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億人口跨省流動 遷移導致養老壓力失衡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0/4695162.html

一億人口跨省流動 遷移導致養老壓力失衡

一財網 王羚 2015-10-10 15:14:00

這種人口遷移流動狀況導致了目前養老保險的不公平：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吸引了更多更優質的勞動力流入，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數更多，養老壓力相對更低；而經濟越落後的地區，更多勞動力流出，繳納養老保險的人數減少，老年撫養比更高，養老壓力更大。

全面放開兩孩 緩解人口結構失衡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1/4706854.html

全面放開兩孩 緩解人口結構失衡

第一財經日報 王羚 2015-11-04 06:00:00

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同時提高生殖健康、婦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務水平。《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進一步明確了全面兩孩政策，並強調要通過提高公共服務水平來打造一個“生育友好”的社會氛圍。

《勞動合同法》失衡？“搏炒”和“勞動碰瓷”輕易拿到兩倍工資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17481.html

距全國人大首次公布《勞動合同法(草案)》已過去整整十年。十年間，成效與爭議並存。

2008年，《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相繼在我國頒布實施，並引發了一系列爭論。批評者們認為，該法的立意初衷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勞動者的利益，但某些設計失衡正引發一場“道德危機”。在他們看來，其“以一種不合理的方式增加了企業用工成本”，因此反對至今。中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近期的連續“表態”，更被部分專家視為某種“修法”的信號。他直言，“現行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保護十分不足，最終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

今春以來，關於《勞動合同法》的爭論再趨激烈。

法制宣傳

每當工廠按上級要求進行面向員工的《勞動合同法》“法制宣傳”時，陳華(化名)會在廠里的宣傳欄張貼該法的所有章節，但他很少向務工人員“主動解釋”條款。

在陳華看來，這樣做有兩個好處，既在“形式上”普了法，又暗地里保護著工廠。

在廣東省東莞市，陳華負責當地一家服裝制造企業的人力資源部門，百來名員工在人事關系上的進出都由該部門主管，其中的大多數為外來務工人員。

他解釋，這樣做是因為工廠方面害怕員工“過度維權”，因此要避免員工“知道的太多”。

這位擁有多年從業經驗的人力資源部門經理，曾供職於多家企業。履職過程中碰到過企業產業擴張、破產倒閉等多番曲折。其目前所任職的服裝廠已將加工業務轉移到了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的菲律賓、柬埔寨等地。

5月11日的夜晚，因為廠里來了訂單，車間內燈火通明。陳華苦笑說，事實上這是在“違法”。

這家企業位於東莞市莞溫路的建和村工業區，藏於社區中間。

加工業企業與村民混居的場景說明了當地產業發展的快速：他們來不及更好地規劃社區，以此區分工作和生活。

雖然招聘進來的工人人數不到鼎盛時的1/4，但陳華的工作壓力越來越大。稍有不慎，諸如“工廠未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工人不僅可以辭職，而且可以有權拿到雙倍賠償。他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是在“一個月內，四處追著新進員工簽合同”。

他得提防兩種情況：員工“積極”讓企業主動或違法解除自身勞動合同，從而博取經濟補償金;還有“員工故意不簽勞動合同，等著一個月後索要雙倍工資”。

廣東話里將第一種狀況稱之為“搏炒”。

“搏炒”

當地不乏類似的勞資爭議案件。

凡到了東莞市某勞動仲裁庭仲裁員張達(化名)的手上，多數情況下會支持員工的訴請，因為“於法有據”。

他也經常在審理中碰到，企業指責員工“消極怠工”而違反廠規，因此拒絕賠償。

企業拿出了“廠規”，但最後還是要賠償。張達解釋，當地企業能拿得出符合法律情形的“廠規”並不多見，因為“規章制度”不但需要廠里民主程序論證，而且要“公開”。所謂“公開”也不是“拿出來就行”，還要“依法公證”。

《勞動合同法》設置了數道“解雇門檻”。如，必須要有規章制度的規定，該規章要經過民主程序的指定，並且確保告知勞動者，規章的內容本身需要合法合理;非過失解雇必須以書面形式通知勞動者，解雇理由要通知到工會。

“很多工廠連個職代會都沒開過，別說拿出來合規的規章制度。”張達說，工廠指責工人“怠工”往往缺少證據。

由於“法無明文規定不得解雇”，因此企業“招聘容易解雇難”。

作為基層勞動仲裁員，張達根據長期的審理經驗稱，東莞市登記註冊了數萬家企業，多數沒有能力或不具相應意識以證明解聘對象“存有過錯”。

我國目前主要通過“提前解除”和“到期終止”兩種方式來消滅勞動關系，《勞動合同法》將經濟補償的適用範圍增加至7種情形，如用人單位違法解除員工勞動合同、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到期終止，即使用人單位“無過錯”解除勞動合同都需支付經濟補償。至於這筆金額的大小，則按勞動者在本單位工作的年限來計算，即每滿一年支付一個月工資。不滿1年或6個月的，也有相應的補償標準。

陳華擔心，“經濟補償”正在誘惑極少數勞動者“鋌而走險”。比如，“搏炒”的員工已經出現。

當地多家企業管理人員告訴記者，當地人用“搏炒”標識員工在職期間“大錯沒有，小錯不斷”的行為，工作態度上屬於“消極怠工”，行為的目的在引發企業主動、甚至違法解雇自己。

在企業眼中，“搏炒”與“炒魷魚”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反映了勞資雙方地位的某種變化，即從“資強勞弱”發展到了“勞強資弱”。

從主動“炒魷魚”的人，變為被“搏炒”的對象，不少企業抱怨，面對“搏炒”毫無辦法。

然而，一種比“搏炒”更具威脅的情況開始出現：某些員工短時間內頻繁更換工作地點，並在法律規定時間內故意不簽合同，伺機向用人單位尋求二倍工資。

在我國制造業企業廣泛分布的浙江和廣東等地，均發生過類似案例。業內稱為“職業維權”，但也有人將其稱為“勞動碰瓷”。

“碰瓷”勝訴率：幾乎100%

如果坐在“原告席”上的勞動者是個“熟面孔”，朱家榮要開始掂量，這是不是一場涉嫌“職業維權”的案件。

作為安徽省當塗縣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院長，朱家榮從事仲裁工作20余年，每年審理百余件相關案件。

“最多時碰到5次，也就是一個人連續狀告了5家企業。”朱家榮仔細分析了“熟面孔”在各家被告公司的工作時間，基本在半年左右，絕不可能超過一年。最短的一次，只工作了3個月。

“熟面孔”往往訴稱，“用人單位與其建立勞動合同關系一個月後，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勞動合同法第82條規定，用人單位自用工之日起超過1個月不滿1年未與勞動者訂立書面勞動合同的，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用人單位違反本法規定不與勞動者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的，自應當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之日起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

但“熟面孔”想贏得“二倍工資”，必須有幾個前提，如“如果勞動者故意或不願意與用人單位簽訂書面的勞動合同的，則不適用於該條款”。

企業在訴訟中稱，“熟面孔”借口“生病”、“家里有事”、“身份證沒帶”而不與對方簽訂勞動合同，更指責“熟面孔”將勞動合同從單位的人事檔案中抽出，或藏匿、或損毀，然後借口“未簽勞動合同”，要求二倍工資。然而，企業拿不出足夠的證據。

