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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州多家中小企業涉非法擔保倒閉

http://www.yicai.com/news/2011/09/1067115.html

河南：疯狂担保如何刹车

http://www.infzm.com/content/63342

河南23家擔保公司非法吸儲超百億

http://www.yicai.com/news/2011/11/1211774.html

擔保公司變形記：連云港高利貸跑路潮調查

http://www.21cbh.com/HTML/2011-11-26/3MMDcwXzM4MzE3MQ.html

一個民間借貸者的突然死亡，引發了江蘇連云港金融圈的一系列「跑路」事件。

「只要是搞過民間借貸的人，不管有無關聯，紛紛到各自的上下家收錢，最終處於頂端的擔保公司頂不住了。」當地知情人士對本報表示。

一個月前，連云港市的揚帆、瑞陽兩家擔保公司老闆接連跑路。11月25日，連云港警方向本報記者證實，兩起擔保公司事件的處理已接近尾聲，相關責任人已被控制。

作為正規金融的有益補充，民間借貸本無可厚非。但連云港兩起擔保公司老闆跑路事件，還牽涉到當地的銀行職工。

就連云港的個案而言，當地高利貸、非法集資者與擔保公司之間的資金鏈條已然形成。對於政府來說，如何監管和引導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突然死亡

2011年10月中旬，在連云港從事民間借貸的滕亮突然因病死亡。

滕亮的猝死沒有任何徵兆，因而引發了集資者的擠兌潮，而與滕亮有合作的揚帆、瑞陽兩家擔保公司因此受到牽連。

這三者之間的借貸關係並不複雜：滕亮先從揚帆公司借來1000萬元，再轉手把這筆錢以更高的利息轉貸給瑞陽公司。但誰也沒有料到滕亮的突然死亡。

10月16日，揚帆投資擔保有限公司老闆呂海明突然消失，3天後，瑞陽投資擔保公司的實際控制人王兵也跑路，王與銀行合作的6000多萬元擔保資金也失去了信用保護屏障。

10月20日下午，連云港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金融辦以及銀監分局、公安等部門迅速介入調查。經排查發現，與瑞陽公司合作的銀行包括工商銀行、交通銀行、江蘇銀行、東方銀行等。

這其中，江蘇銀行連云港分行存在風險的銀票敞口1300多萬，據該行一位內部人士向本報表示，「這並不是損失，也不會形成不良貸款，且已追回了一半的貸款。」

「由於王兵是做實業起家，跑路時，旗下仍有5家珠寶專營店，每個店每年利潤約百萬」，連云港銀監分局副局長殷路鳴向本報記者表示，「調查摸清情況後，迅速將王兵資產扣押，銀行也趕到法院申請保全，並與借款企業協商更換擔保機構。」

在連云港有關部門的合力下，王兵在出逃後一週即返回連云港自首。

王兵註冊的瑞陽擔保公司成立於2006年，這一年連云港各種擔保公司不斷湧現。由於當初成立時的門檻較低，全市範圍內擔保公司迅速達到160多家。

據當地知情人士向本報透露，2008-2009年，王兵不再專注於珠寶生意，轉而投資股票、期貨以及房地產開發。

一位與王兵有過接觸的浙江企業主告訴記者，王兵在玩大之後「更顯豪氣」，而各家銀行也不斷追捧他。2010年，瑞陽擔保公司註冊資本提高至6000萬元。

由於擁有擔保公司這個平台，王兵吸引了各路投資者，這其中就有滕亮的1000萬。實際上在事發後，王兵每年需要支付的高利貸利息就超過1000萬元。

「股票市場上王兵並不專業，搞地產需要大量資金且源源不斷，王兵玩不轉，最終資金鏈斷裂」，上述企業主表示，尤其是滕亮的突然死亡令王兵的瑞陽公司雪上加霜。

殷路鳴向本報表示，瑞陽擔保公司雖然因為資金問題出現崩盤，但其涉及銀行款項的風險已經被控制，不會產生太大影響。

連云港目前約有160餘家擔保公司，其中融資性擔保公司84家，涉及銀行擔保貸款金額約150億元，「風險屬於可控範圍之內，」殷路鳴說。

在接受本報採訪時，地方政府堅決否定了「王兵將家人送到國外並捲走1.2億元」之說。

揚帆涉嫌非法吸儲

揚帆擔保公司的事發，則更令監管層憂慮，該公司實際控制人之一的呂海明系銀行員工。

記者多方證實，滕亮的1000萬高利貸款項來自揚帆擔保公司。經連云港政府部門排查，揚帆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

本報獲得的資料顯示，揚帆擔保公司成立於2009年2月，一年後更名為揚帆投資公司，註冊資本金1000萬元，其中呂海明、李吉柱分別出資490萬和510萬元。

由於呂海明曾在建設銀行連云港分行工作過，並擔任過某支行的管理人員，背景和人脈網絡清晰，在其跑路後的第三天便被警方控制。

本報從當地銀行系統獲得的資料顯示，揚帆公司涉嫌違規吸納的公眾資金約1.3億元，吸收的存款利息在2分—9分不等，牽涉到300多人，目前已逐一登記完畢。

實際操作中，揚帆公司的股東李吉柱成立了一家「龍珠理財公司」，負責高息吸納公眾存款，而呂海明則利用存款進行放貸和投資。

「如果不是滕亮突然死亡，估計問題不是很大，但由於信息不對稱造成了百姓大規模擠兌」，一位給龍珠理財提供了50萬元（月息3分）的人士告訴記者。也正因為百姓擠兌不成紛紛報案，揚帆公司事件才得以浮出水面。

由於高額利息支付及時，揚帆公司曾在民間有不錯的口碑，「即使8月份陸續有人提現，也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重視。」 上述給龍珠理財提供資金的人士說。

有關揚帆公司的具體案情，連云港方面以「正在排查」為由拒絕透露更多信息。不過有當地銀行人士向本報證實，建行原職工呂海明是被警方控制後才從銀行「主動辭職」的。

此外，連云港跑路的民間借貸者不止是揚帆和瑞陽兩家。本報從當地銀行人士處獲悉，月餘前建設銀行連云港分行新浦支行原副行長顧某某涉及高利貸資金6000多萬，隨後顧與全家悉數跑路。建行總行曾派調查組前來調查，顧返回自首後也主動辭職。

被轉嫁的風險

殷路鳴向本報記者坦承，在兩家擔保公司老闆跑路之前，政府對擔保公司的運營監管一向較為重視，但監管手段相對落後。

在目前的體制構架下，融資性擔保公司在經信委系統核准登記，小額貸款公司由政府金融辦負責管理，而非融資性擔保公司的監管則處於真空地帶。

擔保公司的迅猛發展，與銀行的直接推動亦有明顯的關係。

商業銀行與擔保公司合作的目的是為了轉移風險。實際操作中，能控制風險的中小企業客戶早被商業銀行納為己有，往往把一些償債能力較差的「垃圾客戶」與擔保公司捆綁，利用保證金起到約束擔保公司和降低信貸資金風險的作用。

據當地銀行的一位高管對本報記者表示，80%以上的客戶都是銀行自己做，20%風險較大的企業客戶，銀行才會選擇與擔保公司合作。

由於目前在商業銀行的貸款考核中，「中小微企業數量」是一個重要指標，因此銀行不得不快速擴大「風險較大、原本不符合貸款條件」的中小微企業項目數量。

上述在連云港投資的浙江企業主向記者表示，很多時候銀行會向企業主動推薦擔保公司參與借貸業務。

但這種方式反而加重了企業的負擔。「銀行本來就是準備借款給該企業的，卻一定要拉來一個擔保公司，結果是企業多付了利息或手續費。」

目前大多數擔保公司都會要求被擔保的企業向其繳存一定比例的保證金，如某企業向銀行申請貸款100萬元，為其提供擔保的擔保公司會要求企業向其繳存20萬元保證金，企業按100萬元貸款本金向銀行支付利息，實際得到的融資僅為80萬元。

擔保公司變形

蘇州某商業銀行的人士告訴記者，如果企業正常經營，則擔保公司每年可獲得相當於註冊資本金10%的利潤，「這是相當可觀的收入」。

2006年之後，擔保公司越來越多，「當時的門檻較低，一般有個幾百萬的資金就可以註冊成立。」殷路鳴表示。

2008年—2009年期間，在國家4萬億投資拉動下，擔保公司數量井噴，「這個過程中，很多從事高利貸的人就註冊了擔保公司，甚至一些銀行的人和公務員成為了實際控制人。」

上述浙江企業主對本報表示，由於國家當前對信貸實行緊縮政策，中小微企業的資金鏈壓力更大，「實體企業貸不到款，可銀行給鋼材城的貸款都是上億，而鋼材城並沒有實體業務。」

而擔保公司的另一個利潤源泉，是利用企業的「過橋資金」壓力。

按理說，企業的貸款到期時，必須歸還全額本金和利息後才能再行申請借款，但問題是，「現在銀行因為資金壓力要2-3個月才能續貸，以往一般是一個禮拜就可以了。」而要維持運作的企業資金鏈不能斷，高利貸成為了其短期借款的主要來源。

於是，這個「時間差」成為擔保公司大顯身手的機會——他們充當了借款銀行的角色。

據前述浙江企業主透露，擔保公司與商業銀行關係密切，對一些貸款到期的企業情況很熟悉。在銀行續貸批准之前，這些擔保公司主動找這類企業，願意提供高息借款，以解企業燃眉之急，等到銀行續貸批出款項時，企業再用來歸還擔保公司的借款。

「可以說，銀行的員工和擔保公司肯定存在著私下的利益輸送，這是存在已久的現象。」這位浙江企業主表示。

當地一位知情人士向本報記者表示，揚帆公司正是扮演了上述角色。

鄭州：擔保狂城 「一池子魚都病了，就是水的問題」

http://www.infzm.com/content/71855

在給擔保公司送了一年多外賣之後，31歲的王剛將10萬元放進這家名叫華大的公司，月息2分1。那是2011年8月，鄭州。

一個月後，利息按時到賬，淨賺2100元。他馬上追加20萬。

半年後，2012年2月29日，他扯著橫幅，與上百人一起聚集在通往華大的路口，希望政府出手幫助討回自己的投資。這樣的街頭劇最近頻繁在鄭州上演，上訪大軍都是河南省各家擔保公司的「理財苦主」。

