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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智健的错误不是违背祖训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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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智健辞职后,媒体多说他违背了祖训。其实,荣家百年,传下很多祖训名言,其中不乏对冲矛盾之处。譬如,“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是祖训,“以小搏大,以一文钱做三文钱事”、 “只要有人肯借钱,我就敢要,只要有人肯卖厂,我就敢买”、 “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 “吃着两头,再做一局”等等,也是祖训。而事实上,后者的冒险气质在荣家兴衰史上更是主流。

所以,荣智健的错误,不在冒险与否,而在其他。下面的文章是前段时间发在专栏上的。

 

【】

荣智健的三个错误

 

本月最大的公司新闻,应是4月8日,中信泰富董事长荣智健在香港宣布辞职,尽管舆论对此早有预料,但是消息传出,还是引起极大的轰动。众多媒体的报道基调 全是四个字――“荣家谢幕”,在惋惜之余更多的却似乎是幸灾乐祸。一向光环缠身的荣家,在危机降临之际竟得如此公众观感,实在出人意料。

反思此案,如果仅仅从荣明方投机澳元巨亏的角度来看,便有点过窄。以今视之,荣氏家族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中信集团为国资委直属企 业,在那个国有垄断资本高度集中的集群中,私人得以拥有股份,且能以阳光化的方式成为中国首富,荣家确为仅有之孤例。因为是孤例,所以一定违背了某些规 律,荣智健之出局,正在于他对此的长期漠视。

荣智健的第一个错误是,没有择机让荣家资本独立。

荣家创业于晚清的1902年,到1949年之前,这是一个纯粹的民营资本企业,与官营资本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荣氏子弟对官商经济一直非常警惕,早在 1934年,荣德生的大儿子、荣智健的大伯荣伟仁就在一封信中说:“政商合办之事,在中国从未做好,且商人无政治能力策应,必至全功尽弃。”正是这种坚 持,使得荣家祸福自担,很少有所谓的政商烦恼。少为人知的是,1979年,复出的荣毅仁创办中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最初的动议是建一个私人公司,当时主管 经济工作的陈云在他的提案上批示说,“纯民间的公司实力恐怕不够,为便于在国内外开展工作,把中信公司办成国务院直属的国营企业为好。”因此,中信的国有 资本性质才一锤定音。

荣家在中信的壮大过程中,功可不没,但是在资本意义上却少有创新,荣毅仁先是当政协副主席,又出任国家副主席,自然不可能办私人企业,荣智健南下独立创 业,日后也进入了中信体系,创建中信泰富。2005年11月,荣毅仁去世,带着白纸花、正在丧期中的荣智健接受凤凰卫视专访,他专门提到,中信泰富曾一次 性交给国家超过200亿元的现金加股权收益。言下之意,荣家财富是理应得到。或许正是这种惯性思考,让他始终没有资本独立的意愿。

荣智健的第二个错误是,对官商模式的生存之道思考不深。

中信自创办之时,就享受了无穷的政策好处。即以当年小荣以总股本100万元港币办爱卡电子厂为例,他赚到的第一桶金,是将香港的廉价电子表、收音机、电子 钟等向国内大量贩卖,在当时,获准“大陆贩卖权”几乎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特权。如果没有政策背景,那只有靠走私。即便后来,中信泰富在香港及国内实施大量购 并投资,也多有政策背景的支持。在香港的商业氛围中,信仰自由主义的市民阶层及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官商逻辑有天然的反感与抵触,荣智健显然对此缺乏必要的 警惕与防范,甚至,他还以奢侈的形象和强悍的商业运作“挑衅”公众的忍耐力。

荣家百年,自创业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到荣毅仁,都以好善乐施、勤俭克己为立身之本,1934年,荣智健的祖父荣德生六十大寿,他发愿在无锡、常州一带, 造桥百座以惠乡里,历数年建成大小桥梁88座,其中一座宝界桥,全长375米,宽7.6米,60个桥墩(以示六十大寿),时称“江南第一大桥”。荣德生对 无锡籍历史学家钱穆说,“一生唯一可以留作身后纪念的就是这座大桥,回报乡里的只有此桥,将来无锡人知道有个荣德生,大概只有靠这个桥。”上海老报人计泓 赓的《荣毅仁传》记载一个细节,1998年,她到荣家做客时发现,荣毅仁夫妇的睡床由一张单人木床与双人木床拼成,双人床竟是荣智健结婚时用的。其他家具 也都是不配套的老家具,像椅子就是一般家庭早就淘汰了的50年代常见的、刷着清漆的木头椅子。

相比父辈,荣智健的风格迥然不同,即便在富豪云集的香港,他的奢侈作派也是很突出的。《荣智健传》援引了一段他的自述:“我决不想过清教徒式的生活”,他 认为富裕之后依旧过苦行僧的生活,是一种伪君子。他喜欢过豪华生活,爱开豪车、住大屋、吃大餐。据报道,荣的座驾是日本皇室用的President,他拥 有私人专机和私家森林;为满足女儿出海畅泳的爱好,他特意购买了价值逾千万港元的新游艇;在英格兰的别墅原主人是英国前首相麦可米伦。他还是唯一一个会在 周末带着私人厨师到欧洲庄园享受生活的大陆富豪。他在英国伦敦的私人马场里,养着4匹分别名为“天演”“活力先生”“奔腾”和“昆仑”的冠军级名马。

2005年,中信泰富投资的东区海底隧道申请提高过道价格,未能得到特区政府批准,身任董事的荣智健之女荣明方以合约中规定合理经济回报率达15%为由, 启动合约中的仲裁机制,把加价申请交予国际仲裁,结果胜诉,获裁定回报率应达15%至17%,之后东隧疯狂加价67%。东隧加价事件虽让公司获利颇多,但 却受尽香港社会的批评,此次,危机爆发,港媒少有同情者,其得也失也,可见一斑。

以官商背景而行奢侈之事,以“在商言商”而罔修公共关系,这是荣智健的重大疏忽。

他的第三个错误是,没有着力培养下一个“荣毅仁”。

荣家百年,英才倍出,创业二老自不待言,其子女及女婿也多有豪杰之士,建国后,三十出头的荣毅仁留居上海,忍辱负重,历经磨炼,被周恩来称为“少壮派”, 被毛泽东许为“红色资本家的首户”,后贵为国家领导人,全国企业家无出其右。到荣智健一辈,也是一人过港,打出一片江山。可是,到第四代,则蚕卧在父辈的 余荫之下,不敢独立门户,少有显赫战绩。以至于危机降临,竟没有腾挪博弈的能力。在传承上缺乏远大的抱负和规划,成了这个百年商业家族的一个“阿喀琉斯之 踵”。

检点荣家百年历史,此次澳元对赌巨亏远远不是危机最大的一次,早在1934年,受全球经济危机波及,荣氏的申新企业就曾在上海《申报》公开宣告“搁浅 ”,1938年,抗战爆发,荣家工厂三去其二,大多被日人炸毁或侵占,到1956年的公私合营改造,荣家在大陆的20多家工厂一夜之间被国有化。

与上述三次相比,亏损100多亿元仅是区区之数,荣智健迄今在中信泰富仍持有超过11%的股份。所以,荣家复起,或有可期。但是,它在中信体系的出局似乎已成定案,荣家对中国商业进步的影响力要重新再建,这或许才是“荣智健辞职”最大的损失所在。
榮智 智健 健的 錯誤 不是 違背 祖訓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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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推荐到新浪首页,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做小买卖”是进不了500强的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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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dtyw.html


 试想一个场景,如果在10年前,有一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前十位,大概会出现怎样的场面?举国沸腾,政府表彰,媒体欢呼, 友邦惊诧,等等等等,而如今,中石化真的进了前十,举国上下竟是一派漠然,无人想做、愿做、敢做惊喜状。这是为什么呢?下面的专栏发在今天的FT专栏上。

【】

“做小买卖”是进不了500强的

试想一个场景,如果在10年前,有一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前十位,大概会出现怎样的场面?举国沸腾,政府表彰,媒体欢呼,友邦惊诧,等等等等,而 如今,中石化真的进了前十,举国上下竟是一派漠然,无人想做、愿做、敢做惊喜状。这是为什么呢?下面的专栏发在今天的FT专栏上。 【】 “做小买卖”是进不了500强的 美国的《财富》杂志在每年的7月初公布“世界500强”,这成为全球企业界的一个惯例性事件。7月9日,《财富》按例发布了今年的排行榜。这次,中国大陆 有35家企业入榜,其中,中国石化以2078.14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名第九,首次闯入前十强。 中国内地企业第一次被计算入世界500强,是在1989年,入选的是中国银行。到2008年,在这个榜单中的中国企业达到25家,其中,中石化以16名的 座次排名最高。 每每在这样的时刻,一个话题就会在媒体上被讨论一次:为什么上榜的多是国有企业,解决了中国80%就业的民营企业何时可以进榜?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几乎清一色是中字头的垄断型国有企业,这一次也不例外。在2008年的入榜企业中,第一次出现了来自非垄断 行业的中国企业――联想集团,它以167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在499位。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联想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中国科学院仍是大股东, 用董事长柳传志的话说,“联想是国有股份制企业”。去年以来,联想国际报亏,在今年的榜单上不出意外地滑落。替代联想成为新的入榜民企是江苏沙钢,这是一 家非常神秘的钢铁企业。 民营企业之所以难进500强――或者说难以长大,是一个制度性的难题。在全世界所有施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中,中国的是少有的以所有制性质来分

 

美国的《财富》杂志在每年的7月初公布“世界500强”,这成为全球企业界的一个惯例性事件。7月9日,《财富》按例发布了今年的排行榜。这次,中国大陆有35家企业入榜,其中,中国石化以2078.14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名第九,首次闯入前十强。



中国内地企业第一次被计算入世界500强,是在1989年,入选的是中国银行。到2008年,在这个榜单中的中国企业达到25家,其中,中石化以16名的座次排名最高。

每每在这样的时刻,一个话题就会在媒体上被讨论一次:为什么上榜的多是国有企业,解决了中国80%就业的民营企业何时可以进榜?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几乎清一色是中字头的垄断型国有企业,这一次也不例外。在2008年的入榜企业中,第一次出现了来自非垄断 行业的中国企业――联想集团,它以167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在499位。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联想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中国科学院仍是大股东, 用董事长柳传志的话说,“联想是国有股份制企业”。去年以来,联想国际报亏,在今年的榜单上不出意外地滑落。替代联想成为新的入榜民企是江苏沙钢,这是一 家非常神秘的钢铁企业。

试想一个场景,如果在10年前,有一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前十位,大概会出现怎样的场面?举国沸腾,政府表彰,媒体欢呼,友邦惊诧,等等等等,而 如今,中石化真的进了前十,举国上下竟是一派漠然,无人想做、愿做、敢做惊喜状。这是为什么呢?下面的专栏发在今天的FT专栏上。 【】 “做小买卖”是进不了500强的 美国的《财富》杂志在每年的7月初公布“世界500强”,这成为全球企业界的一个惯例性事件。7月9日,《财富》按例发布了今年的排行榜。这次,中国大陆 有35家企业入榜,其中,中国石化以2078.14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名第九,首次闯入前十强。 中国内地企业第一次被计算入世界500强,是在1989年,入选的是中国银行。到2008年,在这个榜单中的中国企业达到25家,其中,中石化以16名的 座次排名最高。 每每在这样的时刻,一个话题就会在媒体上被讨论一次:为什么上榜的多是国有企业,解决了中国80%就业的民营企业何时可以进榜?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几乎清一色是中字头的垄断型国有企业,这一次也不例外。在2008年的入榜企业中,第一次出现了来自非垄断 行业的中国企业――联想集团,它以167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在499位。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联想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中国科学院仍是大股东, 用董事长柳传志的话说,“联想是国有股份制企业”。去年以来,联想国际报亏,在今年的榜单上不出意外地滑落。替代联想成为新的入榜民企是江苏沙钢,这是一 家非常神秘的钢铁企业。 民营企业之所以难进500强――或者说难以长大,是一个制度性的难题。在全世界所有施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中,中国的是少有的以所有制性质来分

民营企业之所以难进500强――或者说难以长大,是一个制度性的难题。在全世界所有施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中,中国的是少有的以所有制性质来分配公共资源 和政策资源的国家之一,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受到了不同的政策待遇。以汽车业为例,中国在1978年就允许德国大众在上海设立工厂,而民营企业 拿到第一张汽车生产牌照则是在2000年。一直的今天,在金融业、重化工业、航空业、传媒业等众多领域,民营资本还是不得其门而入。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 工商联主席黄孟复如此描述说:市场准入限制多,政策不平等。一些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 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从企业史的角度看,中国的企业变革出现过戏剧性的反复。早在1996年,国家经贸委曾经出台过一个文件,宣布将支持宝钢、海尔、江南造船厂、北大方正、长 虹和华北制药厂在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之所以选择这六家企业,是因为它们具备了与国际性同行竞争的市场能力,并且有优秀的管理团队。以今视之,这 个文件后来是被放弃了的,2010年将近,上述6家企业只有宝钢进入了500强。究其原因是,在1998年之后。国家的企业改革政策出现了大转变,国有资 本从竞争性领域中坚决撤出,大量聚集到上游的能源和资源型领域中,海尔、长虹和北大方正等企业自然不再是重点扶持的对象。几乎也就从这时开始,中国改变房 地产政策,地产崛起,与之相关的钢铁、煤炭、水泥等上游产业复苏,中国的产业经济由轻型化向重型化转移,而这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形成了配套性效应。

在经济重型化的转移过程中,民营企业显然成了被日渐边缘化的一个利益集团。国有资本在经济成长中的权重和获益率越来越高。一些冒险进入到垄断行业的民营企 业则受到了政策的歧视和惩罚。2006年,民营企业的“思想家”冯仑撰文认为,“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 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 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很显然,只有“做点小买卖”才能自保的企业,是不可能进入世界500强的。即便进入了一两家,也仅仅是一个偶然性事件。

在2008年之后的本轮宏观调控中,我们看到,中央政府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以及巨额新增贷款仍然投入到了国有企业聚集的“铁公基”领域,民营企业罕有得益者。这是一个让人黯然的景象。

《财富》杂志的500强排名,是以年销售额为主要依据的,因此,能够入榜者,大多为能源、重化、重工及金融企业,而在这些领域中,国有企业几乎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所以,民营企业能否进入世界500强,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尚有待经济政策的改革。

