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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產品掛鉤之惑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82964&time=2011-07-24&cl=115&page=all

因掛鉤標的激進而落敗的銀行結構性理財產品,能否走出絕境?
財新《新世紀》 記者 沈乎

 

  在理財市場大潮中,結構性產品已成為失信於投資者的第一批產品。上半年到期的十餘款產品收益率為零或為負的產品,基本以結構類產品為主。

  「2008年至2009年,一些銀行不僅把利息拿出來,還把本金拿出來買期權,這樣參與率更高,但結構不穩健,金融海嘯中掛鉤標的急跌,導致很 多結構性產品出現負收益或者零收益。國內投資者對此已不能容忍。」光大銀行財富管理中心風險管理處副處長郭新忠告訴財新《新世紀》。

  「因結構性產品掛鉤的大多數是國外股票,一些產品的結構有些激進,又遇上全球金融危機,幾乎臭名昭著,陷入停滯。」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

  但是,結構性理財產品並未在中國市場絕跡。

  光大銀行今年2月發行了其最新的一款結構性理財產品——A+計劃2011年第二期,與A股掛鉤,標的股票為中國平安(601318.SH)、中國人壽(601628.SH)和中國太保(601601.SH)三隻A股。

  這款產品被一些業內人士評價為一款「滾雪球」式的產品,並稱銀監會不久前已要求銀行不得銷售風險收益嚴重不對稱、含有複雜金融衍生工具的理財產品。

  但陳志武並不認同這一定性,「學術界對什麼是『滾雪球』式的產品沒有定義。該款產品最長到一年就終止,沒有包含可以延續的隱含條款,應該不算。」

  財新《新世紀》記者請光大銀行相關人士和業界人士對該款產品進行解讀,結論是:這款產品相當於券商通過銀行向投資者出售了一個期權,銀行的角色是銷售中介。對投資者和銀行來說風險有限,風險主要集聚在合作的券商。

  「這個模式有積極意義,但應當納入券商的表內。」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產品中心副主任王增武認為,在目前市場上該產品還不算結構特別複雜,如果定個規矩規範監管,對行業也有推廣價值。放到表外,可能存在監管缺失。

風險何在

  結構性理財產品,投資標的通常分兩部分,其中大部分資金會投資於收益率較低但保障性高的貨幣市場,用於保證或部分保證本金;另外一部分則投資於利率市場、股票市場或匯率市場的衍生交易產品,用於獲取較高的收益,風險相對較高。

  A+計劃2011年第二期的投資門檻為10萬元,共募集2億元,屬於保本浮動收益型,最長期限為一年。按季設置四個觀察期。

  舉例而言,如三隻股票的平均漲幅在2011年5月27日達到或超過10%,則銀行向客戶返還本金,並提供5%(年化)的收益;如未能達到,則產 品繼續運作。如三隻股票平均漲幅在8月29日達到或超過10%,則銀行返還本金並提供6%(年化)的收益;如未能達到,則產品繼續運作。如到2012年2 月24日三隻股票平均漲幅達到或超過10%,則銀行返還本金並提供8%(年化)的收益,如未能達到,則產品終止,銀行返還本金。

  「在產品設計和金融工程方面有其道理。目前存款利率不到3%,如果有足夠高的概率得到5%-8%的年化收益,對投資者還是有吸引力。光大和投資 者之間的合同,與光大和對手方的合同是獨立的。即使光大虧損,也不影響到它對投資者的保本。」陳志武評價。但他提醒相關方,應注意銷售的客戶群體對象以及 銷售過程中具體如何承諾。

  「投資者的風險就是收益的浮動。因為是保本型,如果一年期滿退出,可能犧牲的是同期存款利息。」一位外資銀行人士如此解讀。

  但是,華夏銀行已發行的數款與A股掛鉤的自動贖回型理財產品,到期均為零收益。如果代入過去三年三隻股票的股價,進行粗略的經驗估算,很難得到光大銀行該款產品的預期收益。

  受訪業內人士均認為,該產品並不適合風險承受能力比較小的客戶。一些客戶可能接受不了10萬元錢一年之後沒有任何收益。

對賭疑雲

  「不理解結構性理財產品為什麼被妖魔化了。」郭新忠直言,其實這個產品就是很簡單一個看漲期權,帶了一個封頂的結構,並不複雜,也可看做銀行的結構性存款。

  他進一步拆解道,該款產品中,銀行將本金做定存。「本來銀行要向客戶支付的利息拿去做掉期。客戶收益跟市場變量掛鉤,到時券商向銀行支付一籃子 股票的收益,銀行向客戶支付一籃子股票的收益。這是一個通行的結構。也可以這麼理解:客戶拿利息購買看漲期權;券商報價時會考慮到自己的成本,它自己有對 沖的模型,去市場上不斷買入和賣出一籃子股票,以此實現期權的收益。」

  「銀行跟客戶這端,跟交易對手,完全背對背平掉了,銀行沒有風險敞口。這對銀行完全是個中間業務,僅從券商方面收取一定手續費。」他說。

  至於業界質疑銀行和券商之間是否為對賭關係,郭新忠否認說:「如果銀行跟客戶看相反的方向,或者跟對手方看相反的方向,客戶虧損,銀行盈利或者反之,才是對賭。」

  在光大的這款產品中,客戶本金保本,籃子股票上漲時獲得一定收益,而籃子股票下跌時並不形成虧損;銀行通過與交易對手平盤對衝風險,收取少量的 固定管理費。在結構性產品當中,銀行和券商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銀行從券商買入了一個看漲期權,券商在對沖的時候首先必須通過買入一定量的相關股票才能規 避市場風險,並根據模型隨股票的上漲和下跌調整持倉實現期權價值,否則產品到期以後券商將無法支付銀行收益。「這怎能叫對賭呢?」他說。

  郭新忠稱,光大銀行2009年就開始嘗試此類產品,這次的新奇之處在於,掛鉤標的是A股股票。「原來掛鉤的都是境外股票,因為國內並沒有相應衍生品。現在國內券商有了定價和對沖的能力,也有政策了,可以做。」他說。

  在產品說明書中,光大銀行並未向投資者披露與券商方面的具體合作模式,被認為定價不透明。

  王增武表示,「對投資者而言,當然披露越詳細越好。但現在缺乏金融創新方面的知識產權保護,發行方可能將之視為商業機密,最多公佈多少資產放在固定收益,多少資產在做權益類投資。」

  郭新忠認為,銀行的定價模型是核心秘密,披露後可能會引起其他銀行的模仿,產品變得缺乏競爭力。「風險可控、成本可算的原則我們贊同,但到底披露到什麼程度才算充分,依然沒有統一的標準和尺度。」

  「對銀行來說,此類產品的意義在於多樣化的探索。通過此類結構性理財產品,投資者也可以接觸到本來無法接觸到的市場,比如做空和境外商品。」郭新忠說。

券商繞道

  這款產品的風險集聚在券商一端。受訪的光大銀行和業界人士均持此看法。在此案例中,券商可能規避了證監會的監管,將本應受限於資本金規模的創新業務騰挪至表外,因此處於監管的真空地帶。

  「投資者沒什麼風險;銀行的風險是券商倒閉,自己掏錢;風險在券商,要求券商有比較好的對沖技術。」一位大型券商金融工程部門的人士對財新《新 世紀》記者表示。「正常情況下,券商可以複製出一個看漲期權,但複製是需要成本的。券商是否有能力進行風險管理,需要有相應的成本股現貨或者股指期貨。上 漲時如果手頭沒有現貨,或者頭寸不夠,券商要賠。如果下跌,對沖成本超過估計,券商也要虧。」

  「如果券商覺得自己管理的成本是4%,銀行願意付5%,它就掙了一個點。什麼時候風險會特別大?就是這種產品發很多。但現在不可能,因為證監會 規定創新業務不能超過淨資本的5%,本身已經控制住。券商管理能力應該沒問題,再說也沒有業務是保證掙錢的。因此,券商風險不是很大,只要佔資本金的比例 在可承受範圍內。」上述人士認為。

  一位監管方面的人士則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這種產品對券商而言是「無限風險,有限利益」。更重要的是,在實際合作路徑中,券商還規避了資本金的限制。

  「合作模式中利用了金融監管的割裂。銀行只須向銀監會報備,七天無異議便可發售;券商通過諮詢和顧問業務兩個協議規避了證監會產品部的審批。」上述監管人士表示。

  另一大型券商的相關人士確認,券商與銀行走的不是創新業務,而是投資顧問協議,相當於「表內業務表外化」,因此不受5%資本金的限制。

  光大銀行此類結構性產品的總量在10億元左右。略估一下,固定收益類理財產品和權益類理財產品的比例約為9︰1,該行理財產品的總量達到1600億-1700億元。

  西南財經大學信託與理財研究所研究員肖芳表示,目前市場熱門的還是固定收益類的理財產品,結構性理財產品所佔比例不是很多。

  根據他們的統計,結構性理財產品截至5月共發行40款,佔所有理財產品比例為2.76%,今年上半年結構性佔比為3.15%。目前國內有能力與銀行合作開展這種業務的券商數量還比較少,銀行在招標時選擇並不多,但許多券商已經表現出興趣。

  「我們也在探索這種新的業務,人民幣結構化理財產品剛開始逐漸起來,還不多。正面看,這種產品對金融市場的培育有利,應該逐步推進。」上述券商人士說,「現在市場上結構管理已經有點複雜了,我認為在嘗試階段,應該發一些更簡單的產品。」

理財 產品 掛鉤 之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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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取消銀行結售匯頭寸掛鉤規定 人民幣創七個月最大漲幅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2602

周二在岸人民幣兌美元上漲0.32%,報6.2020元,創下5月6日以來最大單日漲幅。

人民幣兌美元盤中最多漲幅0.45%,為9個月以來最強。離岸市場人民幣兌美元12個月期無本金交割遠匯上漲0.17%,報6.3520,較在岸即期貼水擴大至約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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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SAFE)周二發布管理辦法,將整合銀行即期結售匯、衍生品業務的市場準入;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考核由日變周,並取消綜合頭寸掛鉤外匯貸存比的政策。

