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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港机80%高溢价增发 大股东预立股价标杆

振華重工：港口機械全球占比超8成 “十三五”加碼自動化碼頭

在國外著名的大港口，無論是加拿大溫哥華、德國漢堡、美國邁阿密，還是馬來西亞、斯里蘭卡、新加坡……都會看見寫著“ZPMC”(上海振華重工)碩大字樣的吊車。最新數據顯示，振華重工的港口機械產品已占據全球市場82%以上的份額。

上海振華重工總裁黃慶豐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十三五”期間，全自動化碼頭、海洋工程、城市綜合交通等業務都將是振華重工發展的重中之重，將通過自動化碼頭帶動港機業務全面升級，更好地把握“中國制造2025”和“工業4.0”的政策機遇。

堅持走“造芯”之路

“振華重工的自動化碼頭系統將向全世界推廣”，黃慶豐告訴第一財經記者，自動化碼頭系統總承包項目是公司近幾年著力開拓的新領域，依托於成套化、集成化與一體化產業，振華重工開拓自動化碼頭市場取得巨大進展，市場需求與潛力巨大。

振華重工首創的世界第四代自動化碼頭系統，在廈門遠海碼頭實施，已投入試運營。此外，振華重工還獲得青島港自動化碼頭、洋山港全自動化碼頭和意大利VADO碼頭自動化項目，目前正在緊張建設中。

振華重工主營業務包括港口機械、海洋工程裝備、大重特型鋼結構、海上運輸與安裝、系統總承包、電氣、有償服務等八大業務。作為世界知名的港口機械制造商，港口機械品牌“ZPMC”具有全球影響力。

目前，公司資產規模從100萬美元初始資金發展到590億元人民幣，二十四年來總資產增長了近1萬倍。

振華重工董事長宋海良說，振華的目標是“世界上只要有港口的地方，就要有振華重工生產的起重機在作業”，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振華在努力實現五個轉型，即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從賣產品轉向賣精品(技術);從賣設備轉向賣系統;從賣硬件轉向賣軟件(服務);從2.0時代的生產模式、管理模式、商業模式轉變為4.0時代的新模式，實現研發、制造、管理和服務的一體化、精密化、綠色化、智能化。

據介紹，振華重工港口機械產品產品遠銷全球95個國家和地區，連續18年保持全球市場占有率第一，迫使日本、德國、美國、韓國等國的傳統港口機械制造商逐步退出港口機械市場。

值得一提是，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振華重工港口機械仍保持了75%以上的全球市場占有率。最新的一個數據是，英國權威行業雜誌World Cargo News發布的榜單顯示，2015年6月至2016年6月，振華重工的港機產品已占據全球市場82%以上的份額。振華重工制造的2000多臺集裝箱岸橋、3000多臺場橋矗立在全球200多座港口碼頭上，向世界宣告著中國制造的成就。

此外，振華重工還高端切入了海洋工程裝備市場，已正式進入國際鉆井平臺市場，並得到國際主流市場認可。首座鉆井平臺“振海1號”已成功銷售並順利交付用戶使用。還有另外四座鉆井平臺的訂單，正在全面開工建造，均為海外用戶。在海工市場上，振華重工堅持走“造芯”之路，不走“殼”制造之路，努力打破歐美的海工技術壟斷。中國交建成功收購美國F&G的戰略舉措，以及與國內相關技術研發中心的良好合作，都充分支撐了振華重工的自主創新。首座平臺的升降系統和鎖緊系統等核心配套設備均為公司自主研發建造。此外，公司的鋪管系統、大型錨絞車、平臺擡升系統、平臺樁腿等已實現向發達國家出口。

開拓全產業鏈新領域

金融危機後，外部需求持續低迷，人口紅利消失、算上效率勞動力成本與歐美持平，人民幣升值削減市場競爭力和利潤，環保等硬約束導致成本進一步增加，中國制造業在各種內部因素和外部壓力的影響下艱難跋涉。

