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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驱动土地升值 北京“拆迁富翁”批量造

http://www.yicai.com/news/2010/12/623860.html

这里以前是个村,现在只剩不到30户。”小李(化名)坐在新买的轿车里,神采飞扬地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顺着小李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眼前一片瓦砾,只有少数几间平房矗立在瓦砾堆里,“我们村大概100多户,今年4月份大部分都搬走了,剩下不走的各有各的理由。”

小李是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七棵树村的普通村民。自从拆迁以后,小李一家感觉一下子过上了“幸福生活”。“我们村大概平均每户能补到300万元吧,有三 四家补到了1000多万,当然也有补偿少的。”小李掰着手指头算道,“我们家补的算普通的,三口人能回购两套100多平方米的房,买这辆车十几万,还能剩 100多万吧,反正够花了。”和买豪华车四处炫耀的村民相比,小李的做法比较低调,买辆普通车在周边小区拉“黑活”。

不断攀升的房价和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北京周边的村落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造富神话。2009年北京大望京村拆迁,让大望京村一年新增了600多辆小汽车。随后北京市朝阳区金盏、孙河、崔各庄、豆各庄、东坝、三间房、将台乡……也轮番全面展开了拆迁腾退工作。

根据政府原定计划,2010年朝阳区将完成土地储备区域和定向安置房所在地块的房屋拆迁腾退工作,以及10余万农民的转居转工。

批量制造的“新中产”?

东坝某村的阿萍(化名)依旧还在给别人当保姆,但细算起来,阿萍已经可以算是“千万富翁”了。

由于家里宅基地的面积比较大,阿萍一家分到了600多万拆迁款,两个儿子年满18岁,按照当地的拆迁腾退标准,45岁村民可回购267平方米住 房,18岁以上不满45岁村民可回购167平方米住房。“50平方米以内回购价每平方米4500元,50平方米以上回购价每平方米8000元。”阿萍全家 可回购三套超过100平方米的房子。

而目前位于同区域的商品房奥林匹克花园均价卖到每平方米27000元左右,首开常青藤已经均价卖到28000元/平方米左右。据估算,阿萍回购的房 子转眼间就能升值到每平方米20000元左右。一次拆迁,让原本依靠给人当保姆糊口的阿萍转瞬富了起来,仅房子估价和剩余补偿款就身家超千万。

阿萍的另一个同乡选择了另一种“不要回迁房、纯经济补偿”的方式,按拆迁面积每平方米1.2万元补偿,两个大院子最后拿到了补偿款930万元。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要房子。回购的房子分三种户型,一居50多平方米,二居70多平方米,三居100多平方米。现在家家三四套房子,多的五六套房 子。”当地腾退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按补偿款来说,每户由于宅基地面积不同和家庭人口状况不同,补偿款从100万到数百万不等,一半以上的村民拿到 的大概是200万~500万补偿款。”

东坝地区位于北京东部五环外区域,属于城乡接合部。由于北京CBD概念热炒,位于CBD延长线的东坝房价也水涨船高。多年前,这里的村民就早已经告 别了种植、养殖的生活方式。大部分村民都以盖房收租为生,被冠以 “瓦片经济”村。现在,村子没了,村民却在一夜之间成了百万富翁。

在距离东坝不远的姚家园汽车城,近期买车的大部分都是东坝村民。买车的档次也高低不一,从几万元的吉利到近百万元的英菲尼迪。据说也有人买了奔驰、宝马。按照村民们的说法,好车的标准是30多万的广州本田,高配。稍差也得是十五六万的车。

融入城市的速度和隐忧

事实上,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北京的大兴区、通州区等地,几年来已经诞生了不少“拆迁富翁”。

作为北京市两个城乡一体化试点村之一的朝阳区大望京村,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已完成全村1692户村民拆迁腾退协议的签订,以及25万多平方米房屋的拆除。政府为此付出了43亿元的安置款,主要用于征地补偿、腾退村民补偿安置和农民转工转居。

另外,北京丰台区金融办介绍说,今年他们启动了八个北京重点村城市化工程,拆迁资金200多亿。

快速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当然也带来了不少隐忧。最主要的是“转工转居”后的村民生活来源问题。

“虽然村民目前分配的金额不少,但由于习惯了以前靠收租生活的村民,以后要想办法自谋出路。村民上楼后水电费、物业费各项开销,再加上村民不会理 财,‘坐吃山空’最后将成为最大的问题。”一位腾退办公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也有不少村民一拿到大笔补偿金额就随意挥霍,造成了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

农民转为居民后,社会保障和收入来源一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实际问题和难点。大望京村在拆迁腾退后,征地补偿返回村集体经济,同时取得规划绿地的养护 权,并给大望京村5万平方米底商实物补偿,组织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让产权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发展村级股份制经济,保障村集体组织成员长期得实惠。”

由于不少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还在试验阶段,因此,每个乡和地区的补偿办法都不尽相同。“一乡一策”在拆迁腾退的过程中十分普遍,大部分《腾退办法》都由当地乡人民政府自行编纂。

并非所有的村民都接受产权变股权的模式,东坝地区也有不少村子提出了所谓的“分家底”方式:将村里的公有财产和集体土地,得到政府补偿后,按照人头数现金分配。“按照这种方式,转居后村民还能拿到几万元的家底钱。”上述腾退办公室工作人员解释。

将成最大片人口密集区

“这里未来的规划主要是打造一个大型居住区,面积将超过望京和回龙观。”相关知情人士透露。

作为在199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就确立的北京十大边缘居住集团,东坝边缘集团是其中最晚被开发的一个。根据东坝边缘集团控制性规划,其范围 包括东坝乡全部,平房乡的平房村、石各庄村,将台乡的北岗子村,金盏乡的北马房村。规划建设用地范围控制在五环路以东、亮马河北路和东坝路以南、金盏东路 以西、姚家园路以北的区域内。

