其事者的名單,一共40個人,借拜年之機逐一試探。這是尹飛第一次尋找投資,7個人響應,籌款30多萬元。

  尹聘請程序員開發網絡平台,註冊公司,招聘員工。有為就是這時候來到貸幫的。

 

  與有為同時加入貸幫的有10個人。跟著一位師傅在江西信豐、湖南耒陽等地嘗試辦了一些業務之後,2010年1月,有為被派往沅江蓮子塘村籌建貸幫第一 個辦事處。他與另外兩個同事一起租房、招聘客戶經理、宣傳。當時尹飛決定推行聯保和分期等額還款(原為無擔保、一次性還款)制度。「團隊所有人都跟我 吵,」尹說,「好不容易在會議室裡聽明白了,出去跟老鄉一談,回來就跟我說老鄉不接受,分期還款不行。」

  「老鄉不接受,」有為回憶說,「他們手裡現金流不穩定,分期還款有困難。」一直到4月末,業務仍無進展,兩個同事先後離開貸幫,客戶經理在鬧辭職。 「太難了,」有為說,「這邊的人要散了,總部那邊又不讓步。」他崇拜蟋蟀。他每天默念師傅教的「我們的辦法比困難還多」。

  5月初,有為與客戶經理們聯名上書請求放寬限制,並且保證業務質量。「我只能讓他們去試。」尹飛說。可以靈活還款讓農民的借貸積極性空前提高,有為當 月完成96筆貸款。「說實在的,」有為說,「尹總是冒了風險的。」按照尹飛的說法,他預料中的壞賬接踵而來。「原因就是我在會議室裡講的:他們確實不是想 騙你的錢,他是控制不住自己。他賺了錢,但是用掉了。」2010年10月,饅頭被總部分配到蓮子塘,跟有為實習一段時間後,代替有為成為主任。

  「有為是我師傅,」饅頭說,「我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現在宣傳的時候還有人懷疑我們,更別說有為那時候了。」

  「說實在的,」有為說,「一開始是有點想法。尹總是想讓我休息一下。說實在的,公司出錢讓我到北京培訓,饅頭在這兒頂著,我才能去學習。」說實在的,有為說的每句話都很實在。這是一個誠懇的小夥子,只是脾氣倔強。

  有為同期的10個同事已經走了8個,教會他念「我們的辦法比困難還多」口訣的師傅也離開了。

  「不是有為犯了錯誤,」尹飛說,「是我犯了錯誤。就像打仗一樣,他本來只能用步槍,我給了他一把衝鋒槍。」直到現在,貸前調查、培訓和貸後管理不夠的 問題都不同程度地出現在貸幫江西、湖南、湖北幾個辦事處中。饅頭所說的「凌晨蹲點兒」大多也根源於此。「貸前培訓我們要求客戶經理做一次,主任上門一次, 要讓客戶發自內心地明白。這方面,他們下的工夫太少。」 以此相照,饅頭對金老闆的調查和培訓顯然有些草率:我們甚至沒有核實洞庭湖邊的那條製作中的船究竟是不是他的。在孟加拉,貸前培訓通常要3到5次,每次不 低於半小時。這是一個需要極度耐心的工作。「我的團隊吃的虧還不夠,」尹說,「那我怎麼辦?我得扛住損失,給他們空間去犯錯誤。小饅頭還根本不是一個合格 的主任,學生氣好重呢。」他舉例說,饅頭曾經給一個米廠「壘大戶」貸了3萬元,當他前去視察時,他馬上發現了火災、工傷、糧食價格下跌等諸多潛在的風險 點,「他們根本沒想到這些」。對於米廠1年的出貨量,饅頭認定的是實際數量的10倍。「這種信貸感覺可能3年也培養不出來。」

  「但是,」笑眯眯的尹飛眼珠一轉,「反過來說,這個項目非常有前途。就是這種水平的團隊,每個人管理一百多萬貸款,沒出太大的事,了不起吧?」

 

  合法性難題及資金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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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金融市場一直被譽為「金字塔底端的財富」。很多國家政府和民間社會組織致力於慈善之役,但始終沒有消除貧困。「微信貸」能最終改變一切嗎?

  貸幫累計2000個左右客戶中,像金老闆這樣具有傳奇色彩的不多。他的貸款申請已經通過長沙中心審核並在網上撮合成功,用時三天。

  唐老闆是貸幫的優秀客戶,已經是第三次貸款,金額提高到了2萬元,月利息降至1.017分。

  唐生於1972年,曾在福建打過3年工,2008年回鄉從事養殖業。他先後養過雞、豬,運氣不好,不是遭遇雞瘟就是趕上豬疫。「屢敗屢戰。」李子總結唐近幾年的人生經歷說。

  唐所在的村子叫楠竹山,離蓮子塘不遠。村裡的年輕人大多已不再熱衷於奔赴廣東、福建打工(那裡的工資水平已與本土接近),但他們仍然願意到家鄉附近的 城市尋找工作機會,像唐一樣留在村裡創業的年輕人極少。這一次,唐準備養殖食用青蛙。他僱用的巨大的挖掘機正在他承包的耕地上給青蛙挖池塘。

  貸幫的2萬元貸款並不能滿足唐的全部資金需求。「我們只是作為農戶資金來源的一個補充,」有為說,「不能包辦一切。」唐還是很感謝貸幫提供的幫助。儘 管村裡刷著「信用社是農民致富的好幫手」的標語,但包括金老闆和唐以及一位村幹部在內的很多人都認為沒有關係不可能從信用社貸到款。「很多人想到(農信 社)就怕。」唐說。農信社是中國最大的為農民提供貸款資金的組織,2010年有貸款餘額的農戶4000萬戶(杜曉山對這一來自銀監會的數字表示懷疑),它 留給貸幫之類民間金融組織的市場巨大。

  「這裡養青蛙,」唐指點著他租來的土地,「這裡種藕,種有機蔬菜。」你又想起金老闆了嗎?

