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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高院判定IMF主席拉加德瀆職罪成立，但不會判刑

據法新社報道，法國共和國法院判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拉加德瀆職罪成立，但她不會面臨監禁或罰款的處罰。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稱，法院作出判決時，拉加德本人並沒有在法庭出席，而是已經離開法國前往華盛頓。

IMF執委會將就此事召開緊急會議。

現年60歲的拉加德自2011年起擔任IMF主席，是領導這一機構的首位女性。

據新華社此前報道，12日，拉加德在法國共和國法院出庭受審，她被指在擔任法國財長期間，在一筆支付給法國商人伯納德•塔皮約4億歐元的款項上，有失職之嫌。法國司法部門對拉加德的調查已持續多年。

塔皮1993年將其名下的阿迪達斯公司出售給當時尚屬國有的里昂信貸銀行，但這家銀行幾個月後以雙倍價格將公司賣出獲利，因此塔皮以里昂信貸銀行低估品牌價值、涉嫌詐騙將其告上法院。2008年，法國財政部牽頭對此案進行仲裁，並最終使雙方庭外和解，塔皮獲得約4億歐元的政府賠償。

輿論普遍認為這個結果比較罕見。而當時，拉加德正擔任法國財長。

法國檢方懷疑，塔皮受到“優待”是其支持薩科齊競選總統而獲得的回報。當時不少媒體都報道，塔皮是薩科齊的“金主”，拉加德可能得到了薩科齊的授意。此案也被稱為“塔皮利益輸送案”。

伯納德•塔皮曾被要求償還4億歐元

然而，經歷多年調查，拉加德一直強調自己是清白的。在法國電視2臺11日播出的節目中，拉加德表示，她對自己沒犯任何錯誤這點“有自信”。她稱自己有信心、也有決心面對指控，她還再次否認自己刻意偏袒塔皮，以及自己得到薩科齊的授意。

此前，拉加德被多次問及是否會因此案辭職，她都堅決予以否認。但媒體分析，拉加德是否還會繼續出任主席一職，還要由IMF執行委員會說了算。

IMF金中夏：執董會已討論拉加德訴訟結果 一致支持其繼續履職

12月19日，法國共和國法院公布審判結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在法國的瀆職案審判中被判有失察之過，但不會判刑。

對此，IMF執行董事會之前多次開會討論有關法國法律訴訟的進展情況。12月20日，IMF執董會再次展開討論，並公布了最新討論結果。駐IMF中國執董金中夏接受了第一財經的獨家專訪，他表示：“IMF執董會討論了法國法庭審理拉加德案的結果，重申對於拉加德總裁有效覆職的能力擁有充分的信心，並支持她繼續領導IMF應對當前全球經濟面臨的艱巨挑戰。”

金中夏表示，拉加德在她5年多的任期中推動IMF改革取得了重要進展，各方對她在IMF的表現總體上都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事實上拉加德訴訟案在她上任時就向執董會做了說明，5年多來執董會一直不斷開會了解情況。根據IMF的道德行為條例，IMF雇員在加入IMF之前如有訴訟，如果從一開始就告之執董會並報告相關進展，則這種訴訟涉及的行為不屬於IMF對雇員是否失職的考察範圍。

“拉加德本來享有外交豁免權，但她自己主動向執董會申請放棄了對起訴的豁免權。今天經過執董會一個下午兩輪會議的討論，所有24位執董都明確表態支持她在IMF的工作，這使她在法國的訴訟審判結果不影響她在IMF的領導職務，中國也以認真負責和建設性的立場參加了執董會的討論。”金中夏表示，“在執董會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中國將會繼續支持拉加德領導這個機構在維護全球貨幣體系和宏觀經濟金融的穩定中發揮重要作用。”

IMF方面也已發表示聲明：“在討論中，執行董事會考慮了所有相關因素，包括總裁對IMF的出色領導，以及全球對其領導能力的廣泛支持和信任。在此背景下，執行董事會重申了其對總裁有能力繼續有效行其職責的充分信心。”拉加德表示，因政治原因不再上訴。

根據IMF的治理框架，總裁由執董會任命，並在執董會的指導下履行職責。為履行其監督職責，執董會自總裁2011年就任以來定期舉行會議，討論涉及總裁的法國法律訴訟的進展是否影響了其領導IMF的能力。

法國政府在結果出來後立即公開聲明支持拉加德在IMF履職，歐洲多國響應。據悉，陪審團由3個法官、12個議員組成，左右兩翼議員各占6人。有評論認為，對拉加德一案的審理結果非常罕見——只宣不判。宣布拉有失察之過，但沒有懲罰，也不入檔案，因而不影響擔任公職。這也表明法國各派內部鬥爭時也會顧及本國在國際組織的資產。

早在2014年8月27日拉加德就表示，她因在一起具爭議的富商獲賠款案件中“瀆職”被正式立案調查，但還未被起訴。

2008年，被指是法國前總統薩科齊好友的法國富商塔皮埃(Bernard Tapie)在一起仲裁案件中獲得巨額賠償金，在法國引起很大爭議。塔皮埃聲稱，他在1993年出售著名運動品牌阿迪達斯時曾受到法國里昂信貸銀行詐騙，被隱瞞了巨額盈利，因此無奈卷入了與該銀行的官司“拉鋸戰”。

2007年底，拉加德當時在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政府中擔任財長。她把有關官司轉交給一個特別仲裁委員會處理。仲裁法庭後來裁定塔皮埃獲賠連息在內共計4億多歐元，其中還包括4500萬歐元的精神賠償。然而，塔皮埃被指是時任總統薩科齊的好友，並在法國最近兩次總統選舉中都為其“搖旗吶喊”，因此拉加德的處理方法可能得到了薩科齊的授意。

當時，拉加德表示自己無意辭職，並稱將返回華盛頓，向IMF董事會匯報情況。當時有消息稱，一旦“瀆職”罪名成立，拉加德最多可被判處一年監禁，並處以15000歐元的罰款。