在北京市规划委的网站上有大量关于东坝地区项目建设的信息,大多由北京首开天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金隅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泰地产等国企开发,还有一些企业有些陌生。据有关媒体报道,东坝90%以上的项目开发商为北京市国有房地产企业或国企控股的房地产公司。

此外,在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即将入市”地块目录显示,未来即将入市的地块中,东坝边缘集团南区超过51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项目是其中最大的一宗地。

作为北京最后一处边缘居住集团,东坝除了原有的“保障房”使命,还有新的任务。东坝商务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王跃荣曾公开表示,建成后的东坝北区将集高端商业娱乐、总部商务办公和国际交流服务功能于一体,并依托机场吸引知名航空公司总部和服务机构在此设办事处。

“村民的土地经过‘七通一平’后,将归入北京土地储备中心,最后将公开挂牌招投标,拿地的将是各大上市和有实力的房地产公司。”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目前看来,村民的补偿款也许很高,但在整个土地的利益链条中,村民获得的只是很小的一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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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背後的增長邏輯

http://magazine.caixin.com/2012-10-12/100446281.html
 將傳統農業中的剩餘勞動力轉移到生產率更高的工業和服務業中去,從而實現生產率的成倍提升,是過去30年中國經濟奇蹟背後的基本邏輯。

劉易斯拐點還未到來

  有觀點認為中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差不多轉移殆盡,人口紅利消失,因而潛在增長率已經明顯下降。從數據上來看,勞動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已停止 增長,個別年份甚至出現了微弱下降。但如果據此就認為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明顯下降是站不住腳的。基於增長核算的量化研究結果表明,相對於勞動力數量增 加的貢獻,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才是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過去30年勞動力數量增長對中國平均10%的GDP增長貢獻約為1個百分點左右,而勞動生產 率貢獻約9個百分點。也就是說,城市化快速推進的背後,勞動力由生產率低下的農業轉移到城市現代工業和服務業而實現生產率成倍提升才是真正的幕後英雄。

  已知單位勞動產出有三個主要來源,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按貢獻大小依次為:實物資本、全要素生產率及教育。這三者之中,全要素生產率潛力最 大,也是實物資本投入之外的最重要貢獻因素。而城市化過去30年顯然是拉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最主要力量。不僅如此,未來十年,城市化仍將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的主要拉動力量。主要理由有兩方面:

  一是包括未持有非農業城鎮戶口的農民工在內,中國城市化率去年為51%,而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一旦踏上工業化、城市化進程,除非有重大政策失誤,此過程可以到80%以上。沒有理由認為中國的城市化就要止步於50%或者60%。

  二是中國目前農業和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和收入差距仍很大,推動勞動力轉移的市場力量巨大。目前農業與非農產業之間的產出相差近5倍。如果農業 人均產出能夠達到非農產業平均水平,則在目前農業總產出水平下,將產生2.1億剩餘勞動力。如果以非農勞動產出的一半水平為目標,則將產生超過1.5 億剩餘勞動力。這些農村剩餘勞動力全部進入城市製造業和服務業可能還需要 10年-15年的時間,在此過程中,中國的整體勞動生產率將隨著這些勞動力進入生產率更高的部門而繼續上升。

  從勞動力的數量供應角度來說,農村富餘勞動力供給仍充足且廉價。今年7月IMF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將在2020年前繼續受益於過剩勞動力 供給。我們估計每年仍將有新增1000萬農民工進入城市,給定其中80%擁有初中文化水平。就業方向上,據統計有47%從事低端服務業,36%進入製造業 企業,餘下17%加入建築業。從勞動生產率的角度,製造業生產率最高而服務業最低,因此,為年輕人創造更多的機會進工廠,而不是洗腳端盤子,才是經濟持續 增長的正道。

增加投資的潛力仍然很大

  過去30年,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後,推動勞動生產率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是實物資本的增加。投資能改善勞動者使用的勞動工具從而提升生產率,但 資本存量高到一定程度後投資邊際效應會遞減。人們對2009年萬億的基建投資刺激仍記憶猶新,而實物資本對勞動生產率的貢獻也因而在過去三年有所回升,越 來越多的人開始擔憂高投資支持下的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可持續性。實際上不必過慮。因為中國勞動力人均資本存量仍低,因而資本積累空間仍然充裕。我們的估算 顯示,中國勞動力人均資本存量僅為美國的6%,韓國的16%,遠未達到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水平。總資本存量也僅為美國的30%。增加投資的潛力仍然很大。 且不說將超過2億尚未融入城市生活的農民工,真正城市化所催生的城市基礎設施,及公共服務需求已經超過十萬億。僅從近幾年已經大大加快的鐵路建設來看,中 國的鐵路網密度仍遠遠落後於歐美,甚至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公路建設也是一樣。而城市軌道交通、供水排水等公共基礎設施方面差距明顯,空間巨大。同時也 要強調一點,必須通過深化金融財政改革以提高投資效率,減少重複建設和浪費。

  通過增加教育投資提升人力資本積累對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非常重要,也可以部分替代勞動人口增速下降的影響。在看到近年在增加教育領域投入方面有 所進展的同時,也應看到差距和空間仍然很大。我們認為,應將九年義務教育在全國範圍,尤其是邊遠地區落到實處。側重加大財政對基礎教育的投入。此外應提高 對職業技術教育的重視,通過稅收抵扣等措施鼓勵企業為員工提供培訓,並為個人參加成人教育課程提供工薪稅豁免。高等教育領域,亦應通過加強對內對外開放以 提升質量。

  綜合對勞動生產率增長動力、勞動人口變化和其他因素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潛在增長率在「十二五」期間為9%-9.5%,比前十年10.5%的 平均實際增長率下降1個百分點,「十三五」期間潛在增長率會降至8%-9%。歸根結底,中長期經濟增長潛力主要取決於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城市化潛力巨大, 與之相伴隨的人力資本提升、人均資本存量增加、勞動力轉移、吸收全球先進技術和深化改革這幾大因素仍將繼續推動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保持8%-9%的增長。 ■