  「遍地是黃金。」唐大聲說。他穿的雨靴沾滿了泥巴。夕陽下,遠處大片的油菜花在風中擺動。

  一位與唐同村的年輕人一直在看。「我想學習學習。」他有些不好意思。

  唐邀請我們到家裡吃晚飯。我鼓動有為和李子破一次例。「我的原則是,」之前有為曾說,「業務完成之前,不吃客戶一口飯,因為心裡不踏實。」

  「你們太教條,」唐作出很嚴厲的樣子,「弄得我們心裡很不舒服。就是家常便飯,又不是要花很多錢。」

  唐的妻子還是做了很多菜。唐喝了一點兒酒,臉變得很紅。他對很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計劃生育。他有兩個孩子,老大是兒子,按規定不能再生,但他還 是讓意外懷孕的女兒出世了。他對收罰款的人說:「罰兩萬太少了,我有5萬,你們來不來拿?」村裡有因為「超生」被強行流產的,有被牽走耕牛的,還有的被遊 街示眾。「他們(管計劃生育者)也看人,」唐說,「欺負老實人。我是村裡比較調皮的。」他的女兒前年患病,花了1萬多元。他認為合作醫療實際上對農民並無 幫助:「到了醫院先問你有沒有醫保,有,原來5000(元)治好的就搞成10000。」他的這一說法在農民中很普遍,但一位村幹部表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 持此說法的村民去的不是正規醫院。

  飯桌上當然少不了傳說。沅江檳榔業最大的一個老闆購買了10公斤海洛因,被抓走後又得到了釋放。「因為那是他的原料。」啊哈,金老闆,「賭毒害全家」。

  唐執意要送我們回蓮子塘。他用摩托車帶著我,那位挖掘機司機的摩托車可以載兩個人,他回家順路。

  「我在福建打了3年工,做管理人員,一個月工資跟老婆加起來7000多塊。我想自己當老闆,就回來搞養殖。我老婆說我們要是不回來,現在也能存下30 多萬。我說30萬算什麼。我可能不成功,但是人總要有奮鬥目標,即使不成功,也享受了過程。」在漆黑的鄉村公路上,唐不時回過頭來跟我講話,以致摩托車時 常改變方向。「貸幫這樣的公司還是太少了,」他最後說,「沒有競爭,利息就還是高。」

  當晚村裡停了電,這是我來之後的第三次。這篇文章的一部分素材就是在借蠟燭照明的5℃以下的旅館裡寫下的。在又黑又冷的房間裡,我想起有為說過的,建辦事處的時候沒有被子,他跟他的一位男同事緊緊抱在一起禦寒。

 

  尹飛也希望貸幫這樣的公司多一些。「我們一家做,犯了什麼錯誤,連找個藉口的地方都沒有。如果到處都有人做,即使我們出了問題,別人也能證明可以搞得很好,所以你(監管者)不要為難我。」

  貸幫的辦事處裡都懸掛著一個大的標牌,上面寫著從2004年到2009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關於鼓勵為農村服務的多種所有制金融組織的內容。它應該是尹飛的尚方寶劍,儘管像我們熟知的那樣,以「鼓勵」開頭以「鼓勵」結尾。

  創立貸幫之前,尹飛請律師朋友論證了它的合法性,但他仍然做了「坐牢」的準備。他甚至想好了「怎麼讓人搭救」、「怎麼在媒體上呼籲」。他認為政治風險 不大,只是有被定為「涉嫌從事未經許可的金融業務」的可能。為了規避風險,貸幫堅決不吸儲,堅持每筆業務都是個人對個人的貸款,而且貸前即向放貸者收取管 理費(3-5%)而不是貸後與其利息分成。尹想找到一個公益機構「掛靠」,但沒有人願意接收。他托關係得以「私人身份」向銀監會「匯報工作」,請求監管, 在得到鼓勵的同時也被拒絕納入監管:「我們太小了,管你幹嘛?」尹可能需要借此讓自己保持接近體制從而接近「銀行牌照」的幻覺。

  錢是另一個重要問題。2009年,貸幫虧損60萬元,2010年這一數字上升至185萬元。貸幫理事會高峰時有30個人,陸續有四五位退出,尹飛都悉 數退還了他們的股金。目前,貸幫還有400多萬元現金。「支持到今年年底沒問題,」尹對饅頭和有為說,「不行,我領著你們改行兒在鎮上賣飼料,肯定能賺 錢。」

  看起來他像是在開玩笑。尹一再宣稱他當下最需要的是人,錢是第二位的。很快,你就將看到他是如何反駁自己的。

  「如果能再有300萬到500萬元投資,」尹說,「我就從大學再招100個小饅頭,他們便宜啊,他們有理想有追求,我就辛苦一點兒,來教他們。如果3 年以後,小饅頭這批人成長起來,能達到我業務管理能力的一半兒,每個人可以管理5000萬元貸款(每人管20個客戶經理,每個客戶經理管理200到300 萬貸款),不就是50個億了嗎?」當我們談到培養小饅頭的成功率和員工流失率(因為工作辛苦,待遇低或者缺乏能力)尹飛長出一口氣。「很難,真的很難。」

  他幾乎馬上又打起了精神。「有我這樣技能的人不是很難找,有這種追求、願意吃苦的人可能不多,那是因為我們沒錢,所以才需要理想。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大量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要是有了錢,發工資就行了嘛。」