華僑銀行經濟學家Tommy Xie在今天的研究報告中表示,中國取消銀行結售匯頭寸與外匯貸存比掛鉤的政策,意味著部分銀行將不必再被迫保留最低限額的美元多頭頭寸。這或許會減輕人民幣貶值壓力,不過對匯率的直接影響有限。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按日考核調整為按周考核將為銀行留出更大余地。新規的發布表明監管機構已不再擔心資本流入的問題,應當有利於國內人民幣市場的發展,比如說人民幣期權市場。

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是指外匯指定銀行持有的因人民幣與外幣間交易形成的外匯頭寸,由銀行辦理符合外匯管理規定的對客戶結售匯業務、自身結售匯業務和參與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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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取消 銀行 結售匯 頭寸 掛鉤 規定 人民幣 人民 創七 七個 個月 最大 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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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的開始:瑞士解除掛鉤歐元,歐洲央行1月22日量化寬鬆 年紀不輕輕吳向軍

來源: http://xueqiu.com/6246827362/35419087

我預測2015年將會是顛簸動蕩的一年,但像所有人一樣,根本無法想象這個開局這樣富有戲劇性。上周四,瑞士央行(SNB)突然宣布廢除施行了3年多的1.2瑞郎對1歐元的最高匯率,恢複浮動匯率。瞬間,瑞郎對全球主要貨幣大漲30%。雖然到收市時瑞郎對主要貨幣“僅僅”升值不到20%,瑞郎對整個金融市場的損傷已經發生,瑞士股市整體大跌8%。大量外匯交易員、對沖基金、甚至外匯交易所爆倉。

市場上關於瑞郎大漲的評論已經很多。這里我試著從更深層的角度分析一下。

歷史上,瑞郎可以說是全球最堅挺的貨幣,比美元、歐元、甚至以前的德國馬克都堅挺得多。瑞郎到底有多堅挺?1949年,1美元兌4.375瑞郎。現在1美元兌換0.858瑞郎。直至2000年歐元成立以前,瑞士法律規定,每發行1瑞郎,央行背後需要有40%的黃金支持。2000年的全民公決讓瑞士廢除了這項法律,但是現在瑞郎背後仍然有20%的黃金支持,是全世界最高的。此外,瑞士一直施行中立政策,不僅在政治上中立,而且在經濟政策上也一直中立。無論全球經濟如何,瑞士一直執行非常謹慎的貨幣政策,國內的通貨膨脹一直為零!從政治、金融各方面考慮,瑞士一直都是全球的金融業的避險天堂。瑞郎也一直都是貨幣中的避險天堂,也是全球主要貯備外匯之一。

進入21世紀,瑞郎的角色有些改變。首先歐元區成立,西歐大部分國家廢除了本國貨幣,開始使用歐元。歐元的好處幾乎不證自明,以前支離破碎的歐洲貨幣體系瞬間被整合,歐洲的經濟一下子成為了一個主體。歐元在2000至1007年不斷升值。瑞郎的角色自然開始有所削弱。

但是歐元成立沒有幾年,危機便發生。歐元區各個國家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德國最強,荷蘭、奧地利、法國等其次,希臘、意大利、西班牙等國較弱。以前,當這些國家有自己的貨幣的時候,這些國家可以通過自己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作用自己貨幣的相互升值和貶值來進行市場平衡。貨幣弱的國家競爭力變強,貨幣強的國家競爭力變弱。這樣,這些國家的貨幣交易收支平衡不會被打破。但是,歐元區成立之後,每個國家之間無法通過貨幣相互升值和貶值達到貿易收支平衡。為此,歐元區國家規定了幾項法律,以使各自經濟不同的強勁程度不至於造成貿易收支失衡。第一,各國公民可以自由遷徙,在各個國家自由獲得工作。這一項保證了經濟弱的地方的勞動力可以到經濟強的地方工作,以達到經濟的自我平衡。在任何一個國家或經濟體里,勞動力的自由遷徙一直是最基本的要求。在這一點上,歐元區確實是前進了一大步。第二,各國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發債權。這一點是歐元體制日後出現問題的最大原因。對於一個國家來講,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發行國債(本幣內債),而這個國家的貨幣是其內債的最終支持。但是,當18個國家使用1種貨幣,每個國家都可以發行自己的國債,當某個國家的國債出問題,誰來還?當某個國家國債發行過多,通貨膨脹過多,怎麽控制?歐元的先驅天才們簽署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成員國的財政赤字永不超過GDP的3%,國債不超過GDP的60%,通脹不超過5%。如果每個成員國都按章辦事,那麽就沒有國家會破產,就不會有央行必須要拯救誰的問題。

但是,歐元區成立短短10年,危機就來了。為啥?因為幾乎每個國家都沒有遵守《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各個國家有自己不同的經濟發展情況,通脹、GDP增長完全不同。最要命的是,各個國家有自己不同的福利政策,這造成在整個歐元區內,勞動力不可能完全自由流動。而不同的福利造成每個國家的財政支出水平完全不同。尤其當經濟危機出現的時候,各個國家的財政赤字就完全不同。尤其是經濟較弱的希臘、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等國的財政赤字大大增加,不得不大量發行國債。這些國家的政府眼見得無法還債,又沒有發鈔權,歐債危機就此爆發!
所以說,歐洲危機之所以出現,是不同國家有不同經濟、不同的福利政策(財政政策)卻失去了發鈔權的必然結果。不僅歐元區有這樣的問題,任何一個施行固定匯率的較大的經濟體,都會出現類似的問題。中國也是一樣。

我們知道,中國一直采取的是緊盯美元的貨幣政策。雖然近些年來,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不斷小幅升值,但仍然不是真正的浮動匯率。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生產力快速提高。在浮動匯率的情況下,人民幣相對美元等其它匯率會出現較快的升值。但是由於人民幣的匯率被中國央行控制,沒有反映市場真正價值,人民幣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被低估了。這就造成了大量外匯進入中國進行套利交易。所謂外匯套息交易(Carry Trade),就是外資買入被低估和/或利率較高的貨幣獲得收益。過去十幾年間,中國的外匯儲備不斷增長到三萬億美元之多,其中進入中國進行外匯套息交易(人民幣不斷穩步升值,人民幣利率高於美元匯率),即使再保守也超過萬億。中國人民銀行不斷買入外幣,拋出人民幣,大大增加了人民幣供給,提高了通貨膨脹。另外,就算人民幣每年升值2%,人民幣利率比美元高3%。一萬億美元套利資金在中國每年拿到的無風險收益就有3000億人民幣!這些都是現在人民幣非浮動匯率造成的結果。如果人民幣真的是浮動匯率,上述套息交易就不會存在。

其實人民幣面對的這些壓力就是瑞郎曾經面對的。2011年,歐元危機正在如火如荼的時候,瑞郎不斷升值達20%。至2011年9月,1歐元兌換1.095瑞郎。以前面對泰山壓頂不變色的瑞士央行坐不住了,宣布1歐元兌換1.2瑞郎為匯率下限。也就是說瑞士央行將瑞郎自行貶值達10%。這是瑞郎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貶值。為此瑞士央行大量拋出瑞郎,買入歐元。在過去的3年多時間里,瑞士央行一直都是瑞郎最大的賣家。
進入2014年,歐洲經濟再次陷入泥潭,歐元不斷貶值,瑞郎的升值壓力也越來越大,瑞士央行的壓力也越來越大。1月15日,瑞士央行宣布不再幹預瑞郎幣值,這才出現了本文開始的一幕。

瑞士央行為何在1月15日宣布放手讓瑞郎自由升值?幾乎可以100%肯定的是,歐洲央行已經在背後知會瑞士央行其將在1月22日的央行會議上宣布進行歐洲歷史上首次量化寬松,即歐洲央行開動印鈔機,買入各國債券,向市場開閘放水。歐元面臨進一步貶值,在這種情況下,瑞郎仍然堅持1歐元兌換1.2瑞郎,就相對於瑞士央行也被迫同時放水。瑞士的經濟明顯不適合這樣的貨幣政策。因此瑞士央行毅然決然地放棄聯系匯率。

這次,瑞士央行並沒有做錯。錯誤是2011年瑞士央行宣布和歐元掛鉤(下限)時犯下的。這次不過是改正三年前的錯誤而已。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任何一個大的、獨立的經濟體都不應該施行與其他貨幣掛鉤的貨幣政策。瑞郎如此。人民幣如此。歐元區各國也是如此。瑞郎已經脫離掛鉤歐元。人民幣和美元的掛鉤在痛苦地而緩慢地脫離。而歐元區各國卻仍然忍受著共同貨幣的痛苦。這樣的痛苦會以希臘退出歐元成為結束的開始嗎?我們拭目以待。

2015年1月15日,瑞郎與歐元脫鉤。2015年1月22日,歐洲央行將宣布量化寬松。特此為記。
結束 開始 瑞士 解除 掛鉤 歐元 歐洲 央行 22 量化 寬鬆 年紀 輕輕 吳向 向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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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債務限額擬掛鉤經濟實力 去年底地方債突擊“白幹了”?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3778

20150130miaoji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銀行業在與監管機構的“鬥法”中可能會敗下陣來。

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有關部門正在考慮確定地方政府債務限額時,不與2014年12月末各地存量債務余額掛鉤,而是與各地的經濟實力掛鉤。

同時,各地發行地方政府債券置換存量債務時,將主要考慮各地財力和債務風險等因素,適當考慮存量債務,並且存量債務將參照2013年6月30日審計署的審計結果。

不過,上述說法目前尚未獲得財政部的官方確認。

盡管如此,市場已經開始擔心,如果債務限額不與2014年存量債務余額掛鉤,那麽金融機構在去年年末對地方債務平臺突擊放貸的努力將化為泡影。

華爾街見聞曾在此前文章中提到,去年10月,國務院下發43號文件,宣布將在2015年1月5日開始地方政府債務的甄別,以決定是否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納入政府直接債務的口徑,進而防止地方債務繼續膨脹。

