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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開成都—城市綜合體中突圍的花樣年 歲寒知松柏

瘋狂的成都

　　7月13日，上午10點半，郭力站在寫字樓頂樓直升機起降平台上俯視下面雜亂的工地—挖好的基坑、逐層往上蓋的建築，以及黃色的起重吊車、高塔和橫 樑。郭力是成都一家房地產企業的副總，大老闆是成都一個房地產開發商的兒子，有點閒錢，便弄了這麼一家公司，100來號人，業務卻貫穿整個房地產產業鏈— 從住宅到商業地產，從拿地到開發，從顧問到投資，從同行拆借到運營管理。什麼都做，「只要能賺到錢」。

　　前幾天，有人告訴郭力，成都南部有一個商業地產項目要出售。於是，一大早郭力便從成都市中心天府廣場出發，沿著天府大道一路往南開，出了三環，目光所及之處，到處都是這樣的工地。

　　按照成都市政府規劃，在2030年之前，成都的南部將出現以金融和總部基地為特色的成都中央商務園區、一個研發與產業化中心、一個高新國際低碳環保產業孵化器以及一個創新科技園區。

　　這讓其整個功能與上海浦東類似—有陸家嘴、世紀公園以及張江高科技園區。在成都房地產界，許多人習慣於用上海來定義未來的成都：南部是上海浦東，東二外以外是上海徐家匯，西三外以外則可能是上海閔行區。

　　因為這樣的想像，很多建築物拔地而起。按四川省商業地產聯盟統計，在2011年，有110個在建的城市綜合體，沿著規劃中的軌道交通路線四面散開。將 近六成的項目聚集在成都的南部—沿著南延線，幾乎每一公里就有一家五星級酒店；在5.1平方公里的金融城裡，至少有19座高度超過200米的寫字樓。而在 2007年之前，整個成都還沒有一個像樣的城市綜合體。

　　2007年，成都獲批城鄉統籌試驗區—受此政策利好，政府將「建立以金融為核心的現代商業服務業」作為城市規劃的重點，而由此拉動的商業地產投資規模達到上千億元。

　　投資者聞風而動。從沿海遷移至內陸的行動在金融危機爆發後的2008年啟動。

　　所有能叫得出名字的開發商都來了。在城市的南部，舊城與新城交界之處多是央企開發商，再往南則更多是民企開發商；在城市的東部，聚集著大批的港資開發 商和外資開發商。除此之外，一些希望通過商業地產運作而大撈一把的產業外資本，比如醫藥企業，也散落在這個城市中伺機而動。

　　在此之前，它們曾經聚集在北京、上海、深圳，分享這些城市城鎮進程化過程中的機會與利益。現在，這些城市等待開發的土地越來越少。它們希望能夠將曾經在這些城市發生的故事複製在擁有大量待開發土地的二線城市，比如成都。

　　郭力便是在2008年隨著這股遷移潮流從深圳來到成都的。他說：「這一整片地方剛剛開發。深圳以前也這樣，但現在太飽和，尤其對小公司。在這樣一個地方要好些。」

　　這一天郭力要考察的這個項目位於成都南部。上家是一家醫藥企業，對方向郭力的大老闆描述了一幅極富誘惑力的前景—開發並持有一家五星級酒店，管理公司可能是洲際或者雅高；由於地價接近於白送，未來盈利空間無限。

　　郭力本能地覺得這個項目危險。果然，當他來到項目所在地，發現這塊地位於產業園區的深處，客源有限。儘管4000萬元的地價可謂白菜價，但這塊土地附有的硬性指標—蓋一棟五星級酒店—毫無更改的可能性。

　　硬著頭皮開工，就意味著不斷扔錢，每平方米造價成本至少在1萬元，按2萬平方米至3萬平方米的體量來算，整個酒店造價至少也要2億元至3億元。

　　等到開始找酒店管理公司—國際品牌也不是傻子，市場調查是最基本的工作。即使真的找到酒店管理公司，落筆就是簽字費和每年不菲的抽成。而每天的運營費用又是一筆流水賬。

　　也正是這樣的預算方案，讓腦子一熱拍下之後的上家徹底傻眼了。剩下的運作空間便是抽身離去，狠狠賺一筆土地溢價，於是開始四處找人接手。

　　以產業換地，幾乎是這個圈子裡人人都知的秘訣—只要能帶來產業和人流，就很容易得到政府支持，隨即得到廉價的土地，蓋起一個看似不錯的綜合體。基於長期的稅收、就業等考量，集成式的城市綜合體被政府熱捧—它們甚至要求在房產之上形成產業生態，帶動當地經濟可持續發展。

　　在這樣的遊戲規則中，土地經常會落到一些擁有資源的企業手中。

　　「只要能帶去家樂福、沃爾瑪，地都好談，否則就只能招拍掛拿高價地。」中城建第五工程局成都總經理劉寧琳說。劉寧琳在2010年拿下了四川省內多個縣級市新區的整體開發權。