  作者屈宏斌為匯豐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馬曉萍為匯豐中國宏觀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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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家工業園:一個村莊的城市化之路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5947

浩浩蕩蕩的迎親車隊駛向毛家莊村,帶頭的悍馬車小心地穿過水泥路障。這些路障是為了阻止大型卡車駛入保護村路而建。這樣豪華的迎親車隊在毛家莊村已不鮮見。 (寧舟浩/圖)

毛家工業園,本名毛家莊村,隸屬於濟南市天橋區大橋鎮,是黃河北岸一個人口不足五百的普通小村。最近十多年,靠土地經常餓肚子的毛家莊人在不到八百畝的土地上建了一百多座家具工廠。如今開著小汽車去種地的村民們,對外更願意稱這里是“毛家工業園”。

鹽堿地占了毛家莊村耕地的三分之一,因此貧困曾是毛家莊村民揮之不去的噩夢。1965年出生的孫家祥如今已經是村里數得著的大老板,但他依然清晰地記得當年初中放暑假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到黃河南的市區去撿城里人丟棄的西瓜皮回家腌鹹菜吃。

鞏勝利開著自己的奇瑞轎車下地幹農活。在毛家莊村,超過半數家庭擁有轎車,轎車早已不是奢侈品。 (寧舟浩/圖)

村民早已接受婚禮上的白色婚紗,但還是要求新娘按照傳統披上紅色蓋頭。這種土洋結合的風俗還包括新娘手中同時捧著玫瑰和稻草,後者象征避免災禍。 (寧舟浩/圖)

陰歷十月初一,鞏愛良和妹妹來到祖墳前祭奠祖先。他們身後不遠處的霓虹燈來自鄰近的馮塘村即將竣工的商品樓盤“ 馮塘名郡”。田園農耕的村莊,已慢慢被商業覆蓋。 (寧舟浩/圖)

改變起始於上世紀80年代。1986年年底農閑時節,村民孫傳誌等人來到濟南段店一家田姓上海人開的木器廠做小工,想用祖傳的木工手藝掙點錢貼補家用。這家木器廠做的是當時非常時髦的組合櫃,精明的南方老板怕被人偷學技術,只讓孫傳誌們制作櫃子骨架,待晚上工人下班後再親自動手蒙皮、貼面板等。但即使這樣,也沒能阻止這幾個精明的農民很快就把制作組合櫃的技術悄悄帶回了毛家莊。

於是,孫傳誌既當老板也當工人,兼跑銷售,忙不過來時媳婦也幫忙送貨。材料湊手時,孫家三兄弟一天一夜就能趕制出一套組合家具。那時一個組合櫃的利潤能達到二三百元,一年下來凈賺六千到七千元。這個數字讓窮困了半輩子的孫木匠們大為震驚。隨著1988年夏天席卷全國的“搶購風”,孫傳誌在全村一下帶動十幾戶開起了家具作坊。1996年,孫傳誌為自己的家具廠註冊了“富強”商標,1999年在城里的清河家具城開設了自己的攤位;2000年,孫傳誌的工廠里安裝了毛家莊村的第一部電話;2001年,孫傳誌又購買了毛家莊第一輛卡車……這時,全村的大小家具作坊工廠總數已經發展到四十多家;而毛家莊村生產的家具已銷售到方圓幾百里,村民們徹底擺脫了人均1.3畝的貧瘠耕地的束縛——這個當年勉強溫飽的村莊一躍成為全鎮72個自然村中最富裕的地方。

2005年,孫傳誌的兒子孫家強大學畢業,在城里一家外貿公司打工。他目睹公司從山區農戶手中低價收購板栗,經過挑選和包裝後,以數倍的價格賣到中東客戶手中。這種經營方式給孫家強很大啟發。兩年後,他辭職回村經營自家的工廠,成為毛家莊第一個留在村里就業的大學生。2008年初,孫家強設計出一款可以兩人同時使用的“對面桌”,非常適合寫字間使用,很快就打開銷路。於是孫家強開始專心設計制作異形、個性化辦公家具,並提出了辦公家具“DIY”(Do It Yourself,意為自己動手做)的概念。明年,他將要接管一家熱壓板工廠,計劃同時生產多個檔次的產品,通過價格和差異化競爭占領市場。顯然,現在毛家莊村的家具老板們比起他們的父輩更多了現代市場與經營的頭腦。

幾位年長的村民應邀觀看村里第一臺3D電視。 (寧舟浩/圖)

的確,如今毛家莊村的村民們,越來越不像“農民”了:隨著良種、農藥、化肥、機井和農業機械的逐漸廣泛應用,每個家庭每年只需要在土地上工作不到十天的時間就可以獲得不錯的收成。開著小汽車下地幹幹活兒,似乎更像是副業。況且,一畝土地一年種植兩季莊稼的毛收入,僅相當於村工廠里一個小工的月工資。家里是否開工廠,是否有廠房出租,成了衡量家庭財富的直接標誌。

但是,“煩心事”也隨之而來。2011年底,村子被人舉報有消防隱患,鎮上專門為此責令整改。今年秋天,村民又因為道路使用權差點和鄰村發生械鬥。村內的自留地和宅基地被村民見縫插針地建了一座又一座廠房,本來就狹窄的道路經常卡殼,無法通行。工廠的大型生產設備和材料運輸也變得越來越困難。而工廠產生的噪音、粉塵、噴漆車間的異味兒,也使得毛家莊村常常“煙霧彌漫”,空氣汙染成了這個村莊的新問題。同時,整個村子沒有下水道,沒有沖水馬桶,更沒有暖氣;生活、生產垃圾四處無序堆放,臟亂不已。