黃慶豐表示，振華重工在保持原有業務優勢的同時，積極開拓新領域。全面開拓經營與服務市場，全球售後服務與經營網絡布局逐步完善，已在德國、荷蘭、斯里蘭卡、南非、印度、澳洲等地建立子公司或辦事處，已建立了北美區域中心、東南亞區域中心，在國內的天津、浙江、山東、福建等地建立了辦事處，效益與價值已有顯現。

同時，海上運輸業務全力走出去，加快發展新途徑、新模式、新客戶。船運公司中標俄羅斯亞馬爾天然氣廠房模塊運輸項目。另外，船運公司已與中石油啟動洽談，探討成立合資公司共同參與帶破冰功能的LNG運輸船業務。

振華重工參與全球項目投資，投融資市場增量初顯。2013年，中標南京寧高60億元人民幣BT項目，成為公司自成立以來斬獲的最大訂單。2014年5月份，投資青島港股份5000萬美元，成為其基石投資人，為進一步加強與青島港全方位合作基礎。2015年，中標江西萍鄉100兆瓦光伏電站項目和江蘇省啟東呂四港區環抱式港池項目。

黃慶豐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振華重工將打造全產業鏈，在逐步整合強大的鋼結構制造能力、整機遠洋運輸能力、高端設計研發能力後，公司構建出強大的全產業鏈運營能力，全面提升了核心競爭力。

據介紹，上海振華重工占地總面積1萬畝，鄰水外場面積近2千畝，擁有鋼結構車間84萬平方米，其它車間55萬平方米，具備年產100萬噸鋼結構的制造能力。所屬長興分公司擁有深水岸線5公里，承重碼頭3.7公里，是世界最大的重型裝備生產基地;所屬南通傳動公司具備年產精密減速器2萬套的生產能力，配備國內最高端的精密制造設備，是亞洲最先進的重型齒輪生產基地;所屬港作輪公司具備各類港口作業船舶70余艘;所屬船運公司，擁有26艘遠洋運輸船舶，可承接重大件運輸、專用產品的運輸等，使公司成為世界上唯一擁有整機運輸能力的設備制造商;在歐洲、北美、亞洲等地建立了分支機構，解決了全球客戶采用“ZPMC”產品的後顧之憂。

人才是振華重工的核心競爭力

振華重工參與了眾多國際國內知名大型鋼結構項目，為世界最高級別鋼結構橋梁——美國舊金山-奧克蘭新海灣大橋提供了4.5萬噸鋼結構。韓國仁川鋼橋、挪威哈當厄爾鋼橋、蘇格蘭福斯新橋、英國海上風力電站、丹麥奧登塞鋼橋以及全球最高的美國拉斯維加斯摩天輪等項目的鋼結構也全部由振華重工提供。

振華重工還參與了港珠澳大橋的建設，提前一個月完成大橋島隧工程大型鋼圓筒的制造、運輸、安裝工作，確保工程如期推進。制造調試了技術領先的鋼模板，為澆築隧道沈管提供了設備支持。自主研制了國內首創、世界出運能力最大的海底隧道管節沈放船和全球最大的深水碎石高精度拋石整平船，提升了國內水運施工的裝備水平

作為世界上能設計、制造大型起重船的三大企業之一，振華重工自主研制了4000-12000噸大型起重船，屢創世界第一，其中制造的12000噸起重船是全球起重噸位最大的全回轉起重船。公司是國內出口鋪管船整船產品的第一家。研制的3000-5000噸海上石油鋪管船率先出口盧森堡、新加坡、俄羅斯、阿聯酋和西班牙等。

黃慶豐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科技創新和完成重大項目的背後，關鍵是靠人才，人才是振華重工的核心競爭力。振華重工下屬的三大設計院人員流動率只有3%到5%，在薪酬制度設計上，技術人員工資比管理人員多20%到30%，技術人員有專門的薪酬體系和晉升渠道。