　　那些被視作有力籌碼的大型零售商很快也發現，更好的選擇是自己拿土地開發。

　　北京RET睿意德執行董事聶綺冰說，對零售企業而言，租賃經營是一種比較方便的方式，但同時，在租賃模式下，零售企業就不能享受到物業的升值。在此之 前，他們所處的行業，被認為普遍利潤率不到1.7%，即使這些跨國零售企業，利潤率也不到3%。現在，包括特易購，家樂福、沃爾瑪以及宜家，都有自己的地 產公司，並開始嘗試跨入商業地產領域。

　　實際上更多的企業並不具有這樣的資源。於是，皮包客開始盛行。「很多人一開口就說自己有5000畝土地，但要他們拿土地證，卻拿不出來。」蔣鵬說，這 樣的人比比皆是，你問他做什麼生意，他會告訴你他什麼生意都做，「因為他佔有了資源」。蔣鵬是美國NAI新巢地產成都總經理。

　　無論通過招拍掛拿地還是以產業換地的方式進入成都，緊跟這股開發熱潮而來的，可能都是泡沫。

　　按世邦魏理仕報告，成都是一個一年僅有60萬平方米左右消化量的區域中心城市，但最近兩年的商業地產供應量，大到需要花費15年去消化。

　　蔣鵬說，城市並非不需要那麼多的綜合體，但是將近20年需要的量在三五年間集中投放，其中大量的項目互相抄襲。

　　從2008年開始，蔣鵬便在成都四處尋找適合投資的商業地產項目。他的要求很簡單—6%的年投資回報率，以及一支基本穩定且專業的商業經營團隊。

　　但在至少跟300個開發商交談之後，蔣鵬發現這個任務幾乎很難完成。絕大多數公司並不具有資金實力和運營能力，它們做商業的初衷仍舊是快進快出。大多 數找到蔣鵬的人，一開口便向他索要救命的錢，或者找來大型零售商合作。至於商業地產最基本的商業規劃部分，對不起，他們根本沒有空去想。

　　在成都，90%的商業地產開發企業由住宅開發商轉型而來—這就像一個小學生一躍成為博士生。有一天，有一家成都本土的住宅開發商希望蔣鵬能融資參股到它們開發的一個商業綜合體來。但是蔣鵬過去一看，發現這個項目居然隱藏在小區深處。

　　缺乏經驗，往往是這些住宅開發商在操作商業地產項目中可能碰到的最大困難。它們經常連判斷好壞最起碼的常識都沒有—甚至，在成都有人花了30萬元買來 一份策劃案，結果發現它不僅是10年前的版本，而且還曾經在圈子裡廣泛流傳過。在這種背景下，商業地產人才變得炙手可熱。只要過往經歷中跟商業地產稍稍掛 上邊，不管資歷多麼淺，轉身就能成為另一家企業的副總。

　　資金鏈緊張是另一個普遍的困難。2012年7月，毗鄰成都的重慶市，一家名叫重慶家富富僑的足浴連鎖企業深陷債務困局。導火索便是，2007年，從未 涉足過房地產行業的老闆郭家富，在當地冒險開發了一個五星級酒店。由於修建過程中一直未能拿到銀行貸款，郭家富只有尋求民間融資，涉及債務2億多元。

　　新港地產投資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張紅兵說，3年前在和郭家富的一次會面上，他曾經告誡對方，修建300米的超高層一定要認真測算現金流。可惜對方不聽。

　　因為現金流破裂而產生的失敗例子比比皆是。1993年，在海南開發過幾個購物中心的商人陳宇光在成都開始修建熊貓城。按照最初的規劃，他將開發一個總建築面積50萬平方米、投資額25億元的都市中心MALL。除此之外他還在其他城市同時修建4個購物中心。

　　跟這個行業大多數人的想法一樣，只有10億身家的陳宇光打算分三步走：先繳1.5億元拆遷費用，再利用自己在商界的聲望與融資能力，引入資金共同開發，然後將項目包裝上市或成立信託基金，籌集到更多的錢。

　　但是他過高估計了政府的拆遷能力—項目因拆遷問題停工，且一停就是8年。這8年間，設想中的「西部第一城」慢慢蛻化成了「西部第一坑」。而最初的戰略合作夥伴先後離去。

　　結果，本來只想投入1.5億元的陳宇光，先後砸了14億元在這個項目上—他將自己在新能源的股份全部出讓，並將海南石梅灣一塊10平方公里的項目作價2500萬元拋售套現，後來這塊地的價格高達10億元。

　　此後這個項目幾易其主，直到現在，仍然未能完全打開局面。

　　在過去20年裡，成都先後產生過73棟爛尾樓，直到現在，其中有16棟樓還未完全復工。

　　相比過去，現在更糟糕的消息是，大多數新推出的土地都在400畝以上，許多土地則超過1000畝。這些大塊土地還附有硬性指標，比如住宅與商業地產的比例一刀切地定在1：1，以及不顧周邊條件指定蓋某種體量特別大或規格特別高的商業設施。

　　結果，按政府現有的規劃，一些寫字樓集中的區域與商業集中的區域完全割離—這很有可能在三五年之後讓成都出現許多個鬼城。許多項目會因此爛尾或者空置。

　　幾個月前，營銷總監李衡開始做補救工作。他常常認為自己是被裹挾進這股泡沫之中。他所在的一家成都本地房地產公司一直做住宅開發，直到2008年「意 外」地成為新加坡一家房地產集團的子公司，並在成都南部舊城與新城交界處得到一塊商業性質土地。當時，毫無商業地產開發經驗的他們請了一家諮詢公司。對方 在一番調查之後得出結論，可以在這裡推出兩棟精裝修的酒店式公寓—單間面積在40平方米到50平方米之間。