多地勞動仲裁部門、法院曾遭遇這樣的“熟面孔”，它們被視為“職業維權人”。

《東莞日報》曾報道，一彌姓男子“過度維權”，為追討經濟補償而連續狀告16家企業，涉案30余件。唐某某則在2007年至2011年狀告28家曾入職過的企業，涉案168件。

張達記得一個“張姓”保安，在工作2-3個月後多次提起訴訟。

朱家榮稱，即便明知道涉嫌“碰瓷”，只要勞動者的證據完整合法，企業又拿不出有力證據加以推翻，基本會支持前者“訴請”，而“碰瓷者”的勝訴率有時會達到驚人的100%。

“我們有時會作一些口頭警告加以制止，”張達說，“但他們顯然對法律非常精通。”

管理“漏洞”

與這種“精通”相對的，或許是企業管理上的“漏洞”。

從這個角度出發，有學者認為，“法律本身並沒有出錯”。知名勞動法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就曾認為，該法在用人單位“解雇限制”上的嚴格，某種程度上起到了“規範企業用工”的作用。讓他欣賞的是，該法采取了“兩倍工資”的作法，因為“簡單易行，有效地促進了勞動合同的訂立”。

這位長著絡腮胡的學者發言語調“鏗鏘有力”，特別是與對手辯論時直抒胸臆。他說，“用人單位不好舉證說明工人不勝任工作，工人的出勤、工作紀律、績效等都無法舉證，這恰恰是企業的管理能力出現了問題”。

在毛紡行業聚集的浙江嘉興，當地的浙江新澳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是國際性毛精紡紗線的龍頭企業。該公司的人力資源部經理告訴記者，由於產品的特性主要應用於下遊紡織服裝領域，因此公司曾投巨資進行了自動化生產設備的更新，但仍有2000多名員工分布在生產一線以及各個管理崗位。

“防止勞資訴訟需要較大投入，”該經理表示，“目前尚未核算由此帶來的成本比例，但降低用工風險和積極化解勞動糾紛一直是上市公司的內部要求，與員工的合同簽訂符合法律規範，並由此減少或杜絕由此帶來的訴訟成本，這筆人力資源精細化的賬總體上也較為劃算。”

事實上，當地大多數制造業難以實現這樣的水準，這意味著會推高企業成本。

“比方讓處於成長階段的小微企業，在人員管理上達到上市公司的水準，這不太現實。”董保華說，因為現行法律對所有用人單位都提出了近乎一致的要求。作為華東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董保華曾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論證和起草工作，並任中國社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

他語速很快，精力旺盛，言出必指重點。他和常凱被視為我國勞動法法學界兩個主要代表學者。由於兩人在該法是否修改、施行8年來是否導致勞資關系失衡、有無導致企業成本快速上升和靈活用工等多個問題上存有分歧，而且相互批判對方的觀點時，都不吝嗇各自的火力。兩人每次相遇，都會吸引不同流派的學者、專家、企業家及媒體到場。

今年5月6日下午，董保華受邀在北京主講《修改勞動合同法應有觀念調整與制度更新》，而點評人則是常凱。兩人均表示，“觀點歸觀點，私下為好友”。

兩人均認為，該法從保護勞動者的立場出發來立法屬於共識，但董保華認為需“區分概念”，該法的保護對象應該是“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而非“勞動者權益”。

他多次公開表示，該法將導致企業成本快速上升，其中一項為勞資雙方的“摩擦成本”。

摩擦成本

董保華稱，“摩擦成本”是用人單位在經營成本以外所付出的額外成本，專門應對企業用工風險，如“搏炒”和“碰瓷”。

他最反對“雙倍賠償”制度。“勞動者無論是否受到損害，可以在8個方面獲得‘雙倍賠償’”，一旦懲罰性賠償制度不以用人單位的主觀過錯和對勞動者損害為前提，這成了引發勞動者獲取“雙倍利益”等“道德風險”的重要原因。

今年3月18日，一位基層勞動仲裁部門工作人員在上海作學術交流時將此類情形稱為“人性中惡的蘇醒”。在看來，喚醒者則是“雙倍工資”的高額利益誘惑和暫缺的制度漏洞，並由此觸發了勞動者的“道德風險”。

這成了董保華不斷呼籲的“修法”主張之一，即嚴格限制“雙倍賠償”，只有用人單位故意違法而且給勞動者帶來損失，才能有限度適用。

在董保華看來，該法在“一裁終局”程序設計上只允許勞動者提起民事訴訟，而用人單位則沒有相應的起訴權。以及勞動仲裁“不收費”，訴訟階段也僅收費10元，都在“事實上鼓勵勞動者進行訴訟”，並由此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

他分析，用人單位為了降低“摩擦成本”，並應對勞動爭議，需要聘請律師，而為了轉移和規避“摩擦成本”，則采用了“勞務派遣”和“人事外包”。後者可以解釋，為什麽“勞務派遣”2008年以來繁榮至今。

董保華對於該法“保護企業不足、過度向勞動者傾斜”的指責，事實上並不受勞動者的歡迎。他“心知肚明”，“要是企業沒了，工人利益必然受損”

與之相反的觀點是“工人沒了，企業照樣停工”。

常凱說，該法對企業成本的影響，一種是顯性成本，即勞動合同終止補償和不簽勞動合同時的雙倍工資，只要用人單位不違法即可以不產生;另一種是隱性成本，主要是企業提高管理水平而增加的投入。但這對於企業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完成自身規範有必要。

他認為，該法對於企業成本影響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勞動合同終止補償金”。所以東莞市統戰部部長曾呼籲廢除該“補償金”。但國務院最新發布的農民工報告稱，2.77億農民工中只有36.2%簽訂了勞動合同，比上年下降1.8個百分點。由於農民工占工資勞動者的70%以上，整個工資勞動者的勞動合同簽訂率多說也就50%，因此都不涉及“合同終止補償”。

常凱強調，對該法引發“企業成本上漲”的批評學者、官員迄今沒有一位拿出數據來證明，企業的用工成本究竟是怎麽造成的?如所受該法哪些條款所影響、其增加的幅度，以及在總成本中占據多少比例，而因該法而被搞垮的案例也沒有相關論文佐證。“如果有這方面的評估，並拿出數據來完全可以廢除該法。” 他堅稱。

潛在的風險？

一位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稱，在2014年前，上海相關方面要求各區縣基層單位提供勞動者和個體工商戶打勞動爭議官司的記錄，但未有記錄。

“印象中只有一例進行了勞動仲裁，並且調解成功，”該知情人士說，此類案件沒有大規模爆發的唯一原因，在於沒有勞動者狀告。

但我國多地基層勞動仲裁機構最擔心，勞資爭議可能會從個案擴展到群體。

我國某省某市在2008年因勞動合同簽訂問題引發的勞資群體性事件33宗，參與人數達萬余人。而2013年，某直轄市某區發生的類似“碰瓷”案件則有7起。去年9月，湖北省十堰中級人民法院的4名法官遇刺受傷被媒體曝光與“雙倍工資”相關。