黃慶豐表示，公司願意給年輕人更多的平臺和機會，去歐美大公司交流學習。而且建立了容錯機制，允許設計研發中犯錯誤，營造寬松的氛圍，充分調動人員的積極性。

中誠信毛振華：建立債務蓄水池機制對沖貨幣供給

“穆迪—中誠信國際2017年中國市場信用風險年會”日前在北京舉行。中誠信集團董事長、中誠信國際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毛振華在年會上指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調控思維應當轉換，防風險是穩增長的前提。他認為，我國應建立債務蓄水池機制來對沖巨大的貨幣總量。“我們能不能尋找到沒有貨幣化的領域來對沖貨幣供給，而不讓巨大的貨幣量去制造泡沫，或者提高消費物價，這還是有一定的空間。”具體而言，有兩個領域可以加以利用，一個是農村改革，特別是農村土地的交易，另一個是國有企業產權的流轉。

毛振華指出，通過對過去十年宏觀調控政策主要目標的梳理和分析，我們發現過去中央都把穩增長、調結構作為主要目標，今年才將防風險納入其中。在穩增長和防風險兩條底線之間，我們一直是把穩增長作為防風險的前提。“決策層認為，必須保持經濟適當的增速才能有效防控金融風險。”毛振華說，穩增長措施已取得了一些積極成效，當前中國經濟增長進入築底企穩階段，而債務違約風險在不斷累積，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應當把著力點放到防風險上，防風險應當作為穩增長的前提。

2012年以來，穩增長一直是宏觀經濟調控的首要目標，中國版的量化寬松政策主要借助於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通道實施，很多地方政府設立了一系列融資平臺類公司，“中國版量化寬松的核心就是擴大政府的融資”。

在評述穩增長政策時，毛振華認為，盡管政府出臺的措施被認為“用力過猛”，但值得肯定的是,在危機中使得經濟保持了適度增長，也為經濟結構調整帶來了緩沖機會。他認為，2008年後中國經濟的幾個重要指標發生了變化。

第一，危機之後中國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同時，毛振華指出，隨著人民幣匯率走低，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可能要延後。“人民幣貶值到差不多7了。如果這樣貶值幅度延續，中國和美國的差距會拉大，而不是會縮小。”

第二，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和綜合型貿易國。但是，毛振華表示，當前中國正面臨全球貿易萎縮和國際化退潮的新趨勢。

第三，中國由商品輸出國轉向資本和商品雙輸出國。與此相適應的是，中國今年將成為全球跨境並購的最大收購國。

第四，我國國內經濟結構也正在變化之中，第三產業比重已經超過50%，成為絕對主導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

第五，經濟增長轉向以消費需求為主要拉動力。

毛振華認為，刺激政策使得全球金融危機後呈現中國一枝獨秀的局面，沒有刺激政策中國不會有那麽多錢用於社會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結構也難以改善，“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認識”。

毛振華還表示，中國經濟增長經過持續多個季度的調整，當前已出現探底企穩的跡象。“我們認為現在已經到了‘L’型拐點的區域，也許還會往下一點，也許已經到了拐點。”做出這個判斷的依據包括中國CPI重回2時代，PPI由負轉正，兩個經濟先行指數都有所改善。

與此同時，毛振華業表示，穩增長政策所積累的風險正在逐步顯現，這首先體現在債務比這個指標上。

總債務與GDP之比在2016年一季度已達到254%，預測全年達到266%，這一數據需要引起高度關註。毛振華認為，在中國人們對企業這個部門的債務認識上有很大的誤區。我們通過對企業債務的梳理發現，很大一部分企業債務都來自於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換句話說，這些企業債務應當歸並到政府債務內。如果這樣計算，“中國政府的負債率就達到了109.5%。這個數據在全世界不低了。”如果再把政府信用支持的國有企業的債務囊括進來，該數字將攀升到163%。據此，毛振華表示，“中國的債務問題核心不是企業債務，而是政府債務。”