結果,在大限到來之前,地方政府卻先發制人。不僅公開的城投債市場十分火爆,不少商業銀行以及信托公司也紛紛突擊為平臺放款,因為市場預期這些債務會被優先納入到政府直接債務的口徑。

但43號文並沒有說明地方債務限額究竟如何確定。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1月5日前上報的存量債務都有希望被中央政府接納。一旦債務限額與經濟實力掛鉤,那麽此前為了“沖量”而放出的大筆款項就會很“尷尬”。

事實上,眼見“大事不妙”,銀行業已經開始轉向。《21世紀經濟報道》引述某大型銀行對公業務人士消息稱,某大型銀行對公業務條線人士介紹,總行已於2015年初下發相關要求,分行此前對地方融資平臺突擊發放的貸款,未下發的部分不再發放;已發放的貸款補足抵押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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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債務 限額 掛鉤 經濟 實力 去年底 去年 突擊 白幹 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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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2億多農民工變市民 “人錢掛鉤”解決資金難題

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如何享受到市民化待遇?國務院近些年力推戶籍、土地、社保等一攬子改革來破除農民工市民化的政策障礙,8月又一相關重磅文件出臺。

國務院近日印發《關於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準備構建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實現“人錢掛鉤”,破解農民工市民化的資金難題,讓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中國只有實現了外來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才算真正的城鎮化。

教育等公共服務跟隨人走

中國城鎮化存在“半城鎮化”現象,即戶籍城鎮化率與人口城鎮化率存在差異。二者之間的數量差即是實現了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但還沒有實現身份和地位轉變的農民工。

這一現象被中央高層重視,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被一再強調,而這一關鍵正是讓農業轉移人口平等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

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等相關改革繞不開資金。根據2013年中國社科院發布的《城市藍皮書》,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分別為17.6萬元、10.4萬元和10.6萬元,全國平均為13.1萬元/人。財政支持因此成為農民工市民化關鍵一環。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在解讀《通知》時也坦言,當前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財政支持保障不健全有關。

《通知》從保障教育權利、創新城鄉基本醫療保險、統籌城鄉社保體系、加大就業支持等十個方面為財政政策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提供了“路線圖”。

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目前多數城市的外來人口不能享受應有的福利,比如像低保、廉租房等都與戶籍掛鉤,外來人口不能享受。

而此次新政的一大特點,是優先將持有居住證人口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範圍,做到公共服務提供隨人走,為人的自由流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

在農民工十分關心的子女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要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逐步完善並落實中等職業教育免學雜費和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政策。中央和省級財政部門按在校學生人數及相關標準分配資金,實現“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本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

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通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納入當地醫療救助範圍;對於農業轉移人口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保的,各級財政按照參保城鎮居民同樣的標準給予補助。

鄭春榮告訴本報記者,國家已經對城鎮居民、農民的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進行了整合,但農民輸入地和農民輸出地的補貼標準差異很大。比如北京和河北城鄉居民人均基礎養老金分別為430元/月和55元/月。

農民工市民化獎勵減輕東部財政壓力

人口流入地的東部發達地區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較高,農民工市民化將面臨很大的財政壓力。

上述財政部負責人表示,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利於促進流入地政府經濟社會發展,但要在短期內使得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成本較高,財政壓力很大。為妥善解決這一問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知》提出,中央和省級財政要通過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具體來看,中央的獎勵資金將根據農業轉移人口實際進城落戶以及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情況,並適當考慮農業轉移人口流動、城市規模等因素進行測算分配,向吸納跨省(區、市)流動農業轉移人口較多地區和中西部中小城鎮傾斜。

同時,省級財政要安排資金,建立省(區、市)對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縣級財政部門要將上級獎勵資金統籌用於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該負責人表示,這是引導地方政府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市民化、確保到2020年使1億左右已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重大舉措,也是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創新。

保證中西部困難地區財力不減少

中央財政在支持農民工市民化時,相關轉移支付資金向人口流入地的東部地區傾斜,這讓財力捉襟見肘的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擔心財力減少。

上述財政部負責人稱,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人錢掛鉤”政策而減少,是此次改革必須堅守的一項基本原則。

根據《通知》,對享受均衡性轉移支付的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中央財政仍以戶籍人口而不以常住人口為基礎進行測算分配,並充分考慮各地區向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需求。

上述負責人表示,這基本可以實現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存量規模不會減少,同時隨著轉移支付規模的增加,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也將保持平穩增長。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誌勇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現在農民也越來越看重附著在戶籍上的福利,比如宅基地財產權、土地承包權等,很多農民進入城市時並不願意放棄農村戶籍。

上述負責人強調,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能采取硬性措施或“一刀切”要求,不是要進城落戶農民放棄在農村的相關權益。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和自主定居權利,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億多 農民工 農民 市民 人錢 掛鉤 解決 資金 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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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錢掛鉤” 國務院10條舉措力推農民工市民化

面對中國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未享受當地市民同等待遇的現狀,國務院發文改革財政支出結構以達到財政轉移支付與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掛鉤機制,即“人錢掛鉤”,以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讓農業轉移人口享受同城市居民完全平等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

這份文件全名《關於實施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若幹財政政策的通知》(下稱《通知》)。8月8日,財政部有關負責人通過答記者問的方式詳細解讀《通知》出臺的前因後果。

教育、醫療、社保等公共服務跟隨人走

中國正在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而這一關鍵正是讓農業轉移人口平等享受與當地戶籍人口同等的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

不過,“當前2億多進城務工人員和其他常住人口還沒有享受與當地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和市民權利,這在一定程度上也與財政支持保障不健全有關。”上述財政部負責人稱。

7月27日,國務院印發了《通知》,給出十條硬舉措,以建立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政策體系。

該負責人表示,《通知》提出的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十條具體政策措施,不是幾項財政補助政策的簡單疊加,而是財政政策的系統重構,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政策支持體系,涵蓋了教育、醫療、社保、就業等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涉及中央和地方各級財政支出結構的重大調整。

此次新政的一大特點,是優先將持有居住證人口納入基本公共服務保障範圍,做到公共服務提供隨人走,為人的自由流動創造良好制度環境。

在農民工十分關心的子女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地方政府要將農業轉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納入公共財政保障範圍,逐步完善並落實中等職業教育免學雜費和普惠性學前教育的政策。

另外,中央和省級財政部門按在校學生人數及相關標準分配資金,實現“兩免一補”和生均公用經費基本定額資金隨學生流動可攜帶。

在醫療衛生保障方面,《通知》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及其隨遷家屬納入當地醫療救助範圍;對於農業轉移人口選擇參加城鎮居民醫保的,各級財政按照參保城鎮居民同樣的標準給予補助。

此外,《通知》加大對農業轉移人口就業的支持力度,支持完善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

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上述負責人稱,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有利於促進流入地政府經濟社會發展,但要在短期內使得大量農業轉移人口實現市民化,成本較高,財政壓力很大。為妥善解決這一問題,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通知》提出,中央和省級財政要通過建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

具體來看,中央的獎勵資金將根據農業轉移人口實際進城落戶以及地方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情況,並適當考慮農業轉移人口流動、城市規模等因素進行測算分配,向吸納跨省(區、市)流動農業轉移人口較多地區和中西部中小城鎮傾斜。

同時,省級財政要安排資金,建立省(區、市)對下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獎勵機制。縣級財政部門要將上級獎勵資金統籌用於提供基本公共服務。

該負責人表示,這是引導地方政府推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農業轉移人口逐步市民化、確保到2020年使1億左右已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落戶的重大舉措,也是財政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機制創新。

平衡發達和欠發達地區財力

中央財政為支持農業人口市民化而改革的財政轉移支付,必然觸及人口流出地的欠發達地區和人口流入地的發達地區間的財力,而這次新政在財政支出向人口流入地的東部發達地區傾斜的同時,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政策調整而減少。

上述負責人稱,確保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財力不因“人錢掛鉤”政策而減少,是此次改革必須堅守的一項基本原則。

目前在支持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轉移支付政策主要包括均衡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兩部分。

根據《通知》,對享受均衡性轉移支付的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中央財政仍以戶籍人口而不以常住人口為基礎進行測算分配,並充分考慮各地區向居住證持有人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支出需求。

上述負責人表示,這基本可以實現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存量規模不會減少,同時隨著轉移支付規模的增加,中西部財政困難地區的轉移支付規模也將保持平穩增長。

該負責人稱,對與農業轉移人口相關的專項轉移支付,雖然有的以常住人口為基礎、有的直接按人頭進行測算分配,相應減少人口流出地主要是中西部困難地區的義務教育等專項轉移支付數額,但考慮到人口流出地已經不提供戶籍在本地但持有外地居住證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務,這部分專項轉移支付的減少並不會影響當地實際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人均財力,相反還會因與人頭有關的配套資金減少使地方財力得到改善,如城鄉居民養老和醫療保險,人口流出地財政負擔的部分配套資金將轉由人口流入地財政負擔。

《通知》還維護了進城落戶農民相關權益。

該負責人強調,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不能采取硬性措施或“一刀切”要求,不是要進城落戶農民放棄在農村的相關權益。必須充分尊重農民意願和自主定居權利,依法維護進城落戶農民在農村的土地承包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

人錢 掛鉤 國務院 國務 10 舉措 力推 農民工 農民 市民化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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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僵屍企業處置情況將與省管企業領導薪酬掛鉤

光想著盈利不行,還得想著處理好僵屍企業。這是山東省國資委對省管企業領導提出的要求。

日前,山東省國資委出臺《關於促進省管企業經濟平穩運行的通知》,要求“要把虧損和僵屍企業治理成效與企業盈利同等看待、同等重視。”