鎮上的衛生村檢查過後,村里第一次配備了生活垃圾桶。 (寧舟浩/圖)

工人正在打磨人造石,制作整體廚房的臺面。切割、打磨人造石產生的粉塵不僅是工人健康的大敵,還會給周圍的住戶和工廠帶來二次汙染。 (寧舟浩/圖)

村民試圖搬開路邊堆放的磚塊,以方便卡車通行。由於村內建設缺乏規劃,導致村路曲折狹小,稍大的車輛無法在村中行駛。 (寧舟浩/圖)

因此,毛家莊村的年輕人們,對富裕起來的家鄉還頗有些不屑一顧:“你看看電視里美國人怎麽過的日子?!”在他們的理想中,工業區和生活區必須嚴格分離,村民要住進漂亮、現代化的樓房,每家每戶有中央空調、供暖和給排水,還得有自己的幼兒園和敬老院。總之,有錢還不夠,還得比城里人的生活更加高大上。村里的老人們,則覺得要是能雇個廚師統一做飯,每年組織一次旅遊,平時有個地方跳跳廣場舞就心滿意足了。

村民投票選舉本村的黨支部書記和村長。 (寧舟浩/圖)

無論哪一種理想,依照眼下小工廠、小作坊的增長速度,毛家莊村的土地使用已幾近飽和。這個富裕起來的農村,這個一心要轉型為工業園的農村,骨子里其實還流淌著農村的血,同時又必須面對工業化帶來的一系列問題。它是目前中國無數個正在城市化和工業化進程中前行的農村的一個縮影。30歲的孫家強說,他想做個好村官。他認為自己有文化、有能力、不會貪汙,一定能把家鄉建設得比城里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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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城市化:不應只是進城買間房子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2/4749525.html

農民城市化:不應只是進城買間房子

一財網 杜卿卿 2016-02-15 14:15:00

很大一部分農民,兒女進城難以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勒緊褲腰帶買房之後,住在現代化的樓房中,無事可做。當下,“劉五”們正不得不進行“農村反哺城市”,以種植或養殖的微薄收入,在緊衣縮食後,大幅補貼兒女的現代化消費需求。

窮是個相對的概念。一百一百賺,一百一百花,人不會覺得窮。但是,一塊一塊賺,十萬十萬花,這種收入能力與消費需求之間的巨大差距,就會把人“窮瘋”。

在農村城市化的的浪潮之下,每一位農民都在經歷著不同的故事。無論農村支持城市,還是城市反哺農村,農村與城市的關系,落在個體身上,都變成衣食住行與生老病死。

在魯中南丘陵地區,各地農村經濟差別較大。在丘陵起伏之地,發展大棚果園成為部分地區近幾年一項新的嘗試。劉五(化名)就是生活在這里的一個普通農民,他的經歷正是時代發展的一個縮影。

年前,劉五幹了件違心的事。去年秋天,他帶領村里四個人承包了隔壁村的一個桃樹大棚建設工程,約定包工費一萬八千元。工期總計一個月,完工後每人能分到三千多塊錢。因為無需外出,務工時間靈活,每日可以回家,家中農活也不會耽誤,一個月賺到三千多塊錢,是個不錯的工作機會。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到了年底,大家卻沒有拿到工錢。前述大棚的主人張義(化名)與劉五是初中同學,雖然畢業之後的三十多年間聯系並不多,但是基於同學關系,雙方還是彼此更加信任。張義確實沒有拖欠工錢,不但提早付了工錢,還多給了幾千塊。劉五清楚其間原委,但另外四位村民並不知情。

眼看臘月二十三,北方小年的鞭炮聲已經響起,這過年的錢還沒有著落,心里著了急,於是相約找到了張義。張義感到意外,只好如實相告:“錢早就結給劉五了,而且只多不少!”

四人來找張義的事,劉五知道後,立刻給張義打電話,希望張義幫忙撒個謊,告訴四人,工錢要等到桃子賣了之後再給,現在沒錢。雖然是同學,但張義感到十分為難。無奈只好告訴劉五,早已將實情告知四人,無法隱瞞了。

顯然,工錢被劉五挪用了。在眾人眼中老實巴交的劉五,為何竟幹出這等有失信用的事情?張義很驚訝,但因對其家境略有了解,猜測他定是又被兒子的事情犯難了。

劉五有二兒一女,都已成人。有兒有女的他,並沒有太多機會享受天倫,更多的是無止境的壓力。大兒子出生不久就得了小兒麻痹,缺少足夠的治療,如今三十歲依然只能“爬行”,生活不能自理。大女兒在外打工後也嫁給了“打工仔”,自顧不暇。而二兒子,更是壓在劉五心頭的一座大山。

張義猜測,工錢就是挪去給了二兒子,以挽回其危在旦夕的婚姻。

在中國農村自古以來的文化傳統里,先有房再娶妻,幾乎是一個共識。不僅女方認為男方應準備好新房再迎娶媳婦,就連男方也認為應當如此。過去是給兒子蓋房娶妻,如今則是買房娶妻。

買房,已經成為一些農村父母的最大恐懼。在過去,勤勤懇懇辛苦一輩子,在村里擇一塊好地,蓋四間瓦房,並不會太難。但是如今,沒有姑娘願意回到農村住瓦房,進城買樓房是必選項。

於女方而言,買樓房首先是面子,因為大家都買;其次是里子,因為嫁人是決定自己未來命運的最後一搏。於男方而言,娶妻生子是天然選擇,傾全家之力就為子女成家立業。成家,甚至重於立業

劉五就是困在了這里。在兒子娶妻時,因為家境不寬裕,就算借錢也湊不齊首付,只好承諾先結婚後買房,且一定會買。因為輟學早,又不懂技術,兒子如今只是在市里的一間菜市場打工,幫菜攤賣菜,月收入一千多塊錢。相較於五千左右的房價,兒子的收入連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需要都無法滿足。一年又一年,房子還是沒有著落,隨著孩子越來越大,兒子兒媳的矛盾越來越激烈。