今年2月19日，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6年年會舉行過程中，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發言時表示，目前《勞動合同法》存在問題，不利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最終損害了我國經濟。他直言，“現行勞動合法對企業的保護十分不足，最終損害了勞動者的利益。”

包括當月的G20財長會議結構性改革研討等場合，樓繼偉先後4次公開表達了類似觀點，並談及“工資剛性”上漲過快的問題。

常凱曾表示，該法不應為眼下經濟下行“背黑鍋”。但最近的一次兩人相遇中，董保華提出，該法一旦修改會是件技術難度極高、社會影響很大的事情，任何國家沒有必要為“找黑鍋”而修法。

由於發生在“經濟新常態、供給側改革”的背景下，牽動中國經濟的大棋局，如何避免引發“道德危機”的指摘，令人關註。

習近平波蘭行前瞻：1:11的貿易失衡如何改變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5029663.html

中東歐最大的國家波蘭正在靜候中國領導人的到訪。

在6月15日外交部舉行的中外媒體吹風會上，外交部部長助理劉海星介紹了國家主席習近平此次對波蘭進行的國事訪問。

劉海星表示，波蘭是中東歐大國，也是歐盟重要成員國。2011年兩國建立戰略夥伴關系以來，中波關系發展勢頭良好。習近平主席此訪對深化雙邊關系，推動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促進中歐關系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波蘭方面，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企業，都期盼習近平此行使得中波之間有更多花開落地的成果。波蘭副外長卡塔日娜·卡茨佩爾契克（Katarzyna Kacperczyk）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回顧了雙邊關系發展的歷程。在她看來，自2011年後中波雙方高層互訪頻繁。尤其是波蘭去年新上任的總統杜達將中國選為第一個非歐洲地區的國家出訪，再加上今年來，波蘭外長訪問中國，中波雙方的政治關系日漸火熱。因此，很期待此次習主席的訪問。

生活在波蘭首都華沙的居民畢達（Piotr Karpinski）告訴本報記者，波蘭全國性的綜合日報《共和國報》（Rzeczpospolita）已準備了多達20頁的特刊，為習近平主席此訪造勢。6月17日，習近平也在《共和國報》上發表題為《推動中波友誼航船全速前進》的署名文章。

加大地方互動

據劉海星介紹，訪問波蘭期間，習近平主席將出席總統夫婦小範圍晚宴、歡迎儀式、會談、簽字儀式、共見記者、歡迎宴會、音樂會等活動。此外，還將出席參、眾兩院議長共同舉行的歡迎午宴，會見總理，並將出席有關經貿、人文活動。

卡茨佩爾契克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近年來，中波雙方除了建立戰略夥伴關系這一在政治層面取得的成就外，雙方在大學、非政府組織、地方政府之間的交流也日漸頻繁，後者對中波雙方關系的整體發展也很重要。

卡茨佩爾契克介紹，此次習近平主席到訪波蘭有兩大看點。一個是圍繞經貿關系的絲綢之路論壇，另一個則是第四次中波地方政府合作論壇。

卡茨佩爾契克強調，波蘭特別看重中波雙方在地方層面的合作。“地方政府合作論壇是從2013年開始的，中國是波蘭按照穩定的頻率每年與地方政府舉行對話的唯一的亞洲國家。”據她介紹，目前，已有40多個波蘭的城市和地方與中國的合作夥伴簽了相關協議。

其中，以中歐班列帶動的波蘭城市羅茲與中國成都之間的合作被視為中波地方層面合作的縮影。自2013年蓉歐班列開通以來，成都與羅茲的經貿往來飛速提升。目前，每周有2趟班列從各自站點始發。2014年，波蘭羅茲省及羅茲市政府已在成都設立代表處。2015年，成都市與羅茲市建立友好城市關系。

羅茲與成都的互動模式也讓其他波蘭地方政府羨慕不已。以波茲南為省府的大波蘭省也希望借此次習近平主席訪問波蘭之際，開拓更多中國市場，歡迎更多的中國企業家到該省投資發展。第一次帶著物流企業到訪中國上海的大波蘭省副省長沃伊切赫（Wojciech Jankowiak）告訴本報記者，希望借此次習主席對波蘭的訪問，提升波蘭在中國企業家中的知名度。

1:11的貿易逆差

對於此次習近平主席的訪問，波蘭各界還有個心願，就是加大對中國的出口，使得波中雙邊貿易能更為平衡。《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接觸到的幾乎所有的波蘭經貿人士，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對雙邊貿易失衡的擔憂。

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2015年，中波貿易額170.9億美元。其中，中國出口143.5億美元；進口27.4億美元。2016年1~4月，兩國貿易額54.4億美元，其中中國對波出口45.6億美元%；自波進口8.6億美元。

波蘭信息與外國投資局局長馬伊曼（Slawomir Majman）開門見山地表示，中波經濟關系遠不如政治關系那麽火熱。他以中波當前的貿易結構為例說，目前貿易結構的比例為1:11，也就是波蘭自中國進口為11，而出口至中國的只有1，“當然，我們不能奢望這個比例在短時間能達到1:1，但是，希望這個比例維持在1:5或1:6。”

卡茨佩爾契克也提到了貿易結構失衡這一問題。在她看來，目前，雙方的貿易比例不完全符合波方的希望，波蘭希望能在未來逆轉當前的貿易逆差。大波蘭省坐擁通往德國門戶的物流中心，沃伊切赫副省長表示，也不希望看到從西歐經停波茲南，再回到中國的集裝箱是空的。

那麽，為了平衡中波貿易結構，波蘭將會給中國提供什麽？馬伊曼舉例道，電力、ICT、電子產品、白色家電、物流中心等，都會是雙方感興趣的領域。卡茨佩爾契克相信，基建領域的新項目會幫助中波雙方平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沃伊切赫則指出，波蘭在高科技領域有很好的研發技術，能為中國提供相關產品。

當然，相對於貿易，波蘭人更喜歡中國的直接投資。沃伊切赫表示，由於大波蘭省距離德國邊境較近，因此吸引了很多德國資金來到省內發展。他希望，除了德國的投資，外資在大波蘭省能更趨多元化、更平衡，因此，非常期待中國資金的到來。他同時強調，大波蘭省與中國的合作不會受到行業限制。他相信中國資金的到來能為大波蘭省的經濟提升一個臺階。

波蘭北部波美拉尼亞省投資促進局項目經理特魯寧（Mikolaj Trunin）對本報記者表示，相對於並購，波蘭更喜歡“綠地投資”（Green Investment）。他透露，盡管已有2家中企在當地投資，但遺憾的是，都不是綠地投資的形式，因此，希望能在未來看到這一形式的投資。當然，他也指出，鑒於波蘭屬於歐盟國家，對中國投資者是參照歐盟標準的，沒有特殊的優待措施，享受的政策與美國、加拿大是一樣的。

讀書札記161121匱乏(下) 社會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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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札記161121
匱乏(下) 社會的失衡
礎執筆

〈醫療福利〉
各國的醫療系統均應為社會福祉而設立。當醫院的營運是以賺取利潤為目標, 而不是以公共利益為本位, 便會使醫院和病患對立。假使醫生能透過濫開處方, 讓病人承擔過高的藥物成本；或者接受不必要的治療, 來達成獲利目標，就會造成醫患關係惡化, 甚至病患暴力報復。