　　等到2011年項目結構封頂之時，情況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成都，一些位置更好的50平方米的精裝公寓可以賣到9000元/平方米，但每個月的出租租金卻只有1800元。

　　李衡預感到項目不好賣。他開始調研周邊的項目情況—它所處的位置是家具生產與銷售企業聚集之地，往南是金融城，按照規劃，這裡將是成片的超甲級寫字樓；往北則是傳統的富人區。

　　儘管整個成都市的寫字樓空置率高達35%，但這些寫字樓大多標榜甲級寫字樓，並鎖定高端客戶。而針對中小企業甚至初創企業的寫字樓卻不多。於是，李衡決定迅速調整戰略，將項目在營銷中包裝成另一個概念—區域寫字樓。

　　所謂的區域寫字樓，更像我們熟悉的產業園區中的辦公室。硬件條件不見得拔尖，但勝在租金便宜且單間面積小，可靈活組合。它迎合了初創企業和一部分並不那麼講究「面子」的租戶。

　　而且，寫字樓不需要像酒店式公寓一樣精裝修—在每平方米節省了2000元的裝修費之後，李衡卻能將它賣得跟精裝酒店式公寓一樣貴：9000元。

　　如此一來，他總算涉險過關。

　　但這樣的辦法並不能每次都成功。比如在成都的另一個項目。它位處成都商業地產的重災區之一—西三環以外的溫江區，那裡房多人少。跟大多數土地附有的硬 性條件一樣，這塊400畝的土地被要求拿出一半面積來建造酒店、寫字樓以及零售物業。規劃方案毫無更改的空間。唯一能做的就是，有技巧地推遲。直到某一 天，市場開始出現機會。比如，溫江區不再是一個空城，並開始人氣旺盛。

　　很難預測那一天會什麼時候到來。樂觀派說，2006年凱德商用在成都開第一家商場時，大家還搞不清楚什麼叫購物中心，現在，成都綜合體開發熱鬧得就像在中國西南地區流行的火鍋般沸騰。

　　藍光地產已經決定背道而馳。作為成都最大的本土開發商之一，它在1998年做社區商業起家，一度佔了成都商舖供應的半壁江山，卻在2005年住宅宏觀調控之中轉身進入住宅開發領域。

　　一度，張健也關注過成都南部—截至2030年的政府規劃，曾經讓人激動不已，但很快，他發現那裡到處是拾金者。競爭如此激烈，不如轉身尋找別的商機。張健是藍光地產的營銷總監。

　　現在，這家公司的興趣是在一些城市的空港區域造城，並且操作旅遊地產和工業地產的項目。比如，到樂山去。

　　樂山智翔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唐智強發現，從2011年開始，在一二線城市常見的商業地產開發熱潮慢慢在樂山擴散開來。

　　在這一年年中，唐智強開始認真思考一個問題—究竟要不要提高土地的商業地產面積。他在成都鄰近的樂山市有一塊55畝的土地。2006年拍賣下來的時候，他打算大部分用來做住宅。

　　80萬/畝的實際拿地價格遠遠低於130萬/畝的市場價格。作為這一優惠條件的代價是，他必須負責拆遷，並為周邊學校提供4萬平方米的教職工宿舍，在修建完之後以1160元/平方米的均價賣給後者。當時，樂山市的住宅均價是1500元/平方米。

　　但是當他費盡周折把拆遷工作做完之後，時間已經到了2011年。樂山市的住宅均價至少在5000元/平方米以上。而且受宏觀調控的影響，這裡的住宅銷量也一度停滯。

　　如果將這塊地改做商業地產，虧損會不會降到最低，甚至有可能略有盈餘？但壞消息是，唐智強從來沒有介入過商業地產開發領域。他粗略估算了一下，做一個 商業地產項目，需要8億元的投入。但這家公司最多能拿出來的資金是1億元；如果失敗，這家公司勢必破產。這就是上文提到的他需要做出的那個選擇。

　　於是，他開始了那場足跡遍及全國主要城市的考察之旅。

　　結果，反饋回來的信息呈現兩極分化—一些人說，你千萬別做，已經有那麼多人做了，你不懂，做了會死人的；另一些人卻說，一定要做，商業地產那麼賺錢。總之一句話，做商業地產會跳樓—做得好，從底樓跳到頂樓；做得不好，從頂樓跳到底樓。

　　2011年年底，在與蔣鵬交談了兩個小時之後，唐智強回到樂山做了一次市場調查，這個區域有15萬人口，周邊有4.5萬的學生人群，有剛性消費需求。而1.5平方公里到3平方公里之間的商家分佈中，也沒有出現極具優勢的競爭對手。