  面對不斷讓他碰壁的各類投資人,尹飛給他們描繪的就是「50個億」的前景:如果貸幫建立起能夠支撐50億貸款規模的團隊和流程體系,那麼,利用金融槓 桿效應,通過集合理財、定向扶貧信託、批發轉貸款、開放式扶貧基金、定期定投,委託貸款,資產證券化等「創新的非存款型金融產品」,5個億資本金至少應該 可以撬動50億元的資金,以6%管理費計,資本回報率可達到60%。「如果槓桿率是20倍呢?還有什麼生意比這個更賺錢?」

 

 

  2010年5月,通過原來瀛海威的一個同事,尹飛認識了蔡文勝。經過數次接觸,蔡答應在廈門與他談一次。5月13日,尹飛趕到深圳機場,最後發現當天並沒有自己的航班。他的航班是第二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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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與蔡談了「一個下午」,一直遵循著朋友的告誡(找蔡的人太多,蔡忌諱上來就談投資)。臨別,蔡建議尹換一個智能手機上微博,「那是非常重要的輿論渠道」。

  尹在機場發了他的第一條微博。「今天到廈門拜訪蔡文勝先生,感謝蔡總對貸幫項目www.daybang.com提出了非常有價值的建議。有些蔡總的朋友也想進一步瞭解貸幫項目,歡迎郵件賜教。落實蔡總建議,利用候機時間,試用一下微博。」

  尹有意無意地與蔡保持著聯繫,中間有意無意地說到「蔡總朋友多,能否介紹投資」。蔡在貸幫網註冊了一個賬號,投了十幾萬元試用。

  2010年12月2日,蔡文勝在微博中寫道:「這二天做了個決定,投資一個項目。這個項目需要投入資金和精力,幾年內也不會賺錢,以後也可能很難賺 錢。但這個項目能夠幫助不少人,存在的每一天都會給一些人希望,以後發展能改變很多人的生活與命運……做投資都會有回報需求,心靈滿足也是種成就感。」

  . 至少,看上去打動蔡的並非「50個億」。「我本身是農民,」蔡對《創業家》說,「小時候一天三頓飯有兩頓寄在別人家。農民需要幫助。我從尹飛身上看到他對這件事情堅韌不拔的奮鬥,他不是為了賺錢。我把它當成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去做。」

  蔡的投資尚未全部落實。「我會根據它的發展情況逐步加大投入。」他也不願意透露投資額和佔股比例。

  通過微博,尹又認識了薛蠻子(最近薛、蔡等人彷彿成了連體嬰兒)。薛認為這個項目不賺錢,還沒有答應投資。尹飛有足夠的耐心。我最近一次給他打電話的時候,他正陪著薛在湖南曾國藩故居遊玩。

  尹飛竭盡所能跟投資人接觸。他給素昧平生的汪潮湧(信中利國際控股公司董事長)發微博:「這裡是湖北和安徽交界大別山深處的小鎮,@汪潮湧 的家鄉。@貸幫已在這裡為數百農戶提供小額貸款,幫他們做小生意或發展種養殖。希望在@汪潮湧 等傑出黃岡人的支持下,能幫到更多的老鄉脫貧致富。」在最近的廈門微博營銷大會間隙,尹想跟參會的李亦非(汪潮湧夫人,陽獅銳奇大中華區主席)交換名片。 他猶豫著是不是等李與薛蠻子等人用完餐後再辦,而宴會廳裡用餐的人們都在席間自由走動、敬酒、交談。他終於在李亦非要離開的時候換到了名片。他身子微弓, 笑眯眯,格外謙卑。

 

  關於錢,我們說得夠多了。就快結束了。即便尹飛「錢是第二位的」指的是未來將撬動的「50個億」,那麼,當他有了足夠的「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之 後,「50個億」真的會「水到渠成」嗎?收購尹飛曾經任職的深圳商業銀行的平安保險為了進入銀行業努力了多少年?從1993年開始,杜曉山以社科院扶貧社 的名義在河北易縣為農民提供小額信貸,後擴展至河南虞城、南召、河北淶水等地。經過17年,扶貧社由最初的10萬美元(孟加拉鄉村銀行5萬美元低息貸款和 福特基金會5萬美元捐贈)發展至目前貸款餘額2000多萬元,速度緩慢。「沒辦法,」杜說,「沒有錢。」扶貧社的資金積累除了自身的「微利」外全部來自捐 贈,捐贈又多來自國外,而中國經濟的「奇蹟」導致這類捐款已近絕跡。杜希望能像小額貸款公司一樣從銀行得到批發貸款,但目前尚看不到可能。2009年,茅 於軾等人創辦的永濟富平小額貸款公司獲批成立,之前與當地果品協會合作的助農小額貸款項目有了合法身份,但同樣很難從銀行獲得資金。「更好的(融資)辦法 是從銀行轉貸,」茅對《創業家》說,「我們需要的數量也不小,但是銀行有更優質的客戶。政府要求銀行支持小額貸款,但它們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他認為尹 飛「5個億撬動50個億」的設想是成立的,但是,「按照現在的規定,小額貸款公司即使能夠取得銀行轉貸,也只能貸到資本金的50%。」

 

  我跟著有為和李子到蓮子塘所屬的三眼塘鎮去催費。在充滿檳榔和香煙味道的4路車上,我們得知前幾天4路車並沒有罷工,而是被其沿線的一個村子的村民攔住了去路。該村一位村民承包的行車路線與4路車有衝突。