就在承建大棚期間,矛盾激化到頂點。正在大棚鋼架上焊接的劉五,無奈一次一次中斷工作,進城調解。張義知道劉五有難處,為解人所急,一次一次借錢給他。當然,他知道借出去的錢很難收回來了。幾年前他借給劉五的250塊錢,至今也沒有歸還,他早已不想再提。

臘月二十九,羊年最後一天。張義到了劉五家里,另外四位村民也相約而至。沒有太多埋怨,沒有過多指責。劉五的為人大家都知道,不是萬不得已,絕不會動此歪心思。最後,劉五向大家寫好欠條,承諾來年慢慢還清。

賬暫時了結,但劉五的苦日子還遠沒有完。張義從村里了解到,劉五多年耕耘的桃棚已經抵債給別人,留下妻子在家照顧大兒子和孫子。雖然已經年過五十,滿目滄桑的劉五還是決定來年進城務工,慢慢還債。

二兒子沒有回家過年,只有小孫子在家。即使違心動了大夥的工錢,劉五也依然沒能幫兒子留住兒媳,只能以離婚收場。

在劉五和張義生活的魯中地區,類似的故事比比皆是。

隨著手機、電腦普及,新一代農民有著與城市人同樣的物質和精神需求,他們渴望享受現代科技發展的財富,渴望分享文明進步的成果。他們希望穿時髦的衣服,買高檔的智能手機,開舒適的車,住現代化的房子,享受方便的生活。他們希望將通過網絡了解到的一切,變成實實在在的物質擁有。

但是,除了通過努力學習進入城市紮根的鳳凰男、鳳凰女,和勤懇創業步步為營進入城市的少數精英,多數底層的“打工者”,有了“城市化”的消費需求,卻沒能夠形成“城市化”的收入能力。他們的孩子需要上學,他們自己需要衣食住行,僅此已經不堪重負。

作為新世紀進城的第一批“新市民”,他們如何贍養自己的父母,很可能還會有更大的問題。

城市反哺農村的財富傳導鏈條正遭遇危機。在傳統的過去,農村人外出務工,賺錢後回家蓋房,完成娶妻生子這一人生大事,然後步入正軌,踏實勞作,樸實生活。近些年來,通過讀書、創業完成城市化的“後農民”一代,通過回報父母、資助親友,進行著“反哺”農村的過程。

張義比劉五幸運的一點,就是兒女都是大學畢業,在城市中有相對穩定的工作和略有寬盈的收入。兒女不但不會索取,還會經常對張義做些補助。

而與劉五類似的很大一部分農民,兒女進城難以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勒緊褲腰帶買房之後,住在現代化的樓房中,無事可做。當下,“劉五”們正不得不進行“農村反哺城市”,以種植或養殖的微薄收入,在緊衣縮食後,大幅的補貼兒女的現代化消費需求。

當賺錢是一塊一塊賺,花錢是一萬一萬花時,“窮瘋”的父母,只好無限度的壓榨自己殘存的生命。

城市化,不應該只是進城買間房子。

編輯:劉展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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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 城市化 城市 不應 只是 進城 買間 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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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新型城市化道路 鄭永年希望雄安新區比新加坡做得更好

“我希望雄安新區比新加坡做得更好,”4月17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就“中國改革的現狀與未來”這一主題發表演講,在談到雄安新區未來的房地產政策時他如是說。

4月1日,河北雄安新區成立,並被成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新區如何建,倍受外界關註。

鄭永年認為,雄安新區可能會走一條新型城市化之路。具體到住房問題,他認為可以參照新加坡的模式。“臺灣、香港、新加坡我都做過研究,我覺得新加坡的住房模式是做得最好的,80%的公民都住在組屋里面。”

“組屋”是指新加坡通過建屋發展局為廣大中低收入群體提供的廉價公共住房,是該國政府保障居民住房的一項福利政策。與“組屋”對應的是私人公寓和別墅,完全按照市場價運行的高級住宅,新加坡只有不到20%的高收入人群入住私人公寓和別墅。寸土寸金的新加坡也依靠這項獨特的“組屋”政策,成為全球住房自有率最高的國家。

鄭永年說:“新加坡每個人一輩子可以買兩套組屋,一套是你年輕的時候大學畢業結婚了,以政府的價格給你買。你在住了至少5年後,假如你要換大的房子,你的第一套房子可以市場價賣掉。你再買第二套,依然是以政府的價格給你。這個做得非常好。所以新加坡的老百姓非常支持這個政策。”

房地產政策也與中產人群的比例密切相關。鄭永年說,新加坡的中產是怎麽做大的?就是房地產政策做大的。

在他看來,龐大的中產人群對於社會的長遠發展至關重要,西方社會今天之所以出現這麽多問題,就是因為中產人群變小了。西方以前的成功就是因為中產人群做大了。

鄭永年補充道,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前,美國的中產人群比例有70%、75%,現在沒幾年就掉到50%以下。如果中產人群龐大,他們的社會就是一個橄欖形的社會,這樣任何一個政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要照顧中產人群的利益,就不會走向極端。如果一個社會50%是窮人,50%是富人,那麽可能會有一個分歧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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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遠:我國城市化空間還很大

城市是現代經濟的載體,人口向城市聚集是現代經濟的必然要求。下一個問題是,我國的城市化未來還有多大的空間?城市化的方向又是什麽?