　　唐智強決定試一試，以綜合體加步行街的形式，做一個區域性商業地產項目。這個名叫青年廣場的項目面積將有18萬平方米，面向青年群體，以休閒娛樂為主。

　　接下去，唐智強開始重複大多數開發商重複過的現金流遊戲。他先於2012年3月與學校達成協議，以市場價的30%，即2200元/平方米的價格賣給它 們4萬平方米的住宅。雖然每平方米要少賺3000元到4000元，但學校支付的1.7億元購房款同時也補充了唐智強最缺乏的現金流。與此同時，唐智強通過 土地抵押貸款和政府獎勵政策可以再得到一部分資金。

　　隨後便是環環相扣的滾動開發流程。他需要先建一個3萬平方米的投資性寫字樓，以及一個6000平方米到7000平方米的酒店—通過散售，這筆資金可以 滾動成為其他開發資金。此後，他還會再開發3萬平方米到3.5萬平方米的零售商業面積，算上地下部分，大概一共有5萬多平方米的零售商業面積。

　　在開發這部分零售商業面積之前，他希望先引進一家超市、一家電影院和一個電器賣場，為其量身定做之後，再賣給對方—面積分別在兩萬平方米、3000平方米至4000平方米之間，以及4000平方米。剩下將近兩萬平方米的面積，唐智強決定視情況而定自持或者銷售。

　　經過這一系列複雜的運作，唐智強估計他最少可以賺到2億元；如果運氣好的話，盈利可以達到5億元。但是如果運氣壞到極點了—比如，其中某一環扣不上了，唐智強說，那就得看造化了。

　　在成都，一些造化不好的企業，現在正在忙著尋找退路。盛世太平董事長陳立民接觸了其中幾家。陳立民1993年從香港到內地發展後先後在幾家國際代理行工作，他的強項是寫字樓及其他商業地產項目運營。2009年，他在上海創辦了一家投資公司。

　　按仲量聯行的數據，隨著城鎮化的進程，到2020年，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在中國商業地產總量中的比重將僅佔10%，大多數的項目都將集中在二線城市。這預示著今後10年裡二三線城市蘊含巨大商機。

　　應一些成都開發商的邀請，陳立民在2012年春節後專門來到成都，他重點考察了成都南部。他的結論是，這裡充滿了毫無誠意的建築物—這意味著龐大供應量的數字背後是大多數的無效供應量。

　　這不完全是壞消息—至少對於做投資生意的陳立民來說，這意味著他挑選的空間很大，並且能夠儘可能地將價格壓到最低。現在，他已經跟成都南部的一個項目談好合作。

　　郭力也在尋找合適的項目。他的老闆希望能夠收購一到兩棟的物業。在過去幾個月裡，這個富二代在四川的一個小城市剛剛打敗萬達，拿到了一個綜合體開發的 項目。郭力說，在成都，現在賬面上現金超過1億元至2億元的企業沒有幾家。作為手裡還有點閒錢的企業之一，總有一些項目主動找上門來。

　　蔣鵬卻沒有那麼樂觀。有一次，他去看成都市中心一棟商業綜合體。後者準備整體出售，一開口便說項目划算，「評估價12億元，自己只要9億元」。蔣鵬要 求對方填寫一張表—A4紙上有十幾行，要求依次填上主次商家比例、停車位比例、租金收益以及運營費用的比例。結果，這張表對方填了一個月。蔣鵬拿回來一 算，發現投資回報率只有3%，遠遠低於行業6%的投資回報率。在尋找合適的項目未果之後，蔣鵬決定拓寬渠道。現在，他與中石化合作在成都開建200個加油 站網點。

　　唐智強開始想收手了—至少在樂山這個項目之後，他不想再介入商業地產領域。他說，這不是一般人能幹的事，必須動用許多的資金。但是他隨後想了想又說： 如果去農村，或許也是一個不錯的機會—將樂山項目積累的經驗放到農村去做。比如，找五個鄉鎮，分別做農貿市場或者步行街，「那比在城市作一個城市綜合體厲 害多了」。

　　而這些，都是過去一年，他所接觸過的所有商業地產開發商告訴他的賺錢「真理」。

誰的錯？成都Sogo房東趕人內幕

小敗局：「價格屠夫」尼采手機 成都關店一半

以「低價屠低價屠殺殺+廣告轟炸廣告轟炸++工廠直營工廠直營」」為殺手鐧的「尼彩模式尼彩模式」」遭遇瓶頸

華西都市報：憑藉「像賣保健品那樣賣手機」的營銷模式，兩位四川商人創建的尼彩手機大獲成功。然而，隨著智能手機市場競爭的加劇，尼彩模式遭遇瓶頸。華西都市報記者調查發現，成都主城區的52家尼彩店中，已有26家關門。

以「價格屠夫」著稱的尼彩手機，可能遇到了新的問題——號稱要建6000家手機工廠店的它，在全國轟轟烈烈開店的同時，自家「後院」起火了——僅僅一年多時間內，尼彩科技成都市區的52家工廠店，已經有26家關門，足足佔到了一半。
2010年底，做煤炭生意的盧洪波和做手機電視購物生意的蔣德才一拍即合，分頭入股成立尼彩科技公司，進軍當時日漸式微的低端手機領域，創建「尼彩」品牌。

2011年4月10日，首家尼彩手機工廠店在江蘇南京成立。憑藉一款最低售價399元、外形幾乎與蘋果iPhone4 一模一樣的i8雙卡雙待手機，尼彩科技殺入中國手機市場，「手機工廠店，每台只賺10元」等廣告語賺足了眼球。