此時，河南省已有一百多家擔保公司無法按期兌付本息，整個地區風聲鶴唳。在重災區鄭州，政府派駐了五十多個工作組進駐出事的擔保公司。而在金水區 ——這個重災區中的重災區——擔保、投資公司董事長及高管被要求「24小時開機，隨時接受專案組調查，每六個小時上報工作進展」。

2月23-25日，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到鄭州、許昌進行調研，專門走訪了擔保公司等民間金融機構。新華社報導說，他強調要發展和完善草根金融，也強調「要嚴厲打擊非法集資、金融傳銷等違法金融活動，切實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過去幾年，河南省擔保公司膨脹的速度堪稱全國之最——根據河南省民營經濟研究會的數據，2010年底已從2007年的100多家飆升至1640家， 約佔全國的1/4。瘋狂的結果，是這場前所未有的資金之痛——當地業內人士估算說，這次危機將使近千億民間資金告急，波及近十萬投資者。

擔保公司曾經承載著民間金融「開門」的厚望，卻在幾年後成為金融業的一顆「地雷」。河南不過是其中最典型的地方。

多米諾骨牌倒下

聖沃客戶集體追債的第二天，華大出現擠兌。多米諾骨牌隨後相繼倒下——新通商、三六九、寶銀、歐陸、鼎諾等一百多家擔保公司陸續暫停兌付客戶本息。很快，在華悅時間廣場這幢寫字樓裡，十幾家擔保公司只剩三家營業。

在2011年的國慶後，風暴突然而至。

10月18日，王剛路過華大公司，意外發現大廳擠滿了要求提取本金的客戶。按照擔保公司的合同約定，理財客戶可以隨時終止合約，前提是放棄利息。但此時想從華大提前支取本金幾無可能，工作人員正在說服到期客戶續約。

事實上，風暴起源於鄭州成立剛滿一年的聖沃投資擔保公司。

9月19日，聖沃公司老闆稱因借款方逾期還款導致擔保公司無力兌付。十一長假過後的10月13日，近千名客戶擠滿了鄭州浦發國際金融中心聖沃公司所在樓層。據當地媒體報導，這家註冊資本僅為5000萬的擔保公司資金缺口超過15億。

遍佈全省的理財客戶很快得知了「聖沃危機」。由於聖沃承諾的利息之高在業界幾乎無人匹敵，坊間傳言不少擔保公司將客戶資金投入聖沃套利。

此時，中國經濟在狂飆突進多年後，增速突然放緩。在緊縮的貨幣政策下，全國各地的資金鏈都開始緊繃，民間金融盛行的浙江、廣東、福建等地，都不斷爆發出資金鏈危機。

鄭州也人人自危。就在聖沃客戶集體追債的第二天，華大開始出現擠兌。多米諾骨牌隨後相繼倒下——新通商、三六九、寶銀、歐陸、鼎諾等一百多家擔保公司陸續暫停兌付客戶本息。很快，寫字樓華悅時間廣場裡的十幾家擔保公司只剩三家營業。

「風控嚴格很多，擁有撥備、存准的商業銀行都無法抵擋大規模的擠兌，更何況參差不齊、缺乏監管的擔保公司。」河南工業大學經貿學院教授張樹忠說。

風暴過處，哀鴻遍野，一點可能的挽救機會都沒有留下。

起初，華大公司的董事長丁彥柯、財務總監宋沛還駐守公司，曾先後拿出六套不同的還款計劃，勸說客戶。但計劃一再落空，投資者堅決要馬上還錢。11月 30日，丁彥柯被寸步不離的客戶圍困在華大的辦公室。當時的目擊者稱，丁一睡著，就有憤怒的投資者朝他扔玻璃瓶，將其驚醒。三天之後的週六晚上，一群分公 司的業務員將丁解救出華大辦公室，此後他再未出現。

除了114名客戶於幾天後收到華大付的1000元利息外，其餘所有兌付計劃宣告失敗。華大公司提供的擔保合同情況表顯示，截至2011年12月20日，華大資金缺口約4億元。

南方週末記者看到，華大公司八百多平米的辦公場地早已人去樓空，公司電腦的主機硬盤都已被拔走，只剩下大廳正中央一個玻璃櫃子——裡面擺滿各種機構頒發的榮譽牌匾，比如河南電視台評選的「十佳最具誠信投資擔保公司」、東方今報頒發的「2010年度最佳理財獎」。

「4萬億」，從崩潰邊緣到幸福頂峰

樓市救市政策，把擔保業從崩潰的邊緣直接送上了幸福的頂峰。

在2008年之前，河南擔保業風平浪靜。

2001年，在商業銀行工作了11年的李文凡下海，創建河南邦成投資擔保公司。這是河南最早的擔保公司之一，他看中的是中小企業融資這片藍海。

邦成最初只是幫中小企業的銀行貸款作擔保，但囿於銀行貸款額度和效率的限制，2003年逐漸推出民間融資擔保業務。

這個後來在民間借貸領域赫赫有名的「邦成模式」，最大特點是「一對一」、「不摸錢」和「透明操作」——一個借款人對應一個出資人，由公證部門對借貸交易進行現場公證。資金不需要通過擔保公司，擔保公司只收取擔保費，並承擔代償責任。

這個「邦成模式」後來又被叫做「鄭州模式」，與以熟人借貸、地下錢莊為代表的「溫州模式」和以民間借貸中介為代表的「青島模式」並稱中國民間金融的三大模式。

波瀾從2008年底意外出現，由金融危機後的政策變化掀起。

這年10月底，為了緩解全球金融危機給中小企業帶來的融資困境，中央財政增撥10億元，主要採取無償資助方式，用於彌補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代償損失。

兩個月後，工業和信息化部又專門下發通知要求各省發展擔保業以支持中小企業。這紙紅頭文件成為擔保行業的「重大利好」，各省相繼對融資擔保開閘。

另一項樓市救市政策，則把擔保業從崩潰的邊緣直接送上了幸福的頂峰。

伴隨著自2003年以來房地產市場連續五年的高歌猛進，大量資金經由擔保公司擔保流入房地產行業，而受金融海嘯與樓市調控所累，地產業驟冷，殃及擔保業。當年11月，鄭州地王「藍堡灣」項目就因資金鏈斷裂殃及數十家擔保公司。

然而，2008年末至2009年初，政府迅速而強力的樓市救市措施將大批地產公司從生死線邊拽了回來，房價上演驚天大逆轉，差點還不上錢的地產公司 「鹹魚翻身」，讓擔保業跟著飛上天堂——當時在鄭州流傳甚廣的一個故事是，地產公司向擔保公司借了一千萬，一年之後連本帶息還了兩千萬。

「但是他們把這種豐厚的利潤當成了常態。」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業內人士回憶，「他們認為樹能長到天上，股票能漲到2萬點。」

三年的野蠻生長由此開始，大量投機者湧入這座冒險天堂。到了2010年，全省獲得省工信廳備案證的擔保公司數量已經比三年前翻了十倍，飆升至1640家。

聯合理財，擊鼓傳花

2010年下半年開始，「放貸」不再只是有錢人的賺錢方式，而是成為一場全民的擊鼓傳花遊戲——無處投資的老百姓，熱切渴望著能擠上這列財富快車，卻對它的危險渾然不覺或者有意忽略。

在這根資金鏈條上，擔保公司一手牽著放錢的人，一手牽著要錢的人。

十一五期間，鄭州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而位於金字塔底層的中小企業卻長期忍受著資金的飢渴。要錢的公司絡繹不絕，再多的錢也不愁借不出去。

於是，突然湧進這門生意的上千家擔保公司，開始爭搶「放貸者」。

那時候，走在鄭州街頭，公交車車身、出租車後窗和當地晚報廣告版全是擔保公司的理財廣告，四五家擔保公司的業務員長期蹲在鄭州市幾處高檔住宅小區門口搶客戶。

此時，在負利率背景下，大量的錢正困在籠中渴望出口。國泰安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顯示，2010年河南省城鄉居民儲蓄規模達到近1.3萬億元。

「民間金融長期沒有一個合理的制度安排，體制機制沒有跟上經濟發展的要求。投資無門，中小企業告貸無門，被金融壟斷壓抑了。」一位不願具名的當地監管部門人士說。

擔保公司的理財廣告因此極具誘惑——如果擺在你面前的是收益率和安全性都無法預期的股票和期貨，安全性滿分但收益幾乎為零的銀行儲蓄，或是安全性和收益率都能拿五顆星的「擔保理財」，你會做何選擇？

在滾雪球般的慾望中，「邦成模式」終於在越來越激烈的競爭中無法避免地走了樣。

擔保公司的利潤來源，從收2%-3%的擔保費，變成了收「存款」與「借款」之間的利差。

隨著資金鏈越來越緊，經濟失血加劇，利差的空間越來越大。擔保公司的「攬儲」也因此愈加瘋狂。

「2010年上半年沒聽說過給出資人超過2分的息，邦成給的是9釐、1分，」當地擔保業一位主管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下半年開始，從2分、4分一直漲到8分。」

聯合理財，正是在此時成為火爆的新名詞，取代了過去「一個借款人對一個出資人」的「一對一」模式。從此以後，「放貸」不再只是有錢人的賺錢方式，而成為全民的擊鼓傳花的遊戲——無處投資的老百姓，都熱切渴望著能擠上這列財富快車，卻對它的危險渾然不覺或者有意忽略。

正是在此時，王剛在華大公司出具的三方擔保合同借款人一欄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借款金額10萬，期限三個月。合同標明的月息為1分6，「實際月息是2分1」。

簽字、刷卡例行公事，王剛沒有見到借款方代表，也並未過問借款方的還款實力，只是聽業務員說借款方有現房抵押，一旦還不上錢，房產能劃給王剛。

同樣的方式，64歲的國棉五廠退休職工李鐵梅瞞著老伴和女兒，帶著銀行戶頭裡全部的32萬元積蓄輾

轉找到了華大公司加入全民放貸大軍，「朋友介紹這裡息高」。

她緊緊地攥著合同，卻對自己借貸的項目一無所知。她的邏輯裡，「公司牆上掛著政府頒發的備案證」足以確保這項投資萬無一失。

他們都忽略了擔保業的危險。2011年6月11日，河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在其網站對外正式公佈了「首批融資性擔保機構經營資格初審合格企業的名單」，合格率不足20%。