《通知》中說,各企業要按照省國資委確定的目標,對所屬虧損企業“一企一策”地制定年度減虧控虧具體工作方案,明確路徑、措施、方法,綜合采取債務重組、業務整合、冗員分流、強化管理等措施,將減虧控虧目標、措施分解落實到人,作為績效考核與獎懲任免的重要依據,確保2016年省管企業及所屬企業虧損面和虧損額同比下降30%。

僵死企業對山東省管企業的盈利狀況影響巨大。數據表明,2015年,山東省管企業實現利潤172億元,其中盈利企業的盈利額556億元,但虧損企業的虧損額達到379億元,相當於2/3的利潤被“吃掉”。

根據山東省國資委的相關材料,山東正在“一企一策”進行“治虧去屍”工作。

截至6月底,第一批擬在2016年出清的125戶僵屍企業中,已經完成或者接近完成處置的有49戶,7戶正在轉讓,3戶完成破產立項,其余66戶正在進行清產核資。

山東省國資委明確,3年內將完成321戶省管企業的清理退出。下一步,要研究制定省管企業僵屍企業處置考核辦法,將今年省管企業處置僵屍企業的情況列入考核目標體系,加大考核分值,制定特殊獎勵措施,與企業領導班子的薪酬及評先樹優掛鉤。

處理僵屍企業,山東也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難題。日前,山東省國資委主任張新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總結出3個方面的難題。

首先是來自銀行金融系統的難題。張新文說,目前的做法是,企業可以破產,銀行作為債權人卻不可以有損失,這不公平,也不合理。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債權人、債務人是平等的,有了風險和損失,銀行也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應該發展混合所有制及股權、債權、風險投資等多種融資方式,改變由銀行主導、間接融資一家獨大的金融模式。

其次是法院。依法破產是處置僵屍企業的重要途徑,但由於各級法院受理標準不一,部分法院出於社會穩定考慮,加上費時費力,不願受理破產案件,積極性不高,導致立案難度加大。

還有,國企要破產,過去的欠賬要交,相當於人之將死,還要逼其拿出買骨灰盒的錢,直接導致了“死不起”現象。企業的社會職能,比如學校、醫院,以及供水、供暖、供電、物業等移交地方,地方接收起來往往不積極,推動起來很慢、很難。

山東 僵屍 企業 處置 情況 將與 與省 省管 領導 薪酬 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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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分類考核方案出臺:分三類並掛鉤薪酬

26日從國資委網站獲悉,經國務院同意,8月24日,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財政部聯合印發了《關於完善中央企業功能分類考核的實施方案》(以下簡稱《實施方案》)。

國資委成立以來,始終把業績考核作為國資監管的重要手段,充分發揮業績考核在落實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責任、做強做優做大中央企業中的導向和激勵約束作用,並緊密結合實際,不斷完善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制度,探索對中央企業加強分類指導,分類考核,增強業績考核的科學性和針對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準確界定不同國有企業功能”,中央關於深化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相關意見和《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發〔2015〕22號)對改進經營業績考核、加強不同類別企業分類考核提出明確要求。國資委《關於國有企業功能界定與分類的指導意見》(國資發研究〔2015〕170號)又進一步明確了分類考核的主要方向。

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部署和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的工作安排,國務院國資委會同財政部、發展改革委等有關部門,根據新形勢下的新要求,在總結既往業績考核實踐的基礎上,堅持問題導向,深入調研,充分聽取各方意見,組織制定了《實施方案》。

《實施方案》明確了不同類型國有企業的經營責任,按照企業的功能和業務特點確定了差異化的考核導向和內容。按照《實施方案》,對中央企業將分為三類實施考核:

對主業處於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商業類中央企業,以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實現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為導向,重點考核企業經濟效益、資本回報水平和市場競爭能力,引導企業提高資本運營效率,提升價值創造水平。 對主業處於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主要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商業類中央企業,以支持企業可持續發展和服務國家戰略為導向,在保證合理回報和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的基礎上,加強對服務國家戰略、保障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運行、發展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以及完成重大專項任務情況的考核。 對公益類中央企業,以支持企業更好地保障民生、服務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導向,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重點考核產品服務質量、成本控制、營運效率和保障能力。

為更加符合中央企業戰略定位和經濟社會發展要求,進一步完善企業功能分類考核體系,促進考核更加規範、透明,探索建立特殊事項管理清單制度,將企業承擔的對經營業績有重大影響的特殊事項列入管理清單,作為考核指標確定和結果核定的重要參考依據。管理清單結合企業所處行業和功能分類,針對企業承擔的特殊事項範圍和內容,從保障國家安全、提供公共服務、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實施“走出去”重大戰略項目等方面作了具體表述。

《實施方案》明確了由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對其任命的企業負責人進行年度和任期考核,並按照中央關於深化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相關意見和《關於印發〈中央企業領導班子和領導人員綜合考核評價暫行辦法〉的通知》(中組發〔2013〕20號)的相關規定,依據考核結果對企業負責人進行獎懲。

此外,《實施方案》明確要求中央各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參照制定完善所監管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辦法,並對中央企業加強所屬企業的分類考核提出了要求。

央企 分類 考核 方案 出臺 三類 掛鉤 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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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PPP項目資金來源不得與土地出讓收入掛鉤

10月13日,財政部等20部委公布了總投資超萬億元的PPP示範項目名單,同時還發布了《關於聯合公布第三批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示範項目加快推動示範項目建設的通知》(下稱《通知》),其中花了大幅篇章厘清PPP項目用地問題。

在PPP項目用地方面,《通知》要求PPP項目用地應當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年度計劃,依法辦理建設用地審批手續。並給出了五個“不得”。

不得直接以PPP項目為單位打包或成片供應土地,應當依據區域控制性詳細規劃確定的各宗地範圍、用途和規劃建設條件;PPP項目主體或其他社會資本,除通過規範的土地市場取得合法土地權益外,不得違規取得未供應的土地使用權或變相取得土地收益;不得作為項目主體參與土地收儲和前期開發等工作,不得借未供應的土地進行融資;PPP項目的資金來源與未來收益及清償責任,不得與土地出讓收入掛鉤。

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劉飛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簡單說,就是以後土地一級開發不再納入PPP的範圍,這是之前沒有規定的。此前一直強調的,是不得將土地收益作為項目收益來源。

土地一級開發,是指由政府或其授權委托的企業,對一定區域範圍內的城市國有土地、鄉村集體土地進行統一的征地、拆遷、安置、補償,並進行適當的市政配套設施建設,使該區域範圍內的土地達到“三通一平”、“五通一平”或“七通一平”的建設條件(熟地),再對熟地進行出讓或轉讓的過程。

劉飛告訴記者,土地一級開發過程中沒有現金流,且沒有運營的部分,開發完後就交給土地儲備機構,因此將土地一級開發單獨作為一個PPP項目不可行。但是將一級土地開發部分作為一個整體PPP項目的一部分是可行的(且土地一級開發投資占比不能太大),比如建設運營一個自來水廠PPP項目,前期土地一級開發是這個項目的一部分是合理的,而且現實中大部分的PPP項目都這樣做,特別是園區項目。因此《通知》對此”一刀切”不太合理。

中國投資咨詢有限責任公司產業咨詢與投資事業部總經理楊寧表示,目前一些實施的PPP項目中,地方政府逐漸產生了”將PPP項目與土地進行捆綁“的想法,即通過PPP項目采購環節替代相關項目用地的出讓環節。此次《通知》已及時發現並重點”關註“了這一趨勢。

楊寧稱,首先相關部門明確了項目用地應根據項目性質采用劃撥、出讓或者租賃方式供應;其次在項目用地已完整具備相關手續後,可在PPP項目采購環節一並明確項目用地問題;最後強調了PPP項目還款來源不得與土地出讓收入掛鉤。

楊寧表示,上述舉措具備很強的操作性,體現了相關部委對PPP項目與土地掛鉤問題的充分重視。相信通過後續的嚴格監管,這一問題將得到有效的遏制,但這也對後續PPP項目尤其是片區開發類項目的運作模式設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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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路 新故事】四川巴中:土地增減掛鉤政策紅利助農民奔小康

“三二年,臘月天,徐向前領兵進巴山,一仗打到得勝山,受苦人民心歡喜,江口縣紅了半邊天。”

這是一首在大巴山傳唱廣泛的紅軍歌謠,當年的“江口縣”,就是今天四川省巴中市的平昌縣。作為第二大蘇區川陜革命根據地的腹心地帶,1932年到1935年,紅軍在這里戰鬥了3年之久。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川陜蘇區也面臨國民黨蔣介石100余團30萬軍隊新的“川陜會剿”。11月初,紅四方面軍在巴中通江毛浴鎮召開黨政工作會議,制定“智勇堅定、排難創新、團結奮鬥、不勝不休”軍訓鼓舞士氣。11月中旬,又在巴中清江召開軍事會議,提出依托老區、發展新區的“川陜甘”計劃。

1935年3月底,按照中央政治局及軍委關於“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的電令,紅四方面軍結束廣昭、陜南戰役,強渡嘉陵江長征,留下巴山遊擊隊堅持川陜蘇區鬥爭。6月中旬,紅一、四方面軍共10余萬人在川西懋功勝利會師。

巴中市通江縣川陜革命根據地紅軍烈士陵園里的無名烈士紀念園,葬有17225名紅軍烈士的遺骸。馮蕓清 攝

如今,平昌縣早已不是當年的模樣,這里的老百姓也正在擺脫貧困的標簽。用該縣駟馬鎮當先村村民周福林的話來說,就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好得沒法比了”。

剛剛過去的十一黃金周,給駟馬水鄉這個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帶來了數十萬的遊客,也給周福林的冷飲店帶來了一筆可觀的收入。“以前全靠種地,收入很少,現在一年能有3萬元。”周福林告訴記者,“我們這兒原來特別窮,後來政府給我們統一建房子,修路,搞旅遊開發,現在越來越好啦”。