拉加德被判“玩忽職守罪” IMF執董會支持其繼續擔任總裁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9日發表聲明說，IMF執行董事會就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涉及法庭訴訟一事討論後認為，拉加德有能力繼續擔任IMF總裁。

20日據新華社報道，IMF在聲明中表示，考慮到拉加德在IMF傑出的領導能力以及國際社會對她的尊敬和信任，執董會對拉加德繼續履行總裁職責“充滿信心”。

法國共和國法院當天早些時候裁定拉加德在“塔皮利益輸送案”中犯有“玩忽職守罪”，但沒有對其量刑。拉加德當天在一份簡短聲明中說，她並不滿意法院裁定，但決定不再上訴。

現年60歲的拉加德自2011年起擔任IMF主席

“塔皮利益輸送案”是指2008年拉加德擔任法國財政部長期間，法國財政部牽頭對法國富商貝爾納·塔皮因1993年阿迪達斯品牌出售事宜狀告里昂信貸銀行一案進行仲裁，這項仲裁最終使塔皮獲得約4億歐元賠償。由於這一仲裁，拉加德被指責有濫用職權之嫌。

法國政府在法院宣判後隨即表示支持拉加德。法國經濟和財政部在19日發布的新聞公報中稱，在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期間，拉加德完成各項工作，法國政府對她履行職責的能力“仍完全保持信心。”法新社19日刊文稱，拉加德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管理層獲得的支持率很高，法國共和國法院的判決雖可能影響她的威信，但不會導致她下臺。

拉加德於2007年至2011年擔任法國財政部長，2011年7月接替因性侵醜聞辭職的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就任IMF總裁。今年2月，IMF執董會批準拉加德連任總裁一職。

【CFV十年•全球金融風雲人物】拉加德：迎接全球經濟挑戰的女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被稱為歐洲的“鐵娘子”。在任法國財長期間，她被譽為“歐元區最好的財長”，身高1.80米的她在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中可謂“一覽眾山小”。當年，IMF的24位董事都毫無疑問地相信，拉加德是最合適的總裁人選。2016年2月19日，IMF執行董事會一致同意拉加德連任IMF總裁一職，她的第二個任期從2016年7月5日開始，為期五年。

過去五年，拉加德領導IMF幫助應對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推進IMF份額和治理改革，讓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擁有了更大話語權。下一個五年的挑戰對這位“鐵娘子”而言絕不簡單——IMF連續下調全球經濟增速、地緣政治風險此起彼伏、結構性改革被久久拖延，英國脫歐後的前景令全球擔憂。

對於中國而言，拉加德的意義在2015年、2016年顯得尤為特別。新匯改、人民幣正式進入IMF特別提款權(SDR)都令這兩年成為了人民幣的“大年”，而拉加德可謂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見證者”之一。

歐債危機“大冒險”

回顧過去幾年，拉加德面臨最棘手的挑戰無疑是歐債危機。在2011年7月6日履新的首次新聞發布會後，擺在拉加德面前的就是解決希臘債務危機這個棘手的問題。

針對一些人對於女性角色的質疑，這位“鐵娘子”一開始就發話稱，在解決希臘危機的問題上，絕對不會有半點仁慈和退縮。

拉加德對於歐洲危機的處置態度尤為強硬，這也在其上任伊始就惹惱了“娘家人”。

在其上任後不到兩個月在美國懷俄明州傑克遜霍爾舉行的全球央行行長年會上，拉加德表示，歐洲銀行業需要“緊急資本重組”以防止債務危機擴散。此言一出，惹來了眾多歐洲官員和銀行業人士的“口水”。

歐洲方面擔憂拉加德的言論將進一步驚動投資者，但拉加德的支持者卻認為她只是“皇帝新裝”里那個說出真相的孩子而已。事實證明，歐洲銀行業風險與主權債務危機之間的關聯是危機不斷惡性循環的主要癥結。

此外，當56歲的拉加德和57歲的默克爾這兩位風格迥異的“鐵娘子”，當年在解決債務危機的方式上有著不同見解。前者是魅力四射、身著香奈兒的優雅法國人，而後者是腳踏實地、務實強硬的德國人。

對於歐債危機，拉加德的“處方”包括促進經濟增長、確保流動性、緊縮財政以及建起足夠強大的“防火墻”;默克爾則相信，正是揮霍無度的政府導致許多國家陷入危機，因此緊縮政策才是通往穩定的根本方式。更大規模的防火墻只會給像希臘這樣的國家一個錯誤的安全感來放松必需的痛苦措施。對她來說，擴大防火墻的前提必須是更嚴格的財政控制。最終，3月末的歐元區財長會議宣布將金融防火墻總規模從5000億歐元擴充到約8000億歐元。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莫里斯·戈德斯特恩當時就說：“如果IMF選擇置身度外的話，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會更加糟糕。”

為新興市場爭得“話語權”

當然，與歐債危機同樣棘手的就是IMF拖延5年之久的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

拉加德當年就承諾，在當選後新興國家仍將在IMF獲得更大影響力，而她也的確是這麽做的。

IMF份額改革意義深遠，尤其對中國而言：超過6%的份額將從代表性過高的成員國轉移到代表性不足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而中國的份額將從目前的3.994%大幅上升至6.390%，躍身為僅次於美國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額國，標誌著中國的綜合實力和全球話語權的顯著提升。

然而，根據《IMF協定》，重大事項由70%~85%特別多數票決定，發達國家在IMF中擁有半數以上的投票權，當前美國擁有17.9%的投票權，是唯一擁有“一票否決權”的國家。因此，過去幾年美國國會的一再阻撓，也讓拉加德對份額改革的一再拖延頗感無奈，因為這影響到了IMF存在的合法性。

所幸，在拉加德於不同場合的大力呼籲和各方努力下，美國會參眾兩院在2015年12月18日批準了份額和治理改革方案。拉加德當天發表聲明對此表示歡迎，並稱這些改革是“關鍵一步”。