试想一个场景,如果在10年前,有一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的前十位,大概会出现怎样的场面?举国沸腾,政府表彰,媒体欢呼,友邦惊诧,等等等等,而 如今,中石化真的进了前十,举国上下竟是一派漠然,无人想做、愿做、敢做惊喜状。这是为什么呢?下面的专栏发在今天的FT专栏上。 【】 “做小买卖”是进不了500强的 美国的《财富》杂志在每年的7月初公布“世界500强”,这成为全球企业界的一个惯例性事件。7月9日,《财富》按例发布了今年的排行榜。这次,中国大陆 有35家企业入榜,其中,中国石化以2078.14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名第九,首次闯入前十强。 中国内地企业第一次被计算入世界500强,是在1989年,入选的是中国银行。到2008年,在这个榜单中的中国企业达到25家,其中,中石化以16名的 座次排名最高。 每每在这样的时刻,一个话题就会在媒体上被讨论一次:为什么上榜的多是国有企业,解决了中国80%就业的民营企业何时可以进榜?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几乎清一色是中字头的垄断型国有企业,这一次也不例外。在2008年的入榜企业中,第一次出现了来自非垄断 行业的中国企业――联想集团,它以167亿美元的年销售额排在499位。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联想还不是一个纯粹的民营企业,中国科学院仍是大股东, 用董事长柳传志的话说,“联想是国有股份制企业”。去年以来,联想国际报亏,在今年的榜单上不出意外地滑落。替代联想成为新的入榜民企是江苏沙钢,这是一 家非常神秘的钢铁企业。 民营企业之所以难进500强――或者说难以长大,是一个制度性的难题。在全世界所有施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中,中国的是少有的以所有制性质来分

一个可悲的、几乎可以预言到的事实是:明年的这个时候,当《财富》杂志发布新的500强排行榜时,我还可能要再写一篇类似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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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钱将不值钱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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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和我,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半里,很可能将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通货膨胀。换句话说,我们的钱将变得不值钱。



这一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不是东西太少了,而是钱发得太多了。发钱的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

先说中国,我为你算一笔帐,从去年11月开始,中国的银行发了飙地增发贷款,11月新增4769亿元,12月7400亿元,2009年1月9000亿元, 创下历史性新高,2月1·07万亿元,再创新高,3月1·89万亿元,又创新高,4月5918亿元,5月6700亿元。这么算一下,过去的7个月里,贷款 新增总额约为6·3万亿元。以今年的放贷规模计算,前5个月已经达到5·1万亿元,超过了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宣布的“全年新增贷款5万亿元”的预算,超过 的规模还是挺夸张的。从现在的景象看,积极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在短期内更改,根据计算,绝大多数的专家认为,本年度的新增贷款总额将突破8万亿元,很可 能逼近10万亿元。

8万亿元或者10万亿元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数据呢?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30万亿元,按保八的既定目标,2009年的GDP应该在33万亿元左右,那么,新增贷款量居然就占去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样的数据,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更要命的是,新放出来的贷款都去了哪里呢?从现在的态势看,主要去了两个地方,一是喂了“铁公基”――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二是去了资本市场。这两个地方,再怎么花枝繁茂,都不可能直接的拉动民生产业和家庭消费。所以,吹起来的,很可能就是一个大大的泡沫。

再简单的说说美国,这个国家的“流氓”本色已经显露了出来。在金融危机和实体产业危机――特别是底特律的汽车业集体陷入泥潭之后,美联储现在的办法也是拼 了命的向银行新发贷款,用《华尔街日报》的话说,是坐在直升飞机上向下洒美钞。美元贬值对美国来说有三个好处,一是激活内需,二是扩大产品出口,三是抵销 国债,中国的外汇储备有2万亿美元,几乎都以美元结算,其中美国国债就将近7000亿美元,它贬值百分之十,就等于好客的中国人民送给美国人民2000亿 美元。从国家竞争角度来看,对冲美元贬值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民币也贬值,你贬我也贬,看谁贬得过谁。

这样一来,我们老百姓的钱包就紧张了。其实,在很多地方涨声已经响起了。,全世界似乎都在欢呼泡沫的生成,而没有人警告,这将是下一场灾害的开始。美国的事,我们管不了,关于中国,我们则必须思考:我们是否在以改革的方式走出困境,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其实是在用一个更大泡沫掩盖一切,在把危机让后推延。 写到这里,你会不耐烦地说,别罗嗦了,说说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标准的答案是,没有办法。你的一生总会碰到五次以上的通货膨胀,这回算是一次。如果硬要凑几条,如下: 第一,最好的办法是大大的采购大米、猪肉和蔬菜,挖个地窖把它们藏起来,不过,你有那么大的地,也不用担心物价涨了。 第二,买黄金,保值是一定的,增值与否我不知道。 第三,冲进股市,不过它是个赌场,生命安全自己保重。 第四,如果还没买房子,快点下手吧,迟了,就不快乐了。 “当信心失效的时候,恐惧将会成为生产力。”半年前我在一篇专栏里这样写过的,现在读来,心脏还是乱跳不已。【发在《新周刊》上的专栏】进入三月以来,原材料开始涨价,对此政学两界欢呼不已,在很多场合,这都被看成是经济回暖的重大指标。而只有做企业的人知道自己的苦,一位正在长江商学院读书的纺织公司老板对我说,过去三个月,棉花涨了四成,有色金属中的铜已经从去年的2·2万元/吨涨到了4万元/吨,而 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上不去,PPI还是一个负数,现在电要涨了,石油要涨了,优惠税收取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对他说,应该让教授们马上开课,告诉大 家,如果中国经济在下半年出现通货滞胀,应该如何活下来。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食用油、水产品的价格也已经在悄然上涨。而各地的地产价格更是“扶摇上青 天”,去年流拍的土地现在能够以翻番的价格成交,官员说起这些事情来自然是喜形于色,苦的人是谁,自己心里知道。

我们的钱将不值钱 你和我,我们,在未来的一年半里,很可能将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通货膨胀。换句话说,我们的钱将变得不值钱。 这一次通货膨胀的原因,不是东西太少了,而是钱发得太多了。发钱的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一个是美国。 先说中国,我为你算一笔帐,从去年11月开始,中国的银行发了飙地增发贷款,11月新增4769亿元,12月7400亿元,2009年1月9000亿元, 创下历史性新高,2月1·07万亿元,再创新高,3月1·89万亿元,又创新高,4月5918亿元,5月6700亿元。这么算一下,过去的7个月里,贷款 新增总额约为6·3万亿元。以今年的放贷规模计算,前5个月已经达到5·1万亿元,超过了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宣布的“全年新增贷款5万亿元”的预算,超过 的规模还是挺夸张的。从现在的景象看,积极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在短期内更改,根据计算,绝大多数的专家认为,本年度的新增贷款总额将突破8万亿元,很可 能逼近10万亿元。 8万亿元或者10万亿元是一个什么概念的数据呢?2008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30万亿元,按保八的既定目标,2009年的GDP应该在 33万亿元左右,那么,新增贷款量居然就占去了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样的数据,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更要命的是,新放出来的贷款都去了哪里呢?从现在的态势看,主要去了两个地方,一是喂了“铁公基”――铁路、公路和基础设施,二是去了资本市场。这两个地 方,再怎么花枝繁茂,都不可能直接的拉动民生产业和家庭消费。所以,吹起来的,很可能就是一我 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全世界似乎都在欢呼泡沫的生成,而没有人警告,这将是下一场灾害的开始。美国的事,我们管不了,关于中国,我们则必须思考: 我们是否在以改革的方式走出困境,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其实是在用一个更大泡沫掩盖一切,在把危机让后推延。

写到这里,你会不耐烦地说,别罗嗦了,说说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标准的答案是,没有办法。你的一生总会碰到五次以上的通货膨胀,这回算是一次。如果硬要凑几条,如下:



第一,最好的办法是大大的采购大米、猪肉和蔬菜,挖个地窖把它们藏起来,不过,你有那么大的地,也不用担心物价涨了。

第二,买黄金,保值是一定的,增值与否我不知道。

第三,冲进股市,不过它是个赌场,生命安全自己保重。

,全世界似乎都在欢呼泡沫的生成,而没有人警告,这将是下一场灾害的开始。美国的事,我们管不了,关于中国,我们则必须思考:我们是否在以改革的方式走出困境,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其实是在用一个更大泡沫掩盖一切,在把危机让后推延。 写到这里,你会不耐烦地说,别罗嗦了,说说我们该怎么办? 怎么办呢?标准的答案是,没有办法。你的一生总会碰到五次以上的通货膨胀,这回算是一次。如果硬要凑几条,如下: 第一,最好的办法是大大的采购大米、猪肉和蔬菜,挖个地窖把它们藏起来,不过,你有那么大的地,也不用担心物价涨了。 第二,买黄金,保值是一定的,增值与否我不知道。 第三,冲进股市,不过它是个赌场,生命安全自己保重。 第四,如果还没买房子,快点下手吧,迟了,就不快乐了。 “当信心失效的时候,恐惧将会成为生产力。”半年前我在一篇专栏里这样写过的,现在读来,心脏还是乱跳不已。【发在《新周刊》上的专栏】

第四,如果还没买房子,快点下手吧,迟了,就不快乐了。

“当信心失效的时候,恐惧将会成为生产力。”半年前我在一篇专栏里这样写过的,现在读来,心脏还是乱跳不已。【发在《新周刊》上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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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纸之父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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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赢弱,早年患上了肺结核病,繁重的科研和经营工作更是让他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近乎 伤残。他的夫人回忆,林希之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由于右臂无力,经常会从车上跌下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又继续赶路。这在汕头,竟成一景。由于长期用脑过 度,他还经常失眠,有一段时间竟常常通宵达旦,尤其当他正在攻克一项科研项目的时候,根本无法安眠,每天都得靠安眠药强制休息,后来安眠药服量逐日增加, 只好从国外进口了一架电子催眠机。通过机械,帮助他获得短时间的睡眠。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既有外侨关系又是“反动权威”的林希之从一开始就遭到残酷迫害,他被关进“牛栏”,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科技资料被销毁,器材被 砸烂。那时候,生在他喉头的一颗恶瘤日渐增大,后来竟大至鸡蛋一般,使他难以进食,他时常吐血、盗汗、痉挛、昏迷……。 1969年6月,看守的人怕他死在“牛栏”里,就把他放了出来。林希之一回到家里,就忍着剧痛,又埋头工作。他把家中的几个收音机拆成零件重新组合,拆了 又装,装了又拆,开始研究一种提高软片感光度的新技术。妻子不忍,林希之说,“活着就要工作。让我干吧,我能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0月,48岁的林希之去世于自家老宅楼梯下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他的生命与事业一样都走到了最黑暗的尽头,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完成任 务。” 至1980年代,汕头公元的主要产品已发展至黑白相纸、人相胶片、胶卷、X光胶片和印刷制版胶片等五大类42个品种,相纸产量居全国首位。1986年,国 家投入9亿多元巨资,公元引进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彩色感光材料生产线,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彩色线投产不到一年就陷入停产、半停产困境。到1990年代初, 公元负债高达48亿元。1994年,国务院作出决策,公元以1.8亿美元的价格将彩色生产线转让给美国柯达公司。柯达的创始人正是林希之的偶像――乔治· 伊士曼。2005年8月,柯达因连年亏损,宣布永久关闭公元厂。 2003年,财经作家袁卫东受柯达邀请,撰写一本关于柯达在中国的书籍。他到汕头公元采访,意外地“发现”了久被遗忘的林希之。他在《跨越》一书中写道 ―― 在木棉花盛开的初春,穿过脏乱的露天市场来到民生路24号,这是公元创始人林希之的故居。我们几乎难以辨认,因为那里几乎是

 

1949年6月2日,中国第一张原始性氯素相纸在广东汕头市德兴路86号一间简陋的化学实验室里研制成功,研制人是时年28岁的林希之(1921-1969)。

林希之原名林应熙,又名林驰,出生富商家庭,他的祖父曾代理英商太古公司船务,在汕头市创建“太古南记行”。1946年,林希之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 系,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外籍教师曾在他面前讥诮过中国工业的落后,这件事一直刺痛着他的心。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做吗?我一定要在 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1948年,林希之回到家乡汕头,专心致志地开始了感光化学实验工作,他的追奉偶像是伟大的美国企业家乔治·伊士曼,他 在1886年发明了卷式感光胶卷,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照相的历史。林希之和几个行业爱好者,因陋就简地筹办起“公元实验室”。“公元”这个名称带有创世 纪的气质。实验室没有经费,林希之就制作一些西药卖给药房,以补充时需。

上海解放后,林希之的不少亲戚都外逃出国,他却决定留下来,报效新中国。1952年10月,公元实验室制成中国第一张性能接近进口相纸的感光印相纸,半年 后的4月1日,我国第一家感光企业――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建立,林希之任副厂长、总工程师。最初,这个厂只有15人。后来,他们把汕头市永安街的一段共 53间民房全部买下来,在里面曲曲弯弯地安装了1.1米宽的相纸涂布机,60米长的挂杆式干燥道,又安装了钡地纸涂布机、超级压光机、压花机等设备,年产 照相纸35万盒。

1954年7月,私营的公元厂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林希之设计研制成功“空气调理干燥法”生产工艺,取代了简陋的“石灰吸湿干燥法”。1955年4月试制 成功中国第一张人像胶片。1956年,组织研制成功了黑白胶卷、黑白电影正(负)片、黑白高速照相胶片、X光胶片、印刷制版系列胶片和水溶性正型彩色电影 正片。正是在林希之和公元厂的努力下,我国靠进口照相感光材料的局面从此逐步扭转,不久便有相纸、胶卷出口远销国外。林希之还先后倡办了职工业余学校和汕 头感光化学专科学校。1959年轻工业部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感光材料专业会议,宣告我国照相感光材料工业的形成,生产列入国家计划。

林希之身体赢弱,早年患上了肺结核病,繁重的科研和经营工作更是让他的健康状况非常不好,近乎伤残。他的夫人回忆,林希之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由于右臂无 力,经常会从车上跌下来,他从地上爬起来,又继续赶路。这在汕头,竟成一景。由于长期用脑过度,他还经常失眠,有一段时间竟常常通宵达旦,尤其当他正在攻 克一项科研项目的时候,根本无法安眠,每天都得靠安眠药强制休息,后来安眠药服量逐日增加,只好从国外进口了一架电子催眠机。通过机械,帮助他获得短时间 的睡眠。