  第一戶要催的是徐老闆,當期還款已經逾期數天。這是一位真正的老闆,經營著一個包子鋪。

  徐老闆正在鋪子裡間和幾個朋友打牌。看到有為,他抓起面前一小摞1元面值的紙幣走出來。「6天以後一起還清。」他說。

  「好吧,」有為說,「那你寫個保證書給我。」他拉開包,尋找紙筆。

  「不寫,」徐說,「你知道我的脾氣。不寫這個東西。」

  「說實在的,我們也要跟領導交差,別讓我們為難。你寫了,領導就知道我們來過了。」

  「嗯,要不不知道你們來過。」徐若有所思。

  「是啊。」有為拿出了紙筆。

  「不寫。」徐堅定地說。「我的錢都在兒子那裡,他上班去了。」

  「他幾點下班?」

  「六點。」

  「那我六點再過來。」

  「你不要過來。」

  「那你寫個保證書吧。」

  徐有些生氣了。他近乎衝動地從上衣裡邊的口袋裡拽出一疊一百元的鈔票。「這四百你先拿走,」他把錢遞到有為手裡,「不要過來。」

  在說好過6天清賬後,我們離開了。「說實在的,」有為說,「他們不是不還錢,但總是能拖就拖。他們覺得只要我肯定會還你就是有信用。他不是生氣,說實在的,這裡的人都愛面子,他的朋友們在等著他打牌,都在聽著,他想讓我們盡快離開。這也是施加壓力的一個好方法。」

  當我們催費結束準備返回蓮子塘時,一位開著面包車的司機停下來招呼有為。「我送你們。」

  有為謝絕了。「買這輛車的一部分錢就是從貸幫貸的。」他看著遠去的面包車說。

 

  在尹飛的計劃書裡,貸幫在2013年的貸款餘額將達到10億元(10萬筆),那時貸幫將越過盈虧平衡點,可實現利潤2500萬元。「不管你怎麼評價 我,」尹飛對我說,「我只希望你能幫我傳達出『我們需要大量腳踏實地的理想主義者』這個信號。」如果我沒記錯,我幫他傳達了三次。

村裡 來的 年輕人 年輕 一個 鄉村 小額 信貸 組織 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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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片中國·癸巳】村裡來了「新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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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在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南方週末記者們也紛紛回到家鄉,回到那些陌生又熟悉的地方。

這群身份獨特的觀察者,敏銳地觸摸少年生活的土地上細微的變化,並記錄著中國這個龐大軀體上一根根毛細血管的微小脈動。

在浙江湖州,投資無門的新痛苦折磨著漸漸富裕起來的人們。在財富渴望與通脹壓力煎熬中的他們,尋找與試探著包括民間借貸、高息集資在內的各種路徑。

而江西高安建安鎮黨委書記卻在四處找錢,他想修路,想讓小鎮找到新的財政支柱從而擺脫對煤的依賴。

在四川打工大縣,農民蜂擁入城,打工給一代農民帶來物質與精神的雙重改變,也帶來被「拔」出土地時的糾結與撕裂。而最茫然的,莫過於四十多歲的第一代民工——城市工廠只歡迎年輕人,而他們卻已無法回到農村。

在河南農村,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購買的奶粉卻是早就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毒奶粉」;更多地方,煙花爆竹的銷量正在下降,微信正在成為內地人的時興,一個個家族群橫空出世,而一些上小學的孩子也能熟練地使用iPad刷微博。

幾乎在每個地方,汽車的增長速度都令人吃驚,連大別山深處的小鄉村,也在這個春節堵起了車。

這是我們血脈相連的家鄉,我們清晰地感知到,經濟增長與文明變遷在每一個地方帶來的改變,如此隱秘,如此糾結,卻又如此決絕。

年復一年,南方週末經濟板塊連續在春節之後推出回鄉專題。在無數碎片裡,看見一個龐大、複雜、有溫度的中國。

拿著iPhone的年輕媽媽,正在鎮上商店裡購買早已因含致癌物質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奶粉。他們帶來了外面世界裡的新鮮事,也教會了父輩們如何爭取自己的權益。

「要不換這種試一下?」順著話音,我打量了一下旁邊這對年輕夫妻,他們應該都是「85後」,正盯著看南山嬰幼兒奶粉。沒錯,就是2012年10月因致癌事件而被註銷生產許可證的南山奶粉。

當年三聚氰胺事件幾個月後,我就曾發現鎮上商店裡仍有三鹿奶粉在售。幾年過去了,問題奶粉從沒間斷過,農村的貨架,似乎是他們懶著最不想也最難下架的「溫柔鄉」,也是農村孩子們的噩夢。

兩人在討論過程中,姑娘拿出手機看了一眼。我注意到她用的是iPhone——非山寨。如果這不是大年初五,而是一週前,我八成會驚訝,或武斷地給人家貼上「富二代」一類的標籤。

原因是,除夕和春節,家族拜年時,我發現有兩個在外打工的堂哥堂弟,都是蘋果用戶。

我打聽了下,十年前,若跟著一個包工頭到建築工地干,一天一百塊,還得往死裡干;現在村裡外出的建築工人,做包工一天能掙到二三百,如果是打零工,則一天150元。

聽起來待遇翻了倍,但我的堂哥堂弟卻高興不起來,「這樣的機會總不常有,而且一年總共最多干到九個月。再說現在東西越來越貴,家裡開支也比以前多了許多。」

一天,另一個在外打工的堂哥來我家找我,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後來才知道他想讓我在南方幫他找點活幹。「工地干不下去了,身體不行了。」他說。前些年他為了多掙點錢,在三班倒的工地干兩班——沒日沒夜地一天工作16個小時。不久前他給上小學六年級的兒子說,如果你期終考試能進全班前15名,我就給你買台電腦,沒想到我這侄子考了個第14名。