巴中市平昌駟馬水鄉迎來鄉村旅遊熱。巴中市委宣傳部供圖。

一個貧困縣哪來那麽多錢?原來,是土地增減掛鉤結余指標跨市流轉帶來了不菲的收益。

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是依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將若幹擬整理複墾為耕地的農村建設用地地塊(即拆舊地塊)和擬用於城鎮建設的地塊(即建新地塊)等面積共同組成建新拆舊項目區,通過建新拆舊和土地整理複墾等措施,在保證項目區內各類土地面積平衡的基礎上,最終實現建設用地總量不增加,耕地面積不減少,質量不降低,城鄉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標。

簡單來說,就是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從以宅基地為主的村莊占地中騰出土地複墾,指標可以拿到城里來用。

2014年9月,為支持巴中脫貧攻堅,國土資源部為其量身打造“可在省內跨縣、市開展增減掛鉤”等6條支持政策,突破了只能在市域內流轉的範圍。

今年初,成都高新區以每公頃442.5萬元的價格使用巴中市300公頃增減掛鉤節余指標,總金額達13.28億元。巴中成為四川省第一個開展增減掛鉤節余指標省域流轉改革的市(州),也是全國第一個在省域範圍內流轉使用存量增減掛鉤指標的地區。

巴中市國土資源局巴州分局副局長吳冬表示,按照規定,必須是國家級貧困縣才有機會參與,流轉後獲得的收益一部分用於給村民的拆舊補償款,另一部分用於基礎設施建設。

巴中市西連接線新貌。巴中市委宣傳部供圖。

在當先村,政府先期墊支增減掛鉤項目流轉指標預期收益補助群眾建新,同時疊加使用農村土地整治和地質災害避險搬遷的國土政策,解決貧困戶搬遷資金不足的問題,以便村民可以按照統一規劃、聯合建設的方式把新房蓋起來。

同樣受益的還有巴中市巴州區水寧寺鎮枇杷村。據吳冬介紹,枇杷村用增減指標換來了4936萬元資金,每戶拆舊獎補,可獲5萬至10萬左右的建新房補助。節約的土地可種糧,也可種植經濟作物。

“項目實施後土地流轉年均收入100.8萬元,全村僅土地流轉收入人均就可達780元以上。同時還解決了200多個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年務工收入人均可達1.3萬元以上。”村支書陳開天說。

巴中市巴州區水寧寺鎮枇杷村的村民已經住上了新房。馮蕓清 攝

另一方面,運用土地流轉政策和土地入股經營參與合作社的政策,讓農民一夜之間轉換成了收錢的股東。

據陳開天介紹,現在枇杷村已經流轉土地1200畝,全部發展特色種植業,500畝核桃和700畝枇杷,由村里組建的合作社承包經營,“掛果後入股的村民每年預計可分紅780元/畝”。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三大國土政策釋放的紅利,巴中市政府在如何使用涉農資金上也探索出一條效益最大化的路子,即“多個渠道引水、一個龍頭放水”。

平昌縣農工委副主任康峻彬告訴記者,具體的做法是整合扶貧、交通、水務、住建等部門專項資金,將資金投向細化界定為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產業發展、配套公共服務、農戶補助4大類18個小項。

據悉,巴中市2016年梳理整合涉農項目42個、擬整合資金55億元,目前已到位35億元,保證今年脫貧摘帽村投入不少於1500萬元。

長征 故事 四川 巴中 土地 增減 掛鉤 政策 紅利 農民 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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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圖片,這些美麗的地方怎麽還和貧困掛鉤?

山高、路遠、坑深,這幾乎是貧困地區的“標配”。

當年,“不怕遠征難”的紅軍戰略轉移,為避敵軍鋒芒,擺脫追蹤,行軍路線往往都是在敵人統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一般都是數省交界。比如,過境11天召開過“紮西會議”的雲南省威信縣,就位於雲、貴、川三省結合部,素有“雞鳴三省”之稱。還有過境7天的重慶綦江區石壕鎮,也有“一腳踏三縣”的別稱。

長征勝利80周年,回顧長征路上經過的地方,有些仍然處於集中連片特困區,還是國家級貧困縣。

因地制宜用特色產業扶貧

對於大部分貧困地區來說,由於地處山區,可耕地面積少、交通不便等都不是發展經濟的有利條件。要解決貧困,就要打破當地自然經濟狀態,不能僅滿足於自給自足。

“靠山吃山”,立足當地實際情況,自力更生脫貧,歷來被稱道。在記者走訪過的滇、渝兩地,雲南威信縣就有致富能人,他因地制宜帶動村民發展苗木產業,最為關鍵的銷售,由於他本人就從事園林綠化行業,也有著順暢的渠道,至於投資、土地、技能等諸多中間環節出現的難題,對他來說,都容易解決。

雲南威信縣雙河鄉苗木示範園

這個地方的脫貧可歸納為,當地農民可以采用土地入股或租賃的方式,參與苗木合作社的分紅。再加上或外出務工,或就近到苗圃基地務工,均可獲得勞務收入。再勤勞一些,發展林下產業也有一部分收入。有意思的是,撬動的土地關系也為農民增加了一份產權收入。

立足實際、因地制宜,事實上是資源與市場的有效結合。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樊明近來一直在研究扶貧開發及政策評估,在他看來,貧困的產生在於貧困人口難以與資本等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結合。他認為,對政府來說,扶貧首要的是完善市場機制,建立統一的高流動性的要素市場,尤其是城鄉統一高流動性的勞動市場。

樊明說,建立統一的要素市場機制,讓要素充分流動起來,就是充分讓市場發揮起作用。貧困區如能夠吸引到足夠有效率的生產要素,則可實現就地脫貧,或者貧困人口轉移到貧困區外與有效率的生產要素相結合,也可脫貧。不過,在需要兜底的人群及地方,政府應該毫不猶豫的承擔起責任。這應該就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否則政府大包大攬,效果也未必理想。

旅遊脫貧要跟市場結合

除了特色產業外,脫貧也寄希望於旅遊。這幾乎是不約而同的想法。

以石壕鎮萬隆村為例,原本又窮又遠,同樣的山水被開發後,卻成為了“金山銀山”。一方面境內有陸續開發的萬畝高山生態草甸等景點,本就具備高山休閑旅遊的特質。很重要的一方面是,交通等基礎設施的完善,打開了市場,吸引了大量願意來此避暑消夏的市民。蜂擁而至的遊客,更是為村民脫貧開辟了新路。

萬隆村李公壩景區

樊明對本報記者表示,貧困區不少在山區,如恰好風景優美,就具備了旅遊開發扶貧的條件,如果還有紅色旅遊資源,旅遊資源就更豐富了。有一些貧困區就是通過開發當地的旅遊資源,然後配套農家樂、民宿,以及銷售農產品,到景區務工等實現了脫貧甚至致富。

不過,這並非所有貧困地區都具備這樣的條件。他說,風景優美的地方畢竟是少數,雖然旅遊消費在不斷增長,但並不會外溢到所有貧困地區。因此,旅遊開發扶貧並不能作為普遍有效的扶貧措施。

桂林航天工業學院王鈺鑫博士也認為,通過旅遊開發來帶動扶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般來說,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可以發展旅遊業的。雖然全域旅遊在理論上成立的,但旅遊市場的培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現階段,雖然旅遊是扶貧的重要手段,但不能純粹依靠旅遊來扶貧。

不過,跟市場結合,開發出適合旅遊消費需求的產品,這才是發展旅遊產業的關鍵。以重慶市黔江區馮家街道中壩易地扶貧搬遷集中安置點為例,這里的居民本來居住分散、生產生活條件差,為了解決貧困問題將他們從高山上搬遷至此。為斬斷窮根,地方政府將發展特色效益農業作為新村建設發展規劃的重要內容,與農民新村建設同步推進,大力發展鄉村旅遊和生態休閑農業。

鳥瞰阿蓬江

據了解,馮家街道抓住機遇,打造鄉村旅遊特色品牌,發展休閑旅遊經濟。阿蓬江休閑農業與鄉村旅遊示範帶(馮家段)全長8.5公里,是規劃承接濯水、城市峽谷兩個5A景區的重要連接帶。阿蓬江穿越示範帶全境,兩岸風景秀麗,旅遊資源豐富。

阿蓬江花卉園

示範帶(馮家段)著力打造的六大主題園,既解決了相當部分阿蓬江“一江兩岸”在家農民就近務工,又為發展鄉村旅遊搭建了平臺。今年以來,中壩社區組建了鄉村旅遊專業合作社,開發了旅遊路線,並依托安置點打造鄉村旅遊民宿接待中心。

馮家街道中壩家園鄉村旅遊民宿接待中心

值得關註的是,這里規劃的六大主題園,比如垂釣公園、婚慶植物園、阿蓬江花卉園、生態農業觀光園,以及引進的食用菌工廠化示範栽培園等,由此帶動的產業都是從無到有。馮家街道負責人稱,由於臨近阿蓬江畔,風景優美,景色宜人,5月以來,已接待遊客達數千人次,也有不少對新人自發到此拍結婚照,今後隨著開發力度的加大,一定會吸引越來越多的客流。

 

看看 圖片 這些 美麗 地方 怎麼 還和 貧困 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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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 央行先摸底暫不和銀行考核掛鉤

近日,市場傳聞“根據央行關於MPA的調控要求,為進一步規範表外理財業務,從今年三季度起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廣義信貸”測算。對此,第一財經記者通過多方人士確認此消息。

一位接近央行某支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該通知以內部郵件的形式發出。今年MPA(宏觀審慎評估體系)只是在做監測和評估,跟相關金融機構的考核並沒有掛鉤,“各地看著辦”,“這次把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是想試試看,如果納入進去是什麽樣的情況,不納進去是什麽情況,兩種情況都測試,給相關金融機構一個評級,但是後面是不是采取措施,納入監管,要看形勢發展。”上述人士表示。

央行在2015年12月為了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使之更有彈性、更加全面、更有效地發揮逆周期調節和防範系統性風險的作用,將差別準備金動態調整機制升級為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MPA關註廣義信貸,將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等納入其中,以引導金融機構減少各類騰挪資產、規避信貸調控的做法。