【】发了“单干专家”和晏阳初,今天再发相纸之父,这些人真是中国的光荣。 相纸之父 1949年6月2日,中国第一张原始性氯素相纸在广东汕头市德兴路86号一间简陋的化学实验室里研制成功,研制人是时年28岁的林希之 (1921-1969)。 林希之原名林应熙,又名林驰,出生富商家庭,他的祖父曾代理英商太古公司船务,在汕头市创建“太古南记行”。1946年,林希之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 系,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外籍教师曾在他面前讥诮过中国工业的落后,这件事一直刺痛着他的心。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做吗?我一定要在 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1948年,林希之回到家乡汕头,专心致志地开始了感光化学实验工作,他的追奉偶像是伟大的美国企业家乔治·伊士曼,他 在1886年发明了卷式感光胶卷,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照相的历史。林希之和几个行业爱好者,因陋就简地筹办起“公元实验室”。“公元”这个名称带有创世 纪的气质。实验室没有经费,林希之就制作一些西药卖给药房,以补充时需。 上海解放后,林希之的不少亲戚都外逃出国,他却决定留下来,报效新中国。1952年10月,公元实验室制成中国第一张性能接近进口相纸的感光印相纸,半年 后的4月1日,我国第一家感光企业――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建立,林希之任副厂长、总工程师。最初,这个厂只有15人。后来,他们把汕头市永安街的一段共 53间民房全部买下来,在里面曲曲弯弯地安装了1.1米宽的相纸涂布机,60米长的挂杆式干燥道,又安装了钡地纸涂布机、超级压光机、压花机等设备,年产 照相纸35万盒。 1954年7月,私营的公元厂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林希之设计研制成功“空气调理干燥法”生产工艺,取代了简陋的“石灰吸湿干燥法”。1955年4月试制 成功中国第一张人像胶片。1956年,组织研制成功了黑白胶卷、黑白电影正(负)片、黑白高速照相胶片、X光胶片、印刷制版系列胶片和水溶性正型彩色电影 正片。正是在林希之和公元厂的努力下,我国靠进口照相感光材料的局面从此逐步扭转,不久便有相纸、胶卷出口远销国外。林希之还先后倡办了职工业余学校和汕 头感光化学专科学校。1959年轻工业部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感光材料专业会议,宣告我国照相感光材料工业的形成,生产列入国家计划。 林希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既有外侨关系又是“反动权威”的林希之从一开始就遭到残酷迫害,他被关进“牛栏”,一次又一次的抄家,科技资料被销毁,器材被砸烂。那时候,生在他喉头的一颗恶瘤日渐增大,后来竟大至鸡蛋一般,使他难以进食,他时常吐血、盗汗、痉挛、昏迷……。

1969年6月,看守的人怕他死在“牛栏”里,就把他放了出来。林希之一回到家里,就忍着剧痛,又埋头工作。他把家中的几个收音机拆成零件重新组合,拆了 又装,装了又拆,开始研究一种提高软片感光度的新技术。妻子不忍,林希之说,“活着就要工作。让我干吧,我能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10月,48岁的林希之去世于自家老宅楼梯下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他的生命与事业一样都走到了最黑暗的尽头,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完成任务。”

【】发了“单干专家”和晏阳初,今天再发相纸之父,这些人真是中国的光荣。 相纸之父 1949年6月2日,中国第一张原始性氯素相纸在广东汕头市德兴路86号一间简陋的化学实验室里研制成功,研制人是时年28岁的林希之 (1921-1969)。 林希之原名林应熙,又名林驰,出生富商家庭,他的祖父曾代理英商太古公司船务,在汕头市创建“太古南记行”。1946年,林希之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 系,在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外籍教师曾在他面前讥诮过中国工业的落后,这件事一直刺痛着他的心。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难道中国人就不能做吗?我一定要在 感光材料方面为中国人争一口气。”1948年,林希之回到家乡汕头,专心致志地开始了感光化学实验工作,他的追奉偶像是伟大的美国企业家乔治·伊士曼,他 在1886年发明了卷式感光胶卷,从而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照相的历史。林希之和几个行业爱好者,因陋就简地筹办起“公元实验室”。“公元”这个名称带有创世 纪的气质。实验室没有经费,林希之就制作一些西药卖给药房,以补充时需。 上海解放后,林希之的不少亲戚都外逃出国,他却决定留下来,报效新中国。1952年10月,公元实验室制成中国第一张性能接近进口相纸的感光印相纸,半年 后的4月1日,我国第一家感光企业――汕头公元摄影化学厂建立,林希之任副厂长、总工程师。最初,这个厂只有15人。后来,他们把汕头市永安街的一段共 53间民房全部买下来,在里面曲曲弯弯地安装了1.1米宽的相纸涂布机,60米长的挂杆式干燥道,又安装了钡地纸涂布机、超级压光机、压花机等设备,年产 照相纸35万盒。 1954年7月,私营的公元厂第一批参加公私合营,林希之设计研制成功“空气调理干燥法”生产工艺,取代了简陋的“石灰吸湿干燥法”。1955年4月试制 成功中国第一张人像胶片。1956年,组织研制成功了黑白胶卷、黑白电影正(负)片、黑白高速照相胶片、X光胶片、印刷制版系列胶片和水溶性正型彩色电影 正片。正是在林希之和公元厂的努力下,我国靠进口照相感光材料的局面从此逐步扭转,不久便有相纸、胶卷出口远销国外。林希之还先后倡办了职工业余学校和汕 头感光化学专科学校。1959年轻工业部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感光材料专业会议,宣告我国照相感光材料工业的形成,生产列入国家计划。 林希之

至1980年代,汕头公元的主要产品已发展至黑白相纸、人相胶片、胶卷、X光胶片和印刷制版胶片等五大类42个品种,相纸产量居全国首位。1986年,国 家投入9亿多元巨资,公元引进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彩色感光材料生产线,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彩色线投产不到一年就陷入停产、半停产困境。到1990年代初, 公元负债高达48亿元。1994年,国务院作出决策,公元以1.8亿美元的价格将彩色生产线转让给美国柯达公司。柯达的创始人正是林希之的偶像――乔治· 伊士曼。2005年8月,柯达因连年亏损,宣布永久关闭公元厂。

2003年,财经作家袁卫东受柯达邀请,撰写一本关于柯达在中国的书籍。他到汕头公元采访,意外地“发现”了久被遗忘的林希之。他在《跨越》一书中写道――

在木棉花盛开的初春,穿过脏乱的露天市场来到民生路24号,这是公元创始人林希之的故居。我们几乎难以辨认,因为那里几乎是废墟,是一个残破的民国建 筑······林希之的遗孀高婉卿和他的后人,接待了我们。30多年的岁月后,林希之的气息还在。在二楼的墙壁上,有一幅相框裱起来的遗照:林风华正茂, 穿白色衬衫,挺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秀气的眼镜,正在专心致志的做着笔记。这堪称是隐藏在历史深处,追寻“中国梦”的人物最逼真的素描。林在黑暗动乱的岁 月,以“反动人物”的身份被批斗,被革命群众占领住宅,最终在楼梯下一个没有阳光的小黑屋里,忧郁病痛而终。据80多岁的高夫人忆及,批斗他的时候,用竹 竿捅他,林咳血。我亲眼目睹了那个小黑屋,以及林最后的遗物,装在一些破旧肥皂盒里布满灰尘的电子元器件。这是当年林躲在小黑屋里,琢磨航拍感光材料留下 的东西。



袁卫东继续写到:我想起一个月前,在罗切斯特飘雪的清晨,一行中国记者参观乔治·伊士曼故居的情景。传记中关于伊士曼故居的描述,都静静躺在那里,仿佛时 间还停留在一个世纪前,充满风琴声的日子。而在房间里静静绽放的白色康乃馨和雏菊,让我莫名的感动。在那里,我感到的是对缔造者的感激、尊重。而在这里, 是苦涩,是对历史惊人的遗忘和冷漠,甚至践踏······ 我深深悲情于这个梦的苦涩,它不是来自几乎30年后,公元被柯达收购,而是来自林所受的伤害。 这是一代中国人的悲情。

后来的中国人,不应该忘记林希之。尽管以成败而论,这个性情温和、命运悲惨的客家人什么也没有留下。
相紙 之父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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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憐見"柳傳志 吳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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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今天看 來,我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聰明的事。因爲當時大家分的是一張空餅,誰也 不會計較,如果在今天,已經形成了一張很大的餅,再來讨論方案就會困難一百倍了。”言辭之中,分明是百般的僥幸。 2000年,正是在這個方案基礎上,35%的分紅權又在柳傳志的努力下變成了股權,而當時正是全球網絡股破滅的一年也是聯想經營非常困難的一年。 而2009年的今天,聯想出讓29%的股權,又處在聯想經營非常困難的時刻,柳傳志在轉讓時機上的拿捏非常人可比拟。 再說人選。聯想在股權挂牌時提出的條件幾乎是專門爲泛海所設計的。如果從戰略投資人的角度來看的話,泛海集團對于聯想來講是四個字來形容,叫做“可有可無 ”。所謂“可有”,是因爲泛海是中國老資格的民營企業,資産規模非常大,董事長盧志強是全國工商聯的副主席,全國政協的常委,所以說是一個根正苗紅的民營 企業,所謂“可無”,泛海的産業主要是房地産業和金融業,跟聯想幾乎沒有産業銜接的可能。而從現在公布的入股協定來看,未來五年内泛海不得幹預聯想現在的 經營戰略。 所以,從時機和人選的選擇來講,這一次的轉讓是典型的柳式轉讓。在柳傳志的經營管理思想中,有一條很出名的表述是“看中目标拐大彎”。以今看來,在他拐過 的所有大彎中,産權改造無疑是最大、也是時間最長的一個。 議論至此,其實一個問題已經逼到了喉嚨口:既然柳傳志團隊對聯想的貢獻那麽大、信心那麽足,既然中科院已決意把聯想的部分股份出售,爲什麽不直接就讓柳傳 志團隊來認購呢,比如讓聯想職工持股會也參與競購,或者

上周,中國商業界最大的新聞是聯想控股的股權轉讓。據北京産權交易所透露,這家曾經在2008年進入《财富》全球500強的著名企業将29%股權挂牌出售,價格爲27.55億元人民币,最終,泛海集團成爲唯一一家符合條件的受讓方。

這是一起典型的“柳傳志式”的轉讓。

對于65歲的柳傳志來講,聯想的産權改造是他終身最大的一件事情,而且他必須在未來的五年内徹底的解決它。而聯想的産權改造會有很多的困難,第一:規模太 大,出讓價格的高低,非常容易引起大的争議,第二:進來的那個民營資本,不能夠幹擾到現在聯想業已形成的經理人治理結構,所以時機和人選的選擇變得非常的 關鍵。



先說時機。聯想自1984年成立以來,是一家百分百的國有企業,柳傳志一直在爲聯想的股份清晰做努力。1994年2月,聯想在香港聯交所挂牌上市,柳傳志 乘機提出了一個“股份制改造的方案”,按此方案的設想,聯想資産的55%歸國家所有,45%歸于員工。對于這個方案,中國科學院沒有異議,但是卻立即被财 政部和國有資産管理局打回,畢竟在當時,如此大膽的股權清晰尚無先例,誰也不敢擔當“國有資産流失”的罪名。柳傳志當即退而求其次,他提出了紅利分配的方 案:65%歸中科院,35%歸員工。在這一部分,中科院有完全的決定權,開明的院長周光召對聯想情有獨鍾,很快同意了這個方案。

在當時,聯想身陷重圍,未來混沌而黯淡,這些數字都是“紙上财富”,并無現成利益,因此,從中科院的領導到企業的員工,都沒有把它當作一回事。10年後, 柳傳志說,“今天看來,我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聰明的事。因爲當時大家分的是一張空餅,誰也不會計較,如果在今天,已經形成了一張很大的餅,再來讨論方 案就會困難一百倍了。”言辭之中,分明是百般的僥幸。

2000年,正是在這個方案基礎上,35%的分紅權又在柳傳志的努力下變成了股權,而當時正是全球網絡股破滅的一年也是聯想經營非常困難的一年。

說,“今天看 來,我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聰明的事。因爲當時大家分的是一張空餅,誰也 不會計較,如果在今天,已經形成了一張很大的餅,再來讨論方案就會困難一百倍了。”言辭之中,分明是百般的僥幸。 2000年,正是在這個方案基礎上,35%的分紅權又在柳傳志的努力下變成了股權,而當時正是全球網絡股破滅的一年也是聯想經營非常困難的一年。 而2009年的今天,聯想出讓29%的股權,又處在聯想經營非常困難的時刻,柳傳志在轉讓時機上的拿捏非常人可比拟。 再說人選。聯想在股權挂牌時提出的條件幾乎是專門爲泛海所設計的。如果從戰略投資人的角度來看的話,泛海集團對于聯想來講是四個字來形容,叫做“可有可無 ”。所謂“可有”,是因爲泛海是中國老資格的民營企業,資産規模非常大,董事長盧志強是全國工商聯的副主席,全國政協的常委,所以說是一個根正苗紅的民營 企業,所謂“可無”,泛海的産業主要是房地産業和金融業,跟聯想幾乎沒有産業銜接的可能。而從現在公布的入股協定來看,未來五年内泛海不得幹預聯想現在的 經營戰略。 所以,從時機和人選的選擇來講,這一次的轉讓是典型的柳式轉讓。在柳傳志的經營管理思想中,有一條很出名的表述是“看中目标拐大彎”。以今看來,在他拐過 的所有大彎中,産權改造無疑是最大、也是時間最長的一個。 議論至此,其實一個問題已經逼到了喉嚨口:既然柳傳志團隊對聯想的貢獻那麽大、信心那麽足,既然中科院已決意把聯想的部分股份出售,爲什麽不直接就讓柳傳 志團隊來認購呢,比如讓聯想職工持股會也參與競購,或者

而2009年的今天,聯想出讓29%的股權,又處在聯想經營非常困難的時刻,柳傳志在轉讓時機上的拿捏非常人可比拟。

再說人選。聯想在股權挂牌時提出的條件幾乎是專門爲泛海所設計的。如果從戰略投資人的角度來看的話,泛海集團對于聯想來講是四個字來形容,叫做“可有可無 ”。所謂“可有”,是因爲泛海是中國老資格的民營企業,資産規模非常大,董事長盧志強是全國工商聯的副主席,全國政協的常委,所以說是一個根正苗紅的民營 企業,所謂“可無”,泛海的産業主要是房地産業和金融業,跟聯想幾乎沒有産業銜接的可能。而從現在公布的入股協定來看,未來五年内泛海不得幹預聯想現在的經營戰略。

說,“今天看 來,我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聰明的事。因爲當時大家分的是一張空餅,誰也 不會計較,如果在今天,已經形成了一張很大的餅,再來讨論方案就會困難一百倍了。”言辭之中,分明是百般的僥幸。 2000年,正是在這個方案基礎上,35%的分紅權又在柳傳志的努力下變成了股權,而當時正是全球網絡股破滅的一年也是聯想經營非常困難的一年。 而2009年的今天,聯想出讓29%的股權,又處在聯想經營非常困難的時刻,柳傳志在轉讓時機上的拿捏非常人可比拟。 再說人選。聯想在股權挂牌時提出的條件幾乎是專門爲泛海所設計的。如果從戰略投資人的角度來看的話,泛海集團對于聯想來講是四個字來形容,叫做“可有可無 ”。所謂“可有”,是因爲泛海是中國老資格的民營企業,資産規模非常大,董事長盧志強是全國工商聯的副主席,全國政協的常委,所以說是一個根正苗紅的民營 企業,所謂“可無”,泛海的産業主要是房地産業和金融業,跟聯想幾乎沒有産業銜接的可能。而從現在公布的入股協定來看,未來五年内泛海不得幹預聯想現在的 經營戰略。 所以,從時機和人選的選擇來講,這一次的轉讓是典型的柳式轉讓。在柳傳志的經營管理思想中,有一條很出名的表述是“看中目标拐大彎”。以今看來,在他拐過 的所有大彎中,産權改造無疑是最大、也是時間最長的一個。 議論至此,其實一個問題已經逼到了喉嚨口:既然柳傳志團隊對聯想的貢獻那麽大、信心那麽足,既然中科院已決意把聯想的部分股份出售,爲什麽不直接就讓柳傳 志團隊來認購呢,比如讓聯想職工持股會也參與競購,或者

所以,從時機和人選的選擇來講,這一次的轉讓是典型的柳式轉讓。在柳傳志的經營管理思想中,有一條很出名的表述是“看中目标拐大彎”。以今看來,在他拐過的所有大彎中,産權改造無疑是最大、也是時間最長的一個。

議論至此,其實一個問題已經逼到了喉嚨口:既然柳傳志團隊對聯想的貢獻那麽大、信心那麽足,既然中科院已決意把聯想的部分股份出售,爲什麽不直接就讓柳傳 志團隊來認購呢,比如讓聯想職工持股會也參與競購,或者允許柳團隊另組投資人組合來競購呢?爲什麽需要到馬路上去拉一家不相幹的企業進來,而且還要以如何 “唯一設定”的方式售定呢?