此外，毛振華認為，我國總體債務率水平在254%左右，而且利息水平高、融資成本大，給企業付息造成了很大壓力。“在極端年份，我們要用GDP的17%來償付利息。”據中誠信國際的研究團隊測算，2015年中國存量債務付息金額達8.66萬億元，占去年GDP的13%。“我們是一個被各種利息壓得喘不過氣來的經濟體。”毛振華表示，“大家都在為利息忙活著，最後發現只有銀行最掙錢，銀行把很大一部分利息都給吸走了。”而銀行的背後則是各種理財產品和存款，中國正成為追逐無風險利息回報欲望最強烈的國家。

毛振華還認為，我國貨幣總量不斷攀升的背後是貨幣利用效率的降低。“我們已經達到了100元的GDP需要213元的貨幣供給來完成，反映出貨幣利用的效率或者刺激政策的效用在不斷下降。”

毛振華表示，國有企業效率較低，卻吸引了大量債務資源，必須引起關註。

第一，國有企業通過債務進行擴張，大大提高了自身對社會的滲透能力，這不是一個好現象。第二，國有企業效率較低，激勵和約束機制較差，大量債務的背後是沈重的負擔。“國有企業是一個四面透風的墻，債務杠桿率如此高地集中在國有企業是中國經濟的一個特色，也是一個問題。”毛振華表示，“通過國有企業可以快速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但由於不是市場通道，缺乏債務退出和去杠桿機制，造成了國有企業非常大的困難，現在國有企業的困難局面一點不比上世紀90年代小。”

此外，在毛振華看來，當下中國正在遭遇雙重風險。一個是經濟增長的周期性壓力，一個是債務工具無限被放大的局面。他還認為，中國出現一次小型金融危機可以促進經濟的重組，“一味防止小型危機可能會累積更大的風險。”

毛振華分析，中國已經具備了發生債務危機的部分條件。他強調，“如果中國爆發危機，很可能由債券市場引發。”

他建議，要在政府、國有企業、私人企業和個人部門之間進行債務騰挪，防止某個部門引致系統性危機的爆發。國家應建立一個中長期的償債責任監督機制。同時，毛振華強調，改革在債務風險的化解中也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國債務的風險來自於巨量的貨幣投放，這麽大的貨幣量通過債務工具放出來，這可能會沖擊所有市場，直到找到一條通道釋放出去，現在國有企業的債務形成了一條大河，它還沒有到海洋去，沒有消化掉，還在大地上尋找最終的出路。”毛振華認為，我國應建立債務蓄水池機制來對沖巨大的貨幣總量。有兩個領域可以加以利用，一個是農村改革，特別是農村土地的交易，另一個是國有企業產權的流轉。

中誠信董事長毛振華：中國債務增長快 存量債務償息達8.66萬億

中誠信集團董事長毛振華表示，穩增長政策所積累的風險正在逐步顯現，中國總債務率(總債務與GDP之比)今年估算達到266%。

12月8日，毛振華在上海舉辦的穆迪—中誠信國際2017年中國市場信用風險年會上，表達了中國債務增長過快的擔憂。他表示，2008年後的7年間我國債務規模接近翻兩番，債務率增加了107個百分點，這在美國需要大概30年的時間。

而且，毛振華稱，中國債務問題核心不是企業債務，而是政府債務，如果將地方政府融資平臺企業債務作為廣義口徑的政府債務，那麽中國政府的負債率就達到了109.5%，超過100%警戒線。

不過，11月3日，財政部有關負責人就地方債務問題答記者問時表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規模較低，地方債風險總體可控。同時，新預算法實施以後，地方國有企業(包括融資平臺公司)舉借的債務依法不屬於政府債務，其舉借的債務由國有企業負責償還，地方政府不承擔償還責任;地方政府作為出資人，在出資範圍內承擔有限責任。