但那時候，讓擔保公司做理財看上去是一個穩賺不賠的買賣。

在2011年9月以前的兩年時間裡，除了一家名叫誠泰的小公司發生資金鏈斷裂外，理財客戶們幾乎從未聽到過擔保公司有問題的壞消息。而誠泰出事被很多人認為是「股東吵架出了事」，這個案子很快淹沒在席捲河南的「到擔保公司去理財」的熱浪中。

一位擔保公司股東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不少人透支信用卡提取現金，甚至將房產抵押到銀行，貸款出來放到擔保公司」。

陳奕標和他的擔保鏈

http://www.eeo.com.cn/2012/0408/224158.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許偉明 吳娓婷 譚蕊 春節前兩天，楊凱（化名）接到工行的電話稱其借的1000萬元提前一年半到期，原因是擔保公司出了問題。

楊凱是廣東省一家水處理技術公司的老總，去年，他通過廣東華鼎融資擔保公司（下稱「華鼎」）、廣東創富融資擔保公司（下稱「創富」）從銀行借了這筆錢。但他稱，這筆錢他分文未得，而是被華鼎、創富截留挪用。

3月13日，公安經偵部門相繼以涉嫌貸款詐騙罪帶走華鼎7名高管並進行刑事拘留，不過蹊蹺的是，當天身為華鼎和創富實際控制人的陳奕標獨自從廣州前往澳門，次日凌晨出現在香港，隨即飛往美國。

他的「跑路」不僅讓數百中小企業主陷入被銀行追債的困地，而且還引發了廣東擔保業前所未有的大地震。

官方統計顯示，涉及華鼎、創富貸款擔保的中小企業有446家。據悉，被陳奕標截留挪用的資金約19億元。在此之前，陳奕標在北京的中擔融資擔保公司（下稱中擔），也被傳出截留挪用銀行貸款13億元。

標哥「跑路」

作為風暴眼的中心，位於廣州珠江新城盈隆廣場42層的華鼎總部，卻一派清淨。

華鼎的大會議室的顯眼處擺放著陳亦標與政府官員握手合影的照片。照片裡的他形象單一：深色西裝、淺襯衫、紅領帶，總戴眼鏡，總在笑，總和人握手。

陳奕標自己身兼廣州市青年企業家協會會長、中小企業融資促進會會長、廣州工商聯副主席，並曾是廣東省人大代表。另一處牆壁的匾額顯示，華鼎是廣東中小企業促進會和廣東信用擔保協會的「副會長單位」、工行鑽石3A級優質客戶，以及廣東首批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示範單位。

華鼎官網自稱「擁有廣泛深厚的政、經、銀、商協會資源」。楊凱相信這種說法，「我們當然覺得陳奕標的背景人脈很廣，尤其是他有政府的支持，應該是可 靠的。」過去幾年華鼎、創富的業務推廣中，政府支持力度不小。楊凱就是在一次工業園區組織的推介會上和華鼎、創富搭上線的。在一些城市，華鼎的推介是直接 由當地中小企業局幫忙。有些地方政府還承諾，若企業和華鼎合作，政府幫墊付其中7％的保證金。在陳奕標所控制公司的董事名單裡，記者發現了多名政界人士的 名字。

楊凱說，2009年他開始和華鼎、創富的人員接觸。起初，通過二者借來的銀行貸款都能到自己手裡。後來合作深入，擔保公司開始截留挪用他的貸款，比例按雙方私下協議商定，挪用後逐步歸還。去年5-6月，他借的1000萬元全被挪用。不過這回，陳奕標「跑路」了。

跑路消息在2月初傳出。但當月12日，華鼎官網稱，陳奕標是去香港治病。一天後，陳奕標向媒體承認了公司資金鏈緊張一事。當時，中擔已停業，房租、物管費都沒交。

3月，華鼎危機發酵。9日上午，與華鼎合作借款的中小企業主向公安、銀監、金融辦等部門報案，上訪多日後，公安經偵部門立案調查。當天，陳奕標率公司高管向廣東省金融辦匯報，承認共挪用19億元資金。

楊凱等中小企業主組成「自救會」。在陳奕標跑路前幾天，楊和陳見面商談過一次。

3月12日，華鼎對外稱陳奕標心臟病復發，需療養，並稱正全力追回在外的約11億元應收賬款，包括投資典當貸款約6億元和代償資金約5億元，以緩資 金壓力。第二天，公安經偵部門相繼以涉嫌貸款詐騙帶走華鼎7名高管，並行刑事拘留。同一天，陳奕標獨自從廣州前往澳門。次日凌晨出現在香港，隨即飛往美 國。3月21日，創富的4名高管也被拘留。

資金鏈條

一名廣東農行的信貸人士稱，因為相比抵押擔保，保證擔保的風險大，銀行對放貸的額度、程序非常嚴格。

不過，華鼎、創富的客戶們的說法與上述銀行人士所說完全相反。「銀行和擔保公司鼓勵我們多貸，你只要100萬，他們鼓勵你貸300萬。」一位曾姓企業主的這一說法得到了其他多名企業主的證實。

按照程序，企業只有提供了購銷合同，銀行才會放款。據本報調查，通過華鼎、創富的貸款所涉及的購銷合同有很多蹊蹺之處。多名企業主的信息顯示，廣州 卓彬貿易有限公司（下稱卓彬），廣州杉富諧貿易有限公司（下稱杉富諧），「大旺建材」等公司，經常作為採購對象出現在企業購銷合同中。

工商資料顯示，卓彬和杉富諧註冊日期只相差一天，註冊資本、實收資本、登記機關、經營範圍都一樣，地址都在廣州天河某個樓房裡。杉富諧的法人代表是陳琰。巧合的是，華鼎公司也有人與之同名。

多名企業主稱，上述企業都是華鼎人開的，是陳奕標的親戚、員工，甚至保安，大部分在今年1月註銷了。幾百家生產企業，來回只和10-20家公司簽合同。有些合同很離譜，一家農資公司，採購對象竟是五金公司。

在開立貸款賬戶時，華鼎或創富與企業同時加蓋自己的印鑑，以使資金在支配必須經由華鼎、創富的同意。

據瞭解，每個企業都會和華鼎、創富簽訂「理財協議」，約定銀行貸款被華鼎、創富截留的比例以及收益率。有的貸款被截留50%、70%，有的則全部截留，年收益率則一般是12%-15%。

楊凱稱，中小企業成了擔保公司的棋子，由於資金之渴難解，所以不得不飲鴆止渴。事實上，企業通過擔保公司貸款的成本不低。楊凱說，加上擔保公司抽取的4%－5％的擔保費和貸款額20％的保證金等，融資成本超過15％。但若選擇通過擔保公司「理財」，就可以省下很多成本。

理財週報報導，截至去年底，華鼎和創富在各銀行的在保餘額是51億元。其中在工行最多，為19億元。農行和中行次之，在保餘額分別為7.8億、 7.4億。國開行、交行、廣發、民生等亦牽涉其中。記者另悉，陳還捲走了數億元私人借款。「從化有個台商借給他1.1億，順德的一些老闆借了2億以上。」

折戟投資

據悉，陳奕標將截流的部分貸款用來擴大擔保公司的股本，很多貸款企業「被股東」——不拿擔保公司股利，而是拿固定的年回報率。資料顯示，華鼎 2003年成立後的6年內增資12次，註冊資本從1000萬元激增至7.6億元。創富在2007年成立後的4年內增資6次，註冊資本由4000萬元激增至 5.7億元，增幅13.25倍。

據廣東某銀行一名信貸人士介紹，以前工行等大行對擔保公司的業務管理粗放，授信額度一般是擔保公司註冊資金的10倍。而這正是陳奕標熱衷於給旗下擔保公司不停增資的原因。

知情人士稱，華鼎等玩的是滾雪球辦法：挪用貸款擴充資本——銀行授信額度增加——再挪用擴充。由於資金主要來自「被股東」的企業手裡，陳奕標自己只 需支付不超過20％的擔保費和給企業的固定回報。該人士稱，擔保公司是陳奕標金融帝國的基石，陳以擔保業所獲資金去海內外資，奈何海內外投資效益亦不佳。

3月9日，陳奕標向廣東省金融辦匯報時亦稱，共有19億元資金被挪用，主要流海外投資。本報調查獲悉，陳通過在開曼群島註冊的公司收購了香港上市的 嘉禹國際（01226.HK，後改名中國投融資集團）、泰潤國際（00204.HK，後改名中國投資開發），不過，這兩家企業經營狀況不佳。

港交所公佈的信息可窺見陳奕標對嘉禹國際和泰潤國際的投資路徑。嘉禹國際在2010年10月26日的公告稱，Sky　Year　Limited公司 以6100萬港元購入嘉禹國際21.67%股份成為大股東。陳奕標胞弟陳奕權擁有Sky　Year55％股份，同時為嘉禹國際執行董事。次年5月，Sky 　Year　出資約1.3億港元認購嘉禹國際1.13億股。而嘉禹國際的盈利狀況不佳。2010/2011財年錄得虧損831.9萬港元，同比增長 73.4%。2011年中報顯示，純利367.8萬港元，但利潤的增長卻是來自Sky　Year豁免的一筆1600萬港元的股東貸款。陳奕權與嘉禹國際董 事會主席謝樂山均為華鼎高層，現已失蹤。3月29日，中投融發佈公告，董事會嘗試與陳亦權、謝樂山聯繫，但未果。

港交所信息還顯示，陳奕標以6000萬港元收購泰潤國際。該公司2009年-2011年除稅前虧損分別為509萬港元、2580萬港元和1328萬港元。目前，泰潤國際正忙著出售一些子公司，回報僅以百萬港元計。

在大陸，陳奕標的投資也不見回報。知情人士稱，華御典當行是目前「華鼎系」最值錢的資產，陳奕標及其關聯公司擁有華御35％的股份。有媒體報導，截至去年底，華御資本總資產1.7億元，負債5700萬元，收入5000萬元，還有應付款5000多萬元，基本不賺錢。