這樣的問号,在過去十年的中國産權改革中實在是出現了無數次,健力寶的李經緯這樣問過,長虹的倪潤峰這樣問過,科龍的潘甯這樣問過,春蘭的陶建幸這樣問過,海爾的張瑞敏也這樣問過。

說,“今天看 來,我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而又聰明的事。因爲當時大家分的是一張空餅,誰也 不會計較,如果在今天,已經形成了一張很大的餅,再來讨論方案就會困難一百倍了。”言辭之中,分明是百般的僥幸。 2000年,正是在這個方案基礎上,35%的分紅權又在柳傳志的努力下變成了股權,而當時正是全球網絡股破滅的一年也是聯想經營非常困難的一年。 而2009年的今天,聯想出讓29%的股權,又處在聯想經營非常困難的時刻,柳傳志在轉讓時機上的拿捏非常人可比拟。 再說人選。聯想在股權挂牌時提出的條件幾乎是專門爲泛海所設計的。如果從戰略投資人的角度來看的話,泛海集團對于聯想來講是四個字來形容,叫做“可有可無 ”。所謂“可有”,是因爲泛海是中國老資格的民營企業,資産規模非常大,董事長盧志強是全國工商聯的副主席,全國政協的常委,所以說是一個根正苗紅的民營 企業,所謂“可無”,泛海的産業主要是房地産業和金融業,跟聯想幾乎沒有産業銜接的可能。而從現在公布的入股協定來看,未來五年内泛海不得幹預聯想現在的 經營戰略。 所以,從時機和人選的選擇來講,這一次的轉讓是典型的柳式轉讓。在柳傳志的經營管理思想中,有一條很出名的表述是“看中目标拐大彎”。以今看來,在他拐過 的所有大彎中,産權改造無疑是最大、也是時間最長的一個。 議論至此,其實一個問題已經逼到了喉嚨口:既然柳傳志團隊對聯想的貢獻那麽大、信心那麽足,既然中科院已決意把聯想的部分股份出售,爲什麽不直接就讓柳傳 志團隊來認購呢,比如讓聯想職工持股會也參與競購,或者

可惜,欄杆拍遍,竟無人應對。

柳傳志是企業界出了名的“君子”,向以儒家自許。二十多年來,爲了聯想的“産權自由”動足了腦筋,在這一過程中,他首先必須保持“回避”的姿态以自淨,同 時,他卻又必須爲這家公司的興衰賭上一生的心血和信用。而也許,正是因爲他的堅忍意識以及“拐大彎”的智慧,才讓聯想能一次次的成爲“僥幸”的特例。

中國企業家的這種生存狀态也許隻有用元曲裏的那句哀歎詞來形容――真正是允 許 柳團隊另組投資人組合來競購呢?爲什麽需要到馬路上去拉一家不相幹的企業進來,而且還要以如何“唯一設定”的方式售定呢? 這樣的問号,在過去十年的中國産權改革中實在是出現了無數次,健力寶的李經緯這樣問過,長虹的倪潤峰這樣問過,科龍的潘甯這樣問過,春蘭的陶建幸這樣問 過,海爾的張瑞敏也這樣問過。 可惜,欄杆拍遍,竟無人應對。 柳傳志是企業界出了名的“君子”,向以儒家自許。二十多年來,爲了聯想的“産權自由”動足了腦筋,在這一過程中,他首先必須保持“回避”的姿态以自淨,同 時,他卻又必須爲這家公司的興衰賭上一生的心血和信用。而也許,正是因爲他的堅忍意識以及“拐大彎”的智慧,才讓聯想能一次次的成爲“僥幸”的特例。 中國企業家的這種生存狀态也許隻有用元曲裏的那句哀歎詞來形容――真正是“天可憐見也”。 柳傳志式的“天可憐見也”。
可憐見 可憐 柳傳 傳誌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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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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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 南做演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 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 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 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 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 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 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 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 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 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 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 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 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 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 进步,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 们成熟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 子会迅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跌荡一百年》的下卷出版。国庆前在北京和广州做了两场推广。在广州的中山大学岭南做演 讲时,当我说到“企业家是爱国主义者”时,有人愤而离场。我说,“强国共识已经破局”,有人站起来辩论。 我誓死捍卫他们离场和发表言论的权利。 下面的文字,是经济观察报的张琪同学做的专访,题目是《吴晓波:希望历史不再如此反复》,把我想说的观点大抵理了出来。谢谢她 此文也算是对国庆60年的一篇献礼--祝我的国家和谐昌盛,我们--我,离场的人、反驳我的人--我们一生的努力无非为了这句话。 一 经济观察报:你说要寻找一个“下落不明的阶层”,《跌荡一百年》写完之后,你对这个阶层有了什么新的认知? 吴晓波:写作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写完以后,我觉得确实存在一个对中国企业家在社会进步中作用的重新认识的问题。我最早的判断还是对的, 这群人其实对国家进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甚至对一百多年来中国民族性的重建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说,这群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要搞立宪运动的人, 也就是所谓的法治建设;他们也是中国最早提出有限理性的人,希望通过改良的方式来达到国家的进步,但直到现在,改良主义还是不被公众所理解,人们更喜欢的 还是极端化的、推倒重来的方式。 但是从公共舆论或者思想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人始终是被妖魔化的。直到现在,汶川地震一来企业家就被逼捐,“富二代”也不断被抨击。 经济观察报:这个阶层为什么找不到有效的方式为自己辩护? 吴晓波:这其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而不是企业家的问题。任何一个阶层在社会中只能扮演一种角色,企业家阶层承担的工作就是让这个国家实现商业的进步, 他们不会去讲灯泡的哲学,灯泡对社会的进步意义应该由文人来解释。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可以说是一个比企业家还要悲惨的阶层。他们成熟 不起来,到今天还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当企业家阶层被打击的时候,知识分子是保持绝对沉默的;而当国家和社会稍微有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知识分子会迅 速站到企业家对面去攻击他们。这样的矛盾很容易被利用,会被暴民化。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 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成,所 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有银行 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济,只有 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 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 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但在西方社会,企业家在公共事务中有发言权,声音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吴晓波:对,他们的社会中存在一种力量的结合。一方面,知识分子的成熟度很高。他们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有很大的一块是中国没有的,就是律师阶层。中国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缺乏法治和理性意识,而律师是有的。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家群体也很不成熟,因为没有银行家阶层。银行家实际上是一个财富分配的阶层,是稳定器。在中国,由于金融体制改革到现在还没有完 成,所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从晚清到1927年之前,中国企业家是很厉害的,上海自治靠的就是银行家阶层以及律师。他们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没 有银行家,在中国企业家阶层中就找不到代言人。比如房地产商只是一个分支性行业的商人;同样,做IT的、做家电的、做饮料的,都不会整体地来考虑宏观经 济,只有银行家才会系统地来考虑宏观经济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整个欧洲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的宪政改革,包括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的立宪运动,基本上都是三类人共同在发生作用。第一类是思想家,思想家给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但他们往往是革命的;思想家的两只手被两个人抓住,左边是律师,律师跟他讲你闹革命可以,但你要按法律来闹,革命以后要建立法律;还有一只手被银行家抓 住,银行家说你不能把房子全部都烧了,全烧了以后怎么办?中国的问题就是思想家没有约束,身边没有律师和银行家,而全都是和他一样闹革命的。所以,现在是 整个企业家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结构性出了问题,现在是鸡同鸭讲,互相听不懂。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在1977年之前整个中国商业和企业家阶层呈现了一个逐渐式微的过程?

吴晓波:中国从1870年开始,国家进步的逻辑就是强大。为了让国家强大我们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包括生命。企业家逐渐式微,我认为是在强国逻辑下一定会 出现的情况,因为国家意志控制一切。比如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朝廷没有钱,人才也没有,怎么办?允许民间集股,股份制就是这样来的。搞银行,也有民间资金 在里面。等到民间集资建成的铁路赚钱了,矿山赚钱了,轮船赚钱了,国家开始把这个钱收回去。理由是国营企业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为国家要强大。 于是,企业家阶层就开始衰落,被边缘化。民国建立以后居然出现同样的情况,中央没有钱,地方政府很强大,民营企业很发达。但蒋政权成立以后,提出“统制经 济”,也是国有。我们看1978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政府也没有钱,搞特区开放、允许农民办企业等等。搞了二十多年,国家越来越强大,到了2003年、 2004年以后,国家又开始把手伸出来,理由是中国要成为全世界大的经济体,国民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定要由国有企业做主导。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一百多年来,这个逻辑一直没变,如果不把这个历史梳理清楚,不从思想的高度解决这一系列经济学或者社会、政治学问题的话,企业家被边缘化就是一个历史的必然。

经济观察报:跟别的国家或地区相比,中国企业家阶层完整遗传下来的特殊基因是什么?

吴晓波:我觉得是爱国主义。其实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生意,如果你远离媒体,远离政治,慢慢做,你就会活得更长一点。我写过当年的四大买办 ——席正甫、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其中席正甫就是远离政治,跟朝廷总是保持一步之隔,我就是个商人,哪怕行贿给你,但我防火墙做得很好。另外三个生意做 好了就去投靠李鸿章,结果没有一个善终。当然,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并不是必然的规律。

历史上热衷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商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这在中国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悲。张謇、卢作孚、杜月笙……民国历史上一些特别有名的企业家,只要他特别有社会抱负,就是麻烦。对于商人,不是激进和冒进的问题,而是你离政治有多远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 地发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 币被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 粉、电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 计最近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经济观察报:只有在中国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吴晓波:这跟我们的近现代史有关系。中国1840年以后被称作“东亚病夫”,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刺激。原来你是天朝大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非我族 类,虽远必诛”,汉武帝以后就形成这样一个逻辑。突然间受到侮辱和刺激,就要改变,改变有两条道路可以选,一个是改良主义,一个是激进主义。从历史上看, 激进主义一直是一百年来中国进步的主要力量,一直到1978年邓小平出来以后才慢慢开始注重改良。中国男人也有大的毛病,讲究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生下来就平天下去了,但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有很多企业家生意做着做着就想天下的事情去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三十年的发展,尤其是经济方面,到底是内生性的机体自身的进步,还是仅仅因为分享了一百年来全球化红利的结果?而中国的企业家在这个崛 起的过程中,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吴晓波:中国的发展应该说从1870年洋务运动以后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产物。1870年以后有几个大的变化,第一个是苏伊士运河打通了,欧洲文明更快地发 展,货物可以更快地越洋过来;第二个是黄金确定了在全球货币流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之前中国是白银帝国,中国和印度的没落,从货币市场角度来看就是货币被 替代掉了。洋务运动中的洋务就是国外的器械,要用器物来改变国家,比如办铁路、矿山、纺织,纺织替代了中国人一两千年来穿的麻和蚕丝制衣物,还有面粉、电 灯,中国人以前没吃过什么面粉的。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直接把日本的二手生产线全部拆回来,空调、冰箱、洗衣机,后来拆手机线,我估计最近 可能要拆汽车线了。这整个是一个被全球化的过程,而且整个商业进步是伴随着不断地接受西方文明,包括民主、自由,这些观念中国以前都是没有的,只有“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 企业家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这涉及到对中国洋务运动以降一百多年来的一个总体评价和叙述。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中国人在各个领域中进步都有多大?比如说 我们的政治进步没有?我们的宗教进步没有?我们的文化进步没有?我们的思想史进步没有?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 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二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经理人。像郑观应 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前,他们 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1978年 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 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CEO。杰克·韦尔奇、郭 士纳,到现在巴菲特这样的人开始统治中国的管理思想。 但如果我们把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部大的机器,从量化的角度看,外来资本到今天为止所扮演的角色是不大的,基本上还是以本土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为主。 经济观察报:近来通过网络渐渐崛起的民间舆论会给企业家阶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吴晓波:网络舆论再次证明一个现实,中国的暴民土壤是非常深厚的。当然,我觉得指责民众也是没有意义的,这只能说明精英阶层出了问题,整个社会状况出了问 题。贫富差距那么大,自然会造成情绪性的对抗。民众一般不会仇恨当权者,只恨比他有钱的人。企业家阶层很被动,他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形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 严重的情形。原来很弱小,弱小还能获得同情,比如说万元户时代你还有机会获得同情,现在连被同情的资格都没有了,因为太有钱了。 但是这对中国来讲可能也不是件坏事,民众情绪被压抑得太久,互联网成了宣泄的渠道,好像是一种毒素,被发泄出来以后通过什么方式解决掉?一种方式是压回 去,但现在看来是压不住的,只能是大家坐下来谈。 中国的进步太缓慢,充满了反复性。 经济观察报:这一百多年来哪个时期对于企业家阶层来讲,是相对黄金的发展时期? 吴晓波:我认为当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强、有钱人比没钱人强的时候,一定是民企高速发展、企业家快速生长的时期。一百三十年来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很大,企业家 阶层也很强大?三个阶段。一个是甲午海战以后到帝国灭亡前,就是1895年到1905年,那个十年是最黄金的。因为甲午海战以后国民都知道要搞洋务,商
关于这些问题都是有争议的,现在中国人的宗教沙漠化、空白化的状态,和当年宗族社会的状况相比是进步了吗?我们的文化也有争议。但是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是 没争议的,商业一定是进步的。我们原来坐马车,现在坐汽车,原来点煤油灯,现在点电灯,原来整个北京城最高的房子就是紫禁城,现在几乎所有的房子都比紫禁 城高。

商业进步是可以肯定的。商业进步谁带来的?就是企业家带来的。因此可以说企业家在国家的进步,或者改变这个国家的生活状态方面扮演了很大的角色,但是它一直被漠视,不断地被边缘化。这是很糟糕的。



经济观察报:外来资本在塑造中国企业家性格上所起到的作用是怎样的?