上述接近央行支行人士對本報記者表示,廣義信貸代表著金融機構投放到經濟當中的真實的信貸,如果原來理財規模小,對整個貨幣信貸的投放影響不大,而目前表外理財規模已經很大,廣義信貸不夠“廣義”了。宏觀審慎監管的基礎是建立在資本充足率上,如果金融機構信貸投放過多,超出自身的資本承受能力,必然要收縮一下信貸擴張,而此前表外理財並不在廣義信貸里面,就不受資本充足率的約束。表外理財有點像影子銀行業務,像這麽大頭的影子銀行業務是要納入到宏觀審慎調控的框架里面去的。

根據市場傳出的央行《關於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廣義信貸”測算的通知》,要求“從三季度起將表外理財業務納入測算”,具體來說,“季末含表外理財廣義信貸余額=季末廣義信貸余額+表外理財總資產-表外理財現金余額-表外理財存款余額”。

央行行長助理張曉慧在今年7月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指出,廣義信貸是MPA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是與貸款相對而言的,意指更大範圍的信貸,但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統計指標。目前,存款類金融機構廣義信貸的界定範圍包括貸款、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資產以及存放非存款類金融機構款項等資金運用類別,基本上比較全面地囊括了銀行體系的信用投放渠道。

銀行理財規模在過去兩年里快速擴張,今年的規模相對保持穩定,數據顯示,2015年銀行理財規模迅猛發展,增速達50%以上,遠超M2增速。

去年年底,央行宣布自2016年開始正式實施MPA,今年年初提出將除貸款以外的其他各種表內的貸款以及類似於貸款的資產業務也要納入廣義信貸里去,再把表外理財納入廣義信貸測算,“這是MPA在實際操作過程當中不斷完善和健全的過程,目前表外理財的數據,人民銀行的金融統計系統內部已經能夠直接取到,技術上也能夠實現。不過,2016年主要是做監測和評估,沒有配合相應的管理手段。”上述接近央行支行人士稱。

一位城商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資本充足率對於銀行來說是非常核心的指標,不管是以前的老的監管模式,還是采取《巴塞爾協議Ⅲ》引入我國監管體系以後,都是非常重要非常核心的指標。資本充足率是銀行的核心資本和廣義上信貸規模的比率,如果將原來表外的理財還原到廣義信貸中,相當於分母做大,在核心資本靜態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充足率就會下降。在他看來,政策的意圖是央行或其他監管機構想要了解真實的金融機構資金投放的規模,如果這里面有一部分信用風險並不是由投資者來承擔而是銀行來承擔的,則要視同是廣義的信貸規模,以此進一步準確掌握信貸規模到底有多少。

中信證券固收研究團隊表示,這項政策可以看作是去杠桿背景下監管的持續發力。今年以來,市場對於監管層將要加大影子銀行業務的監管和表外業務約束的傳聞不絕於耳,然而總體上如銀監會等監管機構並沒有明確的相關表態,但此次央行MPA考核方法的修訂則是非常清晰和明確表明對表外風險的關註和監控,由於銀行表外業務主要為規避資本金和杠桿約束,因此央行此次動作也與此前去杠桿的意圖相一致。

中金固收認為,這是一次“測算”,尚未正式施行,且2016年MPA的施行對全體商業銀行業務發展的約束有限。總體來看,如果把銀行理財資金余額扣除掉現金與存款部分,納入MPA廣義信貸的考核,事件本身的實質影響相對有限,短期只是市場在前期漲太多且背離基本面、資金面的背景下“借機”調整。中期看市場還是會回到市場的主線調與主邏輯,高頻數據平穩、貨幣政策難松,但配置壓力仍非常大,且居民加杠桿放緩倒逼表內變成新邊際變量。不過,事件也體現監管部門防範風險、壓制金融過快加杠桿的意圖,往後銀行理財監管也將趨嚴,且理財的增速會放緩。之後仍需關註理財監管方案的落地以及銀監會的態度(特別需要關註房地產融資渠道收緊可能),這或是絕對理財發展最關鍵的部分,也將進一步影響到資金在銀行表內與表外的分布,從而對資金分配、債券需求有所影響。

 

表外 理財 納入 廣義 信貸 央行 摸底 不和 銀行 考核 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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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擁堵指數掛鉤 上海車牌拍賣“十三五”將動態調整額度規模

“十三五”期間,上海將繼續對小客車采取總量調控的措施,同時建立車牌發放的聯動機制。

1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官網發布《上海市綜合交通“十三五”規劃》(下稱《規劃》),提出要堅持並完善車輛擁有控制政策。

所謂的車牌發放聯動機制,是指建立上海市區號牌小客車新增額度發放規模與交通擁堵指數(道路交通運行情況)、交通環境的聯動機制,動態調整額度發放規模。同時,適時調整取得額度所需的條件,從源頭上實現小客車的總量調控。

《規劃》稱,要堅持交通需求管理,繼續調控小客車保有量,引導個體機動交通合理使用。

《規劃》稱,上海目前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突破力度不足,道路擁堵形勢依然嚴峻,但是,上海城市機動化和交通需求增長的趨勢仍會延續。

考慮到上海已明確提出規劃建設用地“負增長”的要求,可供大量交通設施建設的土地十分有限。因此,“十三五”期間,上海綜合交通體系將逐步進入“完善功能、註重管理、提升服務”的交通設施建設和品質提升並重發展階段。

隨著居民的生活水平將持續提高,小汽車進入家庭的趨勢沒有改變。

上海市交警總隊的統計顯示,截至2015年底,上海機動車保有量達334.04萬輛,其中汽車291.08萬輛。隨著上海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市民購車剛性需求旺盛,汽車保有量繼續呈快速增長趨勢,與2014年相比,汽車保有量凈增29.53萬輛。

這其中,小型載客汽車達247.42萬輛,其中,以個人名義登記的小型載客汽車(私家車)就達到207.4萬輛,占小型載客汽車的83.82%。與2014年相比,私家車增加26.21萬輛,增長14.47%,每百戶家庭約擁有52輛私家車。

為調控私家車的保有量,上海自1994年起實施私車牌照額度拍賣,是中國內地最早進行牌照拍賣的城市。據統計,2002年到2013年,已有超過90萬人通過拍賣獲得牌照。

2014年底的新聞發布會上,時任上海市交通委主任孫建平表示,若不在滬牌總量上有所控制,上海私車的數量可能要比目前多出1~1.3倍。

不過,要拍到上海牌照並非易事。

在本月19日剛剛結束的11月滬牌拍賣中,參拍人數達215424人,投放滬牌額度為11549張,中標率僅為5.4%。與此同時,滬牌的最低成交價為88600元,平均成交價為88665元,創今年以來的價格新高。

今年6月10日,上海市交通委主任謝峰在參與《2016民生訪談》時表示,車牌拍賣“粥少僧多”,他自己身邊也有一年沒拍到的、一年半沒拍到的。

謝峰說,拍牌制度也是為了遏制小客車的快速增長,有限供給。如果拍牌很容易,道路資源不夠,城市擁堵更難。

他也表示,到2015年為止上海的247.42萬輛小型載客汽車中,滬牌167萬輛。而北京同期已經達到447萬輛。

今年6月18日,上海市交通委公布修訂完善了《上海市非營業性客車額度拍賣管理規定》,進一步提高了拍牌的門檻。

具體來說,只有擁有上海戶籍(或連續繳滿3年社保)、沒有上海牌照、名下沒有上海牌照的私車、有駕照、1年內沒有相關交通安全違法記錄,才能去拍牌。

除了車牌拍賣政策的調整,《規劃》還提出,要加大小客車使用管理的政策管控力度。在現有高架高峰限行政策基礎上,視道路交通運行狀況,進一步深化研究調整限行時段和範圍;通過停車資源供應、停車價格政策等措施,調控小客車使用。

今年4月,上海市已經進一步加強了限行,晚高峰限行時間延長了2小時,而且限行範圍有所擴大。

擁堵 指數 掛鉤 上海 車牌 拍賣 十三 三五 動態 調整 額度 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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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政策與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的文件,國辦要求再次清理

據國務院客戶端28日消息,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於進一步開展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相關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將對涉及自主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的規範性文件,再開展一次清理工作。對於不符合要求的地方性法規,地方人民政府應及時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報告,啟動修訂程序。

通知全文

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開展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相關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

國辦函〔2016〕92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國務院各部委、各直屬機構:

為履行“中國的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不掛鉤”的對外承諾,2011年11月17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深入開展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相關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國辦發明電〔2011〕41號),要求各地方、各有關部門自2011年12月1日起停止執行規範性文件中關於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的措施。為深入貫徹落實國辦發明電〔2011〕41號文件有關要求,切實履行我國對外承諾,經國務院同意,現就進一步開展清理工作有關要求通知如下:

一、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要按照世貿組織規則和我國對外承諾,對涉及自主創新政策與提供政府采購優惠掛鉤的規範性文件,再開展一次清理工作。清理後,要向社會公布繼續有效、廢止和失效的文件目錄;未列入繼續有效文件目錄的規範性文件,不得作為行政管理的依據。今後不得制定違反我國對外承諾的新文件。

二、對於不符合國辦發明電〔2011〕41號文件規定的地方性法規,地方人民政府應及時向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報告,啟動修訂程序。地方各級人民政府要與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加強溝通,建議出臺地方性法規時,註意與中央政府對外承諾保持一致。

三、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負責對本行政區域內清理工作進行督促檢查,有關工作進展情況請於2016年12月底前上報國務院,抄送國家發展改革委、科技部、財政部、商務部。

國務院辦公廳

2016年11月16日

創新 政策 政府 采購 優惠 掛鉤 文件 國辦 要求 再次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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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財政支出結構固化 教育等重點支出與GDP將不再掛鉤