此外，提到拉加德，也就不得不提人民幣和IMF的SDR。人民幣終於在10月1日進入了SDR，權重10.92%，在五大籃子貨幣中排行第三。這標誌著人民幣正式成為“可自由使用貨幣”，同時也標誌著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話語權上升。在這背後，拉加德也發揮了關鍵作用。

去年8月11日開始的新一輪人民幣匯改過程中，人民幣一次性貶值約3%。對於近幾年實際有效匯率升值過多的人民幣而言，這一操作本應是極為合理的“糾偏”，但似乎就連央行本身也沒預見到強大的中國式“溢出效應”。

也就在這時，拉加德送上了“及時雨”。2015年9月1日，她對外公開表示，外界不必過於擔心中國經濟前景。 “中國經濟正在向新的增長模式轉變，經濟適度放緩是在預料之內的。”

在她看來，中國的最新匯改措施是極具激勵意義的，有助於使人民幣在未來幾年實現自由浮動。更重要的是，在人民幣於匯改期間貶值近3%之後，IMF仍維持了其在2015年5月時“人民幣不再被低估”的評判。其實，匯改也是人民幣進入SDR的基礎，拉加德則始終支持人民幣進入SDR。

2016年以來，IMF一直在為包含人民幣的新SDR籃子做著一系列技術性準備。未來，IMF也將與中國央行一起，在擴大SDR的作用、完善國際貨幣體系等方面作出進一步的努力。

IMF拉加德：“一帶一路”倡議 強化金融互聯

5月14日，“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開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於同日下午出席了由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部舉辦的分論壇，題為“金融互聯互通”(Financial Connectivity)。

5月14日，IMF總裁拉加德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並致詞

第一財經記者從IMF處獨家獲得了拉加德的演講稿，題為“‘一帶一路’倡議：強化金融互聯”。“要實現綜合運用政府、投資者、金融機構以及普通民眾的資源，則需要建設一個為所有人服務的金融系統。這一目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拉加德稱。針對政府應該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當日她提出了三大政策優先領域。

首先，拉加德認為，要更加努力吸引對於高質量基建的外商直接投資(FDI)。“好消息是，機構資金充裕，全球機構管理總資產規模高達120萬億美元，不過其中只有屈指可數的一小部分投向了發展中國家的基建項目，這可能因為機構認為這些項目風險過大。”

她表示，去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獲得的凈投資額還不足他們GDP總和的1%，較2008年金融危機下降了2%。“如果這些國家希望激活FDI流入，那麽他們可以通過尋求實行穩健的宏觀經濟政策、增加貿易透明度、改善其商業和監管環境來實現。”

第二個政策優先領域則是加強金融包容性，尤其是在發展中經濟體。“想一想那些因為缺乏信貸而止步不前的小企業，以及那些尚未釋放全部經濟潛力和個人價值的女性。”

拉加德表示，如果能夠讓他們獲得更多金融服務，那麽經濟增速就會更加強勁、持久，也更具包容性。IMF的分析顯示，那些金融包容性強的經濟體與包容性相對較弱經濟體相比，經濟增速存在2-3個百分點的差距。

第三個政策優先領域則是運用金融科技(Fintech)的力量。她稱，一個極佳的案例是，如今飛速發展的手機銀行業(mobile banking)，它改善了孟加拉國、肯尼亞、秘魯等國億萬人民的經濟生活。在中國，例如在北京、杭州這樣的城市，人們甚至可以過“無現金”生活，僅僅依靠支付寶和微信等線上支付平臺就可以實現。

拉加德也舉了另一個例子，那就是以虛擬貨幣為基礎的跨境支付正在飛速增長。對於很多企業和家庭來說，這是一個更為快捷、低成本的匯款方式。

IMF認為，這些領域發展的利益是巨大的，但也存在一定挑戰，例如洗錢風險、恐怖主義融資等。因此IMF也建議，金融科技服務提供方、金融監管者、央行以及全球機構都需要通力合作，來保證金融系統的安全性和包容性。

IMF的研究顯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系統也將變得更為安全，同時放松對資本跨境流動的限制實則更為有益。通過逐步實現資本賬戶自由化，一國可以吸引更多海外投資，增加當地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減少資本成本。

換言之，通過發展一個具有深度、監管得當的金融市場，各國可以更好地運用國內外資源進行投資，同時也降低因大幅資本流入而帶來的風險。

“IMF過去幾十年的經驗也能夠幫助推動這一進程，為核心地區提供政策建議和技術支持，包括債務可持續性、宏觀審慎政策，以及在壓力時期管理資金流的波動性。”她稱。

拉加德也特別提出，更強的金融一體化和金融互聯性需要全球更強的國家合作，尤其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她還特別引用了一句中國的老話——一根筷子易折斷，一把筷子抱成團(One chopstick is easy to bend; a bunch of chopsticks are difficult to break)。“通過協同合作，我們將有機會強化金融互聯互通，將亞洲等國打造成更繁榮的經濟體。”

其實，除了拉加德提及的金融互聯，金融本身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就是“血液” 。在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召開前，一行三會就齊發聲，勾勒金融支持“一帶一路”建設大框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在14日論壇當日提及，中國將加大對“一帶一路”建設資金支持，向絲路基金新增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鼓勵金融機構開展人民幣海外基金業務，規模預計約3000億元人民幣。

與此同時，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將分別提供2500億元和1300億元等值人民幣專項貸款，用於支持“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產能、金融合作。此外，中國還將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及其他多邊開發機構合作支持“一帶一路”項目，同有關各方共同制定“一帶一路”融資指導原則。

近期，中銀國際報告預計，到2030年，基礎設施和電力投資的比重將從2016年的45%上升到69.5%。2016 年，中國在“一帶一路”市場上收獲了1260 億美元的工程建築合同，同比增長36.5%。到 2030年，中國在“一帶一路”市場上獲得的建築合同總額將達到 1.36萬億美元，2016-2030年間的複合年增長率為 19%。