目前市場普遍認為中國債務增長過快主要是企業債務增長過快，而政府債務和居民債務相對合理。

財政部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全國政府債務規模26.66萬億元，如果考慮可能償還的政府或有債務，2015年全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41.5%，低於歐盟60%警戒線，也低於不少國家。

毛振華認為，人們對企業部門的債務認識上有很大的誤區。中誠信通過對企業債務的梳理發現，很大一部分企業債務都來自於地方政府的融資平臺。毛振華說，這些企業債務應當歸並到政府債務內。如果這樣計算，“中國政府的負債率就達到了109.5%。這個數據在全世界不低了。”如果再把政府信用支持的國有企業的債務囊括進來，該數字將攀升到163%。

除了債務率偏高，償債負擔過重也令人擔憂。

毛振華稱，即便近兩年利率有所下降，但我國的基準利率仍高於世界主要經濟體，中誠信測算結果顯示，我國存量債務付息金額達到8.66萬億元，占2015年GDP的13%。

今年下半年以來，居民貸款占比一直在50%以上，7月份新增貸款的98.68%來自於居民貸款，其中主要是住房貸款。

“我們要防止債務在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個人部門之間輪番上漲，按照這個速度個人部門負債率也將不低。”毛振華說。

他表示，未來中國應該將防風險作為穩增長的前提。當下中國正在遭遇雙重風險。一個是經濟增長的周期性壓力，一個是債務工具無限被放大的局面。毛振華建議，要在政府、國有企業、私人企業和個人部門之間進行債務騰挪，防止某個部門引致系統性危機的爆發。國家應建立一個中長期的償債責任監督機制。

同時，毛振華強調，改革在債務風險的化解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國債務的風險來自於巨量的貨幣投放，這麽大的貨幣量通過債務工具放出來，可能會沖擊所有市場，直到找到一條通道釋放出去，現在國有企業的債務形成了一條大河，它還沒有到海洋去，沒有消化掉，還在大地上尋找最終的出路。”

對此，毛振華認為，我國應建立債務蓄水池機制來對沖巨大的貨幣總量。“我們能不能尋找到沒有貨幣化的領域來對沖貨幣供給，不讓巨大的貨幣量去制造泡沫，或者提高消費物價，這還是有一定的空間。”他認為有兩個領域可以加以利用，一個是農村改革，特別是農村土地的交易，另一個是國有企業產權的轉讓。

專訪振華重工董事長：海工訂單幾乎為零，將大力推廣自動化碼頭

“一帶一路”作為中國完善開放型經濟體系的重大戰略，正引領中國企業“走出去”參與全球化競爭，拓展外部市場，而國企則是“一帶一路”的主力軍。

在全球經濟增速放緩、逆全球化思潮洶湧的當下，中國的國企如何抓住機遇“走出去”？如何提升海外市場的競爭力？如何把“走出去”與自身的改革和提質增效結合起來？在博鰲論壇期間，第一財經記者專訪了中國交通建設集團黨委常委、振華重工董事長宋海良。

第一財經：目前全球制造業和海運市場低迷，對振華重工的影響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有何應對之策？

宋海良：港機、海工業務受國際市場的影響，需求銳減，原因是大量的海洋運輸和貿易減少，再加上前幾年港口裝備的建設漸趨飽和。像原來和馬士基（全球最大的集裝箱航運公司）一年有三四個大的訂單，現在可能一年就一個訂單。港口新建的計劃幾乎沒有，更多的是改造和升級。就海工業務而言，由於油價下降，海上油氣田開采的動力不足，這兩年純粹的海工訂單幾乎為零。

兩大類業務需求迅速急劇下降，振華重工給出的對策就是供給側改革。從重視制造到重視創造，創新作為企業主要的牽引力和推動力，技術產品服務轉向全方面的創造。當前，振華重工正從設計、研發、管理、服務四個維度進行五個方面的轉型升級，即：從中國制造轉向中國創造；從賣產品轉向賣精品；從賣設備轉向賣系統；從賣硬件轉向賣軟件；從2.0時代的生產模式、管理模式、商業模式轉變為4.0時代的新模式契合中國制造2025提出的要求，更加智能化、精益化。