為改變財政支出結構固化的格局,教育、農業等重點支出與財政收支增幅或同國內生產總值將完成脫鉤。

財政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王衛星19日在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的一場報告會上透露,十八屆三中全會和新修訂的預算法都明確取消重點支出“掛鉤”機制,經過財政部的努力,目前“掛鉤”機制已經逐步解決,中央改革辦已經開完會,法律修改還需要一個過程。

“到去年年底全部掛鉤的問題都解決了,脫鉤了。中央的決策程序已經走完了,剩下的需要一個法律修改過程。法都還沒有改,期待以後走程序。”王衛星說。

重點支出掛鉤機制是指教育、農業等重點支出同財政收支增幅掛鉤或同國內生產總值掛鉤。支出掛鉤機制在特定發展階段為促進有關領域事業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導致財政支出結構固化僵化,肢解了各級政府預算安排,加大了政府統籌安排財力的難度。

“財政支出不再與GDP增速掛鉤”出現在去年的預算報告中,時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這項改革雖然只是我國當前正在推進的財稅體制改革一攬子計劃中的一小步,但意味著財政部門在管理國家的錢袋子時要更加高效。

以2012年數據為例,全國各地僅財政安排的教育、科技、農業、文化、醫療衛生、社保、計生七項帶有支出紅線的重點支出,就占到了全國財政支出的48%。

支出固化加大財政風險

當前我國財政收支矛盾凸顯,財政增量空間縮小,如何突破財政支出項目只增不減、存量固化格局,是當前擴大財政空間的路徑之一。

19日,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簡稱“財科院”)發布的一份報告稱,當前財政支出固化問題凸顯,是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改革不到位的反映。財政支出固化更反映出政府自身改革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不是財政部門或某幾個部門能推動解決的,需要從優化頂層設計、深化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提升國家治理能力等方面統籌考慮。

財科院院長劉尚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解決財政支出結構固化問題,需要打破支出背後的利益藩籬,探索科學的資金分配機制和預算編制方法,實現高效分配和績效提高,有效化解不斷加劇的財政風險。

財政支出結構固化是指所有的財政支出項目只增不減,或者存量不動只能動增量,實際上就是指財政資金分配結構固化、僵化,缺少統籌、協調、優化空間和彈性的一種狀態或格局。

報告顯示,在目前財政支出中,總體、部門及項目支出多層次固化問題嚴重。總體上基本支出和項目支出被“人”和“事”綁架,只減不增;功能分類的重點支出因“法定掛鉤”等因素而固化嚴重;從部門層面看,基本支出總體增長;從項目看,支出只增不減結構固化明顯。

財政資金分配渠道固化問題也十分突出,部門“二次分配權”肢解預算統一分配權,固化了分配渠道;轉移支付項目資金的條條分配,財政支出方式固化不能適應形勢變化或需要。

此外,央地支出結構差異也反映出支出固化的財政體制問題。比如,層級越低的政府財政支出調節空間和彈性越小,地方財政基本支出被“人”綁架,快速增長,擠占項目支出空間;轉移支出“小馬拉大車”,規模不斷增長,結構固化嚴重。

報告認為,財政支出結構的固化只是一種表象,說明財政資金分配嚴重依賴原有的路徑,財政支出缺乏科學的決策程序和依據,技術上預算編制基本依賴基數法,或者基數法色彩濃厚,零基預算的理念和思維不足,基數法必然導致路徑依賴和結構固化、僵化,缺乏科學的調整機制。

當前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 經濟增長降檔,財政收入降幅超過經濟降幅。數據顯示,2010 年到 2016 年,GDP 增速從 10.6%下降到 6.7%,而財政收入增速卻從 21.3%下降到 4.5% 。

劉尚希表示,目前增量調節可以說是捉襟見肘,支出結構固化導致支出剛性擴大,該減的減不下 來,而需要增支的又不得不增,收支矛盾加大;同時,支出固化導致資金績效下降,漏損增多,正反兩方面加劇了財政收支矛盾。重點任務保障和政策落實,依靠增支眼前看並不現實,日趨依賴財政赤字債務,進而導致財政風險不斷積聚。

破除“掛鉤”機制 優化支出結構

報告認為,打破固化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是一個系統性問題。有效解決財政支出固化問題,需要從決策、制度、技術三個層面分別施策。

具體而言,決策要解決政府治理的問題,敢於打破利益藩籬和社會過度福利化的傾向,提升預算決策層次, 統一預算權。制度層面要創新預算制度安排和政策體系,破除“掛鉤”機制、專款專用等維持支出結構固化的制度或政策禁錮或束縛;技術層面則要采用零基預算編制方法和強化績效管理,以科學的技術和機制防止固化問題的延續或再生。

劉尚希表示,調整和優化支出結構,首先要提升預算決策層次,打破部門利益的“藩籬” 。完善政府內部治理機制,建設具有決策職能的核心預算機構 。合理配置部門的部門預算編制和管理權,強化跨期預算約束 。

財科院財政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趙福昌表示,預算權力結構理順之後,接下來的任務就是要完善預算管理制度和相關政策,將所有的政府性資金納入預算管理體系之內,取消影響財政資金分配統一性的掛鉤事項,弱化專款專用,並通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強化部門間的協同配合,從根本上逐步化解財政支出固化問題。

財政部預算司副司長吳海軍表示,財政部門在調節支出結構方面已經下了很大的功夫,牢固樹立了過緊日子的思想意識,在財政支出中保障重點支出、壓縮一般支出。但是財政支出十分複雜,調整支出結構非常艱難,涉及到各方利益。他同時表示,越是財政困難的時候,改革越會加快前進。

破解 財政 支出 結構 固化 教育 重點 GDP 不再 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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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2月券商成績單出爐:負面行為掛鉤券商評級

周五,全國股轉公司發布了2月的主辦券商執業質量評價結果,共有一百家家主辦券商參評,滿分券商家數較前月增加一倍,但負面行為記錄有所回升,做市交易仍然是傳統違規高發項目。

主辦券商執業質量評價是自律監管以外針對新三板主辦券商覆蓋更廣的監管措施,自去年4月以來每月評分。

2月評價結果顯示,興業證券、國金證券、天風證券等13家主辦券商獲得滿分100分,申萬宏源和招商證券獲得最高7分的加分。從2016年4月至今累積評分看,網信證券、萬和證券、申萬宏源排名居前。

上月,主辦券商負面行為記錄共221條。從統計結果看,推薦掛牌業務負面行為最突出的是華融證券,掛牌後督導類中金公司、九州證券負面行為比較顯著,交易管理類負面行為記錄數與其業務量比值最高的為平安證券,綜合管理類業務紅塔證券表現不佳。

記者發現,2月近五分之一的負面行為都發生在平安證券,且主要集中在交易管理類,交易管理類依舊是主辦券商負面行為的傳統高發地。

評價結果顯示,2月的交易管理負面行為主要包括做市商在轉讓日的9:30未對做市股票發布買賣雙向報價,以及前次做市申報撤銷或其申報數量經成交後不足1000股的,未在5分鐘內重新報價的行為達10次。交易負面行為較前月大幅反彈。

一家券商做市業務負責人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開盤不報價現象可能是疏忽造成的。由於初期報價的策略往往需要人工去設定,做市企業數量多的做市商操作員出現失誤,因此應鼓勵做市商人工和交易系統相結合。

除了做市交易,掛牌後督導業務依然券商出錯的高頻區,2月發行備案申請收到股轉公司反饋的負面行為高達39條。

股轉公司指出,問題主要集中在認購對象身份信息前後不一致或不完整,備案材料中部分表述前後不一致,中介機構未就是否存在募集資金專戶存放與管理情況、現有股東優先認購安排、本次募集資金用途等發表意見,未提交自願限售認購對象的限售申請,對賭、回購等特殊條款合法合規性存疑,未提交可編輯word版備案材料等。

根據主辦券商執業質量評價規則,每年主辦券商將按照評分被分為四檔,在制度上受到差異化對待。排名靠前的券商將在新業務或新產品的試點中享有優先權,倒數十名的主辦券商並將需要提交書面說明,並被通報到證監會。

華北一家券商投行業務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券商在新三板的負面行為評價如果扣分過多會影響券商評級,而大券商降一個評級就要多交很多投資者保護基金費,由於經營新三板業務的收益也不高,因此新三板業務對券商而言性價比偏低。

(第一財經實習生王天然對本文亦有貢獻)

三板 券商 成績單 成績 出爐 負面 行為 掛鉤 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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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士余怒批“鐵公雞” 現金分紅或掛鉤定增

證監會主席劉士余近期對上市公司“鐵公雞”的表態引發市場熱議。支持的觀點認為,上市公司分紅是回報投資者的基本方式,是股民分享企業成長的途徑,監管層應該督促上市公司落實分紅承諾;但也有質疑者提出,分不分紅是企業的自主選擇,企業可以選擇將盈利分掉,也可以選擇用於再投資或再經營。

事實上,梳理近十年的監管規則可以發現,歷屆證監會主席對分紅的態度都非常一致,即鼓勵上市公司通過分紅回報投資者,促進市場長期投資氛圍的形成。

“‘鐵公雞’是什麽?是明明有利潤,可以進行分配,符合分紅條件,也符合公司章程中有關分紅的承諾,但是依然不執行章程條款,堅決不分紅的公司。”君合律師事務所資本市場組合夥人馮誠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按照要求上市公司必須在章程中寫明現金分紅的條件,並在定期報告中詳細披露分紅承諾,如果公司不按承諾分紅,既違反承諾,也違反信息披露要求。在他看來,監管層批評的,正是這類符合分紅條件但依然“違約”不分紅的公司。

根據劉士余8日曾表示,對於有能力分紅卻長年一毛不拔的“鐵公雞”,證監會已經在高度關註,而且不會放任不管,會有相應的硬措施。據業內人士預計,新的“硬措施”可能來自將現金分紅與定增掛鉤。

分不分紅,誰說了算?