專訪IMF總裁拉加德：習近平博鰲講話具里程碑意義，貿易摩擦應通過對話解決

4月10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出席博鰲亞洲論壇2018年年會開幕式，並發表萬眾期待的主旨演講，宣布了放寬外資準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等一系列擴大開放方面的重大措施。

當日下午，第一財經獨家專訪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拉加德將習近平的講話稱作“一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講話”，意味著中國決定在全球多邊體系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

對於中美貿易爭端，拉加德建議中美在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爭端解決機制下解決分歧，如行不通也需要通過雙邊對話機制來解決，用她的話來說就是“將爭議問題放在談判桌上”。

此外，美聯儲加息和縮表的正常化進程備受全球矚目，尤其是當下美股估值處於歷史高位、新興市場杠桿率攀升，市場擔憂一旦正常化速度太快，或將引發危機。拉加德稱，“經濟增長和較低波動性，兩者不可得兼”，如今應該乘著全球經濟複蘇逐步推進加息進程。

習主席講話具有里程碑意義

4月10日，習近平在博鰲論壇開幕式發表演講時表示，今年，金融業放寬外資股比限制確保落地，加快保險行業開放進程，放寬外資金融機構設立限制，擴大外資金融機構在華業務範圍，拓寬中外金融市場合作領域。

對此，拉加德表示贊同。她認為，建立在2017年1月日在達沃斯論壇講話的基礎上，這次“習近平主席的講話是一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講話”。

“中國經濟發展得非常有效率，因此中國決定在全球多邊體系中發揮一種舉足輕重的作用。”她表示，“習近平主席今早提到進一步開放，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限制，減少進口汽車關稅，他還闡明了中國保護知識產權得決心，宣布中國將會進口更多產品，中國的經商、投資環境將會更加友好，因為大家‘需要新鮮的空氣’”。

“我認為這是中國過去數年時間建立起來的發展動力，這種動力在如今的貿易摩擦的大環境下得到了確認。”拉加德稱。

貿易摩擦需通過對話解決

進入“新時代”，中國更加關註增長的質量，習近平主席多次傳遞“中國為世界提供一種新選擇”的聲音。

就在今年博鰲論壇開始前不久，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公布依據“301調查”結果，擬加征額外25%關稅的中國商品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術、機器人和機械等行業，包含大約1300個獨立關稅項目。

當被問及中國應該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摩擦以及誰可以協助中美解決貿易摩擦時，拉加德表示，中國的增長模式的確正在發生重大轉變，正變得越來越多註重內需，越來越少依靠貿易和投資。

她稱，“我認為中國總體上而言目光遠大，追求可持續性。習近平主席更新了中國對於遵循全球知識產權體系以及尊重國際貿易的承諾，這是非常重要的。”

她表示，IMF支持由貿易帶來的繁榮、發展和穩定，IMF希望這類貿易摩擦能夠在沖突雙方之間得到公平的協商，從而使得貿易能夠繼續成為增長的主要引擎，成為科技分享的主要助推器。

“如果IMF能夠在這方面有所助益，我們很樂意幫忙。”但“這最終需要由雙方國家的政府解決”。

拉加德強烈建議雙方進行談話。“如果涉及問題的雙方不進行對話，通常不會有好結果。雙方可能會存在爭議，但這需要在現有的體系下被放在談判桌上討論。此外，如果所涉及問題在WTO體系的管轄範圍內，需要通過WTO的爭議解決機制解決。”

美聯儲應該持續加息進程

從2015年底開始，美聯儲加息進程不斷推進，全年預計加息3次，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也減少了購債規模，全球的流動性狀況都進入了邊際遞減的階段。

就歷史來看，美聯儲加息使得新興市場受到沖擊，資金回流美國等發達國家，增加了全球資本市場的波動性。一種觀點認為過慢的加息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過快加息會帶來經濟衰退，使得此前的政策效果付之東流。

對此，拉加德表示“兩者不可得兼”，當全球經濟開始複蘇，貨幣政策勢必需要收緊。過去一段時間，美聯儲也都很有效地就加息決議與市場進行了溝通。市場上的各方也都需要習慣這種新的更大市場波動性以及更加緊縮的貨幣環境。

“我們已經不再處於危機後初期的低波動率、低增長、量化寬松的環境了，我們已經向著一個新的時期邁進了，所有人都需要適應這一進程。”她稱。

值得註意的是，就在同日，IMF發布了最新的《世界經濟展望》（WEO）和《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FSR）的分析章節。盡管IMF過去兩年不斷上調全球經濟增速預期，但在其看來，生產率遲遲無法提升始終是一大問題，因為這無助於全球經濟可持續複蘇。

WEO提及，制造業一直被認為在推動生產率上扮演了關鍵角色，然而，如今就業不斷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這是否會加劇生產率的損耗一問開始引發全球政策制定者的擔憂。同時，這種轉移也在加劇收入不平等。為此，IMF也呼籲政策制定應該努力提升全行業的生產率，使得增長更具包容性，並且建議將勞動力向更具生產率的產業進行再分配，其中也包括消除服務行業的準入壁壘，幫助員工提升技能。

除了對生產率的擔憂，GFSR對於信貸資源分配的風險報以高度關註。報告提及，高風險的信用擴張往往發生在金融條件較為寬松的時候，尤其是危機後極端寬松的貨幣政策持續了近十年，各界開始擔心杠桿的積聚。IMF也建議，需要將對信用分配風險的監控作為宏觀金融監管的一部分。此外，美聯儲此前也不斷強調，加息過慢會導致杠桿積聚、催生泡沫，因此適度地推進加息也是防患於未然的手段，同時也為未來危機來臨時的再寬松留出緩沖空間。