吴晓波:这是我写《激荡三十年》的逻辑。如果跟本土企业家和本土财富阶层相比,外国企业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它对一些观念和商业模式的输入,以及对 中国若干个中心城市的城市性格的培育有很大作用。比如说通过洋务运动,催生了一批最早接受所谓西方管理理念的中国人。根据白吉尔的数据,到1901年,全 国的外资企业有九百多家,如果每一家有一百个中国人的话,那就是十万人,如果每家有十个买办的话就是一万人,这一万人就是中国第一代职业业 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 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 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经理人。像郑观应这批人,是最早把西方人的理念带进来的。同样,这些跨国公司也是最早把西方的技术带到中国的,英美烟厂带来卷烟机,日本纺织公司带来纺织机。

一直到今天,这些外国人的企业布局和营销力量分布,以及文化影响力所能到达的区域,仅仅是北京、上海、武汉、天津、杭州这些大城市。1949年以 前,他们基本上改变了一些中国大的城市,比如开放的十五个城市。这样的影响力在1949年到1978年就消失了,1977年的时候中国一家外企都没有。 1978年以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力又开始重新恢复。
业开始成为主流。当时经商的人出身要比现在高很多,张謇本来就是个状元,盛宣怀是官员, 郑观应是知识分子,很多人都是很有知识背景、能够写大文章的大买办和大商人。他们要比1978年以后中国那批经商的人知识水平高很多,当时基本上是国家的 士绅阶层投入到了商业中。梁启超说一战而全民皆醒矣,所以,那段时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第一个黄金期。 第二个时间段是1917年到1927年,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央政府解体,北洋政府控制不了整个国家,段祺瑞要收所得税,全国只收了几千块钱,各地军阀分据, 一直到1927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其间中央权力很弱,地方很强,地方发展经济实行自治,当时叫地方议会。那是中国民营经济空前发达的一个时期,但同时又是 国营企业崛起的十年。五四运动也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现代大的思想家全部出现在这个时期,上海城市的繁荣也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是非常辉煌的十年。 第三个重大的时期是1992年到2002年。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伟大的事情。首先是经济高速稳定的发展,GDP基本上在9%左右,通 货膨胀率在3%以下。1994年发生过一次小小的通货膨胀,但不影响整个经济。第二是中国民族工业大规模的崛起,家电行业、服装行业、保健品和饮料行业的 崛起,互联网的出现,资本市场的活跃等等。但2004年5月份宏观调控开始后,央企又很强大了,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国家资本突然间变得很强 大。 三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未来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还是由你来写,你希望它呈现出一种什么模样? 吴晓波:我就希望不再有那么多的反复,我写《跌荡一百年》下部写得很郁闷。中国一百多年了,往往是进步的曙光已经看到了,然后就会出现一次反复,过了两 年,吃了苦头,才知道做错事情,以后不应该这样,但过三五年又会出现反复。我们往往把中国的进步归结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政治团体的英明决断,其实不 是。中国太大了,基础又很薄弱,只要没有战争就会进步。但是长到一定地步以后就需要被栽培,需要有一些制度来保障。中国的问题往往是权力喜欢拔苗助长,特 别喜欢去管理。 比如说一句话在西方从来没有看到过,“国有企业应该是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凭什么这么说?宪法里有这样规定吗?所以最终一定要形成平衡才行。企业家一 定要强大起来,知识分子一定要强大起来,民生一定要强大起来,这样政府才能被制衡;而且地方政府应该和中央政府同样强大,或者能够形成一种制衡。 我希望能少一些这样的反复,能够慢慢把非典型的市场经济变成一个典型的市场经济,能够认同人类的一些共识,整个国家的国民心态能够平和起来。 经济观察报:企业家呢? 吴晓波:我希望企业家能够真正成为一个重要的进步力量。其实企业家从来是进步力量,而且从来都是爱国主义集团中重要的一部分。民众对企业家阶层的妖魔化是 对中国进步最大的伤害。他们需要逐步地被正面化。民众不能把现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归罪于企业家,把怒气都宣泄到他们身上去,因为他们并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 这是政府的责任。民众的理性,企业家阶层的正面化,知识分子阶层的成熟,甚至地方政府的话语权和能力的加强,都是未来中国继续进步的因素。
改革开放后,管理观念的引入是随着设备进来的。中国1980年代的进口替代是以家电行业和纺织行业为代表的,从日本和韩国引进了很 多设备,所以那时影响中国管理思想的主要是日本人,比如松下幸之助、盛田昭夫、井植薰等。到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公司结构开始美国化,出现董事会、 CEO。
曉波 希望 歷史 不再 如此 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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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具影響力的財經暢銷書作家吳曉波逼到死路 才能淋漓盡致

2010-02-01 今周刊





有「中國權威財經作家」之稱的吳曉波日前為其成名作《大敗局》來台宣傳,該套書在中國的銷量已經突破八十萬冊,被列為是「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吳曉波在財經寫作領域深耕二十年,他說:「寫作是我最喜歡的事,我只是專心做好一件我喜歡的事。」

撰文.黃玉禎

﹁ 我能走到這裡,是因為我在年輕的時候,就想清楚什麼是我最喜歡的事,接下來的二十年,我專心地去做這件事。」說這話的,是有「中國權威財經作家」之稱的吳 曉波,二○○九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評為「青年領袖」傳媒領域人物,在去年中國作家富豪榜中排名第五,他的成名作《大敗局》自○一年發行以來銷售超過八十 萬冊,被列為「影響中國商業界的二十本書」之一。

他曾是財經記者,目前是上海交通大學EMBA教授,同時身兼出版社老闆。但在這些身分當 中,「我最喜歡的身分還是『財經作家』!」王曉波毫不考慮地說。「任何事情,只要你喜歡,然後堅持二十年,不可能不成功!」他為自己的二十年寫作生涯下了 注解。喜歡與堅持,是成功的二大元素。

第一次投稿的作品收藏在枕頭底下吳曉波口中「我最喜歡的事」,就是寫作。大學畢業至今剛好二十年,吳 曉波一直在財經寫作這條道路上耕耘,從一九九七年開始立下每年至少出一本書的目標,十餘年來未曾破例,即使不是每本書都像《大敗局》一樣熱銷,甚至有賣不 到三萬本的作品,但他始終不放棄這樣的堅持。他說:「像我才剛剛寫完一本書,就立刻要想下一本在哪裡,這樣,才能把自己逼到死路!」「逼到死路」聽起來很 痛苦,其實一點也不,吳曉波反而樂在其中。他每月寫六到七個專欄、每年寫作超過五十萬字,再加上中國各地每年至少五十場演講,每天忙到分身乏術,但卻不覺 得累,「這是我喜歡的東西!喜歡就不覺得辛苦。」說起自己和寫作的淵源,吳曉波說自己從小就喜歡寫,高中時期第一次投稿的作品被刊登在地方報紙,他還將剪 報收藏在枕頭底下,高興了好幾天。

「這篇文章是寫一則關於『轉變』的故事。」他當時杜撰了這樣一個故事:公車上,年輕人與老伯伯各自描述目 的地,不約而同,都說要到這一帶「最熱鬧的地方」,公車繼續開,兩人卻是在不同的地方下車,「年輕人跟老人對於『最熱鬧』的印象差距很大,因為整個環境變 化太快了啊!」八○年代前期,高中時的吳曉波,已經意識到中國的巨變來臨。

某種程度上,這懵懵懂懂的意識與認知,或許也決定了吳曉波未來以財經、企業為主的寫作取材方向。

大學聯考時,原本想選擇中文系,但因為老師說中文系難找工作,而建議就讀新聞系,他也順利考上復旦大學新聞系,「進去才發現學不到東西!」學新聞就是要到社會上去寫作!

因為新聞教的是通才,學得太廣泛而難以專精,因此吳曉波就自己上圖書館,「圖書館的書被我一排一排地拿來讀。」大量的閱讀與吸收,讓吳曉波比別人有更硬的底子,也讓他在畢業的那一年,在沒有實習經驗的背景下破例考上新華社,成為一名財經記者。

當 年成績優異的吳曉波,可以直接保送上研究所,「但我想了一下,未來的畫面太清楚了,念完三年研究所之後再被保送博士班,博士班之後再去夏威夷大學念博士後 研究,接著就回學校當老師,然後你們見到現在的我,就會是系主任!」他笑說,他喜歡寫作,所以沒法接受這個清楚的未來。

吳曉波沒有選擇這條 人人稱羨的「康莊大道」,他認為學新聞就是要到社會上去寫作,「念到博士後就不會寫東西了。」進入新華社以後,吳曉波被分派經濟組,在剛開始的一年裡,吳 曉波曾經在三個月內跑遍全中國一百家大型工廠,「很辛苦啊!中國那麼大,大江南北到處跑,很累的,但也很值得,誰可以輕易拜訪這些大型企業?一般地方記者 不會有這個機會。」也許就是在這段期間,累積了吳曉波之後創作的素材,像在他的《大敗局》中,所談到失敗企業的案例,幾乎都是他採訪過的公司,也都認識這些大老闆,他親眼見其崛起與衰敗的過程,下筆彷若信手拈來,其實背後蘊藏著好幾年的經歷和苦功。

吳曉波肚子裡的墨水讓他的筆逐漸寫出了名號,一九九四年起,他開始撰寫專欄。九七年,有出版商輯其專欄作品替他出了第一本書,接下來的兩年,吳曉波也都陸續推出新書,可惜的是,雖然他的作品得了不少獎,但銷售成績都不好。

即使三年下來,出書的發行量始終沒有起色,但吳曉波仍堅持寫作不輟,他認為成功都不是偶然的,有些人第一次出書就大賣,「我覺得那種機遇輪不到我,所以我只有每年一本一本地出,看什麼時候該我。」吳曉波沒有等太久,○一年發行的《大敗局》一上市就熱賣二十萬本,六年內更再版二十八次。吳曉波嘗到成功的滋味,但也遇到瓶頸:找不到適合的好題材。接下來連續出的幾本書,銷量一路下滑。

直到○四年,吳曉波受邀到哈佛大學做研究,幾次開會下來,發現不論美國、香港或台灣的學者,對中國幾乎一無所知,「甚至有位哈佛教授問我,毛主席現在還打不打網球啊?天啊!毛主席早 在一九七六年就逝世了。」吳曉波在此得到了靈感,他決定寫一部橫跨三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企業史,透過國有企業、外資和民營經濟三股力量的抗衡,來呈現這三 十年來中國的商業進程與演變。四年採訪整理後,《激盪三十年》在○八年一出版便引起廣大回響,上海的電視台甚至拍攝成電視紀錄片版,如今該書銷售量已經突 破八十萬冊。

要一直寫到沒人看為止!

與此同時,吳曉波也捨棄了在新華社一路升遷到主任、總編輯的機會,「上海四家日報的總編輯都是我大學同班同學,可是我不喜歡那樣的工作,我喜歡的是寫作,而不是管理。」吳曉波再次履行了他人生奉為圭臬的原則:選一個你喜歡的,然後專注。

在 投資理財上,吳曉波也夠專注,中國這些年來機會多,但他堅持只買房地產:「就是因為笨嘛!房地產最大的好處就是,那些土地和房子就在那裡,可以都不用管 它,租給人家就好,多輕鬆,這是最傻瓜的理財方式。」這又要說回一九九七年,那年,吳曉波除了立志「每年寫本書」之外,也告訴自己「每年得想辦法買間房 子。」原因很簡單,吳曉波知道中國正在轉變,他要想辦法抓到轉變中的機會,又不能讓工作分心,「最好的辦法,就是買房地產。」吳曉波嫌玩股票麻煩,要天天 看盤,又說基金經理人都是騙子,難以信任。說到底,吳曉波只是想更專注,把時間和精神放在自己喜歡的事情上。

吳曉波說,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就是一種幸福,原來「逼到死路」只是為了讓自己發揮到淋漓盡致。他說他會一直寫到沒人看為止,但看起來,就算沒人再看了,也無法停止他對寫作的喜好。

吳曉波

出生:1968年

現職:財經作家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

藍獅子財經圖書出版人

學歷:復旦大學新聞系

經歷:新華社記者

代表作:《大敗局》

《激盪三十年》

買下千島湖小島的懶人投資法

吳曉波種楊梅保衛人民幣

吳 曉波投資房地產,除了堅持「一年買一套房」的原則以外,1998年還在千島湖買下了一座小島,打造140畝地的楊梅園。吳曉波說,之所以選擇種楊梅樹,是 因為很好種,只要在春秋季時除兩次草、施一次肥即可;而且楊梅樹一旦種了四個月以後,就不會被偷,因為偷走也種不活,「所以可以不用太理它」,而這也符合 吳曉波一貫的「懶人投資法」。

此外,因為楊梅要種八年以後才會開始有收成,所以一般農民不太願意種楊梅,吳曉波種了4000多棵楊梅樹,成了杭州最大的楊梅園,如今開始收成,一年可以帶來60萬人民幣收入。

吳曉波不玩股票,也不碰基金,他說唯一能夠抵抗通膨的就是農產品和房地產,「只有這兩項可以保衛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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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民退”的分界线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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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FTC的专栏上发了一篇关于国进民退的文章http://sinaurl.cn/hlfOH。在两会上,有高级官员多次试图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这当然是不可以的。因为否认了,就意味着不愿意去改变,不改变,中国到底要改革什么?。国进民退有三个特征:“资源垄断”,“楚河汉界”,“玻璃门现象”

 

 

 

标题:“国进民退”的分界线

 

正如事先所预料的,正在召开的北京两会上,“国进民退”成为热议话题。一直到我写作这个专栏为止,似乎没有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试图论证“国进民退”是一个值得鼓励的现象――这一事实本身倒似乎是一个好兆头。不过,倒是有高级官员出面澄清,认为不存在这一景象。

3月2日,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赵启正用一系列的数据证明不存在“国进民退”现象,他认为,“可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国 有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在比翼齐飞。”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省长王君则表示,去年以来,山西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狠抓煤炭资源重组,整体来看,并 不存在社会上所质疑的“国进民退”现象。