在1980年代末之前, 中國雖窮, 但有良好的醫療系統, 人均壽命從1950年的41歲升至2009年的73歲。

過去毛澤東時代, 城市的社會福利由國有單位提供, 住房、教育、醫療、娛樂等, 雖然品質不高,但至少安全有保障,且近乎免費, 唯一的代價是所有個人活動皆在政府的嚴密註視之下。*** 在農村, 社會福利則由公社系統負責, 提供診所和「赤腳醫生」, 雖然水準不如城市, 但農民都可以獲得基本的醫療照護。
1980年後,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 人民公社被廢除, 改為「家庭聯產的承包責任制」。生產單位由國營退給私人,讓國營醫療服務出現真空, 赤腳醫生也因失業而另謀出路。到1990年代, 國企單位的福利體制也走到盡頭, 為提升產業效益, 國企不再承擔供養社會的義務。

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政策大轉向, 只顧追求經濟成長的策略, 非常有效, 但代價同樣巨大。隨著政策的改變, 財政支出優先考量市場經濟的成長, 未暇照顧社會的福利, 有如「把聽珍器鍛造為犁耙」。

1990年代舊醫療系統萎縮, 但政府沒有建立新的系統來取代，中國底層家庭因此從社會安全網中剔除。*** 城鎮居民每次看病, 個人自付份額攀升, 需承擔50%的費用。國家補貼消失後,公立醫院漸變成半私有機構，開始謀求營運利潤, 進而扭曲了醫療系統和醫生的行為。雖則醫療服務仍受政府監管, 定價低於實際成本, 但醫生會向病人推銷不必要且昂貴的藥物, 以達利潤目標。醫院從公共服務提供者變成生意人。

在美國, 醫療糾紛可透過訴訟來阻止醫療人員濫用權力； 不過在中國, 想阻止醫生不合理的的治療方案, 唯一有效的方法是訴諸暴力報復。醫療系統缺乏財政支持, 於是出現供不應求的狀況。醫病失衡的情況, 讓病患被敷衍處理。在病人在得不到適切的治療, 又無法伸訴的情況下, 「醫暴」事件成為中國醫療系統的特色。

〈教育〉
在農村人口占多數的貧窮國家, 國家的政策往往是城市偏向。因為資源有限, 分配給全體國民中的少數人, 要比分配給多數人來得劃算。相比農村, 城市的居民更接近政治權力中心。城市居民的支持, 對現存社會政治秩序的連續性更有價值, 因此傾向將利益分給城市, 好讓城市居民安心。中國也沒有例外。

以農村居民的「失」, 作為城市居民的「得」, 讓目前中央政府獲得來自城市中產階級的支持, 多於網路抗議或對官員腐敗的批判。城市中產雖是目前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 但卻對子女教育所面臨的困境卻深感不滿。

現時城市變得更加複雜更加分層化, 社會底層的居民被束縛在主流體制之中; 但在頂層, 最富有的一群則選擇脫離主流體制, 去海外追求更隨心所欲的生活方式。相對其他領域, 教育系統的態勢更為緊張, 因教育可決定人一生的行進路程。

教育長久以來在中國社會佔著獨特的地位。所謂 “一登龍門, 升價十倍”。過往的科舉制, 不論出身, 唯最有才幹和資格的人可進入統治階層, 扮演了社會等化器。現今則轉變為對高考的狂熱。
表面上, 高考提供了一次一視同仁的考核機會給全國的學生, 但實際上從一個人出生開始, 已註定是不平等的。中國的戶籍制度, 決定了在不同地區出生的人有不同的取錄分數線。教育資源有限, 城市居民獲得更多的分配, 加上各種特權、複雜化的入學管道，與及走後門等現象, 讓高考入學系統被嚴重扭曲, 例如超過半數的北大學生是來自政府官員、教授或高學歷的技術專家的家庭。

中國的教育體制將城市居民優先於農村家庭。不公平的制度讓公務員的後代可優先進入菁英的教育機構。一般中產對上層人士可輕易獲取各種教育資源, 感到充滿怒火, 但又意識到自己也從更多低層社會大眾手上獲得特權, 於是中產人士只能在內心矛盾中, 繼續和現實奮鬥。社會上層則選擇跳出中國目前的教育體制, 送孩子出國留學, 另謀更好的出路。

原先城市偏向政策的成功, 是因為城市居民能對社會穩定構成潛在威脅, 而農村居民較為孤立,又受地埋限制, 威脅較少。現今中國, 在城市工作的工人遠比留在農村的多。城市偏向的政策,意味著將資源從農村少數貧困人士手中, 轉移到城市富有的多數人士手中。於是原來用於穩定社會的機制, 變成了增加社會矛盾的源頭, 加大了社會的不穩定性。***

〈住房〉
中國的房屋政策受人口、經濟和政治三重壓力的影響。在經濟繁榮期, 都市化和收入增長, 讓大量人口成為潛在業主。另一方面, 政府採行金融抑制的政策, 令儲蓄資金從金融資產流向不動產。同時政府稅收依靠發展商的土地利用資金, 所以保持房屋供應短缺來提高房價。

中國的房屋政策也是城市偏向, 同樣也造成階層分裂。在中國的權力政治和經濟再分配中, 住宅扮演了複雜的角色, 政府並無多少可提供合理房價的方法。目前中國的住宅總量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 只是民眾期望不斷升高、人口結構的變化、長期的體制障礙等, 讓住宅的供應顯得不足。

過往, 住房是由國企單位以低於成本的價格提供給城市員工居住。在1990-2000, 中國才開始向私有化政策過渡, 國企以折扣價格把這類福利房轉讓給員工, 讓企業可把資金專註主業, 同時員工則得到折扣房。
私有權帶來了穩定感和安全感, 讓之後的住宅市場打好了繁榮基礎。同時房產市場帶動了經濟成長, 令房地產和建築業在中國2007年的GDP佔了11%比重。擁有自己的房產也成為中產階級的象徵。

不過中國房市的繁榮建立在頻繁地剝削農民房屋基地和農田的基礎之上。當農村土地被劃為城市用地時, 地方政府可以將土地使用權轉讓給房地產開發商。如果政府不提供補償給農民, 他們並沒有權利救濟的管道。就算有補償, 政府一般也只計算農作物收入的損失, 而不會以城市用地的價格來賠償。結果農村拆遷常常誘發農村集體抗爭事件。

私有化的住宅市場, 為有權勢的官員、富有的企業、以及國企高管帶來了大筆財富。房價的上漲先是成為解決經濟成長的良方, 現在卻成了不能承擔的重負。政府明知問題所在, 但有諸多複雜的理由讓它不敢輕舉妄動。

不斷上升的離婚率、日漸式微的傳統社會紐帶, 以及對經濟和社會地位的焦慮, 使房產成為婚配擇偶的必要條件。當代中國男性想娶一個女性, 必須先為她購置住宅。價格合理的房屋陷入短缺, 既反映住宅的嚴重匱乏, 也反映中產階級過於理想的生活期待。過往農民工在城市只是臨時存在, 隨時可回農村生活。但過了多年, 農民工已無法再次回到農耕的生活模式, 他們只會不斷轉換城市, 尋找工作機會。將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生活, 是政府面臨的挑戰。