振華重工的港口機械產品已占據全球市場82%以上的份額，接下來幾年振華重工轉型升級的重要抓手是全自動化碼頭，是第四代自動化碼頭，將來新建的碼頭都會采用自動化或半自動化技術，已經建好的碼頭也會升級，遠程操控可靠性高，也可以節省人工，當然也要考慮到碼頭的條件和具體操作的可能性。

第一財經：面對傳統業務市場不振，振華重工提出了打造全產業鏈。您認為如何處理“聚焦主業”和“適度多元”之間的關系？

宋海良：振華重工在保持原有業務優勢的同時，積極開拓新領域，全面開拓經營與服務市場，全球售後服務與經營網絡布局逐步完善，參與全球項目投資，投融資市場增量初顯。振華重工的自動化技術還要向城市進軍，比如無人駕駛，這些領域的打造，一定是全產業鏈的。

國家提出要聚焦主業，主業需要隨著市場的變化而變化，具備核心競爭力的都可以稱是主業，而不是單一產品和服務，可以適度多元，整合不同的要素以實現利益最大化。如果只做一個方面，產業鏈不夠深。

在核心產業上派生出來的、產業鏈上有延伸的、而且具備核心競爭力的業務都是廣義的主業。像振華重工，圍繞裝備制造、加工，適度多元化也是主業的延伸，但是多元化一定要回到專業化，要在有限的時間內具備核心競爭力。

第一財經：“一帶一路”戰略為振華重工帶來了哪些機遇？

宋海良：“一帶一路”是個國際化的舞臺，基礎設施先行，通過物理的連通來解決深層次的貿易的連通，甚至是文化的連通。原來是松散的孤立的雙邊合作，如今是多個國家匯集在同一個舞臺，“一帶一路”未來幾年會迸發出更大的活力與價值。

現在逆全球化的思潮盛行，而我們為什麽要提倡“一帶一路”？為什麽要推動全球化？原因是必須要實現命運共同體、滿足大多數人的利益，才能共同發展。我認為，全球化是共贏的。

在一帶一路中，振華重工是重型裝備領域當之無愧的排頭兵。今年振華重工推進的與一帶一路相關的項目很多，目前97個國家和地區都有振華重工的裝備和服務，今年將向西亞、阿聯酋、斯里蘭卡、新加坡進軍，和丹麥馬士基在荷蘭和非洲都有項目。作為一個國際化的重型裝備一體商，我們帶動了100多個合作夥伴，造福於沿岸國，是一個共贏。

第一財經：振華重工作為國企“走出去”的樣本，有哪些經驗可供借鑒？

宋海良：振華走出去的路徑是非常艱難的，當時選的突破口是北美和歐洲，然後到非洲。總結下來有這麽幾點體會：一是，對技術和品質的追求，才能具備核心競爭力，由於質量不過關引起的索賠和維修可以讓一個企業傾家蕩產，所以必須註重質量，質量是企業的生命。

二是在走出的過程中，對標國際一流，振華重工起步比較高，圍繞高目標的戰略導向。實行國際化的戰略，作為創新改革管理提升的出發點，為客戶創造價值。在國際化的過程中，改革開放大的背景、基礎設施先行的政策以及貨物運輸集裝箱化、船舶運輸不斷地大型化的行業趨勢，提供了很好的外部條件。

三是市場經濟也是法制經濟、誠信經濟，一定要尊重當地的法律制度，否則即使把產品賣出去了，也會引發索賠等無窮無盡的麻煩。尊重合同，講究誠信，如果出現違約就難以再度進入這個市場。

四是長期走國際化，必須跟本土全面融合，融合到當地的文化，不能只追求企業自身的利益價值，要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為當地創造價值，環保節能、就業都要考慮，這才是長久之計。