在更早的一些时间,国家统计局的官员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2009年11月22日,经济学家出身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认为 ——中国经济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的现象,因为,“中国统计数据不支持这样的说法。 ”他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5到200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几大指标上的数字都是逐 年下降,而私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份额在节节攀升。他因此说,“基本的结论,总体来讲,我们感觉到从统计数据来讲不支持国进民退的趋势。”

这些高级官员用统计数据说话的方式,再次证明“数据里面是有魔鬼的”。因为,在“企业单位数、工业总产值、资产、利润总额、税金总额、从业人数”这几大指 标来看,从1978年之后的绝大多数年份里,国有企业都是在逐年下降的。所以,这些数据既不能证明“国进民退”,也不能证明“国退民进”。

所谓的“国进民退”其实具有三个特征,一是“资源垄断”,二是“楚河汉界”,三是“玻璃门现象”。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国有资本在资源性、能源性领域中大规模跃进的景象是明显的,其表现有四,第一,在钢铁、煤炭、航空、金融等资源性领域中,明显出 现了民营资本的“挤出现象”,其中以山东日照钢铁案和山西煤炭整合案最为引人瞩目;第二,在四万亿振兴计划中,国有资本几乎得到了所有的重要政府订单, “铁公基”成为国企的专享盛筵;第三,大量中央企业成批次地进入到地产领域,成为“地王现象”的缔造者;第四,在一向由民营资本把控的互联网领域,也出现 了国企设置准入门槛、加速进入和购并清洗的景象。

由此,便出现了第二个特征,那就是,“国进民退”并不发生在所有的行业中――比如,从2001年之后,国有资本几乎就没有进入到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家用 电器等等行业的。当今中国的产业界,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楚河汉界”的景象,国有企业集团聚集在少数上游产业,并逐渐形成了寡头垄断的地位,其数量在逐渐减 少,但是盈利能力则迅猛增加。引起最大的非议的是,这种垄断的形成、效益及效率的提高,不是市场竞争和创新所达成,而是借助于政策设定、金融管制及微观干 预的力量。数量巨大的民营资本被限定在广袤的下游产业之中,当他们试图向上游进击的时候,必然被遭到政策性的打击,而其最重要的冲突时间,则是在宏观调控 的时期,比如2004年的夏秋和2008年底到2009年之间。

当“国进民退”浪潮发生的同时,一个十分奇异的现象是,我们几乎在中央文件中看不到这一名词,甚至有很多决策层人士彻底否认这一现象的存在,而在经济理论 界似乎也没有经济学家对此表示支持。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玻璃门现象”。“发明”了这一词汇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是这样描述的――一些 行业和领域在准入政策上虽无公开限制,但实际进入条件则限制颇多,主要是对进入资格设置过高门槛。人们将这种“名义开放、实际限制”现象称为“玻璃门”, 看着是敞开的,实际是进不去的,一进就碰壁。

这三大特征之形成,是从2004年的那次宏观调控就发生了的。在一开始,民营企业家们对此并无知觉,直到两年后调控结束,才有人意识到事实的生成。 2006年开春,民营企业家冯仑在一篇题为《跨越历史的河流》的文章中写道,“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远离国有资 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 退裕如,持续发展。”

这段文字有着无比之辛酸,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一篇“投降书”。后来这几年的事实发展表明,冯仑的结论只给对了一半,民营企业如果自甘“偏安一隅”,那么, “做点小买卖”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能否“进退裕如,持续发展”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当上游领域被垄断控制之后,下游的利润空间和成长空间其实已被彻底钳 制,近期以来,在中国民营实业界四处弥漫着颓废和投机的气息,士气之低迷可谓是1990年以来所仅见,应该与这种政策逻辑不无关系。

细嚼“国退民进”或“国进民退”一词,都不得不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的经济格局中,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或已成对立的“争利之势”。如果在今天,我们还试图回避这一事实,那就真成了埋头于沙堆中的鸵鸟了。

希望在接下来的两会时间,我们能够听到更激烈、更深入且理性的讨论。

 




國進 進民 民退 分界線 分界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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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买房情结 吴晓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jwru.html


这是发在FTC上的专栏。“中国商人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写的这句话让人很无奈,用在今天,或许也是 适合的。



 

标题:中国人的买房情结

 



 

房地产难题,在今天困扰了中国。上自政府,下到八零后,莫不为之烦恼。个中原因可谓千头万绪,今天只说一条,那就是工商资本的投机化。

我当年搞田野调查,到了徽南农村,看到无数高檐大宅,富丽辉煌,无比惊诧。在震惊之余,我却被一个问题给缠绕住了:这些大宅子的主人当年都是在淮扬一带显 赫非常的盐商、茶商,贩盐卖茶在明清两代是最为暴利的产业――因为需要政府的牌照,相当于专卖的性质,那么为什么,这些盐商茶商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 要把银子运回偏僻的老家,盖这些好看不中用的大宅子,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显耀乡里的宗族思想在作 怪。我不以为然,说来商人都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又有一回,重读《史记》,我被司马迁的土地观给迷住了。在中国的史家中,司马公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位,在《史记》中有专门的《货殖列传》讲到先秦和汉初的几 个大商贾,后来史家的历代史书中都有《食货志》,可是几乎已经看不到商贾的名字了,一代不如一代,用在这个例子上非常恰当。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 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司马公接着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 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这就奇怪了。既然农田为“本富”,可是为什么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去追求“本富”,不是明摆着会吃大亏乎?好,接着司马公给出了第三个结论 ――这也可以被看成是“理财建议”,他说,“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用本守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跑到商海中尽情扑腾,大把赚钱,然后回头 去买房子和田地,用房子和田地把赚来的钱牢牢守住。

 

现在很多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中国的房价不就是这样被炒起来的吗?民众的烦恼不正是因此而生 吗?



然而,批判归批判,事实却比冰还冷。历史学家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说,“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于由秦汉以至于 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李先生写这段文字是在1950年代中期,又半 个世纪过去了,规律还是规律。

人们肯定还会问,为什么大家从高赢利的工商业赚了钱,偏偏要再转投到低赢利的土地中呢?司马迁其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我来点破最后的秘密吧:因为中国的治国者是全世界智商最高的人,他们最早明白工商业比农业更能敛聚财富,所以早早的就把这些产业收归国有化。这个有多早 呢?说出来吓你一跳,早在公元前770年,齐国的管仲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归国营化,那时候,欧洲的铁器还没有普及,美洲还在猎人头玩。从此以后,秦汉唐宋明 清民国,只要是能赚钱的工商业,国家无不收归国营,从盐铁,到茶酒,到漕运,到对外贸易,到矿山铁路,到银行电信,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部门叫国资委,专管 此事。



当国家把工商业控制住后,私人资本在其中的角色就很微妙了,人人都知道那里的钱比农业多,可是谁也不敢往大里玩,因为千年以来的教训告诉大家,你搞得稍微 大一点,一定会与“国家利益”冲突,一博弈,要么灭家要么抄产。我曾经算过一个数字,以用途最为广泛的铁器工坊为例,从先秦到晚清,最大规模的私人企业不 过千人,2000年间规模几乎没有扩大过。

法国的年鉴派史家布罗代尔在他的著作中就曾经写道,无论中国还是伊斯兰教社会,政府的权力太大了,使富有的非统治者不能享有任何真正的安全。因而,最成功 的商人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问题是――在哪里再投资他们的利润。他最后说,“中国商人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

正因此,司马迁的第三段话就如幽灵般的出现了:大凡在工商业中赚了钱的,马上转身去购买土地,是为“以末致富,以本守之”。

这是发在FTC上的专栏。“中国商人对任意征收的恐惧始终挥之不去”--布罗代尔在《文明史纲》中写的这句话让人很无奈,用在今天,或许也是适合的。 标题:中国人的买房情结 房地产难题,在今天困扰了中国。上自政府,下到八零后,莫不为之烦恼。个中原因可谓千头万绪,今天只说一条,那就是工商资本的投机化。 我当年搞田野调查,到了徽南农村,看到无数高檐大宅,富丽辉煌,无比惊诧。在震惊之余,我却被一个问题给缠绕住了:这些大宅子的主人当年都是在淮扬一带显 赫非常的盐商、茶商,贩盐卖茶在明清两代是最为暴利的产业――因为需要政府的牌照,相当于专卖的性质,那么为什么,这些盐商茶商不把钱拿去扩大再生产,却 要把银子运回偏僻的老家,盖这些好看不中用的大宅子,买一大块产出效率很低的红壤地?有人解释说,这是中国人叶落归根的传统,是显耀乡里的宗族思想在作 怪。我不以为然,说来商人都是没国界的,只要有钱赚,连国家都未必认,何况乡里了。 又有一回,重读《史记》,我被司马迁的土地观给迷住了。在中国的史家中,司马公是最重视商业的一位,在《史记》中有专门的《货殖列传》讲到先秦和汉初的几 个大商贾,后来史家的历代史书中都有《食货志》,可是几乎已经看不到商贾的名字了,一代不如一代,用在这个例子上非常恰当。司马迁把“富裕”分成三种,本 富、末富和奸富,本富就是靠农田致富,末富就是以工商致富,所谓“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司马公接着又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 商,刺绢文不如移市门。” 这就奇怪了。既然农田为“本富”,可是为什么赚钱却比不上“末富”,如果大家都去追求“本富”,不是明摆着会吃大亏乎?好,接着司马公给出了第三个结论 ――这也可以被看成是“理财建议”,

言论至此,读者应该明白,在千年中国,土地其实不是由泥巴构成的,它是一种“类货币”,是资产阶层逃避政府力量的一个避险性工具。

回头说到今天,中国房价为什么日见日高?除了城市化运动、地方财政被土地绑架等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正是,近年以来,大量工商业资本汹汹涌进地产 业,企业家阶层因“国进民退”对实业产生厌倦,投机心理大增。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房产税的征收或是加大土地供应量,都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解决之道何在?那就是以市场化的改革,活跃工商业经济,让工商资本留在工商领域。
中國人 中國 買房 情結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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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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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发在FTC上的专栏,核心意思是: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民营 企业夹居其间,进退失措。

 

标题: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

上周发在FTC上的专栏,核心意思是: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民营 企业夹居其间,进退失措。 标题:当政府也是“经济组织” 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 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 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过,这些理论似乎都无法解答这个疑惑: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重新思考。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些原因 ――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 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只指的是企业,另外一个“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 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关于这一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也曾经 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然而在中国,诺斯或马克思的论述却不尽然准确,因为,政 府收入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一治国理念之形成及传承,始于公元 前7世纪,在当时,齐国的管仲将盐铁收归国有专卖,此后两千多年

 

一个国家及一个时代,影响经济成长的主要因素到底是什么?这是经济史学的原始命题之一,由此出发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理论及学派。一种广为流传的理论是,近当 代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新技术的应用及发明是推动经济进步的主动力,另外有学者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还有的则探讨 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过,这些理论似乎都无法解答这个疑惑: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些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意识从制度安排的角度重新思考。如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所指出的,“那些原因 ――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我们的观点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 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



不过,在诺斯的分析框架中,所谓的“经济组织”只指的是企业,另外一个“组织”――政府――在他的理论里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 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关于这一点――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也曾经 论述说:“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然而在中国,诺斯或马克思的论述却不尽然准确,因为,政 府收入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成的。这一治国理念之形成及传承,始于公元 前7世纪,在当时,齐国的管仲将盐铁收归国有专卖,此后两千多年以来,被相继收归国有专营的有:酒、漕运、矿山、铁路、外贸、银行以及土地等等,在这种体 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问题在于,当政府也是一种“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中又将扮演怎样 的角色?

与诺斯同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在这位从1979年起就专心关注中国的香港教授看来,最近这三 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

以来,被相继收归国有专营的有:酒、漕运、矿山、铁路、外贸、银行以及土地等等,在这种 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问题在于,当政府也是一种“经济组织”的时候,它在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中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与诺斯同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张五常教授在他的新著《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在这位从1979年起就专心关注中国的香港教授看来,最近这三 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是最成功的改革,而其真正的秘密是“县际竞争”的成功。 “县际竞争”的原因是县的经济权力最大——“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张五常用购物商场来比喻这个制度。“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 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 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 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他指出,尽管“好些国家的租约或者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然而,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制度层层串连, 无处不在,而且,由于没有任何顾忌,各级分成往往由政府内部相关利益各方进行商讨安排,这种分成往往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和效率。 雄辩而天才横溢的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意见,不过,这个“最优秀”的制度安排,却也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 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 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的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中国经

“县际竞争”的原因是县的经济权力最大——“决定使用土地的权力落在县之手”。张五常用购物商场来比喻这个制度。“一个县可以视作一个庞大的购物商场,由 一家企业管理。租用这商场的客户可比作县的投资者。商场租客交一个固定的最低租金(等于投资者付一个固定的地价),加一个分成租金(等于政府收的增值 税),而我们知道因为有分成,商场的大业主会小心地选择租客,多方面给租客提供服务。也正如商场给予有号召力的客户不少优惠条件,县对有号召力的投资者也 提供不少优惠了。如果整个国家满是这样的购物商场,做类同的生意但每个商场是独立经营的,他们竞争的激烈可以断言。”

张教授高度赞赏中国目前的县际竞争制度。他指出,尽管“好些国家的租约或者雇用合约往往有类似的安排”,然而,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制度层层串连, 无处不在,而且,由于没有任何顾忌,各级分成往往由政府内部相关利益各方进行商讨安排,这种分成往往也体现了市场的力量和效率。

雄辩而天才横溢的张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独特性给出了自己的观察意见,不过,这个“最优秀”的制度安排,却也似乎有很多天然的盲点。比如,在一些民营企业看 来,它似乎缺乏公平性。



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象企业的政府”,而地方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象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 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真正的产权清晰的中国民营企业集群则被夹在其中,进退失措,中国经济的宏观环境也必然变得非常之诡异。

关于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扮演,诺斯的意见似乎也与张五常有点出入。在《西方经济的兴起》一书中,诺斯通过对15世纪西班牙“羊主团”的案例研究发现, “不能保证说政府会认为保护增进效率的所有权(即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相对于社会收益率提高),与反对可能完全阻扰经济增长的业已受到保护的所有权,同样 对其有利。作为一种比较,政府在出售可能阻扰创新和要素流动的专有的垄断权时会得到短期利益,因为他直接从这种出售中所得的收入多于其他来源所得――即经 济结构重组的交易费用将超过直接收益。”

诺斯进而论证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 动······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是张五常说的对,还是诺斯说的对,而或他们各自说出了事实的一个方面?这实在值得持续的观察,在这样的分歧里,也许埋着另外一个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 它可能是光明的,也竟可能是灰色的。

政府 也是 經濟 組織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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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汉富豪榜”里可读出什么? 吴晓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d877cc60100kwkv.html


【】发在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喜欢司马迁的这句--“此皆诚壹之所致。”专心,成人成事的不朽之理。



 

从“西汉富豪榜”里可读出什么?