〈結語〉
任何一個國家自身都會面臨不少的問題, 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 問題只會更多。所以上述外國專家提出的問題, 只會是其中一小部分。如何改善, 甚至解決這些社會問題, 就要看統治階層的智慧和行動力了。

《匱乏 In Line Behind A Billion People》 (2014) Damien Ma、William Adams

失衡的中國財富版圖：12地富人稀缺

來源: http://www.ikuyu.cn/indexinfo?type=1&id=12600&summary=

掌控權失衡，打賞背後是蘋果的重度焦慮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523/163245.shtml

來源 | 熱點微評（ID：redianweiping）

文 | 王新喜

繼微信之後，蘋果終於又對國內其他具備打賞功能的App動手了。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據微信及其它公司的高管透露，蘋果已經通知幾個中國社交網絡App，根據App Store的規定，蘋果要求它們要麽走內購通道，要麽禁用贊賞功能。有兩家公司的首席執行長表示，蘋果告訴他們，如果拒絕改變，則其應用的升級版本將不再可供用戶使用，甚至有可能被踢出應用商店。

早在上個月4月19日，因為蘋果規則，微信贊賞功能關閉。其後微信方面試圖通過二維碼轉賬來規避蘋果規則，很快被蘋果喊停。

而發展到目前，蘋果終於要擴大封殺範圍與對象，對其他具備打賞功的APP下手了。而在國內，包括多數直播平臺、豆瓣、知乎、新浪微博、分答等APP以及騰訊網易等新聞客戶端等許多APP都基本已經具備打賞功能。

蘋果現在很焦慮，在中國市場，iPhone不好賣，業績不好看，財報被中國市場拖累，想著法子要從軟件服務營收領域掙錢，能多掙一點是一點，至少讓財報好看點，讓投資者保持樂觀，讓股價上漲。

從另一方面看，也透露著蘋果深深的無奈。蘋果對iOS手機操作系統有著絕對的掌控權，而且一直以來都在謹慎的掌控著iPhone手機上的APP的管控權。

在過去，一旦發現某些APP所形成的經濟力量與生態力量有發展成獨立平臺的趨勢或者對自身業務造成沖擊，包括蘋果在內許多巨頭的做法是設法掌控將該APP納為已有，或者開發另一個應用程序來取代它。

比如說，意識到whatsapp對自身社交網絡的威脅，facebook當時迅速對whatsapp進行收購，以及Facebook曾經也試圖收購Snapchat但被拒。

而蘋果更傾向於采用另一種手段，早在2012年，谷歌地圖快速發展，並成為全球許多國家與地區首選的地圖服務商，在iPhone上大受歡迎。

蘋果當時就意識到 谷歌地圖可能會把地圖服務延伸變成獨立平臺並連接線下商家服務，對蘋果未來長遠盈利構成威脅。當時蘋果的做法是自己開發自己的地圖應用來和谷歌競爭。雖然與谷歌地圖尚有差距，但iPhone總算擺脫了谷歌地圖的威脅，自身掌控了地圖服務的價值。

但在社交領域，社交平臺的關系鏈黏性、遷移成本以及規模效應，決定了蘋果無力再開發一個社交軟件來競爭，而且微信比過去的谷歌地圖更有發展成獨立平臺的趨勢。

更為關鍵的是，操作系統平臺中的超級APP若要發展成為威脅母體的獨立平臺，支付體系是平臺交易閉環的關鍵環節。

從另一方面來看，微信是iOS大平臺中的小平臺，蘋果意識到，盡管“打賞”是這些社交應用鼓勵用戶參與的一種方式，但若將其性質等同於用戶購買的遊戲、音樂和視頻，蘋果也能獲利頗豐。

蘋果應該還意識到，微信小程序以及其他諸多付費平臺未來若能吸引大量第三方開發者爭相進駐，用戶打賞習慣形成，許多開發者的盈利模式其交易閉環若設置為用戶打賞而不走內購通道，蘋果會遭受巨額損失。因此，蘋果掐掉“打賞”這個小火苗，一切都是為自身利益做最好的打算。

因為蘋果此舉的戰略意義很明顯，就是設法掌控iOS平臺生態系統上價值最高的資源。平臺系統中價值最高的資源是與其利潤營收息息相關，就是內購支付通道。

盡管人們都知道的一個基本常識是打賞屬於用戶消費內容之後 ，而不是在消費之前，是表達對內容欣賞的方式，不是一場交易。但蘋果將打賞的意義等同於交易，顯然是為利益而並沒有罔顧基本常識問題。當人們已經對打賞行為習以為常並樂意為之，蘋果強行站出來說不能給小費，要給就得給我30%的分成。

這導致的負面效應就是面臨各方面的反彈，不合理的介入的APP內讀者與作者或者服務提供者之間互動會導致用戶體驗遭受影響，並觸動了多個利益層，還會讓蘋果在中國的品牌好感度下滑，以及附帶而至的輿論壓力與監管壓力，並導致蘋果與第三方開發者的關系紐帶遭到破壞。

比如目前就有家具備打賞功能互聯網公司已將此事上報給中國工信部，質疑蘋果強加的不公平規則。

但蘋果能下出這樣一招臭棋除了在內容軟件層面逐利的因素之外，其對微信的恐慌是顯而易見的。國外知名的科技博主Thompson曾經拋出了這樣的觀點：微信是蘋果在中國最大的障礙，因為，在中國，微信才是操作系統，而不是iOS或者Android。

正是因為微信的重要性要勝過iOS，所以微信在中國具備更高的黏性。而蘋果iPhone7則看起來索然無味，這導致在中國市場，iOS的留存度與忠誠度要遠低於其他國家。

根據UBS的那份研究，iPhone在美國、英國以及德國的留存率達到85%到90%中間。在日本，iPhone的留存率也有75%左右。但中國的數字卻大幅下跌——2016年Q4在55%左右。

但是如果因為中國的iPhone用戶對於iPhone平臺的忠誠度並沒有其他地方高，而且在財務盈利方面對蘋果造成了傷害就開始想方設法從規則層面尋找理由去壓制微信以及其他具備打賞功能的APP的話，顯然是恰恰把眾多的APP開發者推向Android。

因為在國內具備打賞功能的APP正在越來越多，牽連到的平臺利益方與用戶群規模也正在變得越來越大。

在微信、微博、QQ空間等社交平臺之外、知乎、分答、簡書等知識社區、熊貓、鬥魚等各種直播平臺，喜馬拉雅FM，bilibili動畫，全民K歌、豆瓣；騰訊新聞、UC、網易新聞，今日頭條等新聞客戶端、甚至包括美團外賣等O2O平臺等許多APP基本都具備打賞功能。

總而言之，當前內容消費是移動互聯網發展趨勢，打賞基本上已經成為許多內容平臺的標配，未來甚至會成為更多其他領域APP的標配功能，但打賞功能一旦被蘋果強勢要求分成30%，這勢必影響到這些APP的平臺內容生產者營收與平臺的穩定營運。

尤其是對於直播平臺來說，大部分主播的收入都是靠觀眾給主播打賞的道具來與直播平臺分成的，如果根據蘋果 App Store 的內購規則，直播平臺與主播收入都將因此而縮水，直接波及到這些直播平臺或者其他社交、知識社區平臺或知識付費平臺的營收。