專訪IMF總裁拉加德：解決貿易爭端需要雙邊對話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WEO）維持全球經濟2018年和2019年分別增長3.9%的預測。始於2017年前後，IMF曾多次上調對全球經濟增速的預期，對於全球經濟增長保持樂觀態度。

如同IMF副總裁張濤在2018年IMF和世界銀行春季年會中所提到的， “全球經濟增長處在陽光期”，但 “陽光期並不會永遠持續下去”，中長期來看，金融環境收緊、地緣政治沖突、貿易爭端等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更多不確定性，令“陽光期伴隨朵朵烏雲”。

針對當下的全球經濟大勢和面臨的下行風險，在年會前的博鰲亞洲論壇期間，第一財經專訪了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

對於全球經濟，拉加德強調了一個前瞻的概念：“趁著晴天修繕屋頂”。所有國家都需要預期潛在風險，提前設置緩沖來防衛自身，並留有阻止與日俱增的金融風險的空間，她稱。

就目前全球貨幣環境收緊與資本市場的波動性增強的關聯，拉加德表示，波動性增強恰恰是經濟狀況改善的體現。“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不可能同時擁有顯著的經濟增長、寬松的金融情況和低波動性。”她稱，“我們已經不再處於危機後初期的低波動率、低增長、量化寬松的環境了，我們已經向著一個新的時期邁進，所有人都需要適應這一進程。”

針對中美貿易沖突，拉加德闡述了IMF一貫的立場，爭議若在WTO管轄範圍內，則通過其爭議解決機制解決；若在WTO管轄範圍之外，（爭議）雙方則應該進行協商討論，通過對話解決。

而專訪當日上午恰逢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演講中，習近平宣布了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創造更具吸引力投資環境、增強知識產權保護等重要舉措。拉加德對習近平的講話內容表示高度贊許，稱其“具有里程碑意義”。

不過，她也闡釋了中國面臨的三大挑戰：控制公共部門和準公共部門的信貸；改革國有企業問題；彌合技術缺口、監管缺口、創新缺口。

通過對話解決貿易爭端

第一財經：在中美貿易爭端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當天發表了歷史性的演講。與此同時，中國改革開放已迎來40周年。你剛剛與習近平主席的雙邊會見非常成功。可否分享對於習主席的講話和會面的感受？

拉加德：我認為習近平主席的演講是一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演講，建立在他2017年1月在達沃斯論壇講話的基礎上。（主旨演講）展示了中國經濟發展非常高效，中國也決定在全球多邊體系中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而中國早已經是這一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習近平主席當日提到進一步開放部分服務業，放寬銀行、證券、保險行業的某些限制，減少對於進口汽車的關稅，他還闡明了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決心，宣布中國將會進口更多產品，中國的（經商、投資）環境將會更加友好，因為大家“需要新鮮的空氣”。我認為，這確認了中國意欲在全球扮演的角色，（中國願意）尊重規則、遵守規則。我認為這是中國在過去數年時間建立起來的動力，這種動力在如今貿易摩擦的大環境下也得到了確認。

第一財經：習近平主席當日的演講以及此前在十九大期間均傳遞了“中國為世界提供一種新選擇”的聲音。這也是美國（對中國）新戰略以及近來中美貿易沖突的大背景。你認為中國該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哪些國際組織能夠幫助中美終止或避免可能的貿易戰爭？也許IMF或G20在其中能有所助益，推動中美進行協商？

拉加德：我認同你的判斷，中國的確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其更新的增長模式正變得越來越多註重內需，越來越少依靠貿易和投資。我認為中國總體上而言目光遠大，謀求長遠（takes a long view，plays a long game），而不是只關註短期。習近平主席更新了中國對於遵循全球知識產權體系以及尊重國際貿易的承諾。我認為這點非常重要，是否需要給予這一情況新的標簽是一回事兒，（但不論如何），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實質性觀點非常重要。

第一財經：應該如何看待中美貿易爭端？這和中國正在推進的重大轉變是否有關？

拉加德：我認為上述中國謀求長遠的（努力）將會把眼下的中美貿易摩擦考慮進去。

IMF向來支持由貿易帶來的繁榮、發展和穩定，我們希望這類貿易摩擦能夠在沖突雙方之間公平地協商，從而使得貿易能夠繼續成為增長的主要引擎，成為科技分享的主要助推器。如果IMF能夠在這方面有所助益，我們會很樂意伸出援手。但這最終需要由雙方國家的政府解決。

第一財經：美國對中國動用了“301調查”，並計劃對“中國制造2025”中的重要產品考慮高額征稅。中國的價值鏈和全球供應鏈是否會受到中美貿易沖突以及全球範圍內正在發生的去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呢？

拉加德：我認為我們不應該過度關註某個計劃所言，而是應該更關註實際的落地。如同我當日所提及的，我將“中國制造2025計劃”看作一份提案，（其中提到的內容）是否真的付諸現實了呢？我認為還沒有。我認為規劃有其價值，但兌現承諾更重要。

第一財經：那麽“301調查”是否會對這項提案的未來造成影響？

拉加德：不論如何，我都強烈建議雙方進行對話。如果涉及問題的雙方不進行對話，通常不會有好結果。好結果源於雙方進行對話，可能會存在爭議，可能會存在基於事實的指控，但這些都需要在現有的體系下，被放在談判桌上討論和辯論。

如果在WTO體系的管轄範圍內，需要在WTO體系內通過爭議解決機制（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解決。如果在WTO管轄範圍之外，（爭議）相關的雙方則應該進行協商討論，尤其當涉及的雙方還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時。

晴天抓緊修繕屋頂

第一財經：讓我們來談談即將舉行的IMF與世界銀行春季年會。過去一段時間，IMF一直在你們的展望中調升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IMF還將繼續調升預測嗎？

拉加德：IMF不會調降全球經濟增長預期，我們對經濟增長還是保持積極態度。

第一財經：IMF近來對全球經濟增長和美國經濟保持樂觀。但也有不少經濟學家擔憂，美國稅改和可能的基建計劃等順周期政策可能加速經濟增長和複蘇，從而使得本次經濟周期提早結束，並過早陷入下一輪衰退，IMF是否也有此擔憂呢？