不管是犒勞自己iPhone,還是獎勵孩子電腦,80後90後,甚至75後的這幾撥農村出身的年輕人,觀念已然大不同。他們開始注重精神層面的追求,並捨得個人與家庭投資。而放在父輩一代,就算收入有增,也會精挑細選,或者乾脆用紅布包起來,塞進家裡哪個隱蔽的洞裡藏起來。

與賣命打工的堂哥形成對比的是,這幾年每次回老家,都會聽到幾個不想出去打工的年輕人的故事。其中一位90後:第一次被老爸逼出門,他在工地待了一個月就跑回來了,說太累;第二次只待了半個月;第三次兩人大鬧一場,差點要斷絕父子關係。

這也難怪,這一代年輕人與黃土地的感情已沒那麼深,仍然忙時種地、閒時外出打工的年輕人已是極少數。當年我們這個「百萬大軍出太行」的務工大縣,已經名不副實。

除非迫不得已,沒有人願意再待在這裡了,哪怕讀個專科,或是初中畢業後上個職高也行。而當出去過的年輕人從四面八方回來,他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一次次感染並滌盪著這個村莊裡的一草一木——一個細微但更重要的變化是,他們更懂得當個人權利受到侵害時如何呼籲與爭取。於是,一些中老年村民,也學會了逛淘寶,更會為諸如醫保報銷比例不明晰而緊追不捨。

正月初六,幾個鄉親在一起打牌,有老有少,不知怎地大家的話題變成了食品安全,大傢伙兒一聽毒奶粉就義憤填膺,「我想在村裡掛個橫幅,寫上『××奶粉有毒』。」其中一位年輕人說。而一位步入耳順之年的伯伯突然問我一句:「龔愛愛那41套房產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碎片 中國 癸巳 村裡 來了 新年 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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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裡來了柬埔寨新娘

2014-07-14  NCW  
 

 

中國嚴重失衡的性別比,不僅帶來婚姻問題,更將成為社會穩定的隱患◎ 財新記者 藍方 文lanfang.blog.caixin.com 如果不是因為出現了一些和當地人樣貌明顯不同的女人,贛東北的凰崗小鎮和別的南方鄉村並無兩樣。

凰崗位於江西鄱陽縣與景德鎮市交界處,昌江蜿蜒而過,20多個村莊散落在河道兩側,一道船閘連接兩岸。盛夏7月潮黏的空氣裡,村道上只有佝僂的老人緩緩走過。店裡赤膊的學徒是村中少見的年輕男人。

小賣部門口支起的涼棚,是村裡最熱鬧的地方。女人們打著麻將,老人在一旁閒坐,放暑假的小孩追逐打鬧。兩個年輕女人則獨坐一隅,竊竊私語。

她們有著比當地人更黝黑的膚色。

面部輪廓分明,深眼窩,大眼睛,厚嘴唇。一個女孩踩一雙「恨天高」 ,高腰T 恤再配上緊的高腰牛仔褲,與週遭環境格格不入。另一個女孩已有身孕,低頭玩弄大屏智能手機。

「這就是我們這兒的柬埔寨媳婦。 」一位村婦介紹說。她也不知道全鎮到底有多少外國新娘,但人們對她們一點都不陌生, 「小一點的村有兩三個,大的六七個,村村都有」 。

村民們介紹,凰崗鎮第一個柬埔寨新娘是大約七八年前出現的。那是鎮上有人去雲南邊境打工,柬埔寨客戶將自家的親戚給他撮合成對。這個柬埔寨女孩對遠嫁中國的生活頗為滿意,又陸續介紹老家的姐妹來江西。熟人介紹熟人,「介紹」的生意越做越大,介紹費越收越高。這個過去因年年洪澇而出名的鎮子,一時成了柬埔寨新娘在國內的集散地之一。據村民們瞭解,鎮上專做此「生意」的「老闆」就有十幾人。

過去三年間,僅江西一省,便有超過2000對涉柬婚姻在民政部門正式登記註冊。因為辦理涉外婚姻手續的便利,柬埔寨新娘已遠遠超過越南新娘,大規模湧入江西、福建、浙江等省的農村地區。

村民們對「外國佬」已沒有絲毫新奇。甚至連誰家的柬埔寨新娘逃跑去了上海的領事館,也已算不上新聞。這些遠嫁而來的女孩,最重要的職能,便是生育後代。

遠嫁

「要不是自願,我怎麼會來?」30歲的小燕懷抱自己一歲多的兒子,用江西口音濃重的普通話一字一句地說。

她在兩年前嫁來凰崗,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學會了中文。嫁來不久,丈夫就去了浙江打工,一年回家一趟,以償還 娶親的欠賬,給簇新但空蕩的三層新樓添置家用。

當地人把這些女孩的到來歸結於貧困。作為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之一,2011年柬埔寨貧困人口比例高達20.5%,約810萬人過著每天收入低於2.3美元的生活。在凰崗,被當地村民頻頻搬來證 明柬埔寨貧窮的案例,是幾張柬埔寨農房的照片。 「住得跟我們的工棚差不多。

四角都是草簾子,白天捲起來,晚上放下來就成了門。 」一位村民說。

「沒有這麼誇張。 」小燕承認自己的老家確實很窮, 「但我們住木屋,不是草棚。 」小燕家在金邊附近的農村,家中六個孩子,五個都是女孩。父母務農,自給自足,幾乎沒有現金收入。

小燕讀書讀到初二,很早就去了金邊的服裝廠做工,一個月的工資折算成人民幣,不過五六百元。她所在的村莊,女孩一般18歲便出嫁, 「越窮嫁得越早」 ,而她28歲才決定嫁來中國。 「因為在柬埔寨找不到合適的。 」小燕說自己過去都沒有談過戀愛, 「我嫌那些男人太窮」 。