我的基本看法是,城市化的空間還很大,聚集不會停止。未來的方向是大城市會進一步發展,城市間的人口流動也不會停歇。在主要大城市的周圍,會形成城市群。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這個問題,分別是——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結構,以及較高城市化水平上的進一步城市化。

首先,從城市化水平來看,我國城市化的空間還很大。目前我國城市化率還是比較低的,2016年只有57%左右,發達國家已達80%。根據很多國家的經驗,到70%這個點是個拐點,很多國家上升到70%時完成快速城市化,從70%到80%的速度則會變慢。

進一步細察的話,我國城市化率的這個數據還可斟酌。因為我們看的是常住人口,還有一個指標是戶籍人口,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要低很多,現在剛過40%。這樣看的話,空間就更大。倘若把非戶籍常住人口算作“半城市化”,那麽我國2016年的城市化率約在49%。

圖1是世界十大經濟體的城市化率。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國家的城市化率都比我們高,印度是唯一的例外。但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我們的五分之一,不太有可比性。換句話說,印度的城市化還沒有真正起飛,城市化率低是正常的。如果看其他主要大經濟體的城市化率(阿根廷、墨西哥、澳大利亞、沙特、土耳其、韓國、南非、俄羅斯等),絕大多數都比我國高很多。

發展中國家中,印度尼西亞、泰國的城市化率比我們低一點,在52%~54%的水平。這兩個國家都是典型的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經濟很早就起飛了,但人均收入一直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複雜,眾說紛紜,從有限的國際經驗來看,和城市化發展停滯不前是有聯系的。再回過頭來看我國,城市化並沒有發生停滯,局勢正在扭轉,城市化正在取代工業化,變成經濟發展的主發動機。

其次,從城市化的結構上看,我國的城市也依然有著很大潛力。

所謂城市化的結構問題,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比例問題,以及城市聚集的形態(比如城市集群)。數據表明,我國的大城市率還比較低。我國百萬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是24%,跟其他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日本、澳大利亞的這一比例在60%左右,韓國、加拿大、美國在45%左右(圖2)。即便考慮到我國大城市人口的低估,這個基本判斷也不會改變。

大城市率比我們低的是德國、法國,這兩個國家的大城市率低,有歷史的、財政的原因。比如說,它們有悠久的封建傳統,權力非常分散,財政資源也很分散。而我國從秦統一六國開始,2000多年來一直是統一的集權國家,財政資源也很集中,資源分散不是我們的發展方向。我們的發展方向,更可能向大城市集中的方向靠攏。

很多人會擔心,我們國家的大城市已經人滿為患,還能聚集那麽多人嗎?聚集了人,他們能在城市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嗎?我們來看圖3,這是一些大城市的經濟密度,也就是大城市建成區每平方公里的經濟產出。“北上廣深”平均是2.7億美元左右,在國內名列前茅,但與世界上其他著名大都市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比如,首爾達4.8億美元,新加坡達9.2億美元,香港達10.4億美元,而東京達14.5億美元,紐約更高達18.8億美元。

這一組數據表明,在給定空間的產出方面,我國大都市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如果我們能學習較好的城市管理,產出增加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再看圖4,這是各主要國家中的三大都市圈GDP和人口的占比。我國拿出的是“北上廣深”四大城市的數據,拿我們的四大都市跟別國的三大去比,我國的指標也還比較低,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第三,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問一個問題,在發達國家較高的城市化水平上,城市化是不是就停止了呢?可能也還是沒有。

筆者曾在日本東京看到鬧市區的摩天大樓的頂上在施工,在對大樓進行“拔高”操作。也見過在摩天大樓的縫隙里的小塊地上進行施工,修更多的樓。也就是說,在東京這樣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還需要修更多的房子,因為人口還在上升。

我們知道,日本全境的總人口是在下降的,但東京還繼續在吸納人口,人口在增長。這是一個趨勢。為什麽人往大城市走?因為大城市有各種機會,就業機會好,各種設施好、方便,再加上收入高,所以吸引人。

再說一句題外話,日本的老齡化很嚴重,日本的很多中小城市被稱作“白發城市”。什麽意思呢?就是那地方只有老人,年輕一點的也都60多歲了。想一想,如果你是年輕人,你會待在那樣的地方嗎?所以,大都市會吸納人口,尤其是年輕人口,會更有活力,這就是大城市特別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聚集可能是沒有止境的。

我們還可以把邏輯再往前推進一步,城市化水平很高了,人口就不流動了嗎?不是的。有的城市會衰落,有的城市會興起,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城市會找到不同的機會,人口流動是永無休止的。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鐵銹城市”,指的是老的工業城市,隨著工業的衰落,人口開始流出。最近還有一個詞,叫“陽光城市”,說的是美國北方寒冷的地方,很多城市人口呈凈流出,流向南方溫暖的城市。(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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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中國城市化的兩部曲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在我看來,可以用我所寫的一本書《人地城》中的一句話來概括:“人類演化的一條軌跡,是更多的人離開土地,匯成城市。”

翻看1978年的數據,當時全國人口9.6億,鄉村人口7.9億,城鎮人口1.7億,城市化率18%。全國的就業人口4億,2.8億在農業,0.69億在工業,0.49億在服務業,農業就業占總就業的70%。考慮到老年人和青少年在農村大量參加農業勞動,但在城鎮卻無法正常就業,農業實際的就業占比要更高一些,可能達到80%。10億人口8億搞飯吃,說的就是這個局面。

40年之後,中國的城鄉局面已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看公布的2016年數據,全國總人口為13.8億,就業人口7.7億,其中2.1億在農業,2.2億在工業,3.4億在服務業。考慮到農業就業可能存在的高估,實際的農業就業還要少一些。農業就業的占比,已從80%下降到27%甚至更少。很多人已經離開土地,匯入城市了。每年春節的返鄉潮,是大量農民工已經進城的集中寫照。

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從商朝開始,迄今已經3000多年。3000多年來,中國一直是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第一次改變了這一局面,中國農民第一次大規模地離開土地,這無疑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最根本的社會結構變遷。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容器,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人類社會已經取得的經濟增長,是和城市的發展伴生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城市化的成果。而中華文明的複興能達到怎樣的高度,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城市化能走多遠。