那麽如此一來，許多APP為了自身平臺與內容生產者利益，可能會采取一定的策略，更加註重引導用戶使用Android手機升級軟件體驗，去Android獲取更加優質的或獨家的內容消費體驗以及各種增值服務。這會導致在內容消費層面，Android與iOS的內容消費會呈現更多差異化，Android在內容消費的體驗與內容豐富性會逐步勝出。

說到底，庫克領導下的蘋果當前圍繞利潤為中心去制定戰略或許沒有錯，但錯在忽略了操作系統平臺的權責與內涵，操作平臺本質上是一個自助式系統，它穩定運轉的核心是要讓使用者與開發者有良好的體驗。

平臺開放給開發者的目的，是促進高品質的內容創作與供給，並且要讓消費者體驗的障礙降到最低，從消費者的需求出發去引導流行，而不是壓制流行。它需要排除生產者的參與障礙，才會創造價值、增長新的供給與內容生態的創新。

但蘋果當前為了排除威脅或者增加獲利，正在制造障礙、壓制內容生態創新、損傷用戶習以為常的消費體驗。

因為打賞的流行，是內容消費者對內容生產者的一種無條件的欣賞與饋贈，蘋果把手伸得太長，在許多開發者、內容生產者、用戶看來，這是一種蠻橫且不正當的獲利。

我們也可以將蘋果此舉視為它對於中國文化的不理解以及它的規則已經跟不上中國軟件應用層面創新與發展的速度。但用一種落後的眼光來壓制消費者普遍適應的打賞行為，這可能導致本已下跌的iPhone中國用戶忠誠度進一步下跌，繼而影響到其高端品牌形象。

如上所述，這也勢必導致大量用戶與APP開發者對蘋果的反感，從當前具備打賞的開發者的態度以及國內用戶態度來看，蘋果強制要求具備打賞功能走內購通道強迫要求分成30%的要求很難迫使開發者就範，如果打賞對平臺營運影響不大，許多APP可能會效仿微信，取消贊賞功能。

因此，蘋果此舉要如願從大量具備打賞功能的APP中抽取提成也有一定的難度，同時還要背負罵名。

同時，這部分受影響的開發者會開始更註重Android社交打賞、內容消費生態的維護、優化與內容消費升級。這事兒也反過來為蘋果樹立了一個守舊、頑固而且為利潤營收不顧用戶體驗的蠻橫形象。對於具備打賞功能的APP以及蘋果自身而言，蘋果推動打賞大戰升級，顯然是一場APP開發者與蘋果雙方都沒有好處的雙輸博弈。

華映資本季薇：判斷企業關鍵看三方面，供需失衡導致募資難

對於中國的私募股權機構而言，如今的環境並不讓人樂觀，不管是面臨“BAT”等產業資本的競爭還是募資難、退出難的問題，都讓股權投資機構面臨考驗。

對於如何判斷一家企業是真成長還是偽概念，“無外乎三點，行業、模式與人。”近日，華映資本創始管理合夥人季薇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關註成長性比較快的行業機會更大；模式方面則要看是否符合商業邏輯，或者未來的延展空間在哪里。對於投資機構來說，和企業溝通過程中，行業與模式的問題都能直接反映出來。

“關於‘人’的層面則相對複雜。”季薇認為，在巨頭競爭的環境當中，對於創始人和創始團隊的要求跟以往創業過程不太一樣，現在容許團隊犯錯、踩坑的機會很少，確實需要創始團隊有更好的學習能力，能夠迅速對變化的情況作出反應，完善綜合實力，帶領企業快速成長。

華映資本專註於TMT領域投資，主要布局文化娛樂、消費升級、科技金融、數據服務四大細分版塊。

以文娛領域來看，像騰訊、阿里巴巴等巨頭也有較多布局，而市場也有關於“AT”資本的產業威脅論之說。如此環境之下，華映資本又如何與上述兩大巨頭競爭？

“我認為更多是競合，我們很多被投企業同時獲得AT系的投資，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在內容產業鏈上下遊的投資越來越多地獲得了大公司的關註以及成為了他們布局的重點，這從大方向來說是好處。”季薇如是稱。

在季薇看來，如果是競爭，這個競爭是普遍性的，一個好項目跟一個好資本，對接過程中不管是哪一家出來，總歸有競爭，“並非所有的創業者在一開始就願意接受戰略投資。對於一些創業者來說，相對於戰略投資給予的資源，可能其他機構會從其他角度補給更多”。

“任何企業在成長的過程中，要解決很多的問題，他所需要的資源並不是只有一項，這是一個眾人拾柴火焰高的過程，需要給他各種資源的幫助。”季薇表示。

就投資邏輯而言，即便在互聯網流量紅利逐漸消退的當前，華映資本依舊關註兩大核心問題。季薇介紹稱，一個是觀察技術的變遷，哪些新技術的應用可以對於用戶有更好的體驗，提供更好的產品或者提升一些傳統產業的效率；另外一個是關註用戶需求和模式叠代。

在中國私募股權行業急劇擴張的背景下，募資難成了VC、PE機構當前所面臨較為棘手的問題，也成為股權投資界討論最多的話題。

“募資難是可以理解的。”季薇分析稱，因為從需求方來說，中國有一萬多家大機構和小機構，同行越來越多，需求更大；對供給端資金方來說，今年是金融監管的大年，這意味著在投入資金方面可能會有更加審慎的方法或者是節奏上的變化。

在季薇看來，這是一個傳導的過程，從銀行到大的國有、民營大型母基金，對有出資能力的其他大型機構或上市公司的影響，進而造成對GP的影響，從而帶來對創業項目的影響。但是，行業還要做下去，不能說這個事難就不做了，而是怎麽做的問題。

就華映資本而言，季薇表示，目前沒有調整融資計劃。目前的狀態下，有點類似於過往看整個被投企業，“過往看被投企業，會出現資金越來越往頭部企業集中的馬太效應。風險投資領域也是一樣的情況，風投在中國發展一二十年，前面階段是百花齊放，到現在則回歸理性”。

季薇同時稱，不管投資機構也好，還是企業也好，到最後都是守正出奇，要有自己的核心能力。任何企業都要有自己的自留地，就是確實有比大家做得強的東西，這就是安家立命之本；機構也是，要在某些方面達到Top水準，當然還得有進化的動力和叠代的能力，要有信心做這件事情，要有再難也得做的決心。

除了募資難外，IPO監管趨嚴之下，股權投資機構在IPO的退出方面也受到一定影響。

“只要是投資機構都會受到影響，無非是大一點還是小一點，如果你的主策略就是IPO的項目，考慮上市前跟上市後的估值差異的話，那肯定是一個非常巨大的影響。”季薇表示，就華映資本而言，從結構來看，通過並購、整合渠道退出相較上市多一點，從案數來看，如果IPO趨緊肯定會有影響，但是影響不一定會很大，好的企業自有出路所在。

中港樓市供求雖失衡 政策幹預致短期調整

1 : GS(14)@2011-04-10 23:47:39

2011-3-1 HJM

當（美國帶頭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回覆正常，並開始有普遍通脹壓力，促發全球利率週期趨升時，引爆中港地產泡沫的整體風險將顯現。