第一財經：振華重工在國企改革方面有哪些部署和舉措？

宋海良：振華重工的改革主要是圍繞三個方面：產權關系上進一步清晰、混合結構上進一步加強、內在動力上進一步提升。國企改革是關鍵領域的改革之一，目前頂層設計已經基本完成。振華是國際化的上市公司，按照市場的法則和規律去解決體制機制的活力、動力問題，目前資產結構、股權結構已經實現了多元化，將來會更加多元化，以激發市場活力。

混合經濟也可以做，但並不是一混就靈，目前已經有那麽多好的資源都做不好的企業，不可能引入其他資本立刻就做好了。要按市場規律來進行改革，對市場要有敏捷性，同時要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實現改革的協同性和企業發展的可持續性，同時要註重綠色環保等社會責任。

為調動員工的積極性，要進行薪酬體系的改革。短期來看，需要“多快好省”的薪酬機制，誰做的多、做得快、做得好，誰就應該獲得更多，還要有約束機制和退出機制，包括領導也要有退出機制。長期來看，就是要有股權激勵，骨幹持股、技術持股當然應該放開，這都是未來改革的重點。員工持股是個方向，股權結構上進一步多元，持股的比例需要既有激勵又有約束。

中誠信毛振華：信用中介機構是信用產業鏈的核心

“獨立第三方信用機構在中國信用產業鏈的發展中扮演者重要的作用”，中誠信創始人毛振華在4月10日舉行的零壹財經新金融春季峰會上表示，信用鏈就是一個產業鏈，其核心在於信用中介機構。

毛振華稱，信用中介機構主要解決三個問題：信用信息的差異、信息不對稱、交易成本。

“信用信息在發生交易行為時起作用，有延遲支付的時間和特點，需要中介機構對信息進行判斷，具有節約整個社會交易成本、提高信用防範能力的作用。信用中介機構基於整個社會的信用風險防範能力和整個社會信用風險的成本，是依靠其自身的公信力和獨立性生存的。”

毛振華稱，如果一家信用中介機構是為它本公司或者大股東的商業行為服務，其某些行為就成為它推向社會信用的分數，大家都去它那里做交易積分，然後得到優惠，這家企業只是在行使推銷功，它不具備公信力。

“一家產生信息源的公司，當它既要面對競爭對手又要購買信息為自己進行服務時，其實它不願意提供信息給競爭對手”，毛振華稱，如果這樣的公司控制信用中介機構，在理論上很難防範信用信息是否和它自己的競爭有特殊的關聯，或者和它的競爭對手是否處於特殊的安排，所以信用第三方非常重要。

毛振華認為，信用中介結構要有市場準入和市場監管。信用中介機構是依照整個社會的信用需求建立起來的，核心就是有權利收集其他公民和組織的信息。

毛振華稱，美國信用中介機構的發展中首先出現完全競爭，然後形成完全壟斷，最終法規監管出臺。由於時代背景不同，中國不應該走這條道路，可以彎道超車，一開始就應該有法規監管。

在法律合規性方面，毛振華認為，以商業目的收集公民的信息是違法的，沒有授權就不準收集其他公民的信息，只有得到法律的授權才可以做相應的信息的收集整體。而信用信息不屬於隱私的範圍，如同企業報表不是屬於隱私、商業機密範疇一樣，公民的進行交易的信息不構成隱私，不受刑法的追訴，並不是公民所有的信息都會受到保護。

毛振華還認為，信用中介機構提供的信用產品和信用服務是社會信用鏈條腫最為核心、最關鍵的內容。

另外，他稱，早在2015年1月初，有8家機構獲批開展個人征信業務，但到現在牌照還沒有發出來，這是中國征信市場之大幸，“牌照給了某些保險公司背景的、其他的保險公司也想要，給了民營的、國有的也想要，當幾百多家都有資格申請牌照的時候，怎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