小燕在工廠時就聽說有不少女孩嫁到中國。而在2010年以前,中國還並非柬埔寨女孩外嫁的首選地。大量柬埔寨婦女通過中介嫁去韓國,2008年在韓國的柬埔寨新娘人數超過2.5萬人。為了打擊潛在的人口拐賣行為,柬埔寨政府在2010年頒佈法令, 「暫時性」禁止柬埔寨婦女嫁給韓國男子。

如今,中國取代了韓國,成為柬埔寨涉外婚姻的主要目的地。小燕對中國毫無概念,只知道是個比柬埔寨「大得多、富得多」的國度。此外,在家庭暴力普遍的柬埔寨, 「中國男人不打老婆」的宣傳也深入人心。

小燕打電話跟家人商量。通過工友認識的介紹人承諾,她嫁到中國後,家人可以拿到400美元的禮金。

「我媽媽就高興地把我賣了。 」小燕半開玩笑地說, 「嫁女兒不就是賣女兒嘛?」在她老家,男方都要向女方家支付一筆不菲的禮金,若是有錢人家,禮金往往高於400美元。

小燕的妹妹們都嫁給了柬埔寨本地人。 「有好男人,也有壞男人。 」2012年夏天,小燕與另外四個女孩同行,從金邊坐飛機到上海投奔婚姻中介。回憶這 場前途未卜的旅行,小燕說自己心中並不害怕, 「賭命」 。

剩男

柬埔寨女孩入境後,凰崗的中介便會包輛車,把她們從廣州或上海的機場帶回鎮上,等待附近的男人上門挑選。

當地人認為,娶不到老婆的人,才會想著娶外國新娘。

「農村就是男的太多了。 」鎮上一位曾拉過柬埔寨新娘的黑車司機感嘆。 「你不知道我們凰崗那些年計劃生育抓得多嚴!」在他看來,因為只許生一個,家家都想要男孩,選擇性墮胎導致今天「剩男」成群。而這並不只是凰崗的難題。嚴苛施行30年的計生政策,飽受詬病的負效應之一,就是嚴重失衡的性別比。在中國,每出生100個女孩,就會同時出生118個男孩。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出現約3000萬「光棍」 ,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將是貧困地區最弱勢的男性。

在凰崗,被「剩下的」是兩類人:身體有殘疾或缺陷的以及家境貧寒的。

當地村民介紹,凰崗婚俗禮儀甚重,迎娶新娘至少要準備20萬元的現金。在這個相對富庶的村鎮,因貧窮娶不到媳婦的情況雖說越來越少,也非絕無僅有。

今年已37歲、身體健康的徐剛(化名)認為自己娶不到老婆並不是錢的問題, 「就是找不到合適的。 」徐剛只讀了四年小學,以在城市打零工為生,偶爾也在家幫父母料理農事。自認性格內向不會說話的他,此前談過兩次失敗的戀愛。年紀越大,找老婆就越難,但「無論如何還是要結婚才行」 。

三年前,鎮上的熟人上門遊說他,何不娶個柬埔寨老婆?「當時真不知道自己怎麼想的,居然就答應了。 」徐剛至今懊悔當初的決定。他回憶,熟人不斷強調柬埔寨的女孩溫柔、漂亮,因為貧窮才不得不外嫁,只要對她們好,都願意在江西好好過日子。而村中確實有娶回柬埔寨老婆、看上去也過得不錯的。

徐剛和中介談好了7.4萬元的「介紹費」 ,拿出了所有積蓄,還舉了3萬元外債。

相親過程中,當地中介尤其強調「雙向選擇」 。通常是男方先選,挑中後女孩再去男方家考察,若不同意則另行選擇。 「一般只要家裡有樓房,女方就沒有不同意的。 」一位瞭解中介業務的村民說。

而當徐剛前往鎮上「挑」新娘時,那一批只剩下一個女孩。這個後來被徐剛及家人喚作「素萍」的女孩當時23歲,剛被帶到徐剛家裡,便流露出明顯的不滿。徐剛家是兩層的水泥樓房,屋裡陳設相對老舊。素萍情緒激動地說了一大通,徐剛一家也聽不懂。中介將素萍叫到一邊接電話,用外語進行了一番爭執。

隨後中介返回告訴徐剛,他們剛才說服素萍,女孩同意嫁給他了。

一年多以後,徐剛才從與素萍交好的同村柬埔寨女孩那裡得知,素萍當初接的那通電話不是說服,而是威脅。她一直以為自己是來江西打工,直到走進徐剛家門,才意識到自己要被嫁人。

幾天後,在中介陪同下,徐剛和素萍去了江西省涉外收養和涉外婚姻登記中心。這個位於南昌市中心一棟寫字樓26層的登記室,在過去三年間幾乎每天都擠滿人。

中心主任王文亮介紹,從2011年到現在,已有2000多對涉柬婚姻登記。相較越南,迎娶柬埔寨新娘手續簡單許多。

越南要求男方親自去越南辦理手續,而柬埔寨只需提供女方的單身證明。柬埔寨新娘的數量因此一躍超過越南,成為江西外籍新娘的主力。

在登記室的牆上,貼著涉柬、涉越婚姻登記程序以及一份如何應對「素質太低」當事人的指引。

王文亮對財新記者介紹,過去甚至出現男方與中介到了登記現場還討價還價、發生爭執的情況。此前還有過女孩躲進中心辦公室求救的案例。為了應對 涉柬婚姻數量的飛漲,登記中心專門配備了柬埔寨語翻譯,一一詢問每一個女孩是否自願出嫁。