尼彩宣稱首創「手機工廠店」模式，用超低價位的「工廠價」衝擊原有手機定價體系，「每台手機只賺10元」成為重點宣傳的口號，集中力量在平面媒體、電視媒體上投放海量廣告，在重點省份快速建店迅速擴張。

盧洪波和蔣德才同為四川老鄉，四川順理成章也成為他們的最重要市場之一，2011年4月30日，尼彩手機四川首家工廠店落戶成都。

從2011年4月30日成都開出第一家尼彩手機工廠店開始，一年時間內，尼彩手機在四川開了350家店，僅成都主城區就有50多家，算上郊縣，大成都範圍內一共開了112家店，佔了四川市場的1/3。

最初一兩年，「低價屠殺+廣告轟炸+工廠直營」的「尼彩模式」大獲成功。但兩年過去，這種「像賣保健品那樣賣手機」的營銷模式，似乎到了瓶頸期。

華西都市報記者近日調查發現，僅一年多時間，成都市內的尼彩手機工廠店就有一半關門。以「價格屠夫」著稱的尼彩手機，其「低價屠殺——廣告轟炸——工廠直營」的「尼彩模式」，也遭受前所未有的質疑。

成都市區52家尼彩店 26家已關門

2012年4月29日，尼彩手機週年慶前夕，曾在多家媒體上刊登廣告稱，尼彩手機工廠店全川突破350家，全國突破4000家。廣告以巨大的版面，刊登了成都的尼彩手機工廠店的店名和詳細地址。

盤點這份廣告可以發現，除了太升南路店即四川總店外，尼彩手機工廠店在四川有市區店、郊縣店和市州店三大類，其中成都市區店共52家。
近日，華西都市報記者歷時一週，挨家走訪成都市區52家店發現，僅僅一年過去，關門的居然有26家，佔了一半。

8月22日，記者在新南路89號附4號，找到了尼彩手機新南路店。門牌上的「尼彩手機工廠店」字樣看起來依然嶄新，門口的「買4吋3G智能手機只要399元」橫幅也還在，捲簾門卻緊閉，門口玻璃上貼著「鋪面轉讓」字樣的紙。

旁邊雜貨店老闆說，這家店已關門半個月，「鋪面轉讓」的廣告已貼出來3周了。按照上面留下的手機號打過去，一名男子說，這家店開了一年多，「生意做不下去了」，「賺不到錢」才想轉手。

建設南新路81號附1號的建設南新店，雖然開著門，「尼彩手機工廠店」字樣和尼彩手機廣告還在，但店招牌卻變成了「中國移動」。工作人員說，這裡原是尼 彩手機店，但2013年7月就已從尼彩退網了，「我們不做尼彩手機了，返修率太高，賺不到錢，現在我們只做移動的定製機，都是大品牌的手機，質量有保證， 售後也方便些，更好做。」

人民南路四段25號附11號也曾是一家尼彩手機店，8月24日，記者來到這裡卻發現已經變成了中國電信營業廳。旁邊一家建材店老闆說，尼彩店今年7月搬走了。

除了關門以外，尼彩手機在成都面臨的另一個問題是渠道控制力下降，簽約手機工廠店或明或暗地在賣其他品牌的手機。

8月21日，在經天路4號附18號的尼彩手機琉璃場店，記者看到，櫃檯裡除了尼彩手機外，還有幾款其他品牌的手機。在二仙橋北路31號附195號的尼彩手機二仙橋店裡，也有幾款中興手機擺放在櫃檯裡。在文家場店和洪河店，也都發現有其他品牌的手機出售。

「我們加盟尼彩，都是交了2萬元的押金，若被尼彩公司發現在賣其他手機，這2萬塊可能拿不回來了。」成華區一個尼彩手機工廠店老闆說，「作為尼彩專賣店，按照協議，肯定不能賣其他手機，但只賣尼彩，顧客選擇餘地太小，不搭配點其他牌子的手機，估計也經營不下去。」

該店主告訴記者，尼彩手機本身定價就低，但廣告打得多，最開始的2011年走量走得快，開店還有些效益，到了2012年尼彩手機進入智能機市場後，量走得沒那麼快了，開店利潤很低，有些甚至虧本經營。

記者發現，正在營業的尼彩手機工廠店裡，超過一半都存在售賣其他品牌手機的情況，只不過有些店直接擺在櫃檯裡，有些店則將其他手機藏在櫃檯下面的抽屜裡，顧客詢問時才會拿出來讓他們挑選。

遭遇雙面夾擊 尼彩價格優勢不再。尼彩走紅的第一殺手鐧是超低價。雖然「每部手機只賺10元」早被業內人士指責為「炒作噱頭」，但靠著低價和其他一系列營銷手段，尼彩手機在一年多時間迅速搶佔全國低端手機市場。然而，兩年過去，「價格戰」威風不再。