而導致陳奕標資金斷流的致命一擊是銀行信貸緊縮。廣東一名銀行信貸人士稱，以前，工行等對擔保公司的授信額度一般是註冊資本的10倍。由於去年溫州 發生信貸危機，工行總行要求各行把對擔保公司的業務納入統一授信管理，授信的額度大為削減，該項業務還得從原來的上報分行改為報總行審批。而工行是華鼎、 創富的最大合作方。

上述人士介紹，銀行的信貸緊縮開始於去年11月左右。陳奕標只支撐了兩個月資金鏈就斷了。接著，楊凱就接到了工行的催款電話。

杭州：擔保之網如何「解套」

http://www.infzm.com/content/77889

無數浙江的大中小企業，通過縱橫交錯的擔保之網異常緊密地糾纏在一起。銀行間的激烈競爭，與金融危機後的刺激政策，更加促進了這張網絡的生長。於是，危機一旦出現，便成了火燒連營。 

一道沉重的選擇題——要麼欠貸不還，要麼讓資金鏈斷裂。這是許多杭州企業正面臨的痛苦抉擇。

對於中國經濟來說，無論選擇哪個，都代價慘重：前者會造成金融資產的迅速惡化，後者則會牽連大批企業直接墜入破產深淵。

「辦企業十多年，即便是2008年金融危機，我也從未像現在這樣對資金感到如此恐懼。」一位捲入危機的企業主，心有餘悸地對南方週末記者說。

這場危機，被當地的銀行業人士稱為「史無前例」。來自銀監局的數據顯示，浙江省2012年4月底不良貸款為637億，比年初增長145億，增幅近30%。

杭州家具商會一份統計資料顯示，僅僅是在家具行業，擔保圈所涉及的企業就有100多家，債務金額超過100億元。而根據上市公司公開資料，綠城、新湖中寶等13家浙江上市公司為23家非關聯方提供了擔保，涉及金額25.5億元。

眼下的杭州，企業與銀行都人人自危，政府也開始全力介入。

今年以來，杭州市政府及各區縣政府已經密集召集受擔保圈信貸危機波及的企業和各家銀行召開協調會，試圖說服銀行停止從企業抽貸，以控制危機的迅速蔓延，但收效甚微。

2012年6月20日，浙江省政府召開主題為「改善金融發展環境、確保經濟穩定增長」的視頻會議，省長出席，杭州市政府「針對當前企業出現的資金鏈斷裂等風險」發言。

「到現在為止，整個盤子擴散到底有多大，我們心裡一點底都沒有。」杭州市經信委副主任徐虎忠曾這樣表示。

自從2011年9月溫州大規模爆發跑路潮以來，資金斷裂企業名單就一直在不斷刷新——中江控股、高盛科技、康輝銅業、廣業鋼鐵……一些小公司的資金 鏈緊張，如何引發了這場大面積的危機？擔保圈信貸危機如何像黑洞一般，捲進越來越多的企業？南方週末記者記錄了其中一個典型故事，一家公司如何直接將至少 三十餘家公司拖入危機。

尚德反擔保騙局調查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1-16/100461357.html
2012年11月5日，陰天。從衛星上看，尚德集團總部樓頂的兩塊巨大的太陽能電板像尚德在太陽能之旅的兩翼，但到了地面，從電板縫隙中走入，樓裡空空蕩蕩，裁員、變革、救助與混亂籠罩了在樓裡辦公的人。

　　這座大樓是四年前總投資約3億元的全球最大的光伏建築一體化低能耗生態建築。彼時是尚德與其締造者施正榮的光榮標誌。如今，大樓內部的如跳水台般的觀景台成為這家企業景況的最佳隱喻——集團在美國的上市公司尚德電力控股公司（紐約交易所代碼:STP，下稱尚德電力），股價從最高位約90美元/股「跳水」至今年最低位的0.7美元/股。

　　這家曾被無錫政府和眾多銀行鼎力支持的光伏企業，沒有逃過產業的嚴冬，尚德電力已從上一年2億美元淨利，變成2011年淨虧10億美元。尚德電力的主要資產無錫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目前由尚德電力100%持股，下稱無錫尚德）從2010年的淨利潤12億元一下跌至2011年年底虧損6億元。此前被高速增長和大手筆投資所掩蓋的問題逐步顯現。按尚德集團一位高層的話說，「它已經喪失了原有的競爭力細胞。」

　　同行中，國資已入局賽維。尚德如何脫困仍未有定案。早在今年5月，施正榮已在尋求施救方案。是將無錫尚德破產還是繼續尋求輸血？財新記者從國聯信託的高層獲悉，政府、企業與投資者目前討論的方案，是讓無錫市國聯和無錫市產業集團各出1億元為無錫尚德做資產擔保，向銀行貸款，繼續對危在旦夕的病人輸血。目前中國銀行已經拿出2億元貸款放在無錫尚德的賬上。

　　2億元恰好是尚德目前已經逾期的貸款額。財新記者查閱當地銀行徵信系統數據發現，無錫尚德現在銀行貸款為39億元，借款餘額（包括保理、貿易融資、信用證、保函、銀承等）為86.68億元，這還不包括其發行的債券、或有負債以及應付賬款。

　　未來六個月之內無錫尚德還有14.15億元的貸款即將到期。

為何堅持「反擔保」

　　尚德危機真正為外界所知，始於2012年中爆出的反擔保騙局。按照尚德電力的說法，這起「騙局」的製造者是它的關聯方——全球太陽能基金（Global Solar Fund, S.C.A,Sicar 下稱GSF）。

　　2012年7月30日，尚德電力發出一紙公告稱，2010年5月，GSF的下屬公司Solar Puglia II, S.ar.L（下稱Puglia）從國開行獲得5.5億歐元貸款，用於其位於意大利的太陽能電站建設項目，尚德電力為這筆貸款提供了擔保。其後GSF的母公司GSF Capital Pte Ltd(下稱GSF Capital)提供賬面價值為5.6億歐元的德國債券，為尚德電力「反擔保」。然而公司調查發現，這筆承諾用於對其「反擔保」的債券，「可能並不存在」。時任尚德電力主席兼CEO的施正榮表示「對此非常失望」。

　　但財新記者獲得的資料顯示，作為GSF的實際控制人和管理層成員，如果說施正榮對GSF在這筆「可能不存在」的德國債券上的各種操作毫不知情的話，實在有些勉強。

　　國開行前後給予GSF的子公司Puglia兩期授信，用於Puglia在意大利投資的電站。第一期5.5億歐元，第二期9億歐元。

　　國開行當時對於這筆貸款相當積極。2010年初，國開行的業務人員提出，意大利補貼電價會隨著建成日期不同而變化，希望Puglia的太陽能電站項目盡快建成。其時，意大利一家當地銀行已對GSF另一個30兆瓦電站項目發放了貸款，國開行擔心：「如歐洲銀行流動性逐漸恢復，將不利於我行融資競爭，我行對借款人建設的電站一次性承諾有利於在市場競爭中佔據有利地位。」因此，國開行的項目評審建議一次性同意對總共238.89兆瓦的GSF電站貸款，根據審批進度分批簽訂貸款合同，成熟一批、發放一批。

　　2010年4月，國開行為Puglia提供了總額約3.5億歐元的中長期貸款，貸款期限15年，條件是由尚德電力出具擔保合同，此外還包括GSF、項目公司的股權質押、項目公司電費質押等，銀行還與項目公司簽訂保險轉讓協議等。按計劃，這筆貸款將用於支持其在意大利建設的123.6兆瓦電站項目。資料顯示，這一項目還使用了國銀租賃（國開行的租賃業務平台）2億歐元的租賃貸款。

　　在這一貸款合同中，並沒有設定「反擔保」條款。那麼這個「反擔保」是如何產生的呢？對此，一位尚德集團的高層人士向財新記者提供的解釋是，在歐洲，這種項目貸款甚少需要擔保。國開行放貸積極，但要求擔保，為使放款順利，尚德電力出面為這一關聯項目做保。但尚德電力也要保護上市公司股東的權益，於是由借款人方面拿出一個資產，對尚德電力進行「反擔保」。「這不就解決問題了麼？」上述人士表示。

　　尚德電力在年報中說，為保障上市公司的資金安全，GSF的一般合夥人的母公司GSF Capital承諾提供登記在其名下的5.6億歐元的德國政府債券給尚德電力，一旦項目公司違約，尚德可自主出售和處理這筆債券。

　　若借款人和其母公司當時能夠提供「反擔保」的資產，為何不直接提供給銀行做保？國開行顯然也注意到這一問題。在第二期9億歐元貸款的發放時，它提出讓GSF將德國債券質押給銀行。

　　但GSF沒有這麼做，仍然堅持以上述曲折的「反擔保」方式從國開行貸款。

　　實際上，據財新記者瞭解，這筆GSF聲稱要抵押給尚德電力的德國債券，是由一家叫Trastt Capital SA（下稱TCS）的瑞士信託機構持有。TCS是一家金融經營管理公司，提供信託和銀行業務，目前擁有幾十億美元的各種類型國債。GSF如要以上述德國債券為Puglia的貸款提供質押，需TCS將持有的債券轉讓給GSF，TCS會分15年按年收取一定費用作為支付對價。

　　根據中國的《擔保法》，「反擔保」應採用書面形式，依法辦理擔保物登記或移交佔有的手續。但顯然，尚德電力並未履行相關手續。而當時宣稱獲得「反擔保」的尚德電力，也沒有核查GSF Capital這筆價值5.6億歐元的德國債券的真實性。

　　尚德電力在宣佈「被騙」後不久，8月14日再次發佈公告稱，將起訴GSF的負責人羅梅羅（Javier Romero），撤銷其在GSF的管理權，並凍結GSF Capital的資產。施正榮稱，將最大限度地保護股東利益。

　　不過，事情至此，紙包不住火。一位尚德高層指出：「GSF實際的控制人不就是施正榮麼？他怎麼會不知道呢？」

GSF的奇特結構

　　財新記者發現，施正榮既是GSF的個人股東，當時又是實際控股GSF的尚德電力的董事長兼CEO，還是GSF的管理層成員。但奇怪的是，他將公司的運營交給了這個叫羅梅羅的外國人，同時通過公司章程及其它規定弱化了施本人在GSF中承擔的責任。