市場的傳統智慧是，中港樓市中均有不少巨大泡沫，因為樓價在僅僅去年已飆升逾兩成，從數年前由於次按危機打擊樓市造出的穀底相比，更上升超過五成。但當審視兩地樓市的基本因素，樓價在近數年快速上升並非全是泡沫。

中國不同地區可能有一些地產泡沫，但我認為，中國整體樓市卻沒有泡沫。樓市的供求失衡在中期將繼續推高內地樓價。中國的住房政策和改革的努力已致使情況有所改善，因為未來數年受到來自中央和地方領導的強大政治動機支持。這應在長遠上加強中國樓市的向好前景。然而，短期內，內地樓價可能會受到中央政府的冷卻樓市措施而有下跌的壓力。

內地樓市供求失衡

本港樓市供求失衡和經濟政策與現實脫節，亦可能進一步推高本港的樓價，儘管樓市出現泡沫。有證據顯示，沒有很多港人參與地產投機。本港樓市的短期風險在於中央政府的收緊措施，而非港府的政策，因為本港樓價的最近升勢，大多源于于內地資金湧入。香港樓市泡沫維持的時間，可能較不少人的預期更長。

中國當局自去年中已全力以赴推出措施，包括提高按揭利率、調高首期比率、實施買入居所數目的限制、限制高檔市場的住房發展和在部分城市試驗徵收物業稅，以制止全國似乎不斷上升的樓價。這些措施的效果還未看得見。決策官員的基本憂慮是，部分大城市的樓價在近數年大幅上升。銀行按揭貸款予整體地產交易的比重，從2008 年9.6%大幅升至2009 年32% 和去年初的64%〔圖一〕，是觸發當局推出對抗樓市泡沫措施的原因。

表面上，這類按揭貸款急升確是借貸推動樓市泡沫的徵兆。但事實上，中國快速的樓價上升並非全然由信貸支持，因為整體按揭貸款佔所有中國銀行貸款資產僅一成左右。樓價多年上升的背後基本因素是供求失衡，根源可以追溯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中國住房改革。

中國房地產長期供應不足

當中國於1998 年開始住房改革，內地大部分房屋建設集中在私人物業發展， 直到2009 年為止。這與過往社會主義時代大相逕庭，當時僱主（大多數為國有企業）及政府機構有責任為大部分居住城市的家庭提供住所。反映這種地產發展傾向私人物業發展的事實，是經濟適用房遭受忽略〔圖二〕，這類房屋的建造從九十年代末佔整體近二成，降至不足5%。這意味，雖然大部分家庭的生活水平隨著過去十年的收入增長而改善，但大多數家庭的基本住屋需求受到忽視。所以，持續過度的房屋需求在供應不足的背景下已發展多年。

中央政府嚴厲管制土地供應以防止農地流失的措施，已加劇住房供求失衡。為保護農業和保障農作物供應，中國的國策是，每年維持最少18 億畝（1.2 萬億平方公里）的農地〔圖三〕。與此同時，在工業化和經濟自由化之下，城市化穩步進展，每年產生愈來愈多的城市住戶。中央政府的農地政策不僅有違全國快速城市化的目標，亦限制向房屋建造商供應土地。由此，新屋總供應一直無法追上城市住戶形成的速度〔圖四〕，使樓市出現固有的瓶頸。富有的中國人為了分散投資而把財富投資房屋造成的投資需求，使這種失衡狀況惡化。凡此種種已導致對住屋需求出現龐大的潛在需求。中央政府終於在現實中覺醒，自2009 年起開始增加經濟適用房， 但在未來幾年都滿足不了對房屋的過剩需求。

內地正增加經濟適用房供應

從週期性的角度來看，中國當局這次已透過不鼓勵發展商囤積土地和打擊某些城市和市場檔次的投機炒賣，並與此同時，增加經濟適用房供應，採取更為根本性的方法，對付樓市泡沫。這可以說是更佳的方法，並明顯偏離過往中央政府只運用打壓樓價上升的嚴厲措施，導致建築活動和住房供應大幅下跌，和為孕育下一次泡沫製造瓶頸狀態。

對於決策官員而言，追求更佳住房改革亦是紓緩社會不安的一個重要方法，因為過往的住房改革卻致使擁有物業和沒有物業的人之間形成嚴重的分歧。這由此導致社會不平等和緊張關係上升，最終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最近大多數住房政策已明顯集中增加房屋供應，尤其是低檔房屋。當局去年計劃大幅增加建造房屋的土地供應，又為建造經濟適用房發佈300 萬個建屋許可證，這將是近數年平均發出許可證數目的十倍。到2012 年，中央政府計劃為大約1500 萬個家庭，改善生活狀況。

和諧社會遏止炒賣

這些具雄心的住房計劃會否如期完成，還得拭目以待。但追求更佳和認真進行住房改革的決心，適逢中國政治週期的轉折點。到明年下半年和2013 年首季， 地方和中央政府將按照法律所定的五年及十年任期，舉行重大的領導班子換班。中央政府的高級領導人，特別是國家主席胡錦濤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均處於他們的最後兩年半任期。自從他們於2003 年上任以來，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每年以雙位數比率增長， 所以以宏觀經濟的進展來看， 他們已取得強勁的成果。他們的新指令是，透過重新分配以降低收入不均的差距，從而建構一個和諧社會。要做到此的一個關鍵方法是，遏止樓市持續投機炒賣和提供更多可負擔住房。

由此，按照他們的新指令，目前有來自高級領導人的強大政治動機，透過興建更多公共房屋，推行住房改革。與此同時，尋求升級至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員，亦有動機在胡溫兩人最後兩年半的任期內加快推行公共房屋計劃，以顯示他們勝任成為中國新一屆領導人。此刻，中央政府評價地方官員的方法正在改變。過往，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是中央政府用來衡量地方官員表現和作為擢升基礎的主要表現指標。但經過多年的快速增長後，那些能夠在帶來和諧社會方面取得進展的官員，將贏得全國名聲，並在胡溫兩人的新指令下得到高政治得分。公共房屋會是他們能夠取得突破表現的關鍵範疇，其他範疇包括：教育、醫療和養老金。

政治動機推動住房改革

簡言之，中央政府要成功辦好公共房屋計劃的政治動機，是與地方政府的表現掛鈎，這是多年來首次的。這次政治動機的一致性使中國這次更可能出現一些名副其實的住房改革，以幫助未來數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從經濟和投資的角度來看，預期中的大型公共房屋計劃將抵銷私人房屋投資的下降，從而支撐固定投資增長。這應有助維持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建設大型房屋中期上將有助維持對鋼鐵、水泥、銅等建材及一般商品的需求，因為預期公共房屋發展計劃不是數年內完成的事。

至於香港的樓價，可能進一步在未來兩年間上升，這是貨幣政策與經濟現實脫節所致。

推動本港樓市背後的宏觀因素

本港宏觀經濟失衡源於貨幣政策顯著偏離經濟現實，因為港元與美元掛鈎。在聯滙制度下，香港必須跟隨美國聯儲局極為寬鬆的貨幣政策〔圖五〕。然而，香港的經濟基本因素卻較美國遠為強勁，所以倘若沒有聯滙制度，人們主張本港加息。的確，香港經濟在次按危機後已大幅反彈，包括出口、投資、本土銷售等所有主要行業均呈現V 型反彈〔圖六〕。因此，香港利率政策和經濟現實脫節，等同向經濟擴張給予補貼，驅使經濟活動加快。