拉加德：我們對稅改抱持支持態度。我們也長期呼籲將稅收精簡，將公司稅率調至與OECD均值相符是我們鼓勵的方向。在（稅改）不減少收入的情況下，的確會提振增長，刺激經濟。而鑒於經濟狀況目前已經充分發揮出其潛力，這可能會刺激通脹率，讓通脹率達到我們需要緊縮貨幣政策的程度。上述情況也可能對美元升值有所影響。

所有上述情況都會在美國之外導致“外溢效應”。我認為所有國家都需要預期這些潛在影響，提前設置緩沖來防衛自身，並留有阻止與日俱增的金融風險的空間。當前，不論是公共部門還是企業部門，都有很高的杠桿。

因此，正如我去年10月曾提及的，我們需要“晴天修繕屋頂”。如今，這點比去年10月更加適用了。我的建議是，下周我們共聚華盛頓，來繼續重新構建緩沖，確保債務規模即使不下降也能穩定下來。此外，所有國家都需要繼續推行結構性改革。

第一財經：我們確實需要抓住機會來“修繕屋頂”。你提到了當經濟狀況良好時，美國會進一步加息，這也可能成為一種風險。如果美聯儲加息速度過快，可能會讓資本市場的泡沫提早破滅，因此一些人，例如達里歐，擔憂接下來可能會出現衰退甚至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他們是否太悲觀了呢？

拉加德：你不可能面面俱到。當經濟增長和經濟情況好轉，貨幣政策勢必需要收緊。而且（美聯儲）前幾年也就加息進行了很好的溝通，希望接下來也能繼續如此。

第一財經：如今，美國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股市非常脆弱，中美貿易沖突相關的信息讓股市震蕩。很多人認為美國股市存在泡沫，你對此有擔憂嗎？

拉加德：波動性是經濟狀況改善的體現。就像我剛剛說的，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不可能同時擁有顯著的經濟增長、寬松的金融情況和低波動性。我認為，市場上的各方都需要習慣於這種新的波動性以及一個貨幣環境收緊的系統。市場目前運行良好，流動性充足。我們已經不再處於危機後初期的低波動率、低增長、量化寬松的環境了，我們已經向著一個新的時期邁進了，所有人都需要適應這一進程。

服務業開放助力增長

第一財經：讓我們談一下IMF最新《全球經濟展望》（WEO）中關於結構轉型（Structural Change）的內容吧。一些主流經濟學家，例如Dani Rodrik通過實證研究發現，制造業的份額擴大有助於生產率（Productivity）的提高，而當服務業占GDP比重上升時，由於生產率下降，經濟增長會承受壓力。而IMF的觀點是：並非如此。這個觀點很有趣。

拉加德：我們的這章內容關註傳統就業和人才從農業部門轉向制造業又轉向服務業的進程，得出了兩個結論。其一，結構轉型很有可能發生得非常迅猛，以至於直接從農業轉向服務業，並不一定會遵循（先轉移到制造業的）順序。這與第二個結論完全相符，而我們的第二個結論是，服務行業能夠提供顯著的生產率上升。借鑒這一經驗，世界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和低收入國家在開放、充分自由化其服務業，並消除服務業壁壘前，無需過於急迫地發展其制造業。

這和我們給予中國當局的建議也是一致的，即（中國）可以開放服務業，令其服務業更加容易進入，更加自由，以此來更好地利用可被釋放出的生產力。

第一財經：如同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所宣示的，中國將更快地推進開放，包括服務業的開放。IMF長期向中國提供建議，在你看來，中國目前還面臨哪些挑戰？又該如何應對？

拉加德：中國已經很好地處理了一些關鍵挑戰，但中國還需要繼續解決各種挑戰。其一，控制公共部門和準公共部門的信貸；其二，解決國有企業的某些問題，確保它們擁有競爭力，不對國有企業進行過度補貼；其三，如同我上午的演講中提及的，中國需要彌合若幹缺口，從而變得更加開放。

首先，中國存在金融領域的“數字缺口”（digital gap）。如果（中國）能夠彌合數字缺口，如果越來越多的婦女能夠參與到金融部門，經濟就能夠變得更加具有包容性。

其次，在監管領域，也有些缺口需要去填補。當你允許金融科技大規模發展時，你突然意識到有些行為沒有受到得當的監管。如果人們（的行為）都出於好意，則問題不大，但如果（金融科技部門）存在心存惡念的人，這就會成為一項風險。系統性風險需要被提前預期，“監管缺口”（regulatory gap）需要得到填補。

第一財經：只要金融科技是一項金融服務，它就需要如同金融行業那樣受到監管。你是這個意思嗎？

拉加德：我的意思是，既存在好的金融科技，也有黑暗的金融科技，好的金融科技需要被鼓勵，它們能夠促進交易、降低成本、給更多人賦權等。但金融科技同樣存在黑暗的一面，例如加密貨幣會被用於洗錢、恐怖主義融資等。因此，金融科技的黑暗面需要建立起合適的監管體系。

第三個缺口是“創新缺口”（innovation gap）。過去，創新僅僅存在於少數一些國家，而如今，創新已經大幅擴張至日本、韓國、中國，大部分機器人都由這幾個國家制造。因此，創新缺口正在彌合中，也需要進一步彌合，只有當貿易持續時，這一彌合進程才能不斷推進，因為貿易是科技分享的助推器。

第一財經：WEO第四章也討論了科技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驅動性角色。但未來，例如人工智能等科技在帶來益處的同時，也會給中國、美國和全球帶來新的問題，比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失業、機器人的倫理等等，我們將如何適應這樣一個新的世界？