 

间地带,四通八达,商风盛行,师史积累的财富达七千万之多。 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殖业,司马迁例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 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 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后,并没有奢侈享受,他仍然从事于农业和畜养业,他还立下家规,“不是自家 种的养的东西,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不得饮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几代,被邻里视为表率,连皇帝也对他颇为器重。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 他养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上万只,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也就是金融业。 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得可。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被封于现今的江苏、浙江一 带,此地有丰富的铜山,可以开采铸钱。另外一个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做梦,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 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 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某次,一位善于看相的术士说邓通“当贫饿死”,文帝不以为然,说 “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于是,把蜀郡的严道铜山(今四川省荥经县宝子山)赐给他,准许其自行铸钱。邓通铸钱很注重质量,其钱币光泽亮,分量足,厚薄 匀,质地纯,深得民众喜爱,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邓通因此成为当时最著名 的官商巨富,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文帝崩逝后,景帝即位,邓通随即被免官抄产,最后真的饿死家中,应了术士的那个黑色预言。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仅以数数十来个字――例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比 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就是今天的博彩业;雍乐,靠 的是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

在司马迁的《史记》里有一章叫《货殖列传》,专门记载了西汉初期的富豪――他称之为“贤人所以富者”。前日,闲来无事,算了一下,有二十一个名字,把这些人所从事的产业一一排列出来,突然发现,两千多年前的财富积累好象与当今并无太大区别。

在司马迁的这张“西汉富豪榜”上,排在前四个竟都是冶铁业者。

第一位是四川地区的卓氏。他原本是赵国人,世代靠冶铁致富,秦灭赵国后,卓氏一族被洗劫一空,只剩下夫妻两人,推着一辆小板车流放他乡。同行的流放俘虏 中,稍微有点积蓄的都争着贿赂押解的官兵,希望能安排到距离赵国稍近的葭萌关一带(今四川广元县),只有卓氏说,“此地狭小贫瘠,我听说汶山(即岷山)之 下,土地肥沃,地里长满芋类,一辈子不至于挨饿。那里的人们喜欢到集市上做事,喜欢做买卖。”于是要求迁得远一些。押解的官兵就把他安排到了临邛(今四川 邛崃),卓氏到了那里后,就着当地的铁矿资源大搞冶炼铸造,运筹经营,把产品销往滇、蜀各地。不久就富甲天下,家里的奴仆就多达千人。他们大起田池,射猎 为乐,享乐可比王君。



排在第二位的富豪叫程郑,竟也是在临邛致富的。他是从山东流迁过去的俘虏,与卓氏一样从事冶铸,销售到西南的夷族地区,富裕程度可与卓氏有得一拼。第三个 钢铁富豪是孔氏。他是魏国大梁人,秦灭魏后,把孔氏流迁到南阳,他就在这里冶铁铸造,修建池塘堤堰。第四个富豪是鲁国的曹邴氏,他以炼铁起家,“富至巨 万”。跟出手阔绰的孔氏不同,鲁国人生来就节俭吝啬,曹邴氏定有家规,“俯要有所拾,仰要有所取”,他还从事高利贷业,足迹行遍各地。

除了上述四位钢铁富豪之外,排在第五位的就是齐国的大盐商刁闲。齐国是东方的商业大国,以沸煮海盐而闻名天下,刁闲的致富策略是敢于雇佣最多的劳力。一向 富足的齐人对奴隶非常轻贱,认为这些人凶悍狡猾,而刁闲则大量地收留他们,让他们去打渔晒盐,然后带着这些人四处贩卖,结交各地的官吏,终于累积起数千万 的财富。

盐铁之外,第二大致富产业是流通业。

;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张氏靠卖“水浆”成了千万级的 富豪,在今天就是饮料业;郅氏生产和贩卖的是“洒削”,镪剪子和磨刀,类似今天的小五金;浊式买卖的是猪羊杂碎制品,因此致富,这是今天的肉类食品业;张 里从事的是医治马匹的生意,类似今天的兽医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细想司马迁的这段记录,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货殖列传》中所记录的当代富豪不过区区二十一个,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到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 已是天下闻名之人。而这二十多位富豪之中,有不少人从事的都是薄利多销的产业,譬如贩卖胭脂水粉、贩售“水浆”以及镪剪子和磨刀等等,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 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出巨额财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够因此成为一代富豪,并被写进《货殖列传》,这自然是十分让人好奇的。由 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产业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了那么大的,这些都已经成了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所以你看到了,两千年以来,最容易发财的产业是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其余者,只要你能专心于一个小的产业,做到第一,也可进富豪榜。读到这里,你做何 感想?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特产繁多,流通之利不可小视。司马迁记载,当时的大运输商拥有上百乘马车,上千辆牛车,有的还有大型船舶(“船长千丈,车百乘,牛车千 辆”)。其中最出名的是洛阳的师史。他家共计有上百辆运输车辆,在各郡国周游经商,足迹无所不至。洛阳地处、齐、楚、秦、赵几个国家的中间地带,四通八 达,商风盛行,师史积累的财富达七千万之多。

第三大致富产业是种殖业,司马迁例举了两个商人,分别是任氏和桥姚。

任氏的祖先曾做过看管粮仓的小官,秦朝败亡时,各路豪杰争着抢夺府库里的金玉,而任氏则独独挖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对峙,老百姓无法耕种田地,米价 涨到每石一万钱,于是,豪杰们抢去的金玉都归到任氏手上,他因此暴富。任氏致富后,并没有奢侈享受,他仍然从事于农业和畜养业,他还立下家规,“不是自家 种的养的东西,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不得饮酒吃肉。”因此,任氏富足了几代,被邻里视为表率,连皇帝也对他颇为器重。桥姚则是在边陲地区致富的商人, 他养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上万只,家中粮食以万钟计算。



第四大致富产业是铸钱业,也就是金融业。

汉初允许民间铸钱,不过铸钱需有铜矿资源,所以,非王侯官家背景不得可。当时最大的两个铸钱商,一是吴王刘濞,他是刘邦的侄子,被封于现今的江苏、浙江一带,此地有丰富的铜山,可以开采铸钱。另外一个是叫邓通的“黄头郎”。

邓通出身平民家庭,少年时被征召入宫,在未央宫里当一个划游船的“黄头郎”。据传,有一次汉文帝做梦,梦见自己怎么努力也登不上天,正着急之际,来了一个 貌若美玉的黄发少年,助他一臂之力,顺利地登上了天。第二日,文帝游船,陡见头缠黄巾的邓通,便认定他是自己的“登天贵人”,从此百般宠幸,官至上大夫。 汉初诸帝都有同性恋的癖好,所以又有记载邓通与文帝有“断袖之交”。某次,一位善于看相的术士说邓通“当贫饿死”,文帝不以为然,说 “能富通者在我,何说贫?”于是,把蜀郡的严道铜山(今四川省荥经县宝子山)赐给他,准许其自行铸钱。邓通铸钱很注重质量,其钱币光泽亮,分量足,厚薄 匀,质地纯,深得民众喜爱,当时,吴王钱以发行量大占优势,邓通钱则以质地优良取胜,两币流通全国,有“吴币、邓钱布天下”之谓,邓通因此成为当时最著名 的官商巨富,日后,“邓通钱”甚至成了货币的代名词。文帝崩逝后,景帝即位,邓通随即被免官抄产,最后真的饿死家中,应了术士的那个黑色预言。

;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张氏靠卖“水浆”成了千万级的 富豪,在今天就是饮料业;郅氏生产和贩卖的是“洒削”,镪剪子和磨刀,类似今天的小五金;浊式买卖的是猪羊杂碎制品,因此致富,这是今天的肉类食品业;张 里从事的是医治马匹的生意,类似今天的兽医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细想司马迁的这段记录,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货殖列传》中所记录的当代富豪不过区区二十一个,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到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 已是天下闻名之人。而这二十多位富豪之中,有不少人从事的都是薄利多销的产业,譬如贩卖胭脂水粉、贩售“水浆”以及镪剪子和磨刀等等,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 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出巨额财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够因此成为一代富豪,并被写进《货殖列传》,这自然是十分让人好奇的。由 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产业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了那么大的,这些都已经成了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所以你看到了,两千年以来,最容易发财的产业是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其余者,只要你能专心于一个小的产业,做到第一,也可进富豪榜。读到这里,你做何 感想?

除了上述四大产业中的超级富商之外,司马迁还十分简略地――仅以数数十来个字――例举了当时另外一些有名的商人,从记录中可以看到他们所从事的产业。比 如,秦杨以从事粮食生产而成为一州首富;田叔,靠掘墓的勾当也成了富豪,在今天大抵算是文物贩卖业;桓发,从事的是“博戏”,就是今天的博彩业;雍乐,靠 的是走街串巷的零售成了富足之家;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张氏靠卖“水浆”成了千万级的富豪,在今天就是饮料业;郅氏生产 和贩卖的是“洒削”,镪剪子和磨刀,类似今天的小五金;浊式买卖的是猪羊杂碎制品,因此致富,这是今天的肉类食品业;张里从事的是医治马匹的生意,类似今 天的兽医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细想司马迁的这段记录,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货殖列传》中所记录的当代富豪不过区区二十一个,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到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 已是天下闻名之人。而这二十多位富豪之中,有不少人从事的都是薄利多销的产业,譬如贩卖胭脂水粉、贩售“水浆”以及镪剪子和磨刀等等,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 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出巨额财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够因此成为一代富豪,并被写进《货殖列传》,这自然是十分让人好奇的。由 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产业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了那么大的,这些都已经成了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雍伯,贩卖的是女人用的胭脂水粉,在今天就是化妆品业;张氏靠卖“水浆”成了千万级的 富豪,在今天就是饮料业;郅氏生产和贩卖的是“洒削”,镪剪子和磨刀,类似今天的小五金;浊式买卖的是猪羊杂碎制品,因此致富,这是今天的肉类食品业;张 里从事的是医治马匹的生意,类似今天的兽医业。 这些人致富的秘诀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以蔽之曰,“此皆诚壹之所致。”就是专心一事,专业经营所带来的。这是商业成功的不朽之理。 细想司马迁的这段记录,是很可以再三玩味的。《货殖列传》中所记录的当代富豪不过区区二十一个,以当时信息传播的落后,能够进入到宫廷史家耳中的名字,必 已是天下闻名之人。而这二十多位富豪之中,有不少人从事的都是薄利多销的产业,譬如贩卖胭脂水粉、贩售“水浆”以及镪剪子和磨刀等等,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 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出巨额财富的。然而,雍伯、郅氏等人竟能够因此成为一代富豪,并被写进《货殖列传》,这自然是十分让人好奇的。由 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人的产业究竟做到了多大,以及如何做到了那么大的,这些都已经成了无法解开的历史之谜。 所以你看到了,两千年以来,最容易发财的产业是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其余者,只要你能专心于一个小的产业,做到第一,也可进富豪榜。读到这里,你做何 感想?

所以你看到了,两千年以来,最容易发财的产业是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其余者,只要你能专心于一个小的产业,做到第一,也可进富豪榜。读到这里,你做何感想?
西漢 富豪 讀出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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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之心”正在冷却 吴晓波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3646

今年上半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这样的:

年 初,我去瑞士苏黎世旅游,那是全球公认的居住环境最好、也是物价最为昂贵的城市。在苏黎世的中心商业街上,我赫然被橱窗里的一只压力锅给吸引住了。它呈醒 目的深蓝色,是德国双立人品牌,而让我停住的原因则是它的标价:290欧元。一只压力锅竟可售卖到如此高价,让我不由惊叹。谁料,与我同行的一位企业家朋 友告诉我,这只锅在国内中心城市的售价是3200元人民币,他的太太日前刚好看中一只。为了求证,我用手机把这只锅拍了下来。

凑巧的是,回 到国内的几天后,我在一次座谈会上碰到了一家民营压力锅企业的董事长,这家企业位于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县城,二十年前我曾经去那里采访过,当时还是一间很不 起眼的街道小厂,替沈阳的双喜牌压力锅做贴牌生产。近十多年,这家企业自立品牌,扩张发展,赫然已成国内行业冠军,其产量在全球也排第四。座谈期间,我把 手机中的照片给那位董事长看,提出的问题是,你的工厂能否生产出这样的高价产品?他回答说,质量和功能应该可以接近,可是价格却怎么也定不到那么高,最多 不过千元。

接着,他突然告诉我,现在,他最大的兴趣已经从做压力锅转到资本经营了,前年,他已经把企业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给法国的一个家电集 团,得二十多亿元。我问,那么你现在正在做什么?他说,在家乡投资了一个岛,准备开发房地产和码头,政府对他非常支持,其盈利前景大大的好过生产压力锅。



我听到这里,百感交集。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我对他说,看来中国人十年之内再也做不出一口好锅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被这只压力锅的故事所缠绕。脑海之中,二十年前那个简陋的街道小工厂与苏黎世大道上的橱窗交叠出现,让人莫名惆怅。二十年,一代人,好不容易做到全球第四,一朝出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回到那个位置?

更让人担忧的问题是:在2010年的中国企业界,不愿意“再埋头做压力锅”的企业家到底有多少?

近 年以来,专心实业似乎已经是一件十分“落伍”的事情了。当年曾被视为偶像的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等实业家不再时髦,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巴菲特、索罗斯 和李嘉诚。“用钱生钱”显然比实业来得轻松愉快。我近期时常碰到一些仍在实业界打拼的企业家,纷纷萌生退意,向往去做一个投资家,或VC,或PE,总之不 愿意再干实业。

这些景象似乎在显示,当今是自1990年以来民营企业家士气最低迷的时期。

究其原因,简略而言大抵有三。

其一,资本市场(包括股权投资和经营房地产等等)的回报大大高于工业经营。

其二,传媒过分渲染投资神话,打开报纸网站,随处可见哪位投资家看中一家小公司,仅仅几年就得数十倍、成百倍回报的“神话”,实业之心,不禁荡漾。

其三,实业投资的宏观环境未得改善,特别是去年以来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极大地打击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

这 种低迷的景象却与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产生了极大的落差。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制造被迫向内需化转型,而国内消费市场确乎也出现了旺盛之势,而这其实正 是实业家可以大展雄心的时刻。同时,中国的产业经济面临升级转型的重大时刻,更需要实业家全力以赴,加大投入。而当其时,却出现了投机之风,这不得不让人 生出无限的担忧。

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要在全球竞争中有所作为,必须依赖实业经济的勃兴。当实业家都一一的被“逼”成了投资家,当“实业之心”一一冷却,那么,可持续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又将从何说起?
實業 之心 正在 冷卻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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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商鞅主义的幽灵 吴晓波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3813

常有朋友问,中国上下两千年,主流的经济理论是什么?我常拿商鞅来举例。

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

商鞅对商人阶层不但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 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他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这些人存在,敌 人来到,一定打败仗,敌人不来,则一定很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认为 “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 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 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 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在 商鞅看来,打仗是第一要义,战争是让国家强大和稳定的最好办法,这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 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打仗”、“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支配下,秦国成为战 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

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在他的治 下,秦国成为了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 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后世将商鞅归为法家,他的名声似乎一直就不太好,长期被视为“异端”。在知识阶层,甚至以谈论商鞅为耻,宋代的苏轼就声称“自汉以来,学者耻言商鞅”,甚至讲出这个人的名字都是脏了口舌、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则是污了纸张——“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但是,商鞅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来中国的政治生态,甚至,以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商鞅的基本治国理念被顽强地延续了下来,他的核心经济理念被众多 的独裁者所沿袭,在很多朝代,实际上呈现出“半法半儒”、“儒表法里”的景象。也因此,苏轼又曾经很叹息地说,对于商鞅主义,“世主独甘心焉,皆阳讳其 名,而阴用其实,甚者则名实皆宗之。”

商鞅的那种极端主义思想,在后世已成绝响。不过必须指出的 是,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象商鞅如此说的直白、干的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 的潜意识却一直存在了下来,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 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商鞅主义”的幽灵在中国是否真的已经消散而尽了?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强国”,以及怎样成为一个符合现代精神的“强国”?这些问题,我们是否真的已经可以回答?