但在2011年8月,素萍面對翻譯詢問時,並未表露異樣,順從地回答了「願意」 。在兩人的結婚照上,徐剛喜形於色,素萍則勉強擠出了一個笑容。

隔膜

娶得素萍進門後,徐剛形容,就彷彿家裡來了個貴客。他掏錢給素萍買衣服,買手機,還開通國際電話,讓她可以和家裡聯繫。家務也不讓素萍做,更不要說地裡的農活了。

但素萍顯然不領情。由於語言不通,素萍和徐家人幾乎沒有交流,以至於到今天,素萍家在哪兒、家中幾姊妹等基本的信息,徐剛都一無所知。

一家人最大的衝突是吃飯。素萍吃不慣辣,而她做的燜雞飯和清蒸豬腳又讓徐剛一家難以下嚥。除了吃飯睡覺,徐剛幾乎找不到自己的生活和這個新娘還有什麼交集。

小燕也難言對丈夫有多少感情。過年回家的兩次相聚之外,小燕說平時根本顧不上想他, 「我現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 。

懷孕生孩子,是這些柬埔寨新娘最重要的任務。在凰崗鎮每天的早集上,隨處可見腆著大肚子的柬埔寨女人們——這是她們和當地生活聯繫最密切的地方。其他時候,女孩們便相互串門,或一同到村中小賣部閒坐。待能聽懂些許中文後,偶爾也會看看電視。也有一些女孩,在生完孩子後選擇和丈夫一同出門打工。

當她們生完孩子,柬埔寨的新娘們就有了回家的機會。今年4月,老公給小燕買了機票,她獨自回家探親,在柬埔寨呆了將近三個月。 「老公很放心我。 」小燕說,因為孩子留在江西,婆家相信她肯定會回來。而她自己,還是很滿意在江西清閒的生活。

徐剛的妻子卻是例外。徐剛一年多不再外出打工,就是想生個孩子。而素萍的肚子卻遲遲沒有動靜。徐剛後來懷疑,素萍在悄悄避孕。與同村的柬埔寨女孩相熟之後,素萍的生活變得尤其規律。 「早出晚歸。 」徐剛說,每天一早,素萍便出門去玩,到了晚上才回來。徐剛只知道她和其他柬埔寨女孩在一起,但具體在做什麼,去哪兒玩,素萍一概不說。家裡似乎就是她免費吃住的旅館。

徐剛看著窩火,又不善言辭,加之語言不通, 「吵架都沒法吵。 」後來徐剛才知道,在素萍每天早出晚歸的日子裡,她竟然從老家介紹了一個女孩嫁來江西,並且從中賺了兩三萬塊錢。

去年,素萍用這筆錢給自己買了機票,回柬埔寨探親去了。徐剛自然不願意,但也未強加阻攔。 「我還能怎麼辦?

難不成還把她關起來?」

出走

沒想到,不久素萍自己又回來了。她回來是為了和徐剛離婚。徐剛也不願意再勉強和她過日子,但要求素萍把錢還給 她。素萍的回應,是徹底離開徐家,不再與徐剛聯繫。

素萍的離開,讓徐剛心灰意冷。他一次次到鎮上去找中介人,要求他歸還 自己的7.4萬元。但介紹人不同意。 「他說沒有過了兩年還讓退錢的」 ,徐剛說。

前段時間,徐家一個親戚在景德鎮看到了素萍,沒想到她竟在景德鎮做起了中介生意,往返柬埔寨多次,將女孩帶到鄱陽、景德鎮、樂平一帶。

另一些女孩的逃跑經歷則有些坎坷。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柬埔寨駐上海領事館接到好幾起柬埔寨新娘的求救。

半個月前,他們剛送走六個從鄱陽、景德鎮一帶逃出的女孩。與此同時,還有10個柬埔寨婦女住在領事館附近的地下室裡,等待辦理回國手續。

一個名叫 Hong Thavery 的19歲女孩講述了她的經歷。她在金邊遇到一個柬埔寨婦女,稱可幫助她前往中國的工廠打工,一個月能掙5000塊錢。待她同意後,一個中國男人來到柬埔寨,接走了她們一行五個女孩。她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個機場,也不知道最後被送到了中國的哪裡。她自述被強迫在家中勞動,不允許外出,而她的丈夫經常違背她意志強暴她。她曾試圖逃跑,但遇上了當地的警察,又把她帶回給她的丈夫。婆家人經常不給她吃的,她只好悄悄跑到同村的其他柬埔寨新娘家裡去討要食物, 「就像一個奴隸」 。

剛離開中國的六個女孩,也稱自己遭到了欺騙。介紹人以打工之名將她們帶來中國,卻強迫她們嫁人。據瞭解此案的志願者介紹,Thavery的經歷非常極端。這些被欺騙的女孩在婆家確實也有衝突和矛盾,但並沒有受到過分的虐待。這些女孩甚至以2400元的價格,集體包了一輛車跑到上海。

監管

聯合國反拐機構項目中國辦公室協調員 何雲霄介紹,判斷這些女孩究竟是跨國婚姻還是人口拐賣,關鍵在於是否有欺詐、債務束縛、脅迫等違背當事人意願的情況發生。從去年開始,江西警方破獲多起拐賣柬埔寨婦女的案件,大多涉及以工作為由的欺詐,或強迫婦女嫁給智障、殘障男性。