美國自去年末擴大的量化寬鬆政策，不僅延長給予美國的振興貨幣支援，對香港亦然。儘管這對美國而言合理，因為該國仍然受到失業率高企和後次按年代的去槓桿化困擾，但對香港而言卻過度振興，因為香港憑藉低失業率和強勁的銀行體系，經濟增長已作出反彈。無可避免的結果是，本港欣欣向榮的經濟將受到美國量化寬鬆政策所過度刺激。本港樓市的資產市場，將理所當然地受惠於這種從美國輸入的過度流動性影響。

美國量化寬鬆政策在中期上可能繼續使美元轉弱，並因為聯滙制度擴展至港元。事實上，貿易加權的港元滙率自次按危機爆發以來，已跟隨美元急劇下跌〔圖七〕。港元滙率可能會隨著人民幣繼續在未來數年升值而進一步下跌，因為人民幣佔香港貿易總額壓倒性的比重。日漸轉弱的港元將加快本已熾熱的本土經濟和資產市場。最後，雖然美國銀行和家庭的財政被次按危機嚴重損害，香港的銀行和家庭財政卻仍然穩健。這從本港銀行體系中甚低的拖欠比率和美國銀行體系中高企的拖欠比率有著強烈的對比而可見一斑〔圖八〕。

凡此種種是為了說明，美國聯儲局非傳統的量化寬鬆政策，是用以挽救美國的經濟和金融體系；香港卻毋須這項政策。但在聯滙制度下，香港別無選擇，只好從美國輸入超寬鬆的貨幣政策。美國的復甦愈疲弱，利率持續低於香港均衡水平的時間愈長。這種環境非常有助本港樓價等資產價格膨脹。

投機不多

正因為市場資金充裕，銀行又有強大的放貸能力，不少人主張，一定有不少人投機炒賣把樓價推高至天價。與市場智慧相反，本地投機炒賣房屋的人似乎有限。那些所謂「摸貨」交易——買入物業的短期投資者，在轉名及結算前售出——處於非常低的水平〔圖九〕。此外，平均新按揭成數不足六成〔圖十〕，顯示銀行對按揭貸款仍然保守。這遠低於政府七成的指引和63% 的十年平均按揭成數。所以，銀行並無一直助長樓市的投機活動。

推動樓市的因素

微觀因素亦對本港未來幾年的樓市有正面的影響。首先，一如中國，本港樓市有嚴重的供求失衡。賣地和住宅興建都處於非常疲弱的水平。已批准建造的住宅數目（是未來二至三年實際單位數目的領先指標）自2002 年以來已急劇下跌〔圖十一〕。這意味，未來二至三年的新屋供應不多。由此，我們可以預期，過剩需求將持續數年，產生一個推高樓價的賣方市場。

其次，來自內地投資者愈來愈大的需求已導致本港樓價有上升壓力。與香港之前的地產週期不同，這次週期的樓價快速上升，主要由溢出中國的資金帶動。負實質利率、充裕的資金和中國當局逐漸開放資本賬，均驅使中國投資者向外尋求更高的投資回報，而當中大部分溢出的資金已投入香港的資產市場。

根據中原地產，購買本港物業的內地人在近數年一直上升。特別是，內地個人買家去年上半年佔香港豪宅（每個豪宅總值超過1200 萬港元）新樓市場交易的36% ， 亦佔豪宅二手市場的18%〔圖十二〕。但內地人買樓對香港樓價的影響並非侷限於這些個人交易。有些樓盤是在企業名義下買入，卻沒有這方面的數據。

下跌風險

凡此種種並非說明，中國和香港樓價只會一味上升。雖然樓價趨勢並不會快將逆轉，但有下跌風險。香港方面，短期風險取決於遏止資本外流至香港的緊縮政策，而不是取決於本港的政策措施。確實，儘管港府最近推出冷卻熾熱樓市的措施，港府能夠阻止樓市進一步上升的方法卻所餘無幾，因為本地官員受制於聯滙制度的束縛。這個制度將繼續產生巨大的游資外溢至本港資產市場，推高資產價格。中國方面的風險是，政策的潛在過度殺傷力。內地的樓價上升並不如中央政府期望般放慢下來，當局最近已公佈「國八條」及「京十五條」，未來將陸續公佈嚴厲和強硬的措施，很可能導致樓市短暫調整。

當（美國帶頭的）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回覆正常，並開始有普遍通脹壓力，促發全球利率週期趨升時，引爆中港地產泡沫的整體風險將顯現。地產之所以容易受損，是因為它是對利率極度敏感的資產類別。然而，這類風險並非迫在眉睫，因為它們還處於可控制的範圍內。

中港樓市在善惡到頭終有報之時，都可能較現水平有更大的泡沫，理由是，中港兩地的宏觀環境將繼續處於在供求失衡下資產價格趨升的局面。

羅念慈 翻譯 陳思行

作者為海富通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總裁。在加入海富通之前，為中國平安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海外投資總監，之前為英國西敏公爵私人資產管理基金Grosvenor 的亞太研究部主任。更曾任渣打銀行亞洲首席經濟師和策略師，以及香港滙豐銀行大中國區研究董事。在亞洲工作之前，羅氏曾任加拿大財政部經濟顧問。

羅氏共出版了六本中國及亞洲經濟金融市場書籍。最近的新著作為China After the SubprimeCrisis 及Asia and the Subprime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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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失衡 推高樓價 周顯

1 : GS(14)@2014-07-02 10:48:07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 ... mnist/en30_en30.htm

【明報專訊】樓價上升，一共有三種原因﹕第一個是供應太少，第二個是需求太多，第三個則是泡沫。


香港的情，就是因為供應太少，這當然是因為前朝的官商勾結，也是我常常引用的電影《至尊計狀元才》中成奎安的對白﹕你給我200萬元，要我殺人，要坐牢的。他給我150萬元，我什麼都不用做，只是做場戲來騙騙你，如果是你，你會挑哪一樣？(大意如此)

相同的情，那時的地產商只要起很少的樓，便可以賺很多的錢，何樂而不為？可笑的是，現在很多人不願意給地產商起樓，反對他們賺錢，結果反而會令到地產商賺得更多，因為他們的手上已經有了很多收租物業！

至於需求太多，則是香港在1997年前的情，是因為經濟增長得很快，市民的錢很多，便會令到樓價上升了。

住屋質素轉變 透視樓價上升原因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去辨別供應太少和需求太多這兩者的分別呢？很簡單，當市民的居住環境愈住愈差，即是人均居住面積減少了，同時樓價急升，這是因為供應太少，反過來說，如果市民的居住環境快速地改善，即是人均居住面積升高了，但是樓價依然快速上升，這就是因為需求太多，因而推動了樓價上升。

以上的論述是房地產市場和政策的很基本理論，但是，由於香港的炒家太多，但會思想的人則太少，所以知道這些簡單的理論的人並不多。

至於什麼是樓價泡沫，由於篇幅有限，那得留待明天才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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