　　表面上看，GSF由尚德電力控股。這只2008年2月在盧森堡成立的基金，註冊資本3億歐元，原定總募集目標是5億歐元。尚德電力當時成立基金的目的是在歐洲建設1200兆瓦的太陽能電站。

　　從GSF的股權結構可以看出，它的管理機構、人員和股東高度重合。GSF現有股東有五個，其中，Global Solar Fund PartersS.a.r.l（下稱GSF Parters）、GSF Capital，和Best Regent（Asia)）Group Limited（下稱Best Regent）是最初的出資人；2008年9月又增加了尚德電力國際公司和明途控股兩家公司，這都是尚德電力的下屬公司，二者在GSF合計持股86%。

　　施正榮個人通過Best Regent持有GSF 10.67%的股權，羅梅羅通過GSF Parters和GSF Capital 持股3.33%。

　　不過，按照GSF的章程規定，出資人分兩種：一般合夥人和普通股股東。一般合夥人是無限責任股東，對其超出法律規定的操作，如故意、舞弊行為造成後果承擔責任；普通股股東則為有限責任股東，以其出資額承擔責任。在GSF持股僅為0.003%的GSF Parters是一般合夥人，其餘股東均為普通股股東。

　　此外，GSF管理層也分為A、B兩類，A類管理人為羅梅羅，負責GSF日常運營；B類管理人包括時任無錫尚德CEO施正榮、首席技術官Stuart Wenham兩人。GSF任何投資決策都需得到A類管理人及至少一位B類管理人的投票贊成。

　　這樣一來，直接和間接持有GSF3.33%股權的羅梅羅，在這家基金的所有投資決策上擁有一半投票權，並承擔無限責任。實際持有GSF絕大多數股份的尚德電力和時任尚德電力CEO的施正榮，擁有另外50%的決策權，不過，無須承擔無限責任。

　　羅梅羅成為這樣的角色，有一定合理性。GSF以在歐洲投建電站為目標，需要做電站項目的籌備工作，由一個在當地有廣泛資源的人負責日常運營，是為上策。公開資料顯示，羅梅羅曾是亞瑟安德森律師事務所資深律師，世界銀行資深顧問經濟學家，具有法律與經濟的雙重背景。2011年，尚德電力在公告中指出，為了感謝和鼓勵羅梅羅在公司的傑出貢獻，公司決定將GSF6.7%的股權轉讓給羅梅羅個人，尚德電力在GSF的股權從86%減至79.3%。GSF的另一特殊之處在於，它是一個高度利用槓桿的基金。GSF的資產主要是對項目公司的股權和債權。基金股本募集採用承諾制，在基金需要時由基金管理人發出資本要求通知，一定期限內到位。一般每次需要股東實際支付20%的承諾出資額。2009年底，出資人承諾募集資金3億歐元，直至2010年9月底，實際出資金額只有承諾的一半。

　　當時，實到資金只有1.5億歐元的GSF，已擁有包括Puglia在內的下屬公司共七家，對下屬公司投資達1.3億歐元，對下屬公司的借款3239萬歐元。而僅Puglia在國開行的兩期貸款金額就達14億歐元。

「電站帶動組件銷售」模式

　　理論上看，在海外投資修建電站是基於光伏市場的成長性。歐洲光伏協會EPIA曾預測2014年全球太陽能光伏裝機容量將達3萬兆瓦。「在海外建電站，耗時最長的是前期籌備，特別是融資。而一般只有大型項目才能獲得銀行貸款。」一位光伏企業人士稱。金融危機發生以後，歐洲銀行流動性偏緊，歐洲當地太陽能項目轉而向資金充裕的國開行申請融資。此時，由於上游的中國光伏製造已經產能過剩，尚德另闢蹊徑，在境外修建電站以確保自家光伏設備的銷售。此舉亦符合「走出去」的國家戰略。

　　國開行在2010年先後向尚德、天合、航天機電等企業發起太陽能項目授信6.9億歐元。

　　尚德電力以遠在盧森堡註冊的GSF為海外電站投資的工具，正是乘此東風，關係尚德系的整體運營。上市公司尚德電力的主要資產就是生產光伏設備的無錫尚德。對於無錫尚德而言，讓GSF所投資的電站項目購買其相關光伏設備以及承包建設服務，正是所謂的「電站帶動組件銷售」策略。這種運營模式受到組件商的歡迎，既增加了組件的銷售收入，又增加了服務收入和投資收入。同時，高槓桿運作的基金撬動了銀行的貸款。但這整個鏈條的良好運行，均依賴於GSF在歐洲投資的電站能夠運轉正常，並迅速並網發電，獲得來自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補貼。

　　尚德電力2011年年報指出，截至2011年12月31日，GSF投資項目已完成約145兆瓦的發電量，並有143兆瓦的發電量已並網發電。但一位熟悉意大利項目情況的尚德人士透露，「這是一個虛報的數字。截至2011年底，實現並網發電的只有73兆瓦，還有70兆瓦雖已並網但還沒有發電」。這意味著，這些項目的收益情況要遠遜於宣稱。

　　路透社報導則指出，GSF涉嫌為了更快獲得審批，將項目分成若干小單位，建造沒有獲得許可的光伏電站，同時還虛報工程進度，以趕在最後期限內獲得意大利政府的補貼。而尚德電力自己揭示的問題是，GSF一般合夥人的母公司GSF Capital涉嫌「反擔保」欺騙。

　　這些「造假」一旦坐實，將對尚德電力造成傷害。一方面，尚德電力作為GSF投資人，真實的投資收益將縮水。尚德電力年報顯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公司從GSF投資的項目中得到了1950萬美元的投資回報。更重要的是，一旦項目未能如期並網發電，或因違規而遭到處罰，資金流出現問題，為電站貸款提供擔保的尚德電力亦須承擔擔保責任，在「反擔保」成為鏡花水月的情形下，尚德電力的損失在所難免。

　　宣佈受騙後的尚德電力，目前仍未披露估算的損失。

硅採購再曝關聯交易

　　GSF事件曝光之後不久的2012年8月23日，尚德創始人施正榮正式辭任CEO。此後，施正榮在亞洲硅業上的一系列操作也被曝光。

　　亞洲硅業（Asia Silicon Co., Ltd.)是尚德電力的主要供應商。2007年1月，尚德電力和亞洲硅業簽訂一個無條件支付（take-or-pay approach）合同，該合同規定公司將在16年時間裡向亞洲硅業購買總價值達15億美元的高純度多晶硅。

　　亞洲硅業是一家註冊於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公司，股權情況不詳。其製造基地是位於青海的亞洲硅業（青海）有限公司（下稱亞洲硅業青海），2006年12月剛剛成立。工商資料顯示，這家公司與施正榮和尚德系關係非同一般。其董事長是無錫尚德前董事張維國，張維國曾任無錫市風險投資公司投資部經理，在尚德內部人看來，他是施正榮的親信。2007年4月1日，無錫尚德更換董事，由邵華千替換了張維國。飯店英語翻譯出身的邵華千，此前是施正榮的秘書。「大家都叫她『少花錢』（無錫話同音）。」一位原尚德電力高管說。這是一次有準備的更換。2007年6月，無錫尚德在經營範圍中增加了「從事硅材料批發和佣金代理（不含拍賣）業務」。同時，離開無錫尚德的張維國出任亞洲硅業青海公司的董事長。

　　2009年1月，尚德電力又從亞洲硅業股東手中以約810萬美元的價格收購了亞洲硅業12.5%的股份，從那時起，亞洲硅業就成為尚德電力的關聯企業。同年，尚德電力將持股比例提高至20%。2010年，尚德電力獲得410萬美元的投資收益，相當於其投資價格的二分之一。

　　而2010年，尚德電力從亞洲硅業採購了價值7690萬美元的多晶硅，截至2010年12月31日，購買多晶硅的應付賬款是7770萬美元。根據合同，尚德電力購買多晶硅的預付款為8240萬美元。

　　這些動作都發生在光伏產業「擁硅為王」最具有說服力的時候。多晶硅是生產太陽能電池的主要原料。在太陽能電池組件生產銷售剛開始飆升之時，各家組件生產商都預設未來訂單可能上漲，為了能夠及時生產供貨，必須鎖定一定量的硅料。「最貴的時候，硅料價格在每噸300萬美元-400萬美元，現在已跌至18萬美元。」一位光伏業內資深人士介紹。

　　除了與亞洲硅業簽訂長期合同，無錫尚德還通過預付費方式，與國內外主要硅片供應商簽訂固定價格、固定數量的長期供貨合同。例如在2006年7月，無錫尚德與世界十大硅材料供應商之一的美國MEMC公司簽訂了十年總額達60億美元的硅材料供貨合同，尚德電力向MEMC公司提供資金資助，以保證其穩定的供應能力。2007年6月，無錫尚德又與美國HoKu公司簽訂6.78億美元的十年多晶硅供貨合同。

　　2010年，硅價已經開始下滑，但亞洲硅業與無錫尚德又簽署了總額為15億美元、為期七年的長期供貨合同。根據財新記者按照無錫尚德的年報關聯交易的統計，2010年至2011年，無錫尚德向亞洲硅業採購了11億元的多晶硅。

　　 「在硅料價格急劇下跌之時，無錫尚德是以遠高於硅片的市場價向亞洲硅業採購。」一位知情人士透露，當國內最大廠家保利協鑫的硅片價格已經是20美元左右的時候，亞洲硅業的硅片價格依然是30多美元。

　　2011年，在歐洲對於組件需求量大幅下滑，硅價大跌的情形下，無錫尚德於2011年7月初賠款2.12億美元終止與MEMC簽署的十年合作協定，尚德電力得以省下大約4億美元的本錢支出。

　　但與此同時，2011年5月4日，由施正榮家族私有的D&M Technologies Limited (下簡稱：D&M)卻收購了亞洲硅業91.3%的股份。

　　如今，尚德電力和無錫尚德均在谷底掙扎，但依靠當年與尚德簽訂的長期合同，亞洲硅業仍有盈利。

被迫埋單

　　在尚德的後期發展中，地方政府與銀行的作用越來越大。2006年，無錫尚德的短期信用貸款達到8.7億元，較2005年增加了近4倍。

　　彼時的施正榮亦借光伏之風，躍為中國首富。一位建行無錫分行的人士現在回憶道，當時銀行爭相上門造訪，希望能為無錫尚德提供貸款，激烈的競爭下放鬆了信貸條件。

　　無錫尚德2007年的貸款是2006年的1.5倍，2008年又再翻番至22億元，到2010年無錫尚德的短期信用貸款已近50億元。僅四年時間，短期信用貸款增加了6倍。