但據王文亮瞭解,真正涉及暴力、欺詐的涉柬「婚姻」仍是少數。大多數情況下,女方都是「自願」來到中國。

也有不少「自願」嫁來的女性婚後不適應、與夫家發生矛盾,而選擇離婚、逃婚。這種表面「自願」的跨國婚姻,在王文亮眼中,本質上仍是買賣婚姻。 「沒有語言溝通,沒有經濟基礎,更沒有感情基礎。由中介臨時撮合,甚至認識當 天就來辦證。 」王文亮強調,這種不正常的婚姻狀態是不人道的,並不是真正出於當事人意志。 「說白了,一個為了錢,一個為了性。這不符合中國人對婚姻的理解。 」但在長期從事反拐活動的律師、 「寶貝回家」法律顧問張志偉看來,中國嚴重失衡的性別比,帶來的不僅是個人的婚姻問題,更將成為社會穩定的隱患 ;在全球區域發展不均的大背景下,貧困的柬埔寨,確實就會有人願意以婚姻的自由、幸福為代價,求得更好的物質生活。供需雙方市場兩旺,張志偉認為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政府不應只是簡單打擊,而要正視此種跨境人口流動趨勢。

這包括要有效甄別拐賣受害人、打擊人口販運,也要開闢正規合法的涉外婚姻中介,加強對中介行為的監管,杜絕強迫、欺詐等行為的存在。同時應建立起相應的跨國婚檢制度、強化對移民資格的審核。而在目前,打擊和禁止仍是主流。1994年,為了避免「我國一些婦女被騙出境外」 ,國務院曾發文禁止成立涉外婚姻介紹機構。何雲霄介紹,湄公河次區域反拐協調機制(COMMIT)進程涉及的六個國家中,僅越南在跨國婚姻法中提及中介。面對潛在的人口拐賣風險,各國的態度普遍是加速立法、加大執法力度以打擊非法跨國婚介。

王文亮介紹,從今年1月開始,江西有關部門走訪柬埔寨使領館,向他們提出柬埔寨婦女單身證明這一法律文書管理混亂的問題,希望他們嚴格審驗涉及跨境婚姻的相關文書。2月的涉柬婚姻數量驟降至36對,3月甚至一對沒有,4、5、6月各有4對、1對、6對。過去登記室裡黑壓壓的排隊場景已不復存在。

在凰崗鎮的派出所裡,掛有柬埔寨、越南、中國三面國旗的外國人管理服務站外也貼出告示,提醒大齡男青年及其家庭慎重對待跨國婚姻,以防上當受騙;婚前一定要有感情基礎,避免婚後出現離婚、逃婚,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而眼睜睜看著自己的7.4萬元打了水漂的徐剛至今仍不甘心。他等待著素萍再次回家和他離婚, 「她能賠多少算多少,我都認了。 」

村裡 來了 柬埔寨 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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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全球化的幕後功臣:在瑞士小村裡的設備生產商

http://newshtml.iheima.com/2014/0809/144807.html

當星巴克加強在中國市場攻勢時,它的不為人知的秘密武器之一是一個位於寂靜瑞士村莊中的家族企業。

被鬱鬱蔥蔥的養牛牧場所環繞,Thermoplan AG的總部位於瑞士靠近盧塞恩人口只有4,400的小鎮韋吉斯(Weggis)。不過這家公司所生產的自動卡布奇諾咖啡機卻是大名鼎鼎的星巴克全球近21,000家店舖所必備的。

「全自動機械非常具有德國和瑞士特點,」Thermoplan首席執行官、為該公司服務17年的電機工程師Adrian Steiner表示,「這種咖啡機能與這些國家的技術相吻合。正如製表行業,你能找到包括教育、人才、質量、價值和可靠性在內的幾乎所有元素。」

Thermoplan只有員工230人,其產品98%用於出口;該公司也正是瑞士諸多具有全球視角、並依賴於精湛工藝推動業務發展的中小企業的一個縮影。

瑞士和中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以及奶味咖啡在這個亞洲巨人內部的逐漸盛行----中國料將成為星巴克除美國以外的最大市場----給了Steiner樂觀的理由。

Thermoplan也因此加入了斯沃琪等製表商和Mikron Holding AG等精密工具生產商的行列,與它們一道逐鹿北京和上海市場。

星巴克上月表示,計劃2015年財年在中國和亞太地區新增800家咖啡店。

生奶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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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plan挺進世界咖啡機市場的汪洋大海可以追溯到30年前該公司製造生奶油機器的時候。

到了1999年,這家當時只有20名員工的小作坊由於贏得星巴克全球獨家供應合同,其財富開始火箭般飆升。星巴克當時決定將需要咖啡調配師準備奶泡等物料的傳統濃縮咖啡機替換為全自動咖啡機。

有了這個合同,Thermoplan的咖啡機成為星巴克從紐約到巴黎到北京所有連鎖店無處不在的標準配置。

Thermoplan的基本款自動咖啡機起售價為7,000瑞士法郎(7,700美元),帶有自我清洗功能的更大型號機器售價高達17,000瑞郎。Thermoplan專為星巴克生產的Mastrena機器於2008年正式推出。要沖泡一杯卡布奇諾咖啡,操作者只需在一個電腦菜單上點選一下就行。

手工裝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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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oplan與星巴克的合同明年就要到期續簽。兩家公司都拒絕評論續簽可能性問題。

Steiner表示,他的公司高效並且創新工作的能力是鎖定該交易的保證。他將與星巴克的合作稱為「巨人的力量和小個靈活性的結合」。

組裝一台咖啡機---主要是通過手工操作---需要花費六到八個小時。Thermoplan曾經每天向這家世界最大咖啡店連鎖企業交付84台咖啡機。如今星巴克佔Thermoplan銷售額的比重為三分之一。該公司的其它客戶還包括雀巢、谷歌和Costa咖啡連鎖店。

Thermoplan的營收去年達到1.3億瑞郎,高於五年前不到1億瑞郎的水平。該公司目前還沒有上市打算,不過Steiner不排除未來上市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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