三大運營商殺入低端智能機市場

首先，各大移動運營商殺入低價手機市場，同樣價格也可以買到移動、聯通、電信的定製機。記者走訪發現，在川內手機賣場和運營商營業廳，各種低端智能手機擺滿了櫃檯。三大運營商也都推出了自己的低端定製手機。如中國移動就推出了多款定製智能手機，合約售價從488元到699元不等。中國電信也推出了多款定製智能機，雙卡雙待的3G智能手機售價最低在500元內。中國聯通由於制式優勢，低端智能手機品牌更多。

值得一提的是，運營商銷售的低端智能機不但售價便宜，而且可以參加各種「0元購機」活動，繳納話費就可以拿走手機，這種銷售方式，吸引了大量的消費者。

尼彩的智能機，價位和幾大運營商的低端定機制形成直接的競爭態勢。加之在購機政策、品牌知名度、銷售渠道等方面，尼彩手機無法與運營商匹敵。

同時，尼彩還面臨諸多山寨手機的衝擊。2011年大量山寨機廠商轉戰智能機領域，拉低了智能手機的進入門檻。如今，和尼彩手機同樣價位的智能手機，在市 場上比比皆是，比如最近成都市場熱銷的諾亞信、海旭、寶捷訊等，3.5吋屏幕的299元就可以買到。在太升南路賽格廣場的2-4樓，各種品牌、配置的低價 智能手機扎堆，有些「清貨價」甚至在百元左右，這讓尼彩的「低價策略」受到巨大衝擊。

以「價格戰」成名的尼彩手機，在價格上失去了優勢，盛極而衰似乎順理成章。

廣告轟炸擴張迅速帶來諸多管理難題

尼彩模式走紅的第二殺招是「廣告轟炸」。

尼彩手機的創始人盧洪波和蔣德才，都曾有醫藥保健品營銷的經歷。尼彩CEO盧洪波並不諱言尼彩的「保健品營銷」思路。2011年在接受南方週末採訪時， 盧洪波就直言，要「像賣保健品那樣賣手機」。在他看來，尼彩的重點不是製造，而是運用保健品行業的經驗，以驚人的廣告投放和開店速度，來快速賣掉手機。

大範圍的地毯式廣告的營銷，讓「尼彩手機」幾個字頻繁出現在各大媒體上。創辦之初，尼彩手機在全國2011年6月份電子電腦類報刊廣告投放榜上名列第一，廣告投放額度甚至超過了聯想和戴爾。

中國廣告協會報刊分會和央視市場研究媒介智訊聯合發佈的研究報告中顯示，2011年、2012年，尼彩手機在全國報紙廣告投放總額均超過2億 元，2012年的廣告投放增長27%，總額在所有品牌中佔據第20位，不僅超越三星、蘋果、諾基亞，成為手機領域當仁不讓的「廣告王」。對於這一監測結 果，央視市場研究媒介智訊的相關負責人也大呼「沒有想到」。

靠著持續廣告轟炸，明星代言等策略，「尼彩」一夜之間就達到了「家喻戶曉」的效果。但迅速攀升的工廠店數量和手機銷量，也讓尼彩的管理、物流、售後等環節遭遇前所未有的壓力。

專家觀點：質量不過硬售後成本居高不下

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營銷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馬寶龍認為，尼彩模式以低價吸引眼球，使得其在短時間內取得了不錯的銷量。但從實際情況看，尼彩手 機的質量和大品牌有差距，因質量問題而引發的投訴，容易形成口碑傳播，當更多的消費者發現，購買尼彩手機並沒有得到廣告中的那種價值時，這種營銷模式就是 不可持續的。

馬寶龍認為，保健品賣出去就可以了，如果不存在負面效果，保健品幾乎不存在售後服務的問題。但手機消費者天天放在手上把玩，如果 質量不過硬，前期銷售量走得大，也決定了後期售後成本居高不下。售後問題累積多了，不僅影響品牌聲譽，而且要耗費大量人力物力來解決。長此以往，這個模式 能否持久就是一個問題。

在中國家電、酒類以及保健品行業，這類大規模投放廣告迅速佔領市場的營銷手法屢見不鮮，但也曾有大批企業在曇花一現的成功之後消失無蹤。

成都：從手游天堂到「浮屍」遍地

一、大公司不斷投資小團隊，草根團隊面臨被淘汰

初創團隊面臨的形勢是：一，各行各業湧入手遊行業，傳統的端游和頁游廠商紛紛開始佈局手游。二，由於國內大多數手游廠商採取的都是抄襲國內或者國外手游產品，今年下半年成都即將上線的大多數手游產品以卡牌和3D遊戲居多。三，成都知名手游廠商通過投資或者併購的手段不斷在增強的自己的實力，據傳成都知名手游廠商尼必魯成立抱團科技已投資六家手游團隊。

手游產品越來越趨向於精品化，手遊行業也越來越格局化。這樣的形勢下，那些不管在資金還是產品方面都不具有競爭力、靠抄襲大公司為生的草根團隊，將面臨被淘汰的結果。奉勸那些想暴富的團隊，要麼就地解散，要麼立即轉型。

二、手游投資看多投少，手游渠道紮根成都

在這四個月裡，劍鋒通過與投資人和手游創業者交流瞭解到一些創投情況。投資人對手游投資越來越理性了。投資人普遍表示，是現在投資手游不僅要看手游產品、團隊背景，更重要的要看遊戲相關數據。如果只是想通過一份手游策劃方案或者商業計劃書基本上不可能拿到投資，其次是如果產品過度抄襲、沒有創新能力基本上不可能投資。某個手游創業者告訴劍鋒基本上每個月都會接待投資人，但是都是看的多，或者說再等等看看數據。