　　這幾年也被光伏業人士看成行業中的盲目發展期。當時歐洲有強大的市場需求，當地政府為使用光伏組件並網發電的企業提供高額補貼，其中德國的補貼最高。海外需求的飆升刺激了像尚德這樣的中國光伏企業的加速擴張。在無錫，訂單做不過來的無錫尚德，逐漸將訂單分給揚中一帶的小企業。「只要有點錢的人，都想投資到太陽能組件的生產上。」一位無錫市高新區管委會的人士回憶道，賣水泥的、土建、農民全都湧到這行業裡。

　　無錫市政府幾乎瞬間獲得改造農村的「無錫模式」——在政府徵地中獲得拆遷款的農民，用徵地款投資到光伏產業，生產上規模，他們則換裝成為工廠老闆。這一爆髮式的增長，甚至帶動一連串其他配件的生產。例如，玻璃與背板。一家名為「幸福」的玻璃廠老闆便在期間發了財。

　　不過，隨著歐洲市場突然對中國企業展開「雙反」（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包括「老大」無錫尚德在內的整個無錫光伏產業鏈都遭遇重創。

　　2010年間，無錫尚德通過應收賬款貼現方式取得了4.3億元的短期貸款。在銀行業內人士看來，應收賬款貼現相當於「砸鍋賣鐵」。「這是把自己的應收款折價賣給銀行拿筆錢，但這個價格比貸款要高很多，除非現金流非常緊張，否則一般不會做這樣的事。」一位資深銀行人士解釋道。《南方週末》稱，為了保全美國上市公司尚德電力，尚德集團現任CEO金緯提出了讓尚德電力的子公司無錫尚德破產的方案。

　　這不是一個讓各方最滿意的方案。儘管無錫尚德對外宣稱只有1500名員工，但一位熟悉尚德的無錫市政府領導透露，無錫尚德的在職員工至少有4500名。此外，要進入破產程序，無錫尚德需要在現有的資產中承擔一筆不小的破產費用。

　　現在，無錫市政府與施正榮的矛盾已經公開化，但讓無錫市政府頭疼的不光是無錫尚德欠下的債務、人員安置等爛攤子，更重要的是摧毀了「無錫模式」的完美樂章，受影響的絕不只是尚德一家，而是整個無錫的光伏產業鏈，這也使得政府在考慮如何處理尚德的問題時更加騎虎難下。

　　2012年8月，由無錫市市長朱克江擔任組長的無錫市應對歐美雙反、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領導小組和工作服務小組成立。領導小組召集相關銀行協調，確保無錫尚德能夠獲得金融機構集中授信支持。由中國銀行牽頭的金融系統工作組隨後進駐尚德。

　　9月，朱克江前往無錫尚德現場辦公，明確表示政府將支持尚德渡過難關。會上，他表示，「歐美國家這種毫不遵守遊戲規則，遏制中國企業發展的做法（指『雙反』調查），實際上是遏制了新能源產業的發展。作為中國政府，不救企業，不幫企業，誰來關心企業，誰來救？」政府的想法很簡單，只要國外市場能夠恢復，對無錫尚德資金支持足夠多，它能扛住。

　　無錫尚德一位高層對財新記者說，今天的無錫尚德，相當於一個巨大的毒瘤。「是忍痛割掉它，還是動用全身的免疫系統和未來的元氣維持這個毒瘤的生存？是一個嚴峻的命題。」■

小額貸款和擔保公司 江南憤青

http://xueqiu.com/5564897980/22319416
顧名思義，小貸的設立的初衷肯定是為瞭解決小額貸款難的問題，但是小貸公司在小額貸款上的優勢在那裡呢？對於一切以放貸為主營業務的機構，我考慮的問題在三個點，第一資金來源的成本是多少？第二貸款給誰，風控如何把握？第三貸款成本是多少？
　　別的市場上，我不知道，在浙江，我一直在想，從資金來源上來看，為什麼我要參與小貸，我自己本身就能參與放貸，還能通過各種形式避稅，通過小貸的優勢 不明顯，還要受到不斷的監管，小貸又不能參與市場吸儲，資本金用完了就用完了，跟我自己放貸或者借助別的通道放貸，沒有本質區別。實質都是放貸款，並不能 說有牌照放貸款的風險就一定低於我沒有牌照放貸款吧，也不能說有牌照房貸款就一定放的貸款利率就高於我沒有牌照吧？其實恰恰相反的結果是沒有牌照的放的利 率可能更高。那麼小貸的優勢是什麼呢？
　　其實，仔細想想，小貸在當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是很難形成核心競爭優勢的，小額貸款領域的整體壞賬率確切的數字沒有歷史數據，導致大量的銀行等金融機構 其實都不敢過多的介入，小貸公司作為新成立的金融機構，試水將是長期的一個過程，短期內不太有明顯的優勢。所以，仔細看下來，現在江浙很多的小貸公司真正 潛心做小額的，肯定少之又少，即使做的小額貸款，也都是屬於別的銀行客戶的一個配套存在，也就是說，貸款客戶本身並不是小額貸款用戶。簡單舉例就是某個人 在工行貸了三千萬，然後跑到小貸公司那裡順手又貸了一百萬。但是這個人，是不是一定是小貸邊界內的客戶呢？我也不知道！
　　我一直認為，小貸公司是否能在經營期間有效形成符合自身特色的經營風險的理念和風控的制度，是小貸公司能否走到最後的關鍵，而這個卻恰恰是需要長期的 業務實踐才能產生的，換句話說，一百家進入小貸的公司，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下，相信能存活下來的並不會多，關鍵還在於如何穩健經營。
　　這個意義上講，小貸由於缺乏流動性，生存的難度是極大的，跟正規金融機構比較，資金來源成本遠高於他們，而跟民間借貸比，又沒有明顯的優勢，小貸的未 來除了放開吸儲外，唯一的一條生路，那就是約束民間資本只能通過牌照進行放貸，以不形成跟小貸的競爭的狀態。否則我可以想像的到，小貸最終必然還是介入到 高利貸市場，進行違規攬儲，非法集資是必然的事情。設立和不設立小貸基本成了偽命題。
　　而放開吸儲，也就是意味著小貸轉型升級村鎮銀行，我個人卻表示了極大的反對，某個意義上講，雖然小貸我認為沒有意義，但是如果真的能被約束在小額貸款 領域，踏踏實實的做業務，或許也真有可能在中國產生個尤努斯出來。但是如果一旦所謂的升級放開，估計也就沒有多少小貸公司願意在這個領域玩票了。所以，可 以料想到當初加入小貸申請的大量上市公司和民間資本本身的動機就不單純。
　　不過這也只是我自己的猜測，我不看好實際可能發展的很好。用不了多久或許數字會給出答案。但是我堅持我的看法就是經濟形式不斷惡化下，首當其衝是擔保公司，其次就是小額貸款公司。
　　在談擔保公司，我自己在擔保公司呆過，也看過很多國家的擔保業態，其實擔保最大的問題在於盈利模式不合符商業邏輯，我自己對擔保的定性就是擔保在中國 會處於一個逐漸消失的狀態。擔保公司在很多國家都是為瞭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而出現的，但是事實卻證明擔保公司基本上在各個國家走到最後，都依賴財政 補貼存活，什麼東西需要財政補貼？不賺錢的業務才要財政補貼。
　　所以，擔保必然是一個商業模式不成立的業態，但是市場又需要他。而國內的擔保公司很多的都是民營的擔保公司，扣除大量的擔保公司不從事擔保業務，實質從事放貸業務外，實際從事擔保業務的擔保公司其實並不多了，也間接說明就擔保而言，的確是走不通的。
　　事實上，哪怕是有財政補貼的歐洲，在七十年代，大量信貸擔保的機構就紛紛倒閉，特別是1992年瑞典信用保險公司破產後，歐洲金融界基本上全面停止了貸款信用擔保。而恰恰我國的擔保機構主要從事的就是貸款信用擔保，所以我自己對擔保向來是持保留意見。
　　具體到分析上來看，擔保三個致命缺陷無法破解，第一是風險收益不對稱，按照目前擔保公司的收費在3%左右，扣除一個點費用外，大概在2%左右的收入， 我一直跟很多人分析一個邏輯是，中農工建，成立幾十年的金融機構的壞賬率在多少水平？我想如果扣除銀行貸款裡面大量不會壞賬或者說可以用流動性來彌補和掩 蓋的的貸款，我想這個數字不會低於2%，銀行的風控制度和擔保公司的風控制度相比，銀行的工作人員的能力與擔保公司的人員能力相比，我認為即使不敢說超越 擔保公司，但是總不會差了太多吧。
　　第二就是流動性風險，銀行有很強的流動性，理論上銀行只要不擠兌的流動性風險，壞賬再高也沒有關係。而擔保公司不同，擔保公司的流動性就是代償，一旦 無法代償，就造成了信用擠兌。這種信用擠兌很可怕，當年的中科智，只是一家銀行發出代償聲明，就會導致連鎖反映，一旦一家銀行停止合作，擔保公司就會被其 他銀行停止，連鎖式的反映的後果就是擔保公司的信用被擠兌。
　　第三點很關鍵的是擔保公司的客戶群的風險度要遠高於銀行，按照我對浙江的理解，浙江的銀行的風險容忍度已經很高了，其實現實情況也是如此，很多擔保公 司都做不了的客戶，一些銀行反倒直接能做，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銀行做不了的客戶，擔保公司如果去操作的話，風險度其實是大大抬高的。客戶群體的不同很大 程度的決定了風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大大加大。
　　所以擔保作為一種金融業態，在浙江很多時候，其實是高利貸的另外一個代名詞，浙江幾百家擔保協會，真正從事擔保的不會超過三十家，其中，我到是一直覺 得浙江省擔保裡面可能也就中新力合是為數不多真正在中小企業擔保上做出成績並且可能一直維持下去的為數不多的優秀企業了。
　　說的有點多了，不過之所以提這兩個業態，是因為在浙江，中小企業佔比過大，而能貼合中小企業的，除了小貸就是擔保，而恰恰這兩個在浙江卻一直未能有效 得到金融監管呵護，這兩個業態，尤其是後者，基本都處於放任自流的狀態，反倒，最近省金融辦成立了小貸監管處，或許對小貸尋找出路可能是一個利好消息。