拉加德：教育、教育、教育。培訓、培訓、培訓。前面提到的問題的確可能因為科技進步而產生，目前（這一情況）正在加速，因此，我們也需要加速相關的投資和相應努力。

第一財經：IMF近來十分關註數字貨幣和加密貨幣的問題。目前數字貨幣的關註點已經轉移到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上了，IMF也有一些關於數字貨幣和央行數字貨幣的論文。IMF希望傳遞給全球中央銀行家怎樣的信息呢？

拉加德：我認為這需要合作。該合作需要在不導致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允許足夠的創新。IMF將會很樂意關註這一進程。

意見領袖丨專訪拉加德：全球經濟正值“晴天修屋頂”良機

主持人：

楊燕青

嘉賓：

拉加德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導視：

“拉加德：我有信心IMF不會調降（全球經濟增長預期）。”

全球經濟出現廣泛而強勁增長的同時，還面臨哪些風險？

“拉加德：中國需要彌合若幹缺口，從而變得更加開放。”

中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同時，還將面臨哪些挑戰？

意見領袖專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拉加德

文字實錄

IMF：2017年全球增速達到2011年以來最快

2017年下半年，全球經濟增速超過4%，是2010年下半年以來最快的增速，全球經濟自2010年開始從2008-2009年金融危機中大幅回升以來，如此廣泛和強勁的增長還是第一次出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今年4月剛剛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得出這一樂觀結論並預計，今年和明年全球增速將達到3.9%，顯著高於該機構去年10月的預測。促成這一結果的有利因素包括：歐元區、日本、中國和美國增長加快，它們去年的增長率都超過了預期。不過，報告也提出，這種有利的增長勢頭最終會放緩，許多國家將面臨具有挑戰性的中期前景，全球經濟的同步擴張也將促使發達經濟體更快地退出非常規貨幣政策。日前，就全球經濟增長前景等話題，第一財經專訪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

楊燕青：過去一段時間，IMF一直在展望中調升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測，IMF還將繼續調升預測嗎？

拉加德：我有信心IMF不會調降（全球經濟增長預期），我們對經濟增長還是保持積極態度。

楊燕青：IMF近來對全球經濟增長和美國經濟保持樂觀，但也有不少經濟學家擔憂，美國稅改和可能的基建計劃等順周期政策，可能加速經濟增長和複蘇，從而使得本次經濟周期提早結束並過早陷入下一輪衰退，IMF是否也有此擔憂呢？

拉加德：各國需應對美國稅改“外溢效應”

拉加德：我們對稅改抱持支持態度，我們也長期呼籲將稅收精簡，將公司稅率調至與經合組織OECD均值相符，是我們鼓勵的方向。在（稅改）不減少收入的情況下，的確會提振增長，刺激經濟，這目前已經充分發揮出其潛力。這也可能會刺激通脹率，讓通脹率達到我們需要緊縮貨幣政策的程度。上述情況也可能影響全球融資成本，以及對美元升值有所影響，盡管升值這一點還非常不確定。所有上述情況都會在美國之外導致“外溢效應”，我認為所有國家都需要預期這些潛在影響，提前設置緩沖來防衛自身，並留有抵禦金融風險的空間。

拉加德：應“趁著晴天修繕屋頂”

拉加德：當前，一些經濟體，不論是公共部門還是企業部門，都有很高的杠桿。因此，正如我去年10月曾提及的，我們需要“晴天（即經濟增長時）修繕屋頂”，如今，這點比去年10月更加適用了。我的建議是，繼續重新構建緩沖，確保債務規模即使不下降也能穩定下來。此外，幾乎所有國家都需要繼續推行結構性改革。

楊燕青：我們確實需要抓住機會來“修繕屋頂”，考慮到美聯儲政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你提到了當美國經濟狀況良好時，美國會進一步加息，這也可能成為一種風險。如果美聯儲加息速度過快，可能會讓資本市場的泡沫提早破滅，因此一些人，例如全球最大的對沖基金橋水掌門人達里奧，擔憂接下來可能會出現衰退，甚至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他們是否太悲觀了呢？

拉加德：你不可能面面俱到，當經濟增長和經濟情況好轉，貨幣政策勢必需要收緊。而且（美聯儲）在前幾年也就加息進行了很好的溝通，希望接下來也能繼續如此。

楊燕青：如今，美國的資本市場尤其是股市非常脆弱，中美貿易沖突相關的信息讓股市震蕩，美聯儲貨幣政策以及

中國等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的發展都會影響美國股市，很多人認為美國股市存在泡沫，你對此有擔憂嗎？

拉加德：資本市場波動性增強是經濟狀況改善的體現

拉加德：波動性是經濟狀況改善的體現，就像我剛剛說的，你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不可能同時擁有顯著的經濟增長，寬松的金融情況和低波動性。我認為，當經濟狀況改善時，市場上的各方都需要習慣於這種新的波動性以及一個貨幣環境收緊的系統，市場目前運行良好，流動性充足，我們已經不再處於危機後初期的低波動率、低增長、量化寬松的環境了，我們已經向著一個新的時期邁進了，所有人都需要適應這一進程。

IMF：應對制造業就業下降 最佳政策不是補貼制造業

《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還關註到一個現象，受技術進步和全球化驅動，全球範圍內的制造業就業比重出現下降，這在發達經濟體尤為顯著。人們開始擔心，制造業工作崗位的消失將導致收入不平等加劇。此外，貧窮國家如果不能經過一個制造業吸收大量就業的發展階段，可能會一直遠離全球收入的前沿。不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認為，服務業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促進生產率增長。因此，最佳的應對政策不是抵制市場力量和補貼制造業，而是著眼於提高經濟整體生產率，包括降低服務業的貿易壁壘。

楊燕青：IMF最新《全球經濟展望》報告中關於結構轉型，一些觀點認為制造業份額擴大有助於生產率提高，當服務業占GDP比重上升時，由於生產率下降經濟增長會承受壓力，IMF的觀點是，並非如此。這個觀點很有趣，你如何看？