觸控科技、卓越遊戲等知名發行代理商在成都建立分部。

三、成都手游奮勇向前，精品產品層出不窮

如果詢問你成都有哪些知名手游廠商，很多人可能只知道數字天空、尼必魯或者卡爾維公司。其實，除了以上手游公司，成都目前做的不錯的公司還有iOS中國區暢銷榜前30名、港澳台地區暢銷榜前十名的成都遊魂有限公司，曾經登上iOS越南地區總榜及暢銷榜第一名的成都千行公司，曾經在iOS中國區暢銷榜曾經排名前十、目前月流水在500萬以上的成都簡樂互動公司等等。最近被手游茶館發現的成都本土手游公司Tribeplay《熊貓博士》在歐美市場突破千萬下載量。

2013年上半年，筆者曾經說過成都手游已經到了一個瘋癲的狀態，移動APP轉型做手游、軟件開發轉型做手游、互聯網電商轉型做手游、軟件外包服務轉型做手游，連做火鍋店連鎖店的都在問如何做手游……2013年下半年，我想說，如果你沒有做過遊戲，如果你沒有200萬以上啟動資金，如果你想通過抄襲或者換皮等手段進入手遊行業。還是洗洗睡吧，這個行業已經不屬於傳奇，只剩下屍體。

春節樓市見聞之成都 何田

「莆田系」：游醫終成王國 中國的民營醫院八成都是他們的

《窮爸爸，富爸爸——我的交易人生》之一 成都李大鵬

成都會展大王鄧鴻現身 曾傳被調查與外界失聯

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李超 成都報導 今日，經濟觀察網從權威人士處獲悉，與外界失聯許久的成都會展大王鄧鴻現身其旗下的環球國際中心，並走訪了部分企業。

鄧鴻現為成都會展旅遊集團董事長，成都國際會議展覽中心、九寨天堂國際會議度假中心董事長。因其在會展領域的權威地位被成為成都「會展大王」。

自去年11月左右起，鄧鴻再未公開露面。市場上關於其被調查的傳聞不絕於耳，更有媒體稱其被關押於湖北咸寧，遭調查原因為「土地倒賣，第二是虛開發票涉嫌逃稅漏稅，第三是詐騙貸款」。

此間，成都會展旅遊集團並未就傳聞作出公開闢謠。

公開資料顯示，鄧鴻出生於1963年，有從軍經歷。1995年，鄧鴻攜資從美國回成都，隨後大手筆投資14億元興建位於成都金牛區沙灣的國際會展中心。2003年12月開始在高新區投資建設總面積180萬平方米的成都新國際會展中心——「世紀城」。他曾名列2006年《福布斯》中國富豪排行榜第三百二十八位。

葛紅林離任成都“京華此際臨危命，巴蜀何日再清流？”

葛紅林除出任中鋁公司董事長外，也兼任黨組書記。這意味著他在致力中鋁公司業績發展的同時，還要抓人事、管黨務。這對被認為“缺乏黨務工作經驗”的葛紅林，會是艱難的挑戰。

葛紅林曾對人講過他的一個“特殊習慣”：早上起床開電腦，先搜“成都”，再搜“葛紅林”，“沒有出事”、“沒人罵娘”才上班；晚上睡覺前，再搜一次，一切平安再上床。

58歲的葛紅林，在2014年10月20日，出任央企中國鋁業公司（下稱中鋁公司或中鋁）董事長職務。

葛紅林擔任成都市長11年，任期之久，頗為罕見。他的離任消息，也引起坊間意想不到的熱議。眾多成都政、商、學界人士及普通民眾，紛紛撰文，乃至制詩作賦，以表達對其“不舍”之意。

亦有批評者認為，葛紅林主政後期，成都弊案連連，他雖能“獨善其身”，似乎未盡到與腐敗堅決鬥爭的職責。同時，他接手的中鋁公司，近年來業績虧損嚴重，貪腐不斷，對他更是艱苦的挑戰。

“very smart”的“海歸”博士市長

生於1956年的葛紅林，是江蘇南通人，擁有多年冶金行業的工作經驗。1986年至1991年，他在北京科技大學與加拿大溫莎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學習，獲工學博士學位，其中1987年11月至1989年2月在加拿大溫莎大學從事博士論文研究，屬“實打實”的博士和“海歸”人士。

葛紅林的前期工作經驗集中在工業領域，1998年至2001年曾擔任上海寶鋼集團公司董事、副總經理，兼上海寶鋼研究院院長。2001年10月，葛紅林到成都掛職市委副書記，2003年出任市長。

有成都政界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葛紅林的背景履歷，給當時的成都，帶來了“難得的開放、開明意識”。

成都外商投資企業協會秘書長袁昕說，葛紅林出任成都市長以來，每季度開一次外商座談會，“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在任市長11年多，這種會議共舉行了58次，“葛參加了56次；缺席的兩次，一次是在國外出差；一次是在中央黨校學習。”