也談擔保公司、小貸公司、私募債（一） 江南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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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溫州金改的研討會上重點討論了溫州金改政策的利弊得失，其他不去分析，但是重點提到了允許小貸公司發行私募債的問題，覺得是一個較大的突破，比較大的解決了小貸公司無法擴大放貸資金來源的問題，另外也順便提了下擔保公司的發展前景的問題。

　　我覺得挺有意思的，其實我自己覺得當前中國金融特徵的核心點其實是分業經營，然後以此為核心基礎造成銀行強勢地位，分業經營的另外一個層面其實是牌證制，形成這種機制有很大的歷史原因，按照浙大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汪煒汪老師昨天的說法，主要是我國在金融風險管理能力還不足以進行更好的金融管理，只能採取較為簡單和可操作的牌證制，只能將各個金融行業區分出來，予以發放牌照，以最大限度的達到可控的目的。

　　我在很早前的文字裡提過我國的分業經營以及所帶來的牌證制，很大程度上，給我國的金融行業其實人為的設置了行業壁壘，形成了行業壟斷，這種行業性的壟斷，帶來了兩個直接的後果，第一個是快速的做大了我國的壟斷性行業的規模，銀行、券商、保險、信託等等需要牌照的行業，都能通過這種行業壁壘，快速充分的實現自身規模的擴大，我國的銀行業，每年都能以超高速的發展速度前進，一方面是得益於了每年8%的GDP，另外一個層面就是制度性的保護，現在工商銀行能擠進全球前五強公司，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國的金融業保護制度下的產物。

　　第二個後果就是我國目前金融機構的普遍大而不強，這種行業壁壘所形成的大型金融機構，因為不是充分競爭的產物，而且由於相對於市場整體而言，行業內的金融機構數量還是極為不足的，這種市場大而競爭者少的狀態下，就使得金融機構不需要做太多的創新工作，就可以獲得較為豐厚的利潤，猶如躺著賺錢的概念，所以直接造就了我國金融機構的普遍效率低下，大量銀行直接蛻化為只會放貸的機構，金融信貸化趨勢日益明顯。甚至在放貸領域，大量銀行也就只會進行簡單的放貸，形成不了各自的細分行業和專業優勢，在市場足夠容納這些銀行，並能讓其過著很好的日子的情況下。各種創新的意願度都被當前的業務給壓制。能舒服的躺著賺錢，誰願意起早貪黑去幹苦力活？

　　所以，在這種趨勢下，我們去談任何的微觀層面的金融體系改革，其實難度都很大的，在這裡我到是覺得有必要具體闡述下我自己對分業和混業的看法。

　　美國在1933年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Banking Act）,也稱《1933年銀行法》。確立了分業監管的體系，一直堅持60多年之後，開始重新在反思分業監管的弊端，當時美國面對全球化的金融創新，明顯意識到了分業監管的體系的巨大的狹隘性和負面性，開始反思1933年的分業監管的模式，在1997年5月，美國財政部長魯賓代表克林頓政府向國會提出了金融體制改革的建議。主要內容是:取消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經營的限制；試圖允許銀行和工商企業互相融合，以增進金融業的效率，保障金融業的穩定。

　　然後1998年4月美國花旗銀行與旅行者集團合併，合併後的花旗集團將花旗銀行的業務與旅行者的投資、保險業務集於一身，這事實上已突破了分業經營的限制。成為美國第一個完全混業經營的銀行持股公司（BHC）。

　　1999年11月4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的《金融服務現 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 of 1999)廢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徹底拆除了銀行、證券和保險業之間的藩籬，允許商業銀行以金融控股公司(FHC)形式從事包 括證券和保險業務在內的全面金融服務，實行混業經營。

　　《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結束了美國長達66年之久的金融分業歷史，當時的總統克林頓稱這一變化「將帶 來金融機構業務的歷史性變革」。該法案的通過對全球都產生了深刻影響，這意味著在美國最早實行,並傳播到世界各地從而對國際金融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的金融分業經營制度走向終結。

　　昨天跟汪院長的座談中，汪院長說風險管控水平不夠是導致牌證制的核心原因，讓我有醍醐灌頂的感覺，昨天回來以後翻了幾本講述1929年美國大蕭條的著作，我也有點意識到了，其實混業經營並不應該是構成美國1929年金融潰敗的原因，某個意義上而言，美國的金融其實也是經濟危機的受害者，並不是創造者，從這個角度來看，把混業經營改變為分業經營，應該並不是合適的，在當時的邏輯體系下認為，割裂各個金融業態之間的聯繫就可以避免1929年這樣大的金融危機，但是核心的原因是這樣的麼？其實回到最後，應該是為自身風險管控水平較為低下，所尋找的藉口。

　　美國在1933年之前崇尚自由經濟主義，包括政府自身也沒有干預市場經濟的理念在內，在金融業裡也是如此，保持最低限度的管理以維持市場的有效競爭，使得當時的美國政府在金融監管方面的管理水平無從談起。而這成為了美國經濟危機帶來和引發金融危機的核心根源，所謂的混業經營，並不應該是構成美國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

　　1933年之後上台的羅斯福政府，以及美國的民眾、銀行業都在反思這場危機，都普遍的意識到金融監管的必要性，由於金融帶有極大的內在不穩定性，還有一旦崩塌之後的巨大負面效應，使得政府對金融業的管製成為了非常必要的手段。但是如何監管就成為了放在美國政府面前的一個巨大難題。

　　在當時，由於缺乏有效的管理經驗，誰都不敢能保證是否有能力管好當時的金融機構，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採取分業經營，在當時確切的說，又應該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通過割裂金融各個業態之間的內在循環，最大程度的降低金融效率和投機因素，使得危機的爆發不帶有連續性，並具備可提前預警的可能，為政府的金融監管，大大的降低了難度，就成為了當時的一個主要的思路。

　　在66年以後的1999年，美國廢止了分業經營的理念，開始了混業經營的時代，主要考量點，還是在於美國政府在長達六十多年的金融實踐中，具備了一套較為完善的金融管理經驗，其間銀行、證券等監管當局對各自領域的監管已相當成熟、有效。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美國政府下決心進行混業經營。

　　所以，汪院長所提的風險管控水平，的確應該是我國實現金融牌證制的主要因素，當前我國的金融管理水平以及管理經驗都不夠充分，在這種情況下，選擇混業經營，會極大的加大金融監管的難度，按照我國政府的執政理念，一般都是遵循循序漸進的理念和思路，所以也就能理解為什麼會採取牌證制度了。

　　因為混業經營通過讓金融機構的內在聯繫加快進程，從而極大的提高了金融機構的效率，這種效率的提升，所帶來的結果是具備兩面性的，有利於極大的推動經濟的發展，也可能會極大的加劇經濟週期的波動，在下行環境裡，讓經濟加快下行。所以，在一旦管理不當的情況下，會產生的負面效應是極大的，金融危機的爆發，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大家都已經看到，也在不斷的上演的。

　　從這個層面上理解我國的金融業，可能就會相對清晰，因為受限制於金融管理水平，可能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會處於分業經營的經營理念之下，但是在這種理念之下，通過各種手段逐步的磨合分業和混業之間的界限，加上金融機構本身開始逐步的完善起較好的內部風控制度，提高風險意識和風險控制能力。政府的監管水平能力的提高，混業的趨勢會逐步逐步的進行，應該是當前及未來的大趨勢。

　　我一直喜歡從大趨勢去看我國的各個金融業態，具體的微觀領域層面的問題，其實是很難分析，沒有充分的調研和數據的支持，也是紙上談兵的事情，得不出什麼結論，就如同你讓我在幾千個PE機構裡面選擇出幾個好的機構來，我自己認為難度太大，我還真不知道怎麼選，誰一定能比誰做的好，除了能力方面的競爭，其實是還有很多的偶然性的因素促成的。例如命這種玄之又玄的東西。

　　我一直認為大多數的人，通過自己的努力，過個較好的生說水平是可行的，但是要大富大貴，出人頭地，將相王侯，那可能就是需要看看你的八字才行。成功是不可能可以複製的，純粹的運氣好，也可能讓你成功，而讓別人失敗，你怎麼複製呢？

　　所以我不太願意去做具體的問題的分析，這裡面有太多的不確定性因素，但是看大趨勢，可能相對簡單，理解了金融邏輯之後，梳理出大的一個趨勢，然後讓自己隨波逐流，那麼難度會相對降低。我去年寫的那篇《為什麼看空中國股市》和《對私募股權投資的在思考》，都是梳理了我國股市大的一個特徵之後寫的一片文章，當時在幾個銀行機構都做過演講，建議理財客戶經理儘可能的不要去配置以一級和二級市場為標的物的投資產品，避免客戶損失。

　　我國股市的邏輯特徵是什麼呢？那就是我國的股市開始了定價模型的改變，由原先的管制型股票市場，逐步放開到了相對自由的股票，這個轉型使得原先一二級市場的高溢價空間，會逐步的被抹平，也就使得我國的大量的股票的價格會被重新估值，這可以理解是一個去泡沫化的過程，是個長期而痛苦的過程。而由於股票市場的價格下行，也就直接導致了私募股權投資的難度大大的增加，PE原先的一二級市場套利的盈利模式就必然得到挑戰，在市場有幾千家，上萬億規模的PE充斥的時候，那麼洗牌必然來臨，這個洗牌的過程中，誰能活下來，誰活不下來，事實上，你是無法作為判斷的。並不是規模大，之前的業績好的機構就一定能在這個洗牌過程中存活的，面對這種極大的不確定性，為什麼要去參與呢？

　　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看問題，高度高點去思考，還是有現實意義的，人生是一個順勢而為的過程，猶如打麻將，運氣好的時候，膽子放大點，抓住機會，多贏點，運氣不好的時候，就當個縮頭烏龜吧，膽子小點，步子謹慎點，活下去是第一位的，只有在牌桌上站在，你才有翻本的機會。