在8日舉行的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第二屆會員大會上,劉士余對上市公司不按規定分紅的現象專門提出批評。他甚至提出,“從整體看,如果上市公司不給股東現金分紅,對這家公司的股票買賣基本上就會變成一個擊鼓傳花的投機遊戲”。

上市公司要不要分紅,是靠公司的自主決策,還是要監管層的行政命令?還有觀點提出,發達市場上市的許多科技公司,上市多年也依然不分紅,為何A股的上市公司就一定要分紅?

這並非今天才有的新爭議。2012年5月,證監會發布《關於進一步落實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有關事項的通知》(下稱“《通知》”),明確提出為投資者提供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機會,是上市公司應盡的責任和義務。

《通知》對上市公司制定分紅政策的程序、IPO首發招股書中的披露要求作出詳細規定,並將現金分紅與再融資政策掛鉤。

根據要求,上市公司董事會制定方案、在章程中寫明現金分紅安排,具體到利潤分配的形式、現金分紅的條件、發放股票股利的條件,以及各期現金分紅的最低金額或比例等,都要一一列明。最後方案經由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上市公司按照公司章程及股東大會批準的方案具體執行。

同時監管層還將分紅承諾提高的信息披露的要求。《通知》規定,在IPO招股說明書中,詳細披露現金分紅的安排,公司是否有未來3年具體利潤分配計劃,以及長期回報的規劃,並以“重大事項提示”的方式,提醒投資者關註公司發行上市後的利潤分配政策、現金分紅的最低比例等內容。

“公司章程就相當於上市公司的‘憲法’,分紅安排一旦寫入公司章程,具體怎麽分紅、何時分、分多少,都由公司根據章程規定自行決定。只要股東大會通過,最後就是有效的。所以,上市公司分紅本身是公司自己議定的內容,但是需要符合行政監管機關的原則規定。”馮誠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監管層並不限制公司分紅的方式,但是相比現金分紅,“高送轉”往往直接聯系到股價,被利用進行個股的炒作,所以監管層對現金分紅有較為嚴格的規定。

馮誠認為,監管層要求上市公司按照規定和章程履行分紅承諾,並非要求公司將全部利潤無條件分掉。“中國的分紅制度也不是制約上市公司將經營累計取得的收益,用於再投資或者再經營,而是希望上市公司在追求自身發展的同時拿出一部分與股民分享。”他告訴記者,監管層在制度設計時也企業所處的階段等因素考慮在內。

《通知》在要求公司披露長期回報規劃時也提出,分紅回報規劃應當著眼於公司的長遠和可持續發展,在綜合分析企業經營發展實際、股東要求和意願、社會資金成本、外部融資環境等因素的基礎上,充分考慮公司目前及未來盈利規模、現金流量狀況、發展所處階段、項目投資資金需求、本次發行融資、銀行信貸及債權融資環境等情況,建立對投資者持續、穩定、科學的回報機制,保持利潤分配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2013年11月,證監會又發布了《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3號——上市公司現金分紅》(下稱《指引》),對現金分紅的安排作出細化,同時明確了處罰條件。對於未制定回報計劃、未履行必要程序、未詳細信息披露、未按規定分紅等情形,證監會將采取監管措施並作出相應處罰。

“硬措施”或為掛鉤定增

既然已有規則約束,為何監管層還要持續苦口婆心的“勸告”甚至是“警告”?在馮誠看來,目前上市公司不按規定進行現金分紅,已有兩條約束。

一是信息披露限制。按照要求,上市公司必須在每年的定期報告當中,公布現金分紅安排、作出承諾,並公布履行情況。如果出現作出承諾但沒有履行的行為,相當於就違反信息披露要求,接下來面臨的監管或者處罰就可能接踵而至。

二是將現金分紅與再融資掛鉤,進行資本市場運作的限制。“2008年以後,證監會對不按承諾分紅的公司,最大的限制就是限制再融資。”馮誠告訴記者,要進行再融資必須滿足的條件之一就是最近三年以現金或股票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百分之二十,這是一項硬性指標的。

根據劉士余8日曾表示,對於有能力分紅卻長年一毛不拔的“鐵公雞”,證監會已經在高度關註,而且不會放任不管,會有相應的硬措施。據業內人士預計,新的“硬措施”可能來自將現金分紅與定增掛鉤。

3月31日,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在回應“鐵公雞”問題時曾表示,證監會將通過約談、專項檢查等方式督促上市公司落實現金分紅承諾,同時,“在對公開發行證券設置現金分紅條件的基礎上,研究對非公開發行股票設置現金分紅條件,強化監管約束”。

“3月31日證監會發行部領導與多家保薦機構就2月17日證監會發布的再融資新規政策舉行通報會,進一步明確再融資新規的相關事宜。”申萬宏源分析師林瑾4月4日發布研報稱,政策導向上,未來還將考慮定向增發與現金分紅條件掛鉤。

據申萬宏源統計,3月底4月初證監會發行部發出的再融資反饋意見中,針對5家上市公司的反饋意見中提到了現金分紅的情況——“請保薦機構對申請人《公司章程》與現金分紅相關的條款、最近三年現金分紅政策實際執行情況是否符合證監會《關於進一步落實上市公司現金分紅有關事項的通知》、《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3號-上市公司現金分紅》的規定發表核查意見;說明申請人最近三年的現金分紅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規定”。

可轉債、配股、公開發行關於現金分紅的要求是,最近三年以現金方式累計分配的利潤不少於最近三年實現的年均可分配利潤的20%。“我們認為如果定增門檻或與現金分紅條件掛鉤,不排除向現行的其他再融資的現金分紅要求看齊的可能性,”林瑾在研報中表示,截止3月中旬,全部A股中滿足這一條件的占比僅約30%。

劉士 士余 余怒 怒批 鐵公雞 現金 分紅 掛鉤 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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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銀行負責人將與普惠金融掛鉤,降小微貸款利率是今年“小目標”

“下一步銀行董事會和銀行分支機構負責人考核要與發展普惠、推進小微企業貸款緊密結合,進一步調動他們從事小微企業和三農貸款積極性。”5月3日,銀保監會副主席王兆星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指出。

王兆星指出,下一步將對商業銀行將實行“兩增兩控”考核,一是要求商業銀行對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於各項貸款增速,對於小微企業貸款客戶數不低於去年同期。同時對小微企業三農貸款利率要進行專門考核,有利於降低小微企業、三農融資成本,銀保監會正在推動建立完善“兩增、兩控”評價體系。

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全國小微企業貸款余額31.76萬億(其中單戶授信1000萬元以下貸款8.04萬億),去年新增4.04萬億。小微企業貸款戶數1544.92萬戶。涉農貸款余額31.55萬億元,比年初增長1.1萬億元,同比增長7.9%。

去年5月,銀監會等十一部委聯合下發《關於印發大中型商業銀行設立普惠金融事業部實施方案的通知》。數據顯示,目前五大行普惠金融事業部完成設立,總行層面普惠金融事業部全部掛牌,一級分行層面已完成185家分部設立。6萬余家支行及以下網點從事城鄉社區金融服務。民生銀行、興業銀行等6家股份制商業銀行設立了普惠金融事業部,1601家村鎮銀行和17家民營銀行獲準設立。

王兆星指出,普惠金融事業部要求商業銀行建立五項專門專業機制,一是綜合服務、統計核算、風險管理、資源配置、考核評價五方面建立相應專門機制,此外要求各家銀行下沈服務,下放審批權力,更多給基層機構開展普惠金融自主權。他指出,在普惠金融和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過程中,最突出的問題是信息不充分不對稱和激勵不足兩大難題。銀保監會圍繞兩大難點開展相關政策配套工作。

數據顯示,當前金融服務覆蓋面不斷擴大。截至2017年末,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共有營業性網點22.86萬個,網點的鄉鎮覆蓋率和基礎金融服務行政村覆蓋率都超過了96%,農業保險鄉村服務網點36.4萬個,協保員45萬人,網點鄉鎮覆蓋率達到95%,村級覆蓋率超過50%。

王兆星說,在信息方面,要發揮傳統金融機構服務人員面對面服務,搜集信息作出判斷,提出有針對性金融服務,同時利用更多技術手段,包括互聯網、雲計算、大數據進行綜合判斷。

例如,5月2日,建行在總行召開了中國建設銀行普惠金融戰略啟動大會。提出“雙小”戰略。建行董事長田國立指出,“雙小”戰略面對成千上萬的客戶,沒有大數據技術及新一代系統應用就是一句空話。大數據和互聯網、智能技術提供了零售業務新的風控技術的條件。事實上我們的平臺建設才是解決風險管控全過程的有效途徑。

王兆星表示,面對金融機構激勵不足問題,銀行內部激勵需要進一步增強,對於專門信貸資金配置,內部資金成本考核、業績利潤考核、從事該工作人員機構負責人考核獎勵需要建立專門的體系。

在銀行監管方面,銀保監會采取了一系列專門小微企業普惠金融統計、評價體系,對普惠小微企業風險權重,計算資本充足率時,低於大中型企業風險權重,此外對於從事基層信貸人員履職評價方面,如果履職,貸款發生違約、不良,免於追究問責。

銀保監會普惠金融部主任李均鋒說,從社會抽樣調查的情況看,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大型銀行貸款利率比較合理,年化利率在5.1%-5.5%左右。地方銀行貸款利率在6.5%-7%左右。第三類非銀行機構如小貸公司等,貸款利率還是比較高,在24%以內。最後第四類純民間貸款利率在36%以內。下一步,監管部門將推動銀行業降低小微企業貸款綜合成本。

李均鋒強調,下一步銀監會將降低商業銀行貸款資金來源成本,拓寬資金來源渠道,通過新技術、手段,降低商業銀行在小微企業管理成本。一般的客戶貸前、貸後管理成本。主要推動小微企業貸款,續貸政策落地。加大貸款創新力度,降低再貸款利率。推動小微企業貸款利率之外的附加成本。經過方方面面努力,爭取小微企業貸款利率在年內將有明顯下降。

考核 銀行 負責人 負責 將與 普惠 金融 掛鉤 降小 小微 貸款 利率 今年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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