“現場辦公會”效果頗佳，在外商投資者中名氣響亮，也引得部分城市效仿學習。2013年開始，葛紅林還組織專門針對民營企業家的座談會，也是每季一次。

葛紅林主政期間，到成都投資落戶的世界500強企業增加迅速。截至2013年年底，已達252家，數量連年位於中西部之首。

袁昕曾問一家美國公司董事長，為什麽要到成都投資。該董事長回答：“First，Mr.Ge is very smart（首先，葛紅林先生非常聰明）。”

一張反對票

葛紅林同樣被認為很能和底層民眾打交道。

一位成都市政府官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2004年至2005年，葛紅林效仿上海市，在成都取消人力三輪車。要砸掉這些體力勞動者的飯碗，市里壓力很大。一度人力三輪車師傅聚集起來，向政府“要飯碗”、“要生存”。

葛紅林推出的配套措施之一是，調動政府的財政和資源能力，解決他們的就業問題，倡導“不挑不揀48小時就業”。他較好地解決了這一問題，緩解了當時成都的交通亂象。

位於成都大邑縣的安仁鎮，有中國最大的民營博物館——建川博物館。該館副館長何新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2004年博物館建設期間，一個周末，正在工地忙碌的建築工人看到有幾個陌生人出現在工地上，且沒戴安全帽，於是大聲呵斥，讓他們離開。工地負責人覺得來人有些面熟；再細看，才發現是“葛市長”。

“他（葛市長）從城里跑到幾十公里外的博物館來視察，事先也沒告訴我們。工人呵斥，他也不生氣。”何新勇說。

有長期在葛身邊工作的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葛紅林有“微服私訪”的習慣，周末及其他節假日，帶一個秘書、一輛車往鄉下跑，“比如彭州、邛崍這些地方，隨機下車，與當地農民、市民攀談，也不表明身份”。

從2003年到今天，葛紅林任職成都市長11年多，時間之長，在全國“頗為罕見”。

一位成都市人大代表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2013年3月成都市十六屆人大第一會議上，人大代表改選市政府領導。第三度作為市長候選人的葛紅林，在全部640張選票里，得到639張贊成票，1張反對票。

“他做了近10年的市長，還能以幾乎滿票當選，很難得。會後有代表猜測，那張反對票，是不是他自己投的。”

“同流不合汙”

2012年12月，隨著時任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落馬，成都乃至四川官場多名官員被調查，僅在成都市政府，就有時任副市長孫平、何華章、鄧全忠，時任市長助理陳爭鳴、劉俊林等人案發，幾乎占“小半個市政府”。

不少人為此對葛紅林有所詬病，認為他沒有與腐敗堅決做鬥爭。2012年李春城離任成都市委書記的會上，葛紅林曾稱他與李春城是“面和心也和”。李春城案發後，這些話一度引起非議。

對此，數位成都官員對南方周末記者稱，作為“二把手”的市長，難在人事和反腐領域有所作為，能“獨善其身”已然不易。更何況與葛紅林長期搭檔的李春城同樣能力出眾，也“非常強勢”。

2013年，葛紅林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曾以自辯的態度，說自己“同流不合汙”。

葛紅林身邊一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前幾年有位臺商大佬到訪四川，四川省主要領導與其會見，時任成都市委書記李春城、市長葛紅林作陪。該大佬對省領導說，“春城、紅林不錯，昨天我飛機誤點了，他們很晚還在機場等我接機，然後又陪我去吃了宵夜。”大佬當時的神情語氣，“就像長輩，表揚對方家孩子一樣”。聽聞此言，李春城笑臉相迎；葛紅林則默然低頭，不予應對。這位工作人員認為，這或許是葛“同流不合汙”心態的寫照。

葛紅林還曾對人講過自己一個“特殊習慣”：早上起床，開電腦上百度，先搜“成都”，再搜“葛紅林”，“沒有出事”、“沒人罵娘”才上班；晚上睡覺前，再搜一次，一切平安再上床。

在2014年10月20日中鋁公司幹部大會上，中組部副部長王京清評價，“紅林同誌作風樸實深入，要求自己嚴格，敢於抵制不正之風和腐敗現象。”

葛紅林接手的中鋁公司，成立於2001年，有下屬公司66家，業務涉及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並有5家控股子公司實現境內外上市。

2013年，中鋁公司營收454.46億美元，在財富世界500強中排名第227位。不過在光鮮的營收和排名背後，受經濟下行、產能過剩等因素影響，中鋁連續大虧。

中鋁亦弊案連發。2013年11月，時任中鋁副總裁李東光被調查。2014年9月，中鋁公司總經理、中鋁副董事長孫兆學，也因涉嫌嚴重違法違紀，被紀檢部門立案調查。

葛紅林除出任中鋁公司董事長外，也兼任黨組書記。這意味著他在致力中鋁公司業績發展的同時，還要抓人事、管黨務。這對被認為“缺乏黨務工作經驗”的葛紅林，會是艱難的挑戰。

葛紅林離任後，多位成都官方及民間人士為其賦詩送行。其中供職於成都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官員在一首詩中寫道：“十年一座豈自由，也曾貼身記籌謀。京華此際臨危命，巴蜀何日再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