拉加德：我們的這章內容關註傳統就業和人才，從農業部門轉向制造業又轉向服務業的進程，得出了兩個結論。其一，結構轉型很有可能發生得非常迅猛，以至於直接從農業轉向服務業，並不一定會遵循先轉移到制造業的順序，這是第一個結論，與第二個結論完全相符。而我們的第二個結論是，服務行業能夠提供顯著的生產率上升。借鑒這一經驗，世界上很多新興市場國家和低收入國家在開放，充分自由化其服務業並消除服務業壁壘前，無需過於急迫地發展其制造業。

楊燕青：服務業和制造業對中國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如同習近平主席在講話中所宣示的，中國將更快地推進開放，包括服務業的開放。IMF長期向中國提供建議，在你看來，中國目前還面臨哪些挑戰？又該如何應對？

拉加德：中國已經很好地處理了一些關鍵挑戰，但中國還需要繼續解決各種挑戰。其一，控制公共部門和準公共部門的信貸，其二，解決國有企業的某些問題，確保它們擁有競爭力，並高效運轉，以及不對國有企業進行過度補貼。其三，如同我上午的演講中提及的，中國需要彌合若幹缺口，從而變得更加開放。首先，中國存在金融領域的“數字缺口”，如果中國能夠彌合數字缺口，如果越來越多的婦女能夠參與到金融部門，經濟就能夠變得更加具有包容性，這將帶來更多增長。其次，在監管領域，也有些缺口需要去填補。當你允許金融科技大規模發展時，你突然意識到有些行為沒有受到得當的監管。如果人們的行為都出於好意，則問題不大。但如果（金融科技部門）存在心存惡念的人，這就會成為一項風險。系統性風險需要被提前預期並采取行動，“監管缺口”需要得到填補。

楊燕青：只要金融科技是一項金融服務，它就需要如同金融行業那樣受到監管，你是這個意思嗎？

拉加德：我的意思是，既存在好的金融科技，也有黑暗的金融科技，好的金融科技需要被鼓勵。它們能夠促進交易，降低成本，減少中介環節，給更多人賦權等。但金融科技同樣存在黑暗的一面，例如加密貨幣會被用於洗錢、為恐怖主義融資等，同樣的，你也不希望發生“龐氏騙局”，而這在一些情況下可以會很活躍。因此，金融科技的黑暗面需要建立起合適的監管體系。第三個缺口是“創新缺口”，過去，創新僅僅存在於少數一些國家，而如今，創新已經大幅擴張至日本、韓國、中國，大部分機器人都由這幾個國家制造。因此，創新缺口正在彌合中，也需要進一步彌合，只有當貿易持續時，這一彌合進程才能不斷推進，因為貿易是科技分享的助推器。

楊燕青:《全球經濟展望》報告第四章也討論了科技在全球經濟中扮演著驅動性角色，但未來，例如人工智能等科技在帶來益處的同時，也會給中國、美國和全球帶來新的問題，比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失業、機器人的倫理等等，我們將如何適應這樣一個新的世界？

拉加德：教育、教育、教育；培訓、培訓、培訓，前面提到的問題的確可能因為科技進步而產生，目前這一情況正在加速，因此，我們也需要加速相關的投資和教育等相應努力。

楊燕青：IMF近來十分關註數字貨幣和加密貨幣的問題，目前數字貨幣的關註點已經轉移到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上了，IMF也有一些關於數字貨幣和央行數字貨幣的論文，IMF希望傳遞給全球中央銀行家怎樣的信息呢？應該加快研發並加快中央銀行數字貨幣落地的進程嗎？

拉加德：我認為這需要合作，你不會希望在當前的監管框架下留有漏洞，該合作需要在不導致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允許足夠的創新，IMF將會很樂意參與這一進程。

美國本周要召開3天對華關稅聽證會

在貿易和投資增長推動當下全球經濟回升的背景下，貿易限制和貿易摩擦則構成影響增長的風險因素。本周，美國國會預計將迎來異常忙碌的一周。據報道，5月15日至17日，美國政府將連續3天舉行公開聽證會，聽取關於特朗普政府計劃對價值5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的公眾證詞和意見，將有130家美國企業和工業團體在這三天中對關稅所造成的影響進行陳述。

楊燕青：你認為中國該如何應對中美貿易摩擦，哪些國際組織能夠幫助中美終止或避免可能的貿易戰爭，也許IMF或G20在其中能有所助益，推動中美進行協商？

拉加德：我想你說得對，中國的增長模式正在發生重大轉變，更新的增長模式正越來越多註重內需，越來越少依靠貿易和投資，這些都意味著中國正在發生的轉變。我認為中國總體上而言目光遠大、謀求長遠，而不是只關註短期。習近平主席更新了中國對於全球多邊體系以及尊重規則、尊重國際貿易的承諾，我認為這點非常重要。是否需要給予這一情況新的稱謂是一回事兒，但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實質性觀點非常重要。IMF向來支持由貿易帶來的繁榮、發展和穩定，我們希望這類貿易摩擦能夠在沖突雙方之間公平地協商，從而使得貿易能夠繼續成為增長的主要引擎，成為科技分享的主要助推器。如果IMF能夠在這方面有所助益，我們會很樂意伸出援手，但這最終需要由雙方國家的政府解決。

楊燕青：美國對中國動用了“301調查”，並計劃對“中國制造2025”中的重要產品考慮高額征稅，那麽“301調查”是否會對這項提案的未來造成影響？

拉加德：不論如何，我都強烈建議雙方進行對話，如果涉及問題的雙方不進行對話，通常不會有好結果，好結果源於雙方進行對話，可能會存在爭議，可能會存在基於事實的指控，但這些都需要在現有的體系下，被放在談判桌上討論和辯論。如果在WTO體系的管轄範圍內，需要在WTO體系內通過爭議解決機制解決，如果在WTO管轄範圍之外，（爭議）相關的雙方則應該進行協商討論，尤其當涉及的雙方還是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