　　扯淡有點遠，回到小貸、擔保機構和私募債上來，前面說了這麼多，其實都是給這三塊業務做一個大的宏觀背景的闡述的。在當前這種金融監管體系下，銀行強勢地位無法改變的情況下，三塊業務的難度其實是非常之大的。

　　昨天金橋擔保陸總提出的擔保等同於銀行，理由是兩個，第一銀行放大倍數大概12倍，按照計算的方式是核心註冊資本金不低於8%計算吧，擔保公司也能做到8倍槓桿。第二個就是計算利差，銀行大概的平均利差在3.59左右，擔保公司的利差也是在3%左右，所以認為擔保等同於銀行。

　　我覺得從具體微觀層面來看，這個說法是對的，但是放到大的金融結構上來看，我認為有很大的缺陷的，因為是否判斷能否等同於銀行的判斷標準，我們撇開吸儲這個特徵，因為擔保公司不需要資金去做擔保，所以吸儲上不能做比較，那麼兩者最大的區別是什麼呢？其實是銀行的最大的制度性優勢，誰都無法獲得的流動性。

　　我們做個比較可能就可以清晰的明白這點，一家銀行吸收儲蓄10個億，發放貸款8個億，註冊資本金假設是1個億，那麼壞賬只要不超過10個億，監管層面不動作，銀行都是可以繼續存活的，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因為還要留足一些日常的現金，進行正常的兌付，保證流動性，而且監管也不可能不作為，但是銀行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是可以進行壞賬處理的，目前銀行業公佈的壞賬大概在1%左右，但是實際的壞賬率肯定要高於這個數字，不是說我國的銀行業造假，而是全球的銀行業都可以通過表外化也好，內部會計報表的科目調整也好，甚至可以進行提前置換貸款等方式來合法合規的處理。從而讓壞賬率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內。

　　換句話說，銀行有很多方式讓自己的風控水平即使不夠的情況下，也活下去的辦法，現在西班牙的銀行業大概接近10%的壞賬率，實際壞賬率肯定超過15%，但是依然能活下去，15%的概念是什麼呢？就是註冊資本金虧完了，還虧了總規模的5%，那是多麼可怕的數字啊。

　　你擔保公司別說資本金虧完了，只要虧個幾筆業務，基本上也就失去了流動性，我看過很多國家的擔保業態，其實擔保最大的問題在於盈利模式不合符商業邏輯，我自己對擔保的定性就是擔保在中國 會處於一個逐漸消失的狀態。我國的擔保公司這個過渡性的宏觀背景其實就是我前面所說的我國分業監管下，銀行的強勢地位所營造出來的一個效率低下，使得大量沒被覆蓋的層面，有一些非銀行金融機構給彌補了，這些非銀行金融機構就是吃著面包屑成長起來，某個意義上說，所謂的擔保和小貸，其實都是這種架構下的產物。這種夾縫中成長起來的公司的生存基礎就是銀行未能有效覆蓋，可以給銀行做輔助性的工作，但是劣勢也很明顯，因為銀行的強勢，而且日漸的覆蓋面不斷增加，長久來看，必然使得這些公司的生存狀態是日益艱難的。

　　擔保公司在很多國家都是為瞭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而出現的，但是事實卻證明擔保公司基本上在各個國家走到最後，都依賴財政 補貼存活，什麼東西需要財政補貼?不賺錢的業務才要財政補貼。所以，擔保必然是一個商業模式不成立的業態，但是市場又需要他。而國內的擔保公司很多的都是民營的擔保公司，扣除大量的擔保公司不從事擔保業務，實質從事放貸業務外，實際從事擔保業務的擔保公司其實並不多了，也間接說明就擔保而言，的確是走不通的。

　　事實上，哪怕是有財政補貼的歐洲，在七十年代，大量信貸擔保的機構就紛紛倒閉，特別是1992年瑞典信用保險公司破產後，歐洲金融界基本上全面停止了貸款信用擔保。而恰恰我國的擔保機構主要從事的就是貸款信用擔保，也可見生存難度之大。

　　具體到分析上來看，擔保三個致命缺陷無法破解，第一是風險收益不對稱，按照目前擔保公司的收費在3%左右，扣除一個點費用外，大概在2%左右的收入， 我一直跟很多人分析一個邏輯是，中農工建，成立幾十年的金融機構的壞賬率在多少水平?

　　我想如果扣除銀行貸款裡面大量不會壞賬的貸款規模或者說可以用流動性來彌補和掩蓋的的貸款，我想這個數字不會低於2%，銀行的風控制度和擔保公司的風控制度相比，銀行的工作人員的能力與擔保公司的人員能力相比，誰更具備優勢？我相信有超越銀行工作人員能力的擔保機構，但是總體上而言，我相信的機構基本上屈指可數，因為無論從哪個層面來說，人才流向金融機構的可能性要遠遠大於金融機構流向擔保公司。

　　在壞賬率方面，我們哪怕按照極端的1%的壞賬率進行計算，那麼擔保公司，盈利可能也就在1%左右。按照擔保十個億的規模進行計算，也就1000萬的利潤，但是與之對應的是十個億的風險，這種風險和收益的極度不成正比，我認為是注定無法長期持續和存在的。

　　而銀行呢？銀行不僅僅有較好的流動性制度，就是只要資金不斷的能流入銀行，銀行的壞賬率其實是應對監管機構的審查而已的數字遊戲，並非是構成其是否能生存的重要因素，其次，銀行的風險控制水平總是要高於擔保公司的，一個簡單的邏輯就是，銀行我自己看的准的業務，我自己幹，我看不準的業務，你擔保公司來幹唄。誰是第一道風險？很顯然擔保公司的風險肯定是在銀行之前？在從收益來看，銀行的利差收入3.59%，但是銀行的其他業務收入呢？銀行正常的2011年上半年我國上市銀行上半年的利潤是4000億，而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高達2057.43億元。幾乎是淨利潤的一半的數字，這個收入是毫無風險的業務收入，也就是利用銀行的自身優勢所形成的一塊根本無風險的業務收入，銀行的風險和收益的對稱性是遠高於擔保公司的。

　　第二擔保公司的地位的尷尬使得擔保公司在業務中處於的從屬地位以及被動性，怎麼理解呢？擔保公司需要獲得銀行的認可才能進行擔保業務操作，而銀行則自身可以認定公司的情況，然後給予貸款。這裡面的區別其實是非常大的，什麼概念？假設一個企業，通過某擔保公司擔保獲得銀行貸款，這裡面就產生了幾種可能性，第一種，擔保公司第二年無法通過銀行的准入，使得客戶沒辦法繼續獲得操作，例如今年工行、建行總行停止跟民營擔保公司合作，使得大量客戶就面臨了必須歸還大量借款的現實情況，而現金流覆蓋企業借款的可能性是很低的，那麼擔保公司就直接面臨第一性的代償措施。

　　第二種，擔保公司可以准入，但是銀行對客戶無法認同，即使擔保公司進行了擔保，也不同意，這種情況其實這幾年很普遍的，前些年政府鼓勵中小企業融資，然後規定了一定的規模讓銀行必須發放給中小企業，就使得大量的銀行降低了對企業的標準，基本上只要有擔保或者企業情況還行，就會給予發放貸款，而大量的中小企業的擔保途徑是很少的，所以擔保公司成為了第一性的選擇，大量經過擔保公司擔保的中小企業獲得了貸款，但是兩年後，規模又開始日趨緊張，大量銀行就不願意進行中小企業貸款的放發放，很多中小企業就面臨貸款無法存續的問題，被忽悠著貸了款，又被強迫要還款，而事實上，大家都知道短貸長用的問題，是中小企業普遍性問題，這個時候抽貸的風險，就第一性的抗在擔保公司之上。而擔保公司因為能提供的手段只能是擔保，或者拿自身的註冊資本來給客戶進行放貸。但是這個成本是客戶能吃的消麼？

　　第三種就是銀行覺得客戶本身資質不錯，考慮到客戶融資成本，就不需要擔保公司介入了，那麼擔保公司又面臨客戶流失的現實情況，擔保公司就永遠處於一個不斷找好的客戶，然後又不斷的流失客戶的過程中。在跟銀行的博弈過程中，擔保公司的被動性使得他的風險是遠高於銀行的。

　　這裡面還會產生出所謂的信用擠兌的風險，這種信用擠兌其實很可怕的，當年的中科智，只是一家銀行發出代償聲明，就直接導致了其他銀行的連鎖反映，都停止了合作，一旦一家銀行停止合作，擔保公司也會跟著被其他銀行停止，連鎖式的反映的後果就是擔保公司的信用被擠兌。擔保公司的生存困境是很尷尬的。

　　第三點很關鍵的是擔保公司的客戶群的風險度要遠高於銀行，按照我對浙江的理解，浙江的銀行的風險容忍度已經很高了，其實現實情況也是如此，很多擔保公 司都做不了的客戶，一些銀行反倒直接能做，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銀行做不了的客戶，擔保公司如果去操作的話，風險度其實是大大抬高的。客戶群體的不同很大程度的決定了風險事件發生的概率大大加大。而擔保公司的壞賬率的容忍度最多只能是3%，你們覺得做到3%的可能性有多大？

　　擔保公司在規模做的不大的情況下，其實是一個很小的企業出現問題都會斷送了擔保公司的生命，例如十個億的擔保規模，保費收入最多3000萬，任何一筆稍微大點的金額出現點問題，都會構成衝擊。規模不大的情況下，談不上所謂的概率，沒有足夠的規模覆蓋，擔保公司的風險是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的，所以擔保公司貌似只能做大規模，但是擔保公司做大規模後，整體的管理難度都大大增加，在3%之內的一個容忍度裡，你怎麼騰轉挪移，我都覺得空間非常的有限。所以悖論就出現了。

　　當然，我在《在談P2P的生存邏輯》裡提到過一個概念，概率為0的事件，不代表事件不發生，就是說擔保公司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生存問題，但是我並不是說，任何一家擔保公司都無法生存，我相信業內還是有神人，能把擔保公司的風險控制控制在3%以內的，這種人必然存在，正如投資界裡有巴菲特的存在一樣，只是這樣的機構出現的概率會很低很低。大多數人是無法實現這個命題的。

　　哈哈，關於私募債和小貸公司，我這幾天抽空給補上。先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