警惕 商鞅 主義 幽靈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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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真的“轻商”吗? 吴晓波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4008

“中国从来就有轻商的传统”,这似乎已成公论。时至今日,这一“公论”似乎要重新思考。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中国轻视的其实是商人,却从来不轻视商业。

说到轻视商人,倒真是罄竹难书的。早在管仲那时候——公元前七世纪,他给百姓分等级,是为“士农工商”,商排在最后,经商是末业。到了汉朝的刘邦, 他最讨厌商人,专门颁布诏书,严令商贾不能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坐华丽的车骑,还专门抬高针对他们的租税,以表示困辱——“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 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他还规定,商人不得从政,甚至连他们的子孙也不行,所谓“禁锢不得为吏”。当时朝廷没有钱,就推出一个“纳粟拜爵”的制度,平 民只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粮食就可以获得爵位。可夸张的是,就是在“卖官”的时候,朝廷竟也规定,最有可能出钱的商人不在此列。

这种对商人极端蔑视的政策,在此后的历朝历代中稍有缓解,但是从根本上却没有改变。

可是,为什么又说中国从来不轻视商业呢?

还是从两千多年前的管仲说起。他主政齐国时,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就把盐业和铁业收回国家专营。当时其他的诸侯国,征税靠的都是农业税,可是只有管 仲看到了一个事实:工商业——煮盐冶铁——所能产生的利润远远的大于耕地种田。在农耕时期,这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更重要 的是,这是唯一的工商合营产业,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自行贩售,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展转变化,繁殖累积,其财势不 可阻挡。

更要紧的是,国家直接控制工商业,老百姓并不觉得受到了损失。管仲就举例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 锯、锥、凿等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 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因为实行了盐铁专营,齐国迅速成为当时最强的诸侯国,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也留下了“千古一相”的名号。从那时起,中国的历代统治者都 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为国家经营。这种统治艺术冠绝全球。与欧洲列国相比,那里的治国者从来只知道从税收中获得收入,在中世纪,一些国家真的穷到 没有办法了,连一根烟囱也要征税,结果弄得天怒人怨,他们没有想到,其实只要把煤炭专营起来,每一斤煤多加一点钱,远远比征烟囱税更能增加收入。只有中 国,想到了从国营工商业中直接取得利益。所以,一些有见识的史家便提出,中国的治国者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富国”的一拨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一方面知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是司马迁先生在《货殖列传》中的原话,可为什么另一方面又要拼了命地压抑和蔑视商人呢?

道理在于: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应该遭到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这种颇似矛盾,实则一体的观念会造成怎样的景象呢?下面一 段故事,在历史上一再发生——汉朝初建之时,国力极度赢弱,皇帝要出巡,居然配不齐四匹肤色一样的骏马,而一些列卿大夫和诸侯,穷窘得只好乘坐牛车。国贫 民穷之际,朝廷一改管制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七十年的“文景之治”,出现前所未见的盛 世,“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禀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国家储备的钱财以亿计,用以串钱的绳子都朽掉了。与此同时,商人阶层也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势力。司马迁 的《史记中》记载了二十一位当时的富豪,个个都神采飞扬。可是到了景帝的儿子汉武帝时期,再度实行管制政策,盐铁等重要产业重新收归国有化,所有盐商、铁 商、流通商、金融商几乎全部——破产。

让人叹息的是,这样的景象在此后的两千年里一再地重演。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三十年可出现盛世,五十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

历代史书中的所谓“大帝”,从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到康熙、乾隆,无一不是国家主义的实践者,在其统治期内,商人阶层从来就是被打压的族群。这 些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在口头上都以“均贫 富”——救济贫困,抑制豪强——为号召,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天然”的仇恨,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谋求财政收入的 增加。所以,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因为要与民争利,所以又必定多为严厉的酷吏,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然 后又私下作法敲诈,结成权贵资本集团。

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有讽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中国对“商”的态度是如此的混乱和矛盾,说到根子上,都是制度惹的祸。

中國人 中國 真的 輕商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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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廖厂长例外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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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廠長 例外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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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营制度的后果 吴晓波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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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专栏讲的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历史上所谓的“轻赋薄徭”在大多数时候是一句谎话。最糟糕的政府是,一方面征收很高的税,另一方面还在靠垄断专卖获利。

专营制度的后果

 

  在读中国史书的时候,当一个朝代被认为是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这是多么好的情况呀。可是如果你要钻牛角尖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天下的钱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少,那么国库里的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这绝对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从有关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马光就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质疑,他在《迩英奏对》中写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因为,“国家于一 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 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彻底地丧失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 阶层。   刘师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说的话到现在还很新鲜。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翻读旧书,常常无言以对。【发在《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他的“老师”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 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 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仲所实施的是变相的“人口税”,他在正常的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块庞大的专营收入。用他的话说,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当今所有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说:“赋 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 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这篇专栏讲的是这个道理:在中国,以垄断专卖的方式实现的专营收入使政府变成了一个有赢 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治理逻辑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历史上所谓的“轻赋薄徭”在大多数时候是一句谎话。最糟糕的政府是,一方面征收很高的税,另一 方面还在靠垄断专卖获利。 专营制度的后果   在读中国史书的时候,当一个朝代被认为是盛世的时候,史家就会用这两句话来形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什么意思呢?就是 说,天下的财富日渐增多,可是老百姓的税赋却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可是老百姓却没有觉得自己被剥夺了。   这是多么好的情况呀。可是如果你要钻牛角尖的话,就会生出一个疑问:天下的钱就那么多,如果老百姓的钱没有少,那么国库里的钱是怎么多出来的呢?这绝 对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大秘密。   从有关史料看,早在宋代,司马光就对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这一理念提出过严厉的质疑,他在《迩英奏对》中写道:“此乃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司马迁书 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大臣,他的“老师”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管仲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 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

  然而在中国,自管仲、桑弘羊以来,政府收入却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 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从管仲、汉武帝到今天,中国的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讲的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千年以来,除了朱熹产生过怀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个叫刘师培的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他写 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专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 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法的国家制度,其最终达成的结果是“利归权家”—由权势阶层独享经济利益。

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嚣号”反对。   看到这里,你应该就恍然大悟了,原来管仲所实施的是变相的“人口税”,他在正常的税赋收入之外,增加了一块庞大的专营收入。用他的话说,表面上,国家 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当今所有熟悉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税赋,数百年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如卡尔·马克思就曾经论述说:“赋 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当代的制度经济学也认为,国家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 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然而在中国,自管仲、桑弘羊以来,政府收入却是由税赋和专营收入两项构成的,后者的实现,是通过控制战略性的、民生必需之物资,以垄断专卖的方式来完 成的。在这种体制内,政府其实变成了一个有赢利任务的“经济组织”。这种不同的经济理念,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最大的差异所在。   从管仲、汉武帝到今天,中国的朝代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上面讲的这种治理逻辑却从来没有改变过。   千年以来,除了朱熹产生过怀疑之外,很少有人真正的去思考过这一制度的利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有一个叫刘师培的学者对之进行了系统化的批评。他写 过一篇《论中国古代财政国有之弊》,对专营制度进行了详尽的解读,在他看来,这些制度的基本逻辑就是—“垄断天下之利源,以便其专制”,其手段则是“以国 家之手操纵商业”,就是将抢劫变成一种公开合

  刘师培进而指出,从历史经验来看,国有化制度的名义是抑制富商而有利于贫民,其实,它非但不能平抑贫富,甚至将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因为,“国家于一 切利源既向富民夺取,不得不假以特权,且司理其事,仍不得不用富商,故富商假国家之势以劫民财。”这里所谓的“富商”其实已出现了性质和身份上的转变,他 们不再是以市场化的方式获取利益,而是通过获得政府的授权以垄断的方式分享专制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商人彻底地丧失自主的能力,变成专制机器中的一个寄生 阶层。

  刘师培在1919年就去世了,可是他说的话到现在还很新鲜。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翻读旧书,常常无言以对。【发在《第一财经周刊》的专栏】


專營 制度 後果 曉波 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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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史上的女富豪到底有哪些?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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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史上 上的 的女 富豪 到底 哪些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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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谁征收过资产税?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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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歷史 上有 有誰 誰征 征收 收過 資產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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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见官,你坐得住吗?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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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在《第一财经周刊》上的一篇专栏,说的是明朝的事,讲的是当今的理: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当你面对官员的时候,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到某一天,就会“爬”到地上。

 

面对一个官员,你坐得住吗?

 

一个时代或国家,企业家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说一个明朝的人物吧,沈万三和他的儿子。

发在《第一财经周刊》上的一篇专栏,说的是明朝的事,讲的是当今的理: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当你面对官员的时候,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到某一 天,就会“爬”到地上。 面对一个官员,你坐得住吗? 一个时代或国家,企业家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 说一个明朝的人物吧,沈万三和他的儿子。 “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这是一句流传于元末明初的民间谚语,见于《金瓶梅》,沈万三是当时的江南首富。 沈万三的致富故事至今流传于苏浙一带。他出生在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周庄。从各种笔记资料看,他成为巨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粮食生 产和土地兼并,“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野史说,沈家拥有了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二是继承了一位巨 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三是从事海外贸易,他以周庄为基 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朱元璋传》的作者、历史学家吴晗考据 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沈万三的豪富之名,在当时就流传全国,民间传说他家藏一个“聚宝盆”,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金银。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帮其购粮扩军,张曾为他树碑立传,后来,他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 朱元璋。乞丐出身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人当官,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结拜为金兰兄弟。明政权定都南京 后,要修筑城墙,沈万三出巨资,独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还献出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朝廷上下对 之称颂不已。 有一次,君臣闲

“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这是一句流传于元末明初的民间谚语,见于《金瓶梅》,沈万三是当时的江南首富。

沈万三的致富故事至今流传于苏浙一带。他出生在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周庄。从各种笔记资料看,他成为巨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粮食生 产和土地兼并,“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至“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野史说,沈家拥有了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二是继承了一位巨 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三是从事海外贸易,他以周庄为基 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朱元璋传》的作者、历史学家吴晗考据 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沈万三的豪富之名,在当时就流传全国,民间传说他家藏一个“聚宝盆”,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金银。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帮其购粮扩军,张曾为他树碑立传,后来,他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 朱元璋。乞丐出身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人当官,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结拜为金兰兄弟。明政权定都南京 后,要修筑城墙,沈万三出巨资,独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还献出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朝廷上下对 之称颂不已。

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要犒劳三军。朱元璋冷冷的说,“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 来吗?”沈万三应声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非常得意,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皇帝脸色的变幻。《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一段交谈: 皇帝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权年代,谁是老天?当然还是皇帝也。马皇后的意思其实是,还没有到杀沈万三的时候。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每次朝代 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涣散,民间的势力强大,才造成了祸乱。 因此,当他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正是这种心理的条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盘根错节,必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十四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有很多就是富 商地主,据明代学者贝琼的记载,“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定都南京后,朱元璋又先后分两次,把天下 6·73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的一次围歼式的打击,明初名臣方孝孺对此的评论是:“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对于商人阶层“先用之,后弃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见两汉的刘邦、刘秀,后可见1928年的蒋介石,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芨”。对于这种做 法,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明白,他说,“昔汉高祖迁天下富豪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 当剪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1374年(洪武六年),沈万三被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138

有一次,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要犒劳三军。朱元璋冷冷的说,“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沈万三应声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非常得意,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皇帝脸色的变幻。《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一段交谈: 皇帝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权年代,谁是老天?当然还是皇帝也。马皇后的意思其实是,还没有到杀沈万三的时候。

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 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近八十余 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明史·佞幸·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 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归己所有。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万三之子沈文度爬着去求见纪纲,进 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愿意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复兴”,沈文度将搜刮来 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的道理是: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当你面对官员的时候,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到某一天,就会“爬”到地上。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每次朝代 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涣散,民间的势力强大,才造成了祸乱。 因此,当他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正是这种心理的条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盘根错节,必成尾大不掉之势,必须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十四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有很多就是富 商地主,据明代学者贝琼的记载,“三吴巨姓,享农之利,而不亲其劳,数年之中,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定都南京后,朱元璋又先后分两次,把天下 6·73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的一次围歼式的打击,明初名臣方孝孺对此的评论是:“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对于商人阶层“先用之,后弃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见两汉的刘邦、刘秀,后可见1928年的蒋介石,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芨”。对于这种做 法,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明白,他说,“昔汉高祖迁天下富豪于关中,朕初不取,今思之,京师天下之本,乃知事有当然,不得不尔”。

当剪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1374年(洪武六年),沈万三被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1386年 (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 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近八十余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明史·佞幸·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 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归己所有。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万三之子沈文度爬着去求见纪纲,进 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愿意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复兴”,沈文度将搜刮来 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

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 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近八十余 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明史·佞幸·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 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归己所有。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万三之子沈文度爬着去求见纪纲,进 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愿意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复兴”,沈文度将搜刮来 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的道理是: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当你面对官员的时候,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到某一天,就会“爬”到地上。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的道理是:当你是一个经商之人,当你面对官员的时候,千万要堂堂正正地站着和坐住,否则到某一天,就会“爬”到地上。

商人 見官 你坐 坐得 得住 住嗎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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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之前谈改革”系列之三:《企业家的改革使命》 吴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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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 之前 改革 系列 之三 企業家 企業 使命 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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