而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農民進城的步伐,在筆者看來可以分為兩步——第一步從鄉村到工廠,第二步再從工廠到城市。

中國農民進城第一步:從鄉村到工廠

據筆者的觀察思考,從鄉村到工廠的第一步從1978年開始,大致到2012年結束。在這一時期,中國經歷了快速的工業化,基本實現了初級和中級的工業化,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一階段的重大事件,包括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民營企業蓬勃發展、住房商品化改革、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等。

通過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10億人的吃飯問題,把8億農民從土地上解放了出來,為工業化提供了勞動力基礎;上世紀80年代風起雲湧的鄉鎮企業,是農民從鄉村到工廠的第一次嘗試。因為不能離開土地,農民就把工廠開在了農村;1992年以後,農民工進城的限制取消,城鎮中的工廠——也就是民營企業開始迅速崛起。

住房商品化和加入WTO這兩件事,為城鎮里的工廠提供了巨大的市場需求。房地產拉動了基建、建材、汽車、家電、機械等行業,使得過去十多年中我國沒有內需不足問題。加入WTO則使得中國巨大的勞動力和世界成熟的商品流通市場結合,帶來了巨大的外需。內外需結合,拉動了中國的工業生產,釋放了巨大的生產力,生產技術得到巨大進步,形成了巨大的產能。

在和世界市場結合的過程中,在內外需的雙重拉動下,中國的中低端制造業的競爭力得到極大提高,基本完成了初級和中級工業化,為更高級的工業化奠定了經濟和技術基礎。回首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成就。

這一發展階段的典型特征,是全國成了個大工地,各地都在修工廠、搞基建、建房子。招商引資和工業園區,是快速工業化的重要抓手,實質是降低工業化的初始成本,快速形成產能,開拓和占領國內外市場。大規模基建的實質,是完善基礎設施網絡,降低市場流通的成本,幫助形成更大規模的市場。房地產的實質,不僅是滿足居住需求,更重要的是為投資渠道匱乏的中國居民提供了重要的儲蓄機制,為居民發行“城市發展股票”,買了這個“股票”的人,都獲利頗豐。

中國農民進城第二步:從工廠到城市

前面講的是從鄉村到工廠,中國農民進城的第一步。在此之後,中國農民開始了從工廠到城市的第二步征程。這個階段的特征,是城市替代工廠,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

從2013年開始,我國經濟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集中表現為經濟增速的“三個反超”和房地產價格的“一個分化”。這“三個反超”和“一個分化”,從數據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

經濟增速上的“三個反超”,指的是大城市對中小城市的反超、消費型城市對投資型城市的反超、服務型城市對制造型城市的反超。這三個反超,說明以服務和消費為基本特征的大城市,已經取代以投資和制造為基本特征的中小城市,成為經濟發展的主戰場。

房地產價格的“一個分化”,指的是從2013年開始,中國房地產市場結束了大中小城市“同漲同跌”的局面,開始了“大城市大漲,中城市小漲,小城市基本不漲”的分化格局。2013年,是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分化元年。

房價是一個城市發展潛力的綜合反映,房價的分化說明中國城市發展遍地開花的局面已經結束,而潛力大的城市開始領跑。

“三個反超”和“一個分化”的背後,是中國經濟增長機制的重大變化。經濟發展的動能,從工業化轉變為了城市化。經濟發展的主戰場,則從工廠轉變為城市。農民作為中國經濟和社會變遷的生力軍,將要完成從工廠到城市的關鍵轉移,完成從工人到市民的身份蛻變。

在中國農民進城的第一階段,表面上進的是“城”,實際上進的是“工廠”。大量的農民工,進的是車間和工地。在快速工業化的背景下,這有高度的合理性。

沒有就業機會的進城,不會帶來經濟增長和社會繁榮。拉美國家比如巴西、阿根廷,雖然城市化率很高,但由於沒有充分的產業支撐,經濟發展遇到很大瓶頸,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在這一歷史階段,中國的城市,其實就是工廠,因為這些城市是以工廠為核心建立的。沒有工廠,就沒有就業,沒有生產,沒有經濟增長,沒有稅收。相關的生產型服務行業,也是以工廠為依托的。我們回頭看這一段歷史,一定會從“招商引資”和“工業園區”這兩個充滿時代特色的詞語中,清晰發現工廠在這個階段城市發展中的核心作用。

不過,由於缺乏市民身份和基本的公共服務,這些進城農民有了一個特殊的名稱——農民工。這個詞的意思,是他們不是市民,而是工人,還是城市的過客。

那麽中國農民進城的第二步,就是從過客變成居民,從工廠走出來,融入城市。盡管面臨各種困難,中國農民的吃苦耐勞和創造財富的能力毋庸置疑。

中國的“再城市化”

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的國家,因此中國農民進城的“兩步走”,必然對應著中國城市化的“兩步走”:第一步是城鎮化,第二步是都市化。

中國城市化的第一步是城鎮化,核心是建工廠,以工廠為核心建城市。這一步高度符合中國當時的國情,也取得了巨大成功。在這一步中,中國完成了初步的工業化,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形成了初步的國內市場,為進一步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打下了基礎。目前這一步已經基本完成,中國已經實現了基本的工業化,成為了世界工廠,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城市化的第二步是都市化,是把以前以工廠、以生產為核心的城鎮,改造為以市場、以交換為核心的都市,或者叫“再城市化”。再城市化不是拋棄以前的城鎮,而是以“城”為基礎,發展“市”。在“城”與“市”的二元對立中,“城”是經濟基礎,“市”是上層建築,“城”是硬件,“市”是軟件。“城”與“市”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在很多國家,從鄉村到工廠、從工廠到城市這兩步,是同時進行、交替前進的。但在我國的具體國情下,這兩步被分開了。具體說,工業化領先於城市化單兵突進,根源於中國的兩個天然存在的優勢。

首先,是後發國家的技術學習優勢。中國的經濟起飛晚,可以充分學習高收入國家的先進技術,然後和自己的勞動力結合,快速實現工業化。不僅技術,很多產品也是借鑒高收入國家的發展路徑,風險很小。

其次,成熟的世界商品流通市場給中國帶來了現成的市場資源。中國的改革開放恰逢第二次經濟全球化,世界商品流通市場趨於完善,中國可以充分利用世界市場資源進行大規模工業生產,而不必一步一步去開發市場,這樣就進一步加速了工業化。

和工業化相比,城市化沒有那麽快。工業生產在勞動力、資金、技術到位的情況下,可以快速複制、快速叠代,工業化的速度可以非常快。但城市的本質是人口聚集而成的一套生態系統,是一套基礎設施之上的功能機構複雜分工網絡,只能慢慢生產出來,不是一下子能“複制”出來的。

工業化的突飛猛進和城市的慢慢生長,客觀上形成了“工業化超前,城市化滯後”的局面。

中國的再城市化,就是要解決城市化滯後的問題。以前,我們比較註意城市硬件;以後,則要更加註意城市軟件。具體而言,就是要提高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城市承載力,吸納更多的人口,讓城市的毛細血管充分發育,讓城市成長為健全的生命有機體,更加便利、舒適、宜居。

城市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成為13.8億中國人身體舒張、靈魂飛翔的港灣。這一點做得有多好,決定著中華文明的高度。

城市發展能將中華文明帶上更高峰

人類從鄉村向城市的遷移,並不是哪里獨有,而是伴隨著整個文明史。無論是東方的中華文明,還是西方的地中海文明,每一次繁榮都以一個當時標準的超級城市為特征。從古巴比倫到古希臘,從古羅馬到君士坦丁堡,從商朝的殷都到春秋戰國時期的洛陽,從唐朝的長安到宋朝的汴京、臨安,再到明朝的北京,都是當時的超級大城市。

“條條大路通羅馬”這句話的本意,是古羅馬帝國的每一條路,都通向首都羅馬,都可以為羅馬運送糧食和物品。公元150年左右,也就是將近2000年前,古羅馬帝國達到鼎盛,疆域橫跨地中海,其首都羅馬盛極一時,人口達到100萬左右,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百萬人口的巨型城市,比我國的唐朝長安還要早500年左右。當時的羅馬,是地中海的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心,也就難怪條條大路都要通往羅馬了。

史學家保羅·貝洛赫在《城市與經濟發展》一書的開篇寫道:“這世界上沒什麽事情比城市的興起更令人著迷了。沒有城市,人類的文明就無從談起。”人類歷史上有趣的故事,都發生在城市里。

城市不僅在歷史上是文明的坐標,也是現代經濟和社會生活的載體。在主要發達國家,城市化率都達到80%左右甚至90%以上。而且,目前95%以上的經濟產出都在工業和服務業,都集中在城市特別是大城市,農業的產值比重很低,在1%左右,德國、英國都只有0.65%左右。農業就業的比重也很低,較高的日本有3.6%,德國、英國都只有1%多一點。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中國正在向進一步的城市化邁進。城市的進一步發展,也僅有城市的進一步發展,才能將中華文明帶上更高的高峰。北上廣深已居於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列,人口規模已經很大,資源集聚能力已得到證明。還能走多遠,想象空間無限。中國是個大國,人口基數大,發展潛力大,城市化率還只有58%,又恰逢數字技術和智能革命的時代,因此,一切皆有可能。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40 中國 城市化 城市 的兩 兩部 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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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推城市化 內需大增 成港中小企搶灘商機

1 : GS(14)@2010-11-24 23:13:51

http://www.mpfinance.com/htm/Finance/20101124/News/eb_ebc1.htm
【明報專訊】中國銳意未來20年力推城市化,令居於城市人口由現時的6億人增至10億人。中國商貿學者警告,中央增加工人工資的國策亦勢在必行,過去20年一直靠在內地進行加工貿易的中小企「早晚會完結」,轉攻內地正迅速膨脹的內需市場才是上策,其中汽車、家俬、電器、衣履甚至代理外國優質食品入內地成新商機。

加工貿易鬥平 「頂唔得幾耐」

香港中小型企業商會昨舉辦「港品牌、拓內銷」研討會,邀請品牌發展局、多名學者及業內人士分享如何為自家產品建立品牌,攻佔內地市場,其中理工大學中國商業研究中心主任陳文鴻指出,內地「十二‧五」規劃進一步落實後,提升工人待遇,讓工人參與企業理事會體制是國策,「對一直靠低成本作加工貿易『鬥平』的港商,早晚會關門,『頂唔得幾耐!』」

但他說,當工人不再是生產者,同樣是消費者的新契機下,龐大的內需生意無限,尤以「藏富於民」的珠三角商機最大,「找一些優質貨品帶內中國市場,除了服裝、玩具、家俬,甚至食品如引入西班牙黑豬銷售,單做貿易商回報可能更好!」內地急速發展的高鐵、地鐵、城際鐵路網絡等交通樞紐,更是建立銷售點推廣業務的最佳地點。

前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港大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名譽教授馬時亨更指出,內地的城市化目標,是在2030年將居於城市的人口,由現時的6億增至10 億人,在此國策下,內需必然膨脹,港商在內地發展的商機亦將改變,「30年前港商在內地搞製造發,20年前搞地產,近10年搞服務業,但現將進入第四階段,應拓展內地內銷市場!」

馬指出,內地最強勁是「人海戰術」,單是湖南省已有8000多萬人,「如果一人買你一種貨品,已經很厲害!」
內地 城市化 城市 內需 大增 成港 中小 搶灘 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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